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匈牙利，“1956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它既是定格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也是匈牙利政治变革的一面旗帜，更是最终体制转轨的先声，正如曾任匈牙利社工党政治局委员的波日高伊所说，正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催生了33年后的“变革之路”。
匈牙利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我们抽出了半天时间，专程前往布达佩斯东郊的“新公墓”去拜谒纳吉的坟墓。“新公墓”是布达佩斯最大的公墓群，绵延数十公里，在去之前就有当地朋友告诉我们，一定要在墓区管理人员的带领下前往，否则墓区太大会迷路。而我觉得，纳吉是匈牙利现代史上的名人，他的坟墓应该会非常醒目，不会难找。但当一位显然是“70后”的墓区管理人员把我们带到“1956年遇难者墓区”时，望着无数相同的没有人名、没有生卒年月、没有墓碑、只矗立着系着国旗色丝带的木桩的标志，他也茫然无措，不知该如何寻找。
大家四处寻找，终于在这一片墓区的东边找到了伊姆雷·纳吉的墓，那是一块横在地上、二尺宽、四尺长的再普通不过的石碑，比我想象的要简陋得多，碑前没有雕像，没有装饰，碑上没有生卒年月，只写着“伊姆雷·纳吉，匈牙利人的总理，1956年”，简单得令人不敢相信。刚开始我还心存疑惑，担心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纳吉的坟墓。众所周知，1956年11月4日，当苏联坦克和重型火炮响彻布达佩斯市区时，纳吉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赫鲁晓夫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白无误地记载，1958年6月匈牙利政府“按照苏联人的意志，处决了纳吉”，而墓碑上为什么写的是“1956年”呢？突然，我恍然大悟，1956这个年份就足以说明一切——在匈牙利人心中，还有比1956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年份吗？至于纳吉真正死于哪一年，已经不重要了，纳吉和无数1956年的无名死难者一样，只是其中的一人。在匈牙利，“1956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它既是定格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也是匈牙利政治变革的一面旗帜，更是最终体制转轨的先声，正如曾任匈牙利社工党政治局委员的波日高伊所说，正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催生了33年后的“变革之路”。
难怪有人说，了解东欧现代史有三把钥匙，第一把是“1947-1948年”，第三把是“1989年”，这两把钥匙是东欧各国共有的，至于中间的这一把，各国有不同的年份，比如波兰是“1980年”，捷克是“1968年”、匈牙利是“1956年”。这三把钥匙足以串联起东欧国家的现代历史，它们其实就是一个因果链条上的三个转折点，就像考古挖掘中的“文化地层”一样，相互叠加，互为因果，每一个事件的原因都可以倒推到上一个“累积层”，或者说，每一个非正常结束的历史事件注定会成为下一个历史事件的开端，在这一点上，不但历史事件惊人地相似，就连时间、过程等细节都像是前一次事件的重演，正是这三个“历史累积层”最后导致了1989年苏东地区大雪崩式的制度变迁。
风云突变的1947年
很多人对后两把钥匙还记忆犹新，但不清楚“1947－1948年”是一个什么特殊的年代，以及为什么说这个年代是东欧现代史上的重要一环。
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反法西斯民主政党”的联合政府，共产党在议会和政府中都不占优势，因此当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制度”，即政治上的多党议会制和经济上的“混合所有制”。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3月美国宣布实行“杜鲁门主义”，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并向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各国发出邀请，苏联表示拒绝，也禁止东欧国家加入。斯大林明确说：“马歇尔计划是直接打击苏联的。”为了应对“马歇尔计划”，9月，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波、捷、匈、罗、保、南、法、意九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西南的疗养胜地、弗罗茨瓦夫省的波伦巴小温泉举行会议，会议内容没有事先通知与会的各国代表。在会上，苏联突然提出要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要求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立即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允许各国实行通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和苏联的外交策略。这个提议遭到众多代表的反对。