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种话题的文章，千万别让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尤其是他们的经济学者看到了，否则，那些人一定会笑掉大牙。资本主义发展两百多年，从头到脚都早已被资本主义社会自己议论透了。别看咱们尚未真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家可早已就是“后资本主义”了。

话说从2010年2月26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上读到一篇文章，题为《俄国人为什么怀念斯大林》，其中看到这样一点信息：2009年8月底，莫斯科最繁忙的地铁站之一库尔斯卡亚地铁站整修一新，入口大厅的墙上刻着一行大型镀金标语：“斯大林培育我们对人民的忠诚。鼓舞我们去劳动、去立功!”据说，这是前苏联国歌中的一句。而另外一条标语是：“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这篇文章还告诉读者：斯大林出身寒微，父亲是个鞋匠。在公开场合，斯大林只提到过父亲一次，还说，作为一个鞋匠，父亲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仍有小资产阶级思想。

也不知为何，就是读到这些，竟联想起资本主义，联想起资本主义精神，觉得资本主义精神其实也是受到某些有形和无形的“鼓舞”，然后不仅“去劳动，去立功”，更是去创造。

许多年了，由于“精神”在我们社会是个褒义词，大半个世纪来，我们只知道有社会主义精神，有无产阶级精神，没听说过还有“资本主义精神”。在我们看来，资本主义就只能是“萎靡不振”，不可能还会“精神”，也就根本不想把这个在我们看来带有褒义的词汇送给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大脑中，也从没想到过资本主义还会有精神。自幼及成人，一提起资本主义，就恨得咬牙切齿，觉得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残酷剥削，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仿佛资本家都是喝人血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让中国人民一提起这个主义，仿佛就与它有万世的冤仇。据悉，1980年，中共党内举行过一次四千名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大讨论，夏衍在发言时提到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可到了1951年，毛泽东就改口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⑴

然而，当自己读了一本又一本有关资本主义的著作后，终于有所觉悟，原来，资本主义不仅也有精神，而且它的精神特别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资本主义获得发展甚至所向披靡的法宝，而这种精神又恰恰是我们这种社会我们这种主义所缺乏的，因此，我们这种社会我们这种主义也就不可能取得像资本主义那样的发展那样的成果。

应该说，中国人最缺乏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了解。特别是1949年后，我们一味地贬低资本主义，更是从来不提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以及创造精神，而殊不知，尽管公认民主的起源在希腊在雅典，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却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创造的。而到了今天，我们更是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代表了民主，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民主。

既如此，我们就先来较客观地认识一下资本主义精神，也算补一补中国人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课”。我的感觉，如果不能真正认识资本主义精神，我们就是搞了市场经济，甚至有那么一天，即使真的较为彻底地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恐怕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解，实际上也还是站在资本主义大门之外，难以被真正的资本主义所认可，就像现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死活不承认我们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一样。

在今天仍是西方有影响的德国社会科学家的马克斯•韦伯（1864—1920），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我看来，就是专门为资本主义及其精神正名的。尽管这部著作是韦伯于1904年和1905年分两次发表的，距今已有一个世纪之多，但当我读到其中的有些思想观点，觉得是那么新鲜，那么有理性，甚至让我有振聋发聩之感。

韦伯在“导论”中先是这样叙述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的：“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象近代西方这样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生活的整个生存，它的政治、技术和经济的状况绝对地、完全地信赖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统。社会日常生活的那些最重要功能已经逐渐掌握在那些在技术上、商业上、以及更重要的在法律上受过训练的政府行政人员手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7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下面再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又说，“事实上，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它的方式也可以组成国家。”（同上）这两段话虽然并没有提到资本主义精神，但只要用心读过，稍一回味，就不难明白我们为何在“依法治国”上举步维艰。就在韦伯发表这些话百余年之后，虽然不能说我们政府的行政人员在法律上不是“训练有素”的，但如果不仅从司法高官口中能说出“凡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必须‘讲政治，顾大局’”，而且让一个律师在法庭上也能作那种“要讲政治挂帅，识大体、顾大局，从思想上，觉悟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悔罪自白，就可以想得出我们这个国家离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目标还有多么遥远。出现这种现象，当然有深层次的原因，可最主要的，在自己看来，就因为我们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系统的“那一套”，我们有些文化含有大量的专制思想毒素。只要这些毒素还没有被彻底清除，我们的“依法治国”就只能是纸上的文件，会议上的口号，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就很难被认为是“完全”的，从而那“地位”也就不被“完全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认可。

