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新闻聚焦：钱学森逝世，各方评价不一

中国科学家钱学森10月31日逝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给予很高的评价，官方唁电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称号为先，接下来才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不过，不同的声音也接踵而来。首先，钱学森是不是因为爱国才从美国回到中国来；第二，钱学森为“亩产万斤”作证，助长了大跃进浮夸风；第三，历来政治运动中钱学森的表现；第四，钱学森在八九北京对学生运动镇压上的立场；第五，对所谓气功和“人体科学”的见解。

据法广报道，钱学森生前曾经对外国友人说“中国人不快乐”，这也说明了他充满矛盾的心理。对中国教育体制，钱学森也颇有微词，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难以培养出科技人才来。

笔者认为，钱学森的逝世引发社会很多反思，尤其勾起对“毛泽东时代”的记忆。中共对钱学森是一个特例，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毛时代受到打击和迫害，这段历史人们不可能忘记。

●钱学森介绍（维基百科）

钱学森

中国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性别：  男

出生：  1911年12月11日（1911-12-11）

中国浙江省杭州

逝世：  2009年10月31日 （97岁） （2009-10-31

中国北京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属政团：  中国共产党

配偶：  蒋英

亲属：  父亲 钱家治

学历

* 1918年，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 1921年，北京高等师范学院第一附小。

* 1923年至1929年，入学北京高等师范学院附中。

* 1929年秋至1934年，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攻读铁道机械工程。

* 1935年至193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

* 1936年至1939年，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

经历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svg 中国科学院院士

所属学部  数学物理学部

专业  力学

当选年份  1957年

得奖

* 1991年，“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及一级英模奖章。

* 1999年9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 2006年10月，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

钱学森（Tsien Hsue-shen、H.S. Tsien）（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浙江杭州人，中国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为中美两国的导弹和航天计划都曾作出过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早年

* 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杭州[2][3][4][5]（现下城区马市街方谷园2号钱学森故居）[6]（或云上海[7]），父亲钱家治（字均夫，1880年-1969年）曾留学日本。

* 1914年父亲钱家治到北平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迁居北平宣武门外。

* 1918年入学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 1921年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院第一附小。

* 1923年钱学森入学北京高等师范学院附中。

* 1929年秋，钱学森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攻读铁道机械工程。

* 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8月，赴南京中央大学参加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考试。10月成为20名留美公费生之一。

* 1935年钱学森在清华大学导师空气动力学教授王士倬指导下到南京的航空工厂和南昌的航空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考察，决定未来留美的学习方向。王士倬原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议钱学森入麻省理工学院进修空气动力学。

赴美

 
从左到右： 普朗特，钱学森，冯•卡门

* 1935年9月，钱学森等20名庚款留美公费生，从上海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赴美国西雅图。

* 1936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后，到加州理工学院求见空气动力学权威西奥多•冯•卡门教授，征求进修意见。冯•卡门建议钱学森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院进修。同年秋，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院，师从冯•卡门。

* 1938年钱学森和冯•卡门合作，发表重要论文《可压缩流体的边界层》、《倾斜旋转体的超音速流》。

* 1939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八月发表重要论文《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音速流》阐明压力修正公式，后被学界称为钱-卡门公式。因对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位列美国陆军航空兵上校。

* 1940年加入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制组，研究火箭固体燃料、结构变形等课题。

* 1941年参与风洞研制。

* 1942年发表论文《风洞的汇聚风斗之设计》

* 1943年美军情报部探知德军正在德国境内建立大规模的火箭发射基地，火速拨款成立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下设弹道、材料、喷气、结构四组。钱学森任喷气研究组组长，成为世界知名的火箭喷气推进专家。

* 1944年美国国防部聘冯•卡门为美国空军顾问，草拟未来20年美国太空研究的蓝图。冯•卡门特约钱学森到华盛顿参加他领导的国防部科学顾问小组。1944年冬，钱学森辞去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的各项职务，到华盛顿参加国防部科学顾问组。

* 1945年4月，美国国防部派遣以冯•卡门为首、团员包括钱学森在内的调查组，飞往德国，询问德国火箭科学家。钱学森亲自询问德国火箭科学家包括沃纳•冯•布劳恩、鲁道夫•赫曼[8]、冯•布劳恩应钱学森的要求，写出书面报告《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钱学森还视察隐蔽在不伦瑞克市郊松林中德军绝密的戈林空气动力学研究所和德国其他地方的风洞，撰写多份报告。冬，钱学森由助教晋升为副教授。

* 1946年发表论文《超等空气动力学》、《超等空气动力学，稀薄气体力学》，主编《喷气推进的新天地》论文集。八月，应聘麻省理工学院，辞去加州理工学院和喷气推进实验室所有职务。

* 1947年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9月，与声乐家蒋英在上海结婚。

* 1949年应聘为加州理工学院正教授，并出任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领导美国太空火箭的研究。

监禁

* 1949年，钱学森申请加入美国国籍。1950年，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反共思想高涨，FBI从美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发现钱学森曾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于是驳回其入籍申请，并禁止其参加机密工作[查证请求].钱学森无法继续他的研究了。两星期后钱学森先告知学校其去中国探亲数月之意愿，学校并无异议且愿意配合。但是当时海军部次长丹•金保知道后，以钱学森涉及美军机密工作之深，在当时中美苏关系恶劣状况之下，应设法劝阻其访中为宜。结果联邦调查局仅凭钱学森早年参加过的社交餐聚人士名单，指控他曾加入美国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且隐瞒不报。联邦调查局藉“伪证”罪吊销他的机密工作许可，于1950年8月30日将其收押在特米诺岛中文维基百科未有特米诺岛页面，可参考英语维基百科的对应页面Terminal Island.（Terminal Island）的监狱里15天。由于加州理工学院的不懈努力和抗争，钱学森很快出狱，但并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而是长达5年的在家软禁。海军次长知道联邦调查局如此过当行动后也表示震惊：“我没有要把他关起来的意思啊，真是糟透了。他不是共产党员，我们没有理由拘禁他。”自始至终，钱学森从未被美国政府以间谍或泄密罪名起诉。在软禁五年期间，他只能涉及一些基础学科的研究与教学。联调局认为钱学森所知的机密信息五年后就会变得过时而没有用处。钱学森后来幽默地说，“不让我做研究，我会在这里（用手指头）发展”。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钱获颁杰出校友奖受到加州理工学院邀请，但他因美政府递解出境令仍然有效为由而拒绝前往。该奖项后于2001年由加州理工学院好友法兰克•马波教授及夫人送达钱学森家中（马波教授于一九五五年钱学森离美时亲自去洛杉矶港口送行）。航空周刊在提名钱学森为2007风云人物的专文，对这段历史的记述也大致吻合。

回国

 
钱学森回国

* 1955年，在中、美政府长达几个月的日内瓦双边会谈之后，钱学森被美国政府释放[18]，用以交换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9月17日，钱学森登上了美国总统轮船公司（American President Lines）的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 Cleveland）经香港于10月8日折返中国。

* 1956年与钱伟长、郭永怀等创建、主持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为首任所长。

* 1956年10月，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并任该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指导计划协调技术。1958年开始研制航天运载火箭。

* 1958年与中国科学院同事共同倡议并参与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1959年8月，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60年“东风一号”近程地地弹道导弹发射成功。1965年人造卫星工程开始实施，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他为建设中国火箭弹道和航天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

* 1967年冯•卡门在1967年出版的自传中，特辟一章：“钱学森与红色中国”。冯•卡门对钱学森的评语：“美国火箭领域中最伟大的天才之一，我的杰出门生”。

晚年

* 1979年，钱学森被加州理工大学授予“杰出校友奖”。

* 1986年6月27日，中国科协三大会议选举钱学森担任科协主席。

* 1991年被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

* 1999年9月，与钱三强、邓稼先等共23人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 2006年10月，与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盘等共5位专家获“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

* 2008年9月13日钱学森塑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落成。

* 2009年钱学森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奖。

* 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6分在北京逝世。

家庭

* 父：钱家治

* 母：章兰娟

* 岳父：蒋百里

* 妻：蒋英

* 子：钱永刚

* 女：钱永真

* 堂侄：钱永健

论著论文

* Tsien HS. Two-dimensional subsonic flow of compressible fluids // Aeronaut. Sci. 1939

* Von Karman T， Tsien HS. The buckling of thin cylindrical shell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J Aeronaut Sci 1941

* Tsien， HS. Symmetrical Joukowsky Airfoils in shear flow. Q. Appl. Math.1943

* Tsien， HS. On the Design of the Contraction Cone for a Wind Tunnel. J. Aeronaut. Sci.， 10， 68-70， 1943

* Von Karman， T. and Tsien， HS. Lifting- line Theory for a Wing in Nonuniform Flow. Quarterly of Applied Mathematics， Vol. 3， 1945 * Tsien， HS. Similarity laws of hypersonic flows. J. Math. Phys. 25， 247-251， （1946）。

* Tsien， HS ， and Kuo， YH ， \”Two-Dimensional Irrotational. Mixed Subsonic and Supersonic Flow of a Compressible Fluid and the Upper Critical Mach dumber\”， NACA Technical Note No. 495， 1946 * Tsien， HS. Rockets and Other Thermal Jets Using Nuclear Energy\”，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Nuclear Power， Addison-Wesley Vol.11， 1949 * Tsien， HS. The transfer functions of rocket nozzles. J. Am. Rocket Soc， 1952 * Tsien， HS. Take-Off from Satellit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ocket Society， Vol. 23， No. 4， 1953 * Tsien， HS. The Poincare-Lighthill-Kuo Method， Advances in Appl. Mech. 1956 * Tsien， HS. The equations of gas dynamics. 1958 * 钱学森，于景元， 戴汝为。 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 自然杂志， 1990.

著作

* Engineering Cybernetics，Tsien， H. S. McGraw Hill， 1954

* Tsien， H.S. Technische Kybernetik， ??bersetzt von Dr. H. Kaltenecker， Berliner Union Stuttgart 1957

* ТЕХНИЧЕСКАЯ　КИБЕРНЕТИКА

* 工程控制论。 科学出版社 1980. ISBN： 9787110011966

o 工程控制论（新世纪版）。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313043252

* 创建系统学。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ISBN 9787537719483

o 创建系统学（新世纪版）。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313045928

* 气体动力学诸方程。 1966.

* 星际航行概论。 1966.

o 星际航行概论。 中国宇航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02184398

* 物理力学讲义。 1962.

o 物理力学讲义（新世纪版）。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313048769

* 从飞机导弹说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 1959.