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说：“国际工人运动迄今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中心弊多利少”；南共代表卡德尔认为，这会遏制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捷克代表斯兰斯基表示抗议，甚至中途退席；法共、意共的与会人员也觉得这种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政党的传统；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则以事先没有取得本党中央的授权为由，希望暂缓成立该机构。但是在斯大林的强硬要求和遥控指挥之下，会议当场通过了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至此，两个阵营的对立成形，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之下，根据“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东欧各国原则上只能保持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往来。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东欧各国都发生了几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导致它们停止已经开始的“自己的发展道路”。在看到东欧各国共产党的不服倾向后，苏联决定先拿南斯拉夫开刀，指责“铁托集团”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目的是“与苏联相抗衡”。接下来，苏联在东欧各国激烈批判“民族主义”，展开清除“民族主义”的运动，凡是主张“本国国情论”的人统统被认为是“对苏联榜样的蔑视”，谁要谈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堕落到反苏立场”、“堕落到出卖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是“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富农党’”，要予以清算。同时，苏联打断了从1944年开始的、得到斯大林首肯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道路，认为这是“助长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违背和歪曲列宁主义的”，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提出的无视苏联历史经验的理论”，东欧各国必须立即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转向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日丹诺夫还在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指责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向东欧各国共产党提出，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共产党也必须是唯一的，工人阶级内部不能有改良派与革命派之分，社会民主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最接近共产党的力量，不存在联合阵线式的“大左翼”，并命令东欧各国共产党在1948年上半年快速完成兼并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尽快除掉这个政治上的竞争者。
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部，一直就存在着在本国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游击战的“本土派”与前往苏联投奔苏共的“莫斯科派”之间的分歧。“本土派”对“莫斯科派”随着苏联红军一道回来“摘桃子”的做法很不满，更对他们在建设时期唯苏联马首是瞻、丢掉了民族旗帜的治国路线极为反感。“本土派”的一些人，如波兰的哥穆尔卡、捷克的斯兰斯基、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科等，在本国很有威望。二战中他们在国内从事艰难的地下斗争，对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情况更为了解，他们希望根据本国的特点，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这些国家共产党忠诚度的唯一标准，于是那些依仗苏联权势的“莫斯科派”就有了一张打击“本土派”的有力武器。“莫斯科派”认为东欧国家无权选择自我发展道路，必须照搬斯大林模式，不遵从苏联人的指挥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于是，在1948－1949年，东欧各国都出现了破获“反革命集团”的案件，其数目之多、涉及人数之广，达到了使苏联内务部的官员超负荷工作的程度，很多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本土派”的领袖都受到波及。他们或是被捕入狱，或是不经审判被处决，或是被迫流亡国外，原先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党派均被取缔解散，残留下来的也经过大改组而名存实亡，从此听命于苏联“老子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分为两种，一是以苏、阿、匈、罗、捷克为代表的一党制，二是以波、东德和保为代表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再加上有共产党情报局、“经互会”、华沙条约组织这样机构的管制，东欧国家在组织、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受到钳制，苏联模式被强行移植。1947年成为东欧战后历史的转折点，从而为后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1949年的“拉伊科事件”
