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周林、高铁、韦明调走了，又调来韩天石。 韩天石当年是高岗手下的“五虎将”之一，“高饶事件”之后，被发配到云南，当一个副厂长。 陈云忽然想起他来了，点将调来北京，任北大的党委书记。 蒋南翔（此时已改任教育部长）又把他“一二九”时代的熟人、山东省公安厅长王路宾调来当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 此等人根本不懂教育，但懂得驾驭党的机器。 校长和党委的矛盾是由体制产生的。 什么“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非但行不通，而且根本说不通。 党委必须领导但不必负责，校长必须负责又不能领导。 怎么能不发生矛盾？ 清华大学的刘达一身而二任焉，党委书记兼校长，这就没有矛盾了。
1979年11月，我在无锡参加“科学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周老在苏州参加“相对论讨论会”。 有一天，他到无锡来找我，说有要事相告。 他离开北京以前，11月6日，方毅同他谈了于光远关于北大的两条建议。
于光远是周老30年代在清华大学的学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鉴于北大不能在社会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加上对周老个人的情谊，他自告奋勇向方毅提出：“我来帮忙，解决北大的矛盾。”他提了两条建议。 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改变“党委领导”， 但这是不可能的。 于光远从另一端提出办法，让周培源兼任党委副书记。
于光远的另一条建议是“把郭罗基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他是这个所的兼任所长。 从表面上看，北大好像确实存在着如邓小平所说的“陆平的干部和郭罗基的矛盾”，郭被党委的干部们认为是“一贯反领导的人物”。 于光远认为郭罗基是研究型人才，陷在北大的泥潭里，太可惜了。 他希望郭拔出腿来，到马列所集中精力研究学问。 当时他正要去西欧访问。 他对方毅说：“我到西欧找一个大学，让郭罗基去讲学，题目都想好了，就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一年以后回来就和北大彻底脱离关系了，不能再说他‘反领导’了。 ”
方毅采纳了于光远的两条建议。
周老从南方回北京后，方毅和蒋南翔约他到教育部谈话，谈的就是让他兼任党委副书记。 但蒋南翔却说“北大有不少人反对”。 任命还没有公布，他怎么知道“北大有不少人反对”？ 蒋南翔改任教育部长后，渐渐暴露出保守倾向，对周老和我也就不那么支持了。 周老反问他：“你反对不反对？”，这下将了一军，蒋南翔支支吾吾，无言以对。
1980年初，副校长王路宾给了我一个教育部的调令，不是去马列所，而是“去南京大学”。 我很惊讶，问周老：“怎么回事？”周老说：“我不知道。 我是校长，教育部怎么不跟我商量？”他把我的调令往口袋里一塞，说：“如果再有人找你谈调动的事，你叫他来找我。”他想了一想，又说：“我来问问方毅同志。”过了几天，他告诉我：“方毅同志说，他没有这个意思。”
在中国，“京官外放”是一种惩罚。 再说，按职权教育部只能调动重点大学的校长，调一个人从一个大学到另一个大学当教师，从未有过，非同小可。 当时人们以为是教育部长蒋南翔给我“穿小鞋”。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教育研究》杂志约请我写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我写了一篇《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 主管《教育研究》的教育部党组成员张健拍着大腿叫好：“《教育研究》创刊以来还没有发表过这样的好文章！”《光明日报》头版予以转载。 当时蒋南翔不在北京，等他回来一看，大为恼火。 文章中有这样一些说法：“有些人认为，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那一段不正确，只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就万事大吉了。”“他们把十七年当作理想境界，文化大革命前的说法又成了经典定义。 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出路吗？”蒋南翔认为说的就是他。 他任教育部长后，确是极力维护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他领导教育的成绩，和他当校长时期的清华大学的经验。 蒋南翔在教育部召开各种会议，批判我的文章。 原先叫好的张健，不断检讨，同时也加入了批判者的行列。 我要求参加会议，进行答辩。 蒋南翔置之不理。 所以人们很自然地把教育部的调令和对我的批判联系起来了。
后来北大党委正式传达，说这是邓副主席提出的，为了解决“二周不和”，决定调人。