* 论系统工程。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 ISBN 9787535704122

o 论系统工程（新世纪版）。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313045898

* 钱学森文集。 1991

* 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8. ISBN 9787313016010

* 钱学森手稿。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ISBN 9787544022262

* 水动力学讲义手稿。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313041999

* 钱学森书信（1-10卷）。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 ISBN 9787118046205

* 钱学森书信选（上、下卷）。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 ISBN 9787118056457

轶事

小行星3763

小行星3763被命名为“钱学森”。

军衔

在美期间，曾被授予美国空军上校军衔；回中国后，在1957年9月曾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身份赴俄参加高层会；不过，传记作家叶永烈在查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帅录后，认为钱学森实际并未被授予过中将军衔。

1999年美国国会考克斯报告的指控

1999年美国国会考克斯报告中文维基百科未有考克斯报告页面，可参考英语维基百科的对应页面Cox Report.（Cox Report）中专门有一节题为“钱学森在中国导弹与空间计划发展中的作用”，声称钱学森为“间谍”[23]. 钱学森传记作者张纯如对这一指控予以了驳斥.

《粮食亩产会有多少？》

钱学森在1958年大跃进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发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文章中表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假设植物光合作用30%的效率可以达到，并假设植物中的1/5能转换为可吃的粮食，认为只要必需的水利、肥料、劳力等等条件能满足，那么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达到“2000斤的 20多倍”。有人认为[谁？]，这些论述为“放卫星”提供了“科学论证”，并影响了最高决策。李锐《反思大跃进》曾记载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但李锐的说法尚无其他文献资料辅证。根据钱学森文章，钱学森提出的产量数字，明确指为“计算的单位面积年产量，无论粮食或是木材都是理想的极限量。要接近这个指标，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

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

1980年代后，钱学森提倡对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的研究。并著有专著《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论人体科学》和《创建人体科学》等。有人认为[谁？]，钱学森因其地位和影响力，对很多人产生了误导作用，对气功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来源可靠？]

●对钱学森逝世媒体进行报道和评价

▲英国广播公司（BBC）10月31日报道：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去世

有“中国航天之父”称号的科学家钱学森周六（10月31日）上午11时在北京去世，终年98岁。

钱学森是浙江人，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杭州。

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现上海交通大学），次年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国学习，四年后获博士学位。

此后，钱学森在美国工作到1955年返回中国。

钱学森回国后曾先后担任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务。

钱学森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学森主持完成了中国“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中国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钱学森生前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多种奖章，其中包括1999年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与2006年的“中国航天事业50周年最高荣誉奖”。

从1980年代起，钱学森呼吁对中医、气功和“特殊人体功能”等进行科学研究，曾一度引发各界热议。

1991年退休后，钱学森一直在北京低调生活。中国国家领导人在钱学森晚年曾多次前往探望。

▲中新网10月31日报道：中国科学巨星钱学森逝世 一生致力中国航天事业

中新网10月31日电 中国科学巨星钱学森于今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钱学森一生致力于中国航天科技事业，就在今年8月19日中国航天科工信息技术研究院成立仪式上，98岁的钱老还特意发来贺信。而温家宝总理也在8月6日专程登门看望了钱老。当时的钱老精神不错，并与坐在床边的温总理亲切谈话。

虽然年事已高，但钱学森每天都还坚持翻阅报纸，关心国家大事。当日，钱老还对总理微笑着说“我活到100岁”，并在回忆自己留学归国经历后表示，“在中国，比在国外更有发展和成就。”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浙江杭州，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49年起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5年，钱学森突破重重阻力回到中国，致力于祖国的科技事业。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他也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1956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正是根据其《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同年，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顺利完成，并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钱学森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钱学森一生所获荣誉无数。其中包括195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及2006年“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等。其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今年9月10日，在中宣部、中组部、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总政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钱学森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大洋网10月31日报道：钱学森儿子钱永刚：父亲去世时很安详

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中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父亲去世时非常的安详。他还介绍，家人都沉浸在悲伤中，目前还没有通知外地、外国的亲属。一切后事，还要等待中央的统一安排。

钱永刚教授今天的手机一直处于繁忙之中，不停的有亲友来表示哀悼。他接电话的声音低低的，带着忧伤。他表示，父亲走的时候很安详，一家人都在身边。钱永刚今年5月曾对记者表示，钱老的身体只能是说对一个90多岁老人还可以。

钱家是个大家族，在江南有大量的族人，在海外也有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这样的亲属。钱永刚介绍，家人们都在忙于后事，目前还没有通知他们外地、海外的亲友，因为父亲的身份，所以一切后事，要等等中央的统一安排。钱学森同志的秘书涂元季少将的身边工作人员也表示，现在一家人都在忙于后事，追悼会或纪念仪式的日期与形式都还没有定下来，大家要耐心的等待通知。

▲美国之音（VOA）11月1日发表文章《钱学森辞世 科学与政治相结合惹争议》

享有中国航天之父称号的科学家钱学森逝世，享年98岁。观察人士说，这名备受争议的科学家之所以在经历中国各种政治风暴后仍然屹立不倒是因为他同时具备卓越的科技能力和超人的政治技巧。

1955年，钱学森离开他生活和工作了25年的美国，也把人们对他是否帮共产党中国做间谍的争议留在那里。

回到中国后，钱学森一心一意投入了中国的导弹和航天的事业。可是不久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发动了反右运动，钱学森面临回国后的第一场政治考验。

*敏锐的政治触觉*

被誉为中国科技界“三钱”的其中“两钱”——著名力学家钱伟长和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都被打成右派，先后落马，尽管这两人跟钱学森一样都是在美国或欧洲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后主动回来报效祖国的科学家。

然而，钱学森却逃过了这场浩劫。当年也被打成右派、迄今在香港生活了18年的高级工程师陈愉林说，1950年代中期钱学森和钱三强一起被派到苏联参加一次核项目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证明，比起其他高级知识分子来说，钱学森具有更敏锐的政治触觉。

陈愉林说：“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找他们两人谈话，请他们两人鸣放一下，对中国的科学体制等问题提一些意见。钱学森比较老练，没有多说话，而钱三强说了很多体制上的问题，并推荐法国和苏联的体制，结果被打成右派。”

*迎合大跃进*

发动反右斗争一年后，毛泽东又在1958年发起大跃进运动，鼓吹中国的农业和工业能在短短几年内取得飞跃式的进步。正在这个时候，火箭科学家钱学森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植物光合作用原理为依据，得出了粮食亩产一万斤不成问题的结论，为共产党领导人提供了他们迫切需要的所谓科学论据。

一年后的1959年，曾经向美国调查人员否认自己亲共的钱学森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表示对共产党的忠诚。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跟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钱伟长和钱三强都受到了迫害，然而，钱学森仍然能继续从事发射卫星的工作。

*支持镇压学运*

1989年北京发生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学运遭到当局血腥镇压。当时担任政协副主席的钱学森表示拥护党中央镇压学生运动的决定。

2002年6月，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90岁高龄的钱学森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的心得。他说，共产党三代领导人都注重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使得他们都具有应付复杂局面的高明领导艺术。

在中共领导人眼中，钱学森本人显然也是善于结合科学与政治的典范。新华社在报导钱学森逝世的新闻稿中称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杰出的科学家。

*原右派：钱学森党性强无可厚非*

不过，当年也被打成右派的退休高级土木工程师陈诗在香港对美国之音说，他仍然很尊重钱学森的科学成就，至于钱学森具有如此强烈的党性，他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国情，不能以此责怪钱学森。

陈诗说：“党就是国，国就是党天下。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不可能独善其身。他要投入他的事业。在当时来讲，他在美国那么长时间才回来，不可能真正了解共产党。所以说，他参加共产党、入党、做官，但是他仍然在从事他的科学和尖端技术。”

钱学森当年在离开美国的时候对新闻媒体说，他不打算再回到美国，也没有理由回美国。他还说，自己会尽力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他们能有尊严和幸福生活的国家。

钱学森的确再没有回过他曾经申请加入国籍的美国，他曾经领导过的中国航天事业也为无数中国人带来了尊严和自豪，然而，他积极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统治中国与他承诺尽力帮助中国人民建立幸福生活是否相抵触，将是许多人会继续争议的话题。

▲英国广播公司（BBC）11月3日报道：钱学森：技术报国和科学精神

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0月31日在北京逝世。钱学森被许多人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由于钱学森在中国国防科技中的杰出贡献，许多人说他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科学的旗帜”，还有人呼吁为他举行国葬，天安门降半旗致哀。

钱学森在中国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科技界，他的政治立场也折射出中国政治的变迁。

曾经在1989年被钱学森指责参与“动乱”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钱学森是工程技术专家，而非理论科学家。

“美国的愚蠢”

钱学森在美国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参与建立了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他还参与了曼哈顿工程，该工程使美国获得第一枚原子弹。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是杰出学者冯•卡门的得意门生，曾被冯•卡门称为“毫无疑问的天才”。

钱学森在受到美国当局怀疑前，曾经在二战期间作为美军上校参与为美军设计弹道导弹，后又被派往欧洲检察被缴获的纳粹火箭技术。研究了德国的V-2火箭，审问了德国火箭设计师布劳恩。

钱学森1949年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但随后不久蒋介石退守台湾，美国开始了大规模反共调查（麦卡锡主义），钱学森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他被指为共产党员，一度被逮捕关押。后经过同美国幕后谈判交易，作为对韩战被俘美军飞行员的交换，1955年钱学森举家返回中国。

美国前海军次长丹•金保后来说，允许钱返回中国是“美国做过最愚蠢的一件事”。

国防与科技

钱学森回国伊始便积极参与了建立中国第一个导弹和火箭研究院，成为中国的太空项目的开始。他领导了中国核武弹道导弹研究，参与了1970年发射人造卫星发射。

有报道说，由于钱学森和其他科学家的努力，加上当时苏联的帮助，中国在1963到64年间试爆第一枚原子弹，使新中国在成立15年后加入了核大国俱乐部。

报道说，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蚕式反舰导弹，气象和侦察卫星，以及2003年将中国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当中，都包含了钱学森的研究贡献。

不过方励之认为，钱学森当时专攻空气动力学，和他的导师冯•卡门搞的是螺旋桨气动方面的东西；现在有人说钱学森也是中国研究核弹的功臣，这不符合事实。

科学和政治

钱学森的研究为提升中国国家政治力做出了贡献，他本人也在不同时期发表了许多其专业领域外言论。钱学森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与唯物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的理念，以别于强调科学要独立于政治的自由派科学家。

美国学者里曼•梅勒将毛泽东以后中国科学界分为“一元派”和“多元派”。他认为钱学森和何祚庥支持党组织介入科研领域，是一元派；而赞成科学独立性和自由辩论的方励之和于光远是“多元派”。

方励之说，在那场学术争论中，他作为反对派也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方励之认为，隔行如隔山，钱学森在自己领域外说过许多错话，造成许多不良影响。

有人认为钱学森的不科学言论为“大跃进”的疯狂火上浇油。1958年钱学森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

80年代钱学森对当时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大力支持，对气功热和迷信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钱学森曾经说“这（气功和特异功能）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新科学革命，也许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

钱学森还发表言论批判过“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钱学森表态支持中国政府镇压天安门抗议活动，作为科协主席，他还批判“科学界的民族败类方励之参与策划这场动乱的卖国主义罪行”。

