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二月，在胡锦涛的家乡江苏泰州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个巨幅标语：“和谐社会花似锦，科学发展势如涛。”如此气势磅礴的“藏尾诗”，绝非寻常的御用文人写得出来，需要有郭沫若式的学识和余秋雨式的才情。我很佩服这幅标语的作者，正如梁文道对《中国站起来》一书的评价那样：“真是文气浩瀚，佩服。”在被包装得花枝招展的《中国站起来》当中，作者有这样一句名言：“一九零九年，看不到中国的崩溃是有眼无珠。二零零九年，看不到中国崛起的趋势也是有眼无珠。”而在中文推特圈上，我看到了对此结论最精妙的一句点评：二零零九年，看不到中国的乱象却梦呓崛起的，已经不是有眼无珠而是鱼目混珠了。
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再到《中国站起来》，终于形成了“中国人三部曲”。这三本书的思想观念层层递进，清晰地显示了当代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轨迹。它们在票房上的成功，无非依靠两大灵丹妙药，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民粹主义。在任何时代，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都能吸引一群如法国学者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是法西斯主义的两大思想渊源，也是中共最后的两根救命稻草。今天的中国正在沿着法西斯的道路高歌猛进，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顾问麦克勒丁博士，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他指出：“中国是经典的法西斯主义，第一个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少量的经济自由，没有政治自由，正是法西斯主义。”这是一个需要戈培尔的时代，有多少野心勃勃的失意文人自愿献身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逐渐从“六四”之后被西方孤立的处境中解脱出来。既然总设计师说了不问姓“社”姓“资”，全民经商的热潮很快席卷全国，对物质的欲望成为国人唯一的慰藉。随着经济的增长，意识形态的真空也越发凸显。于是，官方的需要和商业的利益的一拍即合，一群狡猾的书商顺势炮制出《中国可以说不》。这是八十年代具有理想主义激情的中国知识分子投靠主旋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走向商业化的开端。《中国可以说不》这个名字颇值玩味，这是一个祈使句式，不是“中国必须说不”而是“中国可以说不”，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刚刚起步，中国还没有跟西方叫板的实力，邓小平反复教导说，要“韬光养晦”，不出头，不争霸。这几名作者对当时官方色厉内荏的心态拿捏得恰到好处，与当时中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呼应得丝丝入扣。他们“说不”的对象是西方，而不是屠杀之后手上还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他们深知，对西方“说不”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反而会得到当局的鼓励和愤青的追捧；而对中共当局“说不”则万万不可，肯定会被封杀、被喝茶、被和谐乃至被送进监狱。
到了二零零八年《中国不高兴》出笼的时候，虽然作者依然是当初的几个商人，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他们与中国一样，早已今非昔比，麻雀变凤凰了。“可以说不”仅仅是小心翼翼地表达出一种可能性，“不高兴”则是理直气壮地描述一种实际存在的情绪。而一年之后《中国站起来》的横空出世，则不仅是一种“不高兴”的情绪的宣泄，而是一种站起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行动。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整整用了十二年，从《中国不高兴》到《中国站起来》则只用了十二个月，看来，这就是中国崛起的“加速度”。为此书作序的“不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宋鸿兵说：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挥笔写下“别了，司徒雷登”；二零零九年，我们振臂呐喊“别了，美国模式！”这里的“我们”显然自视为“民族英雄”毛泽东的传人。殊不知，刚刚告别司徒雷登的毛泽东立即与苏联签订条约，所出卖的国家利益让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对外条约都望尘莫及。左派从来都很无知，对此我并不意外。对于这种“史诗般的呐喊”，我只是略感奇怪：从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在长达六十一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难道并没有站起来，或者说站起来一瞬间又跪下去了，直到二零零九年，才由一个文弱书生来宣布中国真正站了起来？“站起来”是一个只能由伟大领袖宣布的事实，哪里轮得到一介书生来僭越呢，难道这个“臭老九”比伟大领袖还伟大？
