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这20年，中国的民主运动虽然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始终坚持不懈。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003年以来，中国又出现了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那么，维权和民运到底是什么关系？两者有哪些相同之处哪些不同之处？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探讨。
应该说，维权和民运有很多共同之处。有不少事情，既是维权，也是民运。当然，维权和民运也有区别。通常认为，维权与民运的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维权都是在现行法律下现行体制内的；第二、维权是非政治性的。对于这两点，有必要略加说明。因为有一些民运，要求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按理说也是在现行法律下现行体制内的，因为现行法律现行体制在纸面上也承认这些原则；另外严格说来，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属于基本人权，不是政治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才是政治权利，因此你也可以说这些民运也是非政治性的。其实，上述两点无非是说，维权是和现行的中共一党专制制度并无直接冲突。
依我之见，维权和民运的主要区别是，维权是要求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民运是要求实现某一普遍原则。实际上，很多维权运动维护的，或者说争取的，不是权利，而是利益。用一位中共官员的话说，这些活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把它叫做维权呢？因为这里所说的利益，是当事人应得的利益，是当事人有权利得到的利益。这就和权利有关了。更重要的是，维权活动采取了自力救济的形式。维权人士运用言论权利、集会权利等基本权利，公开地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这就和权利的关系更紧密了。在这里，形式重于内容。
以信访为例。如果你只是把一封申诉信贴上邮票放进邮筒，或者是获准进入信访办公室和接待人员谈谈话，这恐怕还算不上维权活动。但是，当他们在大街上贴出大字报，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或者是打出标语横幅，把自己的冤情或诉求写在衣服上让过路人都能看见，喊口号，乃至汇集成一定规模，聚集在政府大楼门前或其他公共场所，引起路人或媒体的关注，形同集会示威，这就有了维权的性质，这种性质的活动我们就叫做维权。
在今日中国，参加民运的人要比参加维权活动的少得多。其中道理也很简单。民运争取的是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是对一党专制的直接挑战，所以参加民运的政治风险比较大，谁参加谁就有风险，谁不参加谁就没有这种风险；同时，也正因为自由民主是对一党专制的直接挑战，因此当局决不会轻易让步，所以民运在当下就取得某种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这就使得一般人望而却步。又由于自由民主是普遍原则，并非民运人士的特殊利益，自由民主一旦实现，人人都有份，没参加过民运的人也有份，所以很多人就会对民运采取“搭便车”的态度，自己不肯冒风险花力气，只等着坐享其成，或者是等到形势明朗，民运胜利在望的时候才参加进去。
维权活动则不同。因为在维权活动中，你争的只是自己的具体利益，并不直接挑战现行一党专制，所以政治上的风险比较小；也正因为你争的只是具体的利益，并不直接挑战一党专制，所以当局也确实有可能做出某种让步，从而使得你的利益得到某种满足。再说，参加维权活动的人基本上都是由于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你吃了亏，如果你不闹不争，你的亏就吃定了；如果你起来闹一闹争一争，说不定还可以赢回来一些。干嘛不闹一闹争一争呢？
然而问题在于，假如说许多维权活动都只是争取具体利益，是可以用人民币就解决的矛盾，是一党专制之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共当局为什么不在维持一党专制的前提下予以认真对待，尽量解决呢？譬如拆迁户的维权，都是由于得不到合理的补偿所致。为什么地方政府不肯给人家合理补偿呢？按说，给合理补偿也不会威胁到一党专制嘛。
这就是腐败的问题了。今天的中共，不但是高度专制的，而且也是高度腐败的。大大小小的官员贪婪无度，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无耻地侵夺老百姓的利益。在受损害的民众一方，如果你只是遵循体制给你限定的方式，例如写信申诉、上访，他们理都不理。这就迫使民众采取公开抗争，并尽可能地采取集体行动。地方政府则照例以“维稳”的名义进行打压。但是这种打压也有很多困难，因为师出无名，法不治众。再说，打压总是不光彩的，一旦被媒体曝光，总是会影响政府形象的。上级也可能怪罪，至少会影响升迁，弄不好还会被免职被撤职。所以，有时候政府会作出一定的让步。但是在政府方面，他们又决不会真正地满足民众的合理要求，因为他们深知此类侵权事件到处都有，唯恐引发连锁反应。正象我多次指出的那样，如今中共的高度专制是要靠着高度腐败来维持的。因此，即使在政府不得不对民众作出一定让步的时候，政府也必定是剿抚并举，胡罗卜加大棒，一方面给受害者一定的补偿，一方面对所谓带头“闹事”者予以惩办，以遏制维权运动的进一步蔓延，并维护权势者的非法利益。
在这种官民之间的反复较量中，维权活动越来越从自发走向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维权活动已经和民运越来越接近，它们共同构成了推动政治改革的伟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