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的晚餐油画前,昨晚活动异常劲爆,89岁的Wolf气壮如牛,开口咆哮《长城内的中国》时,犹如地雷炸响,整座圣保利教堂轰轰震荡,爆满的观众报以超长时间的掌声。 《18个囚徒》大卖。 今日《汉堡日报》有整版报道,标题:

拉响警报:与廖亦武和沃尔夫·比尔曼共度感人之夜
——汉堡港湾文学节:曾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作家廖亦武和沃尔夫·比尔曼在圣保利教堂,非常亲密的重逢
正巧我的新书中写到德国政府营救刘晓波夫妇的若干细节,Wolf夫妇是关键人物。 摘引几小段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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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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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安吉拉·默克尔是当时81岁的沃尔夫的密友,两人均来自前东德,据说少女时代的安吉拉就是沃尔夫的铁杆歌迷,几十年过去了,仍旧在繁忙政务之余,尽量照老习惯赶到沃尔夫夫妇的演唱会现场亮相助兴。
沃尔夫的父亲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母亲身为曾经抵抗纳粹的地下共产党员,却养出这么个坚决反共的儿子。 1976年秋,沃尔夫逮住机会,从东柏林跑回西柏林,立即在科隆体育场举办挤满九千观众的个人演唱会,嘲讽和攻击共产主义阵营,其中有一首《长城内的中国》传诵一时:“在那里,人民像牲畜\被统治、被愚弄、被封口、被阉割\心甘情愿做牛马……\自由是一只死麻雀\在鸟笼里腐烂……\在中国! 在中国! \在长城内的中国……”
演唱会尚未结束,实在受不了的东德最高当局就在柏林墙那边,透过高音喇叭宣告开除反党反革命分子沃尔夫. 比尔曼的国籍,当即引发东西方冷战时期最为轰动的文化事件——岂料几十年后,沃尔夫又致函德国之声,将《长城内的中国》公开送给被15次阻止出国的我,并在我从中国和越南边境辗转奔逃到柏林后,亲自带我去「夜访」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喝酒唱歌达4个多小时。
由此,我也写了恳请沃尔夫帮忙的短简:“希望不久,你和帕梅娜,也能见到刘晓波和刘霞,我们一起为他们举办音乐会。 ”
此信落款是2017年4月22日,经过一再修改,24日透过正式和私下三个渠道寄出。 接着是患得患失的等待。 直到5月3日清晨9点多,户外天色晦暗,飘着蒙蒙细雨,通宵失眠的我,被突如其来的困难袭击,正要入梦,门铃却响了。
习惯早起的老婆在屋后院落伺候花草,听不见。 门铃又响两次,我只好起床穿衣,睡眼惺忪地开门守候。 又过十来秒,一个身形硕大的白须老头从街面进到楼内,熊一般堵上门来。 我用蹩脚的德语问了声好,他没回应,也没笑容,而是将捧在胸前的一个特大号硬壳纸信封递过来。 我说等等,就转身去叫通晓德语的老婆; 不料,一回头,他就消失了。
这是沃爾夫. 比尔曼派来的信使。 后来帕梅娜说,这也是前东德时期的沃尔夫与反党反革命同伙秘密接头的方式。
我拆开不能复原的封口,原来是我写给默克尔总理的信件副本,沃尔夫用几行红字在右上角注明。 令人心潮起伏的是,沃尔夫也给自己的铁杆粉丝安吉拉写了两千多字的长信,他说:“我来给他当这个信使。 ”
他还说:“我们必须谨慎保密地做这件事。 仅仅因为几年前廖亦武在外交部长韦斯特维勒的帮助下经越南逃亡这事,已形成的外交沟壑仍无法被填平,当然也因为热衷炒作轰动消息的新闻界……”
就这样,默克尔时代有口皆碑的「静默外交」开始了,据彼得. 西冷从外交部得到的消息,德国驻北京大使馆大使随之致电刘霞,一一核实无误后,政府方面才指派专门的小组,主动联系中方,请求对口谈判……
——引自《国家敌人刘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