《中国站起来》当中最让我作呕的一句话是：“我看见工人农民的血汗正在浇筑着中国崛起的基座。”一不小心，数亿工人农民就被这个曾经当过盲流、如今登堂入室跻身名流行列的“人文学者”理所当然地“代表”了。那些被羞辱、被欠薪、被压榨的工农大众尤其是在自己的祖国“暂住”的农民工，是否认同中国的这种“低人权优势”，是否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血肉来奠定“中国崛起的基座”呢？不过，已经爬到基座的中下层、分得一点残羹冷炙的《中国站起来》的作者，对工农大众的心思意念根本不感兴趣。奴隶变成奴才，是奴才最大的骄傲。当大家都无耻的时候，无耻就不再是一种失德；当耻辱者都变成无耻之徒的时候，无耻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美德。所以，无耻是无耻者的投名状。这十年来，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昔日的朋友如何一步步地从“绝地战士”变成“黑武士”。我曾经送给他一本我写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希望他了解那些死于天安门屠杀的孩子、死于三鹿毒奶粉的孩子、死于山西黑窑的孩子、死于四川大地震的孩子的悲惨命运，从而洞悉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在《耻辱者手记》中有一篇题为《城里的姨妈》的散文，描述了城市贫民的困窘与坚韧，让我感动不已。造成千千万万“城里的姨妈”的苦难的，造成了千千万万死不瞑目的孩子的悲剧的，难道是西方殖民主义吗？在天安门广场上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的，难道是美国大兵吗？大饥荒中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难道是因为美帝的封锁吗？孙志刚之惨死、唐福珍之自焚、赵连海之被囚，难道都是美帝施加的黑手？一言以蔽之，这些苦难不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乃是盘踞在中国人头上的中共专制政权造成的。动了中国人的奶酪的，不是愤青们臆想出来的帝国主义，而是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和孕育这个党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如今，无视这一常识、扭曲这一事实的，在余含泪与王羡鬼之外，又多了一个人。
《中国站起来》是对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的全盘否定，是对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全盘否定，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方式的努力的全盘否定。与之对应的，这本书也是对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权贵资本主义和次法西斯主义的全盘肯定，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极权主义的全盘肯定，是对慈禧太后和义和团式的闭关锁国、虐民自娱的政策的全盘肯定。一贬一褒，表明这本书的写作是曾经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卑贱的一次下跪，所以那个喜欢三跪九叩的钱文忠教授才欣然为之作序。这些学者名流完全忘记了中国人生活在“动物庄园”中的现实处境，声嘶力竭地为“和谐社会”和“大国崛起”充当吹鼓手。当然，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还不够和谐，这时就需要一个奥威尔所说的“公共污水沟”。于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便成了顺手找来的靶子。除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之外，还得像划右派一样划出一群卖国贼和汉奸来，作者找到的“汉奸”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鲁迅和胡适，仿佛是这三个“汉奸”让中国的崛起迟到了半个多世纪。
