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八月5-8号，在国际和解协会和瑞士西藏友好协会的主持下，在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支持下，近百名汉藏学者、作家、教育人士、和人权活动家集聚瑞士日内瓦，就西藏问题进行对话，力图澄清历史、阐明真相、寻求共识，以促进汉藏人民的和解与和谐。我有幸受邀，成为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这次以《寻找共同点》为主题的会议，光就选址来看就寓意深远。首先，会场场址在“洲际宾馆”（Intercontinental Hotel），点明会议的参加者来自几大洲（亚洲、欧洲、美洲和澳洲），目的是要构建跨洲际的桥梁，以促进思想沟通、感情交流、相互理解和建立友谊。
第二，日内瓦在四百年前是加尔文新教变革的中心，和在近三百年前是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故乡。在参观圣-彼得大教堂旁边的国际宗教改革博物馆时得知，五百年前的欧洲也是盛行宗教迫害和不宽容的。在专制僵化和腐败陈腐的天主教教廷的统治下，大量新教徒在本国遭到迫害，逃到日内瓦。日内瓦成为流亡者集聚的中心，并因此保留和发展了宗教宽容和和谐共存的传统。当我漫步在日内瓦湖畔时，正值当地在庆祝日内瓦国际文化节。以我来自纽约大都会的背景，亲眼目睹日内瓦文化、种族、宗教的多元性，我都大感惊讶。在我参观大学时代就已崇拜至深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故居时，想到了他的一系列思想观点。“社会契约论”和共和的思想，公意和共意，人类通过教育改进的可能，等等。他曾说，“人类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也许我们就是为了砸烂枷锁、追求自由而来吧！
第三，离会场一个街区就是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它的“万国宫”也是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的所在地。国际联盟是建立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三点论”上的：民主政体、自由经济和国际和平。前两点又是国际和平的前提和基础。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国际难民署、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旅游组织也坐落在“万国宫”附近，无一不在昭示人类社会尊重各项人权、保护弱势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来反思西藏人民的宗教自由权利遭到侵犯，甚至中国政府的诸多反人类罪在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华大地上肆略，无不具有重要价值。
最后，瑞士是被高山、族裔（德裔、法裔、意裔和山区的居民以及新移民）、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和宗教（新教和天主教）分割成众多单元的。但在主动放弃武力、奉行中立和实行联邦制及委员会民主制（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协和民主制）的国策下，瑞士成为欧洲的橱窗和世界各国的羡慕对象。该国人民不仅生活在祥和之中，而且享受着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瑞士人民的成功不能不让所有的与会者反思，并深刻认识到非暴力和协和民主对民权和民生的重要意义。瑞士西藏友好协会主席札西达昌博士在会议的欢迎词中说了下述一段话：
在欧洲聚居不同种族、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习俗以及不同的文化特色，但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同样可以共同合作。和平共处，能够在水乳交融友好地相处之中。瑞士就是一个例子。我个人认为欧洲的社会制度能够发展到如今这样的程度，就是因为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尊重和彼此之间有实质性的沟通。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欧洲从未因商业或交易对话，而都是为了大众的人权和利益。人权是不可否认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对此是没有任何争论的。这就是欧洲的自豪！
有着诸多的地利因素，汉藏代表们《寻找共同点》的会议有了祥兆。但会议后来的成功除了归于天时地利因素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有了人和。首先说说藏族朋友们，他们给会议带来了慈悲心和宽容大度精神。
在会议第二天的早餐上，我选择了一位佛教大师单独入座的小餐桌，认识了来自瑞士当地一个寺院的格西江白槡格。“格西”意思是“知识学有所长”，江白桑格大师通过十几年的研学，掌握了佛教经典，获得了藏传佛教中相当于博士的最高学位。当我向他请教佛化人生时，格西江白槡格给我讲了最根本的佛教十善法，规范佛教徒的口、身、意三业。其中的四条是针对口的：“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在整个会议中，我确实没有从藏族代表口中听到“两舌”语和“恶口”语。尽管他们中的许多已被迫流亡异国他乡五十年，思乡之情浓烈，但我很少听到愤怒仇视和侮辱的言辞。他们在述说自己的经历时，是异常的平静，甚至带有劫后余生的喜乐。
