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4月2日，重庆“钉子户”事件
那十五天发生了什么———一场举国瞩目的公共治理危机化解内幕
重庆九龙坡区委书记郑洪、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达成协议后“消失”的“钉子户”吴苹。细述一场公共治理危机是如何通过妥协得到解决。各方从这场公共危机中收获了些什么
重庆地方官员在“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中的角色耐人寻味，有人说他们是最宽容的地方官，也有人认为，他们和其他推动城市改造的地方官员并无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面临的是多年未有之处境。事件从网络开端，并为传统媒体所跟进，传统媒体和网络又积极互动，互动背后又有强大的社会情绪，还招来无数外国记者，处理得好坏，事关中国的“形象”。更重要的是，物权法刚刚通过，几乎所有观察者都把事件的处理结果，作为衡量中国保护私有财产尺度的依据。如今，事件已平息，而重庆官员在这一事件中究竟承担何种角色？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他们都做了什么？
郑洪说他这些天一直处于“风暴”之中。“风暴”的中心就是杨武那座“孤岛”。
当了5年多重庆市九龙坡区的区委书记，鹤兴路片区一直是郑洪的一块心病。“确实影响形象啊，有时候我陪朋友去看，他们都说郑洪你这个地方应该改造啊，我说快了快了。”
2005年9月，郑洪在网上对关心鹤兴路危改工程的网友曾描绘过改造后这块九龙坡区黄金地段的面貌，并确信拆迁会在2005年10月完成。
但事物的发展没有按照郑洪的逻辑走，“最牛钉子户”事件就在他的“乐观”中开始孕育，并在不久前形成全国性关注焦点。
每天都坚持上网的郑洪记得很清楚，当3月末“钉子户”事件达到高潮时，“支持户主杨武吴苹夫妇的高达80％多，预测要强拆的达到40％多，预测和解的只有30％。”
据说，“暴风眼”总是平静的，其实并非如此。“汪书记（重庆市市委书记汪洋）和王市长（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多次作出指示，而我除了书面汇报，一般每天还要给书记、市长汇报两次，最多的一天要跟汪洋书记汇报5次，此外还要给建设部等相关部委汇报情况。”
每天郑洪都能接到来自全国关切此事的电话，“关切的电话中有五六个主政一方的官员，他们很关心，但也没谈出具体意见。”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拆迁运动方兴未艾。显然，其他城市的主政者也在感受这一拆迁时代的阵痛，关注着“风暴眼”中的郑洪和重庆其他官员。
4月9日，吴苹主动致电本报记者，在事件结束后首次露面接受采访，详述最后谈判的情况，并表示“感谢网民，感谢媒体，感谢政府”。
4月10日，风暴渐去后，这一事件中的主事者郑洪第一次坐在媒体对面，一口气说了3个小时。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等其他该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也相继与本报记者长谈，细说当政府遭遇危机之后惊心动魄的幕后故事，以及重归平静时收获的教训和心得。
大风起兮
如果说郑洪是一线指挥官，那么事件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则是最为重要的协调官。
他说，“钉子户事件”给他的压力，“40年的人生中从未遇到，一生可能也就这么一次”。
这个事解决过后，他觉得是自己人生中一次很难得的经历。“我一个区法院的院长专门两次去市长办公室陈述事件在司法框架内的进展和意见。”
今年元旦过后，张立从另外一个县换届来到九龙坡区。3月16日，他才正式被选为院长。面对的第一件棘手的事情就是“钉子户事件”。
3月17日，星期六。当上院长第二天的张立接到副院长的电话，告知有媒体要来旁听3月19日关于杨武房子强拆裁定的听证会，他觉得很错愕，当时根本不知道网上已经流传了“最牛钉子户”的照片。
“当时觉得跟媒体打交道是件很麻烦的事，生怕说错一句话，便拒绝了采访，坦率地说现在很后悔。”将近一个月之后，他这样对本报记者反思。
3月19日听证会那天，张立再次惊讶，“怎么有那么多记者来了？”重庆直辖后，城市建设加速，“这种案件一年二三十件是有的。唯独这件引起那么大关注”。
那天，法院责令被申请人杨武在2007年3月22日前，履行九龙坡区房管局的拆迁行政裁决书。
之后，局势爆炸性发展，全世界的媒体蜂拥而来，等待22日那场强拆。
“3月22日是自动拆除的期限，不是强拆的期限，即便是那个4月10号的期限也不是强拆期限，而是说4月10号后随时可以强拆，我也有可能4月20号来拆。”张立解释说。
但这个教训让他开始反省对待媒体的态度。“局势陡然紧张起来，我感觉到我很迟钝，才意识到局势很严重，跟高院领导和区领导汇报，决定要改变策略，不能再和媒体隔绝，主动打开大门，市高院和区委都同意并支持我们的做法。”
夜以继日的紧张
“事情在22日上达到高潮，长枪短炮都在那里守着到凌晨。”郑洪说。