1979年国庆后，中央决定调动周林。 10月中，中央政治局讨论第四次文代会文件时，邓副主席讲到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指出：北大有人要“踢开党委”，“郭罗基也要调出北大”。 以前邓小平说的“陆平的干部和郭罗基的矛盾”变成了有人要“踢开党委”，说的是一回事，但立场不同了。 我的朋友李春光（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因反江青而出名）与邓力群有私交，为我说项。 邓力群也说，无法挽回了，因为是“小平同志决定的”。 周培源和周林矛盾很大，没有办法，只好把矛盾双方调开。 周林调走了，周培源不好调，那就把给他出主意的人调走，以示平衡。 邓力群还说，郭罗基在北大发挥了与他的职务不相称的作用，所以必须调走。 按正常的思维方式，既然职务与作用不相称，使两者相称就是了。 因为发挥了与职务不相称的作用就不让我在北大发挥作用，这是什么逻辑？
但邓小平开始只是说“郭罗基也要调出北大”，没有说调出北京。
1979年11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被认定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邓小平大为不快。 文中说“不能因为发表了反革命言论而动手抓人”，这又触犯了彭真，说我否定了他所主持制定的刑法。 还有中共北京市委，说我是“北京市的不安定因素”。 在彭真等人的怂恿下，于是邓小平决定将我“赶出北京”。
周培源兼任党委副书记后，对于解决矛盾并不见效。 韩天石与周林一样，认为办好北大要靠“加强党的领导”，实际就是加强党的干部的权力。 1980年，周老再次访问美国期间，考察了十几所大学。 回来后发表《访美归来》（《人民日报》1981年4月2日），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一所大学办得好或不好，其水平如何，它的决定因素或根本标志乃是这所大学的教师阵容。 教师是学校的主体，古今中外，绝无例外。”有一次，韩天石找我谈话，说：“你对党的观念有问题。 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你就说，一个大学没有教师就办不成，没有政工干部照样可以办。”是有这么回事。 1979年10月，韩天石刚从云南到北京，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约请周老和我叙谈。 当时他对我们颇为谦恭，连连说：“讲得好！”后来就翻脸了。 我回答他的指责，说：“北大办得最好的时期是蔡元培当校长。 蔡元培只身赴任，哪有什么政工干部？”我还说：“我当时这样讲是有根据的。 邓副主席说过，大学里只要有个党委书记就行了，政工干部可以不要。”邓小平在抓科技和教育时，发现大学里的政工干部没有起好作用，所以说了上面那样的话。 后来要“反自由化”，又不得不依靠政工干部。 韩天石们认为周老和我“对党的观念有问题”，我们认为他们对教育和科学的观念有问题。 一般来说，前者是政工干部的看法，后者是知识分子的看法。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央的决策层，时而使知识分子不高兴，时而使政工干部不高兴；最终，宁可使知识分子不高兴，而不能使政工干部不高兴。 “稳定压倒一切”，哪怕教育和科学搞不好，也要维护“稳定”。
周老的校长的职权往往得不到尊重。 行政工作人员和教学领导人员的任命，由党委组织部提出名单、经党委常委讨论，就算决定了。 党委常委讨论时周老不在，事后才通知校长、副校长。 周老提出意见，认为行政工作人员和教学领导人员的任命，应由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 党委回答说：“党管干部。”与周林的说法一样。 换了党委书记没有换体制。 “党管干部”有什么合法的依据？ 共产党有一些解放区的老规矩、土政策，一直沿袭至今，取得政权后并未转到法制的轨道上来。 周老越来越感觉到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内这个校长没法当，1981年下半年主动提出辞呈。 “上面”很快就批准，可见早已等着他辞职了。 周老怀着极大的遗憾，全家搬出北大。
周老离开北大，我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好了。
教育部对我的调动是不得人心的。 我在北京教育界、理论界、新闻界的支持下，抗拒调令，就是不走。 思想解放派的朋友们不断给我出主意，大家说硬顶也不是办法。 只要留在北京，离开北大这个是非之地，未尝不是上策。 于光远提议去马列所，胡乔木（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坚决反对。 经国家科委另一副主任童大林斡旋，决定去中国科协。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协（时称“三科”）将成立一个研究中心，让我到这个研究中心去做研究工作。 方毅同意之后，教育部改发了调令。 周培源是中国科协的主席。 我去中国科协的主意与周老无关，但去了之后，显然可以得到保护。 我在北京已是“危险人物”，故需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这一方案尚未实现，到了1982年初，邓小平又发话了：“我已经说了两年，郭罗基怎么还不走？”于是，教育部又取消去中国科协的调令，重新发出去南京大学的调令。