西方为什么会建立起那样一种“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统”呢？在韦伯看来，就因为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而这正是西方“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紧接着，韦伯开始为资本主义正名：“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在学习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应该告诉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素朴看法必须扔得一干二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第7～8页）我相信，这一段话对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会觉得“很新鲜”。它纠正了像我们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偏见，并且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实践所证实。而更重要的，恰恰是近代资本主义对于人类那些非理性的金钱欲望起到了“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如果不是这样，或者按照中国人先前想象的那个样子，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早就不成其为社会了。韦伯这里虽然没有明显提出资本主义的精神，但他希望人们对资本主义那种对金钱的欲望的“素朴看法必须扔得一干二净”，换而言之，资本主义恰恰是要抑制这种对金钱非理性的欲望，而这其实也正体现了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近代资本主义一种精神，尽管在富兰克林时代，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西方也还只能称作初期。

那么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来看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资本主义精神”中是如何说的。韦伯文章开始不久就颇有自知之明而又真诚地告诫人们：“对于分析我们正在考察的这种历史现象来说，决不是唯一可能的观点。如果从其它的立场出发去考察这种历史现象甚或任何其它历史现象，也会获得与这些基本特征同样重要的其它一些特征。因此，根本没有必要把资本主义精神理解成仅仅只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那种东西。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仅仅是对我们分析的目的而言的。”（32～33页）

那么韦伯又考察了什么呢？他首先“考察”的是几乎在18世纪生活了一个世纪的美国早期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还引了他两篇文章中的数段话，并认为尽管他的这些话受到某些人“尖刻的讽刺”，但“毫无疑问，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尽管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这些话里了”。（35页）

那么，本杰明•富兰克林又说了些什么？我们且先来看他的几个“切记”：

富兰克林在写于1748年的《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中说：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其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其实花掉了、或应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

“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是把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个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

“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五先令经周转变成六先令，再周转变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转下去变到一百英镑。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这样，收益也就增长得越来越快。谁若把一口下崽的母猪杀了，实际上就是毁了它一千代。谁若是糟蹋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就是毁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钱，很可能是几十英镑。”

“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谁若被公认是一贯准时付钱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起他的朋友们所用不着的所有的钱。这一点时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

“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或晚上八点听到你的锤声，这会使他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前来讨还债务，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

“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要当心，不要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视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为出。很多有借贷信用的人都犯了这个错误。要想避免这个错误，就要在一段时间里将你的支出与收入作详细记载。如果你在开始时花些工夫作细致的纪录，便会有这样的好处：你会发现不起眼的小笔支出是怎样积成了一笔笔大数目，你因此也就能知道已经省下多少钱，以及将来可以省多少钱。而又不会感到大的不便。”（33～35页）

而在12年前即1736年，富兰克林在另一篇《给愿意发财致富的人们的一些必要提示》中还有一些告诫：

“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

“一个人若一天乱花四便士，一年就乱花了六个多英镑。这，实际上是以不能使用一百英镑为代价的。

“谁若每天都掷了可值四便士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每天虚掷了使用一百英镑的权益。

“谁若白白失了可值五先令的时间，实际上就是白白失掉五先令，这就如同故意将五先令扔进大海。

“谁若丢失了五先令，实际上丢失的便不只是这五先令，而是丢失了这五先令在周转中会带来的所有收益，这收益到一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会积成一大笔钱。”（35页）

应该说，上面这些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当然，已经说了，它不可能包括资本主义的所有精神。尽管富兰克林的这些话，被有人讽刺为美国佬的哲学就是“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可韦伯是这么看的：“期在必得宗旨之所以奇特，就在于它竟成为具有公认信誉的诚实人的理想，而且成为一种观念：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的确，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发迹的方法，他宣扬的是一种奇特的伦理。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现。这就是它的实质。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精明是世间再普遍不过的事），它是一种精神气质。这正是我们所感兴趣的。”（35～36）韦伯并且一再强调，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就是在富兰克林所宣扬的这种意义上的而不是别的，韦伯把它称之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36页）这其中原委虽然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但我们从韦伯的认识中还是能得到不错的答案。

先说在韦伯看来，富兰克林这些思想“不仅仅是劝人为了纯粹利己的动机而进行伪装，其中还有更多的东西。”（37页）比如，“诚实有用，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守时、勤奋、节俭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36页）而“事实上，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37页）读到这里，真要对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肃然起敬了。可以说，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叫境界，是我们不曾听说的，甚至可以说，中国那些依靠所谓“市场经济”发达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也就是中国当代的资本家们，大约是不会理解这些话的。