就像提到日后的剧变，就无法回避1956年一样，提到1956年事件，也无法绕开1949年匈牙利的“拉伊科事件”。
匈牙利工人运动有它的独特性，建立在工人运动基础上的社会民主党要比共产党的历史长得多，因此在工人中有深厚的基础。匈牙利工人党成立于1873年，1890年改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而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于1918年11月成立的，比社会民主党晚了40多年，1919年库恩·贝拉领导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社民党和共产党曾一度合并，5个月后政权被颠覆，两党分裂。1924年，匈牙利共产党在维也纳重建，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扶持霍尔蒂的“箭十字党”执政，共产党的活动十分困难。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匈牙利共产党也随之宣告解体，一些人以“和平党”的旗号留在国内坚持斗争，党员只有2000多人，另一些人跑到苏联组建了驻外的中央委员会，1944年，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国内从事地下活动的人第三次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与国内并肩反抗法西斯的社民党再度合作。由于双方的价值立场相近，又有国内抗战的共同经历，于是双方于1945年成立了两党联络委员会。而跑到苏联去的拉科西等人随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与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合并。“莫斯科派”由于有苏联人作后盾，顺利地成为党的主要领导，由1941－1944年担任国外委员会领导并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拉科西·马加什出任匈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当时共产党不能掌握社会力量的大多数，需要联合各民主力量，于是共产党提议与其他一些反法西斯党派组成“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由在国内民主派中人望颇高的工人领袖拉伊科担任“匈牙利阵线”总书记。后来，在“匈阵”的基础上成立了临时国民大会和临时国民政府。
1945年匈牙利举行战后第一次选举，凡年满20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选举中，小农党取得了57%的席位，社民党获得17.41%选票，共产党获得16.95%的选票，全国农民党、公民民主党瓜分了其余的选票，小农党创始人蒂尔迪·佐尔坦组建联合政府，该政府采取了“既不执行左翼政策，也不采纳右翼方针”的中派路线。1947年匈牙利修改选举法，限制右翼团体和个人参加选举，在该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22.2%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1948年6月，在日丹诺夫的提议下，共产党兼并社民党，然后改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此举遭到社会党的部分党员抵制，很多人退党。此后“莫斯科派”的拉科西小集团独揽大权，拉科西一人包揽了国防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匈共总书记三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按照斯大林“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在党内排除异己，清洗“本土派”与兼并过来的社会民主党人。1948年匈牙利开始“大清洗”，党内的“老近卫军”都被以“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罪名逮捕入狱，二战中在国内坚持游击战或被霍尔蒂政权监禁的“本土派”成为矛头所向。在这次“清洗”中，拉伊科·拉斯洛首当其冲，另有19万人被开除出党。1949年匈牙利的党派竞选结束，其他党派消亡，一党制成形。1949年6月16日，时任“匈南友好协会”主席、外交部长、“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总书记的拉伊科突然被以“武装暴动”的罪名逮捕。拉伊科（1909-1949）是匈牙利建筑工人协会的共产党最早的组织者之一，是1935年著名的匈牙利建筑工人大罢工的领导者，1941年被霍尔蒂政府监禁，1944年获释后从事共产党与工会、各工人组织之间的协调工作。因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有深厚基础，拉伊科与社民党交往颇多，与社民党中的很多人私交甚笃，被社民党誉为“可以成为‘朋友’的共产党人”，因此在1944年共产党与社民党合作的过程中扮演了穿针引线的关键角色。拉伊科1946年任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1946年任内务部长，1948年起任外交部长。1949年9月16日匈共中央指责拉伊科是叛徒，二战时充当德国法西斯的间谍，胜利后利用“匈南协会”主席的职务充当南斯拉夫的间谍，并勾结南斯拉夫蓄谋武装推翻匈牙利人民政权。10月，拉伊科被处决，与他同时被判刑的还有一批“本土派”领导人，凡是与他交往过的前社会民主党人统统受到怀疑，被扣上“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帽子开除出党或被捕入狱。受拉科伊案件牵连，匈牙利的“间谍反革命”案件层出不穷，定性不断升级，1951年有近50％的中央委员被撤换，20万人受到株连，100万人成为监控对象，导致冤案遍地，这破坏了法制和民主程序，降低了共产党的威信，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也成为1956年事件的主要诱因之一。
