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新闻聚焦：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中共元老也为他鸣不平

 

本周的2月1日，是一年一度诺贝尔和平奖的最后提名期限。继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剧作家哈维尔呼吁提名和支持《零八宪章》发起人兼起草者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著名作家与政治家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不仅包括美国笔会会长阿皮亚教授，斯洛伐克笔会前会长、前国会议员扎亚茨教授，《七七宪章》签署人库西教授、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赫塔•缪勒女士等作家，而且还包括美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国会议员，甚至还包括诺贝尔奖所在国挪威的国会议员。

而在国内，胡绩伟、李普、戴煌、何方等二十位中共元老也为刘晓波鸣不平：“如果北京法院的法官把赢得政权的正确口号，颠倒是非，错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证，那么，把我党‘二大’、‘七大’的党章党纲、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置于何地？你们把我们党和国家的老一代领导人置于何地？”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1日报道：哈维尔推刘晓波为今年诺贝尔奖人选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

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达赖喇嘛、南非大主教图图等多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及国际知名人士19日在权威网站project-syndicate 网站，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havel38/French，联名撰文推荐刘晓波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人选。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因牵头起草零八宪章，而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中国当局判处十一年监禁。哈维尔领衔起草文章的标题是：刘晓波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哈维尔在文中写道，刘晓波应该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有两个理由。首先，刘晓波牵头起草的《零八宪章》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波兰总统瓦文莎以及缅甸民主的领袖昂山素姬等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政治理念一脉相承；其次，当初设立诺贝尔和平奖的目的之一是要奖励为政治改革以及推进民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独立中文笔会1月23日报道：哈维尔、图图等诺奖得主推刘晓波为2010诺奖人选

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达赖喇嘛、南非大主教图图等多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及国际知名人士19日在权威网站project-syndicate网站，联名撰文推荐刘晓波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人选。

全文如下：

一位和平自由的中国先锋

布拉格——

去年的圣诞节，刘晓波，作为中国最为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作家和大学教授，被宣判入狱11年。刘先生是08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08宪章是受到77宪章的启发鼓舞而发起的，目的是呼吁中国政府兑现对宪法和法律的承诺，要求政府官员的公开选举，宗教自由和废除“颠覆国家罪”等。

凭着对中国未来大胆和明确的思考，刘晓波应该由此获得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基于以下两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他可以获得如此尊贵的奖项。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他捍卫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传统，也就是对人权不懈的追求。先前的得主，例如马丁•路德•金，列赫-瓦文萨，昂山素姬的获奖就是这样很好的例子。

我们认为刘晓波和他的同事在2008年12月写下的理念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这些理念——对人权和人类尊严的尊重，公民要求自己政府保证自身的权利——代表着人类最高的精神。

如果诺贝尔委员会承认了刘晓波在推广这些理念上的勇气和牺牲，这不仅可以引起国际社会对刘晓波11年刑期的关注，同时也会在中国国内扩大普世价值和人权思想的影响力，这也是刘晓波一直奋斗的方向。

第二，这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发起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此奖项的初衷。为了推广中国的人权，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刘先生对宣扬自由博爱价值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100年前的诺贝尔一直推动的思想。

当然，当今世界，民主化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但它加速了公众在外交和国内事务等关键问题上全面而激烈的讨论。这些积极和广泛的讨论——也是民主政体的标志——可以为政府在国内外事务的决策提供最好的建议。

刘先生一直致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受益者当然是中国人民。不过，他的勇气和榜样同样可以对世界人民有好处，因为中国的民主化可以加速中国在人权社会团体，独立媒体和公民通过投票来表达自身观点的监督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这就是我们认为的两个理由。如果刘晓波可以获得这个最高的荣誉，一方面来说，评委会再一次表述了人权和民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确定了世界和平和国际团结的重要性。

刘先生这么重的刑期说明了中共当局的意图：杀鸡儆猴，目的是威慑其他可能跟随他的人们。我们相信，刘先生的榜样作用也需要我们榜样性的回应。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他就是对他勇气最好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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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报》刘晓波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逾30国际名人力荐

身在狱中的中国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获多名国际知名人士提名，角逐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继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艾皮亚日前正式提名刘晓波为诺奖候选人。刘晓波妻子刘霞称，这反映外界对丈夫的支持，而刘晓波也获知此事并感到高兴。

2010年诺贝尔奖提名1月31日截止，诺贝尔奖委员会一贯传统是保密被提名者的名单。不过身为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皮亚（KwanmeAnthonyAppiah）昨日发表声明，透露他提名的是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

和平奖2得主撰文支持

美联社引述艾皮亚的声明指，提名是为了表彰刘晓波在“人权、政治权利及言论自由领域，具有杰出及坚持原则的领导能力”。

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上周已正式将对刘晓波的书面提名寄给“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是次联署支持提名刘晓波的人包括英国作家鲁西迪、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等20位著名的笔会会员。

而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和40名国会议员上月已提名刘晓波角逐诺奖。两名诺贝尔和平奖前得主达赖喇嘛和南非图图主教、世贸组织前总干事穆尔等8人日前也发表文章，呼吁推动提名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胡佳高智晟曾获提名

“我觉得这些都是外界支持晓波的方式吧。”刘霞昨日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日前律师与刘晓波见面时已转告了有关被提名诺奖的消息，刘晓波知道后很高兴。对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前天指“颁给刘晓波这样的奖项，将是一个错误。”刘霞说：“这根本就是一个胡说八道”。

55岁的刘晓波1955年生于吉林长春，过去20年致力推动中国人权及民主发展。2008年底因起草《零八宪章》被捕，去年12日25日被北京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入狱11年。目前他仍在上诉。

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期为每年的9月至翌年1月底，得奖名单在每年10月揭晓。过去两年，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胡佳及人权律师高智晟也曾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其中胡更被外界视为大热人选，但最终未能当选。

刘霞盼春节前探丈夫

春节将至，刘霞说希望为丈夫送一些过年物品，但上月12日送钱及书到狱中，丈夫至上周五还未收到。她已向监狱提交申请，“希望春节前能够见他一面。”

▲美国之音（VOA）1月23日报道：哈维尔图图等名人：刘晓波应得诺奖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达赖喇嘛、南非大主教图图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和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摩尔、俄罗斯联合民主党主席雅夫林斯基等国际名人最近联名发表文章，表示刘晓波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文章发表在project-syndicate网站上，标题为《和平和自由的一位中国捍卫者》(A Chinese Champion of Peace and Freedom)。作者署名为“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人”。文章旁边列举了7位作者。

哈维尔等人的文章说，由于刘晓波的勇敢和对于中国未来的清晰思想，刘晓波应该得到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他符合和平奖得主为人权而斗争的传统，过去诺贝尔委员会为此选择了马丁路德金，瓦文萨和昂山素季。刘晓波及其同事们起草的《零八宪章》具有普遍性和及时性。

哈维尔等人提到的第二个原因是，刘晓波得奖符合诺贝尔当初设立和平奖的用意。文章说，刘晓波在中国致力于推动人权、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对和平的价值观有重要贡献。

牵头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中国官方坚决反对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

在project-syndicate网站上，在哈维尔等人文章的后面，有人发表评论说，刘晓波的案子决不是单纯的言论自由问题，刘晓波拿了外国的钱，中国政府有一切权利来禁止。

▲德国之声（DW）1月29日报道：哈维尔呼吁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四名中共老干部在互联网上发表公开信，要求共产党领导人重新审查对民权人士刘晓波的判决。他们分别是党报《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胡绩伟、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何方、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和前资深记者戴煌，四人都是八、九十岁的离休干部。《南德意志报》介绍了这封公开信：

“这四位退休老人写道，\’如果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都被抛之东流，我们这些老同志于心不安。\’他们写信要求\’现领导同志\’\’重新审查北京市法院关于刘案定罪依据的合法性问题\’，否则会\’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党的形象\’.

这四位老干部在信中并没有明确要求释放刘晓波，他们也十分谨慎，很少用人权的普世有效性、而更多以中共内部的论点为刘辩护。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们毫不掩饰地承认，他们要以这一行动促成刘晓波获释。

在中国，这四位前干部的年龄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免受压制。由于老人在中国历来深受尊敬，所以中国的国安部门不得不小心行事，不想引起对手的公开反抗。所以，北京大多把年龄大的政府对手软禁起来，并时刻加以监视，以此孤立他们。例如，对77岁的异议人士和赵紫阳的前秘书鲍彤及\’天安门母亲\’抗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74岁的丁子霖，安全部门就采取了这样做法。“

捷克共和国前总统、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倡议人哈维尔在德国《世界报》发表文章，要求授予刘晓波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世界报》全文刊登了这一呼吁书：

“刘晓波的勇气和他对中国前途的清晰思路使他当之无愧地理应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他接过了马丁•路德•金、瓦文萨和昂山素季等人的传统。刘的理念普世通用：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公民有责任促使自己的政府尊重这些权利，这些权利是人类的最高追求。

如果诺贝尔奖评委会决定表彰刘晓波的勇气和他为实现这些理想做出的牺牲，这将不仅使全世界注意到，判决他入狱是多么不公正，也将促使刘晓波大半生为之奋斗的普遍和人道价值在中国境内壮大起来。

当然，民主化并不能保证世界舞台上的所有行为举止都得到改善，但它可以使我们对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核心问题进行全面严肃的讨论。这种积极和探索式的对话是民主执政的标志，是对政府改善态度的最大希望。我们相信，最近几个月内，刘晓波投身社会的榜样将促使人们做出榜样式的报答，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正是对他的勇气应该给予的报答。“

▲独立中文笔会2月2日报道：哈维尔和四十位捷克议员提名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和四十位国会议员上月已经提名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长刘晓波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捷克通信社上周五报道说，捷克著名人权团体“在困境中的人”（PeopleinNeed）救援组织人权和民主部主任伊戈尔•布拉泽维奇（IgorBlazevic）当天宣布了这个消息。

根据捷通社的报道，数十位《七七宪章》签署者也签署了对刘晓波的提名，但关于提名的更多信息将在本周内公布。

众所周知，刘晓波作为主要起草人之一的《零八宪章》得益于《七七宪章》的启迪，因此他因这个呼吁改善中国人权和宪政民主的文件被监禁和重判，令许多《七七宪章》签署者感同身受，在捷克激起了一波波抗议怒潮。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先生作为《七七宪章》主要发起者之一，从2008年12月刘晓波被关押后不久就多次撰文呼吁释放他，2009年3月又出席“在困境中的人”授予刘晓波“人与人”（HomoHomini）人权奖的仪式颁奖，上月更与两位《七七宪章》签署者冒着严寒亲自到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去递交要求释放刘晓波的呼吁书。

呼吁书说：“《零八宪章》在其存在的短短时间里已经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对话作出了贡献，因此极大地加强了在其祖国的自由人权保障与和平。”

不久前，哈维尔领衔与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和南非的图图主教等八人一起发表题为《一位中国的和平自由斗士》的专栏文章，呼吁推动提名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预料哈维尔等人的提名信与此文的内容相近，为此全文转译如下：

去年圣诞节，中国最知名的人权活动家之一、作家和大学教师刘晓波被判处11年徒刑。刘是《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零八宪章》是受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启发的一份请愿书，呼吁中国政府遵守自己的法律和宪法，要求政府官员公开选举、宗教和言论自由，以及废除“颠覆罪”的法律。

以他对中国未来大胆清晰的思索，刘晓波应该得到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我们有两个理由认为刘应该是那崇高奖项的一位值当得主。

首先，刘晓波立于那些因争取人权的贡献而受承认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传统。诺贝尔奖得主如马丁•路德•金、瓦文萨和昂山素姬不过是诺贝尔委员会在前些年所承认的许多先例中的少数几人。

我们深信，刘晓波及其同仁于2008年12月写在纸上的概念是普世永恒的。这些理念——尊重人权及人的尊严，公民有责任确保他们的政府尊重这些权利——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愿望。

如果诺贝尔委员会选择承认刘晓波在阐明这些理念过程中的勇气和牺牲，它不仅会引起全球关注刘被判11年徒刑的不公正，也将有助于在中国普及刘花了他一生如此多岁月奋斗的普世人性价值。

刘晓波应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二个理由谐和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该奖初衷。在致力于促进中国人权、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刘对于各民族间的和平与博爱价值作出了显著贡献，这也是诺贝尔在一个多世纪前创立此奖时所设想的。

当然，民主化并不自动保证在世界舞台上的更好行为，但它确实促进全面而严谨地公开辩论有关一个国家内外政策的那些关键问题。这种积极而探索性的讨论，作为民主政体的标志，是各国政府在国内外更好决策的最佳希望。

刘晓波在中国倡导民主，首先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着想。但是，他的勇气和先例会有助于加速那一天的到来，即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将借助于民间社团的专长和监督，借助于独立媒体和能够通过投票箱来表达其观点投入的公民社会。

正是基于这两个理由，我们认为，刘晓波应该是2010年诺贝尔奖的一位值当得主。以授予他这个世界最高荣誉之一，诺贝尔委员会将一方面再次发出人权和民主重要性的信号，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世界和平与国际团结的重要性。

刘晓波的重判是旨在作为一个样板性措施，严厉警告所有其他可能想追随他那条道路的中国人。我们深信，有些时候，样板性公民参与，例如刘这样，需要一个样板性回应。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正是他勇气应得的回应。

注：此专栏文章有八位作者——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捷克共和国前总统，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精神领袖，安德烈•格鲁克斯曼是哲学家，瓦坦•格雷戈里恩是纽约的卡内基基金会总裁，麦克•莫尔是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卡雷尔•施瓦尔兹伯格是捷克共和国前外长，德斯蒙德•图图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是俄罗斯联合民主党主席。

（英文原文发表于ProjectSyndicate——145个国家的390家报纸组成的捷克非营利协会的网站。）

▲自由亚洲电台（RFA）2月2日报道：美国笔会提名刘晓波竞逐诺奖 中方反对向“这样的人”授和平奖

美国笔会会长提名被以煽动颠覆罪判刑的北京作家刘晓波竞逐本届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刘晓波妻子感激国际社会的关注，但不认为会使当局改变判决。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报道。

 

图片：美国笔会发起释放刘晓波签名信（美国笔会网站）

美国笔会周二发布新闻稿称该会会长、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上周五向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提名刘晓波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信还得到萨尔曼•拉什迪、菲利浦•罗斯、哈金、艾德里安娜•里奇等二十位著名的美国笔会会员作家联署支持。

美国笔会自由写作中心总监拉里•赛姆斯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阿皮亚教授和我们做了很多讨论，关于诺贝尔奖的历史、关于刘晓波是谁、做了什幺，我们认为他不但值得拿这个奖，而且也秉承了诺贝尔和平奖对鼓励和倡导相关国家人权进程的传统。我们希望评委会会认真考虑，也衷心希望刘晓波获奖。”

美国笔会的新闻稿引述阿皮亚教授的提名信说：刘晓波的遭遇应是一个国际问题，这种人权侵害是每个国家都应关切的问题。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将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强调、中国业已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中，每个人天赋的权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特点之一就是与其它侵犯人权的政权达成默契，以视而不见粗暴的人权侵害换取优惠的商务关系。……在判处刘晓波的问题上不挑战中国政府，等于在国际上认可这种论调，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全世界的和平发展和改变带来巨大威胁。”

提名信中提到刘晓波曾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与250多会员一同在当局的压力下为中国的言论自由进行勇敢的倡导工作，也是该笔会目前系狱的五位成员之一。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秘书长张裕对于刘晓波被正式提名诺奖表示欢迎：“不管能否得奖，但希望这个事情造成的声势令中国了解整个国际社会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如果中国真正要融入国际社会，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员，必须对普世价值这些有真正的了解、顺应世界的潮流，这方面我们希望该提名能起到作用。”

据路透社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周二表示中国反对美国的国际笔会提名刘晓波竞逐诺贝尔和平奖，称：若然向这样的人授予和平奖，明显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这一问题的回应在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上被刻意隐去了。

美国笔会方面认为中国官方的反应属于意料之中，拉里•赛姆斯说：“　阿皮亚教授的提名信中也已经预期中国政府会说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完全不同意，希望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也不同意吧！”

曾因八九学运坐牢的北京学者、作家刘晓波在０９年圣诞节当天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重判11年后，引起了国际巨大反响，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前外长卡雷尔•施瓦尔兹伯格、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前得主达赖喇嘛和图图主教、俄罗斯联合民主党主席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等世界各地有影响力的人士都曾公开声援甚至推动其和平奖提名。

刘晓波目前正在等候二审判决，妻子刘霞认为提名诺奖不会改变当局的判处：“我觉得二审他们还是会维持原判吧！（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消息你知道幺？）我知道了。非常感动，觉得那幺多人支持他，我还是感到非常安慰。短时间内看不到具体的效果，但是长时间来看，所有的支持还是会有反应的。”

▲英国广播电台（BBC）2月3日报道：中国反对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刘晓波入狱引起海外巨大反对声音（AP资料图片）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及一批国际著名人士提名刘晓波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中国政府敦促诺贝尔委员会不要理会有关提名。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说：“诺贝尔委员会如果颁奖给这种人，将是严重的错误。”

91名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国会议员联署提名入狱的刘晓波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捷克参议员表示，刘晓波发起的《零八宪章》受到了1977年捷克反共产极权《七七宪章》的启发。

推动人权

《七七宪章》发起人、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也支持对刘晓波的提名。

此外，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阿皮亚和普林斯顿大学一名哲学教授也提名刘晓波。

他们在声明中形容刘晓波“在推动人权和政治权利方面起了杰出的领导作用。”

国际笔会的宗旨是推动言论自由、保护作家免受政治压迫。

2010年度和平奖提名截止日期是1月31日。

诺贝尔委员会从来都不会公布和平奖候选人名单，曝光的名单都是由提名人主动宣布的。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月3日报道：刘晓波获提名竞逐诺贝尔和平奖遭中国反对

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被重判之后，国际反响强烈。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和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前得主达赖喇嘛和图图主教等人均表明会争取提名刘晓波竞逐诺贝尔和平奖。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报道：

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囚十一年的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获提名竞逐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发言人马朝旭说，如果将奖项颁给刘晓波，是完全错误。

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期限昨日届满，诺贝尔委员会按一贯惯例不公布提名名单，但身为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会长的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透露，经已提名刘晓波竞逐和平奖，希望藉此表扬他在争取「人权、政治权利及言论自由领域，具有杰出及坚持原则的领导能力」。

据了解，另获提名的，还有俄罗斯一名人权活跃份子和互联网。委员会将于十月公布结果。

曾参与六四民运的刘晓波，因与友人起草及签署《零八宪章》呼吁中国进行广泛政治与民主改革，而在零八年国际人权日前夕被拘禁，并在去年圣诞节被北京法院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2日表示，反对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目前遭到关押的知名异议人士刘晓波。

目前仍覊押在看守所的刘晓波正在进行上诉，已写成十多页的自我申诉意见，其辩护律师尚宝军表示，已将二审辩护辞交法院，预计法院十天后会作出内庭裁决，之后会送往监狱服刑。

▲美国之音（VOA）2月4日报道：美议员提名刘晓波等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麦科特尔众议员

美国国会民主与共和两党众议员日前写信给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名3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高智晟以及刘晓波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七位众议员致函诺贝尔奖委员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麦科特尔(Rep.Thaddeus McCotter)、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人史密斯(Rep. Chris Smith)、英格利斯(Rep. Bob Inglis)、比利拉基斯(Rep. Gus Bilirakis)、国会台湾事务议员团共和党共同主席迪亚斯巴拉特(Rep. Lincoln Diaz-Balart)、众议院能源及商务委员会共和党议员皮茨(Rep. Joseph Pitts)以及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吴振伟(Rep. David Wu)等7位联邦众议员，2月1号写信给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亚格兰，提名3位著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高志晟以及刘晓波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赞扬陈光诚、高志晟、刘晓波*

 

皮茨众议员

美国议员们在信中表示，多年来，这3位人权活动人士呼吁中国政府实质改善人权表现。他们展现了爱国心、提倡民权的勇气以及在致力于人权工作时的温和语调。议员们说，这3位活动人士只是希望让一般中国民众认知到属于自己的尊严与权利，呼吁中国政府遵循宪法、法律与国际人权公约规定，从未寻求分裂国家或者引发社会冲突。议员们赞扬3人的主张对于和平的贡献。

除了国会议员，国际笔会的美国分会也提名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刘晓波是零八宪章的最早联署人之一。他被北京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皮茨众议员曾经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活动人士。目前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维权律师高志晟以及北京作家刘晓波都被关押。皮茨众议员说：“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刻释放这些被监禁的异议人士。”

另一方面，媒体报导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2号在例行简报中表示，如果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将是一个错误。这段评论并未出现在中国外交部的网页上。

路透社报导说，国际笔会美国分会提名刘晓波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信件，获得一些著名作家的联署，包括华裔美国作家哈金。

▲独立中文笔会2月4日报道：挪威保守党国会副领袖塞纳提名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继报道有40位捷克国会议员已经提名本会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争取诺贝尔和平奖以后，一位资深挪威国会议员也公布已加入提名行列。

 

挪威《晚邮报》今天报道，保守党议员杨•托雷•塞纳（Jan Tore Sanner）对该报记者说：“到了一位涉及推动人权者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了。而我认为没有人比刘晓波更够格。他展现了诺贝尔遗嘱的精神：为正义而不屈不挠奋斗牺牲，哪怕面对最大逆境。”

 保守党是挪威国会第三大党。今年未满45岁的塞纳先生是保守党第一副主席，不满28岁起就当选国会议员，此后三次当选连任至今。塞纳先生一向关注世界各国人权问题，于2月1日在其博客中发表一篇题为《让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博文，介绍刘晓波、《零八宪章》、以及中国的现状，最后的结语说：

“有无以计数的人每天因致力于个人自由和权利值得关注和尊重，不过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比今天中国那些争取自由的人们更需要像这样的信号，我也不能设想有任何人比刘晓波能更好代表他们及其精神。”

根据捷克著名人权团体“在困境中的人”（People in Need）人权和民主部主任伊戈尔•布拉泽维奇（Igor Blazevic）发布的新闻稿，塞纳先生在提名信中强调：“刘的个人勇气，他的原则，以及他对压迫国家的长期抗争，使他进入那些体现诺贝尔遗嘱精神奉献的人权活动家的骄傲行列。授奖给刘晓波将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任何政府，任何国家，都不可公然无视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这样一个奖励对于其他为自由人权而奋斗者将成为一个极大鼓舞。”

美国笔会于2月1日公布其会长、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阿皮亚先生提名刘晓波争取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于次日针对这一提名说：“诺贝尔委员会如果颁奖给这种人，将是严重的错误。”

塞纳先生今天向挪威《晚邮报》公布自己的提名，是来自诺贝尔和平奖评委所在国舆论的第一个公开回应。

▲德国之声（DW）2月4日报道：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不在意北京警告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称，在颁奖问题上不会按照中国的旨意行事。

评委会主席兼常务秘书伦德斯塔德周三（2月3日）在回应北京警告不要将诺奖授予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时表示，“我们不太在意来自中国的批评”，1989年，诺奖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以后也没有理会来自北京的压力。

本周二，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警告说，不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

曾任中国独立笔会中心主席的刘晓波去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监禁，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及40名捷克国会议员、美国笔会中心新近分别提名刘晓波为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据德新社）

▲亚洲新闻2月4日报道：北京威胁“不得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

 

昨天，中国政府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马朝旭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如果“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象刘晓波这样的人，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举动”。这一说法，是针对国际社会要求向刘晓波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呼声渐强的。《零八宪章》作者，大学教授刘晓波被判处了十一年有期徒刑。

上周，达赖、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南非主教图图等人联名致函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指“刘将民主带到中国的努力，首先是造福中国人民的。他的勇气和榜样，有助于迎来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新黎明，感谢一个新的文明的、独立的社会”。

一年前，知名大学教授刘晓波与三百多名签名者一同向政府递交了《零八宪章》，充分表达了希望在国内实现民主和自由的愿望。为此，他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煽动反政府罪”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

但支持其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声音不断强大。在世界各地从事言论自由活动的国际笔会也致函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其美国部主任写道：“刘以其在政治权力与言论自由领域的权威而知名。授予其诺贝尔奖，是强调向北京要求的权利属于国际权力的完美方式”。

