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现在每个主流的市场化媒体都长得楚楚动人、珠圆玉润了。这是它没想到的。而更重要的后果它也没想到，就是市场化媒体竟然带动了整个社会运动，带动了公民社会的快速推进

市场化媒体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词。我们知道在发达国家乃至在我国港台地区，没有市场化媒体这个说法，在那些地方，媒体天然就是民营的、市场的，天然就属于整个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但中国要特别强调市场化媒体，这其实就是说，还有很多媒体不是市场化的。中国媒体实际上是双轨制，一轨是吃财政饭的媒体，另一轨，就是市场化媒体。

市场化媒体当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从90年代初起步，市场化媒体主要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当时能够允许市场化媒体存在，主要是一个经济上的考虑，说白了是卸财政包袱。双轨制一边不能不保南方日报、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但是另一方面，“保”也有限。比方说南方日报、人民日报可以靠财政拨款生存，但会过得很清苦，它要滋润一点，就必须把子报子刊赶到市场上，赶到市场上干什么呢？就一个任务，赚钱。赚了钱之后，第一，它可以给主报上缴很多利润，把主报原本清苦的日子变得滋润；另一方面，国家财政也会—如果子报子刊在市场上做得很火的话，它就是一个上缴税款很高的企业—那么国家财政收入也会有很大的“利”在里面。我敢说当初这个算盘还是打得非常好的，你关门我没啥损失，你赚了钱，我的财政收入更高，经济上稳赚不赔。否则的话它不可能给你一条生路，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场化媒体也就无从谈起了。

刚开始，算的账就是经济账，没有算新闻账、政治账。从经济角度它是赚的，从新闻的、政治的角度，从历史的长程看它也是赚的，因为实际上我后面会讲到，市场化媒体意气风发的时代，即是对执政党及对民众，对这两个方面同时训政的一个最好的时代，对政府转型是非常有帮助的。从这个历史长程的角度看，它也是赚的。但从短期看，绝对会有很多的摩擦，有很多的博弈，有很多的痛苦。

痛苦在哪呢？市场化媒体进程一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从潘多拉盒子缓缓冒出来两个精灵，一个是新闻自由的精灵，一个是公民社会不断壮大的精灵。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场化媒体，起初都是边缘化的，都是报摊上才能看得到的，用当时的词汇概括都是一些小报小刊。但是，一旦跟市场结合，小报小刊就有如枯木逢春、有如女大十八变，现在每个主流的市场化媒体都长得楚楚动人、珠圆玉润了。这是它没想到的。而更重要的后果它也没想到，就是市场化媒体竟然带动了整个社会运动，带动了公民社会的快速推进。

市场化媒体的特殊功能

我们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是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说的条件不具备。在这种中国特色的背景之下，市场化媒体就具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相当程度上替代民间力量的功能，民间力量自我发现，自我组织，自我训练的功能。

市场化媒体的时代背景，我刚才讲了一个，就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转型，是社会政治层面的转型，即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这个更重要的转型需要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这个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当下其实并不怎么具备，或者说，并没有为这种转型准备好。我们知道台湾怎么转型的，我们知道韩国怎么转型的，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的转型，我认为它们转型的历史条件都比我们要好得多。第一我们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不可能是13亿人一下子的转型。如果13亿人向着13亿个方向去转型，这只有混乱，只有混帐，这种混乱和混帐是我们中国现在承受不起的代价。因此，向公民社会的转型，的确应该是有序的转型，而这个有序必须建立在有组织的前提之下，这个组织不只是政权组织，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社会自身要有组织，这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条件。社会如果自身没有组织，13亿人向着13亿个方向去转，那么这种转型就不可能是有序的，结果就只能是混乱和混帐。

我刚才说我们社会没有准备好，是哪一点没有准备好呢？主要是在社会自身的组织这点上，我们完全没有准备。过度管制公民的集体行动，过度管制民间社团，民间因此很难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是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说的条件不具备。在这种中国特色的背景之下，市场化媒体就具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相当程度上替代民间力量的功能，民间力量自我发现，自我组织，自我训练的功能。所有这些本来属于其他社会组织的重任，结果都转移到市场化媒体的身上。这是中国市场化媒体在转型期间所肩负历史重任，与别的转型国家的媒体的一个根本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只是一个媒体，不只是一个舆论机关，而同时肩负着沟通社会、组织社会的重任。