在从人事上清除了“本土派”的障碍以后，拉科西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照搬苏联的重、轻、农的顺序和“五年计划”发展蓝图，不顾人民生活地拼速度、拼积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匈牙利根据苏联的要求加快工业化的步伐，“一五计划”中搞“大跃进”，把“五年计划”中原先设定的90％的工业增长目标提高到200％，重工业增长目标则由104％提高到280％。这样的高积累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与1949年相比，1951年下降11%，1952年下降18%，1953年下降13%.高征购和强迫集体化使农业生产陷入停顿，1/10的土地抛荒，食品供应紧张，1948年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的纳吉告诫说：“强行实行集体化必然要以灾难告终。”这种状况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政治形势恶化，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日渐高涨。
思想超前的改革者——纳吉·伊姆雷
在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议会大厦前矗立着一座纳季·伊姆雷的雕像，头戴礼帽、手拿拐杖的纳吉站在一座桥上，双手交叉在桥的围栏上，安详地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我问陪同者，为什么要塑造一个站在桥上的形象，回答是，桥是体制的象征，在匈牙利共产党人中，只有纳吉跨越了体制，走到了“桥”的中央。后来我们还在别处看到一尊雕像，是纳吉1956年10月23日在议会广场上手拿讲稿的形象据我所知，剧变后东欧国家为前共产党人塑造雕像的仅此一例。纳吉至今仍是匈牙利人心目中的改革探索者，先知先觉的殉难者。
在东欧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纳吉是一个另类。这并不是指他的政治观点和1956年的举动，而是指他的“出身”。一般来讲，东欧各国的“改革派”大多出自“本土派”，但纳吉是例外。纳吉与拉科西一样，是“讲俄语的人”，是典型的“莫斯科派”，他与苏联之间的渊源之深超过了匈牙利“莫斯科派”当中的任何人。纳吉1918年在俄国参加俄国共产党，并加入苏俄红军，1930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在布哈林主持的“国际农学院”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工作，移居苏联长达十几年之久。正是这段学院的研究经历，使他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独立见解，并深受布哈林思想的影响，同时因长驻苏联，对斯大林体制的弊病也有清醒的认识。同是“莫斯科派”，但他与拉科西只想讨好苏联人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从政以来就认为，“民主化”、“法制化”建设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好形式”，社会主义要想比“人民民主”时期更具有合法性，就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利益。纳吉在1944年回国担任农业部长，负责战后的土改工作，1945年11月改任内务部长，1946年由于中央认为他的性格“太宽厚，不适应内务工作”，被改任为国民议会议长，1948年纳吉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匈中央全会指责纳吉“犯有布哈林倾向错误”，被免去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从事农业研究，这是纳吉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1951年他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恢复，同时在政府担任副总理，兼管农业。也许是由于那个自称为“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的拉科西与苏联走得过近，完全不顾匈牙利国情和民族尊严，在国内缺乏号召力，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指定副总理纳吉出任总理。在苏联人看来，换一个同样是“莫斯科派”的温和派，可能更符合“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气氛。