捷克的四十名、斯洛伐克五十名议会议员响应了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呼吁，在上面签了字。冯德拉参议员表示，“我们试图在一九七七年国际化的价值观就是今天在中国斗争的。我们应该支持”。

但北京绝不这样想，并继续迫害接近刘晓波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所有在《零八宪章》上签字的人。去年十二月刘晓波被判刑后，大约二百名持不同政见者要求“与他一起被关”。中国政府做了另类决定，正挨个儿收拾责任者。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何建，被关进普陀精神病院后失踪了。

▲台湾中央社2月4日报道：被推荐角逐和平奖 狱中刘晓波感到高兴

身系狱中的中国着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多位国际知名人士推荐，角逐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妻子刘霞表示，这反映外界对丈夫的支持，而刘晓波也获知此事，并感到高兴。

2010年诺贝尔奖提名推荐1月31日截止，诺贝尔奖委员会一贯传统是保密被推荐者的名单。不过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皮亚（Kwanme Anthony Appiah）发表声明，透露他推荐的是刘晓波。

艾皮亚的声明指出，推荐是为表彰刘晓波在“人权、政治权利及言论自由领域，具有傑出及坚持原则的领导能力。”

香港明报报导，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上周已正式将刘晓波的书面推荐提名寄给“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联署支持提名刘晓波的人包括英国作家鲁西迪、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等20位着名的笔会会员。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和40名国会议员上月已推荐刘晓波角逐诺贝尔奖。两名诺贝尔和平奖前得主达赖喇嘛和南非图图主教、世贸组织前总干事莫尔等8人日前也发表文章，呼吁推动提名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刘霞告诉明报，“我觉得这些都是外界支持晓波的方式吧。”日前律师与刘晓波见面时已转告有关被提名诺贝尔奖的消息，刘晓波知道后很高兴。

对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前天指“颁给刘晓波这样的奖项，将是一个错误。”刘霞说：“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刘晓波1955年生於吉林长春，过去20年致力推动中国人权及民主发展。2008年底因起草《零八宪章》被捕，去年12日25日被北京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入狱11年。目前仍在上诉。

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期为每年的9月至翌年1月底，得奖名单在每年10月揭晓。过去两年，中国着名维权人士胡佳及人权律师高智晟也曾获推荐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其中胡佳被外界视为热门人选，但最终未能当选。

春节将至，刘霞希望为丈夫送一些过年物品，但上月12日送钱及书到狱中，丈夫至上周5还未收到。她已向监狱提交申请，“希望春节前能够见他一面。”

▲亚洲时报2月4日报道：刘晓波获捷克和斯洛伐克议员提名角逐和平奖

捷克及斯洛伐克91名国会议员联署提名，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角逐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外交部反对有关提名，指诺贝尔委员会若颁奖给刘晓波，将是严重的错误。

捷克及斯洛伐克91名国会议员发表声明指，刘晓波发起的零八宪章是受到1977年捷克反共产极权的七七宪章启发，并指刘晓波在推动人权和政治权利方面，有傑出的领导作用。

另外，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阿皮亚及普林斯顿大学一名哲学教授亦表示，提名刘晓波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去年12月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监11年，已就裁决提出上诉。日前律师与刘晓波见面时已转告有关被提名诺贝尔奖的消息，刘晓波知道后很高兴。

▲自由亚洲电台（RFA）报道：七名美国会众议员联合提名三位中国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民主两党七名议员星期三联名致信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提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高智晟、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这七名议员包括克里斯－史密斯、吴振伟、乔－皮茨、撒迪厄斯－麦考特尔、鲍伯－英格利斯、林肯－迪亚兹－巴拉特、以及格斯－比拉尔阿基斯。他们在信中特别提及陈光诚、高智晟、刘晓波为呼吁中国政府改善人权所做出的极大贡献，以及从中表现出的爱国热情和勇气。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向本台表示，长期以来，这七位议员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极为关注；对华援助协会也为三人获得提名进行大量推动工作，他本人近日连续与一些国会参众议员和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介绍情况，并在2月4日、也就是高智晟在中国失踪一周年的日子里，在国际上极具影响力的一个互联网站（drudgereport.com）上刊登广告，呼吁人们关注高智晟的下落，同时动员美国律师界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出呼吁，关注中国人权，为三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供支持。

▲独立中文笔会2月5日报道：斯洛伐克在野党国会领袖等51议员提名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继报道有40位捷克国会议员已经提名本会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争取诺贝尔和平奖以后，51位斯洛伐克国会议员也公布已加入这一行列。

据斯洛伐克第二大日报《我们》（SME）昨天报道，这51位参与提名的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全部是在野党人士，左派执政联盟的议员没有一个参加，与捷克国会议员参与提名者跨越政治光谱的情况不同。

协调这个提名的蓬蒂斯基金会、“在困境中的人”公民协会、斯特凡尼克保守主义研究所和公共事务研究所等四个非政府组织于前天发布新闻稿说，上月27日发给奥斯陆的诺贝尔委员会的联署提名信重申：刘晓波的活动对于中国未来成为民主国家目前有无可否认的重要影响，并表示希望诺贝尔和平奖评委对此特别注意。

新闻稿还说：两国人民一致认为，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将不仅是鼓励《零八宪章》的支持者和那些遭受迫害或监禁的活动人士，而且是表达对那些将人权和人类尊严作为基本价值的所有人的钦佩和尊重。这一奖励对于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其他活动人士将是一个信号，他们的奋斗有目的而不孤单。

当年《七七宪章》运动时的捷克与斯洛伐克是一个联邦国家——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及1993年一分为二的“天鹅绒离婚”，开创当代国家和平变革的两项世界纪录，2004年两国又同时加入欧盟。因此，斯洛伐克也有很多《七七宪章》签署者和前异议人士关注和支持《零八宪章》，对刘晓波及中国异议人士的遭遇更是感同身受。这些人士目前多半属于在野党，因此联署提名刘晓波的议员比其捷克的同仁更多，比例更大，超过了国会议员总数150人的三分之一，国会主要在野党领袖都加入其中，包括：第二大党斯洛伐克民主基督教同盟—民主党主席、1998-2006年两届中右执政联盟政府前总理米库拉什?祖林达（MikulasDzurinda），匈牙利族联盟党主席、负责欧洲、人权及少数民族事务的前副总理帕尔•萨基（PalCsaky）、两位前议长——斯洛伐克保守民主派领袖弗朗西斯•米克洛什科（Franti?ekMiklo?ko）和基督教民主运动领袖帕沃尔•赫鲁绍夫斯基（PavolHru?ovsky），匈牙利族联盟党第一副主席、国民议会人权、少数民族和妇女地位委员会前主席约瑟夫•贝伦伊（JózsefBerényi）和现主席拉斯洛•纳吉（LászlóNagy）

签署支持提名还有四个协调团体负责人——蓬蒂斯基金会外交政策分析家米兰•尼奇（MilanNi?），公共事务研究所首任所长、前斯洛伐克驻美国大使、社会学家马丁•布托拉（MartinBútora），“在困境中的人”公民协会人权项目经理加布里埃拉•苏瓦多娃（Gabriela?uvadová），斯特凡尼克保守主义研究所所长昂德列•多斯塔尔（OndrejDostál），以及28位各界知名人士，包括：《七七宪章》签署人、政治学教授米罗斯拉夫•库西（MiroslavKusy），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索娜•索莫拉尼（SoňaSzomolányi），前教育部长、生物学教授拉吉斯拉夫•科瓦奇（LadislavKová?），前国会副议长、历史学家米兰泽姆科（MilanZemko），斯洛伐克“八九民运”主要人物：保守主义运动领袖、国会环境及自然保护委员会前主席、地理学教授米库拉什•胡巴（Mikulá?Huba）；“公民反暴力”运动共同创始人——前文化部长、剧作家拉吉斯拉夫•斯诺普科（LadislavSnopko），前国会议员、斯洛伐克笔会前会长、文学教授彼得•扎亚茨（PeterZajac），前副总理、戏剧学教授马丁•波鲁比亚克（MartinPorubjak），艺术教授鲁多•希科拉（RudoSikora），作家卢博米尔•费尔德克（?ubomírFeldek）；八九学运领导人——前国会议员、剧作家祖扎娜•米斯特里科娃（ZuzanaMistríková），自由亚洲电台斯洛伐克语前主任、记者、讲师丹尼尔•布托拉（DanielBútora），音乐家兼民权活动家安东•波波维奇（AntonPopovi?）；斯洛伐克匈牙利语笔会和匈牙利族独立计划共同创始人——Kalligram出版社社长拉斯洛•西格提（LászlóSzigeti）和作家拉约什•格伦德尔（LajosGrendel）。

前天，布拉迪斯拉发几个非政府组织协调人和代表，将提名一位中国公民的通知信递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在信中呼吁中国高层领导人尊重中国已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所必须保障的中国公民的那些权利。

▲自由亚洲电台（RFA）2月5日报道：欧洲政界踊跃提名诺奖刘晓波对于认可感安慰

继续有更多的诺贝尔奖提名人公布了他们对刘晓波的提名，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近百名国会议员、以及诺奖所在国挪威的政党领袖。刘晓波周五会见律师时对各界支持做出回应。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图片：刘晓波（网络资料）

据独立中文笔会消息，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所在国挪威的保守党国会副领袖塞纳，近日公布其对刘晓波竞逐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挪威《晚邮报》周五报道引述塞纳说：刘晓波展现了诺贝尔遗嘱的精神：为正义而不屈不挠奋斗牺牲，哪怕面对最大逆境。

而东欧方面，继捷克媒体周三公布前总统十多位《七七宪章》签署者以及40位捷克国会议员提名刘晓波博士竞逐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斯洛伐克媒体周五报道，该国51位国会议员也已对刘晓波作出提名。

总部设在布拉格的人权组织“困难中的人”发言人马莱克，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此次捷克和斯洛伐克政界行动一致的推选刘晓波竞逐诺奖，是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以及对刘晓波所作的认同。“刘晓波是《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和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零七宪章》有直接的关联，由于这个原因，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法律制定者们在这上面有很高的共识，我认为，他们决定支持提名是正确的，因为追求民主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而刘晓波的遭遇是这些政治家当年也要面对的，他们有道义、责任要支持刘晓波。而我本人认为，诺贝尔设立该奖时候那句话就恰好描述刘晓波的工作，他是适合的得奖者。”　　

曾因八九学运坐牢的北京学者刘晓波在2009年圣诞节当天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重判11年后，引起了国际巨大反响，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前得主达赖喇嘛和图图主教、世贸组织前总干事莫尔、美国笔会会长、7名美国国会议员等世界各地有影响力的人士，都曾公开提名或推动刘晓波竞逐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外交部本周二例会上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国反对提名刘晓波竞逐诺贝尔和平奖，称：公然向这样的人授予和平奖，明显是完全错误的。

刘晓波本周五会见律师时，对自己被提名诺奖做出回应，律师尚宝军转述道：“他首先为大家提名他表示非常感谢以及荣幸，他觉得这是对他最大的鼓励，因为大家在认可他所做的事业，是对他很大的精神安慰。其次对马朝旭的说法，刘晓波感觉这是一种虚弱的表现，如果他真的有理由认为给刘晓波颁奖是错误的，他应该讲错在哪儿？”

而此前也有众多中共党内老干部以上书中央及互联网公开信等方式，为刘晓波鸣不平，要求废除一审非法判决，刘晓波周五对此表示感激。尚宝军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诚惶诚恐，感谢各位老前辈出来为他讲话。第二点他说，相对各位老前辈来说，他是幸运的，尽管他因为文字狱受到很多迫害以及可能马上又要面临牢狱，这些老前辈在反右、文革受到的迫害比他多得多，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人为他们讲话！”

在海内外巨大的支持声中，刘晓波和妻子刘霞对于改判并不乐观，他们做好了被分隔的准备，唯愿不要隔太远。刘霞本周写了一份向监狱管理部门申请安排刘晓波在北京服刑的文件。她说：“北京是晓波的家，我希望当局本着人道的精神…让他在北京服刑。但司法局说二审判决出来再提交这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月5日报道：美议员提名中国异议人士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国会议员昨天提名3位遭拘留或失踪的中国人权斗士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其中有高智晟，高智晟已失踪一年，引发外界担忧他的人身安全。

在一封致诺贝尔委员会的信函中，美国国会7名议员表示，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陈光诚和作家刘晓波，应该获得这项在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高智晟受理许多中国最受争议的官司，为矿工、地下基督徒、遭禁的法轮功精神运动以及向政府寻求公平的一般民众辩护。

人权团体表示，中国公安人员在去年2月4日把他从家乡的村子带走，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另据悉，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昨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公开信，要求美国政府帮助寻找高智晟。 耿和说，我必须请求我新的国家帮助我的丈夫，我两个孩子的父亲。中国不会理会我。如果我们仍然在中国的亲友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太大的压力，他们也将被逮捕。但是中国会听美国的。

她表示，相信美国不会允许中国继续迫害异议人士而不受惩罚。她并认为，中国的律师是一党专政的中国实现法治、进一步实现民主的唯一希望。

高智晟的兄长高智义日前告诉美联社，带走高智晟的警察说，高智晟已在去年9月失踪，原因是迷了路，走丢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则说，高智晟在他应该在的地方。

中国对高智晟一案表现出的态度，多次受到美国官府、联合国机构与人权团体的关注。

▲瑞士新闻2月5日报道：诺贝尔和平奖 美议员提名3中国维权人士

在一封给位于奥斯陆（Oslo）诺贝尔委员会（Nobel committee）的信函中，美国国会7名议员表示，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陈光诚和作家刘晓波，应该获得这项在今年稍后颁发的荣誉奖座。

高智晟接下许多中国最受争议的官司，为矿工、地下基督徒、遭禁的法轮功精神运动以及向政府寻求公平的一般民众辩护。

人权团体表示，中国公安人员在去年2月4日把他从家乡的村子带走，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讯息。

由美国新泽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领导的议员团在信中写道：「诺贝尔委员会在它的历史中，常无视各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颁发奖项，突显了自己。」

他们为这3名维权人士说：「我们想不出还有谁值得这项荣誉，还有谁更适合这项荣誉，或谁对推动21世纪和平有更多贡献。」（译者：中央社张稚昀）

▲中国时报2月5日报道：刘晓波获推荐诺贝尔和平奖

 

图为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1月17日在立法院举行“声援Google，释放刘晓波”记者会，表达反对中国侵害人权、声援Google的诉求。（王远茂摄）
 
美中关系新地雷，现仍身系狱中的大陆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近日获得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艾皮亚、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推荐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刘的妻子刘霞除感谢外界的支持，也表示刘获悉后很高兴，中国外交部则回应称，“颁奖给这种人，将是严重错误”。

二○一○年诺贝尔奖提名推荐于一月卅一日结束，对推荐者名单保密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贯传统，然据香港《明报》报导，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皮亚（Kwanme Anthony Appiah）发表声明指出，他推荐的是刘晓波，原因是表彰他在「人权、政治权利及言论自由领域，具有杰出及坚持原则的领导能力。」

联署支持提名刘晓波的人士包括英国作家鲁西迪、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等廿位著名的笔会会员，而在国际上，前捷克总统哈维尔与四十名国会议员、两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和南非图图主教、世贸组织前总干事莫尔等人，日前也发表文章，呼吁推动提名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对于外界的关心，刘霞表示，这反映出外界对丈夫的支持，而刘晓波在获知此事，也感到高兴。中国官方则敦促诺贝尔委员会不要理会有关提名，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日前表示，“诺贝尔委员会如果颁奖给这种人，将是严重的错误！”

诺贝尔和平奖现已成为美中关系的新地雷，除刘晓波获推荐提名外，美国华裔众议员吴振伟等七位国会议员，也致信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亚格兰，提名中国大陆知名维权人士陈光诚、高智晟和刘晓波为和平奖候选人。

▲台湾《中央日报网络报》2月5日报道：诺贝尔和平奖　美议员提名3中国大陆维权人士

法新社华盛顿4日电：美国国会议员今天提名3位遭拘留或失踪的中国人权运动人士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其中一人已失踪一年，引发外界担忧他的人身安全。

在一封给位于奥斯陆（Oslo）诺贝尔委员会（Nobel committee）的信函中，美国国会7名议员表示，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陈光诚和作家刘晓波，应该获得这项在今年稍后颁发的荣誉奖座。

高智晟接下许多中国最受争议的官司，为矿工、地下基督徒、遭禁的法轮功精神运动以及向政府寻求公平的一般民众辩护。

人权团体表示，中国公安人员在去年2月4日把他从家乡的村子带走，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讯息。

由美国新泽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领导的议员团在信中写道：「诺贝尔委员会在它的历史中，常无视各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颁发奖项，突显了自己。」

他们为这3名维权人士说：“我们想不出还有谁值得这项荣誉，还有谁更适合这项荣誉，或谁对推动21世纪和平有更多贡献。”

▲独立中文笔会2月6日报道：诺奖得主赫塔•缪勒支持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赫塔•缪勒女士日前写信支持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继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剧作家哈维尔呼吁提名和支持本会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著名作家公布加入这一行列，包括：笔会笔会会长阿皮亚教授，斯洛伐克笔会前会长、前国会议员扎亚茨教授，《七七宪章》签署人库西教授等。

德国著名文化网刊《珍珠》（Perlentaucher.de）昨天以《赫塔•缪勒为刘晓波呼吁诺贝尔和平奖》为题，公布了她于周二给诺贝尔基金会主席马科斯•斯多奇(MarcusStorch)的信。缪勒女士在信中说：

“正如您所知，瓦茨拉夫•哈维尔提议中国作家刘晓波作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刘晓波自2003年起为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也是《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呼吁一个民主社会，正像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那样。

“刘晓波为在中国实现人权奋斗多年，伴随所有相关的风险，多次被监禁。与他一起，《零八宪章》其他签署人也曾被拘捕，无国界记者曾为北京的张祖桦，以及陈西、申有连和杜和平呼吁。”

她最后表示：“刘晓波以我的观点配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不顾中国当局的威胁，冒着一生风险坚持提倡个人自由。

“亲爱的马科斯•斯托奇，我知道我作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并不能推荐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不过我希望你能把我对刘晓波支持转达到挪威。”

赫塔•穆勒是1953年8月17日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德裔后代，在上大学期间就参与反抗罗马尼亚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异议活动，1982年以德语发表处女作而成为禁书，1987年与丈夫一起移居西柏林，1990年代初成为世界著名德语作家，至今获得包括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20多项文学奖和人权奖，1997年因反对与东德笔会的合并而退出德国笔会。

▲自由亚洲电台（RFA）2月6日报道：赫塔•米勒为刘晓波呼吁诺贝尔和平奖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米勒日前写信支持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据独立中文笔会发布的消息，德国著名文化网刊《珍珠》日前以《赫塔•米勒为刘晓波呼吁诺贝尔和平奖》为题，公布了她写给诺贝尔基金会主席的信。米勒在信中表示，刘晓波为在中国实现人权奋斗多年，伴随所有相关的风险，多次被监禁。他不顾中国当局的威胁，冒着一生风险坚持提倡个人自由。据报道，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呼吁提名和支持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著名作家和政界人士加入这一行列。

▲自由亚洲电台（RFA）2月6日报道：刘晓波对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感到荣幸

正在等候上诉结果的北京异见作家刘晓波，周五会见律师时就多个议题畅谈感受。他对获推荐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感到荣幸，并指中国外交部的言论是虚弱的表现。刘晓波又感激一批老共产党员联署声援，认为自己得到广泛的支持，即使因追求民主自由受到迫害，甚至要坐牢，都是值得。（姬励思报道）

刘晓波的辩护律师尚宝军及丁锡奎，周五下午前往看守所与他见面，除了转达各方友好的问候外，主要是把近日的一些新消息向他通报。会面历时约一个钟。

尚宝军在会面后对本台粤语组表示，刘晓波对获境外多名具影响力的政治家推荐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感到非常荣幸，相信这是外界认同他过往，在追求民主自由作出的努力。刘晓波认为外交部的言论其实是虚弱的表现。尚宝军说：他为获得提名感到很荣幸，这很感谢大家，不管能否得奖，这个并不重要，重要是大家认可了他的努力和行为。他说外交部法言人的回答，其实是一种虚弱的表现，发言人是明白谁是错误的。

尚宝军说，近日一批中共资深老党员联名发表公开信，向中央领导人建议重新审查刘晓波案定罪依据的合法性。刘晓波获悉后表示非常感激，对他而言亦是很大的鼓舞。他说：都是他的长辈嘛，他也认识其中几位，包括李锐、杜导正、张思之等，对他们的关住，出来为他讲话，他非常感谢感激，用他自己的话是诚惶诚恐，其次也对他的行为很大的鼓舞。

商宝军表示，刘晓波认为相对这些老前辈，自己已是非常幸运。得到这么广泛的支持和声援，自己因追求民主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包括面临牢狱之灾，都是值得的。他说：至少这些老前辈在文革，反右时都受到严重的迫害，他们是孤独的前行者，当时无人为他们讲话，他相对是非常幸运，有这么多人为他发声。从另一角度亦证明自由民主已深入民心。

此外，尚宝军说至今未收到法院有关二审裁决的通知，他会于下周一向法院查询。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表示，据律师透露，她上月中给刘晓波送的生活费，他刚刚才收到，但同时送的几本书就仍未收到。她说：八本书，都是在正式书店买得到的，一个月时间还收不到，真是太讨厌了。

刘霞又说，仍是以平常心等待二审的结果，为刘晓波服刑用的御寒衣物，被褥等都二准备好。

刘晓波过去20年一直致力推动中国人权及民主发展。他因草拟《08宪章》于去年圣诞节当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刘晓波一案引起海内外广泛的关注。近日包括国际笔会、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国会议员、美国国会议员等都致函致函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推荐刘晓波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日前指“给刘晓波颁这样的奖项，将是一个错误。”

▲台湾《自由时报》2月6日评论：诺贝尔奖恐惧症！

中国政府患了一种罕见的“诺贝尔奖恐惧症”，且症状不轻！每当该国人民得到诺贝尔奖，甚至只是提名，就歇斯底里的发作，疯狂的恶言谩骂！

刘晓波是个和平改革者，起草《○八宪章》是他长期促进中国民主的努力之一，却遭中国关押迫害，国际笔会美国分会提名他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中国的诺贝尔恐惧症又发作，竟痛批颁给“这样的人”这个奖完全错误，“警告”诺贝尔奖主办单位不要颁给刘晓波。

其实，中国罹患诺贝尔恐惧症早已是陈年痼疾，例如，一提到图博民族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中国就抓狂。去年台湾南部发生八八水灾，达赖应邀为灾民祈福消灾，中国竟叫嚣恫吓，扬言制裁高雄市。

中国最近蛮横鸭霸的强迫达赖封口，不得批评中国，对于美国总统欧巴马将接见达赖，中国几已完全疯狂。

又如，二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他出身中国，作品深刻反映时代之心，应是“中国之光”！只因他本诸良心、批判专政极权，中国对他得奖，不但没祝贺，竟恶言开骂。

亲中拥马媒体多次炒作马英九、胡锦涛角逐诺贝尔和平奖话题，马也有意无意间露出渴求，如果两人能在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之下，建立两岸和平发展架构，那么，可以双手赞成和平奖颁给马胡；但是，目前的情况却是胡对台招降、马向中靠拢，粗暴并吞及投降主义岂能想和平奖？

中国的“诺贝尔恐惧症”，正映照出马英九“诺贝尔饥渴症”的荒谬，醒醒吧，马英九！

●中共元老为刘晓波上书

▲胡绩伟等老党员：为刘晓波鸣不平
 
我们是八九十岁的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看到北京市法院关于刘晓波的判决，感到困惑不解。

这份判决书认为刘晓波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要罪证是提出了“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年轻的同志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些老同志都记得：“联邦共和国”的口号是早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就提出来的，“七大”党章党纲又重申的正确口号（注）。我们党正是依靠这个正确口号和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方针政策，才赢得各族人民的支持，从而打败了国民党反对派，一九四九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六十年后，如果北京法院的法官把赢得政权的正确口号，颠倒是非，错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证，那么，把我党“二大”、“七大”的党章党纲、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置于何地？你们把我们党和国家的老一代领导人置于何地？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这些老同志认为，年轻的同志对党史不了解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无知不能成为侮辱和亵渎党的历史、党纲党章、党的方针政策的理由。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向现领导同志提出建议：重新审查北京市法院关于刘案定罪依据的合法性问题。

