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体育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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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女博士生早前实名举报被博导性骚扰事件后，有许多同类案件相继曝光，各界再度关注中国校园性骚扰问题。本台记者访问多名不同年龄层的中国女性，从教育制度、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的角度，探讨中国推动Me Too运动近十年，为何性骚扰事件还是持续发生？
王迪说 ：“我是王迪，我实名举报我的导师，人大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王贵元教授性骚扰且强制猥亵我，并要求与我发生性关系。因我拒绝，他对我进行打击报復，并威胁我不能毕业。我要求依法依规惩治王贵元，并更换指导老师。”
中国人民大学女博士生王迪举报博导的视频，牵动在陝西、山东和太原等有同样遭遇的女生，并引爆多起性骚扰个案。不过, 还在中国修读研究所的婷婷对本台表示，这一波Me Too事件在她和同学的圈子当中，并没有成为话题，因为在高校的环境和制度下，她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变成受害者。
婷婷说 ：“这种事情对于不是在这个圈子里的人觉得很震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没有特别的震惊。我就有听说有(老师)给女生发骚扰短信，还有(老师)会说’你陪我’，也有(老师)会邀请女生出去吃饭，而且是数次邀请女生出去吃饭，然后给女生主动许诺一些事情，说我可以带你发论文，我可以给你什麽好处，以这种形式来诱惑女生。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当然是不正常的，我们真的是乞求自己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
硕博导与学生存在人生依附关係 高校制度保障加害者多于受害人
婷婷解释，她们只能乞求不要成为受害者，是因为在中国的高校，特别是研究所以上，导师和学生之间就像人生依附的关係，你的未来掌握在导师手中，反抗只会使受害者要承受更大的压制。
婷婷说 ：“我相信这个女生肯定也是会做一些尝试，但是尤其是在硕士和博士，导师对于他手下的这些学生是有绝对的掌控力的，包括生活，你的学业，你的前途，如果这个老师他想从你身上得到一些东西，你是没有任何力量去反抗的。如果通过学校这样的途径，因为所有学校的老师他们都是一体的，这些老师们他们不会把这件事情严肃处理，之后这个女生会受到更大的报復。这件事(性骚扰)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面临跟人大女生同样的困境。所以如果你还想再留校混，你就是要忍下来。你其实没有地方去申冤，也没有地方去解决。”
婷婷表示，对人大女博士生的遭遇感到难过，相信对方选择以视频实名举报，也是迫于无奈，但她的勇敢不能改变高校女性的Me Too困局。
高校不作为和冷处理 让Me Too事件循环发生
已离开大学的鱼鱼表示，Me Too事件虽然不是只有在中国发生，但在中国佷多受害的个案，尽管有人勇敢站出来投诉，苦等多时校方也不会处理和回应，像人大女博生的情况一样。
(AI代读)鱼鱼说 ：“愤怒就在于这个女生已经在1年前、甚至2年前都已经投诉了，只是她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所以最后才让自己以付出巨大代价的方式曝光这样的行为。用巨大的压力，让学校、党不得不尽快的采取措施。但是这样的行为，如果你的遭遇不够严重，如果不够惨，最后又会让受害者处在一个不利的境地。”
鱼鱼表示，中国高校的Me Too运动已开展近10年，女生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像人大女博士生的个案，受害人把加害过程录音，成为最有力的证据，但批评学校的不作为，使Me Too的事件持续发生。