那么富兰克林这些思想又从何而来呢？据悉：“富兰克林虽是一个无特殊色彩的泛神论者，但他那加尔文教派的严父却在他幼小的时候就反复向他灌输一条来自圣经的古训。因此，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要在人身上赚钱’，他在其自传中所做的回答用上了这条古训：‘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37～38页）。由此可见，“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而这种美德和能力，也“正是富兰克林伦理观的全部内容”。其实这不仅限于富兰克林，“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每个人都应感到、而且确实也感到了这种义务。”（38页）说到这里真忍不住要插一句，现在我们不仅一个劲地强调要弘扬“文化传统”，也从不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文化竟还能优越过我们。可只要读了上面两行文字，就应该有所觉悟了，如果这种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化”一天不入中国人的大脑，那么，即使我们搞了市场经济搞了资本主义，也难得资本主义精神的“真传”。

其实，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借用我们常说的一个词，也是“博大精深”。资本主义的很多东西，我们至今显然也没能理解，比如，“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可谓是一个人生在其中的广漠的宇宙，它对这个人来说，至少对作为个人的他来说，是一种他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他只要涉足于那一系列的市场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假如一个制造商长期违犯这些准则，他就必然要从经济舞台上被赶下去，正如一个工人若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准则就必然被抛到街头成为失业者一样。”（38页）而“一种如此适应资本主义的各种独特性的生活态度最终能够得到选择，而且能左右其他的生活态度，那么，这种生活态度在开始时就不可能是起源于若干孤立的个人，而只能是一种为一切人群所共有的生活方式。”（39页）

遗憾的是，这些道理，即使在韦伯又阐述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某些知识分子以及政府乃至整个社会依旧没能认识到：这其实也正是我国之所以迟迟不能得到“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一个缘故。或者说，只有在想得到这个“地位”时，才千方百计想让人家承认，可是一扭过脸来，就把资本主义的规则忘得一干二净。可资本主义发展今天，可以说也是“来之不易”，因此，“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所用的意义上而言）为了取得统治的地位，必须同各种敌对力量的世界进行搏斗。”（39页）一如韦伯所言：“我们引用的富兰克林的话所表现的那类思想，虽曾令一整个民族为之喝采，但在古代和中世纪，则肯定会遭排斥，因为它会被认为是最卑劣的贪婪，是一种完全没有自尊的心态。事实上，一切尚未卷入或尚未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环境的社会群体，今天对这种思想仍抱排斥态度。”（39页）我相信，很多读者读到这儿，都会从字里行间发现中国社会的影子。

然而，真正贪婪、虚伪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正是他们之外那些诅咒他们其中也包括我们这些正在搞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们。可正如韦伯举例所言：“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黄金的贪欲。”而“中国的清朝官员、古代罗马贵族、现代农民，他们的贪欲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不管谁都会发现，一个那不勒斯的马车夫或船夫，以及他们亚洲国家的同行，还有南欧或亚洲国家的匠人，他们这些人对黄金的贪欲要比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来得强烈得多，也不讲道德得多。”特别是“许多国家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按西方的标准来看一直是落后的，但在靠赚钱以谋取私利方面使绝对不讲道德的作法普遍盛行，却恰恰是那些国家一直具有的一个突出的典型特征。”（40页）当读到这些话，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我们不妨拍着胸口自问一下，韦伯的话是否一针见血。

当然，资本主义精神，除了韦伯，还有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以及思想家都概括过，总结过，其中我一时能点到的就有奥地利的米塞斯、英国的哈耶克、波普尔、美国的米尔顿、悉尼•胡克等人。比如，像米塞斯就在他的名著《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原名《自由主义》）第四章谈到资本主义时是这样说的：

“如果有人声称，只有企业家和资本家赞成资本主义，这些人想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来为自己谋求有损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特权利益。我们可以将这种看法称之为毫无判断能力和毫无思维能力的同义语。事实上，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赞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原因与那些‘一无所有者’所追求的目标完全相同。一旦事情涉及那些‘一无所有者’的切身利益时，他们将比自由主义者更加赞成自由。那种认为一旦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似乎所有的占有者就会永远占有生产资料的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解。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私有财产的主人总是在不断变换的。一些更加勤奋能干的商人不断地涌现，从而取代那些不怎么勤劳能干的商人，成为私有财产的新主人。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只有凭借其聪明才智，不断地将其资本投入到新的生产领域，才能保持原有的财产并获得新的财富。”⑵

此外，自己还在与韦伯同一国度的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著作中读出了“资本主义精神”。我们知道，康德除了写有一些大部头的哲学著作外，还写有一些相对的“短文”。由于康德的大部头哲学著作公认比较深奥，相比较而言，他的一些“短文”却要好理解得多。比如《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也有人译作《问答：什么是启蒙运动》），比如《关于一种出自世界公民意图的普遍历史的观念》，比如《重新提出的问题：人类是否在不断地向善进步？》等等。自己也正是从这些“短文”中读出了“资本主义精神”来。