邓小平发话是受了胡乔木的挑唆。 1981年11月，胡乔木在南京大学的一个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郭罗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北大一派的头头）。 教育部早就要处理，调他去南京。 小平同志多次点名批判。 郭罗基的气焰很高。 据我所知，我离京以前尚未处理。 南京大学的XXX已经处理了，效果很好。 郭罗基为什么不处理？”他的批语还说：“请将我的意见转告中宣部，并报耀邦同志。”他是给胡耀邦出难题。 他的批语通过正式的途径到了胡耀邦那里，又通过非正式的途径到了邓小平那里。
北京大学紧锣密鼓逼迫我去南大报到。 我给胡耀邦写了一信，对异乎寻常的调动提出不同意见，要求维持原先的决定，去马列所或中国科协。
周老辞职后，全家搬到了北太平庄。 有一天，他打电话来叫我去。 他告诉我，周扬昨天来找他，商量关于我的调动问题。 周扬过去也很“左”，文化大革命之后大彻大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出力甚多，常常为人仗义执言。 北大的丁始琪给周扬写了一信，叙述北大的教师对调动郭罗基的意见，希望周扬施加影响，改变这种错误的决定。 周扬找周培源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商量对策。 周扬说：“这是党内民主问题。 我来给耀邦同志写封信，把丁始琪的信也转去。”
贺龙的前妻、长征干部蹇先任（同的女儿贺捷生是我的大学同学），也为我给耀邦写了信。
北大的教师也有人给胡耀邦写信。 他们担心郭罗基的命运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北京人都怕调外地。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曾被发配出京，他知道这是什么滋味，所以现在惯用这一手来惩罚别人。 胡耀邦收到一些来信后，给中共中央组织部作了一个批示：
郭罗基同那些造反起家的人是不同的。 有什么问题摊开来同他本人谈清楚，然后调离北大，重新分配工作。 不要再拖了。
胡耀邦强调“同那些造反起家的人”不同，显然针对胡乔木说我是“造反派”头头。 调离北大不一定调离北京，重新分配工作就是不去南大。 胡耀邦特别提出“不要再拖”是有道理的，果然一拖就出问题。
北大党委向我传达，说，你给耀邦同志的信有批示，还是要你去南京。 我已从别处得知胡耀邦的批示，我请他们原原本本传达，他们不干。 我说：“你们不传达原文，我无法执行。”两下僵持， 事情转入幕后。“小报告”送到邓小平那里。 邓小平大怒，说：“让王惠德找郭罗基谈话，叫他去南京，不去就开除党籍; 开除了党籍也要去，再不去就开除公职。”王惠德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也是思想解放派人物，他怎么好意思找我谈话？ 过了几天，邓小平的那几句话又变成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 北大党委就原原本本传达了，韩天石还说：“郭罗基给胡耀邦写信有什么用？ 他还不是照样要划圈！”人们看得很清楚，邓小平和胡耀邦在我头上斗法。
那时还没有市场经济，开除公职，不发工资，只好喝西北风，全家将断绝生路。 如果是现在，开除怕什么？ 老子另谋出路。 对我的政治压力变成生存压力，这种压力又是来自中国的最高当局。 我只好表示：行动上服从，思想上保留。
在我去南京前，中宣部和北大党委又对我发动了一场批判运动，从3月一直延续到8月。 8月20日，我去周老家告别。 8月28日是周老80岁生日，本来与几个朋友相约为他老人家祝寿，我不能参加了。 往常，我到周老家总是有讲不完的话。 这一次却相对无语，周老只是长叹短吁。 此时无声胜有声，多少深情，尽在不言中。
1982年8月22日，我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北大，也离开了周老。
（十一）
我从北大到南大，还是一个讲师。
大学里流行一个说法：“职称，职称，教师的命根。”因为工资、住房以及一切的福利都是跟着职称走。 评职称的时候，人人力争，有人丑态百出。 这也是当权者控制教师的手段。 在所有的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对领导是否听话；听话的，草包可以当教授，不听话的，博学鸿儒也枉然。 有的人，本来是爱好独立思考的，为了职称，就变得很驯服。 评职称无公平正义可言。 有人够条件而评不上教授、副教授的，郁郁寡欢，得了癌症，极少数竟至轻生自杀。
我在北大，就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1959年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没有评过职称。 我当了20年助教。 1978年评职称，因为积压得太久了，矛盾重重，当时采取一个措施，矛盾下放，先由群众投票，然后领导批准。 也是因为积压得太久了，可以越级提拔，助教越级提拔为副教授，讲师越级提拔为教授。 我在哲学系，全系教师投票，一致通过从助教越级提为副教授。 全校共有两人，另一人是中文系的裘锡圭。 他是古文字学家。 中文系朱德煕教授说，裘锡圭写的文章全国只有7个人能看得懂。 他的学问是远离政治的，越级提拔顺利批准。 我的学问太靠近政治，就有麻烦。
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批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学习、不表态，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这两个舆论阵地也是不学习、不表态。 北大党委书记周林进行报复。 我的越级提拔在北大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都通过了，北大党委通不过，只提为讲师，但说是下一轮可以优先考虑提为副教授。 可见，并不理直气壮。
