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各地不断举办展览、音乐会、游行、演出等活动纪念“200周年”，然而这些活动所传达的声音却迥然不同。
“就像讨论二战时期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样，人们开始比较公开、诚实地面对奴隶贸易了。” 英国副首相普雷斯科特3月23日提议，为了让公众记住英国在奴隶贸易中的所作所为，将在6月份设立固定的纪念日。
此前，英国首相布莱尔曾于21日表示，他对英国过去参与奴隶贸易感到抱歉，英国当时的作法“完全不可接受”，但英国政府迄今为止仍然拒绝就此正式道歉。
孰是孰非？
甜蜜事业中的罪恶
大西洋奴隶贸易是欧洲人开发美洲新大陆的产物。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造就了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但是当年“五月花”那样的移民船并没把所有英国人运到美利坚。17世纪70%英国移民的目的地是中美洲的西印度群岛，因为那里有糖——财富的来源。
早在1660年，英国进口货物中糖的价值就超过了其他商品。但是中美洲热带岛屿气候恶劣，人口死亡率极高。在巴巴多斯，15万白人移民活下来的只有2万。1700年以后，这里的英国移民锐减。但是英国市场对糖的需求持续增长，欧洲糖消费量的1/3属于英国。历史书上记载：“到了1750年，就连英国农场里最穷的农民媳妇都要在茶里加一点糖了”。用甘蔗汁和废糖蒸馏制成的朗姆酒特别适合英国人的口味，成了英国海军的军需品。这些糖是谁种的？18世纪600万非洲奴隶的一多半去了加勒比海沿岸岛屿，这些低廉的劳动力让英国人过上了甜蜜日子。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又叫“三角贸易”，三角是航线的形状。英国商船从利物浦、布里斯托尔等港口装上英国货行驶到西非海岸，卸货装奴，再到西印度群岛把奴隶贩卖给种植园主，装上糖、烟草和朗姆酒返回欧洲。非洲奴隶到达大西洋另一头后价格上涨七八倍，从1662年到1807年，巨额利润驱使英国贩奴船在这条航线上走了一个半世纪。
什么样的英国人贩奴呢？约翰·牛顿20多岁就当了贩奴船船长，不过他也是一个虔诚的牧师和世界闻名的作曲家，后来参加了禁奴运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和非洲奴隶贩子讨价还价的细节。一次他用木材和象牙换了8个奴隶后觉得吃亏了，因为其中一个“嘴巴不好看”。他在日记中抱怨：“身体好的男奴买主太多，价格是以前的两倍。”至于女奴，牛顿不要“乳房松懈”的。当一个女奴死亡时，牛顿这样记录：“一个身体好的女奴死了，11号。”这些奴隶不但没有名字，而且连人称代词都不配用，牛顿用的代词是“它”(it)。
贩奴的风险很大，航程中不但可能爆发霍乱和痢疾，而且要经常提防奴隶暴动。在甲板下，奴隶被铁索拴在一起，蜷缩在70多厘米高的空间内，牛顿曰“像架子上的书”。牛顿一旦发现奴隶私藏刀子一类的危险品，就用脖子上的枷锁和拇指铐管束。由于过分拥挤、卫生条件恶劣、缺乏运动和营养，航行中奴隶的死亡率是1/7，而船员的死亡率居然更高——17%。后来，白人海员的高死亡率受到舆论谴责，并成为掀起废奴运动的原因之一，着实令人费解。
更令人费解的是贩奴者的心态。牛顿在航程中肩负着拯救灵魂的使命，他要向所有船员传播上帝的福音。然而对拥挤在甲板下的那些苦难灵魂，他居然心安理得没有任何愧疚。在给妻子的信中，牛顿说这些奴隶被巫术和魔法欺骗，满脑子恐惧、无知和迷信，完全是一群陷入邪恶的另类生灵。牛顿认为这些奴隶根本不能理解上帝赋予人类的宗教、自由和爱。在那个年代，牛顿的思想具有普遍性。一些种植园主干脆坦言，非洲人就是劣等种族，既没有道德感，也没有推动科学和文明进步的能力。
到达目的地后，奴隶的命运更加悲惨，死亡率高得无法想象。到1750年，先后有80万奴隶被卖到英属加勒比群岛，而奴隶总量不到30万。一个巴巴多斯种植园主甚至计算出蓄奴公式：“要维持100个左右的存货，每年需要购买8到10个新奴隶。”除了死亡、疾病、苦疫和热带气候的折磨，女奴还饱受性侵犯，混血后代则在备受歧视中重复着被奴役的命运。
Olaudah Equiano是奴隶中的幸运儿，他没去种植园，而是被卖给了皇家海军军官。Equiano跟随主人周游世界并接受了教育。他赎回自由后来到伦敦，在废奴运动中冲锋陷阵。在他的帮助下，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暴行得以在公众舆论中曝光。1781年，装载了440个奴隶的Zong号英国商船由于顶风和迷失航向延长了航行时间，眼看着疾病蔓延夺走了自己的利润，船长想起了骗保险的损招，他把133个病奴扔进大海。回国后，船长以航程过长，饮用水耗尽为由要求赔偿，被拒绝。官司打到法院，133条人命的“民事”保险赔偿案以船长胜诉告终。
船长的罪恶被揭露后引起极大的社会愤慨，这件事成为废奴运动走向成功的一个里程碑。1807年英国禁止了奴隶贸易，1833年英国宣布其所属领地上的奴隶制非法。
民族自豪？
