浦志强案件的重大意义，莫不如诚恳的说一声，在主流社会之中，理想已死，有事烧纸。
2015年的最后几天，浦志强的判决尘埃落定，为这一年的沉闷气氛画上了句号。当判决出来的时候，前所未有的争议出来了。
凌凌乱乱的声音中，大体清晰地根据身份与阶层而分为了两大主要阵营。一边是传统公共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群体，对言论治罪强烈不满，但对当事人能获得自由还是比较满意，也是有策略行动逼迫当局妥协的结果。另一边则是一些曾经和主流资源距离较远的知识分子和行动群体，基于更坚决抗争的立场，并结合八九运动的历史，对未能成为一次更决绝的抗争而感慨。
前一个群体和后一个群体在认知上的不同，一部分原因是基于有选择的信息偏差。无论是将浦志强案当做法治“分水岭”，还是将浦志强的受难作为推动社会转型的群体中最有担当的领袖，都毫无疑问的选择性只看了眼前主流精英的群体。这样的看法，忽略了曾经接近主流精英但后来选择了激进道路的抗争领袖，比如刘晓波、许志永等等。也更加忽略了那些距离主流社会比较远的群体和占有社会资源更少的草根群体，即便是最近的郭飞雄和屠夫等等行动者。
如果从社会抗争的大图景来看，坚守信念的抗争者比比皆是，遭遇残酷的监禁和审讯、被判处重刑的人也比比皆是。如果只看社会抗争，将近年来所有被刑事拘留的人放在一起，不主观的设定价值判断，偏主流人群的努力比边缘人群和草根人群的努力更有价值，不在心理上如防火墙一样过滤那些敏感的名字，不选择性的查看信息，面对诸多受难的抗争者，很难撇开诸多的苦难，而去赞美一些虚无的东西。
浦志强作为现阶段最主流人群中社会理想的抽象标志，其受难也代表了主流社会中理想主义人群的选择。 2015年中，看到最多的不是对理想的坚守和艰难环境下的奋斗，而是更广泛的下海或者漂洋过海。新一波的创业浪潮，像极了八九之后的商业浪潮，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媒体记者，作为主流社会中曾经最有社会理想的群体，在日益收紧的政治管控局面下，如果还没有来得及出国，纷纷的下海创业已是见怪不怪的情景。
社会公共空间被日益挤压，理想破灭之后除了选择出国和下海，剩下的选择和公共空间一样逼仄，选择沉默是一种更消极逃避的办法，最不堪的选择，当然是彻底的转身，去拥抱权力的裙角。这样无力地末世景象之中，与其高屋建瓴的解析浦志强案件的重大意义，莫不如诚恳的说一声，在主流社会之中，理想已死，有事烧纸。
在这场变数之中，变化最小的是边缘社会，作为占有社会资源最少的空间，已经历经了多年的挤压，在这个空间之中有最小的弹性，也自然有最坚硬的行动。
2016年已经到了，大约又是一个轮回，八九运动之后的低潮之中，和市场经济的狂潮之下，只有少数坚硬的行动者还在默默地坚守，默默地付出，坚守理想。这些行动者依然不会获得多少鲜花与掌声，但也唯有他们的坚守，还在守望者未来。对于坚守，爱莫能助，唯有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