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贡嘎扎西先生在1982年十九岁时经不丹逃出西藏，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但在他的脸上你只会看到智慧和喜乐的神情，没有一丝丝共产党人脸上惯有的“深仇大恨”。参与会议的严家祺老师注意到，尽管中国政府的宣传把达赖喇嘛尊者抹黑成“披着羊皮的狼”，“分裂主义分子”和“奴隶主的总头子”，对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侮辱言辞无不用其尽，但达赖喇嘛尊者通常只说一句话回敬：我很难过。作为一个没有从出生起就经历精神信仰的俗人，我确实为他们的内心平和所透射出的内力和心力所震慑。这种力量是那些信奉“与人斗与天斗其乐无穷”的人群所无法理解的。这些人只会把爱的永恒力量看作软弱可欺的表现。
本身作为一个汉人，我不得不承认，总体上我们汉人内心的喜乐、举止的平和都逊于藏族朋友。有人说，我们有太多的“控诉”、“申讨”和“煽情”的言辞。这也许就是精神信仰的力量带来的差异吧。但尽管如此，无论与会者是仇共、反共、疏共、亲共和媚共的，大家都能平等相处，在民主公民社会所遵循的公开透明和多元宽容的原则下讨论差异、倾听异见。这也是汉人与会者共同作出的的最大贡献。意见的分歧没有破坏相互的理解和尊重，没有减弱人和的气氛。
例如，在讨论“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分歧时，在讨论“西藏自由”还是“藏人自由”时，在讨论是否有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为西藏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时，在讨论是否西藏流亡政府还应与中国政府继续谈判时，在讨论中国是否在西藏实行“殖民主义”或“武力、文化帝国主义”时，会议在小组和大会阶段都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并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每一个与会者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与会者都能尊重他人发表不同声音的机会和权利。由于受时间限制，而与会者有近百人，每人实际的发言时间总共只能有十来分钟。在座的每一位都学有专长，著述颇丰；每人都可以滔滔不绝讲上半天。但没有人垄断话语权，剥夺他人的发言权。每位与会者都给予他人以平等和尊重。激烈的论辩交锋，思想碰撞出火花的场面时有出现；但没有脸红脖子粗的尴尬情形，没有人身攻击和谩骂。会上会下，大家相会倾听、认真学习、消除偏见、接受新知。
对我来说，这次会议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学习机会。我对藏传佛教、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成就和主张诉求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研究员洛桑桑格博士是我十年前在宾州的一个大学主办的西藏问题讲座上就已认识的。他告诉我，十年前我对西藏的认识和今天已完全不同了。他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汉人对西藏的认识和了解在发生变化和在深化升华。我想正是藏族同胞这种信念和期盼促成了这次大会吧！
在日内瓦的汉藏讨论会上，藏族同胞带来了挚诚的宗教信仰，把四口善法彻底贯彻和体现在言语中；汉族朋友带来了挚热的民主信念，用尊重公共空间和他人话语权的公民社会法则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有了口善为底蕴和公民法则为规范，汉藏会议就注定会成功。我有幸经历了会议的全程，参与了小组的讨论，并负责将小组共识和大会共识形成文字和最后的大会决议。会议的最后一天，我有幸被大会推举出宣读并讨论全体大会决议的最后文本。会议顺利地通过了《2009年日内瓦汉藏会议共识》，向全世界宣告，“由联合国人权宣言所确立的普世价值，即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多元文化共存等，乃是本次会议所遵循的基本精神价值与原则。”同时它宣称，“此次汉藏会议的共同愿望是：让藏人获得自由，避免西藏文化被灭绝的命运。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自由乃是最高价值，西藏文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中的瑰宝；没有西藏的自由，就没有中国的自由；西藏文化被灭绝不仅是藏人的悲剧，也是华人的耻辱，更是人类不可弥补的精神损失。”
我相信，《2009年日内瓦汉藏会议共识》会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文件。我更认为，以慈悲仁爱宽容为根本，以民主自由多元为手段是这次汉藏会议程序上呈现出的最大共识。这是达赖喇嘛尊者的魅力和力量所在，也是我被他吸引和愿为他的事业尽一份微薄之力的原因。正如罗马帝国用暴力将耶稣送上十字架，但罗马帝国早已灰飞烟灭，耶稣的博爱却传遍了人间；毛时中国政府的暴政将达赖喇嘛尊者逼出家园，但藏传佛教却传遍了世界。这就是所有暴政都曾面对并最终屈服于的力量：无所不摧的爱的力量，无所不在的普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