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二零零一年七月，我拿着一册《商业周刊》在北京东北三环的一间写字楼里疾走，向着每个经过身边的同事说，你看“亚洲最危险的女人”。
这一期《商业周刊》的评选出他们认定的五十位“亚洲之星”。其中六位来自中国大陆，四位是企业界——民生银行的经叔平、联想集团的杨元庆、中国银行的刘明康、中石油的黄炎，一位经济高官——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胡舒立则是舆论影响者，她是创办不过三年的《财经》杂志的主编。
我二十五岁，在一份刚刚创刊三个月的报纸中工作。这份报纸的大部分同事都像我一样年轻，没什么工作经验，却都胸怀一种莫名的冲动——我们要办一份伟大的媒体。但至于“伟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但一些现成的例证摆在眼前，我们的阅报室里摆满了《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财富》、《时代》，它们的寿命最长的一位要上溯到十八世纪末，它这样报道过拿破仑：“波拿巴中等身材，相当瘦削，面色黄褐，面貌无甚特别，但他有一双无比锐利的黑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看着地面”。即使最年轻的《财富》和《商业周刊》也是一九二九年创办的，它们记录了大萧条以来的岁月。我们也着迷于他们的调查能力、写作方式，当然更渴望它们巨大的影响力。我们都记得亨利·卢斯在世时对《时代》驻外记者的要求——你是另一位美国大使。
这一切都令我们的现实暗淡无光。你怎么能想象，中国有一份报道过乾隆皇帝，如今仍在继续发行的报纸，更不能想象中国的媒体能轻易采访到全球最显要的人物，为世界舆论设定议题。或许在内心里，我们还有一丝不愿承认的地位焦虑。《纽约时报》的北京记者，可以见到中国总理，进入中国政商阶层，而从未听说过中国的记者们能在西方主流社会自由出入，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无冕之王”的美妙滋味。我们迷恋甚至迷信这些媒体，对他们的标准坚信不疑。商业与政治人物进入亚洲之星的榜单在意料之中，中国正变得日益强大，影响力迅速上升，他们代表的是机构与组织的力量。但如果胡舒立是亚洲之星，对于我们这些年轻记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这是个人的胜利，是某种信念的胜利。中国的媒体人既可以赢得西方同行的尊敬，也可以与国内的要人比肩而立。
二零零一年之后的两年是中国商业媒体的蓬勃时期。我工作的《经济观察报》和它的竞争对手《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以超出创办者们预料的速度迅速兴起。那是个洋溢着希望的岁月。中国经济没有毁于国有企业的纷纷倒闭，反因私营经济的兴起而站在另一个高速增长的入口；外部世界也是让人憧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被视作新的乌托邦，中国不会再退回到自己的过去了；甚至一向僵化的政治体制都露出松动的痕迹，党的总书记在公开讲话中邀请私营企业主入党，一年后的十六大则是政权的第一次顺利接交，没有拖延到不得不交的最后一刻，没有被废黜的接班人，在历史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似乎还是第一次，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整能力，让人充满期待。一种单纯的信念在支持着人们的乐观——市场经济最终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开放与社会进步。我们这些新闻记者，将是整个过程的记录者、监督人。
我们将美国进步年代的新闻记者视作自己的同代人，我们也将帮助这个生机勃勃、问题丛生的大国变得更成熟、健康，我们自己也坚信可以让未来一代的中国更富有朝气和自信。倘若中国的企业家们借助的是股份制、流程管理、市场营销这些外来理念，从一片国有化的废墟上塑造起中国当代商业世界的萌芽，那么我们这些新闻记者要借助的则是5W原则、深入调查、揭露黑暗的勇气——这些西方新闻界的已成传统，在被长期意识形态、宣传话语、公然的谎语所围绕的新闻纸上，创造出新的生命力，值得倾听和信赖的声音。