如果法官违反宪法，不懂党史，是非不分，知法犯法，制造冤假错案，则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党的形象、很难证明中国是法制国家、和谐社会。如果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都被抛之东流，我们这些老同志于心不安。也将死不瞑目。区区此心，敬请亮鉴。

注：

1，1945年6月2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中提出“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

2，1936年2月17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苏维埃组织法》第五章第二十四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规定如下：……20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境内各民族订立组织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条约。”

3，中共二大党章中有关联邦共和国的资料。

联署人：（欢迎联署）

胡绩伟

李普

戴煌

何方

二0一0年一月十五日

吴象  

二0一0年一月十七日

附：九十四岁胡绩伟亲笔修改的联署信打印件及签名

 

知情人有关报道：中组部十六日下午通知李锐老人，明天常务副部长将登门谈话。

十五日，公安部官员专程去了中央党校，一位副校长负责与杜光先生谈了话，传达了公安部的意思。

另：姚监复先生使用的电脑十六日受到攻击，不能使用了。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

 

何方签字

 

戴煌签字

 

李普签字

 

吴象签字

 

胡绩伟签字

 

签名信原件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16日报道：中共高级干部为刘晓波鸣不平

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及高级干部胡绩伟、李普、戴煌、何方于一月十五日联名签署了一封信，认为北京市法院对刘晓波的判决是违宪的。

新世纪在一月十六日转载了这封信。胡绩伟、李普、戴煌、何方在信中说：

“我们是八九十岁的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看到北京市法院关于刘晓波的判决，感到困惑不解。

这份判决书认为刘晓波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要罪证是提出了‘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年轻的同志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些老同志都记得：‘联邦共和国’的口号是早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就提出来的，‘七大’党章党纲又重申的正确口号。我们党正是依靠这个正确口号和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方针政策，才赢得各族人民的支持，从而打败了国民党反对派，一九四九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六十年后，如果北京法院的法官把赢得政权的正确口号，颠倒是非，错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证，那么，把我党‘二大’、‘七大’的党章党纲、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置于何地？你们把我们党和国家的老一代领导人置于何地？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这些老同志认为，年轻的同志对党史不了解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无知不能成为侮辱和亵渎党的历史、党纲党章、党的方针政策的理由。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向现领导同志提出建议：重新审查北京市法院关于刘案定罪依据的合法性问题。

如果法官违反宪法，不懂党史，是非不分，知法犯法，制造冤假错案，则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党的形象、很难证明中国是法制国家、和谐社会。”

▲美国之音（VOA）1月18日报道：胡绩伟等质疑刘晓波案定罪依据合法性
 
一些中共资深党员联名发表公开信，向中共领导人建议重新审查刘晓波案定罪依据的合法性问题。该公开信指出，《零八宪章》提出的联邦共和国的说法是中共建政前很早就提倡的深得人心口号，法官以此作为给刘晓波定罪的主要依据令人废解。

*老同志重翻党史*

这封刊登在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上的公开信是由几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联名发表的。其中一位联署人是94岁的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也是联署人之一。

他们在公开信中表示，看到北京市法院关于刘晓波的判决，感到困惑不解。公开信说，我们这些老同志都记得，“联邦共和国”的口号是早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就提出来、“七大”党章党纲又重申的正确口号。公开信认为，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建立政权正是依靠这个正确口号和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方针政策，才赢得各族人民的支持。

*建议重审定罪依据合法性*

这些敢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中共老党员建议重新审查北京市法院关于刘晓波案定罪依据的合法性问题。他们在公开信中表示担忧，如果法官违反宪法，不懂党史，是非不分，知法犯法，制造冤假错案，则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并且很难证明中国是法制国家、和谐社会。

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是主张中国实行政治改革，推动民主宪政的《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这位54岁的作家和时事评论人士在去年西方重要节日圣诞节当天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1年监禁，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沙叶新：是国家颠覆刘晓波*

旅居美国的中国异议作家苏晓康在一份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刘晓波在法庭得以表述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我是中国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人”。苏晓康的文章说，经历过镇反、肃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和六四镇压的中华民族如今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胆，这一点正是刘晓波存在的历史意义。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导，中国戏剧文学会名誉会长沙叶新日前在香港表示，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不是判刑太重的问题，这根本就是冤案。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认为，“刘晓波没有颠覆国家，是国家颠覆他”。

▲美国之音（VOA）报道：中共四名老干部为刘晓波被判刑鸣不平

中共四名老干部联名为刘晓波被判刑鸣不平，批评北京的法院违宪，称对刘晓波因起草《零八宪章》而被判11年徒刑的裁决是侮辱亵渎中共党史。

胡绩伟、李普、戴煌与何方被普遍视为是中共党内支持中国政治改革的自由派人士。这几位八、九十岁的老中共党员日前在网络上发表一篇以《为刘晓波鸣不平》为题的联名文章，表示对刘晓波被判刑感到“困惑不解”。

他们的文章说，刘晓波的判决书主要提出的罪证是他提出“联邦共和国”的口号，而他们作为中共老党员都还记得，“联邦共和国”是早在中共二大就提出来，七大党章又重申的正确口号。文章说，“我们党正是依靠这个正确口号和一系列深得人心的方针政策，才赢得各族人民的支持，从而打败了国民党反对派，一九四九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法官被指违宪制造冤假错案*

这篇文章说，建国60年后，北京法官却把为共产党赢得政权的口号当成了给刘晓波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证。他们称审理刘晓波案的法官违反宪法，“不懂中共党史，是非不分，知法犯法，制造冤假错案，严重损害国家的形象、党的形象，很难证明中国是法治国家”。

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对美国之音说，他在这篇文章上签字就是要表达言论自由的理念，说明刘晓波没有犯罪。他说：“我发表了意见，我讲的意思就是他没有罪嘛，你为什么判他罪呢？讲话言论自由嘛！谁反对言论自由呀？不敢公开反对，但是他实际做的又是反对言论自由。”

当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给另外几名签名人–新华社前资深记者戴煌、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何方与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绩伟要求采访时，都被婉拒。

中国资深媒体工作者高瑜对美国之音透露，这几位八、九十岁的老人现在都受到很大压力。高瑜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五个人签署的，前人大委员长万里的秘书、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吴象也在思考两天之后加入了签名人的行列。

*此共产主义信仰与彼共产主义信仰之不同*

高瑜说，这五个人都是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老部下。高瑜说：“这五个人是最坚定的普世价值的信仰者，他们信仰的共产主义和普世价值是完全吻合的，就是为了人类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为了宪政的方向，他们信仰的共产主义是这个，绝不是残害人的、搞阶级斗争的毛泽东的那一套。”

与人民日报社前社长胡绩伟私交甚笃的高瑜说，今年94岁的胡绩伟是中国新闻界的前辈，年轻时就给农民办报。她说，胡绩伟虽然不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但却是《零八宪章》提出理念的最坚决的支持者。

高瑜认为，刘晓波为了《零八宪章》而坐监狱，大概是现在的领导人把这样一个和平的、理性的、要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建设性宪政改革的建议书给看成是一个颜色革命的纲领。

*被毛泽东灵活运用的普世价值*

高瑜说，当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为了获取软实力，他给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撰写的要求宪政的文章比刘晓波的要激烈得多。高瑜说：“当时毛泽东在道义上能够占据那么大的优势，主要是他反对独裁，他运用的是普世价值，而且当时提出，‘每一个美国大兵都是一面民主的旗帜’，就是因为当时美国也在支持中国抗战，一直到解放战争当中，他还是在用美国这面民主的旗帜。”

高瑜说，中共如果在1940年代不宣传普世价值就不可能获得全国的广泛支持，无法推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高瑜认为，中共目前也在努力扩充软实力，但却背离了普世价值，因此不可能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

《为刘晓波鸣不平》的文章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文章没有直接提出释放刘晓波的要求，但向中共领导人提出“重新审理北京市法院关于刘案定罪依据的问题”的建议。高瑜说，这些中共老干部是在利用网络作为他们自由发表言论的渠道。

▲独立中文笔会1月20日报道：北京市法院的判决是违反宪法的——何方评刘晓波案件

 

何方签字

北京市法院的判决是违反宪法的——何方评刘晓波案件

姚监复记录

何方老人二0一0年一月十八日晚说：北京法院的法官判决刘晓波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一年，这个判决书是违反宪法的。

第一，宪法赋予公民言论、出版等自由的权利，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即使法官认定“联邦共和国”的提法不妥，那也是人民内部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也不应该判刑。

第二，刘晓波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动，没有煽动暴动等行为，不能因言获罪，法官不应以言定罪。

同意  何方（签字）

▲自由亚洲电台（RFA）1月20日报道：中共老人提点后辈 以党史论刘晓波判决违法

北京学者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罪”重判，不但引起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反响，连共产党内部老一辈的党员也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提出质疑。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道

 

中共老人胡绩伟在呼吁书上签名（独立中文笔会）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新华社》老记者戴煌、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何方，日前联署公开信,呼吁对刘晓波的定罪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呼吁当局重新审查。本周加入联署的还有曾任前人大委员长万里秘书，著名“三农”专家――吴象，独立中文笔会的网站周三公布了这几位八九十岁老人在呼吁信上签名时的照片。
 
联署者之一、国际问题和中共党史专家何方就此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以言定罪是不应该的，因为《宪法》上保障言论自由。刘晓波他并没有颠覆政府的行动，按说联邦共和，即使是错误的，你不同意他讲，但是他有发言权，你不能因为他发个言就把他抓起来，反正不合理，我是不同意，我是反对的。定一年都不应该，何况定了十一年，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就签了个名。（您看二审会改判么？）我看不保险，因为他定了以后，中国人有个脾气，这个弯儿转不过来，不好下台，上了台以后不容易下台。”

 

中共老人李普在呼吁书上签名（独立中文笔会）

由于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听力不好，接受电话采访并不容易，但他们还是非常希望发出自己的呼声。其中李普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对刘晓波的判决，没有道理啊！刘晓波到底犯了那一条法？没有那么严重吧？还是这个问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判他这么重有什么影响呢？您认为会否令知识界更加不敢说话？）这个。。可能。恐怕就是为这个目的吧！”　
 
尽管反对以言入罪，在他们的公开信中，并没有直接批评这一判决违反《宪法》中保障的言论自由、天赋人权，而是从中国党史的角度论证判决的不合法。其中写道：年轻的同志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些老同志都记得：“联邦共和国”的口号是早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就提出来的，“七大”党章党纲又重申的正确口号。建国六十年后，如果北京法院的法官把赢得政权的正确口号，颠倒是非，错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证，那么，把我党党章党纲、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置于何地？把党和国家的老一代领导人置于何地？
 
曾任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姚监复，在为最新一期香港《动向》杂志一篇就刘晓波判决撰写的评论文章–《 北京法院法官先生：请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与上述几位老人的呼吁不谋而合。
 
姚监复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几位老人用心良苦，而官方没有任何道理不采纳这种建议。“ 第一，五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为民请命本身就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诗歌，他们都八九十岁了，他们是考虑中国的未来；第二，他们也知道提普世价值、人权宣言，在中国没有效，法院里面不会承认这些、用它来判断事实的；第三，《宪法》应该是基本原则，但中国的顺口溜里就有，什么法都不能违反，除了《宪法》，因为我们没有《宪法》法院。这样的话，他们就用毛泽东说过的话、正确的话 “联邦共和国”这个词被判决中引用作为定罪的依据，他们觉得是错误的，跟了共产党几十年的老人说按照共产党的规矩，这么做也不合适，这样说应该是很多人能接受的，这样的理由是可以服人的。”
 
目前已成党外人士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对几位中共老人的上书也表示支持：“我认为胡绩伟先生他们几位根据了解的历史，向后辈知识比较少、经验比较差、很难避免对党史不了解的这种人，重提历史非常重要！ 自己的老同志亲身经历的自己党的历史文件都不想学习的话，我不知道这种人还能学什么。当然我更希望他们学习的是普世价值、人类的共同经验，因为并不是说共产党提了的做了的才是不犯法，共产党不提联邦老百姓也可以提联邦。而共产党提联邦没有犯法，当年蒋介石都没说毛泽东提联邦是犯法，现在的人反动的程度超过蒋介石。”

▲独立中文笔会1月31日报道：五老签名说明

 

本会网站元月十七日发表《为刘晓波鸣不平》的消息之后，引起世界各大传媒和通讯社的热烈反映，纷纷予以报道，该文作者几位八九十岁的老共产党员频繁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采访，他们都被问到同一个问题：“您是否亲笔在联署信上签字？”本笔会感谢世界各国传媒对刘晓波先生因言获罪一案的长久关注，刘先生二审裁定在即，本网站特此发布五老亲笔签名文本照片供传媒和网络转载使用。

▲独立中文笔会1月31日报道：又一批老共产党员参加《为刘晓波鸣不平》联署

周日又有一批老共产党员参加《为刘晓波鸣不平》公开信的联署，其声明如下：

我们同意和支持二0一0年一月十五日胡绩伟、李普、戴煌、何方、吴象五位老人签署的《为刘晓波鸣不平》的公开信。

辛子陵（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学者）

姚监复（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尹慧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退休研究员）

李霖  （冶金部退休高级医生）

任彦芳（北京大学退休教授）

胡甫臣（前工人出版社社长）

二0一0年一月三十一日

▲香港《明报》：请中央纠正对刘晓波的违法错判

刘晓波一案，国内外关注。读一审判决书，在事实和说理两方面，都感到不能令人信服。这样判决，我们深感震惊。

我们这些人，大都在党内生活工作了六七十年，经历过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切身体会到以言治罪对我党的事业和形象的巨大损害。现在，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又以司法的名义损害我党改革开放的事业和形象，我们不能不闻不问。

刘晓波的头条罪状是对党和政府“不满”。问题在于，人民既有责任监督政府，也就有权利表达不满。再好的制度也有其改善空间。有不满，才有进步。执政者应该善闻批评之声，尊重不平之鸣，把各种不满化为动力，才能改善工作，获得民心。怎能以“不满”治罪呢？如此激化矛盾，残酷斗争，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敌人，哪里会有社­会和谐？怎能有社會進步！

法院判决把“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列为刘晓波的第二条罪状。可是，我们并未忘记，建立联邦共和国曾经是我党的重要主张，加载党的二大和七大文献，怎么刘晓波一重复就成了罪行？国体政体关系重大，惟其如此，更应比较各种学说，广开言路，详论得失。没有这种胸襟，“一国两制”从何而来？退一步说，刘晓波的主张即使完全错误­，又与罪何干？宪法保护言论自由，难道只保护所谓的正确言论吗？

我们理解“稳定”的重要性，但也深信，依靠封锁或镇压得不到真正的稳定。群体性事件之所以此起彼伏，正是因为执政者不能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与弱势群体交流沟通­，化解纠纷。这种制度性的社会不公，导致两极分化，腐化丛生，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相信中央领导对此有深入的体察和深刻的认识。

刘晓波一案，隐含值得警惕的动向。我们党是否背弃了遵守宪法的承诺？是否背离了“依法治国”的国策？司法改革是否倒退？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停滞？人权状况是否恶­化？事关重大，我们建议中央采取实际步骤，为全国人民树立遵守宪法的榜样，敦促北京一中院撤消刘案一审判决，要求他们改正错误，并以此例为戒，带领全党顺应时代­潮流，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李锐（94岁）、李普（90岁）、杜瑞芝（89岁）、冯兰瑞（89岁）、吴象（88岁）、彭迪（88岁）、何方（88岁）、杜导正（87岁）、锺沛璋（87岁）、袁鹰（87岁）、纪希晨（87岁）、张思之、江平、杜光、戴煌、姚力文、邵燕祥、李冰封、郭道晖、顾骧

2010年1月28日

▲美国之音（VOA）2月1日报道：又一批中共老党员联署为刘晓波鸣不平

在中共五名老干部公开联名为刘晓波被判刑鸣不平之后，又有六名中共老党员发表声明，参加联署。此外，中国独立作家高瑜在家中凉台上系满黄丝带，等待对刘晓波二审判决的结果，表达对刘晓波的坚定支持。

在胡绩伟、李普、戴煌、何方、吴象五位中共老干部1月15日联名签署《为刘晓波鸣不平》的文章之后，又有六名中共老党员1月31日发表声明，表达他们同意并支持五位中共老干部的立场。

这六名中共老党员是：撰写《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学者辛子陵、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退休研究员尹慧珉、工人出版社前社长胡甫臣、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任彦芳和冶金部退休高级医生李霖。

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2008年底被拘留。北京第一中级法院2009年12月25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判处刘晓波11年监禁。

五位中共老人的文章说，法院判决书认定的主要罪证是刘晓波提出“联邦共和国”的口号，他们说，这正是中共二大提出来，七大党章重申的正确口号。他们认为审理刘晓波案的法官不懂中共党史，违反宪法、知法犯法，制造冤假错案。

*写写文章，提提意见，何罪之有？*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退休研究员尹慧珉和工人出版社前社长胡甫臣是一对夫妇，他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为刘晓波鸣不平的文章上签名为的是表达他们的观点，那就是刘晓波没有犯法。

尹慧珉说：“他就是表示了希望中国改革得更好一点，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究竟是对还是不对，里面是不是有缺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他提出这个东西不能作为一个颠覆政府的罪名。这是不能成立的，而且判得这么严重，这个就不对。我们就这么看。”胡甫臣接着表示：“这样对他判刑是违反我们的宪法。”

1月30日加入为刘晓波鸣不平的六位中共党员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任彦芳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这批人在过去60年里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经历后才有反思、反思后才有觉醒。

任彦芳说，他之所以也要为刘晓波鸣不平，就是希望中国走上民主、富强之路。任彦芳说说：“我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希望这个国家能够走向富强，希望这个国家人民真正能当家作主，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一个民主政治国家，而不是专制独裁，因为当年我们就反对过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这样是不行的。这就是我之所以这么做的一个原因。”

五位中共老干部1月15日联名签署的为刘晓波鸣不平的文章并没有直接提出释放刘晓波的要求，但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建议，重新审理北京市中级法院有关对刘晓波定罪依据的问题。

*文字狱是国耻*

中国资深媒体工作者、独立作家高瑜说，刘晓波从2005年至2008年底被拘留为止共写了大约200多万字，而北京中级法院对刘晓波的判决书却从中断章取义拿出不到200个字，又从零八宪章4000多个字中拿出15个字–“取消一党垄断专制特权”与“联邦共和国”，就判处刘晓波11年徒刑。

高瑜说，这个判决是中国的国耻。高瑜说说：“这不光是丢当政的现政权的脸，作为中国13亿人的泱泱大国，现在还搞文字狱。文革时候大搞文字狱，毛泽东时代反右搞文字狱，再往前对胡风搞的文字狱，再推推到满清搞文字狱，怎么改革30年后还搞文字狱呢？”

*系黄丝带，等刘晓波*

今年65岁的高瑜说，1月22日是中国的腊八，正式进入迎新春的日子。为了等待刘晓波二审判决结果，她在家中凉台的栏杆上系满黄丝带。她对美国之音说，这已经是最近以来她第二次为刘晓波系黄丝带，并把房前飘满黄丝带的照片通过推特公布于众，表达她对刘晓波的坚定支持。高瑜说：“以后十年我就这么过了，等待着刘晓波的二审裁定。当然我的心情已经都表达了。”

高瑜披露，在星期天的一个集会上，有更多的中共老党员表示支持五位中共老干部联署的《为刘晓波鸣不平》的文章，但是由于他们当中有人已经受到上方压力，还有人为了保住自己开设的网站等不同原因，不方便在《为刘晓波鸣不平》的文章上签名。

▲英国广播公司（BBC）2月2日报道：中共元老要求平反刘晓波案

 

刘晓波把坐牢视为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一部分。

据香港《明报》报道，20名中共部级、局级离休元老近日联名签署致中共中央公开信，要求纠正对刘晓波案的“违法错判”。

公开信批评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一审判决在事实和说理两方面都不能令人信服，是以司法名义损害中共的改革开放形象。

公开信建议中央采取实际步骤，敦促法院撤消对刘晓波的一审判决。

20名联名元老平均年龄超过80岁，平均党龄超过60年。

其中包括96岁的前毛泽东秘书李锐、90岁的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87岁的新闻出版总署前署长杜导正、著名散文家袁鹰和著名诗人及评论家邵燕祥等。

不应以言治罪

公开信尖锐指出，一审判决有关刘晓波的头条罪状是“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但人民既然有责任监督政府，也就有权利表达不满，执政者怎能以“不满”治罪呢？

公开信还指出，法院判决把“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列为刘晓波第二条罪状。可“建立联邦共和国”曾作为中共的重要主张载入中共第二次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怎么刘晓波一重复就成了罪行？

公开信质问，即使刘晓波的主张完全错误，那也与犯罪无关。中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难道只保护正确言论的自由？

公开信还说，执政者应该善闻批评之声，尊重不平之鸣，把各种不满化作动力，从而改善工作，获取民心，而不应把不同意见者当作敌人。

温家宝鼓励讲真话

无巧不成书。中国政府网周一（2月1日）全文刊出了总理温家宝09年11月的一次讲话全文，鼓励人们“要讲真话”。

温家宝说，当前要营造一种包容和宽松的环境，使人们能够独立思考，敢讲真话。

温家宝说，有些真话，虽然领导不爱听，但确有价值，因为它包含真理。领导者应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去除思维定势，包容不同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

温家宝还举了春秋时期齐威王颁布命令征求批评意见的例子。并说，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尚能如此，共产党人应当做得更好。

分析人士指出，对比中国政府对刘晓波一案的处理，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不免显得“叶公好龙”。

▲自由亚洲电台（RFA）2月1日报道：党内老人声援刘晓波　吁当权者听民心民意

刘晓波煽动颠覆一案等待二审判决之际，再有一批体制内知识界的老共产党员签署《为刘晓波鸣不平》公开信，其中中国工人出版社前社长胡甫臣夫妇以及作家任彦芳周一就此接受本台专访。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前人大委员长万里秘书吴象、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何方，两周前联署公开信, 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对刘晓波的定罪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呼吁当局重新审查。

据独立中文笔会消息，这封公开信本周日再有六名老党员加入联署，他们是前《工人出版社》社长胡甫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离休研究员尹慧珉、著名作家离休干部任彦芳、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学者辛子陵、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冶金部退休高级医生李霖。其中八十六岁的胡甫臣和妻子尹慧珉周一一同就此接受了本台记者的电话专访。

胡甫臣：我和老伴我们两个都签了字。

记者：为什么选择在此事上公开表态呢？

胡甫臣：我们感觉政府处理不对，违反了宪法，没有理由的蛮干！根本不讲求理性，是种不对的做法，是在迫害人民、妨碍人民的自由。

尹慧珉：我们同意那个声明的意见，我们都是年纪很老了，都是很早就参加共产党的党员，但是现在感到法院判决太无理了。刘晓波并没有去颠覆政府，你给个颠覆政府的罪名，而且一判就判十一年，这是不对的，《零八宪章》里面也并没有什么要颠覆政府的意思。

记者：其实《零八宪章》，包括刘晓波被判刑，在体制内的反响大不大？

尹慧珉：支持他的人很多的，也不是我们几位的问题了。

记者：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走出来表态是否会有风险啊？

胡甫臣：这个我们都不顾忌了，我们的党做得实在是没有道理，不应该这样做的。所以表示我们的意见是要让政府知道，他这样的做法是得不到人民拥护的。

尹慧珉：这是讲真话么！风险不风险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总不能不表示这个态度，有这个态度就应该表示出来。

尹慧珉曾先后任职《工人日报》以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著有译著《中国白话小说史》、《铁屋中的呐喊》，主编评论集《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论丛》等。

胡甫臣１９３９年秘密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中共建政后一直在官方工人报社任职，曾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1986年因旗下《开拓》杂志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而被迫与副社长何家栋一起离休。胡甫臣近年在网上发表《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等系列以古鉴今的文章，著作《毛泽东怎样操弄政治运动》０９年在香港出版。

胡甫臣说：“我已经入党七十年了，十多岁就入党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十年，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做法与国民党当时不讲法律不讲道理一样，是错误的。 ”