康德在《关于一种出自世界公民意图的普遍历史的观念•命题四》中分析了人的本性，进而由人的本性出发，得出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建立社会制度的“动力”，往往也正是来自于人性中的一些“恶”，但他不会想到，他的这些话恰恰可以拿来对其身后资本主义及其精神的诠释，同时也是对我们所说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假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批判：

“自然用来发展人们全部禀赋的手段就是人们在社会中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成为合法的社会制度的原因。在这里，我把对立理解为人们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进入社会，但是，这种倾向又同一种时刻要分裂这个社会的普遍对抗紧密相连。这方面的禀赋明显地表现在人的本性中。人有彼此组成社会的爱好，因为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人能够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人，即能够更多地感到自己的自然禀赋的发展。但是，人还有另外一种很强的倾向，即使自己个体化（把自己隔离开来），因为在自身中，人同时也发现了非社会的特性，即一切仅仅以自己的心意为准绳。因此，就像他从自己本身知道他自己乐意对抗别人一样，他也到处遇到别人的对抗。正是这种对抗，唤醒了人的全部力量，使他克服掉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在求名欲、统治欲或者占有欲的推动下，在自己的同类中取一席之地。他并不乐意忍受这些同类，但是又离不开他们。这样，就实现了从粗野状态到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化本来就存在于人的社会价值中。于是，一切才能都逐渐地发展出来了，鉴赏力也形成了，甚至通过不断的启蒙，也开始建立起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使在道德上进行分辨的粗糙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一定的实践原则，使构成一个社会的、病态的勉强的一致最终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每一个人在提出自私的非分要求时都必然遇到的对抗，正是产生于非社会性。这种特性自身并不怎么可爱，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特性，那么，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尽管充满了完全的和睦一致、心满意足和互相友爱，然而，一切才能终将永远藏匿在胚芽状态中。人们即使善良得犹如自己放牧的绵羊，也很难使自己的存在具有比家畜的存在更高的价值。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人们将不能作为理性的自然填补创造的空白。为了难以共处的特性，为了妒忌的、互相竞争的虚荣心，为了无法满足的占有欲或者统治欲，还真得要感谢自然才是。没有这些东西，人类一切优秀的自然禀赋将会永远沉睡，发展不出来。人希望和睦一致，但是，自然更知道什么东西对人类更有益，它希望的是不和。人希望生活舒适惬意、轻松愉快，但是，自然却希望人能够超越懒惰和无所作为的心满意足，投身于工作辛劳和之中，以便最终找到机智地重新摆脱工作和辛劳的手段。造成这种状况的自然动力，即那产生了许多不幸、但却又使人们鼓足干劲、因而也就促使人们更多地发展自然禀赋的非社会性和普遍对抗的泉源，清楚地提示出一个智慧的创造者的安排，而不是一个在他的壮丽事业中马虎从事，或者以妒忌的方式毁掉这个事业的恶意的精灵的手。”⑶

康德所生活的18世纪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时代，因此，康德本人不可能会想到他的这些思想无意中为后来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有力地辩护，“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精神的由来，更合理地超前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一些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所诟病的现象。可以说，这段话是超前对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比较客观的注释，同时也是对其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提前做出的批判。

康德还在《重新提出的问题：人类是否在不断地向善进步？》这篇文章的第9个小标题《人类向善的进步将会取得什么的收益？》一开始这样说道：“不是信念中的道德观念的日益增长的量，而是在合乎义务的行动中它们的合法性的结果的增长，无论它是通过什么动力引起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人们作出的越来越数不清、越来越好的优秀业绩中，因此，只有在人类的道德特性的现象中，才能规定促使人类向善的收益（结果）”⑷对这段话该如何理解？我自己的认识就是，康德的意思，只有人们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不管创造这种更多更好的文明的动力来自什么，才可看到人类进步以及将会进步（康德称之为“规定促使”）的结果或叫收益，而这“结果”或“收益”是大是小，是多是少，那就全看人们做出的“业绩”了。

行文至此，可以说，两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证明了韦伯、米塞斯等有关资本主义的学说，也证明了康德无意中所表达的观点。难怪韦伯认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而言，“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39页）了。

2010-3-21
　　　　　　　　　　　　　　　　　　　　　　　　　　　　　　　　
注释：
⑴见《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共识网：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本文网址：
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7433&cid=10360000
⑵第2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⑶⑷见《康德书信百封•附录》第256～257页、第2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