那个晚上，张立在他的办公室通过关系和吴苹通了个电话，“她当时很亢奋，说要调解可以，但必须撤销之前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和法院的司法裁定，这等于自动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司法程序的原则我们是无法后退的。”
“网上很多人对我们国家的强拆制度、对国家保障私权的做法有争议，但作为法院，我们是无法推翻现行法规的。”张立说。
这是杨武独上危楼之后的第二个晚上，吴苹说她那个晚上一宿未眠。
那个不眠之夜同样属于政府和法院的工作人员。官方决定，23日上午开一个通气会，22日晚上张立忙了一个通宵。
当时开发布会的主要意思是告诉媒体22日晚上不是强拆。但发布会只宣读和散发通告。“第一次面对媒体，没有经验，又害怕言多必失。”张立回忆。
当时有各种意见，“甚至有同志提出法院和房管局、区政府一起开新闻发布会，法院方面觉得很不合适，房管局是行政机关，法院审查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如果一起开）社会会怀疑法院丧失了独立权。”张立说。
作为区委书记的郑洪明白这个道理，“在国外，政府官员和法官是不会坐在一起的，但国外记者不理解中国的党委领导”，最后，法院单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同样地，政府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法院也不参加。
其他细节也反映了当时的紧张：发布会现场安排在哪里？应安排多少容量？拆迁户会否来闹事？控制现场局势应否安排法警执勤？法警穿制服好不好？是否穿便装？
到23日凌晨一点多才安排妥当，张立回到家，刚洗完澡，一个参加紧急会议的电话通知不期而至。
重庆市公安局领导从治安角度，担心现场引发群体性事件，各相关部门介绍了相关情况，“从凌晨两点开到早上七点，市公安局的副局长，郑书记都熬了一个通宵，房管局汇报纠纷是怎么形成的，宣传部汇报媒体为什么来这么多，法院则介绍案件前期的情况。”
早上七点，张立回到办公室，他只能睡2个小时，9点开通气会，“来了61个记者，代表40多家媒体。记者对我们只发通稿不回答问题的做法很有意见。”
“老实说，这个发布会开得晚了点。”郑洪说，之前媒体多是从吴苹方面得到单向度的信息，局面一度被动。
从那次发布会起，由九龙坡区委宣传部、房管局和法院各自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形成机制。
郑洪要求，无论是政府还是法院的说法，相互不能矛盾，内部统一起来，把事实真相核实清楚，不要相互指责，事情完了以后再总结经验教训，“虽然晚，还是起到了效果”。
上午开完通气会，张立仍无法休息。3月23日通报会下午，重庆市高院召集3级法院召开会议，研究法律上的问题，看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不对。
事实上，早在3月10日，九龙坡区就成立了处置鹤兴路片区拆迁工作组，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琪挂帅，随后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便由区长黄云亲自挂帅，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维稳办相关处室也加入了工作组。
郑洪透露，政府内部讨论时，很多人主张强拆，因为这样也符合法律规定。“但我们觉得强拆付出的行政成本比较高，仍寄希望于通过司法渠道使双方达成和解。”
法院是惟一的通道
张立记得，3月24日又是一个星期六，“那天王鸿举市长亲自召开了一个会议，市长用了一个词‘无懈可击’，如果法律上有瑕疵有问题就不能走强拆这条路，底气不足。那天，市政府的法律顾问和专家，各个参加的部门可以说畅所欲言，表明了市里头的重视，也明确了架构分工。”
张立说：“王市长的法治意识非常强，市里头和区里头都成立了临时性的处置小组，但都没让法院参加这个小组，王市长说不能把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来参与处置小组。”
法院既感到压力很大，又感到被寄予厚望。“大家都意识到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党委、政府过度介入影响并不好，这事一旦处理不好，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司法体制和司法权威。”
“法院是双方（杨武吴苹与开发商）唯一的通道”，郑洪这样分析当时的局势。因为已进入司法程序了，再回到行政程序来，只能让事情更复杂。
法院在3月24日之前，除了走程序之外也作了大量工作，“3月19日听证会之前，法院要跟他们协调，但是吴苹很抵触，不要法院的人参加，要求跟开发商单独谈，她对房管局也一样。”
郑洪坦言，法院当时想尽一切办法跟吴苹做工作，最终，吴苹表示愿意调解，但必须由张立主持，因为觉得新来九龙坡区的他可能不会偏向开发商。“我虽然感到有点突然，但觉得没什么。”张立说。