另一位签署者，纪实文学作家、中国评剧院离休干部任彦芳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前面有五个老前辈，他们那个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每个人都有权提出自己的主张，有这个言论自由，并且这个主张我们也没感觉是犯罪的行为。我认为这个事情对我们中国很不利，如果这样判决了，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人凡是知道这个事情的，都认为这么做是不恰当的。胡锦涛主席也说了每个人都有表达权，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世界人权宣言也有人要表达意见的权利。现在当局有些做法，我认为不明智、很愚蠢，因为你伤害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表明你走的是老路，没有言论自由，你以言治罪！不让人说话这恐怕是不行的。”

烈士遗孤，九岁就参加共产革命，北京大学毕业的任彦芳，在建国后多次政治风波中因为讲真话而受批斗，９７年离休后，开始在互联网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并著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书。

任彦芳认为当局对刘晓波的审判应公开透明，让老百姓来评说：“再者我们也要求，像这种大的事件应该公开审判，让更多的民众都了解，报纸上应该有所报道，现在大陆报纸上也不登！既然是光明正大的，他犯法了犯，在哪儿让我们也清楚，现在你这么秘密审判我们不太清楚。他如果真的犯了那个罪，我们共讨之，谁能颠覆我们国家政权还了得？但是我们没看出来，你得让我们看出他的确是罪有应得啊？如果你不让民众知道是怎么回事，反而更糟糕。”

▲香港《明报》2月2日报道：20中共元老上书：刘晓波案错判  有联署者收警告有人被劝“外出疗养”

20名中共部级、局级退休元老近日联署致中央公开信，要求纠正对“刘晓波案”的违法错判。公开信指出，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在事实和说理两方面都不能令人信服，这是以司法名义损害中共的改革开放形象。建议中央採取实际步骤，敦促北京一中院撤销刘晓波一审判决。据了解，中央有关部门对此已有反应，参加联署的元老中有人接到警告，有人被劝喻「外出疗养」，亦有人家中电话被切断，多名联署者昨日均表示暂不方便接受採访。

20名联署元老平均年龄超过80岁，加入中共党龄平均逾60年。其中有94岁毛泽东前秘书李锐、90岁的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87岁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着名散文家袁鹰、着名诗人兼评论家邵燕祥、曾为江青和王军涛辩护的着名大律师张思之、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等。

称人民有权利表达不满

这封由1月28日开始草议，至昨日中午才定稿的公开信指出，一审判决书有关刘晓波头条罪状是“对党和政府不满”。但人民既有责任监督政府，也就有权利表达不满，执政者应该善闻批评之声，尊重不平之鸣，把各种不满化为动力才能改善工作、获得民心，怎能以“不满”治罪呢？如此激化矛盾、残酷斗争，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敌人，哪里会有社会和谐进步！其次法院判决把“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列为刘晓波第二条罪状。可是“建立联邦共和国”曾经是中共重要主张，载入中共第二次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怎么刘晓波一重複就成了罪行？国体政体关系重大，没有这种胸襟，“一国两制”从何而来？退一步说，刘晓波主张即使完全错误，又与罪何干？宪法保护言论自由，难道只保护所谓正确言论吗？

据本报了解，公开信的多数签名者已受到有关当局的压力。签名者之一邵燕祥昨日对记者表示，他本人并不认识刘晓波，但对刘晓波在1989年“六四”当晚在天安门广场劝说大学生离场，避免更大流血事件印象深刻，今次参与签名主要想表达公开信中的重要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RFA）2月2日报道：党内老人声援刘晓波 吁当权者听民心民意

刘晓波煽动颠覆一案等待二审判决之际，再有一批体制内知识界的老共产党员签署《为刘晓波鸣不平》公开信，其中中国工人出版社前社长胡甫臣夫妇以及作家任彦芳周一就此接受本台专访。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图片：胡甫臣与尹慧珉伉俪（听众提供/记者丁小）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前人大委员长万里秘书吴象、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何方，两周前联署公开信, 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对刘晓波的定罪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呼吁当局重新审查。

 

任彦芳（听众提供/记者丁小）

据独立中文笔会消息，这封公开信本周日再有六名老党员加入联署，他们是前《工人出版社》社长胡甫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离休研究员尹慧珉、著名作家离休干部任彦芳、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学者辛子陵、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冶金部退休高级医生李霖。其中八十六岁的胡甫臣和妻子尹慧珉周一一同就此接受了本台记者的电话专访。

胡甫臣：我和老伴我们两个都签了字。

记者：为什么选择在此事上公开表态呢？

胡甫臣：我们感觉政府处理不对，违反了宪法，没有理由的蛮干！根本不讲求理性，是种不对的做法，是在迫害人民、妨碍人民的自由。

尹慧珉：我们同意那个声明的意见，我们都是年纪很老了，都是很早就参加共产党的党员，但是现在感到法院判决太无理了。刘晓波并没有去颠覆政府，你给个颠覆政府的罪名，而且一判就判十一年，这是不对的，《零八宪章》里面也并没有什么要颠覆政府的意思。

记者：其实《零八宪章》，包括刘晓波被判刑，在体制内的反响大不大？

尹慧珉：支持他的人很多的，也不是我们几位的问题了。

记者：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走出来表态是否会有风险啊？

胡甫臣：这个我们都不顾忌了，我们的党做得实在是没有道理，不应该这样做的。所以表示我们的意见是要让政府知道，他这样的做法是得不到人民拥护的。

尹慧珉：这是讲真话么！风险不风险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总不能不表示这个态度，有这个态度就应该表示出来。

尹慧珉曾先后任职《工人日报》以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著有译著《中国白话小说史》、《铁屋中的呐喊》，主编评论集《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论丛》等。

胡甫臣１９３９年秘密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中共建政后一直在官方工人报社任职，曾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1986年因旗下《开拓》杂志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而被迫与副社长何家栋一起离休。胡甫臣近年在网上发表《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等系列以古鉴今的文章，著作《毛泽东怎样操弄政治运动》０９年在香港出版。

胡甫臣说：“我已经入党七十年了，十多岁就入党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十年，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做法与国民党当时不讲法律不讲道理一样，是错误的。 ”

另一位签署者，纪实文学作家、中国评剧院离休干部任彦芳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前面有五个老前辈，他们那个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每个人都有权提出自己的主张，有这个言论自由，并且这个主张我们也没感觉是犯罪的行为。我认为这个事情对我们中国很不利，如果这样判决了，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人凡是知道这个事情的，都认为这么做是不恰当的。胡锦涛主席也说了每个人都有表达权，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世界人权宣言也有人要表达意见的权利。现在当局有些做法，我认为不明智、很愚蠢，因为你伤害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表明你走的是老路，没有言论自由，你以言治罪！不让人说话这恐怕是不行的。”

烈士遗孤，九岁就参加共产革命，北京大学毕业的任彦芳，在建国后多次政治风波中因为讲真话而受批斗，９７年离休后，开始在互联网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并著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书。

任彦芳认为当局对刘晓波的审判应公开透明，让老百姓来评说：“再者我们也要求，像这种大的事件应该公开审判，让更多的民众都了解，报纸上应该有所报道，现在大陆报纸上也不登！既然是光明正大的，他犯法了犯，在哪儿让我们也清楚，现在你这么秘密审判我们不太清楚。他如果真的犯了那个罪，我们共讨之，谁能颠覆我们国家政权还了得？但是我们没看出来，你得让我们看出他的确是罪有应得啊？如果你不让民众知道是怎么回事，反而更糟糕。”

▲自由亚洲电台（RFA）2月3日报道：中共老人上书中央促撤销对刘晓波错判

以李锐、杜光等人为首的二十名中共老干部联名上书要求中央纠正对刘晓波的错判。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香港明报周五刊发了由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党校前教授杜光等20名中共部级、局级退休老人联署致中央的一封信，表示对刘晓波案一审判决深感震惊，这样以言治罪损害党改革开放形象，建议撤销该判决。

联署者之一，曾为江青和王军涛辩护的著名刑辩律师张思之本周二就该信接受本台的采访。

张思之：我们讲的是法律问题，判决的理由不成立那不是法律问题么？那两点我们讲得很清楚，判决里头第一条对党和政府不满；第二条是搞《零八宪章》提出联邦制问题，这两条罪状不能成立啊！

记者：如果二审没有改变判决会有什么不好影响？

张思之：那太有不好的影响，证明我们法制在倒退。

记者：二审已经决定不开庭审理，您觉得改变结果可能性大不大？

张思之：这个我很难预计。

记者：这封信是不是也向中央邮寄了，而不光是公开信？

张思之：对。

记者：有什么回音么？

张思之：没有。

上书从刘案一审判决中两点展开论述，针对头条罪状“对党和政府不满”写到：人民既有责任监督政府就有权利表达不满，执政者应该善闻批评之声，以“不满”治罪是激化矛盾；第二条罪状“建立联邦共和”，曾是中共重要主张，没有这种胸襟，“一国两制”从何而来？退一步说，刘晓波的主张即使完全错误，又与罪何干？宪法难道只保护所谓的正确言论吗？文末还提出了一串尖锐地反问：刘晓波一案，隐含值得警惕的动向：我们党是否背弃了遵守宪法的承诺？是否背离了“依法治国”的国策？司法改革是否倒退？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停滞？人权状况是否恶化？

张思之说刘晓波案件只是众多以言入罪案件的一个典型，希望借此推动法制和民主。张思之：“第一我们希望纠正错误，这是直接的目的；第二通过纠正错误能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和法律建设。因为这个案子具有典型性，其实是这一类案子的典型，我们讲的是这一个案子，指的其实是这一类案子。”

联名上书者还包括体制内知识界老干部袁鹰、邵燕祥、杜瑞芝、钟沛璋、纪希晨、姚力文、李冰封、郭道晖、顾骧、冯兰瑞、彭迪。而此前曾联署网上呼吁信“为刘晓波鸣不平”的李普、何方、戴煌、吴象也参与了这次直接上书中央的行动。20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加入中共党龄平均逾60年。

据说该信是在上呈中央没有回应后才决定公开。而明报报道指中央有关部门对此已有反应，就是参加联署者中有人接到警告，有人被劝外出疗养，亦有人家中电话被切断。本台周二致电多名联署老人，家人都以不在或者不方便婉拒采访。其中新华社老记者戴煌的家人说：“他们要表达的内容在信里面都表达了，而且这个事情是真实的。”
记者：戴先生这边有没有受到组织上的压力？
戴煌家人：没有明显的表达，但有不同的方式，我们在电话上说这个不方便，我们的电话是有录音的。

杜光先生家人：他现在不再接受采访了。

记者：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受到压力？

杜光先生家人：这个，嗯，也不好说什么。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月3日报道：二十名中共元老公开要求撤销对刘晓波的一审判决
 
台湾中央社周二引述香港《明报》报道，北京独立作家、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被重判11年徒刑之后，20名中共元老近日联署公开信，要求中共中央“纠正”错误判决，采取实际行动，敦促北京法院撤销对刘晓波的一审判决。《明报》报道介绍，这些联署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平均党龄超过60年，其中包括前毛泽东秘书李锐、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著名散文家袁鹰、著名诗人兼评论家邵燕祥、著名大律师张思之等。

公开信针对法院就刘晓波关于“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建议定罪指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曾经做为中国共产党重要主张，载入第二次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何以如今经刘晓波重复就变成了罪刑。

公开信质问：刘晓波主张即使完全错误，又与罪何干？宪法保护言论自由，难道只保护所谓“正确言论”吗？

《明报》还报道，公开信消息传出后，一些联署人已遭到有关方面关切。一些联署人在接受本台电话问询时，也表示，的确受到不同形式的关切，而且电话均被监听，不方便接受采访，但参加联署签名确有其事。

在此之前，一月中旬，已有中共元老联署签名，为刘晓波因言获罪鸣报不平，胡绩伟,李普,戴煌,何方等人参与签名，认为北京市法院对刘晓波的判决违宪。

▲德国之声：崔卫平谈20名老干部为刘晓波案上书中共中央

 

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

因刘晓波案，20名曾担任过高级职务的中共老干部上书中央，要求法院修改错误。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她认为，上书者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经验和记忆。所以，他们的声音显得特别有份量。

德国之声：中共20名元老上书中央，他们认为对刘晓波案要进行纠正。你什么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

答：前几天。是他们之中的人跟我说起的。但我当是没有看到文本。我今天刚在网上看到文本。

德国之声：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答：我觉得这一批老先生非常可敬。他们的声音是一种重要维度。因为他们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经验，也有各种各样的记忆。尤其对这么多年来他们所在的共产党的教训有深切的记忆。对他们来说，从历史的维度出发，背后有那么多历史经验的支持，尤其是切身经验的支持，所以显得特别有份量。

德国之声：他们认为刘晓波案件是一个错判的案件。他们说的有道理吗？

答：我认为他们说的非常有道理。

德国之声：怎么解释呢？

因为从他们的文本来看，第一，他们有历史的经验。再一个，他们讲刘晓波的罪状是对党和政府不满，而这些老先生们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继承了80年代以来的开放的立场，是可以批评的，执政应是善为批评之声，尊重不平之民。我坦率地说，这种态度同重判刘晓波11年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代表了共产党内的变革与革新的力量。而重判刘晓波让人感到，在现有体制内，感受不到有自身变革的力量。

德国之声：那怎么样才能使这股力量有它的生存的余地？不仅有它的生存的余地，还有一点发展空间呢？

答：这个就不是我考虑的了。说实话这是体制内的人要考虑的。比如说像他们提出的，没有这样一种胸襟，\”一国两制\”从何而来。其实这背后是个邓小平的思路。那么现在这个体制内的职责是什么，可以回到邓小平的工作路线上来吧。\”一国两制\”背后所代表的那样一种开放，那样一种并存的精神、立场。

德国之声：这个公开信它的最后还提了一系列的问题。您一定也注意到了。它说，\”我们党是否背弃了遵守宪法的承诺\”。这个意义上怎么理解？

答：因为这些年来比如依法治国谈得比较多，这个可能起码在舆论上是个有共识的东西，不像普世价值。就是说承认依法治国，在这个上面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说如此重判刘晓波，就是因为刘晓波写了六篇文章，或者说了一些老先生们文本里面提到的，\”联邦共和国是共产党自己提出来的\”这样一些东西，如果说这是违法的话，显然是不能够说服人的，从法律上也是不能做出充分的解释的。

德国之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公开信问道，\”司法改革是否倒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法改革是倒退了。可以这么说码？

答：按照老先生们的思路，其实人们一直对司法的不公正有很多的期待，换句话说，很多不满。我们的司法是否进步过，永远是一个问题，但是从老先生这几个句式，\”是否背弃\”、\”背离\”、\”倒退\”、\”停滞\”、\”是否恶化\”，其实现在不能说比以前更加恶化，只是说，你需要改正。那么我觉得，这倒是体现出老先生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整体上大家可能感到的思路，整体上的做法，可能比前些年，或者说八十年代所倡导的，还是倒退的。我体验到他们有这样一种思路。

德国之声：刚才其实你也暗示了，过去有这种多元化的东西存在，允许其他意见，那么您觉得这些东西是在不断减少吗？

答：应该话分两头说。从民间来说，这样的觉悟和它们的表述应该说在扩大，他们表现在比如网络上，或者在一些媒体上面。这个是明显的。但是从权力运作来说，人们真是越来越看不到内部变革的力量，自我更新的力量。这也是人们一个比较深切的体验。

▲自由亚洲电台：旅英作家马建：老革命头脑还是清醒的
 
旅英中国作家马建星期二在伦敦表示，北京的老革命站起来为刘晓波说句话是好事，起码证明在社会价值观颠三倒四的当今中国，老革命的头脑还很清醒。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张安安报道。

去年因《北京植物人》一书，获得英国国际言论自由奖殊荣的中国旅英作家马建，星期二接受记者访问，就20名中共元老要求中共，撤销对《零八宪章》刘晓波的判决时，感触深刻的表示，到底今日中国谁才是罪犯，（审判刘晓波）根本就是颠倒黑白。马健表示，目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不论是法治观念或价值观念都颠三倒四，领导人可以今天抓一个明天判一个，在中国法律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个橡皮筋，可以任意拉长缩短。马建还表示，一个极权政府最怕的就是法律本身，即便自己定的法律也不愿承认，却不断地强调是依法办事，可是连最笨的人也知道，这个法是共产党自己可以做决定。

此刻北京老革命们不顾风险为刘晓波请命，发表公开信直言，人民有责任监督政府就有权利表达不满，刘晓波对党政府不满不是罪过。据了解，签署公开信的包括评论家邵燕祥，毛泽东的秘书李锐等等20名中共的元老。旅英作家马建指出，这些老革命当年所作的事情和刘晓波没有任何区别，事情对老革命而言也是很大的污辱，马建说：下一代和老革命有着同样的梦想，事实证明在获得政权之后，他们什么也没有做。马建认为，老革命现在站出来为刘晓波说句话，是个很好的事情，起码证明老革命的头脑还很清醒。

马建表示，虽然很多中国人以为自己是处在信息最活跃的时代，实际上却是信息最严格掌控的时刻，很多人不知道刘晓波事情始末。他说，他相信中国当局如认为言论没有被打压下去，可能还再判1、2个人，他认为集权者不会因事件而反思。

▲《亚洲周刊》：大律师张思之谈中共20老人吁释刘晓波

二十位中共部级、局级元老日前为刘晓波案联名上书，称刘案的一审判决书“在事实和说理两方面，都感到不能令人信服”，并指出如此错判隐含著值得警惕的动向，“我们党是否背弃了遵守宪法的承诺？是否背离了‘依法治国’的国策？司法改革是否倒退？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停滞？人权状况是否恶化？”要求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改正错误，撤销刘晓波案一审判决。

在这封一月二十八日起草的声明信中，签下名字的老人平均年龄超过八十岁，中共党龄超过六十年，其中包括九十四岁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九十岁的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八十七岁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前署长杜导正、八十二岁被誉为“中国律师界良心”的大律师张思之、著名诗人兼评论家邵燕祥、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等。

张思之对亚洲週刊表示，声明信的初衷很简单，几位老人看到刘晓波案，尤其是案件的判决书，有共同的想法需要表达。“它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态度：这个案子很荒唐，这不是司法审判，而是政治审判。我们搞法律的人，尤其觉得荒唐。”

在刘晓波案的判决书里，头条罪状即是对党和政府“不满”。声明信称：“问题在於，人民既有责任监督政府，也就有权利表达不满。再好的制度也有其改善空间……怎麼能以‘不满’治罪呢？如此激化矛盾，残酷斗争，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敌人，哪里会有社会和谐？怎麼能有社会进步！”

而至於罪名的第二条，“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声明中正言：“我们并未忘记，建立联邦共和国曾经是我党的重要主张，载入党的二大和七大文献，怎麼刘晓波一重复就成了罪行？国体政体关係重大，唯其如此，更应比较各种学说，广开言路，详论得失。没有这种胸襟，‘一国两制’从何而来？退一步说，刘晓波的主张即使完全错误，又与罪何干？宪法保护言论自由，难道只保护所谓的正确言论吗？”

张思之认为，从律师的角度来看这个判决书，两个罪名在法律意义上根本不能成立。而老人们之所以关注刘晓波案，正是因为刘案显示了罔顾法律的司法改革倒退势头。

“司法改革倒退的势头很明显”，张思之对亚洲週刊表示：“在判刘晓波的同时，国内还有几个案件同时宣判，都是这样的政治审判。这是我最担心的，现在法律和政治的关係处理得非常不好，指导思想竟然是严格要求法律必须服从於政治，这真的非常荒唐。”

零七年十二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与全国法官、检察官的座谈会议上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自此，“三个至上”成为中国司法界的新学说。法院、学校组织学习，报章连篇累牘。零九年十二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撰文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已将“三个至上”确立为人民法院工作指导思想，并由此确定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

高院院长从未学法律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指出：三个至上，究竟谁更至上？若将“党的事业”凌驾於“宪法法律”之上，宪法尊严何在？中国又谈何司法独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二零零八年就任，而在他此前的履歷中，竟然从未有过任何法律学歷或职业经歷。“从未学过法律的最高法院院长，这已经成了国际笑话。”

一位刚刚从名牌大学法律院系毕业的大学生则感嘆：“庆幸我早生了几年，捉住了肖扬时代法治教育的尾巴，还能明白司法独立的真正含义。现在在‘三个至上’的指导下，我们社会主义人民法院已经不能提司法独立了。”

刘晓波案，以及最近的重庆打黑、李庄案让张思之深忧之处也正在於此：“这样的氛围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还可以理解，可以争论。可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十年了，还出了这样的情景，问题就很严重了。”（王荷）

▲《中国人权》：哈维尔声援刘晓波及家属

捷克剧作家、前异议人士、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1993-2003）哈维尔，最近在接受中国人权 执行主任谭竞嫦采访时表示，他坚决同被监禁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及其家属站在一起，并对他们深表同情。

2009年12月25日，中国当局根据刘晓波发表的6篇文章和他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其11年徒刑。2008年12月初发表的《零八宪章》呼吁在中国保障人权，实行宪政民主，结束一党专政。

2010年1月19日，哈维尔在布拉格接受了中国人权 的采访。他说：“对我们这些曾经生活在那个时代并有过切身体会的人来说，率先向那些为了同样原因遭受迫害的人……表达我们同他们站在一起的立场，是义不容辞的。”哈维尔强调指出，对刘晓波的声援给中国政府送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它不能为所欲为”。

哈维尔说，虽然197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个经济衰退的小国）跟现在的中国（迅速崛起的大国）有着很大不同，但事实上两国又有着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哈维尔说：“（这两个）政权都希望保持一党专政。我认为这就是《零八宪章》与《七七宪章》的相似之处：两者的目标是相似的，要传递给（各自）政权的信息也是相似的。”

《零八宪章》受到了《七七宪章》的启发和鼓舞。哈维尔是当年捷克《七七宪章》的共同起草人；该宪章呼吁当时的捷克政府遵守国家宪法和国际义务，尊重 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哈维尔因参与《七七宪章》运动而被监禁。1989年，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最后一任总统，并任此职直到1992年。1993年，哈维尔被选为新建立的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

哈维尔回顾了为在自己的国家实现人权与民主而进行的长期抗争后说：“我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一个为着争取某种东西而面临这一冲突的人，他必须毫不犹豫，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应指望立即获得成功。（但）他必须去做，因为他知道这是好的，因为这对他的良知是好的，因为这是有意义的。”

哈维尔特别向刘晓波及家属表示：“我想告诉他们，我不是唯一惦念他们、同情他们的人。我希望他们要有耐心，要想到有那么多人在支持他们……我非常希望告诉他们，对此要放宽心。因为这样做有助於他们克服非常令人沮丧和困难的处境。”

中国当局对刘晓波重判11年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其中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瓦尼特姆•皮莱发表的声明和欧洲议会通过的决议。 皮莱在声明中指出，对刘晓波的判决使中国作出的保障人权的承诺蒙上了“不祥的阴影”。欧洲议会的决议谴责这种“司法骚扰”行为。哈维尔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达赖喇嘛以及其他人，联名提名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在中国，一些著名的退休中共老干部，如前《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等人，也谴责当局对刘晓波的重判。

●其他有关刘晓波的信息

▲尚宝军、丁锡奎：关于刘晓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上诉一案二审辩护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尊敬的赵俊怀审判长、刘东辉、林兵兵审判员：

我们受本案上诉人刘晓波的委托和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在刘晓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上诉一案中继续担任其辩护人。我们将忠实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辩护人的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刘晓波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依法维护刘晓波的合法权益。

我们认真阅读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09）一中刑初字第3901号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仔细研究了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并详细听取了刘晓波对一审判决的意见，鉴于一审判决完全采信了本案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的所有指控及其证据，故辩护人仍然坚持一审时的辩护意见，即“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晓波在主观上具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故意②《起诉书》对刘晓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完全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③《起诉书》的指控混淆了公民言论自由与犯罪的界限④本案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过程中存在重大瑕疵”，应当判决刘晓波无罪！

针对一审判决，辩护人在此唯一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本案侦查机关北京市公安局对刘晓波的监视居住实属变相羁押，其期间应当折抵刑期，一审判决未予采信是错误的。

虽然辩护人为刘晓波作无罪辩护，不同意一审法院对刘晓波的有罪判决，但是本案侦查机关对刘晓波的“监视居住”实属变相羁押，依有关规定，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监视居住”期间应当折抵刑期。

根据《刑诉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的规定，侦查机关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应当遵守以下规定，①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住处进行（无固定住处的才可以由侦查机关指定居所进行监视居住），②被监视居住人有权和共同生活的家人共同居住，③被监视居住人会见律师无需批准；