1953年6月，纳吉出任总理后立即提出改革纲领。纳吉提出，匈牙利要接受苏联的教训，反对片面的高速度，要全面发展，降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立即下马一批大型投资项目，发展轻工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改善市场供应和职工福利，降低工业品价格，取消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不要过早地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中允许退社，允许小私有企业合法化，取消拘留措施，关闭集中营，加强法制建设，设立检察院，审理违法案件，这些政策后来被统称为纳吉的“六月政策”。他之所以能够在上台伊始便在匈牙利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个人的理论水平、勇于探索的精神、从匈牙利的实践出发以及对苏联经验的总结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苏联的马林科夫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颁布“新方针”，也在探索苏联的改革道路。纳吉的“六月政策”出台后，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拥护，但也使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党内派系矛盾公开化、尖锐化。
纳吉的改革政策得到了热烈欢迎。在“六月政策”的指导下，许多正在上马的大型重化企业纷纷搁置，全国有729个农业合作社解散，农贸市场开业、自留地遍地开花，背“小口袋”的个体交易者活跃起来，这种在当时看来是“资本主义泛滥”的局面，在匈牙利党内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人感到纳吉步伐迈得太大，思想太超前了，于是形成了“反击纳吉”的保守派阵营。这时拉科西趁机到处收集纳吉的“黑材料”，向莫斯科报告说，纳吉实行的“资本主义”政策扰乱了国内的计划经济，使匈牙利迈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危机之中。1955年2月，苏共党内斗争结束，主张改革的马林科夫失势，被免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于是拉科西也加大了批判纳吉的声势。1955年4月，匈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撤销纳吉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赫格居斯接任总理，8个月之后，纳吉被开除出党，这是纳吉政治上的第二次下马。纳吉随即埋头从事理论研究，在1955－1956年先后撰写了《关于共产主义》、《道德与伦理》、《当前的几个迫切问题》、《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我国外交政策的问题》等著作，而那些“六月政策”的拥护者在纳吉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体制外思想流派。
“裴多菲俱乐部”与1956年事件
1956年苏共20大《秘密报告》在东欧各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各党内再次出现改革派的呼声，这对匈牙利的党内斗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纳吉认为，从《秘密报告》中披露的资料看，自己的探索和施政方针是正确的，这就更坚定了他的改革决心。受苏共20大思想的鼓舞，匈牙利共产党内的民主派和一些知识分子于1956年3月17日成立了“裴多菲俱乐部”。这本是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其初衷是要以匈牙利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传统为目标进行思想探索，并没有组织反对派政党的考虑。但是，对拉科西集团不满的社会力量很快就在这个旗帜下聚集起来，裴多菲俱乐部成为改革派的智库与活动平台。3月30日，裴多菲俱乐部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数千人大会，批判拉科西的错误路线。4月，裴多菲俱乐部又举行了多场与苏共20大精神有关的研讨会，被压抑了多年的民族情绪一下释放出来，布达佩斯处在沸腾之中。
6月，也就是纳吉“六月政策”三周年纪念日时，裴多菲俱乐部的影响力达到极盛。6月27日这一天的讨论题目是“新闻和媒体”，消息发布出去以后，原定下午7点钟开始的研讨会，从四点钟开始就挤满了人群，只好在附近的公园拉高架线设立分会场。会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上万名听众聚集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倾听来自党内民主派和民间思想者的声音，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新闻部副部长罗松奇·盖佐，他讲述了1955年纳吉被贬黜的经过，使会场的气氛达到高潮。人们全体起立，要求纳吉回到领导岗位，“纳吉·伊姆雷！”、“纳吉回来！”、“我们要纳吉！”、“我们相信纳吉！”的口号声与匈牙利以前的国歌《科苏特之歌》和《马赛曲》响彻布达佩斯。
1949年的拉伊科冤案成为一个众人关注的问题。裴多菲俱乐部在拉伊科案件七周年时专门组织了一场报告，由拉伊科的夫人作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审判员和律师问题》的演说，她向听众讲述了拉伊科受迫害的前前后后以及自己在狱中六年的遭遇和一大批受牵连者的悲惨处境，听众无不动容。迫于形势，新上任的匈共第一书记格罗开始讨论拉伊科的平反问题，在乱坟岗里挖出拉伊科遗骸的纪录片播放以后，全国震惊。10月6日，匈牙利为拉伊科等四名原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人举行国葬，布达佩斯有30万人为之送行，接下来国内平反的浪潮接连不断，悲愤情绪积聚。
