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毛思想回潮已没有经济与社会基础

对生命的漠视是毛泽东留给后人最负面的影响

法广：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共领导层决定就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三七开”，也就是三分错误，七分贡献。在您看来，毛泽东主政期间值得肯定的作为是什么？对中国最影响深远的负面遗产是什么？

徐友渔：就我个人观点，我并不觉得毛有多少值得肯定的东西。当然，事情很复杂，，任何一个人，甚至希特勒，甚至斯大林，说他们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严格意义上的好事，也不一定，他们也许也会给乞丐一点钱，也许也会帮助一个路人，但是，我觉得，对于人类历史上那种罪魁祸首、犯下巨大罪行的人物，谈他有几分功劳、几分成就……我是不愿意这样看问题的。

至于他给后人留下的负面影响，我觉得是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因为他想推广他的所谓世界革命，要实现全世界一片红，准备牺牲全中国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准备把中国毁灭一半来换取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世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思想。他的实践也是这样，为了实现他的一些虚幻的所谓社会理想，他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结果）饿死三千六百万人！

我觉得，对生命的漠视是他对中国最大的负面影响。

法广：当年的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没有实现的理想，还是更多地是服务于他个人在权力斗争中需要的一种手段？

徐友渔：据我的研究，我认为是二者兼而有之。为了权力，他说了很多漂亮话，提出很多社会理想、社会改造纲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他确实也有很多浪漫主义气质构成的虚幻的理想。

法广：自毛泽东去世之后，不断有人为他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开脱。七十年代末，当局基本上将十年文革的错误推卸于毛泽东一人，但最近几年又有人提出毛泽东不应该单独为这些历史问题承担责任，因为中共的体制是集体领导。怎么看毛泽东个人在这些历史问题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徐友渔：首先，一般而言，中国的执政集团给中国造成了那么巨大的灾难，责任当然不应当由毛泽东一个人来承担，比如，周恩来也应当负很大责任；另外，比如，毛泽东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要打倒他，并且最后将他迫害致死，当初中央开会举手（表决）的时候，除了中央委员陈少明外，所有人都举手通过；发动文化革命的“十六条”也是大家举手通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这些责任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当初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实际上是推卸掉了很多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从责任来说，我觉得毛泽东起到主要的和关键性的作用，甚至在很多时候，没有毛泽东有些坏事就不可能发生，比如文化大革命，没有毛泽东，（就不会发生），世界上有那么多共产党执政，也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毛泽东首要的和关键性的责任也是不可忽视的。

有时候，为了一种目的，要将责任都推在毛的身上，其他的文化革命后复出的所谓老一代革命家他们一点责任都没有，这是一种辩解。现在为了替毛泽东辩护，又说是大家都应该有责任，那我们能不能谈谈邓小平的责任呢？！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官方越来越重视毛思想对维护一党执政的工具作用

法广：最近这些年有一种毛派思想回潮。当今的所谓毛派思想是怎样的内涵？官方、学界以及民间所说的毛派思想是否同一回事？

徐友渔：当然不是（同一回事）。所谓毛派思想有很多方面。但一个基本点是中国应当走与西方不同的路，要赶超西方，要达到一个世界上最先进、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当然，人们所说的毛思想更主要的一点是毛在文化革命期间，为了欺骗群众换取人们支持他的文化革命，他高举了社会公正的大旗，高举了平等的大旗，所以，现在毛的思想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还是广大民众向往社会公正与平等所导致的，民间的毛派思想主要是这些方面。当然，官方、民众和学界理解的毛派思想是不一样的。民众当然是希望第一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第二要追求社会公正、平等，这是民众的思想；学术界则是乱七八糟，我觉得其实学术界批评毛的声音比较多，那些反对的声音像刘小枫等人说什么毛是“国父”等，我觉得他们的理论有些东拉西扯，说不清楚；至于政府，他希望维护共产党的绝对领导，铁打江山永远不容别人染指，这是政府很偏爱的一个毛的思想。不同层次的人，理解也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还是抓到了毛思想的一些方面罢。

