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偶然发现杨建利先生多年前关于六四的一篇回忆文章，原题为《最后一枪》，感觉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与杨建利先生联系，提及此文，核实一处细节，并希望配发照片，杨建利先生同意，仅指出原文开始部分的一个时间错误，要求修改。编辑在阅读过程中发现有几处文字似可作简单修改，但杨建利先生说实在没有勇气逐字逐句再读当年的回忆，言语间已声带哽咽。这又何尝不是当年“同志”的共同感受，出于编辑的需要，编者读完了这篇文章，尚未读罢，已是泪流满面。
六四英灵不死，八九精神永存！——这是刘晓波先生入狱前为“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拟定的挽联，为了一个长达21年的梦想，无数高贵的中国人仍在苦难中坚持，我们拒绝遗忘，我们不会放弃。
最后一枪——六四英灵不死，八九精神永存
杨建利（美国）
按时间推算，六 • 四 天安门已是被翻过去的一页历史。
而随便翻开一页中国历史，康梁当年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剩下的只不过是“戊戌六君子”几个名词。
历史不断告诉我们 —— 尽管举世滔滔、尽管人虎人龙， 史笔始终尽职。
然而，我们依旧在等待并想象，一支尽职的史笔，将如何看待六 • 四 大屠杀的惨烈？
历史将平心静气，一语带过？
历史将语重心长，一语成谶？
向来，六月是花开的季节。
此刻，历史则被迫停留在血肉模糊的躯体、压扁的脑袋，被达姆 弹炸烈无数胸膛的六月。
今天，六 •四 天安门的血腥历史已然将近百日。
在死亡与悼念之间，在自由与奴役之间，在牺牲与复活之间，百年来的苦难中国，走到了另一个世纪末。
人间副刊特自今天起推出 “六 •四 天安门屠城百日祭”专辑，是面对历史的反思，同时也悼念惨死的同胞。
——编者（原载自《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凌晨两点，急促而紧张的声音把我和朋友从刚刚进入的梦中猛然拉出，紧张立刻透过了全身，我们几个立即凑到窗前，楼下叫叫嚷嚷地聚了很多人，他们大声向楼上喊到：“快起床啊！部队包围天安门广场了！”政府真的动手了！我心里想着，惊恐使头皮微微发麻……
我们快速来到楼下，跟着一起大喊：这时吾尔开希正透过高音喇叭用他那具有感召力的声音号召立即去增援天安门广场。回来搬 “救兵”的同学紧促地向大家介绍广场及长安街上的情况。广场告急，军车在木樨地压死人了！来不及多听，来不及多问，来不及多想，我们骑上自行车快速向天安门广场赶去。
我们沿街高喊：“部队进趁进城了！天安门包围了！”被叫醒的市民纷纷来到街上，开始用大垃圾箱、平板车设置路障。一辆没有车牌号的巴士在新街口被堵住。车上坐满穿一色白衬衣留一色短头发的年轻人，表情麻木但稍露惊恐。“是便衣军人，政府多流氓无耻，来偷袭了。军管的军人不穿军装，妈的连车牌号都不敢放。”人群愤骂着、议论着，同时也流露出一丝胜利喜悦。狡猾的司机掉转车头试图向反方向开走，一个小伙子果断的将自己的手板三轮车推到车前，并拼命的喊到：“大学生，堵住它！”司机迅速地躲过三轮车，“是否用身体去堵”，我犹豫了一下，每个人都犹豫了一下，就在这当儿，汽车夺路而逃。大家失望地看者便衣大兵逃走了。小伙子有些气愤了：“我不是说的，你们这些大学生都是怕死鬼，还争取民主呢。”被他这一奚落我们极感难过和惭愧。好友H痛骂自己，我也暗暗责备自己胆小，同时一种复杂而深切的悲哀缠绕着我：“刚才真应该用血肉之躯去迎接那可能变成疯狂的军车吗？难道争取民主自由就应该准备牺牲吗？”谁知，在中国这就是惨痛的事实。有位同学提醒说：“他们逃不了，学生的大队伍还在后面呢。我们还是去广场吧。”对广场的担心驱散了刚才的痛楚，我们几个又急速向天安门广场赶去。