“3月25日下午，她来到办公室，我和法院的另外两个同志跟她谈了3个小时，她又提出要撤掉我们的裁定书和房管局的裁决书，我说如果你认为国务院的拆迁条例有问题，只能把法律和法规改掉我们再裁定，后来她没有再坚持。”
经过前一天的沟通，3月26日法院把开发商找来，双方开始新一轮的谈判。“26日、27日谈了两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但她坚决不见开发商，只好把开发商安排在另外一个办公室，背靠背的谈，法院起到一个传声筒的作用。”
同一天，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在全国书市动员大会上表示，要依法、冷静、妥善处理“钉子户”事件，但绝不迁就漫天要价。
但吴苹说，“他们只记住王市长说的‘绝不迁就漫天要价’，闭口不谈王市长‘依法、冷静、妥善’的指示。”
毕业论文
郑洪开玩笑说，这事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如果论文写不好，他就要“下课”了。
“当时我们担心中央哪个部门出来表个态，会造成我们被动的。”九龙坡区给重庆和中央有关部委的及时汇报沟通，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篇论文的节点到来了。张立透露，谈判过程中吴苹还是很合作的，要价逐渐降低。“她玩语言游戏，她没直接说要1000万、2000万，而坚持要房子，但房子有预期值的。要求一楼14万（一平米），二楼5万（一平米），那么加起来不是将近2000万了？”
除了房屋安置，还有其他补偿要求，比如从1993年到2004年的补偿400万，从2004年到现在则每个月赔4万元，经过做工作，到27日晚上总补偿额降到了100多万。
而此时现场情况更趋复杂，张立感觉到有越来越大的紧迫感，“那个地方成了一个舞台”。
郑洪透露，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拆迁户赶到现场声援，其中有个珠海的“钉子户”还跑到杨武的楼内，要挂幅标语。有个人甚至喊出了极端的口号。“我们当天晚上就查清了他的身份，但只是对他帮助教育。”
公安部门和街道都投入了力量。“说老实话，现场和周围都有24小时监控。”郑洪说。
“坦率地说，27日晚谈出的价格，开发商都同意了，但市领导的态度变得明朗，决定了几个原则，第一不能说假话，第二不能解决这个事情而引发其它事情，这给我们谈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立说。
对于每天损失6万元的开发商来说，即便满足吴苹的所有要求，也更符合其利益，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政府方面必须考虑其余280户已经搬走的拆迁户的利益，还要考虑今后重庆乃至全国的拆迁工作格局，“必须对历史负责”，当地官员称。
张立透露说，27日那个方案，当时还房就是定的鹤兴路原地还，补偿则高达170多万，高出最终披露的协议数字60余万。“当时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吴苹也不行了，当天晚上就去输液。”
那三个小时发生了什么
但27日的方案在上面没有通过。“吴苹提出要见郑书记，要求很强烈，还开了个玩笑说，让我见书记，一分钱都不要了。”
28日下午，郑洪见了吴苹，从2点多开始，谈了3个小时，那三个小时，被媒体誉为事件的转折点。吴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吴苹一上场就独白了40多分钟，郑洪一边倾听一边记录，吴苹说，她感受到郑洪的亲切和对她的尊重。
会面中，吴苹提出，“郑书记如果你有难处，我跟市领导见面。”郑洪明确拒绝了。吴苹说这个事情演变下去，政府有什么脸面。郑洪明确表态，维护法律和司法的权威就是政府的脸面。
郑洪回忆，“吴苹跟我说现在这种被动也超出她的想象，我跟她分析这个事情延续下去会有哪几种结果，我们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态度，最好的结果又是什么，大家谈得很愉快。”
“我明确要求她和开发商不能达成私下协议，这个要公布的，我要对280户其他拆迁户负责。”结束会谈时，郑洪坦然地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吴苹，“后来吴苹给我打过3次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最后一次，则是专门表示感谢。
那天吴苹又作了让步，补偿数字就是那一天定下来的。
“吴苹也有她的道理，以前房管局说2006年11月才断水断电的，吴苹提出2004年10月份停的水，2005年2月份断的电，我们迅速核实，发现吴苹没有说谎。5个月和30个月的停水停电期，补偿肯定是不同的，她说的有道理的部分经过核实，我们也充分考虑。”张立说。
“最终的方案认可了我说的事实，证明我说的是对的，我特别高兴。100多万的补偿费也比原来的72万多，即便多一块钱也是我的胜利。”吴苹这样评价道。