钱学森倍受中国舆论推崇，大概同强国意识、对美戒备以及强调个人为国家奉献有关。钱学森在美国经历的麦卡锡主义和冷战一起早已成为历史，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经济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利益捆绑的地步。但中美军事技术保密和军事戒备仍然没有摆脱冷战的阴影。1999年美国国会调查中国窃取美国秘密技术后发表的考克斯报告中，仍然将钱学森指为间谍。

▲自由亚洲电台（RFA）11月3日报道：学者评钱学森“两弹一星”外的更多意义

有“中国航天之父”之称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去世，获得官方高度评价，本月七日将在八宝山为他举行告别仪式。与此同时，民间的一些评价则超出了“两弹一星”、“弃美回国”的范畴。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因病于2009年10月31日早上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消息由《新华社》首发。

官方唁电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称号为先，接下来才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曾任职外交官的大陆知名网络作家杨恒均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多年来官方宣传钱学森政治模范的作用远超过他的科学家身份。“作为一个榜样他的确有很重要的意义，作为科学家，我认为没有他的政治意义重要。作为一个美国跑回来贡献祖国的人，他的影响不是一代、两代人，一直影响到后来。别人把他可能当成政治花瓶，过年的时候去看一下你，重视知识分子、重视海外归来的。”　

钱学森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留学、工作美国二十年，在成为火箭科技领域领军人物，甚至被美军授以上校军衔等等殊荣之后，于1955年回到航天科技处于零阶段的中国大陆，率领年轻科学家研发导弹和人造卫星。

杨恒均说，缅怀钱学森不能够忽略他临终前就中国高校难以培养出科技发明创新人才，而向前往探视的国家总理温家宝谏言。杨认为问题的答案是国家重视像钱学森这种从国外带回先进科学人才的同时，却忽视科学的精神；更将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拦阻在大门之外。

杨恒均：“这个话是很狠的，因为他在国内五十五年了，说这个教育，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人才，连他自己都不是中国培养的。钱学森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人才，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大学是政治的派出机构，我们的政治体制影响大学，作为一个一直很听话的人，他终于提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中共建政后，带着海外先进技术一心回国支援祖国建设的科学家和学者众多，而钱学森是没有受到反右等政治运动影响的少数。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他比较特别，第一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专家，当时在全世界是领先的人物；第二个他放弃了美国的工作回到中国来，而且得到了重用。很多跟他类似的专家学者回到中国不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是不断的挨揍、挨斗、挨批，不是几百、几千，而是数以万计的科学家回到中国以后，主要在反右中。这是钱学森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因为国家需要搞导弹，缺不了钱学森。”　

不过钱学森在“五八年大跃进”时，公开撰文为浮夸的粮食亩产量提供所谓科学论证，被一些学者视为他一生的败笔。杨恒均说：“确实也犯了个很大的错误，他写了个文章说亩产蔬菜能达到一百六十万斤，科学家写出这个是很愚蠢的，如果这是他真心，说明他在专攻以外是很无知的；如果是政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研究物理的钱学森晚年将研究课题转移到“唯像学”和“人体科学”，论证气功、中医、特异功能等现象，在八十年代中中国盛行气功时曾为具有争议的话题，有学者表示，至今印象深刻。茅于轼说：“还有个地方，他反对批判气功，我同意他的看法。（他的反对有没有起到作用？）没有起到绝对性的作用，还是起了作用的。”　

钱学森在1983年到1987年间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现在的 “中国航天员训练中心”）作过百次相关的报告、讲话结集成《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一书。而中国官方在他去世后的评价中，完全没有提到这方面，有分析认为与打压法轮功敏感议题、以及不符合共产主义 “唯物”主张有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4日报道：钱学森向美国友人承认中国人不快乐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在1991年曾经向到访的美国友人私底下承认，中国虽然进步了很多，但中国人“并不快乐”。转述这段经历的，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结识的研究同侪兼好友法兰克•马布尔博士。

根据《加州理工新闻》引述马布尔博士的回忆，美国移民局对钱学森不怀好意的听证会，令他对美国政府失去信心，但钱学森却经常怀念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日子，马布尔认为“这可能是他（钱学森）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中的其中一段”。

加州理工学院的官方网页，引述了《加州理工新闻》上述的报道，并同时又刊出钱学森的讣闻。讣闻的第二段明确指出，这位中国出生的科学家因为被控同情共产党而失去他的机密研究工作特权。

根据《加州理工新闻》，马布尔曾4次到北京探访过钱学森，第一次在1981年，当时马布尔和妻子获得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到北京教学。这是他25年以来首次再见到钱学森，两人当时不知从何说起。钱学森在被遣返中国之前，就在马布尔的家中暂住。马布尔问钱学森：“我们可否像以前好朋友那时无话不说，又或者是不再可能?”钱学森想了半个小时之后才说：“我们两人没有隔膜。”

之后，马布尔在1991年和1996年两次在与钱学森见面，两人的话题也多了起来，马布尔尤其清楚记得钱学森在1991年说过：“你知道吗，法兰克，我们都为中国做了不少事，人民现在吃得饱，有工作也有进步，但法兰克，他们并不快乐。”马布尔说，钱学森对此感到非常不安，甚至好像对这个情况他也有责任，但其实他的工作跟这个情况一点关系都没有。

马布尔最后看到钱学森是在2001年12月，当时马布尔是以朋友兼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特使的身份看望长期住院的钱学森，向钱学森颁发加州理工学院的杰出校友奖。这个奖其实在23年前已经颁给钱学森，但钱并没有到美国领奖。

马布尔说，钱学森在文革时曾经受到迫害，但钱从来没有亲口向他说过，只轻描淡写的说那是“失去的十年”。马布尔也曾与钱伟长聊过有关这段历史，钱伟长说当时他曾经在一家钢铁厂做过生火工人，日子很不好过。

马布尔说，钱学森虽然对美国政府失去信心，但他对美国人民的感觉还是很好的，在他返回中国之后，他已不想以官方身份再与美国政府打交道。马布尔记得1980年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哈劳•布朗Harold Brown访问北京时，钱学森拒绝与这位前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见面，后来马布尔跟钱学森说：“钱，你犯了大错，哈劳•布朗一直都很欣赏你，他本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钱学森说：“我知道，这是我的错。”

对这位逝世的友人，马布尔说：“钱学森做任何事都有一股拼劲，从来不会做事做了一半之后，然后自我怀疑是否应该如此做，就是凭著这种拼劲，他在中国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事业，他从来不会向后看，设想假如他仍然在美国他会怎样怎样。”

▲美国之音（VOA）11月5日报道：对比新闻：钱学森当年爱国“海归”的真实原因

对于刚刚去世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是由于爱国还是出于无奈、愤怒和报复，中外媒体各执一词。

*中国媒体：钱学森爱国“海归”*

《扬子晚报》11月1日报道：“在获悉钱学森逝世的消息后，几大门户网站都在显著位置做了调查，主题是在钱学森一生的闪光点中，哪一点最令人印象深刻。网友评价最高的是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国，排在第二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排在第三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奠基人，钱学森参与“两弹一星”研制。”

显然，对于为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中国人最敬重的并不是他在科技方面的贡献，而是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报效祖国的爱国壮举。

 
AP
钱学森 (1948)
事实上，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正是钱学森当年的“海归”壮举。新华社11月1日报道：“1949年10月6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第二年夏末，钱学森将行李以及800公斤重的书籍、笔记本装上即将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轮，随即准备全家乘坐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回国。然而根据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指示，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境。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3日的一篇文章说：“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人民日报》11月2日报道：“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

*西方媒体：钱学森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根据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钱学森爱国，因此“海归”，一切顺理成章。但是西方媒体却从来没有提到钱学森是因为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而返回中国。

美联社11月1日报道：“1949年，就在蒋中正的国民党部队被毛泽东的共产党打败前夕，钱学森申请成为美国公民。”“钱学森曾经一度被捕，并且失去了接触机密的资格。华盛顿启动了将他递解出境的程序。”

《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作者，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英文书名：《蚕丝》)一书中写道：“目睹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祖国政局激烈的动荡变化，最初他(钱学森)返国服务的意愿并非很积极。”“一九四九年，大陆陷共前夕，钱学森决心归化为美国公民。”“后来却因韩战株连，在莫须有的共党罪名下遭到驱逐出境，遣返中国。”

*钱学森的说法缺少说服力*

对于西方媒体的这种说法，钱学森显然一直都知道。据《科技日报》10月31日报道：钱学森在1985年3月9日给中国国务院一位领导的信中说：“……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1935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红军从南方根据地败退，进行长征期间，是共产党非常困难的时期。钱学森在那个时候就向共产党作出承诺，显得格外宝贵。

然而根据中国媒体的一则报道，中国共产党曾经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前夕召唤钱学森回国参加建设，而钱学森并没有积极回应。据搜弧IT10月31日报道，前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庭燧曾经在1949年“协助中国共产党动员钱学森回国”。葛庭燧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在美国工作。据他的女儿，沈阳建筑大学退休物理教授葛运培说，1949年5月，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清华校友曹日昌给葛庭燧写了一封信，说“北方局很希望他(钱学森)回来”，要葛庭燧转交一封信给钱学森，并且希望葛庭燧“对他多鼓励一番，他能回国最好！”曹日昌在给钱学森的信中说：“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如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尊意如何，盼赐一函。”

“葛庭燧当即把这封信转给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钱学森，还附上一封亲笔信。”他在这封1949年5月20日写的信中说：“曹兄   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当局之嘱。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焉不详，但是很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回国之切。如兄愿考虑最近期内回国，则一切详情细节自能源源供给。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然而，没有任何记录显示钱学森当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予以了肯定的答复。尽管葛庭燧在信中表示“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辄觉凄然而自惭！”钱学森并没有马上回国。据《了望东方周刊》9月24日报道，反倒是表示“愿追随吾兄之后，返国服务”的葛庭燧“自己于1949年11月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

这篇报道说，葛庭燧的女儿葛运培说：“钱学森后来也一直保存当年父亲写给他的那封动员信，在1993年父亲80诞辰时，钱学森在贺信中写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是你引导我回到祖国的怀抱。’”

如果钱学森自己所说的1935年的保证是真的，而且“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召唤他之后不仅没有返回中国，反而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呢？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3日的文章说：“在美国居住了20年的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后来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因为我是中国人。’”

《科技日报》11月1日报道说：“钱学森常说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果真如此的话，钱学森为什么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要宣誓效忠美国，当时在美国生活了15年的钱学森不会不知道。

*被递解出境，心存报复*

对于钱学森返回中国的原因，美国媒体报道了一些人的猜测。《洛杉矶时报》11月1日报道：“他在美国的精彩事业在1950年嘎然停止，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他是一个颠覆组织的成员。钱学森把自己的东西装进8个箱子，准备前往上海，他说他和妻子和两个小孩要回家乡探望年迈的父母。”“尽管联邦官员从1950年就开始了递解出境的程序，但是由于认为他对于可能被敌国利用的敏感的军事事务知道得太多，因此被阻止离开美国。”