1980年评职称，北大党委优先通过我为副教授了，但北京市高教局通不过，说是“缓批”。 “缓批”的理由是我发表的文章有争议。 这又是吴德的班底在进行报复。 我向北京市高教局申诉：按条例，没有“缓批”的规定，更没有以文章有争议为理由“缓批”的规定。 那些已经被批准为教授、副教授的人们，他们发表的文章都是没有争议的吗？ “缓批”缓多久？ 有没有时间的限定？ 高教局不予答复。
1981年评职称，高教局还是“缓批”，什么理由也不说了。
很明显，这是施加压力，要我改变政治态度。 我在给高教局的信中说：“职称是身外之物，只有学问和人品是身内之物，不可剥夺、无法改变的。 不够条件而忝为教授、副教授，不会使学问和人品增色；够条件而不批或缓批，也不会使学问和人品减色。”老子不在乎，不改反对派的本色，尔奈我何？
科举以八股取士，排斥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但在赶考的范围内，机会还是均等的，如有舞弊，则判以重刑直至杀头。 现在的提升职称各级主事者均可上下其手。 最重要的条件，是明令公布的一切条件之外的条件——博得上司欢心。
教授、副教授等职称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 在人家那里，本来是促进学术繁荣的杠杆；
到了我们这里，成了束缚思想自由的笼头。 所幸本人该说、该做的事照说、照做不误，教授、副教授的笼头何足道哉！
在南大，到了1986年，我的副教授职称终于被批准了。 历时8年，一场抗日战争都打完了。
1988年，南大评职称，我被提名为教授，因为我到南大的时间太短，需要征求原单位和同行的意见。 北大哲学系主任黄枬森写了一个材料，直接寄到南大校长办公室，我没见到，据说评价很高。
南大还征求哲学界同行的意见。 我收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萧前的一信，才知道他也写了“学术鉴定”：
罗基同志：
南大的公函与材料均已收到。 我写了学术鉴定，挂号寄南大校长办公室。 此事不宜由你经手。 我认为，你在学术上早已达到教授的水平。 我们之间在学术观点上有一些不同，得便到南京时一定向你请教。
敬礼
萧前
5.26
另一位同行是原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后为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邢贲思，他写的推荐信，给了我一份复印件。
郭罗基同志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和广泛的哲学专业知识。 他所撰写的哲学论文和著作，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 我虽然没有听过他在学校的讲课，但从和他共同参加的多次学术讨论会上了解到，他对许多学术理论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思路很清楚，无论口头表达还是文字表达的能力都很好，因此我估计他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也一定是不错的。
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我认为他已具备一个教授的资格，特此推荐。
中央党校 邢贲思
（教授、研究员、副校长）
1988年5月11日
张显扬告诉我，于光远说：“郭罗不能当教授，岂有此理！”他得了乳腺癌（男人得乳腺癌是罕见的），手术后不能动笔，要马列研究所副所长苏绍智给南大写个材料。 果然，我收到苏绍智写的材料的复印件，他是这样写的：
郭罗基同志在北京大学工作时，与我有学术上的来往。 《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卷开始制定框架和组织编写时，郭罗基同志颇有贡献。 他的学术水平和理论水平为编委会所公认。
他所写的文章在国内外均有影响。 我经常出国访问，今年在英国和西德任客座教授达七个月。 据我所知，英国泰晤士报和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曾介绍郭罗基的文章的观点。 在大学里，我与人交谈，不少人知道郭罗基发表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他1986年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和体系的论文，已收入苏联出版的《中国哲学论文集》。
我认为，郭罗基同志应评为教授，多年来他不得为教授是不可理解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列研究所副所长
苏绍智
1988年5月10日
他给我打电话，要我去问问南大校长办公室，收到他写的材料没有？ 他还告诉我，他想把于光远的那句话写进去，但“郭罗不能当教授，岂有此理！”此话太难听，所以他改成“多年来他不得为教授是不可理解的”。
我曾经当过北大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南大也征求当时的北大校长周培源的意见。 周老写的材料寄给我一份复印件。 周培源写的推荐信是这样的：
曲钦岳校长同志：