然而，整个拆迁安置方案上有明文规定，原地修建的房屋是不能作为安置用房的，这成了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
张立透露，“到了29日，我们又跟她谈，怕造成负面影响，便抛出一个方案，先货币补偿她，然后房子造出来后优惠卖给她。”
这场又是谈到凌晨2点的谈判让吴苹很不高兴，“你这个时候给我240多万货币安置，说是优惠卖给我，但开发商以后毁约怎么办？”
刚刚出现转机的谈判，旋即又陷入山重水复尽的地步。
柳暗花明
这个时候，九龙区区长黄云在30日想出了一个办法。
黄云原是沙坪坝的区长。“黄区长想到正升公司在沙坪坝有商业用房，我们就问开发商，你还有没有房子，这样，黄云提出异地实物安置，一下子把这个结解开了。”张立说。
事实上，吴苹当时既争取要原地换房，但又不相信自己真能争取到———“如果我谈成了原地安置，其他拆迁户肯定会来找政府和开发商闹。”
对这个新方案，吴苹觉得非常高兴，认为政府是真正想解决问题。当时吴苹就从法院出发，到沙坪坝看房子。“房子在沙坪坝步行街，那个地段比杨家坪还要好。”吴苹说。
而就在3月30日，张立还做了另一件事：按时贴出强拆公告。“一是法律程序放在那里，30日必须要张贴公告，到了时间不贴公告，社会上会认为我们不连续执法；另一方面，强拆通告的张贴无形中给她造成压力，对遏制她过高的期望值有一定作用。”
3月30日张贴强拆公告时，又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张立害怕媒体误认为会马上强拆，便首次披露，双方正在法院协调下进行谈判。
两天后，吴苹在最终方案上签了字。在这个没有失败者的语境下，吴苹对本报记者表示，“作为一个公民，在捍卫自己权利的同时，我也要为国家考虑。”
4月2日，一场风暴偃旗息鼓。杨武通过开发商连夜赶制的长梯离开了“孤岛”。据透露，当时区里有人提出要对拆迁进行现场直播。但考虑那个地方是交通要道，围观人会很多，担心会出治安问题。所以，最后只有很少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未完成的总结
事件结束后，影响继续在社会和学界发酵，不少专家认为，“钉子户”事件是一个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成功范例。
有舆论认为，此案具有涉及面广、矛盾尖锐、社会关注度高、理论争议多、处理难度高等特点，重庆地方政府始终采取较宽容的态度，值得肯定。同时，作为直辖市，重庆在处理危机方面，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
一位工作组领导说，“4月6日，汪洋参加我们的民主生活会，他笑说，这事是对我们政治智慧的考验，通过这个事情，证明九龙坡区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强的，执政智慧是成熟的。”
事实上，这件事的影响，早已超出重庆。重庆市市长王鸿举曾对九龙坡区委书记郑洪明确表示，“你不是代表区政府的水平，你要代表重庆乃至中国的水平来处理这个事情。”
郑洪也对本报记者表示，“我至少给自己打及格分。这不是政府单方面的功劳。九龙坡的老百姓还是比较好，他们还是非常理解和配合政府的工作。”
但郑洪更看重的收获是这一事件的教训和处理这场公共危机的办法。在郑洪的总结中，有两条与媒体有关。他认为，一是对网络媒体不够重视，如果最初措施得当，就不可能造成舆论从一开始便成一边倒之势，好像开发商和政府相互勾结在一起。
二是对如何同国外媒体打交道没有经验。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国外媒体可以自由采访。地方政府不能违背这个承诺。“我跟新闻中心说，我们要主动接触他们，包括开新闻发布会，都主动邀请国外媒体参加。国外媒体之所以关注这些事，是因为他们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至于被华新民等学者和《财经》杂志质疑的一点，即从获得项目到拆迁启动，开发商方面至今并不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这一点，郑洪回应道：重庆市是两证合一，实际上，只要是由开发商去谈拆迁，在达成协议前，土地使用权还在拆迁户手中，开发商就不可能提前拥有土地使用证，而按重庆市的拆迁管理条例，这种拆迁模式是允许的。
所以，郑洪认为，城市改造拆迁不能再走这条路，以后符合规划的拆迁项目要由政府来拆，拆完了再“招拍挂”，否则就有官商勾结的嫌疑。一定要下决心调整过来。
“这个事情不应该到此为止，我们还要继续检讨。”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亦表示。他认为，司法层面的反思也应继续，这个事件对整个国家的拆迁有什么意义，还要进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比如对公共利益如何界定，拆迁补偿如何才算合理的研究，要加快进度，该修改的应该修改。“我们的工作只是延缓和避免了出现最坏的局面。”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