法广：今天的毛派都是哪些人？主要来自哪些阶层？

徐友渔：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民众中有很多毛派，他们主要是怀念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他们觉得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最好。同时，他们也仇恨富裕的人，仇恨为富不仁的人，仇恨那些滥用特权的官僚，这部分民众理解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平等；学术界觉得毛要引导中国实现一个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就是中国要强大，要和西方并驾齐驱，甚至要凌驾于他们之上；政府中间的毛派，他们认为既然革命打下了江山，就要千秋万代继承下去。各方的侧重点不同。

法广：中国民间各种形式怀念毛泽东的活动其实一直不断。但是政府对民间的这种怀念热情一直相对低调，但是，好像现在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如何理解政府对今年毛泽东冥诞120年纪念活动如此宽容放行的态度？

徐友渔：这也是随着形势而变化的。中国人（包括最高领导人的政策和态度）对毛泽东最不感冒的时候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因为那时候文化革命的噩梦刚刚结束，大家对毛的罪过记忆犹新。那时候，不仅谈不上歌颂毛，继承毛，而且批评的声音更多些。后来，我觉得人们对毛的罪过、对文革的记忆淡忘了一些，但是，当局还是有些举棋不定，因为，过分宣扬毛不行，他们或者他们的父母在文化革命期间吃了毛的极大的苦头，所以他们不会那么心甘情愿地去颂扬毛，颂扬过分就等于说当年整他们本人或他们的父母是应该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已经感觉到毛是他们维护自己政权的一面很好的旗帜，是决不能丢弃的。我觉得他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利用毛作为维护一党执政的工具的作用，他们越来越看重这一点，而文化革命的记忆越来越淡忘，这种趋势就使得对毛的颂扬越来越多。

法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执政党对自身合法性的信心越来越不足，需要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种旗帜？

徐友渔：对。在改革开放初期，执政党对自身合法性信心比较足，因为改革开放是一面新的旗帜，而且能够凝聚民心，赢得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拥护。现在改革开放已经变味，只打这个旗帜，民众已经不太感冒，因为现在民众关心的问题和八十年代相比已经不一样，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所以，改革开放作为合法性资源已经明显不够。

当然，这与具体的领导人也有关系。有些人偏爱毛泽东，或者他的知识和思想的视野很难走出毛的阴影。我觉得，上面的态度也有很大的示范作用，上面的态度决定着下面歌颂的声音能够放到多大。

毛思想回潮已没有经济与社会基础

法广：刚才我们谈到中国民间有一种对毛时代的怀念。毛思想在中国回潮是否有很强的政治与社会基础？毛思想是否可能重新成势？在何种程度上应当警惕这种回潮？

徐友渔：社会基础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我觉得这种政治与社会基础不强，因为中国已经深深的卷入全球化，与毛泽东时代提倡的闭关锁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不可逆转的改革道路，毛泽东时代批判所谓资本主义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毛思想回潮的）社会基础是很薄弱的。现在唯一可能的一点基础，就是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中，有人借用毛的旗帜，发动一些颂扬毛的活动，他们自以为这样可以凝聚民心，从这点说，（回潮）可能会有些动力，但实际上社会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主要还是感情因素，因为人们怀念毛，有些人不清楚毛时代到底有多悲惨，有些人实际上是对现状不满，利用毛来攻击。因为毛发动文化革命是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就利用毛发动文革的口号来攻击特权，攻击贪污腐败。这种思想让人感觉汹涌澎湃的基础是感情因素，有人眉飞色舞地说毛时代怎么平等、怎么去整那些当官者。这些都是虚构的，但大家都愿意相信。所以，我觉得这种回潮客观的基础是感情因素，不是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是否能构成一种威胁？我觉得长期来说不可能，因为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时代还是所谓三个世界，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要搞世界革命；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使大家相互依存，不能像毛时代那样颠覆一个国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世界革命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思想回潮）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如果中国某些最高领导人对世界大形势认识不清楚，以为用毛的旗帜还能够凝聚人心、增强其合法性的话，一些小小的回潮在短期内还是可能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