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拼构关于柏林墙倒塌的完整前因，有一个地方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匈牙利。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柏林墙的第一块砖头是在匈牙利被拆下来的。”卡尔·波普尔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也曾说：“给予苏联政权致命一击的，是1989年匈牙利政府的一个决定。”
匈牙利：边境上的“泛欧野餐”
波普尔说的这个决定，就是1989年5月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匈牙利—奥地利边界上的警戒系统。众所周知，柏林墙下有最森严的警戒系统，胆敢穿越者要冒被射杀的风险，从匈牙利越境显然丧命的风险要小一些。于是数万东德人以游客身份来到匈奥边境等候机会，他们或露营，或暂时栖身教堂。在一些民间组织的鼓动下，匈奥两国政府同意在当年8月19日将一小段边境象征性开放3小时，以举行一个暂时无国界的“泛欧野餐”，结果有600多名东德人在这个活动中趁机扒开铁丝网进入奥地利境内，并转往西德境内和西柏林。此后每年的8月19日，欧洲人都会集会纪念这场“泛欧野餐”，它拉开了铁幕垮塌的序幕，成为柏林墙垮塌和苏联解体的先声，这是一场改变了欧洲政治地理的潦草野餐。
匈牙利可以说是苏东集团国家中最先完成剧变的成员之一。匈牙利最为世人所知的政治事件大概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人民群众发动反体制示威，苏军进入匈牙利境内进行武力镇压，匈牙利人民的争自由精神让东方阵营的所有国家都紧张了一阵。1989年5月，匈共中央为“匈牙利事件”平反；10月6日，匈共更名为匈牙利社会党；10月23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成立于1949年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更名为匈牙利共和国，对国家政治制度做了大幅度调整，完成了一场天鹅绒式的革命。这时候，柏林墙尚未开放和倒塌。
匈牙利的案例显示苏东剧变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即人民要求变革的愿望与勇气。这场对自由的倾心之恋从铁幕降临那一刻起就已经在暗夜里狠狠发芽。
就在匈牙利发生一系列政治转折动作的时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政府正忙着准备当年10月7日的40周年国庆大典。
东德：盛大的阅兵式
逃离“民主德国”和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勾掉，都是20世纪人类政治史中值得玩味的故事。而东德人把投奔被柏林墙团团围起来的一座孤城西柏林叫做“投奔自由”，也是一个有点黑谬的故事。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柏林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西柏林这座墙中之城时，曾公开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后来戈尔巴乔夫做了他该做的，那就是什么也不做。尽管苏联在匈牙利和东德都部署了庞大的军队，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像过去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时那样，动用苏军对柏林墙事件进行暴力干预，他决心站在历史的主潮流一边，终止冷战，放弃“帮主”身份，让其他国家的人民独立自主决定本国命运。
东德自1949年成立起到1961年柏林墙建成之前，共有300万东德人经西柏林逃到西方，这种用脚投票的政治表态显示的是一种难以遏制的人心与人性力量。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前，东德已发生持续数月的群众抗议运动。他们抗议的，是某种不合时宜、违逆人性的强权体制，这种体制的本性究竟如何已不用多谈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体制往往会宣扬某种美好的终极目标，向人民许诺一个逐步升级的乌托邦之路，从而获得当权的合法性。
这种体制往往会宣称历史发展有一个必然的趋势且未来将是一个天堂般的世界，然后自命为这个天堂之路的人间引路人。对此，卡尔·波普尔批评说：想在地上造出天堂的人，往往把地上变成了地狱。当年的苏东集团之所以能够集结一大批国家和众多的人口，这个天堂之路的梦幻图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早在1893年恩格斯就曾说过：“我们没有最终（的社会）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数十年后，中国人顾准也醒悟道：“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古罗马智者马可·奥勒留也曾告诫说：“热爱那些仅仅发生于你的事情，热爱那些仅仅为你纺的命运之线”，切莫被那些宏大词语所忽悠。
在铁幕降临之前，在西班牙内战中领教了苏联政委的恐怖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就已经发现这种体制的一些特点：“它虽然控制思想，但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会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1941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中播讲）