我们来到长安街西面的时候，这里已用大公共汽车设置好了路障。长安街东西熙熙攘攘的聚集了许多堵军车的市民学生和围观的群众，大家互相转告着自己的所见所闻，也传递着气愤和忧虑。在六部口，与新街口遇到的相同的两辆没有车牌号的军车横一个竖一个被群众包围在街中 。一个车里坐满了便衣军人，另一车里从外面看全是军用背包。中南海西侧，一辆吉普车被水泄不通地包围着，还夹杂着一些愤怒的叫骂声。天安门广场比我们想象的平静得多，人数比前几天多出好几倍。军车被堵截在只有二、三里之遥的六部口，天安门广场险些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想想真有点害怕。广场的平安使我感到一阵轻松，惊恐也随之消失。这时北师大的三百多“援兵”跑步赶到广场，里面还有许多女将。
清晨两点，在大兵撤退的路上，群众捡到一些菜刀……
保卫广场指挥部的广播站正在播送该站记者的广播及长安街的一小时情况报道。从东长安街方向开来的便衣大兵的进攻方式与西长安街不同。他们把车停到王府井大街口，大兵下车跑步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学生和市民在广场东北角的长安街上自动组成了几道人墙，将进犯的大兵和平击退。学生和市民随即在王府井大街口设置了路障。在大兵撤退的路上群众捡到一些菜刀，奇怪，军人怎么用起菜刀了？
记者继续报道，有些学生曾与吉普车上的两位“首长”交谈过。他们矢口否认是来偷袭学生的，并说是来帮助解决党内斗争的。群众大哗，他们是信口开河吧？要不然肯定有军事政变了。我放下的心又骤然提起。路灯在四周的黑暗中发出冷楚楚的光，我感到了分外黑暗清冷的恐怖。年轻、纯洁、善良的学生在如此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更显得年轻、纯洁和善良。H这时催促到：“广场已经安全了，我们应赶快到外围去。木樨地不是压死人了吗？到那里去吧。”于是，我又骑上自行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向西边木樨地方向赶去。当时已近凌晨四点。
群众已把压人的现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最里层是北大和北师大保护现场的学生。我们几个手挽手挤到最里面加入了保卫现场的行列。受伤者和司机均已不在现场，被压扁的一辆自行车、一辆平板三轮车以及从快行道上撞过来隔开快慢两道的水泥墩连铁栏杆乱七八糟地留在慢行道上。一辆没有车号数处撞扁的、中国和美国Chryler公司合造的吉普车停在人行道上，车上还挂着一件武警和军用皮带。扑鼻的血腥味阵阵袭来，走进方才朦胧的地看到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的交接处黑红色一片，有几处尚未晾干。一位目击者向大家讲述着惨案的经过。半夜十一点半，这辆吉普车以大约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沿着长安街由西向东驶来，由于车速过快和路滑（刚洒完水），吉普车失去控制，向右侧撞来。汽车撞断了坚固的水泥墩和铁栏杆并向驶在自行车道上分别载着两人的自行车和平板三轮车撞去，吉普车冲撞上人行道翻倒在路旁。据估计自行车上是一对夫妻，三轮车上是一双父子。其中三人当场死亡，另外一人尚生死不明，他们全被送进附近的一家医院。事发不久，有几辆载着便衣大兵的军车从西面开来，发现此事故后，掉转方向向西跑走。过了一会儿来了两名警察既没调查事故经过也未对现场进行拍照，只强行把司机带走。过后在现场的群众把吉普车翻正过来，从车里找到警棍、匕首、武警军帽、军装和皮带，事情已基本明白了，这辆车是为“便衣大兵”做先导的，“不争气”的家伙出师未捷便闯下了大祸。群众听着、骂着、议论着，人群从痛惜悲哀变成了愤怒。“天亮后抬着尸体上新华门前游行示威，操他丫的，看他们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司机被他们弄走了，还不知道这帮混蛋怎么编造瞎话欺骗老百姓呢。”