南大正在进行教师职称评定工作，就郭罗基同志提升哲学系教授一事征求我的意见，我愿竭诚推荐。
我和罗基同志在北大共事多年，具有深厚的友谊。 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仅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而且才华出众。 1978年春，我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我请他做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他的具体任务是负责学校的重要文件的起草，为我撰写文稿以至学术性论文。
我举两个例子。 1978年8月，我和郭罗基、武际可（力学系教师）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这篇论文基本上是罗基同志写的。 《光明日报》对此文很重视，除了发表在头版外，还印了100份单行本，在科技界散发。 那时，我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应邀赴日本访问。 我把这篇论文送给日本学术界友人，受到欢迎，并被译成日文，发表在《科学》杂志1979年2月号。
1980年春，全国政协决定举行蔡元培先生逝世40周年纪念会。 为此，方毅同志要我代表北京大学写一篇纪念性文章发表。 我感到此事意义重大，乃请政协转北大校党委组织人去写。 不料过了几天，政协的同志告诉我，北大党委说找不到人写。 不得已我只好请罗基代笔。 时间已经很紧迫，可是他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把一篇长达五千字的文章写出来了，题为《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我收到许多人民来信，得到社会上的好评。
在北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罗基同志是全校坚决反对“四人帮”的极少数青年教师之一。 但为什么这样一位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而又才华出众的青年教师在1978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评定职称时，已被校系两级通过越级提升为副教授，而竟一再“缓批”的不公正对待？ 主要原因就是北大党委有些人对他抱有偏见并得到上级的支持。
把他调去南大之前，上级竟不与当时担任校长的我商量。
有一些人就是看不到，办好一所大学，具有强大的教师队伍是关键。 把郭罗基调离北
大，是北大的一个极大的损失。 我衷心祝愿，在南大这次评定职称工作中，把他提升为教授，使他得到应有的公正待遇，并使他在南大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上并致
敬礼！
周培源
1988年5月8日
周老写的推荐信最为有力。 南大哲学系的同事都对我说，这一次你评为教授是不成问题的。 “不成问题的”却又成了问题。
哲学系副主任孙伯锲给我打电话，说要登门拜访，有要事商量。 他一来就说：“我遇到了难题，要你帮忙。”我说：“什么难题？ 我能帮上忙吗？”他说了，这次评职称，学校给哲学系只有一个教授名额。 论条件，你应当上。 但李华钰年龄到了，这是最后一班车，这一次评不上，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以后还有机会，这一次是不是让一让？ 他完全是商量的口气，没有任何压力，我就说：“好吧。”
1989年初，南京大学申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点。 国家教委派了一个考察组来进行评估。 考察组中有几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师，我不认识他们，他们都知道我。 考察组找校内校外、教师学生进行访问座谈，按一个提纲打分。 考察结束的时候，他们对南大的负责人说：“郭罗基为你们得了不少分。”南大的负责人一听，赶紧让我填表申请。 我在博士点中的研究方向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终于我在1989年3月获得教授的职称和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资格。
我在大学里干了30多年才混上一个教授的头衔，真可谓艰难的历程。
不要高兴得太早。 没有多久，“六四”以后，我的教授头衔和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都被取消了。
我在南大10年，周老来南京看我三次。
1984年周老培源来南京看我，9月15日摄于金陵饭店璇宫，右起：周培源、王蒂澂、刘渝宜、郭罗基。
1989年，“六四”之后不久，周老来南京，小女儿如苹陪同，住酒店。 有一天晚上，周老对我说：“我们到里间谈谈，如苹，你为我们把门，不要让人进来。”实际上，他连如苹都不要她参与。
他关上房门，环顾四周，警惕地问：“这个房间会不会有窃听器？”我说：“有也不怕，我们没有干什么非法的勾当。”
他同我谈“六四”以后的表态问题，对他的压力不小，李先念（政协主席）都找他谈话。 他说：“1919年，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学习。 五四运动后，我们十几个同学抗议北洋政府抓人，结果被学校开除。 现在还不是抓人，而是杀人，我怎么能表态拥护？”我说：“我在无锡辅仁中学因参加地下工作，也被开除了。 我们虽然是两代人，还真有共同点。”