对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这段历史，英国的主流媒体上经常出现辩解的声音。一些社会精英认为政府没有必要道歉，赔偿更是无稽之谈。相反，废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光芒足以引起民族自豪。
首先，奴隶制在非洲根深蒂固。以当年的黑人废奴领袖Equiano的身世为例，他的酋长父亲就蓄奴。根据Equiano自传，他和妹妹是小时候在外面玩的时候被掠走的。再比如，阿拉伯人早在7世纪就在非洲东部贩卖黑奴。在当今的苏丹，阿拉伯人政府纵容、鼓励对黑人的驱逐和杀害，达尔富尔地区已经死了20万黑人，这和奴隶贸易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在长达4个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等诸多贩奴国中，英国不但不是始作俑者，而且在仍然有利可图的情况下率先禁止。英国禁奴后，跨大西洋的贩奴航线并没有寿终正寝，又有190万黑奴被贩卖到美国南部和拉丁美洲。为了维护正义，英国还派军舰在非洲西海岸拦截他国运奴船，并为释放奴隶的船员提供奖励。这足以证明英国人道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超前。
再次，成功禁止奴隶贸易是英国社会开明、民主制度优越的表现。在废奴运动中，公众基本站在正义一边，而且领军人物都是白人。不仅如此，英国的农田里没有奴隶，城里的黑人劳工也不多见。而美国大不一样，那里的革命者在废奴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虚伪。1865年美国废奴，然而社会歧视又让美国黑人等待、奋斗了整整一个世纪才迎来自己的民权运动。还有，当年的英国废奴勇士大多是激进分子，而提出禁止奴隶议案的议员William Willberforce却是保守党人。这种通过激烈辩论和严格法律程序推动社会进步的稳健模式是世界民主的典范。
最后，英国人没有刻意提倡、推销非洲奴隶。当时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导致非洲成为商品生产链条中的劳动力输出地，巨大需求和利润驱使非洲人互相追捕，争先恐后地为新大陆提供廉价劳动力。
如此说来，何罪之有？
然而，这些辩解并不能掩盖英国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巨额原始积累对英国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著作《帝国》所述，英国商船贩运了350万非洲人，占奴隶贸易总量的1/3还多。值得注意的是大西洋奴隶贸易持续了4个世纪、参与国众多，而英国人只用了不到150年就贩运了总量的1/3，其崛起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可见一斑。1768年的一份记录说，欧洲商船当年贩奴总数是9.71万，其中英国人运了5.31万，占总量的一半还多。更有历史学家指出，英国商船在18世纪的前几十年就已经初露锋芒，偶尔出现过贩奴数量大于竞争对手之和的情况。
如此后来居上的“骄人业绩”绝不是因为运气好，英国人曾为此颇费心机。航海力量崛起、出口产品价格低廉、宽厚的金融信贷“功”不可没，但是英国商人积极主动打破奴隶贸易垄断是关键性一步。1660年，英国皇室和伦敦商人组建皇家非洲公司，在陆、海军的保护下专营奴隶贸易。在各地商人游说之下，1697年垄断被打破，私人商船蜂拥加入贩奴行列，此后10年，贩运数量激增5倍。《剑桥不列颠帝国史》记载了1749年一名英国绅士的肺腑之言：“来往于新大陆的众多航运生意、海员家小的生计、不列颠制造业的饭碗，这些主要归功于黑人劳动力……对于这个民族来说，黑人贸易是财富和海军力量取之不尽的基金。”
从更宽阔的世界经济发展视野审视奴隶贸易，其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各国历史学家的共识。17世纪初，毛纺加工主导英国制造业，外贸的4/5是纺织品，主要市场在欧洲。17世纪中期，英国人口增长到达关键点，如果不拓展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工业化进程可能倒退。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加入贩奴行列。英国制造业产品在非洲换奴隶、在西印度群岛换糖、烟草和酒，在巴西换黄金。而英属北美殖民地成为西印度群岛种植园的后勤供应基地，鱼、木材、马匹和大米源源不断送来，换来的收益又买了英国商品。总而言之，这个商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英国产品出口市场的延伸，而流通得以循环运转的关键是奴隶。