“尸体一定要保护好。这帮孙子什么都能做出来。”有一位中年妇女不解的说：“不是听说大学生要撤了吗，怎么还派兵来？发疯了怎么着？瞧这九个人死得多可怜！”人群嘈杂表达着哀伤、气愤、担虑和不解。这时人群中突如其来地响起了莫名起其妙的掌声和呼叫，难道有救星突降人世？原来两位美国电视记者激动了一筹莫展的人群。扛着录影机和举着麦克风的两位“洋”记者从人群自动为他们闪出的夹道走进现场。“谁会讲英语，快把真相告诉他们！”有人喊到，我马上走上前去给两位记者重述了目击者的故事。从来就没有享受过新闻自由的中国人，此时只有乞求“外力”了。在这块土地上，一切都归党所有，包括制造谣言的机器。党性一强，人性何在？
上午八点，在军用背包车上，搜出机关枪、匕首、大量子弹……
天慢慢地亮了，人越来越多，地上的血迹也渐渐清晰起来。有一位老干部摸样、头发花白的老者，拨开一层一层的人群挤了进来，进来时已气喘吁吁了。他浑身颤抖，攥在手里的买早点的小布袋也跟着一起抖动。老者破口大骂，看上去像在骂自己的儿子“越来越王八蛋了，我干了几十年了，没想到回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还他妈的是人不是人！？国家又要让你们这些王八孙子给糟蹋了。”他盯着地上的血迹，身子抖动的更厉害，老泪纵横在涨得通红的脸上，周围的人也跟着暗暗流泪。我心里一阵凄楚，人这么容易就死去了。人的生命真是轻若鸿毛，尤其在中国。
早上八点多，十几个北师大的学生来接替我们，我们几个便离开了木樨地。
东西长安街上的人已满满当当。被堵在西单、六部口的军车轮胎被撤了气，歪歪扭扭地趴在街中。学生和市民在装军用背包的车上搜出了机关枪、带刺刀的冲锋枪、大量子弹、警棍、匕首、皮鞭、套人用的环，还有两麻袋菜刀。群众还发现每个执行任务的大兵束两个武装带。两位学生将“战利品”放在车顶上展览。怎么会下这么狠的心！？群众受不了。一切愤怒、仇恨都集中在被困在车里的士兵身上。“你们的心都黑了怎么得，要下这么狠的毒手！？你们知道不知道北京一人一泡尿就把你丫的淹了，你们来找死呀！？”“还有没有脑袋？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帮王八蛋快要完了，为他们卖命有什么好下场！”“你们也有父母，你们也有兄弟姐妹，一定不要对学生下毒手呀！”满脸是汗的大兵低着头任凭外面叫骂。有一两个大兵稍稍抬头看看车窗外，也显出一种模糊不清的、无援的惊慌。有一高壮的年轻小伙子叫道：“开窗，开窗。上次你们来，我们供饭供水，没想到你们这样没良心，又来了。不是不开窗吗，好吧，在里面待着吧。这回可没人傻呼呼地给你们送饭送水了。广场上有四人绝食，你们陪着他们绝吧。”一边说一边挥着拳头使劲敲砸车窗。我们上前抱着小伙子劝道：“师傅，别砸了，不能全怪他们。”小伙子把我们推到一边，冲着我们喊道：“大学生，别傻了，你同情他们，我可不同情你了！”我们被骂得无所适从，难过地走到一边，被一种复杂的悲苦笼罩着，现在到底怎么做才是正义、正确和有效的呢？
街上的人更多了，大家三个一群五个一堆的议论着。我们几个慢慢地向东走去，沿路和几个工人聊了起来。一个工人说：“你们知不知道，他们要组织今天上午举行支持李鹏政府的百万市民大游行呢！我们厂领导说，给每个游行的人十块钱奖金，你瞧流氓不流氓？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吗？”“流氓极了，我们厂要发二十块呢！”“前两天政府在大兴县组织了一次两百农民的游行，每人发八块钱，一顶草帽。你们没看电视吗？游行的农民戴着清一色草帽，头都不敢抬。过后有人问他门为什么要去游那缺德的行，他们说不游行买不到平价化肥呀。”“从来没听说这么流氓无赖的政府。我们决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们跟厂领导说，你们发钱吧，游行可以，喊错口号可别来找我们！”真痛快！我们由衷地敬佩这些了不起的北京市民，我们说：“师傅，北京市民的觉悟简直太高了，没有你们，这次运动早就被他们镇压了。”这几位师傅显出几分自豪，一位说：“虽然不是大学生，可我们明白这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连那帮王八蛋也应该懂得，北京不是西藏。”另一位又说：“北京的社会风气从来没像最近一个月这么好过，连小偷都宣布罢偷了，这是他妈的共产党能教育出来的吗？共产党骗人骗了几十年，以前上当受骗，现在老百姓已经学会拿大顶看世界了。”太过瘾了！这番谈话驱散了刚才的不快，心里感到踏实，身上的干劲也随之大增，我们九个决定坚守广场。
