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一本书叫《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书名里短短一句话却贴切地勾勒出储安平卓绝矗立的孤傲气质。
就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储望华、殷承宗曾经举办了黄河音乐会。一场文艺晚会，弹奏出《东方红》。今年建国大庆时，殷承宗还在国内巡回演奏。
倘若换作别人，弹奏《东方红》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就算是在悉尼歌剧院演奏三天三夜，至多就是让猎奇的西方人领教一下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偏偏演奏者是储望华。储望华，何许人也？中国著名大右派储安平的儿子。
五十多年前，储望华的父亲储安平，就是在这《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地消失了。让人不懂的是，在今天，移居海外多年的储望华早已是澳大利亚公民，居住在墨尔本富人聚居区。既没有政治压力，也没有生活压力。一个在澳大利亚的文艺演出，为什么要演奏《东方红》？原来，到场的嘉宾有中国的外交官员，储望华特意用一曲《东方红》答谢官员们的捧场，果然卓有成效地取悦了他们。
五十多年了，储望华不去纪念自己的父亲，纪念那让他的父亲名满天下、又付出生命的“党天下”，反而去高歌那置他父亲于死地，置五十多万右派陷入冤狱的《东方红》。
作为一个中国人，谁都知道《东方红》是为歌颂毛所作。当年，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矛头直指毛。在1957年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储安平这个一介书生的声音，曾压倒了千百万人的“东方红”的合唱。
储安平？这是个被人淡忘的名字，即便是许多上了年纪的长者，恐怕也只能对这个冷僻的姓氏摇摇头。我是在1988年读了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长文，才知道储安平其人。他至诚的理想和追求，他一手创办的《观察》周刊，他的一针见血的见解，他那些掷地有声的热血政论，他摔给前后两个政权的断语都让人触目惊心、难以忘怀。
1940年代，在国民党治下的上海，他公开发表了如此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言论：“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
如果说储安平以其金石般的政论达到了那个时代书生议政的最高峰，从《失败的统治》到《一场烂污》、《政治失常》，他为国民党二十多年的统治下了最后的断语，言论之激烈、论述之精辟，令人叹为观止。那么他所创办的《观察》周刊更是攀上了百年言论史的一个新高峰，成为一座几乎难以跨越的丰碑。《观察》是储安平创办于1946年9月1日的杂志，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提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被国民党查封，“新中国”成立后复刊并改为《新观察》。1957年6月储安平响应毛“大鸣大放”的号召，在毛的“诚恳”动员之下，于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被打成右派。反右之后，储先生曾经到东北旺放羊，从东北旺回北京旧居，带回了一只羊。那时候，储安平第二次结婚的妻子也已和他划清界线，此后经年，老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每天只能与屋里养着的山羊相依为命。
“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储的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从这位朋友所追忆的情况来看，储安平乃是被人虐杀。
储望华当年也亲眼目睹了他父亲的悲惨与苦难。据谢泳的《储安平与观察》一书中记载，储望华曾回忆，“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
储望华还说，1982年6月，他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到如今，那显然已成为一个被背叛的遗嘱，背叛者正是奏出《东方红》的儿子。据说在墨尔本演奏时，现场华人是掌声雷动。而且另一个演奏者殷承宗是“文革”中“四人帮”的宠儿，因演奏样板戏《红灯记》而出名。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有一点我明白，其实海外的华人和国内的华人一样，健忘是国民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