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10月13日，一名抗议者在北京四通桥上拉横幅并播放抗议口号，公开批评习近平。这被视为“六四”后再现的一次重大中国民间抗争，更启发了后来的白纸运动。今年也是六四事件35周年和香港反送中运动5周年。中国作家野夫刚刚出版了政治小说《孤岛》和散文《故交半零落》，细数自“反右”以来20余起标志性的中国民间抗议事件和代表人物。 野夫说，在中共建政75周年之际，他希望用文字保存这些珍贵历史，并告诉读者，即使在最高压的时代，不绝如缕的民间反抗仍然存在。
《孤岛》《故交半零落》缘起新冠疫情
野夫的政治小说《孤岛》借由半自传的虚构故事记录了中国人的反抗历史和当中的领头人物。野夫告诉美国之音《纵深视角》，2019年，他通过武大校友获悉在武汉爆发了严重的病毒传播，他立即决定在封城前三天到泰国清迈躲避。在泰国期间，他准备通过日记的形式记录这一灾难事件，而这部日记逐渐演变成为《孤岛》。
《孤岛》逐渐成型和疫情肆虐的同时，野夫在中国的老朋友们，包括张思之律师先后逝去。于是，在写《孤岛》之余，野夫同时写悼念文章，这就催生了《故交半零落》。他告诉美国之音，他意识到中国有一个比武汉的病毒还要大的非医学意义上的病毒，也就是中共帝国。他要用《孤岛》来纪录中共遮蔽的血腥以及数十年来接连不断的民间反抗事件。
在海外日益壮大的中国流亡活动家和作家群体中，美学家高尔泰《寻找家园》的创作经历类似野夫的《孤岛》。居住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义武说，《寻找家园》可被视为历史作品。美国的中国通张彥 (Ian Johnson)在《纽约客》的文章中引述了高尔泰对中共的描述：“自1949年以来，中国本质上没有改变…根本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依靠谎言和暴力来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
记录标志性的中国民间反抗事件
野夫梳理出约20个标志性事件组成的民间反抗事件大纲。这些事件包括反右-“文革”高中生的思考和反抗- 西单墙运动-《青年论坛》-八六学潮- 八九学潮- “黄雀行动”- “天安门母亲运动”- 中国民主党– 天涯社区等发起的网络启蒙运动-高尔泰、章诒和为代表的民间修史写作运动- 独立中文笔会- 零八宪章- 公民运动- 帮助政治犯妻儿的“送饭党运动”- 王怡为代表的家庭教会-709律师大联盟以及白纸运动。野夫表示所列举的内容都是自己所熟知的，多数参与者都是朋友。
在这些事件中，除了民间修史运动以外，大部分为海外舆论所熟悉。不过，野夫告诉美国之音，“这些事情在中国其实并不被大多数的人民知道，只在我们小圈子里面大家能够如数家珍，这是多么可悲啊！”
他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关键原因是中共“抹杀遮蔽的能力确实有效”。他指出，一些年轻人连“六四”都不知道，《青年论坛》被遗忘了。从而“使得中国人的记忆就像鱼的记忆一样只有几秒。”他担心即使有一天幸福从天而降，中国人可能都不知道其中有许多牺牲者的默默奉献。
中国当局对野夫笔下的民间反抗事件有完全不同的定性。北大教授钱理群指出，《青年论坛》最后被禁，罪名是“鼓吹自由化”。曾经是《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记者的高伐林补充说，当局对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青年论坛》发表的《为自由鸣炮》，和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尤为不满。
关于八六学潮，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吴伟说，邓小平等党内元老认为八六学潮是“坏人猖狂”，背后的后台是胡耀邦。在中国民主党领袖之一陈树庆的判决书中，当局将中国民主党认定为颠覆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非法组织。2022年白纸运动则被中共政法委视为“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有必要依法打击。
对《青年论坛》的褒奖和对“六四”的理性批判
在他所列举的民间反抗事件中，野夫高度推崇1984年初在武汉出版的《青年论坛》。他认为这本杂志的撰稿人“就是那个时候的时代英雄”，这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就是那个时代的中流砥柱思想”。 他告诉美国之音，有三本杂志影响了他的一生，就是“《读书》给我们了新知识、《青年论坛》给了我们新思想、《这一代》（1979年11月创刊，只出版了一期就被勒令关闭。）给了我们新文学”。
野夫对“文革”中出现的高中生反抗者群体代表如杨小凯、遇罗克、牟其中、徐友渔、胡平、朱嘉明有很高的评价，肯定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和反思共产主义道路有“很深的思考”。“六四”之后的“黄雀行动”则是 “很牛的一场反抗”。如火如荼的网络启蒙运动催生了当今中文世界的著名作者。另外，民间修史运动则还原了“中共建政以来从‘反右’到‘文革’的所有悲剧”。
野夫也是极具争议的“两个文革”观点的支持者。“两个文革”认为“文革”既是上层权力斗争，也是群众“利用文革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野夫说，“文革”中的造反派中很多是借毛泽东的号召发起的一场对体制的挑战，把怒火倾泻在共产党的基层代言人身上。“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也有类似看法。他说，“造反派”中既有极端的毛主义左派，还有以造反为名，实际上要挑战共产党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右派。
文革研究专家徐友渔说：“‘两个文革’说可能是‘文革’研究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学说，是吸引讨论、研究、争论的人数最多，观点最多，争论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长期的一个学说。”
不过，对于“六四”的看法，野夫却是个“理性批判”者。他认为，冷静回顾“六四”这段历史，“我永远认为学生运动没错”、“死难者都是伟大的人”。但从分析它为什么失败，反思“六四”这个角度看，他认为 “’六四’是一场盲目的毫无准备的革命”。1989年的“六四”运动受到世界关注，天安门上的坦克人的形象深入人心。今年 “六四”35周年时，美国国会议员举行了纪念活动，批评中共血腥镇压人民和自由。“六四”学生领袖王丹批评中共与自由民主为敌。也是六四参加者的现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指出，“六四”学运表现出的理想主义是历次学运中少有的。
为何中共控制集会媒体仍无法压制反抗运动？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的寇健文研究中共极权体制下大规模反抗运动，以及在中共完全控制集会和传播的前提下，这些抗议为何能够发生。他认为结构因素和催化因素导致了大规模反抗。前者是指造成、累积与凝聚社会上各种不满现状的各种因素，后者指将不满转化为反体制行动的事件，这些事件可能是非政治性偶发事件，共产党不容易防患于未然。
与寇健文的看法不同，野夫在专访中认为这种接连不断的民间反抗来自传统，是自春秋战国游侠子弟《刺客列传》英雄人格的传承。他认同鲁迅的看法，即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二重的，既有鲁迅批判的奴性卑怯的成分，也有他肯定的民族的脊梁，中国人的脊梁。
在专访的结尾，野夫就美国之音记者提出中国民间反抗的“三重困境”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三重困境”指的是个人幸福、国家命运和强大的中共帝国，这三者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野夫自我质疑，面对中共这个精心设计的庞然大物，而个人的生命在历史上又是微不足道，“这种抗争有意义吗？”这是“困扰了我们一代人的问题”。
野夫最后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回答。他表示自己深受法国小说家加缪的影响：人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甘于现状，不安于命运安排的一种生物，“我们不反抗，永世为奴”。而他自己则是用文学记录历史的方式，作为他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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