作者用一连串煽情的排比句攻击胡适，其恶毒不亚于五十年代初期批判胡适运动中的那些大字报——“最无能的男人总是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最无知的精英总是抱怨大众过于愚昧听不懂他的伟大思想，最无耻的失败者总是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给他开创了生命新境界，胡适博士三者兼备焉。”毕竟胡适已经是死老虎了，在批判完胡适之后，他立即将矛头对准当下的“崇洋媚外”者，“中国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这种说法跟几年前王绍光攻击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一脉相承。很不幸，我就是这样一个五年来不能在中国大陆发表一个字的“精英人物”，但我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完成“西方殖民势力”任命给我的“中国的思想警察”的任务，我只知道每年有几十天的时间国保警察在我门口站岗。这种阴险的告密行为，连普通的五毛党都做不出来，可以载入冉云飞正在撰写的《中国告密史》了。
《中国站起来》的作者自以为读了几本“人类学”著作，就可以对中国和世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他既反对人类的普世价值，也反对近代化和全球化。在他看来，“自由贸易的真相是抢劫”，“自由市场的真相是枪炮和霸权”，“自由竞争的真相是不让别人发展”。按照他的设想，中国干脆退出WTO，干脆像北韩一样切断网络，干脆像毛时代那样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我想起十年前我们一起编纂《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因质疑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揭露韩战之真相，而被教育部和中宣部围剿的那段往事。如今，其他两个编者已经“觉今是而昨非”，恨不得跑到北韩去当宣传部长，如圣经所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韩寒说，通往北韩的道路，是由每个人的沉默铺就的；韩寒却不知道，中国还真有“直将北韩当天堂”的、“过于聪明”的副教授和副研究员。这些摇着羽毛扇的纵横家，真该去投靠毛新宇少将，通过合纵连横，将毛三世推上皇位，如此方可实现其帝王师的梦想。读书越多，离常识越远，这是左派文人之通病。同样是以“中国”为论述对象的著作，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我看到的是顾影自怜和胡言乱语；而在财经作家苏小和的《我们怎样阅读中国》一书中，我看到的却是理性与睿智——苏小和在《每个人的全球化》一文中写道：“我看见新一代的中国人在相对宽阔的信息通道中自由游走，在财务相对自由之后，年轻的人们开始追求行走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虽然仍有人坐井观天，仍有人画地为牢，但世界已经为我们打开，每个人都在全球化之中，只要有足够的怀疑精神，只要学会在多元状态下思考，我们就再也不会轻易被遮蔽，被蒙骗了。”换言之，全球化就是自由化，自由化就是去中心化，没有人可以依靠自己昔日的名气充当别人的“导师”。那怪那些“左狂人”对“自由”二字恨之入骨，因为在这个信息越来越自由流通的时代里，要想骗人可没有那么容易了。
《中国站起来》是一本向《我的奋斗》的致敬之作，一方面向当权者谄媚，一方面煽动仇恨、鼓吹暴力，文字之粗糙、审美之丑陋与精神之卑琐互为因果。作者宣称：“本书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尽早摆脱殖民时代所加给我们的精神创伤，我们应该挺起精神脊梁，以饱满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向崛起之路，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伟大气魄，将今天崛起的趋势变为明天崛起的现实。”无数这种像小学生作文一样的大话和空话，支撑起这本垃圾书。中文居然可以被糟蹋到这样的地步，实在让我叹为观止。作者模仿希特勒的语气说：“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连中共当局都不敢轻言“战争动员”，这个文化人却如同当年天安门广场上杀人杀红了眼睛的嗜血的士兵，俨然以国防部长自居，要像当年的慈禧太后那样宣布向万国开战。可惜，共军从来就不具备抵御外敌的勇气，从来就不曾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情，他们只会屠杀本国民众，从天安门杀到西藏，再杀到新疆，如鲁迅所说，他们只知道屠戮妇女和婴孩！亏得《中国站起来》的作者自称佛教徒，当西藏有那么多佛教徒被屠杀的时候，当达赖喇嘛被中共官僚辱骂为“人面兽心”的时候，他为何一言不发呢？他哪有半点佛教徒的慈悲与爱心呢？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如同疯牛病一样的病毒，它会彻底败坏人的思维和理性，甚至包括道德和伦理。我一直坚信，我们与希特勒、戈培尔、斯大林、毛泽东之间的不同，不仅仅是观点的差别，而是灵魂上的迥异。患上法西斯病症的人，不仅仅是观点的出格和逻辑的混乱，更是人品的全然败坏。