曾受邀到苏联参观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幽幽地在《从苏联归来》一书中说：“在苏联，贫困是不容易看见的。”但是他又毫不客气地说：“你看在苏联发生的事情：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再提一件小事：纪德游苏时，到电报局去打电报，电文中提到了斯大林的名字。电报员要纪德必须在“斯大林”前面加上“伟大的”字样，纪德没有加，这份电报就打不出去了。在中国进行思想改造的年月，《从苏联归来》的中文版（1937年出版）译者郑超麟被审讯员严斥说：“你翻译的《从苏联归来》让好多青年人放弃了去延安的想法。”
应当说，要维持一个关于天国很快就会到来的幻象和一个过于强制的体制，是颇为辛苦的，所以后来苏东集团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取得了许多切实的成绩，例如世界银行1989年12月发表的报告称，东德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1.2万美元。
再罗列一些东德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方面的细节吧：到1988年，东德居民有53%的家庭拥有小汽车，每100户的电冰箱为152台，洗衣机105台，电视机122台（其中彩电为47台）。1986年，东德每千户居民拥有住房400套，人均住房面积为26平方米。再介绍一些其他成绩：东德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获金牌40枚，银牌25枚，铜牌25枚，奖牌总数90枚，排名世界第二；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德获金牌37枚，银牌35枚，铜牌30枚，奖牌总数102枚，仍然排名世界第二。然而，尽管有了这些内外都很骄人的成绩，东德人还是要推倒柏林墙，还是要在政治上改弦更张。这时候我们且慢为东德政府、东德体制抱屈，或去嗅寻外部敌对势力误导民众的罪证，还是去想想这个政府、这个体制还有哪些权利、利益该给人民却没有给人民吧。
网络上有人在传1989年10月7日东德建国40周年的阅兵式视频，对其中的军装、武器、步伐、方阵有很高的评价：到底还是老德国的底子！豪华、盛大、专业！然而当天东德就有大规模示威并有1000多名示威者被捕，前来参加庆典的戈尔巴乔夫看不下去了，提醒昂纳克：“谁迟到了，生活就惩罚谁。”庆典后的第11天，昂纳克就下台了。庆典后一个月，柏林墙就失效了。一切都来得那么快又那么自然。
柏林墙事件10周年，我曾经写下：“在一个全球村社里，我们共享着人类每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和生活中无边的庸常，也常常沉默地袖手，等待着聆听下一个全球性的或历史性的消息。”我们的这种心态和状态，也是那么自然，同时也那么枯涩。
赫塔·米勒：到西柏林之路
1989年11月9日，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在西柏林见证了那个历史性的夜晚。她在柏林墙倒塌的两年前（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来到这道墙的西边———西柏林，等候着这堵墙的垮塌。
在冷战时期，铁幕阴沉地垂挂着，区隔了东西方两个世界。柏林墙是铁幕最直观、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物，在铁幕背后，不仅有东柏林、东德，还有苏东集团的其他成员，包括赫塔·米勒的故国罗马尼亚。换言之，她就是一个生活在柏林墙后面世界的女人，她的到西柏林之路就是一条求盼光明的路。她在这个灰暗世界里生活的毫无生趣的记忆，低徊在她的作品里：《深渊》、《心兽》、《残喘》……在强力的现实面前，人类只是失却山林无所遮傍的野生鸡鸟。她写作是为了拒绝遗忘———多么不合时宜的拒绝，在这个人们不拒绝电子游戏中的帝国、极权理念并享受着暴力梦幻的21世纪初叶。
然而，米勒对那个到处是墙的过往世界始终不能释怀，封闭的思想空间、无所不在的窃听者告密者都意味着墙。在强权统治下，人们残忍迫害同类的能力空前增长，你遇到的人都是墙，都是可以撞向你、束迫你、毁掉你的墙。人们没有了家，生活中只有墙。
其实现今的世界里也到处是墙：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她是外族人；对于德国人来说，她是外国人。现实与故国对米勒来说都是墙，她只是在中间，两头不着边。德国是她爱恋的陌生人，故国是她反向怀念的地方，她还怀念着那个给她巨大痛苦的罗马尼亚，只不过这种怀念是以仇恨来维持的。仇恨使她成为能够正常生活的人。或者，文学是仇恨的出路，仇恨是文学的饲养者。她徒劳地说着德语，德语中的现实世界却与她无关，她只生活在她的记忆之墙里，深深地向地底掘进，去朝觐她的文学之源———那个“黑色大轴”。
柏林墙垮塌20年后，我们也需要另一种普世价值，那就是以宽容之心来看待曾经的人与事，受害者心结不应当是一种恒久的常态。于是，作家独自扛起了一次次撕开旧伤口的这个艰难的、必需的任务。回忆与创痛是一道墙，作家被囚禁在里头，从而能够向世人时刻提醒他们曾经的既残酷又荒谬的过往。
现实世界并不宽敞，因为墙太多了，常让人有举步维艰之感。墙引发了征服厮杀，因为墙划分了彼此，人类本来是无间的，但有了墙、分了彼此之后，就有了无间道。“在仇恨里疯狂的人是谁？在杀人中高潮的人是谁？……”整体的人类并不比一个个体更高，这才是人类的绝望之处。人无论能走多远，终究是在墙里，人类自己建造的墙里。种族、国家、文化、心理、利益的种种墙壁往往都是源于恐惧和自卑，人们获得安全感和自大感的方式就是筑墙，用恐惧筑墙，用政策筑墙，用科技筑墙。其实墙的最大作用是把筑墙者自己囚禁起来，只有拆墙，筑墙者才能解放自己。
在墙里面的堕落比在万顷虚空中的堕落更让人惬意一些，因为你可能会以为自己只是在电梯间里坐下行电梯。所以我喜欢窗子，喜欢道路，喜欢米勒所说的“我想抓住井沿看看蓝天”。
◎庄礼伟 暨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