报道说：“钱学森开始时争取不被递解出境。不过他后来改变了主意，争取返回中国。”“对于他要被驱逐出境，他终于放弃抗争，而是积极争取返回中国。一些助手说，他感觉受到了羞辱，因为他对美国的忠诚受到质疑，因此他开始的时候想洗清自己的名声。他1955年回国之后便投入研究，一些人认为，这是他处心积虑的报复行动。”

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在《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一书中写道：“他的学生艾胥利(Holt Ashley)揣测，钱学森遭驱逐一事，‘使中共科技发展得利，而美国蒙受损失。钱学森回国以后的最大心愿就是给美国好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

张纯如1991年采访了毕业以后留在美国工作的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她写道：“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对于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仍耿耿于怀。他说：‘就像先把人家请来作客，然后一脚踢他出门。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了罪，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他奉献了二十年青春为美国卖命，对这个国家的科技有莫大贡献，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赶出去。’”“永刚告诉我，要他父亲重返美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公开道歉──对一九五Ｏ年代把钱学森当作罪犯囚禁，以及在把他递解回中国之前，让他过了五年悲惨生活的错误，多少表示歉意。……‘只要任何一名政府官员公开承认，美国四十年前做错了。’”

在钱永刚的叙述中，看不到钱学森当年“毅然”海归的骄傲，而是对美国将他递解出境的忿忿不平。

美国《航空周刊与太空技术》2008年1月7日刊登的一篇介绍钱学森的文章说：“他不情愿回国的举动很难被称为爱国行为，可是这点在那时，而且现在仍然被中国官方的历史观所忽略。”

中国红网10月31日的一篇文章说：“今天的青年人或许觉得，钱学森等一代大家不论科学成就或人文高度，都是后人高山仰止，无法企及的，事实上并不然，钱学森早年曾申请美国国籍未遂，其毅然回归祖国，爱国主义情怀固是主要因素，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歧视、打击和排挤也是重要原因……。”

可惜，这是中国媒体中仅存的一条有关钱学森曾经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消息。不知道这条信息还能在网上存在多久。

▲英国广播公司（BBC）11月7日报道：中国人谈中国：为钱学森降半旗或背其所愿

11月1日，律师韩甫政特向国务院建议，为钱学森同志下半旗志哀。在网上，众多网友也提议为钱老举行国葬并降半旗，表达对科学大师的沉痛哀悼。（11日3日《燕赵都市报》）

为钱学森下半旗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规定：“下列人士逝世，下半旗志哀：……（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参照此规定，钱学森显然是一个对新中国有杰出贡献的人，如果说一代领袖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创立者，那么“两弹一星”的钱学森可以说是新中国的保护者。

今年8月6月温家宝坐在钱老的床边说：“您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国防和科技事业。祖国和人民永远都会记住您的贡献。”毕其一身献祖国，其爱国情怀感天动地。

2008年1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看望钱老时曾说：“您作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精心组织攻关会战，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倾注了大量心血，建立了卓越功勋。钱老为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里“卓越功勋”足以佐证其贡献伟大。

对民众来说，钱学森是爱国主义的典范，是民族的脊梁，是一个传奇。钱学森被评为 “07年感动中国的人物”“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这是人们给他的最高荣誉，当年颁奖词说：“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

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代表着所有民众的心声，是对事业贡献、科学精神、人格魅力的最精辟概括。

由此看来，于法于情，为钱学森降半旗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事。这是民意的归属，也凸显科技兴国的治国理念。

尽管民意所向、法理规定，但切莫忘记公众的这种善意呼吁是否符合钱老的意愿。现在钱老已经驾鹤西去，我们无法知悉其想法，只能尊重其家人意见，我们还可以依据老人平时生活作风来推断其愿望。

钱老生前艰苦朴素、淡泊名利。在物质生活上，他总是要求家人“要向下比”。他致力科研，拒绝“顾问”、“名誉会长”等各类头衔，甚至请辞院士称号。在他退出一线工作后，钱学森给自己定下许多“原则”，比如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出席任何应景活动，不出国，不到外地开会，不上名人录等等。……这些作风与态度，无论是科学领域还是现实生活中，于当下而言均显弥足珍贵。

钱老用他远离浮华的内省，活出了质朴的人生，也因其淡泊、朴素，其精神永存。如果钱老地下有知，我想他也不会同意公众为其降半旗做法。

一代巨星陨落，举国衔哀。国人不应惟仰望，不宜在祭奠的方式杀费苦心，更应化悲前行，取法其治学严谨的科学精神、炽热执着的爱国情怀、质朴淡泊的人格，为人民做事，为国家争气，这才是最好的纪念。

●专业人士、评论员发表评论文章

▲专栏作家李怡发表文章《试为钱学森的最后一问作答》

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逝世，备极哀荣，海内外对他一生贡献，交相讚誉。内地媒体在介绍钱氏生平时，有提到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每当海外华人取得科学成就的消息传出，比如高锟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就会出现一些有关于中国大陆何以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评论。而钱学森本人，也包括钱三强﹑钱伟长在内的“三钱”，都是在外国学术有成之后回国的。近20多年出国留学的人不少，也有些颇有成就的。但大陆自己培养的顶尖人才，则不见有。

中国航天之父提出的问题真是太大。大到让温总理立刻约见了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提出钱老的问题。几位校长的回答是：老师不行……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各大学校长的回答显然没有点出症结所在。实际上，正正是钱学森本人，在五十年代时的一些作为，就足以回答这问题。

今天本报论坛版刊登张成觉的文章，提到钱学森1958年分别在《人民日报》和《知识就是力量》上撰文，以科学论证的方式，宣称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另外，网上又有网民贴出钱氏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论证一亩地可以生产160万斤蔬菜。

钱氏当年的文章，“科学”地论证了毛泽东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哄抬﹑谎报﹑浮夸风吹酗，导致三年大飢荒，饿死三千多万人。李锐在《反思大跃进》中，记述毛泽东说，他是“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亩产万斤的。”

钱学森逝后，他的这些旧账被网民翻出来，许多人认为钱应为大跃进灾害负一部分责任。然而，笔者想到的，是钱刚回国几年，在那种革命热气腾腾，政治热情铺天盖地的氛围下，写出并非他本行（他绝非农业专家）的“科学”文章，实际上是一个科学家被极权政治所摆布的作为。他可能是奉命，可能是领会最高领导的意向，可能身不由己，总之他是在那种政治环境下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思考，以致插手到他不了解的知识领域。

专权政治之下，人会失去自我，因为个体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是没有价值的。人民，在掌权者眼中，只是一堆数字。

钱学森在1955年回国，当时美国军方有将领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他回国后，毛泽东对他说：“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结果，十一个美国战俘，就换回了相当五个师的钱学森。用周恩来的话说，“太值了﹗”然而，对美国这个尊重个人价值的国家来说，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世界。钱学森要去中国，十一个战俘要回美国，这是对他们的自由意志的尊重，没有数量上交换值不值的问题。正是这种对个人﹑对自由的价值观，这种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人文精神，造就了独特的创新力量﹑不断冒出杰出的人才。

1985年，列根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他对原科委主任宋健说，钱学森在美国工作20年，对美国作出很大贡献，当年美国在麦卡锡黑暗时期，对钱的横加迫害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感到很难过。

美国为当年迫害钱学森道歉了。别小看这句道歉，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能力，一种愿意承认做错的能力，这也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

内地网民有人认为钱学森应为1958年那几篇也许害死许多人的文章道歉，但真正应该道歉的是掌权者，是执政党。如果做出了这么多的残民祸事，一句道歉都没有，只能说这是一个缺乏包容﹑扼杀自由精神的国土。中国现在老讲“科学发展观”，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之一是有错必纠。没有这种精神只能产生出技术人才，又怎能培养出真正杰出人才呢？

▲专栏作家胡少江发表文章《幸乎钱学森？悲乎钱学森？》

今天上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这位有“中国导弹之父”之称的科学家与其他经历相似的科学家们一道，为中国的现代国防科技奠定了基石。正因为如此，他不仅得到了中国政府给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规格生活待遇，同时也得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敬仰。对现代中国而言，钱学森远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他更是一个现像，是他那一代的中国科学家复杂经历的一个缩影。

回顾老一代中国科学家的经历，最具讽刺意义的一个现像是，他们中间最著名的那些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所培养起来的。他们大多出生于被共产党所仇视的富有的家庭，来被共产党后来所推翻的“旧中国”里受到最好的精英教育；随后又大多到共产党的头号敌人—美国的世界一流的学府师从于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再后来甚至留在美国参与了当时位于世界前沿的科研工作。而所有的这些经历所产生的最后成就则为“旧中国”和“美帝国主义”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所利用。

钱学森是一个科学天才。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研究顶峰时期是在美国度过的。三十五岁便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三十七岁便发表了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经典文献的关于核火箭推进技术的论文；他同时也成为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技术实验室的负责人，并参与了美国空军火箭研制的核心工作。

但是，正当他的研究事业蓬勃发展之际，当时的美国政府，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极其愚蠢地拒绝了钱学森的美国公民申请，剥夺他继续从事研究的权利，并最终将其驱逐出美国。假若不是由于这些，钱学森对世界科学或许有更大的贡献。

当钱学森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四十四岁。作为科学家，他一生中最具创造性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从科学研究角度看，回到中国后的钱学森甚至连重复其在美国的研究都无可能，更遑论新的科学发现了。他对于中国的功用在于，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将其在美国学习和参与研究的火箭技术引进中国，从而大大缩短了中国和世界军事装备技术之间的差距。这一点，正是在困难中的中国共产党所亟需的。对于其人生轨迹的这个身不由己的急转弯，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的真实内心感受我们无法得知。但是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钱学森至死也没有原谅迫使他实现这一转变的美国政府。

回到中国后的钱学森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他为人们所病诟的并不是他的科学成就，而是他的人格。尤其是他在一九五八年分别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

这位科学家在文章中论证了粮食亩产四万斤以及蔬菜亩产一百六十万斤的潜力。毛泽东曾经对他的秘书李锐说过，他对钱学森文章的信任是使得他“误信”当时盛行中国的“浮夸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场“浮夸风”最后则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死亡。

正因为如此，知情者认为钱学森欠中国人民一个道歉。其实，这对钱学森而言实在是求全责备。从钱学森回国到他发表文章支持“伟大领袖”的大跃进运动不过三年左右的时间。而在这三年里中国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尤其是那场几乎将所有“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反右运动”，一定将钱学森这位在“旧中国”和“美帝国主义”中间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科学家惊得目瞪口呆。在我看来，他所写的那些文章如果不是由于党的领导精心“劝导”的产物，便是这位科学家“自保”的手段。更何况，他说的是未来科学发展的潜力，并非说当时的现实。可怜见的，一个科学家必须用这种“春秋之笔”来求得自保和良心的平衡，实在不易。