这就是中国媒体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我们的媒体远不如发达国家的媒体成熟和强大，人家的媒体我们知道叫做第四权，跟立法、行政、司法并重，而我们离这很远，远远谈不到第四权。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市场化媒体所肩负的责任，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比发达国家、比其他转型国家的媒体，要沉重得多，复杂得多。

我前面讲的是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特色这样一种背景下，它的历史定位。这实际上是中国市场化媒体不能承受之重，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市场化媒体以自己瘦削而羸弱的身躯，拉动着中国的社会运动，拉动着中国迈向公民社会。

这就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特殊作用。

这个特殊作用从以下三点展开。

第一点是对公共事件的推动。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个方面是市场体制逐步得到确立，但这种确立是有限度的，我后面会讲到，它只是下半身的市场经济。但无论如何，总比原来一点市场经济都没有要好。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虽然市场经济快速确立，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高速增长往往以掠夺为代价换来，我在私下常常把它概括为卖血经济。卖血当然不能卖所有人的血，当然是卖最弱势最底层的庞大人群的血。也就因为这种两面性，制造出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以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彼此起伏的过程。用权威术语来讲就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而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同时也是公共事件的高发期。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从来没有那个时候，公共事件像90年中期以来那样频繁爆发。大家可能发现一个微妙的交汇点，就是我们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跟市场化媒体的快速增长几乎是完全同步的，这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市场化媒体发展壮大的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

我这次来到香港，以及我去年去美国，我都有一个心态，就是很自豪的心态，为什么我觉得很自豪呢？80年代我就想当一个记者；尽管那时没能当上记者，但当记者的职业理想一直不改，所以80年代我非常关注媒体尤其是香港媒体，那时香港媒体在我看来是个标杆。但是我现在来香港，80年代的那种向往好像没有了，我反而觉得很自豪，我自豪的原因当然是觉得我做得比他们好，我做得比他们好不是说我个人，而是指我们大陆的市场化媒体做得比他们好。无论是客观上对中国发展进程的推动，还是专业的程度，我觉得都比他们好。

去年我到美国呆了20多天，我也是一路走一路跟他们说，中国记者在职业规范上，在专业技能上不能跟他们比。但我认为美国同行的整体成就感、幸福感没有我们强。为什么呢？因为我所在的国家是一个新闻富矿。这基本上是一个规律，稳态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社会，一个正常社会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奇迹，没有什么新闻的社会。它的这个社会太正常，所以有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成为大新闻，好多媒体都倾巢而出，而这些鸡毛蒜皮在我们中国媒体人看来，完全不值一提，我们这儿每天都在创造奇迹。就是说我们这发生了很多公共事件，你把它们拍成电影，拍成戏剧，绝对是一部部大片、名片，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小说家、电影剧作家写出来的剧本都要精采。就是说我们中国是转型期的中国，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之所以不正常，主要的特征就是它总是在不断创造奇迹，不断创造匪夷所思的人间奇迹。

中国不断创造奇迹，因此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闻富矿。如果你是中国媒体人，只要你有足够的准备，你这辈子肯定有机会碰上我刚才讲的，三个、四个、五个这样的奇迹，只要你抓住这些奇迹，那么你这辈子的功名就没问题了，你就可以青史留名了。所以我到美国就跟他们讲，你们呆在美国有什么意思？你们应该都到中国去，去中国创造你们的职业成就。

市场化媒体把我们带出信息黑洞

没有媒体介入，没有媒体追问，3千万人饿死的公共悲剧没有成公共事件。杨继绳老师就不知道他父亲饿死是一个公共事件，他以为只是偶然事件，只是因为他家太穷。这是过去的情况，人们都在悲剧之中，却不能发现悲剧背后普遍性的联系

中国的新闻富矿成就了市场化媒体，在成就市场化媒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许许多多的公共事件。媒体跟公共事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事件发生，如果没有媒体参与，就不可能把它带入公众视野，就不可能把它跟公共利益相联系，那么它背后的普遍性也就不可能被发掘出来，它就不可能成为公共事件。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知道香港正在热卖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前辈杨继绳老师，这本书叫做《墓碑》。书中有个情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杨老师的父亲当然是被饿死的，但是当他父亲被饿死的时候，他居然一点愤怒都没有，一点追问的冲动都没有，为什么？不是他没这个本能，而是他以为在当时中国，只是他父亲被饿死了。今天在座的都知道，至少3千万人被饿死，那么大规模的历史上罕见的公共事件，那么巨大的悲剧，没有一家媒体介入，没有一家媒体去追问。也正因为没有媒体介入，没有媒体追问，3千万人饿死的公共悲剧没有成公共事件。杨继绳老师就不知道他父亲饿死是一个公共事件，他以为只是偶然事件，只是因为他家太穷。这是过去的情况，人们都在悲剧之中，却不能发现悲剧背后普遍性的联系，没有从这个普遍性的联系上升到对整个制度的追问，也就没有可能去推动整个制度的变革。