讨论到表态问题，我说：“我已经举起反对派的旗帜，公开唱反调，批评邓小平，反对开枪。 你和我不同，你是政协副主席……”他有点激动，说：“这个政协副主席当得有什么意思？ 花瓶一个！ 让他们把我撤了算了！”
我说：“别，别，当花瓶是无害的，把你撤了，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你还是像批邓的时候那样，以不表态为表态，不说话。”
批邓的时候，我们以不表态进行抵制，扮演相同的角色。 这一次扮演不同的角色了，但内心的感情、为人的原则是一致的。
1991年10月，周老又来南京，还是如苹陪同。 周老夫妇向无锡市博物馆捐献了145幅古代书画。 10月15日，在南京举办“周培源王蒂澂捐献古代书画展”。 在开幕式上，一个大房间里坐满了人，我进去的时候，周老迎上来与我热烈握手。 坐在他旁边的江苏省委副书记孙家正，大概觉得来人不一般，问周围的人：“这个人是谁？”都说不知道。 问如苹，她说：“是郭罗基呀！”孙家正意味深长地“喔”了一声。 周老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我和蒂澂早就对女儿们说，这批古代书画不是遗产，不能留给你们，早晚要捐献出去。 由于种种原因，耽搁了。 现在我们都老了，赶紧要办这件事。”政府给捐献者一笔奖金，以资鼓励。 周老说：“这笔奖金也要捐出去。”后来，成立了“周培源基金会”。
第二天，我和刘渝宜又到周老的住处叙谈。 这是我和周老最后一次见面。 临别时，他赠我一册《周培源王蒂澂捐献古代书画集》。
1991年周老培源来南京，10月16日，我和刘渝宜与周老在中山陵5号的高级招待所会面。
周老赠我一册《周培源王蒂澂捐献古代书画集》。 刘渝宜手捧画册摄影留念。 右起：周如苹、刘渝宜、周培源、郭罗基。
周培源和我忘年交的故事，在当年是不能说、不能写的，也不见于官方的正史。 周老走了，带走了不能说、不能写的故事。 我也到了周老逝世的年龄，我再不说、不写，它将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所以我必须说、必须写。
2023年10月于美国中部城市奥马哈
附：
周培源先生简介
周培源基金会
1993年12月
周培源先生是中国老一辈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周培源先生于1902年8月28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市芳桥乡后村。 他的父亲周文伯是清末秀才、当地乡绅，也是一位革新者。 周文伯先生一生致力于办工商实业，积极领导当地村民利用沼气照明、做饭等等，进行科学实验，从而成为在中国利用沼气的先行者。 周文伯先生还十分热心于地方教育事业，他两次捐地30亩，兴办农村地方小学。 该校延续至今，仍为省市先进小学之一。
1919年，当周培源先生在上海读高中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因而被校方开除。 然而五四精神——科学和民主，却成了他一生的追求。
1924年，周先生从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毕业，即赴美继续深造。 先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1926年春，获得学士学位，同年底获得硕士学位。 之后，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著名数学家E. T. Bell 教授指导下，完成广义相对论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 1928年，他在得到Ph.D.学位的同时，获得校方颁发的最佳论文（summa cum laude）奖。 1928年秋，周先生赴德国，由 Werner K. Heisenberg 教授指导，在Leipzig 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次年春，Heisenberg 教授离德赴美工作，Wolfgang Pauli 教授邀请周先生到瑞士苏黎世的高等工业学校继续进行他的量子力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在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指导下，完成了一年博士后的训练。 1929年秋，周先生回到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园最年轻的教授。 二次大战中，周先生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他还负责组织清华大学安全撤退转移到昆明的工作。
任教清华期间，周先生在美国Princeton高等研究院度过了第一个教授休假年。 他参加了由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教授主持的研讨班。 二次大战开始时，周先生怀着强烈的科学救国思想，暂时放弃了他所熟悉的相对论研究，决定从事战时需要的流体力学研究。 1940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湍流论文。 这篇论文以及1945年的另一篇论文和其它几篇论文，成为湍流理论的经典著作，至今为人们所引用。 1943年到1945年期间，周先生在加州理工学院渡过了他的第二个教授休假年。 此时，他继续湍流理论的研究。 以后，又在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工作，继而在海军军工试验站短期工作，对其进行的战时科学研究进行收尾工作。