本案的侦查机关北京市公安局对刘晓波的监视居住根本违反了上述规定。具体事实和理由为：

1、北京市海淀区七贤村中国银行宿舍10号楼1单元502室是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在北京的合法住处，是法定的监视居住处所，北京市公安局在此之外的任何处所对刘晓波进行监视居住都是非法的。

2、2008年12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对刘晓波作出的《监视居住决定书》根本没有载明监视居住处所，刘晓波在监视居住期间只被允许与其妻子刘霞在小汤山会议中心见面两次，其妻刘霞根本不知道刘晓波具体关押在何处，更谈不上刘霞作为刘晓波共同生活的家人与刘晓波共同居住，据刘晓波一审庭审时讲，监视居住的地方有点像宾馆的房间，但是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有一个很小的窗户，条件比看守所还差，刘晓波是被单独监禁，完全被限制人身自由。

3、刘晓波之妻刘霞为其委托的律师多次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与刘晓波见面的要求，但得不到任何答复，刘晓波在被“监视居住”期间从来没有被允许见律师。

综上，北京市公安局对刘晓波的监视居住实际上属于变相羁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监视居住期间可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关于“如果被告人被判处刑罚的犯罪行为和被拘留或者被逮捕以前被羁押的行为系同一行为，不论羁押在何处，只要是完全限制了人身自由的，被羁押期间，即可予折抵刑期”的规定，对刘晓波“监视居住”的期间应当折抵刑期。

对本案的事实、法律、法理之辩，辩护人在一审辩护词中已做了充分的阐述，无需重复，现仅就本案一审判决涉及的一些常识问题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国家政权、政府与执政党

根据通常的政治学和法学理论，国家政权、政府和执政党是不同层面的概念。

国家政权是国家的具体化身，是指掌握国家主权的政治组织及其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以维护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通常包括军队、警察、法院、政府、官员等。

政府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执行者，专指一个国家政权体系中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即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政机关。

执政党指通过制度性选举或暴力革命而执掌一国国家政权的政党，它可能是一个政党，也可能是多个政党的联盟。

政府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执行者，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执掌者，也就是通常说执政，其在执政过程中，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或不足甚至是错误也是难免的，任何一个公民对这些缺点、不足或错误提出批评或者指责是其应有的公民权利，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的立法基础。具体到本案，作为一个公民的刘晓波对政府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甚至是反对也是其行使宪法权利的方式之一，无论批评或反对的内容是对是错，均与颠覆国家政权无关！

七十多年前，在江苏，章士钊在其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危害民国案的辩护词中就曾对国家、政府、政党之间的关系做出过精辟分析：政府不等于国家，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七十多年过去了，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我们的法治常识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还在下降吗？

二、关于言论自由

根据通常的政治学和法学理论，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是最基本的人权。其应有之义是每个人既有发表“正确言论”的权利，又有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只允许发表“正确言论”，不允许发表“错误言论”就不能称之为“言论自由”），对于这项权利，公权力不仅不能干预，更不能剥夺，甚至不能审查，而应予以保护。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立法基础。而本案，行使公权力的一审法院在其一审判决中不仅干预、剥夺了刘晓波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而且还因刘晓波发表过的言论将其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这是对公权力的滥用，更是对“言论自由”常识的颠覆。

一审判决认定刘晓波实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的“罪证”是刘晓波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六篇文章及《零八宪章》中的某些“煽动”的言词，即一审判决所列举的：“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姑且不论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上述“罪证”绝对有“断章取义”，“肆意曲解”之嫌，仅从“言论自由”常识的角度也可以很容易的得出上述“罪证”只不过是刘晓波的主张和观点而已，其主张和观点的对错暂且不论，但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有何相干？具体而言：

①“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这段文字是刘晓波的文章《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的题目。从题目上可以看出，刘晓波写作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阐述自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见解。所谓“改变政权”并不是“颠覆政权”，二者并非同一概念，它们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每一届政府的更迭都可以解释为改变政权，只有通过暴力等非法手段推翻政权，才叫颠覆政权）；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改变国家政权罪”；（细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全文，可见刘晓波的主张是“不追求夺取政权的目标，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性社会”，就可以清楚地得出刘晓波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一结论）。

②“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这段文字是刘晓波的文章《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中的半句话，原文是：“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民间尊严在观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确立之日，就是国人的人权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时。”刘晓波写作这篇文章是针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于2005年10月19日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发表自己的总结性的看法，而绝不是为了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自由中国只是对将来的一种展望，不含有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意思。（只要细读《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全文，而不是仅凭一审判决中所摘录的片断进行判断，就可以清楚地得出这一结论）。

③“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是《零八宪章》中的两句话，原文是：“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零八宪章》中的两段话主要是提出开放党禁，和对祖国统一未来方案做出一种设想，而绝不是为了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不能由此得出刘晓波煽动他人去颠覆国家政权的结论。（只要细读《零八宪章》全文，而不是仅凭一审判决中所摘录的片断进行判断，就可以清楚地得出这一结论）。

从2005年以来刘晓波发表的499篇文章210余万字中挑选出六篇文章，节录出350余字，就认定刘晓波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难道不是对言论自由的极大嘲讽吗？

三、关于程序正义

严格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是实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享有正义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正如法谚所说：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即看得见的正义！这是每一位握有剥夺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裁判权的法官所必须牢记的！诸位法官亦不能例外；而一审判决对本案在侦查阶段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对刘晓波变相羁押，审查起诉阶段不依法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庭审时限制刘晓波自我辩护及辩护律师的发言时间等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视而不见，不置一词，何谈程序正义？更遑论司法公正了！

辩护人坚信：刘晓波是无罪的，对刘晓波的任何有罪判决，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刘晓波二审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尚宝军律师

丁锡奎律师

▲自由亚洲电台（RFA）报道：刘晓波代表律师提交二审辩护词
  
1月28日，刘晓波的辩护律师正式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交二审辩护词，重申无罪陈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采访报道

北京时间1月28日晚间，刘晓波的辩护律师之一丁锡奎律师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当天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交的二审辩护词，从几个方面重申了刘晓波案件的无罪陈述：

“二审主要是强调在监视居住期间， 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 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羁押，我们认为这个期间应当是折抵刑期的。 但是一审判决没有给认定。 二审主要提出了三点：第一个是罪名是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主要是论述了国家、政府、还有政党、执政党他们三者之间的一些常识性的关系。再一点我们在一审判决， 论述一点言论自由。然后，我们论述程序争议。主要是从这么几点。”

丁锡奎律师表示，在正式提交辩护词之后刘晓波一案进入二审程序。他与尚宝军律师曾于上周五探视了在看守所中的刘晓波：

记者：“您和尚宝军律师最后一次见到刘晓波先生是什么时候呢？”

尚宝军：“是上一周五。他的心态比较平和， 应该气色各方面都比较好。 因为一审判决完全采信起诉书的指控，我们仍然是坚持一审时的辩护意见。二审， 其实诉讼法规定，二审 应该是开庭的，法律规定开庭是原则， 不开庭是例外。但是在实践当中， 大部分的刑事案件是都不开庭， 这是一个中国法律实施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实际法律的运用操作过程中呢恰恰相反。”

因长期倡导政治改革并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中国知名的异见人士刘晓波，于2009年12月25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认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认为，从刘晓波对于一审指控的自身辩护可以看出，为了争取中华民族未来的政治权利和民主制度选择，刘晓波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

“刘晓波先生的案情， 从法律角度来说，主要他是一个政治迫害案件。在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下， 二审也罢、一审也罢， 大概都是事先定的结果， 不会有太大变化。 在今天的《零八宪章》这个问题和这六篇文章上，刘晓波先生他早就为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做好了准备。现在当然你做任何的辩护都没有用处。 因为你所说的理由正是当局要迫害的理由。但是为未来的中华民族的政治选择，法制建设提供一些规范的提升。 在这一点我觉得刘晓波先生在他的最后陈述上来说， 我觉得政治上的意识和觉悟是非常清醒的。”

在北京的民主学者、《零八宪章》联署人之一江棋生也就目前刘晓波的遭遇谈了他的看法：

“这是中共的政治迫害， 二审肯定是不会上诉维持原判。判决表面上是法院做出的， 他们不过是傀儡而已。在中国这种一党专政的制度下， 刘晓波清楚这一点，我想大陆的任何有头脑的人都清楚这一点。这个政治迫害应该理所当然的加以谴责， 加以抗议。 我们国内的人也好， 国外的人也好，都要认真思考这样么一个问题： 怎么来早日的结束中国的一党专政制度，能够走向宪政民主的大道。刘晓波是坐牢了，没有坐牢的人就应该做好该做的事情。我想这个更重要。”

丁锡奎律师表示，根据中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刘晓波案二审宣判的期限应在30到45天之内，特殊情况下也可作出30天的延期。

▲维权网1月25日报道：“欧洲汉学学会”向胡锦涛发公开信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2010年1月15日，“欧洲汉学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简称EACS）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

代表了来自36个国家，800多名学者的“欧洲汉学学会”，成员大部分来自欧洲，致力于促进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和推广。

这封公开信于1月22日发布在网站（http://www.eu-china.net/web/cms/front_content.php?idcat=4&idart=1273）上，下面是公开信的中、英文版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阁下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公开信

2010年1月15日

尊敬的胡锦涛先生，

欧洲汉学学会由来自36个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的800多名学者组成，致力于了解和提升中国：古代文化，近期剧变，以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兴起。作为汉学家，我们尤其对与中国学者和学术机构改革开放以来的接触感到高兴。欧洲专家和中国同行之间的合作和学术交流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成果，同时也有助于在欧洲推广中国文化。

鉴于近年来中国在以上方面的正面发展，我们对2009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11年有期徒刑，深感失望和悲哀。刘晓波博士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是中国文学和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在中文写作方面享有盛名。他的主要“罪行”是积极参与起草和传播《零八宪章》。该文件于2008年12月公诸于世。

细读《零八宪章》全文之后，我们确信，这份文件并没有倡导颠覆，而是讨论了对促成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之间的和谐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以及行政和法律制度中那些导致中国社会病态发展的因素。如果对《零八宪章》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不去讨论，反而治罪，那么长远而言，这将妨碍国家的健康发展。

在我们看来，《零八宪章》旨在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倡导现代化、改善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活，因此值得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讨论。《零八宪章》提出“应该结束以言治罪”。这让人想起中国的古训，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人文学家司马迁司纪录如下：防民之口，甚于防水。

我们敦促阁下，再次斟酌您作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利用您的权威，务必重新考虑刘晓波案件，释放刘晓波。我们相信您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未来的辉煌充满诚意，因此坚信，对于我们的呼吁，您不会充耳不闻。

布伦希尔德•斯泰格尔（欧洲汉学学会主席）

▲德国之声（DW）1月26日报道：欧洲八百汉学家与学生致信胡锦涛要求释放刘晓波

 
刘晓波被判刑引起国际社会广泛抗议

中国有关当局对异议人士刘晓波的宣判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声浪。刘晓波不但是作家和大学讲师，而且是要求中国实现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去年12月25日刘晓波因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罪被判处11年徒刑。 欧洲800名学者和大学生在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一封公开信中要求释放刘晓波。

欧洲汉学学会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在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一封公开信中要求释放刘晓波。欧洲汉学学会由来自36个国家，其中大多数为欧洲国家的800多名学者和大学生组成。这封公开信于上周五在欧洲-中国公民社会论坛网站上发表。信中说，欧洲汉学学会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失望和难过。

汉学学会主席施泰戈（Brunhild Staiger)并不认为，中国政府会理会他们发起的这场抗议行动。但是他强调说，举行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示一个态度，“此次抗议行动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表明，国外的舆论，国外的科学界人士关注这件事。 就是为了表明我们对此事的震惊，表明我们支持一位被无理判处严厉徒刑的同事的立场。”

去年12月25日作家和大学讲师刘晓波因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罪被判处11年徒刑。刘晓波同时是要求中国政府实现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08宪章的起草人之一。两年前零八宪章公开发表。在该宪章被发表前夕刘晓波已经遭到软禁。 迄今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人已有1万多人。

欧洲汉学学会相信，零八宪章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政府。汉学学会主席施泰戈指出：“中国出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 但关键是批评性意见是否是以损害整个社会体制为目的，还是体现了改革的新思维。我们认为零八宪章并不是要破坏社会体制。 ”

公开信中强调，政治和社会改革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如果零八宪章中所讲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没有得到讨论，而是被打压，这将长期阻碍中国的健康发展进程。

欧洲学者认为，零八宪章符合政治改革和国家开放的精神。30年前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了现代化改革进程。 而现在应当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观对零八宪章进行研究和讨论。零八宪章所倡导的言论自由权应当得到尊重。

欧洲汉学学会因此呼吁胡锦涛利用他的全部权威，促使刘晓波案得到重审并尽快释放这名异议人士，“现在只能希望这个案子能够重新得到审理了。我们认为判刑11年是完全不合理的。”

迄今中国政府并没有理会外界在刘晓波一案的抗议声浪。 北京政府立场强硬。上周三中国司法部门决定拒绝对异议人士刘晓波的上诉进行庭议。

▲中国信息中心2010年2月2日报道：刘晓波案广受关注，香港大学召开研讨会

2010年1月30日，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召开研讨会，讨论北京对刘晓波案的审判。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09年12月25日，裁定刘晓波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引起海内外严重关注。刘晓波被控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第二款之规定，以诽谤的方式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根据的仅仅是刘晓波在互联网上发表6篇文章，并起草《零八宪章》及征集签名。

但法院在《判词》中并没有具体说明刘晓波的文章是如何构成“诽谤”，只是把相关文章的节录列于《判词》。《判词》亦没有具体说明刘晓波有甚么行为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刘晓波的辩护理由是：他只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法院在裁定他的言论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时，也没有给与具体的理据。

法院裁决的合理性，引起不少人的质疑。在研讨会中，香港的中国《刑法》、《宪法》及《国际人权法》的专家们分析了《判词》是否符合《中国刑法》、《中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规定。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教授和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傅华伶教授针对刘晓波的审讯，从案件審理的整个程序、证据、法律依据、《判词》等多方面入手，分析了整个案件的荒谬、儿戏，拆穿了当局所标榜的“司法独立”，强烈质疑判决的合法性和司法的质素。

傅华伶教授指出“颠覆国家”罪名的虚假性，他问道：刘晓波是百无一用的一介书生，他到底有什么能力、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推翻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强大的国家机器？

傅华伶教授还质疑：政府是谁？什么叫“诽谤”？如何证明刘晓波“诽谤”了政府？什么叫敌对势力？它的定义是什么？

北京对刘晓波案的审判是政治审判，法律程序成了政治的工具。中共常常以大国、强国自居，但是却没有大国的风范，也没有强国的自信。

外交部发言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司法独立”、“现在是人权最好时期”，至此成了不折不扣的笑话。

政治评论员程翔和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戴耀廷教授从刘晓波的事件和他所起草的《零八宪章》分析了《零八宪章》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改革及宪政发展的影响。

程翔先生讲的题目是《汇集点滴智慧，共为刘晓波辩护》。程翔从中共《宪法》和中共领导人在1949年前的言论，论证刘晓波言论没有超出《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零八宪章》的内容都可以从中共历代领导人讲话和党的文件中找到根据。

戴耀廷教授讨论了《零八宪章》的意义。他认为《零八宪章》的意义在于：1，提供了“愿景”；2，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汇聚点；3，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基础；4，展示了一个文化建构；5，提供了一个宪政蓝图。戴耀廷教授表示他要做一个永远的宪政设计师。

北京著名律师滕彪出席了今天的研讨会，他的即席发言受到热烈欢迎。

至于北京政府为何在这时候起诉并拘禁刘晓波，亦是不少人关注的焦点。法国学者白夏先生的“北京审判刘晓波是杀猴教鸡”精辟表述，引起哄堂大笑。研讨会会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体现了香港学界、中外人士对刘晓波案的关心和对中国法治前途的关切。（武宜三摄影）

▲独立中文笔会2月3日报道：刘晓波《从天安门事件到08宪章》在日本出版和研讨会的消息
 
1，刘晓波的书日文版出版

刘晓波的日文版论著《从天安门事件到08宪章》在他被非法逮捕和《08宪章》颁布一周年之前的2009年12月7日在日本各大书店上市，由日本著名的学术书店藤原书店出版。这是继1992年刘晓波的《现代中国知识人批评》（野泽俊敬译德间书店出版）出版之后在日本出版的第二本论著。

《从天安门事件到08宪章》收集了晓波每年纪念六四的部分诗文和近年主要政论，以及《08宪章》全文翻译、部分签署者的声明《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以及余杰的《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

本书由日本著名的思想史研究学者、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子安宣邦先生全力推动出版。子安先生为本书写有两篇重要的文章――《天安门事件与08宪章――同为一体的存在》、《我为何要支持08宪章？》。

全书由在日华人作家刘燕子编辑、翻译、并写了上万字的《解说》。在《解说》中刘燕子详尽地介绍了将天安门受难者灵魂的呐喊和幸存者的声音肩负于一身的诗人刘晓波，为有尊严的死和有尊严的活下去的理性抗争，并特设一章《给日本的知识人的一封信》，指出在日本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关心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容易被简单地贴上右翼的标签，左翼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内心对中国抱有负疚感情，因此不愿意\”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对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抱有幻想；而经济人无疑以利益优先而免谈他国政治问题；日本媒体和出版社既有商业主义问题，还有看不见的\”自主规范\”；一般民众以\”沉默是金\”为美德，就他们个人而言，帮助中国治理沙漠、帮助贫困儿童就学等友人不少，但是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或视而不见，或作出无能为力的姿态，说一句\”没办法\”而已。刘燕子指出刘晓波和《08宪章》绝非对岸之火，可以袖手旁观，希望日本友人将\”友好\”拓展到关心中国民主化领域。她还指出，日本人权外交的捉衿见肘、左支右拙，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实际上质问日本国内的民主、人权意识，因为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同时意味着质问日本民主主义的立脚点，她呼吁日本知识人超越左、右两翼的立场，挣脱意识形态的羁绊，以独立、客观的视点正视中国的现实，迈开实际行动的步伐，比如设立言论自由奖、对受难者家属的人道主义援助等等。

“沉默是金”并非意味着不说话，而是在最紧要的关头敢于发出声音。

该书由日本年轻一代的中国研究者及川淳子、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的翻译者横泽泰夫以及在日华人学者蒋海波共同参与翻译。

2，1月23日的思考会

2010年1月23日，在子安宣邦的倡议下，在早稻田大学举办了《从天安门事件与08宪章思考会》。当天有早稻田大学学生、东京各出版社、《朝日》、《读卖》等报刊、一般市民、在日华人学者和留学生八十多人参加。

\”思考会\”由早稻田大学教授高桥顺一主持，他从竹内好的鲁迅观分析文学的自立性以及近代化的问题开始，进而论述作为国家主人公的自立的公民问题，指出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都未成长出真正的自立独立的公民社会，中国尤其如此。

刘燕子介绍了2000年刘晓波给作家廖亦武的一封书信，介绍了晓波1989年以后艰难的心路历程。在这封信中，刘晓波说：\”我一直知道\’六四\’后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这个风云人物重，狱中的条件之恶劣，非常人可以想像，但没有看到你的《证词》之前，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证词》才使我真实地触摸到\’六四\’悲剧的真正受难者的心跳。我的羞愧是无法形诸于文字的，所以，我的后半生，只能为亡灵，为那些无名的受难者活着。什么都可以过去，但无辜者的血泪是我心中永远的石头，沉重，冰凉，有尖利的棱角\”.刘燕子还介绍了独立作家冉云飞的博客和推特、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王怡等基督徒在12月27日主日崇拜时为刘晓波的祷告：\”愿刘晓波的夫人刘霞的愿望实现，她的丈夫，是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中国人。愿全中国的警察，不在平安夜里倾巢而出。愿有这么一天，中国的平安夜，人们都呆在家里\”.介绍了作家余杰对日本的批评―――在刘晓波被判决时，15个国家的外交官向中共表示抗议的时候，唯独日本又一次缺席。

及川淳子近年研究中共党内改革派老干部李锐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即将获得综合社会文化博士学位。她的专栏持续译介中国知识人的最新著作和动态。在刘晓波的日文版著作中，及川撰文对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们对《08宪章》的冷淡和自戒提出批评。本次\”思考会\”上，及川用幻灯片的形式，加上她细致的观察和最新信息的掌握，严密的理论分析，介绍了《08宪章》与《77宪章》的关系、哈维尔等欧洲知识人对刘晓波不当判决的抗议和中共老干部们的《09上书》以及胡绩伟等老党员为刘晓波鸣不平和崔卫平的\”行为艺术\”中国知识人对判决的看法。

子安宣邦的演讲以《对我们而言，中国民主化意味着什么？君，为何沉默？》为题。主要内容如下：

1，去年刘晓波被不当判决以来，日本只有两个民间组织发出声音：一是日本笔会站在言论自由立场的要求释放的声明，二是大赦国际日本分部站在维护基本人权立场发出的声明。前者对关于刘晓波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反应的日本言论人来说尤其重要。但，这份抗议声明是来自于国际笔会的请求呢，还是日本笔会的自主行动呢，我不清楚。倘若为后者的话，应该不只是就这一篇声明就完事了，作为日本言论人的主体行动，当还有更多的行动吧。但，却没有。

对刘晓波问题从\”表现的自由\”这一普遍性维权立场来抗议，当然毫无反对的理由。但，我们仅仅从这一立场来发言就足够了么？在此，我提出的\”我们\”是在质疑――作为普世的人权、表现的自由这些权利的所有者的\”我们\”，仅仅有此层面的认识就足够了么？我们是否应该意识到对刘晓波事件，仅只一篇抗议声明是不够的，这是极为重要的大事！我将中国的问题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关系到我们未来的问题来思考。

君，你为何沉默？刘晓波问题确实是我们的邻国中国的问题。因此有人会说\”你为何介入邻国的问题？\”对此类责难，我要反问他\”那么，君，你为何沉默？\”，今年我将此问写在贺年卡上，就是对我朋友的一种挑战。君，你是绕过此问呢，还是有其他沉默的理由呢？\”不知道\”是其中的一个口实。不过，这不能作为简单绕过去的口实。事实上，我们对刘晓波的问题不知道，不被知道，再就是－不想知道。还有一个口实，就是嘟嘟喃喃地，\”因是邻国的问题\”.但，因是邻国问题而沉默的话，中国当局对来自外部的批评作为\”内政干涉\”便理所当然了，因此，沉默就是对这一事态的默认。

2，我在拙著《\”近代的超克\”意味着？》中重新阅读了竹内好。我认为竹内的\”作为方法亚洲\”给21世纪的我们以重要的启示。竹内的亚洲不是作为一个实体，而是作为一个方法。我理解为\”作为方法的亚洲\”告诉了我们应该划出亚洲的抵抗线。何处是我们抵抗线呢？西方早已不是20世纪的政治地理的西洋。西方出发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及其文明也覆盖了东方，美国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更加深化了东西方已为唇齿的关系。极端的说，中国的经济成长与世界、与日本唇齿相关。那么，正因为如此，中国当局强制而默不作声地判决刘晓波，日本政府就有理由对此沉默吗？刘晓波事件告诉了我们在何处划出我们的抵抗线。

3，我们应代替被迫沉默的刘晓波说话。我们的发言是对抗强制沉默的中国政府，是对抗沉默的日本政府。强制沉默和自我沉默，二者都是作为自立的民众原理的民主主义的摧残。我们不希望出现强制沉默与自我沉默的唇齿相关的东亚共同体出现。为我们尚存希望的共同体―我们应就在此时此刻划出我们的抵抗线。即，应围绕刘晓波问题发言。由此创造出民主主义、自由为我们自身切实问题的亚洲。

沉默的政府与沉默的国民相关。有沉默的国民，就有沉默的政府。作为民众自立的民主主义思考时，政府与国民的相互沉默关系的国家民主主义更加危险。反过来说，我们应看出我们内部的民主主义的败坏。