在这样一个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殖民经济体系中，收益高、回报快的投资使英国私人资本迅速膨胀，而私人资本的充足使英国手工制造业顺利完成扩大再生产。试想，一个国家从农业向工业化的转变如果主要靠政府投资推动，势必增加国民赋税，从而引起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而奴隶贸易客观上避免了这样做的风险，为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开始奠定了良好基础。
换一个角度说，奴隶贸易在英国经济增长缺少投资的情况下弥补了这一不足。到了19世纪初，英国俨然已经在争夺新大陆殖民地的争斗中独占鳌头，国内工业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此时的经济增长则更多地依靠不断推陈出新的发明和技术创新，适可而止地禁止奴隶贸易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无妨大碍。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兴衰录》中写道：“18世纪英国在工业化前的重商主义斗争中已经极其成功，工业革命无非增强了这一地位并将其变革为另一种权力。”
从立法程序上讲，英国率先废奴也不完全是良心发现的结果。首先，拥奴战线内部出现分裂。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大种植园主是最主要的拥护奴隶贸易利益集团。18世纪后期，法属西印度群岛制糖成本降低，为了维持利润，英属种植园主越来越多地依靠英国糖业市场的垄断经营维持高价，这招致航运商和糖经销商的反对。此外，在贩奴起家的英国西海岸城市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自由贸易观念开始影响商业阶层，海运商品种类增加，贩奴量下降。
其次，虽然奴隶贸易给英国带来巨大财富，但是暴发户毕竟不是立法者。有政治影响的议员、乡绅、军官、政要以及地主阶层极少与奴隶贸易有个人利益关系，而且他们对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没有什么感性认识。当废奴派把议会辩论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引向贩奴贸易的残忍和种植园主的人格时，极其容易从人性、人权、宗教和道德立场获得支持。再次，拥奴派曾力图为奴隶贸易穿上“道德”外衣。他们渲染非洲食人族等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习俗，将非洲描绘成荒蛮社会。他们还提出，由于非洲气候恶劣，白人无法生存，无法改变现状，而非洲人乐意成为文明社会的奴隶。对此，废奴派将计就计，提出更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于是废奴之后，更为严肃和广泛的传教活动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深入非洲大陆，这为后来的殖民统治奠定了基础。
为了保证禁止奴隶贸易这一“义举”不被他国破坏，英国的确派出军舰在非洲西海岸拦截其他欧洲国家的贩奴船。但是这种做法昂贵、危险，不但收效甚微，而且被法国人讥讽为“愚蠢地断送了自己的财路又见不得别人发财”。英国军舰在非洲西海岸巡逻的结果是在当今赤道几内亚附近岛屿上建造了永久性军事据点，为树立英国在西非海岸霸权奠定基础。
至于说阿拉伯人古往今来的贩奴行为，倒不妨把旧账新账都翻出来。阿拉伯人没把那么多非洲国家变成殖民地，阿拉伯人没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阿拉伯人也没有把非洲变成冷战的政治和军事战场，阿拉伯人更没有把津巴布韦几乎所有的肥沃土地据为己有。
英国19世纪初率先禁止奴隶贸易是多种因素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和国内政治经济框架内互相作用的结果，当然不能排除人道主义因素，但是硬把它说成启蒙的灯塔未免自欺欺人。
美国黑人历史学家Anne Bailey教授2005年出版了专著《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非洲声音：沉默之后》，这本书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展现了非洲奴隶后裔的痛苦回忆。Bailey在书中写到，“无论在哪里，只要和非洲人谈起大西洋奴隶贸易就会有震耳欲聋的沉默，而沉默无法掩盖后悔、痛苦、忧伤、罪恶和耻辱的悲叹。”
Bailey从牙买加的奴隶后裔开始采访，并亲自前往西非的加纳追寻他们家乡的亲人。几个世纪的奴隶贸易造成了难以计算的骨肉分离，而Bailey在大洋两岸的探询却没有拼凑出完整的历史，“无法填补的裂口就是历史”。
这本书仔细分析了西方政府在赔偿问题上的沉默，她赞成以经济援助作为补偿的办法。同时， Bailey认为对非洲人最好的补偿就是把这段记忆变得透明，与其被痛苦和沉默支配，不如尽可能地搜集更多的口述历史，并让这段历史走进课堂和博物馆，以“缅怀不幸的灵魂并正视幸存者后裔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