媒体的社会功能在哪？主要就在于通过追问悲剧来避免悲剧。没有媒体的介入，3千万死难者的亲友，每个人都被信息的黑洞给屏蔽开来，每个人都呆在信息的黑洞里头，你看不见外面任何东西，你不知道隔壁的村子、隔壁的县、隔壁的省在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你就不可能知道你这个悲剧跟其他人的悲剧是同样的，你没有去比较没有去联系。信息屏蔽的罪过在哪？信息屏蔽的罪过就在这。任何一个悲剧、任何一个灾难，如果它背后的普遍性没有被发掘出来，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案例，它的教训就不可能真正被后人吸取，那么它背后普遍性的因素，就不可能被根除，那么这样的悲剧就还要反复发生。这就需要媒体，需要媒体尽可能把每个悲剧、每个灾难都从信息的黑洞里发掘出来，带到公众面前，带到舆论的阳光下，让大家来思考，让大家来辩论，让大家来找出背后的普遍性的联系。

很多老板跟我讲，他们现在做生意到哪做？哪里媒体力量强大他就去哪做，因为如果媒体力量强大，那个地方的社会秩序肯定要好一些，那个地方的政府肯定要规范一些，那个地方的营商成本也就低一些。越是媒体力量弱的地方，就越野蛮越不规范，营商成本就越高，他们就越不敢去。这就是媒体对社会的作用。通过追问，追问公共事件的真相，追问公共事件背后的普遍性联系，来变革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府，然后杜绝类似的悲剧，不让它重复发生，这是媒体对于公民社会的第一个推动作用。

公共辩论提升民族智力

全中国的公共辩论，只是随着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壮大，然后才展开的。接下来，我希望它能够逐步逐步的扩展到课堂上，扩展到我们的人大会堂上，扩展到我们政协的会堂上，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展开。

媒体第二个推动作用就是我刚才讲的，把公共事件带到公众视野干什么？让公众来讨论。这就是说，媒体能带动公共讨论、公共辩论。

如果说媒体对公共事件的第一个推动，主要由调查报告来完成，第二个作用就主要由评论来完成。中国的媒体评论原来好像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品种，尤其对市场化媒体而言，原来市场化媒体似乎都是摆在报摊上，说的都是一些市井新闻。后来有一家报纸扭转了都市报的这种传统。这个媒体就是当下中国都市报的第一品牌，就是《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破天荒地每天拿出几个版做评论，做独立的评论板块，刚开始这个模式很多人是质疑的，据说这不符合老百姓的阅读习惯，但坚持下来最后还是成功了，评论成了《南方都市报》第一个拳头产品，很多读者买南方都市报第一时间看它的评论，它强制性地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然后南都模式在中国的都市报当中，得到了快速复制，内地但凡有点影响的都市报，他们评论版的操作跟《南方都市报》基本上都差不多。评论在市场化媒体的快速崛起，就起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它们本质上都是公共辩论、公共讨论，而这种公共辩论、公共讨论恰恰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一个公共产品。

我们知道在别的国家比方在美国、澳洲、英国，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有辩论的训练，甚至一直到老。他们这种公共辩论主要由两个方面来提供，一个是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辩论。另一个是社会提供的，我们知道主要是通过选举提供的，所有选举都以辩论为前提。而这种选举，是他们的一个保留节目、一个娱乐化的节日，这个娱乐化的节日为最大多数的民众所关注，美国的总统辩论，电视转播的收视率那么高就是证明。那些总统，那些市长、州长、议员，他们的政治生活都必须以辩论为前提。

所以，发达国家的公共辩论是非常普及的，这种公共辩论跟我们的大学生辩论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辩论。我们的大学生辩论会全部目的在于赢，我一定要赢，即便我的辩题毫无道理。我愈是把本来没有道理的辩题辩赢，我愈是水平高。这是一种只为功利只为赢的辩论，赢压倒一切，道理本身并不重要。