我记得同事们在阅读到关于胡舒立短短的报道时的由衷喜悦，他们感觉到未来的无穷可能性。在这种喜悦不到一个月后，《财经》传来更振奋的消息。这本杂志一名二十五岁的记者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的银广夏存在严重的业绩造假，在这之前，它是资本市场的宠儿，两年股价涨幅超过百分之一千，它也被视作中国经济蓬勃的象征之一，高级领导人都曾访问与赞扬过它。但这则报道则表明，奇迹背后是个无尽的陷阱。这则报道将《财经》推到了声誉的第一个高峰，倘若再结合它之前关于琼民源、基金黑幕的报道，《财经》最鲜明的形象业已形成——它是黑暗和陷阱的揭露者，不仅充满了正直与勇气，还具有让同行们仰视的专业精神，他们可以读懂那些可怕的财务报表，能在无穷枯燥的数字构成的海关记录中发现被隐藏的欺骗……它甚至影响了整个商业新闻报道的方向和谈话方式，记者们纷纷试图能理解财务分析，而人们不用“商业报道”这个词，而说“财经报道”。
但是这种过分鲜明的形象，经常有意无意遮蔽了《财经》更宽阔的抱负。它真正的兴趣是如何推进中国更深入的改革，促进中国和世界的相互理解。胡舒立经历过邓小平初期的改革岁月，知道一旦给予自由，中国人的能量将怎样喷发，她也游历过西方，知道中国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她当然也有那一代人普遍特性，对政治权力的高度敏感、有时甚至是迷恋。在他们成长的最初岁月里，政治权力进入生活的每一个空间。而当他们试图反抗这种压迫时，任何行为都是一种政治行为。穿上牛仔裤，第一次听到摇滚乐，甚至说出一句真话，写出一篇没有假话与空话的新闻稿，都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一种政治改革。而他们的个人经历则表明，来自最高层的理性决策，才是推动中国的决定性动力，中国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
当胡舒立在一九九八年创办《财经》杂志时，股票市场、金融业、经济政策，似乎正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新杠杆。距离天安门事件已将近十年，人人都已默许了政治改革的停滞。但是商业蓬勃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经济自由将导致政治开放和社会进步吗？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估计，倘若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兴起，他们遵循理性和契约的精神，倘若亿万股民们能因为股票不仅分享到增长的财富，也能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国家改革直接相关，这将是多么重大的变革力量。“增量改革”、“渐进改革”正是热门话题。眼见俄罗斯与东欧休克疗法的阵痛与萧条，中国一部分头脑敏锐、富有责任感的精英们，相信自己能探索出一条中国道路。这多少像是另一种农村包围城市，我们暂且不去理会政治体制，我们去建立一家好公司、建立一个良性的股票市场、在非政治领域尽量说真话，迟早有一天这些良性的力量将逼迫权力核心的改变。况且，这权力核心看起来也并非铁板一块。此时，一个革命性的政党似乎彻底脱去了革命的外衣。一个技术官僚的年代已经到来，新一代官僚们有很多令人充满希望，他们在西方接受教育，知道世界的模样，再没兴趣谈论意识形态，他们将把自己的教育和经历转化成变革的动力吗？
当胡舒立和王波明最终坐在一起时，一切看起来正是如此。他们都是革命之子。当少年时代响彻云霄的“东风压倒西风”，“亚非拉兄弟”的口号之后，他们都在美国找到了方向。胡舒立想创办一份具有美国水准的杂志，而王波明则忘不了自己在纽约金融市场的经验，要和他的朋友们在中国建立对应物。
他们的合作几乎立刻大获成功。给《工人日报》撰写过社会变化的稿件，去美国进修过，为《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华尔街，经历过从“文化大革命”到“反自由化”，参与创办过《资本》杂志，胡舒立所有的经验和知识储备，在这一刻发生作用。她成熟的个人信念、对新闻业的深入理解、技术能力、对政治的敏感，在得到新的支持之后，喷涌而出。而这喷涌又恰好发生在既重要又相对自由的领域——商业与金融。它不直接涉及政治，却又与政治相关，它既可以唤起公众强烈的认同，又有改良派官僚的默认与支持，它也得到国际资本与舆论的关注，《财经》像是个令他们无比渴望、又迷惘不堪的中国市场的小型探照灯，它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说话，帮助他们分清虚与实……
“黑幕与陷阱”式报道的巨大成功，表明真相与信任，在中国是多么可怕的稀缺。但揭露从来不是胡舒立的全部兴趣，或许也不是她最终的兴趣。她想创造一个新共识，一个关于改革的新共识。她要让孤立的思想和行动连接在一起，让它们变成推动中国进步的理性力量。（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