如果沉默的政府与沉默的国民相关的话，不知道与不被知道也相互关联。其实不知道就是不想知道。不想知道就不被知道――理由很简单，艺人们丑闻那么多，就是电视和报纸告诉我们的。但，刘晓波的问题几乎不被人所知。这是媒体的过错吗？我最初也认为这是媒体的自我制约。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在关于中国的报道、信息没有规范制约的日本，尚且自我制约，那么，归结原因只有――根本就是自己不想知道。国民不想知道就不被知道――人不想看见，就看不见，不知道就是自己堵塞了自己的耳目。我们这个自闭的国民对什么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呢―――对邻居的痛苦。

由于我们主动掩耳闭目，就会使民主主义这一自立性之根茎自我腐朽。对中国的刘晓波问题，我们掩耳闭目，默不作声，也就是――置我们的民主主义于死地。因而，我以为刘晓波的问题，是东亚共同抗争的课题。

旅美的评论家陈破空临时参加声援，指出重判刘晓波是权利者的傲慢。

\”思考会\”从下午1点开始到6点结束，历时5个小时，几乎无人退场。在共同讨论的时间里，与会者纷纷提问和发言。会场还特设六四时日本各大媒体当时的新闻报道一角，22日《每日新闻》提前预告了\”思考会\”的消息，28日的《朝日新闻》以《朝着民主化，打破沉默之时》为题较为详细地报道了\”思考会\”消息，还刊登了刘燕子的专访报道《日本民主主义的立脚点？》。

1/29/2010

照片说明：

 

1，2009年12月《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关于刘晓波及其日文版的报道。

 

2，2010年1月28日《朝日新闻》早稻田大学举办\”关于刘晓波和《08宪章》思考会\”的报道
▲美国之音（VOA）：香港学者：刘晓波案显示中国司法弊端

香港的法律学者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他们对于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刘晓波的审判上诉不表乐观，他们根据刘晓波案的判决书认为，中国的法治并无进步。

*判决书缺乏说服力*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在一个研讨会上说，刘晓波的辩护理由是，他只是行使中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但中国的法院在裁定刘晓波的言论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时，并没有给予具体有力的证据证明。当局的指控大部分建立于刘晓波发表《零八宪章》之前的六篇政论文章，判决书指这些文章在互联网发表后被大量转载，所以是“在网上造谣，以诽谤的方式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陈文敏对当局这个判词感到不解。

陈文敏说：“这个问题是，这些全都是结论。从他发布文章到这个结论，是刘晓波有煽动他人推翻国家政权，用一个诽谤造谣的方式。这些结论是怎样得来呢？这个在判决书当中，我们看不到。判决书当中也没有对他的文章作深入的分析。没有解释这些文章为什么会构成造谣、诽谤、或是其他方式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判决形式像三十年前*

陈文敏说，判决书内只列出一些当局指控刘晓波的文章段落作为证据。不过从证据到结论，中间全无任何分析内容。他说，这种判决书的内容方式在70与80年代的中国法庭非常普遍。

陈文敏说：“走上法治的道路，我觉得法治最主要的精神就是理性的分析。我们需要的不单单是证据，而是从这些证据，这些事实当中怎样分析出来，怎样构成这个罪行，这个才是法治的精神。但很可惜，我们看到的判词，好像是和二、三十年前一般的判词没有太大的分别。很多时候是把检控书的内容照抄一遍，变成判词的内容。”

*披上法律外衣的政治审判*

香港大学的中国法律教授傅华伶说，很难用一个法律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法院的判决书。傅华伶形容刘晓波案的判决是当局“披上法律外衣的政治审判”。傅华伶说：

“大家可以看，这个时间挺有意思。刘晓波所有的罪状是他在被拘留之后才找到的，判决书说得很清楚；所以六篇文章是先抓了人。为什么要抓他？原因就是《零八宪章》。但定罪不可以因为《零八宪章》，所以要找其他的理由。所以后来几个月以后，在网上找了六篇文章。往后用这六篇文章来证明以前的，几个月以前的监视拘留的合法正当的。所以，很难说他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有趣的地方是，如果刘晓波没有写这六篇文章，哪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刘晓波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多篇文章，并起草《零八宪章》及征集连署，被中国当局以“以诽谤的方式，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重判11年监禁，并剥夺政治权利2年。

上述的两位学者均认为，以刘晓波的文章言论，指控他“以诽谤的方式，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是很牵强的。判刑只是因为刘晓波在互联网这个中国当局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百分之百控制的领域内发表《零八宪章》。由於太多网民转载，所以给刘晓波判刑，作为“杀鸡警猴”。但中国当局万万没有想到，判刑出现了反效果，让更多人认识了《零八宪章》。

▲参与网：专访郭庆海：“没有敌人”才能大爱无敌

流亡泰国的著名网络评论家、基督徒郭庆海先生日前接受参与记者采访，高度评价刘晓波先生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郭先生认为，没有敌人才能大爱无敌。

谈到刘晓波先生被重判11年，郭先生认为，这是一个耻辱！它代表着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徘徊在现代文明社会之外。但是，这件事又很正常。因为它发生在一个信仰上离弃上帝、政治上专制的国家，因此，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倒会让人感到不正常了！

在采访中，郭先生从神学的角度深刻阐述了自己对晓波先生“没有敌人”观点的理解。他说：我很理解、并且赞同晓波之“我没有敌人”的说法，因为我注意到他之“我没有敌人”，在于反对中国文化中泛滥的“敌我意识”。有关这一点，我很能想起数年前我自己在监狱服刑时的一点感受，即当得知监狱警方将有关服刑人员的情况反映称为“敌情动态”，我既不以为然，又感到大惑不解！服刑人员就是政府的“敌人”吗？这样的“敌我意识”是不是有点太混帐！且不说服刑人员中的像我一样的人根本就是因为发表了一个批评政府的文章便被抓起来的，即使那些刑事犯罪人员，又怎么可以被政府视为“敌人”啊！因为按道理来说，他们之中许多人甚至都还有类似选举权之类的公民权利呢，这样的人居然被政府视为“敌人”，如何不混帐？而既然认为政府的类似敌我观念很混帐，我当然要理解、并且赞同晓波之“我没有敌人”的说法了。

当然，这还不仅仅是我赞同晓波之“我没有敌人”的唯一原因。在谈到另外的一个原因之前，我必须指出一个问题，即我注意到许多中国异议人士也有泛“敌我意识”的毛病，因为他们把中国的专制问题简单归结为执政者的极端自私、品德败坏，于是，执政者也就成为民主的敌人、异议人士们的敌人。然而，在我看来，中国之专制根本上肇因于全民族之罪（sin），即离弃神、甚至对抗神的罪（这里的sin是指违背宗教道德原则的恶行而不是crime，即世俗意义的罪行）。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分析苏联问题时所说，“当离弃了神，所有的问题自然都来了！”既然如此，解决中国不民主的问题必然要依靠于拯救堕落的灵魂。而说到这一点，耶稣基督是没有给彼得们以选择“谁可以得救”之权力的。由此意义而言，彼得们自然也是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敌人”了。不过，有必要指出，据我了解，晓波本人至今也还是一只迷途羔羊，他之“我没有敌人”，还没有这一层神学上的意思。

谈到民主运动各有路径选择，刘晓波的道路跟其他人的路径相比，是否更有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时，郭先生认为：评价刘晓波的道路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你必须勇于抛弃对一个系狱者的同情心理；而且，你必须面对一个连异议人士都大部分是无神论者、甚至有着强烈敌基督情绪的这样一个民族。那么我对刘晓波之道路的评价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异议者的思路，与其他人的路径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就无所谓“是否更有现实可能性”。

中国的专制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政党执政的问题，这一点，已经被许多稍微有点理性的人们所认同。当然，也还有那么一些连最起码的理性都没有的人，认为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中国共产党，似乎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的几千年，中国早就是民主的天堂。既然如此，无论通过“零八宪章”所宣扬的和平手段、还是有些朋友所推崇的暴力，来达致“换政府”的目的，其“现实可能性”只能就“换政府”上来谈，与民主化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现实性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他的民主不可能像韩国、台湾那样依靠外来力量的介入而获得；目前看，又没有“二战”那样的机遇使中国沦为新的日本。所以，中国的民主只能依靠自身文化的改造，即要成为一个信靠神的民族，成为一个承认人的罪性、具有忏悔意识的民族。我劝朋友们有时间去读一读《论法的精神》、英国的自由大宪章、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我更要劝我们中国人能谦卑一些，不要把人家西方这些经典中对神的敬畏、顺服看得那么不堪，难道神在西方人生活中无时无处不在的情况对于西方的民主真地没有任何作用吗？每当想到这一问题，我常常为中国人的自大而羞愧、而悲哀！

针对论坛上对刘晓波没有敌人论的争议，郭先生说，晓波的最后陈述发表后，引来许多的争议，我看到了，但是，没有时间去详细的看，所以，对于相关的批评并不是了解得很全面。不过，无论刘晓波是政治人物，还是宗教人物，他都有权利说自己没有敌人。至于理由，我前面的叙述中其实包括了，不想多说。但是，我必须指出有些朋友在批评晓波时的一种说法很有问题，即“政教不分”。这里我首先要说，论到人的思想，是不可能政教分离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政治观点都是受到某一种宗教观念所影响的。请注意，听到我说这句话，千万不要以自己是一个无神论来进行反对哦，因为无神论其实也是一种宗教信仰。接下来，我希望喜欢说“政教分离”的朋友去猫眼论坛看一个名为“再聪明，洗脑没商量”的贴子，上面有对“政教分离”概念的分析，去看看，也许可以明白许多事。

至于说晓波的“没有敌人”是对中共斗争思维的批判，这种认识很准确，我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了。

▲参与网：专访李海：刘晓波“没有敌人“的哲学解读

日前，大陆著名人权活动家李海先生接受参与记者采访，畅谈刘晓波先生精神内涵与气质，李海先生认为，晓波“没有敌人”的思想表明他的精神处在升华的道路上，他已经不再有私人的敌人。

李海分别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他的谈话充满一种哲学的思辨色彩。谈到对“没有敌人”的争论，李海说，“只有不怕有敌人的人才可以自由地选择有敌人或者没有敌人，只有处在自由状态的人才可以正常地选择有或者没有敌人。就是说，没有敌人，应当是自由的选择，私人的选择。”

李海认为，敌人是个对抗的概念，如果一个人要坚持什么，就可能有敌人。如果有人来改变你的自我，你就会发现敌人。不过，假如你强大到本来不可改变，那些力图改变你的人就算不上敌人，你会可怜他们，而不会恨他们。或者，如果一切都有某种既定力量支配，比如某种历史必然性，而无需人与人之间的其结局不可预知的抗争努力，你也不会有敌人，因为他们自己也不能决定自己，责任不在他们。还或者，如果你不想坚持什么，只是关注一切人，爱他们，你也不会有敌人。因为他们的所爱也会就是你的所爱。

因此，没有敌人，意味着你和真理在一起，和大爱在一起。意味着你没有偏狭的自我了。没有坚持自我、或者推进什么特定的事业的执着了。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敌人，意味着他离开了自己的特殊处境，而升华到纯精神的领域。在那里，他透彻地通观一切。

李海认为，对于真正有力量的人来说，他可以在没有敌人的同时，仍然为自己确定敌人。他确定这些敌人，不是因为身不由己地仇恨、无法摆脱的争斗，而是因为他认为这样也是不错的拯救方式：拯救自己和对方。他认定对方是敌人，是因为他并不缺乏对他们的爱，对方也是人，但是他们陷入的处境是非人的，是需要消除的。他们的凶暴虚伪等等，是应该从中脱出而他们没有脱出。这时，爱他们，但是要坚持和他们抗争。这种抗争主要不是在理性层面和情感层面，尽管包括这些层面，主要是在存在层面。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暴力侵害权利就是敌对，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那些执行者是应该去爱的人，这两者并不冲突。

所以，一个人表明没有敌人，说明他获得了内在的自由。那可以是争取外在自由的起点。当然，外在自由，也可以由其他心态的人来争取，不过，内在自由的心态，实质上是预先为自由状态最后的建立而准备的。

李海认为，没有敌人，表明争论是在主张之间进行，而不是在私人之间进行的，有时也表明：是在思想上，而不是在人身上进行的，但是，当事实上已经涉及到人身的时候，这表明人身在这里已经被扬弃了。所以，正面来说，这表明在精神上这一代人已经获得了何等的力量，他们已经是精神上的审判者，而对方却已经是内心不相信自己的历史权利。负面来说，没有敌人，意味着抗争从物质的层面退回到内心。这是这个国家的耻辱，这个时代的耻辱。所以，没有敌人，是对小我的扬弃，有时对物质事实的扬弃，所以我说，刘晓波这是走在思想升华的道路上。

谈到晓波不想成为领袖，而却在是事实上成为了反对派的领袖这个问题时，李海很感慨。他说，反对力量需要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领袖人物，这就意味着它实际上已经有这些，但是仍然在道路上，不是自然出现的，是在多元化的摸索中显现的，是升华。

这些，与反对派的荣誉是等价的。这种荣誉不是他们争来的，尽管他们有着动人的牺牲，是他们作为反对派自然拥有的。特别是作为中国这样的国度内的反对派所自然拥有的。

李海认为，诺贝尔和平奖表明外界对反对派精神领袖这种荣誉的认可。即使没有诺奖，认可也仍然存在，但是诺奖会把这种认可告诉普通人。这种认可不是对某个人的。整个反对派，实际上就是整个在反常环境中坚按正常标准生活的那些人，他们仅仅因为他们的坚持，配得上这个荣誉。而现在，作为用自己的人生自由的牺牲为反对派表明了政治意愿，举出旗帜的那个人，刘晓波是获得它的合适人选。

李海对诺奖落户中国异议群体充满期待，他说，我们当然希望外界给予中国那些仅仅为坚持起码的正常生活权利而做出巨大牺牲的群体以这个荣誉。同时给那些不顾起码的体面和理性的行为者以耻辱，后者是对他们的爱，前者是对中国大多数人民的爱。所以，诺奖会表明：我们没有敌人。

而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没有内心的自由，那么，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我们都有敌人，就在最近的身边。而如果我们并不以为他们是敌人，那个时候，敌人就将是我们自己。因为那时我们完全忘记的是自由，是自己作为人的本来要求。我们的扼杀者，就首先是自己。所以，我们没有敌人，因为我们首先是自由人。作为自由人，我们爱一切人。图图，哈维尔，他们经历了争取自由的全过程。因此，他们是做出评价的合适人选。由于提名是由他们给出这个事实，以至于最后是否能够颁发给我们，实际上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专栏作家、评论人士继续评论零八宪章及刘晓波

▲《零八宪章》签署人徐友渔：《行进在中国民主途程中》

GroßansichtdesBildesmitderBildunterschrift:：对刘晓波的审判成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刘晓波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一些关心零八宪章和刘晓波命运的人士向德国之声发来专稿，我们在此陆续刊登。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他认为，当权者的打压使得《零八宪章》的发表和对刘晓波的审判成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我是从晓波那里见到《零八宪章》草稿文本的，2008年接近年底时碰巧有几次见面的机会，每次我都对文本的措辞提出意见，以求那些抱有敌意的人就是以\”鸡蛋里挑石头\”的眼光也找不到政治上的毛病和压制的借口，晓波全部接受了我的意见–判决书居然把宪章作为罪证，这已经不是\”莫须有\”，而是颠倒是非黑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宪法和人类普遍价值开战。我与晓波交往感到惬意的是他从不勉强人，从不以道义责任为理由叫人承担义务。有个知名的学者面临宪章的文本表示，他正在做一件很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本单位领导有所求，恐怕签名之举会使事情半途而废。晓波很爽快地表示充分理解和支持，大家说了不少相互激励的话。坦白地说，我与晓波不是老交情，如果我发现他对我有强迫或利用的蛛丝马迹，我会停止与他往来的。

当局从开始到现在的意图和目的很明显，就是威胁，用杀一儆百的手法阻止人们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以及这种意愿的表达。《零八宪章》刚一发表，首批签名者就在约谈时受到警告和威胁，被要求撤消署名，甚至有人被警方传讯拘禁；刘晓波的判决书中使用\”伙同他人起草、炮制……\”这种非法律的，只有在文革中才使用的语言，也证明了当局恫吓他人的图谋。但是，当局的打算完全落空了，与他们的期待相反，人们不但没有畏惧和退缩，而且表态更坚决，参与抗议的人越来越多。可以客观如实地说，正是当局的愚蠢反应，正是当局态度的极度蛮横无理，才使得签署《零八宪章》成为一场持久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使得许多平时不太关心政治的年轻人挺身而出抗议对于刘晓波的迫害，使得大陆和海外本来未见得会积极、主动表明立场的人站出来谴责当局的倒行逆施。

谈到中国民主的前途，人们容易找到许多不乐观的理由，因为统治者竭尽全力维持\”稳定\”，防范变革，但正如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时所表明的那样，强权者的愚昧与荒谬是激发事变的重要因素，历史经验证明，一年多以来中共当局对待《零八宪章》和刘晓波的态度也证明，不把这种因素考虑在内，就不能正确地分析和预见局势的发展和未来。

在与强权的对峙中，刘晓波失去自由，受到迫害，但他决不是弱者，更不是失败者。中共当局对于刘晓波的重判，付出的代价是再一次丧失统治的合法性（前一次决定性地丧失政治合法性是一九八九年六四血腥镇压）。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即使是枪杆子夺取的政权，也不可能单纯依靠枪杆子长久维持，民心是不可或缺的，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干伤天害理的事，再善良驯顺的人民也不会答应。当中共当局企图锻造和在国际上显示所谓\”软实力\”，企图炮制出一套中国人民会认可，在国际上还说得过去的\”核心价值\”时，这场卑劣的审判将使那些努力和野心化为乌有。

以我对《零八宪章》的理解，对刘晓波发起宪章签名意图的理解，《零八宪章》不以指导、统合当前中国民主力量和提出中国民主进程的路线图为己任，只是想表明中国人对人类文明公认的，由联合国一系列文件、公约载明的准则的认同。晓波的性情是宽广和有包容性的，他的思想是尊重多元性的，他并不认为只有自己的努力，只有签署发表《零八宪章》这样的活动才是争取民主的方式。中国的民主需要各方面、多渠道的努力，社会上的推动，体制内的改良都不可缺少。但不管怎么说，当权者的打压使得《零八宪章》的发表和对刘晓波的审判成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原载《明报月刊》2010二月号。经本人授权以删节方式发表于此）

▲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发表评论：《北京最怕什么？》

12月29日，因“颠覆国家罪”而被判处11年监禁之后的第四天，中国作家刘晓波递交了向最高法院的上诉书。对许多熟悉中国政权的人来说，这一决定看起来是异想天开的：高等法院极不可能推翻这一判决，刘主要是因为08宪章和他所写的关于中国人权、民主和法制方面的文章而获刑。而刘对他被判刑的反应——和过去几周里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都说明，无论政府如何绞尽脑汁的压制，08宪章运动都将会持续。

刘的朋友和支持者们普遍被这一判决的期限震惊了。例如，同为作家的李聪铝：“我原以为‘当局’可能会低调处理此事——给刘一年的监禁，宣布他已经服满刑期‘因为在判决之前他已经被关押了一年’，让他回家，事情就过去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会如此的愚蠢。”08宪章的支持者们都不怀疑11年的刑期是怎么来的；这样的决定只可能是由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作出的。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11年。（这一罪名法律上最高可判15年。）在中文互联网上传播的一个说法是11年是4,018天，而08宪章一共有4,024个中国字。也就是说：刘先生，你要为你所写的每一个字服刑一天，我们还宽大了你最后六天。

如果这样的严判是为了恐吓他人，这没有奏效。几百名08宪章的签署人支持一份补充说明，宣称如果刘晓波是有罪的，那么我们也是。崔卫平，一位电影学者（她把瓦茨拉夫•哈维尔翻译成了中文），在刘的判决宣布之后花了数天的时间对超过100名知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08宪章的签署人和未签署人，电话调查他们对这一判决的态度。发现几乎是一致的厌恶“这一判决”，她将她收集调查结果归纳为《我们不放弃》，用推特一条条的推出来，这些推语在中国和国外广为传播——甚至我在加州的电脑上也接到了。直到现在，当局还没有制止她。

崔引用张思之，一名资深律师的话说，他很奇怪为什么曾经“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现在变得如此“言而不行、心胸狭窄、自私自利”。王力雄，一位支持西藏和平的着名作家，说最好的支持刘晓波的方法是继续他的事业，直至“社会改变，每一个人都自由。”梁晓燕，一位知名编辑说，这一判决说明虽然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有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他的“却没有变，而且高层也没有任何一点想要改变的沖动。”着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新泽西普林斯顿他的家接了电话，评论说20年里中国统治者已经把刘晓波送进政治监狱三次，而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为光荣。”

在崔的调查中没有人和政府站在一边，但的确有人含糊其辞，在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崔也把他们的评论记录下来。莫言，中国的一位着名小说家说，“我对细节不了解，最好不评论。现在家里有客人，我很忙。”

刘自己对于被判刑的看法，我们看到了下面的书面声明，由其律师在12月29日，他决定上诉的当天，从监狱中传出来：

这一判决违反了中国宪法和违反了联合国发布的国际人权公约，有悖于普世道义与历史潮流。我相信我的工作是正义的，中国有一天会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的人民那时会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不再恐惧。的为了我们能向那个方向前进，不愿意付出代价，而没有丝毫的遗憾。我早已知道，当一名独立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和强权对抗，朝向自由前进的每一步通常也都向监狱前进了一步。现在的我就在大步向前，真正的自由更近了。

一些人质疑刘的上诉。如果对他的案子，法律程序仅仅是装装样子，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他的上诉岂不是在暗示中国的司法体系可以进行合法的修复而非一场公开骗局吗？对这样的批评，刘的好友蒋齐生，一位物理学家，同时也是08宪章的另一执笔人为“维权网”写了一篇短文，说“我的观点是，刘想要上诉仅仅是为了留下最完整的可能的历史资料。当一位公民站出来反对强权统治时会发生什么？这里就是——每一个细节，从头至尾。”蒋认为，刘的上诉不是在支持公开骗局，而是进一步地揭露它。

其他的支持刘的人认为是11年监禁——虽然公义尽失、恶名昭彰——却还是帮助了08宪章，特别是在国外。在此之前很久，刘及他的处境就被用来和亚当•米奇尼克、瓦茨拉夫•哈维尔，和纳尔逊•曼德拉相比较。1月19日，哈维尔、图图、达赖喇嘛和其他8人公布了提名刘为2010年诺贝尔奖和平奖的声明。当中国决定不顾国际上对释放刘的呼吁，判处如此重的刑罚，并选择在圣诞节宣布判决，正如刘的支持者们看到的那样，一些外国领导人可能最终明白了中国政权的实质。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2月（她说人权一定不能影响“更大的中美关系议题”）和同月（她又说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是“对我们的文明社会的一种威胁”）两次讲话中的差别可能并不仅仅是源于刘晓波的审判——最近这次评论是在谷歌宣布中国政府在侵犯他们的服务器之后作出的。但刘的案件是否也起了作用呢？

但是，08宪章的斗争主要还是在国内，而不是国外。尽管有证据证明这一宪章的想法——支持中国宪法，尊重人权和公民权利——对能看见这一文件的中国人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政府很成功的阻止了宪章的传播。约有1万人已经签名，要不是害怕会有相应的后果，成千上万能够了解这一宪章的人也会签署，这毫无疑问。但即使是签署宪章的人达到了100万人，也少于中国人口的0.1%。中国的统治者明显对他们所蔑视的08宪章很紧张，原因显然不是来自于0.1%的威胁。而是来自于对08宪章运动某天有可能进入到，并引导中国社会广泛和深层的不满的忧心如焚。

最近，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在象腐败、官僚特权、征地、受污染食品和空气及水污染等问题上时而爆发；感谢互联网，这样的问题现在可以引起成百上千的甚至百万千万的抗议者，他们的怒吼有时可以让官僚们收敛几分。2009年5月，邓玉娇，一名刺杀了想要强奸她的醉酒官员的服务员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肯定要被判处刑罚。但上千万的网民站在她的一边在网上齐声宣讨，法庭最终认为她实施的是正当防卫，并当庭释放。直到现在，这种忽如其来的抗议还不能自发组织，形成要求政府改革的推动力。北京最害怕的是宪政推动者和大众的结合；如果这一阶层的抗议者某天有了08宪章，那么中国的统治者就真的要面对他们的噩梦了。

译者注：作者简介︰林培瑞（PerryLink），1944年出生于纽约州。1966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1969年获文学硕士，1976年获哲学博士。其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20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中文、法文、日文，为美国着名汉学家，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大河滨分校教授。

