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中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我国收入差距被低估，灰色收入是差距过大主因
为弄清情况，我们于2005年－2006年对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两千多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了家庭收支调查。调查采用社会学方法，取得了较真实的收入消费数据，并根据“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与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对应”的原理，将样本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分组比对。结果发现，在恩格尔系数相同的情况下，统计局样本中各高收入组的人均收入都低于调查样本，且收入越高，差异越大。这说明统计局的高收入居民收入数据有严重遗漏。
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约1900万户，5000万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7 万元，相当于原有数据（不到2.9万元）的3倍多。其他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于原有统计。推算城乡居民收入总额约12.7万亿元，而不是8.3万亿元；占国民总收入69％（但国民总收入也可能需要上调）。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
分析说明，统计收入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这表明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
作者分别根据居民的家用汽车、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银行存款分布等数据对结果进行了验证。各项结果大体一致，证明以上关于最高收入居民人均收入的推算是基本可信的（甚至可能偏于保守）。上述结果说明，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关于灰色收入的来源，目前无法取得完整的资料。但据公开资料分析，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财政资金通过“条条”（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漏失部分待查。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年4.5万亿元），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第二，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上述结果在一些企业调查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
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例如各地党政官员入股煤矿，这些“股权”多是凭审批权、检查权、资源控制权换来的。又以医药业为例，一个时期以来药品审批和流通环节极为混乱，给医药行业和相关权力部门某些人带来了巨额灰色收入。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行贿的委婉说法）。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在各地和各类企业有所不同，最低0.7％，最高2.3％。如果以 0.5％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平，超过部分作为行贿部分，按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约为 5000亿元。这可能还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现金、存款、实物、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等行贿方式。
第四，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三分之一。“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4－5 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万元。除去其中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不适用“招拍挂”方式，其余10.1万公顷土地少收5400亿元。这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未采用有价出让方式但进入了市场的土地还未计入。
此外，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估计地方政府平均每亩获益10万元，合计2080亿元。这部分本该用来补偿失地农民和用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土地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作为地方当期额外收入花掉了，其使用严重缺乏监督。
第五，垄断行业收入。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
以上内容中有数量依据的项目，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近年来，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引起越来越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储蓄过度和大众消费增长滞后，内需相对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更严重的是，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非正当途径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社会两极分化。这是引起广泛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需要决策层以力挽狂澜的决心进行应对。
因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体制缺陷导致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扭曲，也就不可能单靠收入再分配解决这些问题。而由政府部门掌控大量资源进行转移支付，可能进一步导致公共资源流失和逆向再分配，恶化收入分配格局。因此，迫切需要加快公共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是政府改革步伐，从体制上消除腐败滋生的根源。
—-当前需要具体研究如何将灰色收入纳入收入分配统计的视野。本项研究依据的资料是有限的，很多方面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权威部门从制度建设的高度通盘考虑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有些工作还需要与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工作结合进行。
—-政府改革当务之急是针对财政、金融、行政管理、土地和国有资源管理制度中容易造成公共资金流失、寻租腐败行为和产生灰色收入的制度漏洞，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并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逐项形成改革方案并加以推进。
—-政府改革应从建立规范和透明的制度入手，例如职能部门的专项资金管理和投资项目的资金管理体制等方面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
—-减少寻租空间，限制和清理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许可、监管项目，减少行政性垄断，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规范政府部门职权范围，健全审批、许可、监管制度，接受社会监督。这些改革必然面临很大阻力。从长期来看，只有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才能形成公众对政府管理的有效监督，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和公共部门管理的合理化。
（注：本文为《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
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 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亿。
一份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查报告
近日，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 查报告出炉了。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 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
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
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三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二万亿
该报告披露：至二００六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二七三一０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二二０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二九三二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零四百五十余亿元。他们较集中在以下八个省市：广东省，一五六六人；浙江省，四六二人；上海市，二二五人；北京市，一九五人；江苏省，一七二人；山东省，一四一人；福建省，九十二人；辽宁省，七十九人。
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 ，从中获利。
粤、沪、苏等省市高干子弟致富概况
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
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二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
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 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官方研究部门这个调查报告，给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原来这个\”大公无私\”是让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
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走向人生终点的思考
钟沛璋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全国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全国60％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美国的10倍，与世界相比，也是如此。
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科院联合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批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他们的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口收入的8—25倍，是工农的25倍—85倍。
材料显示：中国500个特权家庭，加上他们的子孙、亲友和身边人员5000万人，垄断着整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