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的展开，许多八九民运与六四事件话题开始频繁见诸媒体，当年美国驻华大使洛德5月16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天安门广场抗议将会作为最重要日子之一载入当代中国史册，并解释说，随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制裁措施是得当的，文明世界不能输出先进的武器，去支持一个对和平国民大开杀戒的政府。

我相信，洛德对六四的历史价值判断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八九六四因当时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告失败，但，它的历史地位却是崇高的，八九民运虽然失败，但却不失其光荣与价值，它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也必然会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民主进程。

洛德1985至1989年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他离任的日子4月22日，正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追悼会召开之日，也是北京大规模抗议活动的首日。可惜洛德先生没有亲历广场民主运动整个过程，所以，他随后对六四事件的陈述，有可能引发误解。洛德认为：对“六四”的暴力镇压是不必要的，当坦克和军队进入时，抗议已基本结束，广场上只剩几千人，当局很容易用和平方式解决。“但是邓小平决定要予以反击。于是出现了残暴的镇压，对人权的残酷镇压，以及在之后数年内对民众的拘捕。”

洛德先生对邓小平镇压六四民运的描述为什么可能引发误解？

尽管六月三日晚天安门广场核心区只有几千学生，但整个北京的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息，原因是学生与政府的对话一直没有有效进行，学生与市民提出的关于惩治腐败、政治改革等多条动议没有一条得到回应，邓小平、李鹏当局驱动军队进京，并不仅仅是冲着广场上数千名学生而来，更是冲着整个八九民运而来，当然，也是冲着他们自己的政敌而来。所以，对当局来说，广场上有没有学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通过戒严与暴力镇压，来重创民运力量，使整个北京被置于军事管制的恐怖之中。

误解之二是，“天安门广场”的概念问题：对北京当地人来说，天安门广场是非常小的范围，北为天安门，南为正阳门（前门），东为国家博物馆（当时叫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西为人民大会堂，六三之夜，学生们坚守到凌晨三四点钟，最终由刘晓波、侯德健等四君子出面谈判，学生们和平撤出广场，六三之夜到六四凌晨，整个广场范围内相对安全，军人没有大规模镇压。当然，这并不等于广场没有死伤一个学生，一些学生冲击天安门前的军车，与军人冲突，就有伤亡出现，而救援的学生也遭到狙击，我从六月三日晚十二点后一直在广场，直到六四早上五六点撤离，看到多起中枪流血学生被同学搀扶着，在广场上找救护车或出租车，当时广场上我只见到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出租车运送受伤学生。

正如外国人在说“北京”时，泛指的是中国，而说天安门广场时，则可能泛指北京，或包括长安街沿线在内的区域，所以，极容易出现误解，而这种误解，也会造成不必要的纠缠，六四事件之后，许多国外媒体说天安门广场大遭遇大屠杀，血流成河，这里的天安门广场显然所指的是长安街沿线，而不仅仅指天安门前狭小的区域。刘晓波也因这个话题而深陷困惑，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刘晓波坦承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或者说，他没有亲眼目睹广场上出现屠杀情形，刘说的是一个非常狭小空间的事实，但官方之所以要通过刘晓波之口来说明，目的是回应国际媒体所谓的广场血流成河的“谣言”。

我想说的是，刘晓波的证言不无遗憾，为什么？因为局部的真相并不是真相，国际媒体语境中所指的“天安门”，与警方或刘晓波证言中的天安门所指，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有关方面需要证言与真相的话，应该公布全部失踪与伤亡学生与市民名单，并公布整个军队进城过程的录相与照片。当局不能公开全部真相，却要求刘晓波证言广场狭小空间里的真相，这显然在通过局部的情形掩盖全部的真相。

八九六四天安门广场到底死没有死人，是一个伪问题，但这个伪问题为什么会泛政治化，并被做成一个严峻的话题？国际媒体当然有责任，就是没有更为严谨地对待政治事件中的地域概念。真相第一，但与真相有关的一切概念、细节都应该尽可能地准确，否则会给对手以制造舆论的空间。如果说天安门广场有一个空间概念上的所指问题，上述洛德先生的描述，也容易引起一个时间上的误解，即，八九六三之夜军队暴力进入北京城，是造成各种冲突与血腥流血之源，但天安门前纪念碑附近的学生与市民，通过谈判得以和平撤离。坦克群一字排开进入天安门广场，已完全是一种示威，或象征性占领。

面对大真相与小细节的真实性，当局显然回避了大真相。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对话与妥协来解决学生与市民占领广场的问题，但政府完全采取强硬的态度，敌意的方式，使事态不断扩大化，造成僵局。也即，政府完全不需要动用军队来解决学生占领广场问题，学生占领广场，完全是象征性的，并不影响政府运行，也不影响百姓生活。

学生运动是和平的，而当天早晨六点三十分的新闻，我当时在广场边上一户居民家门口亲耳听见，他们对和平阻拦军队进城的市民学生污名化，视其为暴徒，并声言平息了首都暴乱。军队制造了暴徒与暴乱，却将污名栽在和平学生与市民头上。

只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李丹和吴晓镛播报了真实的消息：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尽管声音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也可以视同国际广播电台的声音，而这完全是相关记者的个人义举，李丹和吴晓镛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直到现在，当局对八九六四的大真相都讳莫如深，说明当局知其罪恶深重，一旦真相曝光，当局的合法性与追责，使其无法承受罪责之重。只有以历史虚无主义手段，予以禁止披露与揭示。

赵紫阳之子赵五军近日在香港媒体上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冤案，总有一天会昭雪。不然的话，下一代会问，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是怎样发生的？如果你避而不谈，那是我们国家的耻辱和共产党的耻辱。”

是否有勇气公布八九六四大真相，并平反冤屈者，将真正考量习李新政的政治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