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登了中央政治局恢复纳吉党籍的决定，格罗认为，拉伊科已经平反，纳吉也恢复了党籍，国内的局势理应趋于平缓，便出访南斯拉夫，希望寻求铁托的支持。10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改选，与纳吉命运相同、也曾遭到罢黜的哥穆尔卡复出，当选为波兰第一书记。消息传来，匈牙利学生深受鼓舞，要求让“匈牙利的哥穆尔卡——纳吉”回到领导岗位。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向中央提出十点要求，同一天布达佩斯学联也向政府提出十六点政纲，主要内容都是要求回到纳吉“六月政策”的道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对拉科西的错误进行清算，维护匈牙利民族尊严，反对苏联大国主义。
10月23日示威活动继续扩大，在1948-1949年整肃中被取缔的民主党派和社会民主党也纷纷亮出旗号，要求回到议会政治的“人民民主阶段”。中午12点，布达佩斯科苏特电台播送以内务部长皮罗什名义发布的一道禁令，宣布禁止公共集会和游行，违者将受到严惩，对仿照苏联克格勃建立起来的内务部极端反感的布达佩斯高校的学生无视命令，继续沿着多瑙河岸游行示威。学生队伍举着匈牙利国旗和波兰国旗，扛着声援波兰和要求纳吉复出的横幅。因党内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出现意见分歧，同情学生的军事院校学员也加入游行队伍，内务部在下午2时宣布取消禁止游行的命令。但示威者有增无减，涌上街头的人已达20多万，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交织在一起。
傍晚时分，纳吉出现在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他说：“我向到场的人们致以热烈的致敬，我向你们民主的匈牙利青年表示崇高的敬意，以你们的热情，定会排除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我们将通过党内谈判和讨论问题的途径来解决目前的冲突。”随后他要求群众克制，特别强调“我们要捍卫宪法、秩序和纪律，政府将快速做出决定。”这是一个旨在平息事态的讲话，纳吉冷静的态度让对他期望值很高的游行群众感到失望，讲完之后没有人鼓掌赞同，没有人响应。纳吉请求群众一起唱国歌，唱完国歌以后纳吉就离开了现场。
晚上8点，匈党中央第一书记格罗讲话，他首先否定了这场运动，并指责那些“敌人”、“资产阶级”、“暴徒”、“别有用心者”，反复强调苏联人的“解放”和无私帮助。格罗的讲话如同火上浇油，使激奋的群众无法控制，事态很快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危急情况下，匈党中央委员会举行有纳吉参加的紧急扩大会议。纳吉临危受命，立即被恢复了政治局委员和总理的职务。会上，前总理赫格居斯提议邀请苏军来进行军事镇压，纳吉同意实行紧急状态的戒严令，但反对使用武力镇压。
10月24日，纳吉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他呼吁群众停止战斗，停止流血，恢复秩序，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给政府时间。他说：“凭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我们将以我1953年6月提交议会的纲领为基础，在各个方面有系统地实行民主化。”但是这样的许诺为时已晚，纳吉复出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他的声音被淹没在群情激奋的人群中，暴动向全国蔓延。24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乘装甲车抵达布达佩斯，准备以武力解决匈牙利事变。而纳吉仍想做最后的努力，他认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由匈牙利人来自己解决问题、平息事件。由于苏军第一次进城受阻，苏联人同意由纳吉、卡达尔等人尝试以和平手段恢复秩序，并且撤换格罗，向群众让步。
经过领导层的紧急磋商并征得苏联同意（后来证明这一同意只是缓兵之计，苏联实际上已在准备再次出兵），纳吉等人决定进行东欧前所未有的改革。已经失去社会拥护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宣布解散，改组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并由卡达尔出任第一书记。在10月底的几天里，卡达尔与作为政府首脑的纳吉似乎在合力平息事态。他们向全国宣布“10月23日事件”是“民族民主运动”、“人民爱国运动”，并表示要让苏军立即撤军、回到人民民主制度上来，举行自由选举、组织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前小农党、社民党、全国农民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是局势仍未能控制住。10月30日，暴动者冲进布达佩斯市委大楼，市委书记麦泽·伊姆雷被杀。此时卡达尔在苏联暗中策动下，终于与纳吉分道扬镳，“失踪”后出现在苏军控制区，并宣布另组新政府，邀请苏军再次出兵镇压。11月1日，苏军坦克进入匈牙利境内，纳吉至此宣布与苏联决裂，退出华沙条约组织。11月4日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摧毁了匈牙利人的抵抗，近万人死亡，15万人出逃。纳吉进入南斯拉夫使馆政治避难。这是他的第三次下台，这一次纳吉再也不可能再复出了。