当然，对老一代中国科学家而言，钱学森的的一生所展现的远非他们人生故事的全部。他所代表的只是那些能为共产党所利用，又能在政治上藏锋不露的科学家们的故事。这一部分科学家们，既由于他们的真才实学为共产党所需要；又由于他们能够委屈求全以自保，因而得以有善终。至于绝大多数的同时代的中国科学家其他知识分子，则远没有钱学森们那么运气。以钱学森的聪敏，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这一点一定是十分清楚的。幸乎钱学森，悲乎钱学森？

▲作家王康发表长文《科学家的选择与责任——钱学森之死有感》

钱学森死了。

自然想到他的两位同行，美籍德国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俄苏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

爱因斯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景仰，除了他是相对论的创立者和现代物理学一代宗师外，就是他对人类文明事业与世界和平的终身关切。这位德国犹太人不仅表现了其先辈如摩西和本•迈蒙尼第等人将《圣经》与希腊哲学、艺术西方文明两大源泉融汇的传统，而且感人至深地表达了对二十世纪特有劫难的深度忧虑和异常深刻而富有启示性的思考。

1932年，爱因斯坦致信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教育部长罗各，呼吁阻止威胁意大利知识界向法西斯制度表示忠诚的“残酷折磨”，告诫“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对意大利知识界的优秀人物进行这种侮辱”。

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1955年（正是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横加侮辱并将成百上千无辜中国文人投入监狱的岁月）回到中国来，是否与闻对俞平伯、胡适等人的精神围剿。短短的三个月内，钱先生就被委任为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所长。在那个年代，如此重要、神秘的机构不经过极为严格的审察和旷日持久的考验，像钱学森这样由美帝国主义培养成才的物理学家，怎么能如此神速地晋升到新中国核工业最显赫的位置上，有历史证评癖的学人恐怕会发生兴趣。须知，那时朝鲜战争才结束两年，毛岸英死于美国轰炸机下，其父正发起反美、仇美、蔑美运动。钱学森那时似乎还不是中共党员，也无其他特殊身份，竟享受如此优渥厚遇，——恐怕不能仅仅以其专业或聪明解释。

昨日上网，方知钱回国有二说。一则出于爱国，二则被美国当局递解驱逐。1949年钱正申请加入美国，怎么又突然对“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心向往之。一名由中华民国政府派遣赴美的国民党高官快婿、又在资本主义美国接受教育然后执教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其“红色觉悟”来自何方？1999年，美国政府公布窃取美国国家机密者的“考克斯报告”，钱的大名仍赫然在目。其时中美建立已经二十年整，江泽民正声称欲与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美国人没有必要“刺激”已到鲐背之寿且备受中国最高层膜拜有加的钱学森。那实在不利于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末就是那些死硬反华反共的FBI分子脑筋太死。当代“乾嘉学派”有责任弄个明白。至于我，对于前美军上校钱学森何故回到毛泽东这里来，了无兴趣。道理也很简单，毕竟是中国人，非要等到一个红色政权建立，才算是“为祖国效命”吗？

那之前两年，陈寅恪也受到郭沫若邀请，担任某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前者以“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条件，以不宗奉马列主义为前提，慨然辞谢。五十年后的今人可以相信，陈寅恪先生的学识、人品及其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成就和挚爱，丝毫不逊于包括郭沫若、钱学森等党国知识权贵。事实上，陈先生代表的中国文化立场和方向，为郭、钱望尘莫及。

爱因斯坦在那封信中认为，“无可怀疑的是，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尊重那些诚挚地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他强调，只有在这一基础上，西方才产生出伟大的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才赢得世界的称赞。这是用纯洁的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换来的传统，才使意大利受到世人的爱慕和尊敬。

我不知道，高寿近百的钱学森众多的仰慕者们会用什么辞藻为他送葬，至少，不会出现“自由”、“真理”、“殉道者”。

1939年7月，爱因斯坦接受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昆建议，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告知这位美国总统，费米、约里奥•居里等国际物理学家已经使从大量铀中建立起原子链式反应成为可能，由此将产生巨大能量和放射物。如果把这种实验运用于军事，就会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他提醒说，德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儿子冯•魏茨泽克领导的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正在进行着同样的实验。

这封信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和广岛、长崎的核爆炸，并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得以提前结束。世人因此称爱因斯坦为“原子弹之父”。

但爱因斯坦1945年秋天在美国广播公司发表谈话，否认自己是原子弹之父。认为链式反应是德国物理学家哈恩发现的，是丽塞•迈特内从德国逃出带给丹麦科学家尼耳斯•玻尔而为国际物理学界普遍接受的。

同年12月10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致词指出，诺贝尔发明了烈性炸药，为了对此赎罪，为了良心上的宽慰，他设立资金以促进和平。“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感所苦恼”。他认为，“我们（主要指美国科学家）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主要指德国）比我们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纳粹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占先，就意味着难以相像的破坏，以及对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奴役。”他强调，“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手里，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战士。”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最近更名为“中国航天之父”），作何感想。

我不知道钱学森何以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美返华的历史如此耿耿于怀。他那些本事完全来自加州理学院冯•卡门、帕森斯等人。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为共产党员这一案情，也应成为考据癖者的调查对象。其实是不是共产党员本来无关宏旨，事实上钱1958年不是“入党”了吗？在冷战初期麦卡锡时代，钱因共党嫌疑被取消他参予美国最高军事机密工作，本是历史洪流中几乎不值一提的小事，他由此所生的怨恨却让我难以理喻。就算美国冤枉了这位共产党天才，不也就是几年赋闲在家，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岛上独居了14天而已，他那800公斤图书资料，就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公开出售的工具书吗？

一名有共产党嫌疑的中国人，轻而易举地进入美国火箭研制喷气推进动力实验室，参予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当然只是一名小角色），还以美军上校身份参加“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战后赴德国考察，这难道不表明美国制度的开放包容与慷慨大度吗？钱身涉政治疑案。加州理工学院同事募捐一万多美元为其假释，院长李•杜弗瑞德专程飞赴华盛顿为钱斡旋，并委托著名律师库珀为其作公开辩护，这难道不表明美国社会的人道关怀和公正精神吗？与毛泽东时代遭灾受苦罹难的数以百万计中国知识界相比，钱学森在美国经受的“不公正”乃是何等惬意的待遇，何等浪漫的阅历。

据悉，中美建交后，加州理工学院将钱评为该院“杰出校友”，还赔偿其损失费，只是不作出道歉。钱因此拒绝回母校领奖。中国愤青于此又照例用了“气愤地拒绝”一类毛式修辞。天真的美国人很难明白，钱的凛然气节怎么就不对比麦卡锡时代恐怖一万倍的毛泽东们表现一下呢。

我不知道钱学森对爱因斯坦、奥本海墨等物理学家持何种态度。香港凤凰卫视在钱死后以最快速度在“我的中国心”特别节目中，加于钱的头衔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不知该片撰文者是谁，稍稍了解现代物理学史的都知道，除了中国外，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钱的大名。

1957年毛泽东召见时，他禀报了有关“工程控制论”后，立即表示自己的理论“十分浅薄，一定有很多错误”，请毛指正。很难设想，爱因斯坦会以这样的自辱之辞向罗斯福表示谦逊。钱对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学的毛泽东作如此卑贱的表态，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会发生。

1946年1月12日，爱因斯坦致信美国“全国科学家会议”，公开鼓动说，如果政府因为对俄国的恐怖情绪而试图加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那末美国科学家“就应当拒绝听从美国政府的不义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机构做靠山”。他提请注意说，美国科学家“拥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是我们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法案要更加具有束缚力。当然，我们还有两件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包括1957年全世界共产党莫斯科大会上，声称中国不仅不怕、而且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六亿中国人死掉一半也在所不惜。钱学森不可能不知道毛的类似主张，我不知道他赞成还是反对。但从其工作和行为看，他绝无反对可能性。这样，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世上并无一个具有共同文明价值和道德底线的国际物理学界，爱因斯坦号召与国家和政府不合作的号召，绝没有受到所有国家科学家的赞许。相反，至少在中国，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在他们焚书坑儒的历史火光背后，那些实用学科类知识，是得到国家政权的悉心保护的。量子力学创立人之一的海森堡曾在《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试图证明自然科学作为人类智慧最强大的力量，终将使得哲学、尤其是政治法律思想与物理学的客观、真实、永恒和普遍意义达成一致。在1949年以后，西方一切理论，包括物理学都只能沦为权力的工具，钱学森及其工作，证明此论不虚。

此外，中国举国之力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同时，四千余万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死于饥馑。钱学森对此惨剧不可能不清楚。我不知道，在献身于导弹核武器丰功伟业时，钱学森如何平衡他的爱国心。制造几枚要么永远不使用要么一旦使用就意味着包括全体中国人在内的人类共同毁灭的核导弹与几千万同胞活活饿死之间，孰重孰轻？

爱因斯坦曾提醒罗斯福总统“在政府同在美国做链式反应工作的物理学家之间有一种经常的接触是可取的”。那是因为必须抢在希特勒德国之前掌握原子武器，无论在道义和逻辑上，这一理由都是正确的，起码是无可奈何的正确。同时，爱因斯坦和其他美国物理学家深知这种建议和抉择，隐藏着巨大的道德隐患和现实命运上的危机。

1947年6月，美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布鲁塞尔艺术科学院发表演讲承认，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残酷已经失败。相反，那些可憎的观念也从失败中取得了某种胜利”。他痛心地指出，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自由民主国家被迫使用了因受纳粹主义威胁而被迫研制的武器，“我们的文明可能最终毁于希特勒主义希望用于我们头上的那些武器”。

不知道钱学森先生是否多少与闻或感知到二战后世界一流知识分子这些既深刻又寻常的观点。他是否真正认为，以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为代价发展导弹核武器，是他的爱国心的验证，这一验证是对中国民族利益的真正捍卫。

此外，他理应比一般中国人更清楚，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苏联勃烈日涅夫－格列奇科集团准备对中国实行“核外科手术打击”。因为中国拼命发展的核武库将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只是因为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出人意料的反对，这场核浩劫才没有变为现实。

1950年1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将制造氢弹。罗斯福夫人埃诺•罗斯福特别组织系列电视辩论，爱因斯坦应邀于1950年2月13日发表现电视讲话指出，如果杜鲁门总统的努力果然成功，那么大气层放射性毒化，以及随之而来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灭绝，都将是在技术上可能达到的范围之内。他再次敦促美、苏两国消除相互的恐惧和不信任，不仅废弃大规模破坏性武器，还要郑重宣告放弃武力政治，同时建立起“超超国家的裁判和执行机构，哪怕只有一些国家宣告他们愿为实行这种\’局部性的世界政府\’而真诚合作，也会大大减轻紧迫的战争危险”。

这种声音在钱学森所服务的新中国，没有出现的可能。

中国民族一百多年来历经内忧外患，从下到上有一种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要求，拥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与这种民族要求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个体生命大规模倾覆（尤其1949年以后）是这个国家同样不幸而亟待终结的悲惨状况。作为研制攸关亿万中国人生命的毁灭性武器的主要负责人，钱氏可曾真正严肃地评价自己的工作，并为此向最高当局陈述现状，分析后果，而不是无条件效忠于毛泽东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革命的恐怖理论。