二次大战结束后，周先生携全家返回清华大学。 从1947年到1952年，除任物理系教授外，周先生还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周先生来到北京大学任教授。 1952年至1981年期间，他还先后就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
在40多年中，周先生在科技和教育领域中曾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物理学会会长等。 在公共事务中，他曾多次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他曾就任几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 他还曾就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
周培源先生将自己一生中的70多年都无私地奉献给科学事业，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湍流和相对论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先生在1940年发表的研究文章中，第一次指出湍流方程不封闭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逐级近似法去解决这一难题。 这一篇文章及以后1945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使周先生成为“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人。 从本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周先生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于1982年获得中国的自然科学二等奖。 1989年，87岁高龄的周先生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湍流方程不封闭的方法——逐级迭代法，从而他的湍流理论经过5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完满的结果。
中断了40多年的相对论研究后，周先生于1979年又重新继续此项研究。 他提出协和条件应当作为严格的物理条件与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同时并用。 除了解析工作外，他还亲自设计了一个测量与地面平行及垂直的光速实验。 周先生以前的学生，现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永贵先生成功地做完了这个实验。 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实验结果对澄清多年来在广义相对论理解上的混乱有很大帮助。
作为一个教育家，周培源先生在教育领域中辛勤耕耘了60多年，培养了几代有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直至90高龄，他还亲自指导培养来自北京大学和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 多年来，他除了履行一个普通教授的职责外，还担任了多种重要领导职务。 在他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建立了许多新的学系，譬如他曾任多年主任的力学系。 无论对于基础理论或技术科学，周先生对新思想、新事物总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一旦发现，不管其所处情况有多复杂，条件有多困难，他总是全心全意地支持、鼓励，并为其发展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北京大学激光照排的研究工作经过多年起伏、波折，在周先生的坚定支持下，现已发展成方正公司，仅电子出版系统这一专业，1993年营业额已达3亿元人民币。
多年来，周培源先生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在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指出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巨大危险。 周恩来总理对此信非常赞赏，作了重要批示：“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像浮云一样，过去了就忘了。”周培源先生无论在多困难的条件下，总是为科学真理而奋斗，对年轻一代又总是给予热情关怀，他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