鱼鱼说 ：“女生从来都懂得怎麽保护自己，但是问题这个事情不能光靠女生保护自己就可以杜绝，这样的行为不应该仅仅是个案式的处理。说话的人、发言的人，声音再大，但是那些应该听到他们、应该回应他们的人听不到，应该是要让像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等责任者，承担起责任来去处理和预防。
Me Too属难以举证和启齿遭遇 目前被曝光的只属冰山一角
从高校毕业的小敏表示，性骚扰在中国并不是陌生的话题，但很多女性愿意私人分享多于把事情曝光和举报，与中国社会对受害者不利的环境有关。
小敏说 ：“首先Me Too的事是很难以启齿的，因为这也可能存在某种的污名化，受害者或者是施害者因为他们确实存在着特定的权力关系，施害者那一方就会说这是什麽两情相悦、什麽情不自禁之类。而这种东西就是很难有什麽举证说得清楚，这种个案很难会有胜算的。”
小敏表示，中国是男权和专制社会的结合，公司的主管、上司和大学的教授等有特定权力的人，对作为新人或下级的女生提出邀约，会出现难以拒绝的状况。又说，已出社会工作或在高校的女生有一定的自我保障意识，但在学习环境更封闭的未成年女性，如果遇到Me Too的情况会更无助。
小敏说 ：“中国的这种Me Too不仅是在大学，其实有一些更加隐秘的，比如说像艺考那种，就是那种艺术考试。所以你想想一个十几岁，甚至可能还没有成年女性，被送到北京等去参加艺考，要进行封闭性的培训，你的家人又不在你身边。在这麽封闭的环境，10多岁的女生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有很多独立思考，也不知道界限在哪里，也不清楚什麽是对和错，什麽是yes is yes！会导致出状况时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说。”
Me Too受害人：权利不对等的环境 弱势一方容易成为Me Too的目标
事实上中国的Me Too事件，不仅发生在学校，曾为丈夫维权的政治犯家属施明磊是Me Too的受害人之一。施明磊表示，加害者是在她急需要协助救援丈夫时，利用家属和救援者之间存在权力不对等出手，事件对她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
施明磊说 ：“这个对我的冲击很大，很绝望的。因为处于一个高压的环境下，要面对政权的严厉打压，是特别的孤立无援，特别的需要你的社群来支持你。在这种状态下我是很脆弱的，竟然在救援的过程中，在弱势群体里面还有这种权力的关係。回去之后，我就开始回想跟我接触的这些社群里面的人，那些人是不是可疑的，不再能信任。”
她表示，经历很长时间的沉淀，才能把Me Too的遭遇公开和走出来心理阴霾，重新与社群的人接触，回到人权倡权的位置。
女权倡议者：中国针对Me Too法律不涉及相应罚则 变相纵容加害者
中国女权倡议者李麦子表示，中国Me Too事件持续发生，而且涉及不同范畴和年龄层，与社会权力结构有关，又说，举证责任全由受害者承担，加害者更可以提出反诉，公权力也不会提供协助，在这种环境下，Me Too受害人要承受多层伤害。
李麦子说 ：“很多人不敢报警，因为你去报警，报了警, 还要遭受一下警察的羞辱。警察不是保护受害人，其实就算你报了警，警察也不管。公安机关其实都是由男性主导的机构，他没有动力去配合。以及就算说了话，学校也不是按照性骚扰去处理，顶多就是比如说开除和调离工作岗位。”
她表示，中国的Me Too运动推动已有一段时间，政府曾有出台一些法律保障女性权益，但没有针对加害者有相应罚则配合，使法律的阻吓力不足。
李麦子说 ：“《妇女权益保障法》虽然对性骚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但它说的就是受害妇女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国家投诉，相关单位受到投诉应该及时处理，并告知处理结果。那你说这有啥用啊？就是你没有办法给它相应的罚则。比如说某种程度的性骚扰，会要求他上反性骚扰和性别平等的课程，再严重的就会关到监狱里。但是就现在整体上来看，中国没有一个非常惩罚性的罚则，所以它的犯罪成本就很低。”
李麦子表示，这次人大女博生的事件，加害者已被开除，希望能成为一个范例，也希望中国可以採纳联合国有关性别歧视的定义，教育公众加强关注Me Too的问题。
记者：陈子非 责编：许书婷、嘉远 网编：瑞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