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是荆棘丛中的百合花，是惊涛骇浪中的灯塔。如果说朋霍费尔是上帝对德国教会的祝福——正是有了朋霍费尔的存在，几乎全军覆没的德国教会，方有真理的一脉相承，并得以在战后浴火重生；那么，林昭就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祝福——正是有了林昭的存在，在毛式极权主义浩劫之后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方有真理的薪火相传，并有希望在未来改变中国的命运。在纳粹统治时代，在绝大多数德国教会都宣示效忠独裁者的耻辱中，上帝拣选了文质彬彬的朋霍费尔去承受那“昂贵的恩典”；而在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教会被连根拔起的磨难中，上帝也将弱不禁风的林昭像一盏明亮的灯台一样放到桌子上，让她照亮黑暗时代的人们。
如何在一种消灭肉体并企图消灭精神的暴政中持守信仰，上帝早已给了中国的基督徒一个可以效法的圣徒，她就是林昭。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林昭是一个异数，一个右派中的异数。作为北大中文系一名年轻美丽的女学生，作为一位在五十年代初一度左倾、然后迷途知返的基督徒，在百万右派中，林昭虽然不是最有学问和阅历的人，却最早、也最深刻地洞见了中共专制主义制度的核心，并与之作了最为坚定、完全和彻底的争战。林昭那人权斗士的一面，逐渐被中国当代思想史发掘出来；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林昭、作为殉道者的林昭，至今仍未引起中国教会和基督徒足够的重视。艾晓明女士对林昭的这段评述应当被我们所有人记住：“林昭是我们民族一个非凡的榜样，我们几乎不相信中国人中有这样的精神品质，林昭改写了我们对历史、对中国人精神的认识。林昭的精神，是一份被重新发现的遗产，它也需要重现阐释，特别在我们今天这个人权建设的时代。林昭告诉全世界，中国的女性，承继那一份女权遗产（无论那一血脉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多么微弱），她可以为自由、人权和政治参与付出何等的代价。林昭的意义，开启了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几年以前，独立制片人胡杰深受林昭生平事迹的感动，毅然辞职，致力于拍摄一部关于林昭的记录片。胡杰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但他在拍摄的过程中，逐渐感悟到了信仰在林昭的一生中的重要性。我在与胡杰接触的时候，特别向他建议说，表现林昭绝对不能忽视其信仰。后来，当《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记录片成形之后，关于林昭的信仰状况的那一部分果然大大加强了，作为基督徒的林昭的形象呼之欲出。最近几年来，这部纪录片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思索：为什么那么多的博学鸿儒、大师名流都向专制政权屈膝下跪，而一介弱女子的林昭却能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想，毫无疑问，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林昭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林昭没有留下哪怕是一本神学著作和一篇个人见证，但她短暂的一生本身便是一个荣美的见证。在那漆黑不见五指的毛泽东时代，林昭所承担和奉行的，便是类似于旧约中先知的使命，她的激情和紧迫感都让人叹为观止——一个人可以用什么道德杠杆去移动整个国家？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基督信仰作为最后的支撑，她不可能与黑暗势力不屈不挠地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果没有基督信仰作为最后的支撑，她也不可能如此透彻地洞悉极权主义的本质就是偶像崇拜。
林昭与其他的反抗者都有所不同。作为无神论和唯物论者，遇罗克和张志新都是在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中被杀害的，他们反对的是毛泽东身边的“奸臣”，他们只是“清君侧”，他们对文革中的激进政策不满，但并没有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制度，并没有看穿“伟大领袖”毛泽东本人才是中国灾难的根源。而蒙上帝光照的林昭，却直截了当地看到并揭示出了这一整套邪恶制度的根源——圣经的十诫中明确地指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至五节）林昭以反对和破除偶像崇拜为使命，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在上海被当局枪杀，年仅三十五岁。此后，一名警察还上门向其母亲收取五分钱的“子弹费”。她的父亲自杀，母亲死于红卫兵的街头暴力，妹妹后来移居海外。为了真理的缘故，这个家庭付出的代价确实够大的。
关于基督信仰，关于自己的使命，关于基督徒与受难的关系，林昭的狱中的遗稿中有若干片断的表述。她用血书写到：“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像圣女贞德一样，林昭将自己当作献给上帝的活祭，她知道那永恒的荣耀在天上，她知道慈爱的上帝永不离弃她。
这样的信心是何其大！林昭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她不是以专制制度的对立面出现的，她的反抗不是充满仇恨的反抗，相反她对那些迫害她的人亦充满了深沉的悲悯和同情：“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这种悲悯和同情是出于上帝的，而不是出于人的，它乃是人身上残存的最接近神性的部分。林昭的出现，乃是当代中国基督信仰史上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神迹，乃是上帝亲自在中国这块坚硬的磐石上打下的一个楔子。
林昭是一朵幽谷中的百合花，是上帝对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的祝福。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仍然不配领受这恩典无边的祝福，我们仍然处于自我捆绑的悲惨境地。在海内外华人教会和基督徒之中，林昭依然是一种隐匿的存在。在不同宗派和背景的华人教会里面，在两岸三地及海外不同处境中的基督徒里面，很少有牧者和基督徒知道，在中国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曾经生活过林昭这位为信仰和真理献身的基督徒；很少有牧者和基督徒知道，在中国这片贫瘠荒芜的土地上，曾经承载过林昭这个纯洁、刚毅而崇高的灵魂。今天，反思毛泽东祸害中国的历史、直面毛泽东崇拜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偶像崇拜的事实（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到人民币上的毛像，难道不都是每一个中国基督徒的耻辱吗？），并不会像当年的林昭那样遭致灭顶之灾。但是，这样的言说在大部分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当中，仍然是不言自明的“禁区”。很多教会的领袖和会众都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全教会，是为了教会现在的安全和未来的复兴。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没有想过：一个看见罪恶却不去指证的教会，一个将策略看得高于真理的教会，能够蒙神的喜悦吗？这样的教会人数再多、教堂再大，也不是真正复兴的教会。教会的复兴不是人数的复兴，也不是建筑的复兴，乃是真理的复兴。
在北京方舟教会主日敬拜结束之后的分组讨论中，我多次谈到必须破除毛泽东的偶像崇拜的问题。保罗早就告诫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保罗说得很清楚，在反对偶像崇拜和坚守上帝的公义上，没有商量和妥协的余地。如果教会回避这从上帝而来的真理，结局便如先知以赛亚所言：“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八至九节）一个被圣灵充满、被真理充满的基督徒，不应当继续过着恐惧战兢、如履薄冰的生活，惟有脱离撒旦的捆绑才能全然地亲近上帝。
林昭那美好的见证，是每一个基督徒遇到苦难和不公义的时候力量的源泉。想一想林昭的血书，想一想林昭的誓言，想一想林昭对黑暗势力的代表毛泽东所发出的斥责，想一想林昭在天父的怀抱里所享有的永恒的平安，还有什么恐惧能让我们不敢认主呢？还有什么逼迫能让我们放弃信仰呢？即便死亡也不能让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保罗说过：“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一节至十三节）与保罗一样，将自己全部地奉献给了真理，她在狱中遭受种种非人的虐待，被当作“反革命中的反革命”、“精神病中的精神病”，这一切并没有摧毁她的信仰，却让她更加与主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