1957年4月他被押送回国审判，1958年6月16日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和“叛国”的罪名被处决。临终前的纳吉表示：“我在一生中曾三次试图挽救社会主义的声誉，但是三次都被‘强大的外部势力’破坏了。”他指的是1953年的“六月政策”、1956年的复出与其后的与苏联决裂，据说他临刑前高呼“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万岁！”巧合的是，七年前的6月16日也是拉伊科被以“武装暴动罪”逮捕的日子。
无法绕开的1956年事件和纳吉问题
在苏共28大上，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了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苏联人的变革之风令东欧的民众感到欢欣鼓舞，东欧的改革力量和民主势力再次萌动起来，历史似乎又一次回到了1956年事件的起点上，只是这一次苏联的坦克再不会出现了。
1988年，纳吉的女儿同其他四位与纳吉一同遇难者的遗孀组成一个“历史公正委员会”，要求为1956年事件的所有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1988年6月16日，在纳吉被处决的30周年纪念日，有几百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为匈牙利事件平反，立即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如何看待“1956年事件”是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所有的人都知道，在匈牙利如果不触及1956年事件，就不可能改变党的形象，就不可能与过去的错误划清界限，不可能获得主动权。正如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所说的，“要变革就无法绕开1956年事件和纳吉问题”。1989年1月匈政府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匈政府准备重新安葬纳吉和同案人，1月28日波日高伊向记者宣布，由他领导的“重新评价历史委员会”根据调查得出的结论是，“1956年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反对当时正在使国家蒙受耻辱的寡头统治的人民起义。”2月6日13个群众组织发表联合发明，表示拥护“人民起义”的结论，并强调只有公正的对待历史，政府和民间才有对话的可能，否则“将加深政治危机，丧失国家振兴的有利时机”。2月10-11日匈共中央提前召开中央全会讨论“1956年事件”的结论问题，在这次会上斗争十分激烈，党内明显分为两派，最后双方协商向外公布的结论是：“1956年由于匈共领导在改革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政治性群体事件发生，10月以前是真正的人民起义，10月以后运动失去控制，一些复辟力量、社会残渣余孽混杂进来，使运动的性质发生改变。”而这时各种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双周刊杂志《信念》发出一封向社工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说：“在民族的圆桌旁，每一个想以宪法的手段达到目标的人都应有一席之地”。
历史的轨迹又一次回到了1956年，纳吉在1956年提出的“多党制、外交中立、退出华约”这些纲领性的问题再次摆在社工党面前。他们已经意识到，1956年苏军出兵的局面不可能重演了。于是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几个迫切问题的立场》的决议，决定开放党禁。
1989年3月15日是匈牙利青年节，社工党呼吁与其他团体联合纪念这个节日，遭到拒绝。3月15日纪念活动分两处举行，官方的活动是在贝姆广场，民间的活动是在裴多菲雕像前，结果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官方的活动是凄惨暗淡，民间由31个政党组织的活动声势浩大，呼吁为匈牙利事件平反，要求苏联撤军，反对一党制，实行言论、新闻、宗教自由的发言接连不断，最后全场一致通过把1956年匈牙利事件高潮的10月23日定为民族节日。这一次活动证明，社工党的威信已降低到了极点。5月9日社工党就重新安葬纳吉发表公告，“中央委员会认为，1989年6月16日安葬纳吉和他的战友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社工党对纳吉做出了迟到的评价：“纳吉。伊姆雷是1945年以后匈牙利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他的一生同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他是社会主义改革的象征”，“他早就认识到，要改变与匈牙利的传统格格不入的、没有生命力的政策，党的政策必须体现人的价值，必须体现匈牙利的民族特点。”中央委员会根据“重新评定历史委员会”公布的全部材料得出结论，1958年6月审判的纳吉案件是“捏造的政治案件，判决是非法的”，“政府要坚决同过去的错误、同不止一次地违反宪法的政治决定划清界限，同1956年以来的报复性措施划清界限”。
1989年6月16日在布达佩斯举行了为纳吉及同案人重新安放骨灰的“国葬”仪式。在这一天，像1956年为拉伊科举行国葬一样，30万人参加了吊唁安葬活动，只是这两个安葬日之间已经跨越了33年。匈牙利社工党的时代结束了。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