▲评论人士高路在香港《动向》杂志发表评论：《北京为刘晓波获诺贝尔奖添柴加火》
 
北京当局不顾国内外民意，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重判刘晓波十一年徒刑，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在同一天，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郭泉也被江苏高院以“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终审判处十年徒刑。一南一北两名学者均以同样罪名入狱治罪，而他们的犯罪事实，居然都是在网上发表文章，鼓吹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批判中共一党独裁专制政权。

想当年中共为了抹去反右、文革等污点，重新修法，於一九九七年将“反革命罪”从刑法中取消，表示要吸取文革教训，与国际社会接轨，不再以言治罪。然而在短短的十年多时间，中共对言论自由的钳制打击，不仅没有丝毫收敛，而且花样翻新，越来越严厉。从网络管制到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将批评政府的人士关入大狱，中共的行为与文革时有何区别？中共领导人曾经表示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以言治罪，但颠覆国家政权罪如今几乎成了反革命罪的代名词.凡不同意中共一党专制独裁，要求政治改革，民主人权的人士，只要发表有关文章，迟早都会被安上一顶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

这几年关心中国政治的人士及组织，已经多次提名不同的中国人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其中包括人权律师高智晟，民运人士王炳章、魏京生，维权人士胡佳和天安门母亲等。就在刘晓波被判重刑前不久，也有海外人士提出要以《零八宪章》为基础，推举刘晓波为明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笔者以为，诺贝尔和平奖无论由哪位中国人获得，也不论获奖者是民运人士还是维权人士，都将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巨大鼓励，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共一党专制政权说不的有力声音。这些年中国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的名字不断出现在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名单中，已经为诺贝尔和平奖未来颁授给中国人打下了基础.目前缺的是火候，而北京政府将刘晓波打入大牢，正好为此添了一把火。

刘晓波长期生活在国内，他发表的所谓煽动颠覆政府罪的文章，也不是这一两年的事，中共一直将他视为眼中钉，但又不敢贸然得罪天下舆论，毕竟他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最终迫使中共痛下杀手的是他牵头起草的《零八宪章》。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国内外各界人士已达一万多名，考虑到中共的高压手段和克格勃行径，敢於在《零八宪章》上签字的人数，绝对大大少於内心认同要求政治改革的人数。正是基於此，中共才视《零八宪章》为政权的严重威胁，必欲重判刘晓波以防未然。然而也正是这样，才显出《零八宪章》广泛反映了中国人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及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潮流。虽然不少民运民权维权人士并不认同《零八宪章》的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甚至根本不认同《零八宪章》向中共和平请愿的做法，但中共对《零八宪章》的恐惧及对签名人的打压，恰恰表明即使如《零八宪章》这样温和的民主诉求也不能为专制政权所容忍。面对如此顽固不化的一党专制政权，所有的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团聚起来，弃小嫌图大事，合力推举以刘晓波为代表的《零八宪章》为明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借中共这把火，将民主自由人权的乾柴在中国大地上燃旺，也借此机会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人要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呼求。

▲评论人士杨力宇在香港《争鸣》杂志发表评论：学人典范与御用文人——刘晓波与房宁

从一九四九年建政以至今日，中共推动无数政治运动，迫害中国人民及知识分子，而以“反右”及“文革”最为残酷、惨烈。不知多少学人、教授、专家、作家、艺术家死於非命或终身残癈.他们其实是深具良知的知识分子，只是批评中共或要求政改及民主化，被中共打成“黑帮”、“反革命”，予以斗争。

从开始推动改革开放以至今日，中共又迫害、斗争无数要求民主化的知识分子及维权人士，而以刘晓波为最佳代表，他也是中国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之典范，可与海外的余英时、丘宏达、严家祺等学人相互映辉.在中共的斗争及追捕下，无数理想主义学人、作家（如刘宾雁）被迫流亡海外，客死异乡.

然而，中国也出现甚多毫无良知的御用文人，最明显的代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房宁（在六四镇压前，严家祺曾任该所所长）。

手无寸铁颠覆国家

二○○八年中，中国中文独立笔会前任会长、着名作家刘晓波与其他各方人士发表《零八宪章》，要求中共推动政改、宪改，遵守宪法及各种法律的规定，并呼籲改变现行政治制度，以确保民主、自由及基本人权，立即获得海内外的热烈回应，数千学者、教授、作家及其他人士（包括笔者）签名响应。

上述要求均是温和、理性的主张，并非偏激的理念，签署者也无意推翻中共政权。中国政府本应遵守中共自己所制定的宪法及法律，保障现行宪法中所列举的基本自由与人权。

然而，中共却不能尊重、容忍如此温和理性的合法主张，迅速逮捕刘晓波。对温和理性、一介书生、手无寸铁的刘晓波，最近北京竟以“颠覆国家”罪判以十一年徒刑，海内外震惊.

其实，根据中国宪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有权提出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只要不以暴力或革命的手段来推动。以言论及政治主张入罪，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很少出现这样严重的违法事件。

温和理性反对暴力

二○○七年夏，笔者应邀访问北京，与北大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学者展开学术交流。在京期间，笔者邀请刘晓波及前人大教授、“天安门母亲”负责人丁子霖与其夫蒋培坤来旅邸餐叙。在中共公安的监控下，他们欣然接受我的邀请。我们畅谈中共对自由与民主的压制。刘晓波要求笔者担任他所主编的网路刊物《民主中国》的顾问，我立即欣然同意。从谈话中，笔者发现刘晓波其实是一位非常理性、温和的学者，反对暴力，只要求政改及民主化。去年四月笔者与丁子霖教授及刘妻刘霞在电话中长谈，始悉刘霞多次要求探望刘晓波，但中共当局百般刁难，只批准两次探监，而所带去的书刊均被没收，并未发还。刘霞告知笔者，刘晓波是被关在一间黑牢房，甚至没有散步、运动及阅读的自由，其严苛令人痛心，律师也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刘晓波明显消瘦，鬍鬚及头发非常杂乱，面容憔悴，但未屈服。他未触犯任何法律，中共对刘却控以颠覆国家罪，但从刘所发表的文章及谈话即可看出，他根本无意推翻中共政权，只要求民主改革。刘晓波被判刑后，海内外的反应非常强烈。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为争取自由、民主曾系狱多年）更对北京予以强烈的批判，且有意提名刘晓波争取二○一○年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曾获此奖）。

御用文人房宁

与争取民主改革的刘晓波相反，社科院政研所副所长房宁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为一典型的御用文人。最近中共官方刊物《暸望新闻》以《民主的中国经验》为题，刊出对房宁的访谈。房宁指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认同“天赋人权”的理念，他并批判西方的民主体制，同时提出“协商民主”之说.他强调，协商民主是最适合中国现阶段的民主形式。

房宁甚至指出，“党军”（人民解放军）就是国军，中共已完成了军队国家化。其实，中共党国不分，党政不分，党军不分，党控制、指挥军及政府，实施党、政、军一元化，坚拒多党民主、三权分立、党政分离.“协商民主”根本不是民主，而是黑箱作业，由党内少数高层人士决定一切。江泽民及胡锦涛均非民主选举所产生的领袖，而是由邓小平个人所钦定的。房宁不断为中共镇压民主辩护，涂脂抹粉，睁眼瞎说，把“协商”、“钦定”说成民主，把党军说成国军，实为御用文人之典型。

胡耀邦壮志未酬

八十年代中，笔者访问北京，曾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长谈。他向笔者指出：

一、坚持只推动经改但抗拒政改是错误的；政经改革同步进行才是正确的道路。

二、反对“四项坚持”的说法，甚至对一党专政，胡似乎也有不同的看法。

三、对学生反对贪腐及要求政改，胡耀邦显然充满同情心，反对镇压。

四、强烈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反精神污染”这两项政治运动。

胡耀邦对中国人民、知识分子充满同情心，他具有无比的信心，非常希望同时推动经改与政改，改造共产党，使之放弃一党专政，并领导中国逐步走上民主、富强、统一之途。对中共迫害知识分子，他非常痛心。

自一九八五年起，胡的处境日益艰难，由邓立群领导的倒胡运动已非常明显，但胡坚信邓小平仍然支持他。他对左派所推动的多项运动显然是坚决反对的。胡耀邦与笔者谈话后不久，倒胡运动即越演越烈，至一九八七年初，胡被迫下台，两年后（一九八九年）胡病逝，诚然是“壮志未酬身先死”。中国失去了一位充满人性、理想及同情心的领袖。

民主洪流浩浩荡荡

胡耀邦与赵紫阳逝世后，中国即未再出现类似胡、赵等力主民主改革的领袖，但却出现甚多像刘晓波这样的民主斗士。孙中山先生曾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倡，逆之者亡”。全球民主化的洪流已势不可挡，推翻了前苏联及所有东欧的共产政权──中共逮捕一个刘晓波，但仍有无数民主及维权人士继续反抗中共的一党专政──中共不可能一党永远执政。

▲评论人士黄永森在香港《北京之春》杂志发表评论：《刘晓波案与中国政治进退——“零八宪章派”与执政当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零八宪章》于2008岁末始成与联署后，刘晓波被旋即关押一年有余至今，于2009年12月23日经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审理，并与25日作出一审判决。

从“一审判决书”所列所谓“罪行事实”（6篇文章与《零八宪章》中的“只言片字”）及其重判11年的“法律根据”言，既明显违宪，又抵触中国政府早已签署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再一次倒退到“因言治罪，践踏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时代。由此重开“恶法恶例”，国内外舆论对此强烈谴责，应该说既在预料之中；又在国人期待宪政改革行法治民主政治的预料之外。

与时俱进还是政治倒退

说其在预料之中，是与大陆这一年多来呈献的种种迹象相关联：随着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凸显的国家/社会问题与深层矛盾冲突在加剧；惩罚“贪官污吏”与“打黑除恶”固然颇得民心，但同时也加剧了权力冲突与体制痼疾性危机；一年多来在当局加强“治民”整肃舆论（特别是网络）的同时，在诸多地区与藏疆等民族区域，事态频发而险象丛生。所以，刘晓波案实是“防民于口胜于防川”的一个政治刑案的典型案例。刘晓波曾经被当局判为“六四黑手”，20多年来，一直置个人艰难处境于不顾，历经数次关押，常年监控，而敢于坚持执言抗争，公开批评政府的，矢志执着追求自由民主信念的人。所以，这次遭遇当局重判，也可以说是在预料之中！

但是，这一次的审判与判决，仅就法律事实与判决根据言，却是一起明显荒诞与于法于理不合的“政治迫害”类判决！尤在所谓“60/30大庆”之后，获得经济改革成就与一定程度社会转型之今日，并声称要依法治国的当下，而再生此“以言治罪”之恶例，真正是匪夷所思，令国人汗颜，令政府失信于天下。

异议的表达：当代宪政法治的底线

其实大凡关注时事，阅读过刘晓波大量时论文章的人而又熟略网络时论情势者皆知，刘晓波虽时有批判时政尖锐之辞/篇，若统而观之，则当属比较温和理性之说。就其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论，也是极为温和的“政治改革（理想型）纲要”，并为大陆与全球众多有志于中国进步的理性的名人志士所认同（仅以大陆联署人303位与迄今签署人已逾万人以上可视之）。若论政治变革类主张与纲要，网络时代实不计其数，乃30年变革与时事变迁之大势所趋，时代潮流所致。芸芸学子众生所欲所为，彰显出中国数代人的赤诚与矢志执着追求国家宪政民主法治制度实践所在。

故倘若刘晓波案“罪成”，将再次令当今华夏赤子寒心，足令普天之下不齿！再若大陆政府执法系统据此论案，不知又要有多少人面临身陷牢狱之灾的政治恐惧之下？此有违当局改革与法治建国之宗旨，实令世人有时光倒流，重回“文革时代”，再度迫害“民主墻”志士之感。这究竟是标示出“政治文明进步”还是“逆流”？若道尽其实质：实在是大陆中国政治与法治关系倒错所致！有法而不知其法意公理何在？有宪法而不行宪政，更不知当今世界宪政法理制度实践为何物！

由此论之，面对刘晓波案，无论刘晓波本人和“零八宪章派”；还是大陆司法/立法系统与中国最高当权者们，首要思考的课题（也是30年变革所未达之难题）在：当今之中国，需要彰显与标立之法律与宪政法理制度实践究竟何在？当代法治之本与法的精神何在？中国百年乃至千年之弊，实为政治权力体制/政治极权文化宰制之弊；中共当局试图再造“政治寒蝉效应”现象，实与中共专制极权宰制互为表里。若不能从宪法权利保障这一根本处解决/或曰“法与政治权力关系”的“彻底了断”，那么，中国政治之文明昌盛，可谓遥遥无期。其结果国家政治与社会冲突情势将愈行尖锐与严峻。

为此，中国朝野（无论当权者还是反对者）首当思考如何能在当代法治域（层面或境界中），厉行宪法权利保障与追求，以获得对传统政治（观念意识与政治情态）的超越，尝试在法的政治自由与法治化的国家政治经济游戏规则上进行“法的较量”与有制度建构意义的建树。籍此对3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国家法治状况，进行全面彻底地反思审视与评判。

“宪章派”应坚定地追求“宪法权利”保障与《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

被告刘晓波绝不轻言放弃，自不待言要穷尽所有法律救济的可能；当然还有要求当局保证司法程序的正当公正展开，以及最终要在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方面获得“释宪确认”与宪政法理充分阐扬的效果。为此，“宪章派”可籍此尝试实现宪政法治实践意旨的初衷。而执政当局与整个法治系统也将面临一次真正的“法的审视”：究竟是要法治文明，还是继续政治专制残暴。

另一方面，倘若国人依然限于“常识之误”，这场官司，晓波绝无胜算，等待着他的只能是“牢狱之灾的苦难”！然30年华夏巨变，变革的时事情势皆已不容，如此“因言获罪”的冤案再度发生；更何况刘晓波（天下名士）皆如此，那么大陆亿万民众中，又要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

因是之故，由于中国政治人治之传统的根深蒂固，加之马列毛之人治专政说的长期影响；缺乏政治自由与民权之法治根基（理念知识与制度实践传统）。所以，国人对始自欧美的近现代宪政民主法治的精髓：真正民本民权公民政治自由平等法理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权力体系建构与实施，多是视得其表而未知其详实。故有宪法、宪章而终不得其宪政民主法治之要。反之，当代宪政法理昭示人们要“认真对待宪法权利”，并为之不懈的努力争取与齐心协力来维护，由此方能彰显宪政法治的真功效，于民于国，皆为极善之举。从这层意义言，刘晓波案涉及的根本问题，乃是国家政治生活究竟是继续遭受权力意志的淫威，还是要由法治来规约？公民政治自由与权利平等是否真正受到宪法与法律保障？政治理念主张不同/政见歧义与反对派的监督等，究竟是中国挥之不去的“禁忌与政治罩门”，还是要由我们共同力争成为国家政治民主生活的常态？

换言之，民本民权，公民政治自由平等权利之基，倘若不能稳固与彰显，安能有效治国治官治政而行久远之治？当然，中国央央大国处于历史传统与近现代之特殊境遇，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以党领政”作为一定时期的过渡形态，某种意义上，有其存在的某种必然性。但百年不改，执政党若图国家长治久安，当谋“政改与还政于民”之决断。

励行法治根治中国政治体制痼疾

为此，励行宪政民主法治实为不二法门。而若行宪政民主法治者，不能容忍政治歧义者/政治反对派——实也匪夷所思；尤其是宪法保障的公民和平自由表达政治主张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是普天之下千古不易之理，也“昭昭然”明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而所谓党的领导，不言而喻是在宪法与法治之下的执政，其统治的合法性最终仍然要留待人民的真正选择。

中国政治体制之痼疾在“权大于法”和绝对权力不受制衡，既为中共统治的历史所验证，也为当前执政党政纲所试图扬弃。由此而论，刘晓波案“以言治罪”实是改革30年后的一股危险的逆流，与胡温“新政”及其国人普遍地期待相逆，更与新世纪大国崛起和实现台海两岸整合之大势不相合。

其实若依中国历史/社会之积习与当下政治情势言，绝大多数民众和政治变革的主张者们都是在扬弃了暴力革命意识，主张和平变革与转型的政治诉求下提出政治理念主张与纲领的。刘晓波与《零八宪章》派的行为与意旨恰恰是最好的明证。

对《零八宪章》派与中共当局的双重挑战

刘晓波案既是当局/司法系统对《零八宪章》派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中共执政者当局自己的一大挑战：若真要致力于中国宪政民主与文明政治变革者，有作为有魄力的应对与处置：当在因势利导，深为筹谋；若从法与制度建构层面言，当籍此类案件，改弦更张，作出明快的正确决断与宪政法治之制度法理根基的建构！纵观世界宪政法治史，以宪法性案例创制，彰明当代制度法理者，不乏其例。中国能否有真创造力，端视当局与国人是否有真知卓见而又有创造性实践行动之魄力。

大陆最高法院与立法机关，若能依当代宪政法理诠释并弘扬宪法精神，消弭此类政治案例的历史痼疾。彰显当代宪政法治之“新政”！那么，中国当下之政治体制——宪政难题，终有可转圆与平和改造之可能。

当代宪政民主法治之“新政”，实为民之所欲，世之所趋。凝结着中国始自洋务运动以来，百年宪政实践追求的“血的经验与教训”；而若要成其事，功必在朝野合力，矢志不移的追求——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创新。相形之下，所谓“中国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的意识与说辞何其浅陋？虽刘晓波及其宪章派之《零八宪章》尚非上陈完美之作！然毕竟是国人自己有益的构思创意与追求。执政当局者，惟深明事理，顺应大势，因势利导，促其升华，方为至善之举！

由此，首在保障言论自由，尤其是“政治主张的和平表达”，以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绝不“因言治罪”之政治昌明与真正和谐的国家政治生活境界。从而寻找到一条迈向中国政治和解、协商而合作发展的正确道路，以化解长期政治体制之弊端与冲突难题，从而走出朝野诸多政治主张对立的困境，迈向和平宪政转型与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建构，这真正是机遇难求的选择！

30年改革开放大势似已不可逆，端视中共当局是否能够和如何寻求到政治体制瓶颈的突破口。刘晓波案及《零八宪章》的挑战，可能就是又一个极富宪政意义的政治标杆：这将是一起真正的民意测度，人心向背与国脉所系之政治案例所在。也极可能是对胡温“新政”的最大考验，成为中国宪政与政治变革的一个转折点！何去何从，国人都拭目以待！

（2009/12/29草，2010/1/5修订）

▲专栏作家孙嘉业在《明报》发表评论：《鼓励讲真话 先善待刘晓波》

中国政府网昨天全文刊出了总理温家宝在去年11月13日在中南海与部分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员座谈的一篇讲话的全文，虽然是两个多月前的讲话，但讲话中的一些内容，对於内地的现实有极强针对性，亟宜立此存照。

温家宝吁包容不同意见

温家宝在讲话中引述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的陈寅恪先生所说，学术研究的精髓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他特别指出，「当前，关键是要营造一种包容和宽松的环境，使人们能够独立思考，敢讲真话。有些真话，虽然领导不爱听，但确有价值，因为它包含着真理。领导者应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去除思维定势，包容不同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春秋时代，齐威王为听真话，曾颁布命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於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结果齐国大治。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尚能如此，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做得更好。」

温总这段话讲得何其振奋人心！可惜，对照现实，人们却发现在刘晓波一案中，温总的这一番话恰恰落了空。刘晓波起草《零八宪章》不过「上书之谏」，网上撰文也不过「谤讥於市朝」，但他非但未能受赏，却要受牢狱之灾，岂不令人扼腕叹息。

政府顾问应做的公民不准做

温总又说﹕「在一个快速发展、剧烈变动的社会里，尤其需要潜心研究、冷静思考的人。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人时常思考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长远问题、战略问题。」刘晓波不正是这样的人吗？温总还说，政府经常上网公开徵求意见，其目的就是要直接听取广大群众的批评和建议，集中民智，把政府工作做得更好。刘晓波不正是在网上向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吗？难道温总鼓励政府智囊顾问应做的事，竟不允许普通公民做吗？

▲民主人士格丘山在《北京之春》发表评论：《中共在为中国民主准备领袖——评刘晓波被判重刑》

刘晓波被中共司法工具判刑11年，消息传来，世界民主国家和大部分华人感到震撼：这个世界怎么了？21世纪的政治竟然要向言论治罪退化？其实偶然之中必存必然，中共走上这条路，总有蛛丝马迹可寻。恐怕大部分人都会同意，这个行动透出了强烈的胡锦涛个人色彩。

（一）胡锦涛的出身和崛起

胡锦涛诞生于40年代初期，并非正统的红色家庭出身，而是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背叛自己剥削家庭走向革命领导高层队伍中的姣姣者。有趣的是号称工农当家做主的中国红色政权，它的最高领导层永远是由红色八旗子弟和背叛剥削家庭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组成。而且后者的比例和能量决不亚于前者，短缺的惟是工农分子。

名称本身就隐含着歧视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中共政权如日中天的50，60年代，受社会欺凌，尝人间艰辛最深的一代人。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以痛斥谩骂父母兄妹为代价，乞讨共产党的宽恕。由中产生的冤魂屈鬼，足以感中华天地，泣洋人鬼神。可惜中国的史家从来只对收集名人望族的遗闻轶事有兴趣，中国的含泪文人只对编排跟随主流政治的应时故事和爱情故事有兴趣，而这些中国人用血泪写成的史实，会一如中国民族近百年来所受的其它折磨和苦难，慢慢沉入中国的历史汪洋，被人们永远忘却。

就在当年这些被侮辱被伤害最深的出身不好的子女中，默默地出来一支异军，以死中求生的惨烈，向政治战场反扑：他们以忠实到连党也不能不感动的听话；以小心到周围无人可以挑剔的道德；同时极左到使正统的共产党人都望之却步的强硬立场出现在50到60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园中，在当时频频不断的政治运动反右、四清、反修、反右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中，以无情的上纲上线，捕风捉影甚至捏造事实等等手段，风靡校园，将周围的同学和老师一个个打成反革命、反党、右派、思想反动分子……，以这些汗马功劳，慢慢盘踞到大学的重要职位上。

如果说这些人50、60年代主要分布在大学的系，处级政治干部位置上，那么80年代他们已经漫布到北京各大院校的院级，各部的司局级的队伍中去了。其中尤以清华大学锋芒最健，清华的校友几乎遍布各部局的重要位置上，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蜘蛛网。我离京赴美前夕，与这些人和“太子公主党”有过接触。当时我已深信不疑，10多年后，等上一代的政治老人从政薹上消声匿迹的时候，中国的政权将为“太子公主党”和这些人操纵。那时我想，如果中国的前途没有另外一种选择的话，我宁愿默祝“太子公主党”当政。因为“太子公主党”固然骄奢淫逸，但是人性未丧，时常露出一种哥们的江湖意气。而这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的异类，有着一种深藏不露，韬光养晦，不知是敌是友的神秘。

这种从容颜上透露的深藏不露和忍辱负重，在胡锦涛初登书记宝座的时候，想必已经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只有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候后，我们才发现书记脸上的一国之主的霸气终于将当年小媳妇熬婆的坚韧不拔的悲壮之色压了下去。

但是不管怎么深藏，我们仍旧能从当年胡锦涛容貌中发现他祖宗遗留给他的痕迹：那不但是工农兵不具有的，而且也是共产党开国时那些敢于亡命的天下枭雄所没有的，而是一种读书人的温文尔雅。正是这种温文尔雅和他的出身也曾经使我想入非非，心怀侥幸，是不是这个人在社会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生存而迫，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在他的心的最深处也许燃烧的还是那种对一个个和他命运一样的，所谓剥削阶级和反革命子女被逼得走投无路家破人亡的同情、愤懑和反抗。但是等到胡锦涛爬到贵为天下第一人，可以不要再伪装的时候，不但没有露出戈尔巴乔夫的一点迹象，而且是以毛泽东的阴魂一一还原的时候，我终于发现，那个希望的乌托邦只是我的一相情愿而已。至于胡锦涛本人到底是在从政治辅导员起步的时候，就已经将自己的阶级本性和人性完全杀死，还是他是在今后漫长危险的走钢丝式的仕途跋涉中，慢慢忘记了人性和他的祖宗，还是他到了高位时，被那极度的荣华富贵和君主至高的荣光炫得目瞪口呆，使他无可自主地去选择死守这个红色江山，那就只能待考，或者永远只有他本人知道了。