法西斯主义的病毒让人的精神钙化，甚至永远无法复原。我很少见到法西斯主义者觉悟成为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我倒是时常见到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蜕变为法西斯主义者，《中国站起来》的作者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萧瀚说，他相信作者的单纯和善良，我却觉得，那是萧瀚自己太单纯和善良了。学者吴洪森曾经被《中国站起来》的作者视为精神导师、与之有过长达三十年的友情，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变脸”的真相：“在表面的狂热之下，是出于功利主义的选择。”没有信仰的支撑，有几个人可以靠着个人的力量，胜过无边的寂寞与长久的清贫呢？那种重返文化舞台的虚荣心，那种一字千金的贪欲，会让那些高度自恋的文人急病乱投医的。正如有网友评论的那样：当年，《耻辱者手记》的作者只为苍生说人话，如今，《中国站起来》的作者只为君王唱赞歌，“自身遭遇不公时，就拉来各种人类的精神，摆出义正词严的架势，对现实大加鞭笞，一旦自身待遇好了，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仿佛以前的那个自己只是有鬼附身。决定批判的不是理性也不是自由精神，而是身份的高低变迁”。这个人的笔名取自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因而曾经被钱理群教授誉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的传承者”。如今，既然与鲁迅绝交、与旧我绝交，不妨将这个笔名还给鲁迅，重新取一个向毛泽东致敬的笔名，我建议美其名曰“毛东东”，这样还可以同那个污蔑上访者都是精神病的北大教授孙东东称兄道弟——上访村的存在确实丑化了“中国站起来”的美好图景，那些哭哭啼啼的访民不是精神病又是什么呢？其实，鲁迅早已料到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身后事，早已料到了“被背叛的遗嘱”是一种必然。
在中国，爱国主义从来都是一种“真人秀”。如果《中国站起来》的作者生活在抗战时代，何尝不会是另一个才华与风雅都要逊色九分的胡兰成呢？他们从来没有爱过国家，从来没有爱过身边的同胞，从来没有爱过孙志刚和唐福珍们，他们只爱自己，只爱权力与金钱。他们是儒而非儒，是佛而非佛，他们满口甘地，满纸德兰修女，骨子里其实还是苏秦与张仪，还是希特勒与毛泽东。对于这种大言不惭的“爱国贼”，英国学者C.S路易斯指出：“他爱国，是因为他认为祖国强大而美好，即因她的优点而爱她。她像一个运转良好的企业，身在其中满足了他的自豪感。她若不复如此，情况会怎样？答案清楚明了：‘我们便速速弃之而去。’船只下沉时，他会弃船而去。这种爱国主义出发时锣鼓震天、旌旗飘扬，实际却趋向变节和没落。”是的，真正的爱国，乃是爱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多灾多难的同胞；真正的爱国，乃是奋起对抗那些让大多数民众都难以“好好生活”的特权阶层。所以，真正的爱国者是刘晓波，是丁子霖，是谭作人，是艾未未，而不是那些“说不”的中国人、“不高兴”的中国人和“站起来”的中国人。对于刘晓波被判以重刑，《中国站起来》的作者在接受崔卫平的电话访问时说：“我感到遗憾，此外再没有别的话了。”而我对于这个灵魂跪下来、嘴里却宣称站起来的“人文学者”的堕落，连遗憾都没有，只剩下一句话可说：“你把良心典当到地狱里，你拿什么赎回来呢？”
二零一零年二月七日、八日于四川成都
附记：刚刚写完这篇文章，我便在网上看到一位署名“林白水”的八零后的作者的博文。为什么同样生活在一个国家，有人心中充满站起来的骄傲自信，有人却感到如影随形的恐惧？这篇短文足以打垮数十万字的《中国站起来》这个建筑在沙滩上的城堡。法西斯的毒素并没有那么可怕，“林白水”的这篇文章便是克制其毒性的疫苗。因此，我自作主张地将这篇文章附录在后面，有毒者驱毒，无毒者亦可增强免疫力。
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恐惧的国家
林白水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在自己的祖国经常感到恐惧。——这句话看似逻辑不通，但是却有着数不清的事实来为它提供证据。把你逼到断指明志，你恐惧不？把你逼到开胸验肺，你恐惧不？把你逼到自焚抗暴，你恐惧不？你可以说，这些事儿又没落到我头上，我用不着恐惧。那给你吃三聚氰胺你恐惧不？给你吃不能治病反而致病的假药你恐惧不？在一个视宪法为儿戏甚至肆意曲解和践踏法律的国家，不恐惧是很难的；在一个连最起码的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都无法保证的社会，不恐惧则是不可能的。