在国际合作中，周培源先生也起了很大作用。 他总是热情鼓励和积极倡导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交流和人民之间的交往，以增进和发展各国科学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他曾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团长，多次率团出国访问。 应美国政府邀请，1978年10月，周培源先生率领中国教育代表团赴美商谈，最后签署了两国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协议。 年底，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批访问学者抵达美国，从而打破了近30年两国互不往来的局面。 在为建立、恢复和发展国内和国际科学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方面，特别是1982年在恢复中国科协在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中的合法席位的斗争中，周先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培源先生还为加强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而作出重大努力。 他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国的大批外宾，从国家元首、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世界各大通讯社报刊的董事长社长以及多国的科学家到青年学生。 他代表中国于1957年参加了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一次帕格沃什（Pugwash）会议。 基于周先生对世界和平运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被选为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主席，立志为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未来世界而奋斗。
1987年，周培源先生和他的两位妹妹周保红、周海红女士将他们的祖宅，共26间房屋、近600平方米，捐赠给家乡宜兴后村，作为该村的科学文化普及站。 1989年周培源先生和他的夫人王蒂澂女士将多年珍藏的中国古代书画捐赠给无锡市博物馆。 这批无价之宝共有145幅，其中一幅明代画家徐贲之作，是该画家现存的4、5幅传世之作中最好的一幅。 当记者问周夫人对捐赠古代书画有什么感想时，她回答说：“这本来就是属于人民的，还给人民，理所应当。”政府对于周老夫妇的捐赠给予奖励，他们又将所有奖金捐给了他们的家乡和过去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
周培源先生奉献的一生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可和尊敬。 他曾被选为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ICTAM）的理事和1946年在巴黎新组织的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的理事，生前仍为其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198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周先生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周先生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于1980年和1985年两次授予周先生卓越贡献的校友奖。 这是校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周培源先生以其正派、诚恳、正直和忠厚著称。 他一生所获之成就及在海内外赢得的崇高威望，为全中国知识界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周培源先生曾担任的主要职务
清华大学教务长及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名誉主席
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第三、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第五至第八届政协副主席兼外事委员会主任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中国国际科学技术会议中心理事长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名誉会长
全国青少年科技活动领导小组组长
中国与波兰友好协会会长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