有趣的是中国近代的两个君主最深重的罪孽都是叛变了本人的祖宗：出身农民的毛泽东，靠的是农民为他打的江山，成为皇帝后制定的却是对农民最不公平最苛刻的政策；而步他后尘的出身于官僚和知识分子的胡锦涛，走的却是对他的祖宗充满蔑视和仇恨的毛泽东政治。

（二）胡锦涛的政治辅导员时代

作为胡锦涛的同时代人，我可能更容易理解和熟悉胡锦涛政治思想的形成。在我们念书的那个时代，唯一的正道就是读毛泽东著作，“两报一刊”的社论。一到傍晚，宿舍的走廊里，到处布满三三俩俩的找组织谈心，要求进步，汇报思想，和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的人。而这些担任党团干部的学生和政治辅导员的全部工作就是监视其他同学，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些人一天到晚忙于开会，和找人谈话。他们通常没有多少时间学习和阅读中外古今书籍，而且除了毛泽东著作和“两报一刊”的社论，他们也不屑或者不敢去读那些充满封资修情调的书本。所以这就注定了将来，也就是今天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腹中空空。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今天从胡锦涛的报告和文章中除了干瘪的党八股以外，感觉不到一点个人感情和文彩的历史原因。但是如果以此认为写这些干瘪文章的人是个笨蛋，那就大错了。只不过他的聪颖没有用于怎样引起读者的共鸣，更没有用于显示自己上通天文，下达地理的学识渊博，而是用于一种将自己的真正意图化解在标准的党八股口号中的政治谋略，使你难以适从和消化而已。譬如说，如果党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不同的见解，他决不会直截了当地说：同志们，我党的命运正面临严峻的考验；INSTEAD，他会说，同志们，我们党是一个空前伟大空前团结的党，我们党的大团结万岁。

经过1957年的反右之后，高校里的非党团老师和学生早已为共产党的狠毒吓得魂飞魄散，哪个还有狗胆，去给共产党提意见，更不用说反对共产党了。那么从 57年到文革前这段共和国空前黑暗的时期里，这些高校的辅导员和党团干部是怎么来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捉反革命和反动学生的呢？他们将嗅觉伸到了每一个他们看不贯的微小行为、事情上和角落里。譬如他们自己不看书，他们最恨的就是看书的人，在他们眼里爱看外国小说的人肯定向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爱看哲学书的人肯定会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着敌对的心态；同时如果有几个从不向组织汇报思想成天混在一起，嘀嘀咕咕，很可能就是反党小集团；那些成天闷声不响拼命学外语的人，很可能同时在策划偷越国境，投奔苏修；那些成天捧着半导体收音机，离组织远远的人，肯定成天在偷听敌台，如果这个人写日记，那么他的日记中肯定能找到对党不满的话语和牢骚……等等。每一个只要他们控制不到的人类活动、爱好、交际、信仰、宗教都会被他们化成通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通道。

中国人说5岁看老，可能太夸张，但是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在年轻时形成的思想，会很强烈的影响他的终生，那就绝对不是夸张了。我们这里不吝篇章的述说胡锦涛年轻时的工作环境，就是想通过胡锦涛年轻时的行为，去理解胡锦涛成为国家领袖后的施政风格。在读到上面的描述后，有谁还会对今天胡锦涛政权在网络上的行为感到奇怪呢？相比于胡锦涛年轻时的工作环境，网络工作员，网络长城，网络检查等等只不过是胡锦涛小试牛刀而已。

（三）刘晓波的因言治罪

经过这样连编累牍的对胡锦涛的介绍，我们再来理解举世震惊的刘晓波的因言治罪就不会太困难了。虽然对今天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对中国的民运人士，对于21世纪的大部分世界人民，甚至对于今天的中国普通人民，这确实是一个荒唐的中国童话。因为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说，刘晓波的《零八宪章》都是一个充满改良色彩的温和提议。何况这个提议并未秘密散发，而是直接送给共产党的中央机构。只要掌握着军权、政权、宣传手段的中共不认可，不要说执行，就是想要让大部分国人知道有这个宪章都不可能，完全是废纸一张。所以中共以颠覆国家罪来拘禁刘晓波，这对于世界各国的领袖、政治家、和人民来说简直是莫明其妙的天方夜谭。

但是对于本文读者，恐怕就不会感到荒谬了，因为相比于胡锦涛担任政治辅导员时的中国学生，听收音机就有特嫌，学外语就想叛国，不骂地主反革命父母就是要反党……，仅仅将公然提出篡改宪法的刘晓波在监狱关几年简直是太仁慈了，现在的中国简直是太自由，太民主了。

可以这么说，胡锦涛等待这一天已经好久了，就像他在他的仕途上那样耐心，坚韧。当其他的国家和人们在议论中国主要的问题就是穷，只要富起来，中国自然就会出现民主时，他一直沉默着，在等待。只有等到现在，他认为中国已经真正成为经济上举足轻重大国的时候，他才不动声色地将刘晓波监禁起来，给那些侈谈中国民主的人士一记清脆的耳光，让他们知道中国的真正主人是谁。至于胡锦涛还有多少不动声色在等待时机成熟？胡锦涛还要向前走多远？他是不是要像他在仕途上从政治辅导员走到书记那样脚踏实地，耐心，不畏艰辛，能屈能伸的，不动声色地走下去，随着中国实力一步步增强，最后将他年轻时的校园环境慢慢全部移植和放大到全中国去呢？对于永远不动声色的胡锦涛来说，只有他本人知道。

（四）时代变化和启示

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胡锦涛处心积虑的这些政治复辟活动，胡锦涛能够在这条复辟的道路上走多远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讲二个啼哭的小故事。这俩个流泪人的地位完全不同，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一个是被社会几乎压扁的社会渣滓。

大人物的啼哭，就是周恩来在听到林彪死去时的嚎啕大哭，史料是这样记载的：“……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墻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

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明白，你不明白！”

小人物的啼哭就是我，一个摘帽反动学生回家探亲，在上海北站看到几个警察拖住一个手被铐住、满面是汗的中年人向前走，他的头后仰着，嘴张大着，一个外貌端庄的女子正不顾一切的将一瓶汽水向他嘴里倒。看到这个情景，我的喉头突然感到辛酸，热泪不可自禁地从眼睛中流了出来。

其实我们是为了同一件事而哭泣，只不过从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立场而已。精明无比的周恩来是在哭落花流水去也，共产党的民心到此完了；我在哭经过一个漫长残忍的冬天，人们的真情回来了。

这个世界其实本来就没有一个先知，而所谓的今天觉醒者也是在一个个无情的事实面前慢慢醒悟过来的。如果没有亲身痛苦的经历，人们怎么可能明白，对于一个被共产党打成反革命、反党、反动的人来说，最深的伤口不是共产党的处罚，不是共产党的劳改，不是共产党的欺骗，而是为它摇旗呐喊的人民刺向你伤口的箭。在那个时候，一旦你被共产党定为罪人，你立即就变成了全社会讨厌和一条可以任意侮辱，不准自卫的狗，那种来自你的最亲的朋友，亲人，同学对你鄙视的目光，和像躲避瘟疫一样对你的远离，才真正使你万念俱灰。从50年代到70年代林彪死的这些极其黑暗的年代中被共产党定罪的人，真正尝尽了地狱炼拷的苦痛，那种苦痛来自社会对你的抛弃，你孤立无援到差不多所有的亲人，朋友，同学和所有不认识你的人，都将你当作魔鬼。

尽管共产党在反右中做了令人发指的欺骗，尽管每一次运动中共产党的残忍使人人自危，但是对于当时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共产党仍旧是神，掌握着真理的至高点，人们无条件相信，服从和执行它的结论。直到林彪死去，毛泽东神话结束，中国人又化了10多年的时间才走出这个对党愚忠和迷信的死圈。

当共产党由于多行不义，自己从神薹上跌了下来，终于失去了人心的时候，它的张牙舞爪，它的专横跋扈就不那么可怕了。这是现在我要对胡锦涛说的话：今天的中国与40年前，你作为一个政治辅导员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地迫害年轻学生的时候相比，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别：那个时候你们要整谁，只要一声呼唤，甚至一声暗示，自己完全可以不要出面，那些崇拜党的人，要求进步的人，为了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的人，甚至被整者的亲人朋友妻子孩子老师学生，都会像狼一样拥了上来，咬，踢，将被整者的肉体、心灵和骨头都啃得干干净净。可是今天无奈落花流水去也，那个时代已经不可能回来了。你们只能偷偷模模地在警察森严的围堵下亲自去做迫害的勾当。

这个实质的区别造成了结果完全的不同，如果将一个人关起来，不但杀鸡吓不了猴子，还会引起了世界一片抗议，这个杀鸡是为了什么呢？

说到这里，应该给胡锦涛几条启示了：启示一：胡锦涛虽现在贵为一国之尊，但是其荣光威望实在不抵当年为区区学校辅导员的时候了，那时必有几个忠心耿耿对党崇拜的青年学生。现在要说老百姓全都在背后骂共产党，恐怕有些过份，但是说那种深藏不露，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之术已为百姓学了去，此等刁民一旦时机成熟，从百分之一百拥护转变成百分之一百反对恐怕需时仅几秒耳，——想必很多人不会认为这是故作耸闻；启示二：以今天世界普遍对民主之认可和颂扬，刘晓波以要求民主而受囹圉之灾，已经非常精确地落入诺贝尔和平奖搜寻范围。如果明年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论功行赏，恐怕胡锦涛应居功首；启示三：且勿论共产制度之好恶，仅从日月之圆缺视，恐怕没有一个制度可以永寿；何况现在中国贫富天地之差，民怨沸扬，问题堆积如山，此时此刻将一个不能引起民愤的已为世界媒体嘱目的大儒放入监狱，恐非明智之举。查世界名人之历史，无论甘地、曼德拉还是霍梅尼等，都是由监狱直登国家领袖宝座的。如果中国也重蹈覆辙，胡锦涛又立奇功一桩。

（五）对未来的疑虑

作为一个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共产制度会灭亡。但是对中国共产制度灭亡后，中国会不会平稳的过渡到民主制度，我却有着不祥的疑虑。我的感觉是中国的思想界，民运界和人民好像都没有READY和成熟到能够接受和运作一个民主制度。

中国思想界对民主的认识似乎还没有超过共产党在延安时用民主作为武器打压国民党政府的理论水平。历史证明，得到政权后的共产党立即就将自己在延安高喊的民主扔到九霄云外，人们有非常多的理由担心这个轮回会在共产党灭亡后的中国重演。

中国大部分民运的人都是从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他们虽然无可置疑地看到了共产党政权的腐败和没落，但是其思想方法，语言都不可自主地保留了很多共产党的痕迹。甚至他们内部出现的问题，也与共产党的现存问题性质相仿，如果在权力放大后，恐怕与现中国共产党的恶行几乎没有区别。另外中国的民众虽然对共产党制度有着种种不满，但是这种不满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可和接受民主制度。中国的民众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几十年，受共产党身传言教，几乎已经不知何为道德，何为信仰，中国共产党现在正在自食自己栽下的恶果。但是等到共产党灭亡后，这个道德沦丧的恶果就会指向新的政权。

人们现在只将眼睛盯住了共产党的灭亡，没有时间去担心后面的事情。我感到不管是谁，将来去承担共产党灭亡后的担子都会极其沉重。所以刘晓波能够背上中国这个苦难的十字架，其勇气和风节都令人敬佩。但前程坎坷多风险，如能借在监狱的机会将这些问题好好想一想，并非坏事。人在顺境中，尤其在得意的时候，是无法进入澄明清澈的境界的，而苦难却常常给人带来智慧。对于静思默想，恐怕没有比监狱更理想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晓波也许应该感谢和珍惜胡锦涛给他的这个机会。

▲著名学者余世存发表评论：《崔卫平的电话访问》

电话访问是一个很市场化的行为。随着都市化的深入，这种行为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了。一接到旅游、保险一类的电话，平时温驯的我就马上变得凶巴巴地，好像本能地给自己穿上了铠甲，去防护去战斗。当然，越来越离群索居的我天然地属于自闭症患者、抑郁症患者、社交恐惧症患者，在云南隐居两年后回到首善之区，我发现自己既不属于这个都市，也不属于日新月异的时事。终于有一天，我跟几个朋友吃饭，我主动说起我对现代交往的恐惧，我说曾有一段时间，一听见电话铃、手机声响起，我就心惊肉跳……我因此希望人们能编写一个手机礼仪软件，我自己还制定了手机礼仪的若干内容……这一说不要紧，在座的朋友纷纷揭发自己的亚健康或忧郁，原来大家都是病人。有人在家里不能出门，超过了预期，早上起来牙就肿了；有人被关在家里一周，压抑得直想皈依信个什么教；有人则像上了马达的机器，不敢让自己停下来……我说，狂躁也是抑郁或病人的一种表现，大家哄然。我说，这个加速变态的市场化如此罪恶，很少人能不被裹挟其中，只不过看大家承不承认而已，就连胡哥等精英要人，也一脸浮肿，怎么能把少数个人的感觉以及个人对整体的幻想当作真实呢？

因此要在这个时代寻求真正精神性的创造是难的。因为大家都被自己的病纠缠得狼狈不堪，对国内外政客们的活动、新出炉的图书影视、以及人道灾难，做一些评点，多半勉为其难、麻木或敷衍了事。我们好在人多，虽然有人沉下去了，但总会有新人冒出来。这样一个空前市场化或传媒化的社会，大家经常互相传播：梁文道不错，陈冠中的报告小说写出了大陆人的感觉，韩寒成长起来了，……但真正的精神创造一般是不属于这样近于流言的口耳相传的，真正的精神创造多半是个人性地接受，由心灵击中了心灵，或说如左手触碰了右手，新鲜、激烈又温情。

当朋友在圣诞后两天告诉我崔卫平做了电话访问的时候，我们一下子沉默下来。崔卫平电话采访了若干她的知识界同行，询问他们对圣诞日的北京审判的看法。对判刑的罪犯或判刑事件说说话。一句话而已。其实大家说的话无甚高论，不过是申述自己的认知和立场。有人说，只有崔卫平适合做这一角色。这让我想起，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传播的时候，一个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曾嫉羡地说，只有李慎之有那个位势来写那篇文章。这当然说得通，但重要的是，是李慎之、崔卫平等人站了出来。因此，他们击中了我们的精神。

10多天后，我看到了崔卫平采访120多位知识分子的内容。我现在很爱用产品一词，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精神产品。虽然有人对浮在面上的文化人的评价不高，就像我一看到堵车，除了骂有关部门外就是想到我的类人孩们还不会走路；听到争得热烈讨论得动情的话题，除了骂言论管制外就是想到我的类人孩们还不会说话，但我们只有通过多走多说才能把类似走路权、说话权一类的公民权利享用充分。也许正因为文化人平时表达得不够，才有这样的一个电话访问来检验我们当代国民的立场和认知。

我看到的受访者们多在采访时突然回到了常识，甚至回到了情感，这就是我所说的国人多有幽忧之疾了。这个时代，大家都在想上天入地，原来常识问题还没搞定。用鲁迅当年非议先天不足的西化派的话，我们还在萌芽呢，人家已经收获了。我当年非议罗尔斯，以为他的正义说陈义过高，同情才是我们社会最大的正义时；有人以为我要挑战政治学，只有少数人理解我挑战的不是政治学，而是人们的生存状态。因为从那时到现在，这种正义都没有了，人生的深刻或研究的高深或理性探索的成就似乎只是屠龙术而已，只是扯蛋。比如网民列入的那种官员学者话语，比如孙东东郭跳跳王羡鬼余含泪，我看了那种冷漠凶残总是全身凉透。在“中国农民工为何以死抗争”的研究中，学者们说，“农民工的行为可视为既定条件下经成本与收益权衡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当行为人认为悲惨境遇不可改变、自杀效用高于生存效用时，就会选择自杀。”这样断章取义当然不对，但一个走投无路者自杀是出于理性选择吗？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果用他老人家的激愤语，用当代的事实来骂他，真是彼何人哉？

认识问题在踏入社会之前，在学生时代就应该完成的任务；立场问题则依据各人赖以生存的秩序或体制而各有不同，但在我们社会里却应以正义为价值的标杆。假如一个成年人在认识上很傻很天真，政府、传媒、以及社会话事人等等组成的法律、道德和社会救济网络应该把这个人送回到他应该呆的位置；假如一个成年人的立场处于敌人、异端的位置，我们也应该在他不伤及人的情况给他自由。这样的话说来容易，但落实太难。

大家对已判处的罪犯表示了同情，人们回忆起跟罪犯做朋友的美好时光；重要的是，大家回到了常识，审判一个罪犯是维护还是玷污了宪法。这次电话访问使得受访者们像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样知道手举宪法，这是好事；虽然这只是一次电话访问，跟刘一样更像完成了一次行为艺术表演。因为“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各人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的。国家主席的行为艺术在历史长河里仍是惊心动魄的，一如我们学者的行为艺术在都市化信息里随即会被掩埋。

当然，这个电话访问堪称当代社会的一个精神产品，还在于它集中检验了学人的立场，它检验了作家的品质，知识分子的风骨。那些能做最精到文本分析的学者，可以从中逐字逐句地分析出受访问者的心理、动机、胸怀、气局……这些我国当代最优秀的文化人，这些一盘散沙的文化人，他们的认同在哪里呢，他们还是一个阶层吗，他们还有阶层、身份的自尊吗，他们属于文化传统中的道统的捍卫者吗，属于文化中国的看家者吗，属于现代性以来的文明中的知识分子和文明象征一样的仁人志士吗？……他们是奴役国度的好臣民，还是通向公民之路的煞有其事的搭便车者？

崔卫平的电话访问不同于市场推销人员，她推销的是一种国民常识。但如前说，我们社会的病人如此之多，一遇到电话推销就措手不及，暴露了他们的病症、品质。一个事件需要一个学者来从事电话访问，可见这个事件及其社会的严重程度。我们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呢？我们活在什么样的话语思维中呢？我甚至多次引用曾金燕的话，她曾经给中国的母亲和妻子们劝告说：“要努力学习英语，因为没有用英语表达的事情，世界上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它发生过。”崔卫平用中文采访，也是希望汉语世界能够知道它自己发生过的事情，能够如鲁迅说立此存照一样记下一个结绳记事般的时代。起有趣的史家于地下，或者会记下如下数字：和谐七年，圣诞，京师宣判，举世侧目，士人交头接耳……

但崔卫平做的却是关乎言论、说话一类的大事。这一次行为，如果能称得上行为艺术的话，要比当代社会的行为艺术家们的作品更残酷，更有民族精神，更有文明含量。我的心在先秦，在佛道，在耶稣，在风花雪月，在媒体或平台的生存……一类的说辞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活在当下，活在天地君亲师陌生异己的社会里，我们随时可能被审判，被回炉，被屏蔽，被蒸发……崔卫平的电话采访，几乎是在启动一种社会固有的防御或保卫机制。这种机制，在传统中国或文明社会，有着各界力量的参与，比如我强调的范文正骄傲于“仲淹三贬而光”，人们给予的荣光使忧患的大臣和全社会成就的道统能够对抗邪恶，是的，那种全社会的“一家有难，八方支援”给予了圣贤、诤臣、仁人志士及其亲友安慰和救助。但在今天，我们最多能给予口惠而已。而在崔卫平的精神检测里，不少人口惠都不曾给予。

崔卫平无意成全的精神产品不同于我们常见的电视街头采访，因为街头采访都是群众。这里的受访人多半是我们良心、灵魂工程师、家园的守望者……但温良恭俭让的学者也会凶巴巴地，也会顾左右而言他，也会滑头，怯懦，……甚至再也没有深刻、杰出一类的外衣，较好者，也不过站在群众的行列，复述宪法ABC一类的真言。比起老托尔斯泰给两国元首写信的教训语，我们做天问的学者相比之下也是太柔驯了。由此可见，任何自己的探索、私人写作或个性研究，都不足以填补常识缺席带来的空白和精神损失，都不足以填补良心、情感和正义缺失带来的人道灾难、社会危机和生命耻辱。用黑格尔恶毒的语言，我们什么也没有错过，我们什么也没有学到。

在从上到下都病得不轻都high得可观的社会里，一个这样的电话采访有如魔鬼对自强不息的文化人说的，你真美啊，请停一会儿吧。请停下来说说我们这个社会，说说你的同情心、你的认知。一个这样的电话采访有如皇帝新衣中的成年人，对身边人私语，你说你说，他穿衣没有？一个这样的电话采访就像是不顾说紧了冷了的对天气时事自作多情者，而要求你说一些今天天气哈哈哈……是的，我们经常说，最近更紧更冷……但是，亲爱的，只要你这里不紧，你这里不冷，只要你不传播冷了紧了的话，只要你顶挡过严寒，只要你守住了你。

穆旦当年曾说：“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

我在北大读书时，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复灵，正义的来复灵，一定要把你们杀死，杀死，杀死！

崔卫平的电话访问需要一篇前言，但除了罪犯，谁配写这篇前言呢？

▲著名学者胡平发表评论：解读《我们不放弃》

刘晓波被判刑之后，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询问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行对刘晓波被判刑11年有什么看法；然后，基于受访者的同意，将他们的回复发表在崔卫平自己的博客上，并把这组文字命名为《我们不放弃》。

有人对这种做法不高兴，说这是“逼问”，是“搞文革式的当众表态、人人过关”。我认为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正如崔卫平所说，她“只是问问而已”，怎么答复、答不答复都随你的便。这怎么谈得上“逼问”呢？再有，崔卫平只是一名学者，手中并不掌握任何可以控制你生存条件的资源。这和文革中的权势者要求你当众表态，人人过关毫无共同之处。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崔卫平的这一做法都是无可非议的。

不过，我倒也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感到不高兴。想想看，假如崔卫平不是问“你对刘晓波被判刑怎么看”，而是问“你对今年的春节晚会怎么看”，这些人还会这么不高兴吗？因为刘晓波案件是一目了然的因言治罪。多年以来，我们很多人已经习惯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采取回避态度，假装没看见，以此换得良心的安宁。一旦有人把这些丑恶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打破了这种虚假的安宁。其实，这些人多半都是好人。他们有正义感。他们知道对刘晓波案件应该说不，可是他们害怕当局给自己找麻烦；不说吧，又未免显得自己很怯懦，很窝囊。这就让他们左右为难，尴尬得很，所以就不高兴了。

到1月11日为止，崔卫平已经在她的博客上公布了138份回复。在这138份回复中，只有7、8个人说不知道，不了解，而未置可否；其他人，或直接或间接，或强烈或委婉，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想来一定还有不少人收到过崔卫平的询问。也许有人作了回复，但不同意发表，还有些人则没有回复。

我们有理由认为，那几个不置可否的人实际上也是持反对态度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支持当局对刘晓波判刑，当局自然不会和你过不去，那你为什么不肯讲出来呢？除非是你心里发虚，知道自己不占理，当众讲出来太不光彩。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推测，在那些没有公开表态的人中，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实际上也都是持反对态度的。

在刘晓波问题上公开表态支持当局的文化人也不是一个都没有。去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有记者向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打听刘晓波的下落时，铁凝说，她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作者的名字。她还说，既然中国把某人抓起来了，那么这人肯定是触犯了中国的法律。铁凝这个谎撒得很拙劣。同样是50年代出生、80年代于文坛崭露头角，铁凝怎么可能从来没听说过刘晓波的名字？至于说，因为政府抓了谁，那必定是谁犯了法，这更是令人作呕的假天真。或许，铁凝也是在为自己留后路。日后她可以辩解说，当年她只是过分地相信政府，并不是支持因言治罪。

尽管说在今日中国，也有不少知识份子为专制辩护，但是他们通常都不敢公开地否认言论自由。可以说，在今日中国，言论自由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统治者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一旦他们侵犯了言论权利，一定会遭到广泛的坚决反对。由于这种反对，主要关系到权力应不应该镇压言论，而与那种面临取缔的言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它比较容易守住自己的立场。换句话，你完全可以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说法的风险是很小的，我们应该承受得起。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连这点风险都不敢冒，言论自由的实现就遥遥无期了。

向崔卫平致敬。向一切为言论自由不懈抗争的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