上面说的是外在的恐惧，还有一种恐惧是内在的——它无关宏旨、不易察觉，但是它更加无孔不入，无人能够幸免。
一般来说，祖辈和父辈的恐惧很容易理解。祖辈经历了荒谬残暴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是在恐惧中建立起自己的人格的。父辈见识过“六四”的腥风血雨和指鹿为马，那样深刻的恐惧恐怕令他们至今仍记忆犹新。令人费解的是，年轻一代也普遍怀有无法摆脱的恐惧，当然也包括笔者在内，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书上的陈年往事，“六四”时我们还不谙世事，而且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并没有明显收紧的迹象，那么我们的恐惧从何而来的？
大的方面，最显而易见的恐惧制造者是建立在谎言和暴力基础上的政权，它所酿成的一系列已经过去的、正在发生的和可以预见的悲剧使大多数国人人人自危，虽说基本上还不致于性命堪忧，但是漠视公民权益的执政传统和法律条文，却让无数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合法”侵害。此外，谋生的艰难也是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有人说政府在实行“饥饿疗法”，让知识分子为谋取生存资本忙活，从而无暇反省历史和批评政府。其实这样说并不准确。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不必为谋生的问题发愁，体制外的则在艰难谋生时亦有因言获罪的危险，体制外的透过玻璃看到体制内的诱惑（这或可视为一种世俗的“希望”）——这样才是一个基本平衡的结构。如果普遍实现“饥饿疗法”，大家都看不到切实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恐怕“物极必反”的那一天将更早到来。
让我们回到恐惧的话题。笔者今年24岁，也算是年轻一代，或许我的经历和心态可以折射出青年人感到恐惧的部分原因。
我在高中的时候退团了，因为那时看了一些“禁书”，震惊之余，感觉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不然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我能做什么呢？不能传播“禁书”，不能写文章直抒胸臆，不能四处宣扬这些“反革命言论”，那我只有退团了。我是高三退的团，先是要回团员证烧掉，然后在高考登记表的“政治面貌”一栏中填上“群众”。回头思想此事，如果那时规定非团员不得参加高考，我还会毅然决然地退团吗？考虑到家庭、学校和自身前途的压力，我很有可能就不退了。那样的话，我只能在精神上做一名怀疑者和反对者，但是这是相当可笑的：连与体制决裂的勇气都没有，还谈什么反对？
高中退团对我没什么影响，反倒让我在读大学时省去了每年注册团员证和参加团员活动的麻烦。大学时很多同学成了预备党员，为此，他们忍受了枯燥可笑的党课，忍受了数篇上千字的思想汇报，忍受了旁人一半羡慕一半鄙夷的议论……与家长和老师口中入党的种种好处想比，对于这些，他们都很愿意忍受。我不禁想，如果只有党员能找到好工作、娶到好老婆、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子，那我会不会重新入团、积极争取入党呢？事实上，这里的“如果”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在党政机关，只有党员才能做一把手，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有了这样绝对的权力，想要什么都易如反掌。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坚守拒绝体制的原则，多半是因为我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在体制外也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但是现在我逐渐明白，在这个“组织”无处不在的国家，拒绝体制往往被视为不成熟的任性行为。
如果你的个人选择建立在你的良知和信仰之上，但是当你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来规劝和迫使你“回头”的时候，或者仅仅是当你面对旁人不屑和嘲讽的眼神的时候，你还能泰然自若、坚持信念吗？虽然你相信自己是对的，但是这个国家、政权、社会不允许你相信。当一个社会集体陷入指鹿为马的困境的时候，个体的恐惧是无处躲藏的。恐惧是什么？恐惧可以是很小的东西，比如对谎言的容忍、对不公的无视、对暴力的噤声。当你为了融入集体而去参加满是谎言的会议，当你为了饭碗违心地发表一通歌功颂德的言论，你在感到无奈的同时，没有感觉到恐惧吗？你在做那些事的时候，你已经丧失了你自己，从而成为体制的帮凶。
2010.02.04 白水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