人家的辩论不是这样的，而是忠于事实和逻辑的一种辩论，主要为了探讨真相、达成基本共识的一种辩论，这种辩论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确不能马上搞大选—明天早上就大选，我也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训练，没有这样一种准备，比方说，辩论的训练。这个公共辩论普不普及，深不深入，持不持久，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根本问题，一个民族总体智力水准高低的问题。但凡公共辩论没有广泛展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总体智力水准肯定是有限的。这个有限在我们中国表现非常明显，表现在官方就是拍脑袋决策，不需要辩论。表现在民间，你们去看网络上排山倒海的那种吵嚷。辩论的功能主要是训练人的思维、人的智力，我们没有辩论的训练，总体智力水准能高到哪去？我们知道连战在台湾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很多人瞧不起他。他为什么在台湾被人瞧不起？原因之一是不会讲话，嘴很笨。但是在台湾嘴很笨的这位政治家，一站到中国大陆的讲台上居然就成了一流政治家。可见我们整个智力水准的欠缺。所以中国要达到民主，的确需要一个训政的阶段。

当然，训政不只是对老百姓的，同时也是对统治者的训政。训政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公共辩论。我想这里很多都是大陆来的人，大陆从幼儿园到大学，大家熟知的一句话，就是在学校听老师，在家里听家长，到了社会上听领导，你听就行了你辩什么论？辩论就是刺儿头，你要辩论你就另类，你就会边缘化，然后你就会被整个主流抛弃。所以，如果说我们市场化媒体对公民起着什么作用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全中国的公共辩论，只是随着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壮大，然后才展开的。接下来，我希望它能够逐步逐步的扩展到课堂上，扩展到我们的人大会堂上，扩展到我们政协的会堂上，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展开，这是它的第二个作用。

社会要长骨头才能站起来

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只有肉没有骨头的社会。公民社会是干什么的？或者说一个一个民间社团，一家一家市场化媒体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是社会的骨头。一个社会必须有肉更有骨头，这个社会才能够站起来，这个社会才能够有“力”。

通过推动公共事件，通过推动公共辩论，最终推动公共政策的改进。这是媒体第三个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我本人就是做评论的，或者说我本人就是参与公共辩论的，我参与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影响公共政策，使决策机制更民主、更理性、更科学。但民主、理性、科学的决策需要一个前提。为什么官员总是拍脑袋？他不能不拍脑袋，他不拍脑袋也没办法。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个前提以往是不存在的，这个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底线共识。

公共政策是什么东西？公共政策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做企业的都知道，最尖端的生产力是标准，美国为什么能在高科技领域无敌于世界？因为它掌握了高科技的标准，我们中国为什么只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只能为别人打工？因为我们不掌握标准。在经济领域是这样，在社会政治领域也是这样，谁掌握了标准，谁就立于不败之地。

公共政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的背后，需要一个更大的标准，也就是标准的标准，来丈量公共政策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民主、是不是理性，这个标准的标准就是底线共识。公共辩论的目的是什么？公共辩论就为了达成一个底线共识。市场化媒体客观上就起到这个作用，我们的公共政策乃至我们的法律法规，很多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荒谬的。在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前，公共辩论全面展开之前，怎样荒谬的法律法规都没有一起因为民意而改变，但是我们知道，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有了公共辩论之后，这个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孙志刚事件是一个最重要的起点，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然后是钉子户事件，改变了整个《拆迁补偿条例》，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拆迁补偿标准。

通过公共辩论改变规则，这是市场化媒体对于公共进程的第三个贡献。中国社会原来没什么公共空间可言，没什么公共讨论可言，一切操之于我，哪来公共的？但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后，公共空间从权力的缝隙当中钻了出来，仿佛精灵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钻出来一样，越来越不可阻挡。

市场化媒体对公民社会的推动作用，主要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落地生根，也就是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到2007年，这十多年是市场化媒体凯歌行进的十多年，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快速成长、快速壮大的十多年。