“意大利科学协进会”于1950年10月在卢加举行第42次会议，爱因斯坦在贺信中郑重阐述了“现代科学家的道义责任”。他痛心地指出，他的许多同行“已经退化到这种地步：居然把国家政权强加给他的奴役当作不可避免的命运接受下来，他甚至自甘堕落到这种地步，竟然驯服地献出自己的才能，去帮助完善那些注定要造成人类普遍毁灭的工具”。这是20世纪科学界真正悲惨的命运，科学家“制造出了那些不仅会奴役他，而且还会从内心上毁灭他的工具，由于那些挥舞政治权力的人的压制，他不得不噤若寒蝉”。

毛泽东丧心病狂而又荒诞愚蠢的暴行之一，是大办人民公社。这一举措导致了他的政权合法性和权力来源的基础——中国农民——的空前灭绝。毛的科学依据之一是作为物理学家的钱学森关于粮食亩产超过十万斤的宏论。

海德格尔因为出任柏林大学校长、为纳粹声辩而永远难洗其道德污秽。从2009年10月31日起，在另一个世界，是否会有数以千万计的饿殍亡灵会盯着这位“新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眼睛问：三百六十行，何必多管闲事？

爱因斯坦在同一封贺信中，对曾产生了伽里略、布鲁诺、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科学巨匠和艺术天才的意大利同行表示敬意。他问道：那个曾经使科学家有机会对他的同胞进行启蒙而且丰富他们精神世界的时代，难道真的过去了吗？他的回答是：“一个天生自由和严谨的人固然可以被消灭，但是这样的人决不可能被奴役，或者被当作一个盲目的工具听任使唤”。中国漫长的专制传统和严重变形而惨遭暴君利用的民族精神，导致许多人不仅自甘工具，而且“创造性”地为专制独裁服务。爱因斯坦的回答对他们不啻是神话。——能与暴君同席，受其恩诲，是多少天生奴性和卑贱者的莫大幸事。

1952年9月15日，日本《改造》杂志主编向爱因斯坦提出如下问题：1、您看到那些显示原子弹毁灭性后果的照片时，作何感想？2、对于作为一种人类毁灭工具的原子弹，你如何评价？3、大家都预料，下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原子战争，这难道不是意味着人类的毁灭吗？4、尽管您完全明白原子弹可怕的破坏力，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参与原子弹的制造？

爱因斯坦坦率承认了日本人指控性的质询，同时也为自己做了必要的辩护。与13年前（1939年）他给罗斯福总统信中所陈述的理由一样，“德国人也会抱着完全成功的希望在同一问题进行工作，我那时只能这样做，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尽管我始终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我者”。最后他再次推崇“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天才”甘地，他为印度的解放所做的工作证明：由百折不挠的信念所支持的人的意志，比那些似乎是无敌的物质力量有更强大的威力。

如果钱学森读过自己的女性同胞（也是他岳父最敬重的伟大中国女性）宋美龄女士1945年8月14日庆祝抗战胜利时在抗战陪都重庆发表的谈话，他也许会反思自己的人生角色，产生某种不安的心绪：“原子炸弹的制造方法，虽经严守秘密，然而这是根据众多科学家所明白的道理，若有相当的资源与时间，或许可以仿造的。如果落在贪婪无义的敌人手里，将造成大部份人类的毁灭。”毛泽东生前虐害了无数中国人，这与他不顾一切发展核武器的疯狂计划之间，并非没有联系。为这种无法无天之徒制造能毁灭人类的武器，与爱因斯坦和甘地的和平与非暴力主义者之间，何止霄壤之别。

1953年7月，一名瑞士老太太向爱因斯坦提出两个问题：1、近几年来全世界到处出现极恶劣的天气，是不是由于原子爆炸的缘故？2、由于企图要把原子弹造得更有威力，我们这一代人有没有保护我们这个行星的大气层免遭破坏的危险呢？爱因斯坦在简短的加复中相信，人类已经有力量或者不久就会有力量，用放射性物质来彻底毒化大气层，使陆地上一切植物和动物的生命同归于尽。但他“还是十分乐观地相信，人类通过建立世界政府，大概早晚会避免这种毁灭”。

建立世界联邦及其政府，是但丁、格劳秀斯、圣彼埃尔修道院院长、卢梭、伏尔泰、康德五百年间欧洲思想家的高尚理念，也是2500年前孔子大同世界的梦想。爱因斯坦身为犹太人，对为祸欧洲既久且烈的民族国家心存戒惧，天生怀有某种世界主义和人类情怀。他多次呼吁建立超民族超国家的世界性政府，虽然直到去世为止，这一理想都遥遥无期。但除非人类在国家神圣和民族至上必然导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相互忌恨与仇杀中走向毁灭，否则爱因斯坦“天下一家”的伟大向往一定会刻在未来人类共同体的纪念碑上。

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如何评价爱因斯坦的世界主义，他多半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一个世界主义者在毛泽东时代是注定要遭受迫害的。即使在今天，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也断难容忍将联合国一类国际组织实质性地扩大。不久前奥巴马总统首次提议，有关国家通过协议，彻底销毁地球所有核武器，中国军方人士在国家电视台上公开表示质疑和反对。在不久前结束的阅兵式上，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各种新式武器，其中包括战略核导弹。

1954年11月18日，爱因斯坦在回答《记者》杂志关于美国科学家处境问题时，说了一句轰动美国社会的话：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末，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老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美国“管子业工会”通过决议，授予爱因斯坦荣誉会员的称号。

钱学森拥有众多头衔，官拜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国家领导人，这种际遇当然不会厌恶自己的选择，赌气去作一个管子工。这是又一种区别。美国接纳爱因斯坦和众多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爱因斯坦在美国受到了他在德国不可能享有的尊荣、礼遇和研究条件。他个人拥有的自由权利、独立性和言论空间，比德国希特勒、苏联斯大林和中国毛泽东三大极权主义所有知识分子这三类权利的总和还多。尽管如此，爱因斯坦很少赞扬美国的民主自由，更从不表彰美国政府。相反，他不变的风格是永远批判现存制度，抨击资本主义美国，尤其不吝词汇指斥美国政要。这种爱因斯坦式的不合作与批判意识，正是现代世界始终不能被各种型号的专制力量欺骗、恫吓和奴役的精神防火墙。

而钱学森先生，从1955年44岁到2009年98岁高龄辞世半个多世纪间，中国知识分子天文数字般罹难殒灭的悲剧，似乎完全与同样身为知识分子的他毫无干系。像1957年“反右运动”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大惨剧和历史浩劫，人们从来不知道钱学森命运如何，这位似乎享有特别豁免权的神秘人物，奇迹般地置身于两代中国知识界宿命般的苦难之外，这一事实，也当成为考据派的题材。

也许钱先生自有其人生观，有其不轻易示人的人生履历。但我对所有在上世纪毛时代免于贬抑的人士，皆作存疑。当然，以钱的特殊地位、影响和身份，他事实上一开始就不属于几百万知识分子他更不是如一般社会人文类知识分子，他是毛式红色帝国统治集团中的特殊成员，整个统治制度和战争机器中的特殊角色。明乎此，便可断定，爱因斯坦的“失落感”决不会降到钱学森身上。当然，前者摩西般的先知地位和圣徒形象，也为后者望尘莫及。

1955年，冯•劳厄从西德去信，讯问原子弹问题，世界各地都有人不断提出类式问题。爱因斯坦于该年3月19日回复好友，最后一次答复“关于建议制造原子弹的动机”问题：“鉴于希特勒可能首先拥有原子弹的危险，我签署了一封由西拉德起草的给美国总统的信。要是我知道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指德国的原子弹计划），当初我就不会插手去打开这只潘朵拉盒子。因为我对各国政府的不信任，不仅限于对德国政府。”在逝世前不到一个月前，爱因斯坦确实流露出十分黯澹的心绪：“很遗憾，我没有参与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警告。这一荣誉应当归于詹姆斯。弗朗克，要是他们听了他的话，那就好了！”弗朗克也是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犹太物理学家。1945年6月1日，由杜鲁门总统指定的研究原子弹使用问题的“临时委员会”（由陆军部长史汀生任主席，成员包括国务卿贝纳斯和物理学家K.T.康普顿等）一致建议尽速并且不作事先警告就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美国原子弹研究机构中工作的弗朗克和西拉德坚决反对这项建议。他们与五个同事联名对史汀生发出备忘录指出，如果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就会“给建立原子能的国际管理造成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必然会引起核军备竞赛，严重威胁人类安全”。该备忘录是以“芝加哥社会政治影响委员会”名义草拟的，有七名科学家答名，并在1946年5月1日出版的美国《原子科学家通报》公开发表。早在1945年3月，西拉德就起草了一个文件，预言原子军备竞赛和洲际导弹的危险。他请爱因斯坦介绍他去跟罗斯福总统见面呈述这个备忘录主旨。爱因斯坦于3月25日为他写了给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但当时罗斯福已经病危，不久去世。杜鲁门接任总统后，把爱因斯坦的信交与贝纳斯处理。5月28日，贝纳斯约西拉德谈话，西拉德反对使用原子弹的态度异常坚决，6月初他与弗朗克给史汀生发了一个备忘录后，7月间又写了一封得到六十多名科学家签名的“紧急请愿书”，于7月17日送达白宫。但杜鲁门出于战争和政治考虑，于8月6日、9日在日本广岛、长崎上空投掷两颗原子弹。

从以上简略叙述中，人们不能得到这样的印象：美国科学家，对于如使用原子弹这样重大的战争决策，从来没有众口一辞的附议。与爱因斯坦一样，良心、理智和道义感，始终是西方科学家的核心价值。这样的故事，情节，内幕永远不可能在斯大林、毛泽东统治下的社会出现。如果中国也面临因为战争需要而使用原子弹的情势，如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会对最高当局已经作出的战略决策会作出什么反应，只有天知道。象西拉德、弗朗克和爱因斯坦那种言行，恐怕不可能出现。

当“毛泽东思想万岁”重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式上，人们有理由质问：这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狂徒关于世界大战、核大战的思想也将“万岁”吗？

钱学森已经作古，他的崇拜者们要求为他们的又一尊偶像举行“国葬”。

罗素本希望在苏联拥有原子弹以前，美国通过原子武器的垄断迫使斯大林接受国际秩序，确保世界自由与和平。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罗素意识到鉴于美苏双方都拥有热核武器，并且拥有完全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建立世界政府以维护全和平不再可能。1954年3月1日，美国在太平洋中部马绍尔群岛比基尼岛上成功爆炸第一枚氢弹。罗素立即得出结论，核时代的战争根本修改了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所宣称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种陈旧理论。原子弹、氢弹的出现，根本改变了前此一切战争哲学和历史理性，它只有一种结局：人类集体自杀，同归于尽。1954年12月23日，罗素以82岁高龄在英国广播公司以“人之祸”（Man\’s Peril）为题发表演讲，指出人类面临核战争的浩劫危险，引起世界范围内（除苏联、东欧、中国、北韩等共产国家外）强烈震撼。德国物理学家玻恩和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建议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一封致有关国家的公开信，并召开一次有关核浩劫威胁的科学家国际会议，向各国公众强调核战争的毁灭实质。

1955年4月5日，罗素把一份宣言寄给爱因斯坦。4月11日爱因斯坦在这封被后世称为《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文件上签名，七天后即去世了。

罗素刚参加完“世界议员促进建立世界联盟会议”，正从罗马飞往巴黎途中。当飞机飞越阿尔卑斯山上空时，机长告诉乘客，他刚刚收到新闻，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去世了。罗素感到“心都碎了。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的支持，世界和平进程将被延误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但当他到达巴黎旅店时，爱因斯坦签名的《宣言》已从伦敦转到。爱因斯坦的签名被视为“来自象征人类智力顶点的人的临终信息，恳求人类的文明不要被其愚蠢行为所毁灭”。

由此，爱因斯坦第一个签名的声明（本来叫做《关于热核武器的声明》，后改为《科学家反对战争》，最后通称《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罗素希望这个文本摒弃任何政治偏向，各国科学家的都将被考虑。后来，加入签名的著名科学家有：玻恩，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理论主要创建人，195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布里奇曼，美国高压物理学奠基人，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英费尔德，波兰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老友兼同事，爱因斯坦•英费尔德•霍夫曼理论创始人之一；约里奥•居里，法国物理学家，核辐射理论创始人，1935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穆勒，美国遗传学家，辐射遗传学创始人，1946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鲍林，美国量子力学/化学合成理论创始人，195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鲍威尔，英国核物理与宇宙射线理论家，1950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汤川秀树，日本介子理论基本原理创始人，1949年获诺贝尔；罗特布拉特，英国物理学家，194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有几位西方科学家拒绝签名，他们是另外三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玻尔、哈恩和西格班。理由是：一，在他们有生之年甚至更久，科学情报和成果的自由交换只能在西方国家科学界进行；二，任何有共产党人签名的东西不可避免地会推动共产党人的目标。

这份不朽的文献的作者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资格来讲话，而是以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他们告诫道：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拙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还是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宣言发表后，其副本分别运达美、苏、中、英、法、加六国政府首脑（包括中国总理周恩来，我相信这个副本和其他更多中国人完全不知情的西方知识界通过各种方式送达的类似文件，都被密封在北京某个机构中）。英国首相艾登很快表示，同意《宣言》基本精神和原则，“放弃核武器必须成为全面裁军的一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官“高兴地赞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其他八位著名科学家的请愿”。

苏联与中国政府对这份《宣言》一直保持沉默，直到现在。

不难推断，作为《宣言》签名科学家的同行和晚辈，钱学森不可能不知道这份文件。我无法揣测他知悉这篇不朽文献时的感受。1955年7月9日，罗素在伦敦卡斯顿厅宣读这份历史性宣言时，钱学森正被美国政府驱逐回国，8月10日到达香港，11月即与钱伟长等建“动力研究所”。当爱因斯坦以生命的最后精力为他所属的这个世界签名留下一份将流传久远的伟大宣言时，他绝对想不到在他曾寄予满腔同情和希望的东方，一名他在美国的小字辈同行，会全身心地致力于他和他那些星光四射的科学家一致反对的毁灭性事业。

受《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影响，1957年4月12日，联邦德国十八位原子物理学家和11位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物、文学、和平奖获得者联名发表《哥根廷宣言》，反对他们的国家国防军装备战术核武器。他们发誓，“无论如何，签名者无人愿以任何方式参与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和使用”。

三个月后，1957年5月18日，32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德国康斯坦茨博登湖联名发表《迈瑙宣言》，向世界呼吁：“我们相信：科学本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贸然发动总体战的国家将加速其本身的灭亡，并将给整个世界带来威胁。所有国家都应当自动放弃使用武力来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极端手段。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将停止生存。”

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精神鼓舞下，来自东西方的科学家（包括苏联科学家塔普契夫院士）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沃什村举行了首次科学家国际会议。到2005年7月在日本广岛召开以“在广岛和长崎后的六十年”为主题的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帕格沃什科学家们共举行了55届年会。科学家团队从最初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法律领域扩大到病毒学、精神病、政治、军事、历史、战略、社会学、国际关系，议题包括核武器、核裁军、军备控制，世界安全、科学家责任以及生物化学武器控制、太空武器控制、教育与人口增长、环境与生态、地区冲突、战争根源、艾滋病、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等领域。

帕格沃什会议对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结束越南战争、解决印巴冲突、中东战争等重大冷战和地区危机发挥了最具理性权威和公正原则的特殊作用。并直接促成了《禁止核实验条约》（1963年）、《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1968年）、《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会谈》、《生物武器协定》（1972年），成为从根本上改变核战争和一切战争的主要理性贡献者。

如果没有爱因斯坦和他反对战争、尤其对核军备竞赛的深切认识，这个世界的面貌将大不一样。《罗素－爱因斯坦》和《哥根廷宣言》、《迈瑙宣言》以及帕格沃什运动，对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浩劫启示录式的毁灭性结局，发挥了任何一个大国政府不可企及的作用。

杀戳、集中营、迫害、流亡，物质世界奥秘，上帝的旨意，天才、良知、智慧、忧患、责任、使命……，无数因缘造就了爱因斯坦。他的科学成就，关于宇宙奥秘的沉思，人格，以及他那犹太先知特有的面容、目光、蓬乱的头发和胡须，都将作为人类德性与智慧的象征，万古长存。无数人分享了他的心血和脑髓，我是其中之一。我在二十年前开始的流亡生涯中，画了爱因斯坦72岁时的肖像，挂在我那混迹于水泥丛林中的写字室的墙上。每天上班，我都会与他会面，觉得无论阴霾蔽日还是夕阳无限，都如此神秘而亲切。

1933年4月初，隐居在比利时奥德斯坦附近勒•柯克海滨的爱因斯坦给普鲁士科学院写了两封信，拒绝该院关于他“参与了美国和法国和恶意诽谤宣传活动”的指控。还拒绝该院关于他在国外“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的要求，并声明辞去其科学院院士职位，放弃普鲁士公民权。爱因斯坦的正式答复如下：

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立场。这样的见证不会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念和原则。要是在目前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见证，我就是在促进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哪怕只是间接的。

在此前一个月，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实行的是：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

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大人物，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

爱因斯坦有资格有根据发表这种声明。六百万犹太人在集中营被灭绝的惨剧证实了他对那个曾是他的祖国的厌恶和绝望。希特勒的覆灭、勃兰特和科尔先后在华沙和特拉维夫的下跪以及柏林墙的垮塌证实了他的预言和希望。

一位把世界作为祖国，把人类命运和全球文明与和平内化为生命体验的伟大科学家，是人类共同的骄傲。

1927年曾为爱因斯坦画像的巴伐利亚画家萨尔，1938年逃出纳粹德国监狱来到普林斯顿。他问一位老人，你对爱因斯坦科学著作毫无所知，为什么如此仰慕他呢？老人的回答是：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已经不再寂寞孤单了。

这也是我的感受。

但对我的同胞钱学森副主席，我没有这种感受。

我的父母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在我很小时，他们偶尔会提到郭沫若、钱学森、李四光，口气很平淡。在报上看到钱学森那篇关于粮食高产的文章时，我父亲轻声说了两个字：荒唐。我的印象是，他们都是某种大人物，高高在上，与毛泽东、周恩来有特殊关系而已。

我的爷爷奶奶都在大饥荒的1960年饿死。后来我知道无数老人、妇孺死于那个年头。那正是钱学森大力施展其科学才干的时代。我从个人家庭出发，对他不存在任何敬意。

1955年4月18日1时25分，爱因斯坦与世长辞，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1931年的一段评论被刊登在世界主要报纸上：

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物理学史中，爱因斯坦将位于最前例。他现在、将来也还是人类宇宙中有头等光辉的一颗巨星。很难说，他究竟是与牛顿一样伟大，还是比牛顿更伟大；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伟大是可以同牛顿相比拟的。按照我的见解，他也许比牛顿更伟大，因为他对于科学的贡献，更加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

爱因斯坦比牛顿更伟大，在对人类处境和命运的关怀方面，更是如此。这样的人物，他的葬仪极其简单，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没有宗教仪式，更没有任何官方参与，除几名亲朋外，下葬时间和地点一概保密。

有人呼吁为钱学森举行国葬。已经设了灵堂，接受各方吊唁。对钱学森，这种后事安排也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没有可比性。除了都曾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之外，爱因斯坦与钱学森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在我写作这篇文字不断引用前者的资料时，心里一直有一种亵渎先哲的愧疚。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无奈，占人类四分之一的生命共同体中，已经找不到可以让我们从那些僭据了至尊地位实际并无什么文明价值的事像人物中超脱出来，为真正永恒不朽的精神、道德、智慧的楷模而感念长久。

▲香港作家张成觉发表文章《钱学森确实欠一声道歉》

钱学森走了，大陆举国哀悼，应在意中。但有一位国防大学原副校长王文荣题词称：“人们应当学习钱学森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精神。”却不无可议之处。

作为蜚声国际的中国“三钱”之一，钱学森跟其他两位与之并列的钱三强•钱伟长一样，都是大师级的学贯中西的自然科学家，其出类拔萃的卓越成就当然离不开实事求的精神。

然而，现年65岁以上的大陆同胞，恐怕难以消除一个记忆：51年前的“大跃进”时期，正是这位1956年大陆首届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连篇累牍地在《人民日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撰文，言之凿凿地宣称：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钱文发表的背景。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报道位于河南省遂平县的该社实现小麦亩产3821斤。而“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也随之不胫而走。

半个世纪后的2009年3月间，发出这篇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方徨接受媒体的采访，她回忆称：当时在基层应该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数字，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当时亦在场的《遂平报》记者刘伟说：“来挂职的县委副书记，实际还是信阳地委秘书长的赵光也不太相信，但是麦子打出来了，又过了两遍秤，领导和记者都在场，这后面都出不了什么问题。”

然而毕竟这颗小麦高产卫星实在匪夷所思，悠悠之口虽可捂住，民众心中的疑团却无法排解。正当此时，钱学森出场了。

就在嵖岈山卫星社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作了如下的论证：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鉴于以上的说法还有点语焉不详，钱学森紧接着又撰写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一文，刊于当时发行量逾百万册的《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其中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氏真不愧为全球顶级科学家之一，上述计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无懈可击。不过，套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20多年前对方励之教授鼓吹民主的评论：“他是科学家而非政治家，我只相信他就天体物理科学讲的话。”（大意），与此相仿，我们只能相信钱氏就火箭导弹技术的发言。因为他到底不是政治家，他被政治忽悠了。他“不明真相”。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曾任妇女队长的赵长玉说：‘那时候他们几个积极分子用车连着拉了好几天！岗西边的地、韩楼后面一大片地的麦子都拉过去了，算那一块地的收成。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亩。村里人都知道，谁敢说啊！说了就是右派，批斗你！’当地村民表示，如果按照赵长玉说的面积，当时被拉走麦子的可能有上百亩地。”（据《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6期，作者罗雪辉•杨涵舒）