我刚才讲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可能是13亿人一盘散沙的转型。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只有肉没有骨头的社会。公民社会是干什么的？或者说一个一个民间社团，一家一家市场化媒体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是社会的骨头。一个社会必须有肉更有骨头，这个社会才能够站起来，这个社会才能够有“力”。为什么过去我们人口众多，十几亿人，但一直只有政府，不见社会？因为社会没有骨头，一个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构不成骨头，必须靠民间力量把公民组织起来，组成为公民社会，社会才有骨头，才能够站起来，才有资格跟政府的力量去博弈。这个博弈不是要打倒政府，这个博弈是跟政府互动。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政府跟民间社会共同学习，共同成长。这对双方都是好事情，是双赢的事情。原来社会没有骨头，所以站不起来；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虽然骨头有限，但社会毕竟可以站起来一下，否则根本就站不起来。我刚才讲媒体不能承受之重，我们社会只有媒体一根骨头，所有肉的压力都压到这根骨头上，当然就会不堪负荷，这种情况下长其他骨头已经是刻不容缓，靠市场化媒体单兵突进，已经很困难了，已经走不下去了。这是我讲的市场化媒体第一个发展阶段，即到2007年的大致情境。

市场化媒体面临新的险阻

已经最完美了，那还要改革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种意图，这个体制、这个时代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不容挑战的。那么谁可能挑战呢？当然首先是媒体，首先是市场化的媒体

我为什么要划到2007年为止呢？因为我个人认为，进入2008年之后，形势可能正在发生变化。2008年是市场化媒体比较困难的一年，这种比较困难的局面可能会常态化、持久化。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我要讲的新国家主义的背景。这个新国家主义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清楚，就是国进民退。现在重要产业都是金字塔结构，金字塔顶端是我的，金字塔的中端、下端可以向你们放开。金字塔越往上，附加值越高，利润越高；金字塔越往下，附加值越低，利润越低。也就是说，我把最大的利抓在手上，要害资源都在我手上了，下面一些辅助性的东西我就不做了，我没有这个力量做，我也不想做，附加值太低，太辛苦了，这个东西我就让给你们去做，让你们来给我配套，你们做我的辅助力量，实际上是你们为我打工。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体制，在全世界都没有的，我们一方面说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在推进市场化，但实际上我前面已经讲了，我们的市场化准确地说，只是下半身的市场化，上半身尤其顶端仍然是计划体制。

这种计划体制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最小的成本操纵全局。因为你在中端，因为你在低端，因为你仰仗我上端的战略布局、上端的准入限制、上端的资源供给，那么我再怎么向你开放，你这个孙猴子永远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掌心。这本质上仍然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新的鸟笼主义。只不过鸟儿飞的空间比原来的空间大得多，但是空间再怎么大，你仍然没有回到天空中，你仍然是笼中之鸟。

这是经济上的新国家主义。这种经济上的新国家主义必然要影响到媒体。它在经济上形成了我刚才讲的金字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寡头集团，那么当然不能允许媒体例外，因为媒体的例外可能对这个经济金字塔形成冲击，形成挑战，形成制约，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从2008年开始，原来的市场化媒体，就一路遭遇严峻的挑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个人有点始料未及，我想不只是我个人，很多人都有一点始料未及，就是说原来我们认为这样一些社会问题，是一种必要的代价，是社会转型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它只是一种过渡性的东西，今天有，可能明天有，后天就没有了，转型完成了它就没有了。只要能够转型完成，这点代价我个人愿意付。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样，它好像不是一种过渡状态，它好象已经固化，要成为一个独立的、长期的历史阶段。因为什么呢？因为金字塔上端的那些人，那些寡头集团从中得到了巨大利益，他们不可能让这种社会结构改变，不可能让这种社会结构被取代，他们要让这个结构永远维持下去，这个结构对他们多好啊，计划体制的好处他们有，市场体制的好处他们也有，计划体制跟市场体制化合产生的好处他们更有。所以，他们现在得到的利益，在计划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这种社会结构或者说现在这个历史阶段，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他们当然就不愿意牺牲。而他们现在有力量保证这种社会结构不被取代，那么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不让它固化？

讲到这种新国家主义，就不能不提张五常。张五常前不久有一个著名的言论，就是中国现在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他这个言论发表之后，在网络上引起排山倒海的攻击，但是攻击他的人不会想到，他的言论不是学者言论，他的言论是寡头集团的共识，他只不过说了寡头集团过去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已经最完美了，那还要改革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种意图，这个体制、这个时代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不容挑战的。那么谁可能挑战呢？当然首先是媒体，首先是市场化的媒体。从这个角度考察2008年市场化媒体遭遇的一连串困惑，就都可以理解了。（本文为2008年10月香港大学演讲实录，略有删节。载《南风窗》今年第二十四期）

注：本文所提《收容遣送条例》，准确的说应该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特此更正，并向提示者李旭先生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