不言而喻，钱学森的论文反响强烈，有了如此详尽而科学的“论证”，各地的农作物卫星相继上天，水稻最高亩产达11万斤。不幸的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由于粮短缺，1959年起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饥荒，至1961年三年间饿殍载道，死者不下3700万人。其间甚至出现了“人相食”，令刘少奇为之忧心忡忡。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与周小舟、李锐等人于7月11日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笔者认为此乃毛推诿卸膊的遁词。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显然不妥。但他在此事上面背离了实事求是，理应道歉。

有论者称，钱氏“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诚哉斯言！

▲作家焦国标发表文章《钱学森归国公案的核心是他不顾职业伦理》

钱学森先生去世了，他当年回国的曲折过程一时又成为媒体的一个中心话题。事过半个多世纪，几乎所有的中文观点都对当年美方的做法持批评指责的态度。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这不够公平。在我看来，钱氏归国遭遇的一切周折，皆起因于他本人对共产党中国的报国心切和由此导致的对自己所从事行当应持守的职业伦理的忽视。

第一，归国前钱学森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确实亲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二，他的执意归国，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爱共。1947年钱氏就回国一次，在北京停留期间，围绕他身边的人多半是北平的地下（共产）党。当时胡适曾热心建议他做北京大学校长，他对北平地下党的朋友说他不干，他不愿为“他们”粉饰太平。1947年的国与1950年的国，就国土和人民的意义上讲，是同一个国；可是1947年，他对这个国似乎并无爱意，而三年之后，到了1950年，却爱到不能自已。为什么？因为1947年的国是国民党的国，1950年的国已经是共产党的国了。特别是当他看到师爷陈叔通（父亲和岳父的老师）在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就站在毛泽东身边的照片之后，亲共亲毛的情感更加不可遏止，回国之急，急如星火。如果贬义地说，已是走火入魔。

第三，回国固然是应享有的人权，但就钱氏当时所从事的职业而言，提出这个要求，有悖职业伦理，而美方予以拒绝也完全正常、正当，并非刁难。钱学森是美国空军上校，是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参与美军导弹设计，是掌握美国最核心军事机密的人士之一。如果考虑当时的中美关系背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都被毛泽东赶得“夹着皮包走路”了；若是在中国，不治钱氏投敌叛国罪就谢天谢地了。因而，此时、此人提出归国被拒绝，并不是刁难给他个人，而是举世皆然、此时尤甚的行规通则。一个唐人街的理发匠，或中餐馆送外卖的，没有人限制他回国的自由。当初邓稼先搞核弹，隐身几十年，连他的妻子尚且不清楚在做什么，试想如果邓彼时提出要到美国去，可以吗？如果你觉得这个行业不自由，那么你压根儿就不应该进入这个行当；既进入这个行当，就应该遵守这个行当的规矩。你不能既入此行当，又不守这个行当的规矩。这就是所谓的职业伦理。因而，钱学森此时回国，是职业伦理所不容的；此时提出回国，是无视职业伦理之举。

第四，事实证明，美国最初阻拦钱氏归国是正确的，后来用11个美军战俘换其回国是错误的。正如美方担心的，钱学森回国后的确是用他在美国二十年学习和研究的成果为毛泽东造出了两弹一星。如果钱学森回国后没有为毛泽东造导弹，说明美国当初的阻拦是错误的；事实正相反，他为毛泽东造了导弹，这就说明当初美方的担心和相应采取的阻拦措施并没有错。换言之，当初美方如此对待钱学森，并非空穴来风，并非无端制造迫害；钱学森的遭遇，也并不算冤枉。

第五，钱氏虽然被迫在美滞留五年，只是他归国的意志和行动受到限制，工作和家庭生活这些基本层面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他的工作岗位被换了，但仍然照常工作，照常与蒋英女士（妻子）弹琴吹萧。他的待遇仍然堪称人道。

第六，只有钱学森对不起美国，美国决无对不起钱学森。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有关方面曾表示愿意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如钱不愿去美国，美方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其“国家勋章”。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找钱谈话，劝其接受这一邀请，以推动中美关系。钱学森拒绝了胡建议，说：“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钱氏在美学习、生活、工作了二十年，从毛头少年，到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成为可以待价而沽的学者，全在美国完成。美国没有对不起钱学森。如果说归国遭到阻拦，那也是钱氏罔顾职业伦理在前，而且事后证明，你确曾为美国的敌人乃至文明的敌人造了核弹。只有钱学森对不起美国，不存在美国对不起钱学森。

第七，几十年来，钱学森以其所谓遭受美国迫害的经历来迎合专制排外的官方意识形态；一提美国就像八辈子仇敌，对独裁政权则巧言令色，客观上成为反对普世文明、激励民族主义的可悲人物。晚年“功”成名就的钱学森曾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请问你1935年赴美留学前一个穷小子敢说不稀罕外国学位吗？敢说不稀罕去美国留学吗？国家、民族不是望恩负义的理由，以国家、民族之名而助长丑陋的民族主义，不可原谅。

就个人天分和纯粹的技术创新层面，我对钱学森先生是抱有敬意的。对他此生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绝大部分我都不以为然，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在钱老尸骨未寒之际，数说他这么多“不是”，时机可能不当；可是比其大跃进放卫星时论证土地潜能的文章，可能还不算更不当。“春秋责备贤者”，写出上述文字，自问对钱老并无恶意，纯粹是为了公义和是非。

1991年，钱学森曾对来华访问的美国老朋友马布尔?法兰克说：“你知道吗，法兰克，我们都为中国做了不少事，人民现在吃得饱，有工作也有进步，但法兰克，他们并不快乐。”马布尔回忆说，钱学森对此感到非常不安，甚至好像对这个情况他也有责任。如果说钱老生前对中国人确有什么负疚感，我也仍然祝愿他在天之灵能得到够安息！

▲署名解滨的评论人士发表文章《关于钱学森，有几件事你未必知道》

国内对钱学森的宣传多出于那么几个记者的文稿，几十年口径不变。

那几个记者当时掌握的资料有限，所以有关钱学森的许多事情就一直不被国人知道。幸好美国这边还有不少资料。笔者搜集了一些，补充在这里。

一、钱学森回中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还引来美国海军副部长的后悔不迭。你也许还不知道，美国方面当时最后批准钱学森回到中国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他的回国居然要总统拍板呢？

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九四三年钱学森设计了美国第一枚分级火箭Private A，也不仅仅是因为钱-卡门公式，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实际上不仅是师从当时美国最顶级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而且他也是美国当时仅有的受到了世界导弹之父的真传的两位核心人物之一。这是国内没有报道过的。

众所周知，在弄到德国的导弹技术前，美国的导弹技术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德国是导弹技术的发源地。二次大战中，德国的V-1和V-2导弹是世界最早的导弹。二次大战中盟军也知道德国的导弹厉害，但一直搞不到其秘密。盟军占领了德国的导弹研制中心和发射场后，立即封锁了所有资料，扣押了所有参与研发的人员。二战一结束，美国陆军立即派遣了当时他们最厉害的两个火箭顾问到德国去挖掘导弹秘密。这两个人一位就是钱学森，另一位就是他的导师卡门。钱学森仔细研究了纳粹德国的火箭和导弹生产设施和设备，查阅了他们的大量资料。最重要的是，钱学森亲自审问和询问了人类导弹之父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另一位德国空气动力学家鲁道夫。赫曼（Rudolph Hermann）。钱学森从纳粹的导弹专家口中了解到了当时世界最为顶尖的导弹技术。正是由于钱学森的杰出工作，美国才得以很快制造出自己的导弹。也正是由于钱学森接触到如此顶尖的技术，他的回国路才十分坎坷。

二、你知道吗，钱学森也是美国的航天飞机（又译太空梭）的祖师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航天飞机的概念要追溯到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一个叫\”Silbervogel\”的计划。二次大战结束后，钱学森被派往德国考察纳粹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时，发现了纳粹德国从未来得及运用的一些技术。其中之一就是一种由火箭做驱动引擎的高速轰炸机。当时喷气式飞机还没有造出来，所以使用火箭发动机可以说是最先进的。这个计划的名称是\”Silbervogel\”，也就是银鸟的意思。当时德国这种轰炸机尚未进入试飞阶段。钱学森凭他明锐的直觉，看到了这个构思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德国没有把这个轰炸机搞成功的原因。在他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开始设计一种由火箭驱动的，能多次使用的洲际太空飞机。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钱学森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吊销了机密工作许可。一九五七年，美国空军的研究人员开始在若干年前钱学森的基础上搞了一个X-20 Dyna-Soar（Dynamic Soarer）项目。这项研究倒是有好几次试飞。不过由于几个瓶颈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这项研究却为后来的航天飞机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有了这些基础和经验，后来研制航天飞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所以，要说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不说X-20 Dyna-Soar项目。你去休斯顿宇航中心博物馆去参观航天飞机的历史，那上面就有说这个过程。而X-20Dyna-Soar项目又是在钱学森奠定的基础上发展的。是钱学森把一项几乎被埋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的纳粹技术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忘记这个。美国宇航局（NASA）的文件中多将钱学森称为H.S.Tsien（TsienHsue-shen的缩写）。

三、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在回国之前受过五年的\”虚拟软禁\”.但你也许还不知道，钱学森在此之前还在监狱里住了一段时间。那个监狱坐落在”TerminalIsland\”上。从谷歌地图上看，那个岛子离洛杉矶不远，开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一九四九年，钱学森申请过美国公民资格。一九五○年，麦卡锡主义开始，FBI从一九三八年美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发现钱学森三十年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于是不但不给他入公民，反而吊销了他的机密工作文件，使钱学森无法继续他的研究了。两星期后钱学森便宣布回国，还真动身了。这给他带来牢狱之灾。FBI以在他包裹里搜到了所谓的机密文件的理由，把钱学森关进监狱。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FBI搜到的就是几张对数表，这比关押李文和的理由还荒谬。奇怪的是，据记载，Terminal Island上的那个监狱当时是移民监。美国政府不是不准他回国的吗？

那把他关进移民监做什么？移民监里关的是要驱逐出境的人。他的出狱是由于加州理工学院的不懈努力和抗争。钱学森出狱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至今美国政府也还没有为把钱学森关进监狱一事道歉过。诸位高喊钱学森该国葬的，为何不写信给自己的参议员、众议院让美国政府道歉？二战中美国政府关押小鬼子的事情都道歉了。钱学森为美国立过大功，还被投入大狱，不道歉说不过去。这封信难道还要我来起稿吗？

四、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学问时，一天到晚和火箭打交道。那些都是要命的玩意儿。因此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给钱学森这一伙人起了个外号：敢死队员（Suicide Squad）。

五、美国《航空周刊》评选钱学森为二○○七年年度人物，高度评价了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