时近中午，一遍一遍的绝食宣言和“龙的传人”，整个广场笼罩在悲壮中……
到了广场，没有看到任何惊慌的迹象，学生由于“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倒显得有几分喜悦。四位绝食的英雄仍在认真的绝食，广播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他们的绝食宣言和侯德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龙的传人”，整个广场上又有一种悲壮和沉重的气氛，前几天学生已把各校系的帐篷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民主女神像之间，还为自己的帐篷起了民主村、自由寨一类的名字，系旗、校旗在帐篷上飘飘动动。“村、寨”里脏乱不堪，臭气熏人，垫在地上的棉絮已成土色。奔波了一夜，稍一松弛，饥渴困乏一起袭来。我们来到北师大的营寨，每人用汽水冲下一块面包（近几天来在这里安营扎寨的好汉一直是靠啃吃面包喝汽水度日的），紧挨着一个已经睡着的学生，闻着脚臭，伴着龙的传人的音乐昏昏入睡了。
近中午时一阵嘈杂的声音把我吵醒，一种空虚瘫痪无力的感觉使我一动也不愿意动。我挣扎着站起来走出帐篷想看个究竟。原来一个便衣警察被学生抓住递解出广场。一学生称这样的事情在广场发生过好多次。站在帐篷外向北望去，广场西北角上工人自治会的黑底白字旗帜在热风中微微飘动。学生的斗争日益无力，工人在下一阶段的民主运动中扮演最重要角色，波兰团结工会就是一个成功的先列。我马上产生了与工人自治会接触的愿望并决定把带回来资助学生的钱分一部分支援工人老大哥。我立即请示H。回京后，为了我的安全，几乎每次出外，甚至在校内活动，都有两位铁哥儿们陪着我，严格限制我的串联活动。因此与工人自治会接触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我的计划立刻得到了曾经到首都钢铁公司鼓励过罢工的H批准，但为了安全，他决定我留帐篷，他和我的一位亲戚去请工人自治会的头头来帐篷与我见面。不一会儿，工人自治会的一位执行委员跟他两人来到帐篷。这位老大哥大约四十岁左右，头发蓬乱，双眼深陷通红，脸上一层灰尘，白色的衬衣已变成铁锈色，大概是由于抽烟过多的缘故，牙齿被熏得黑黄，看到他我便被感动了，大概至少有十几天没有离开广场了吧，我猜想着。他向我介绍了五月十九日成立的工人自治会组织结构、工人状况及所面临的困难，他介绍说，他们正鼓励全市大罢工，但困难很大，想把工人组织起来实在太难了，他们决心一点一点地做下去。当谈到经济状况时，他说：“大家的捐款都是给学生的，高自联虽然有八十万块钱，但只支助我们九千，除去建了一个广播站以及正常的办公费用，我们二十九个人只用了四百块钱维持了九天的生活。”在一瓶汽水四毛钱的情况下，四百块钱维持了二十九人九天的生活，简直太艰苦了。他所提到的广播站我是知道的，每天晚上十万以上的群众聚集在长安街上广场西北角听工人自治会的广播，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政府在故宫里架了高音喇叭播送戒严指挥部命令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与它对峙。当他知道我代表柏克莱加大中国留学生支助工人自治会一千美元时，这个硬汉子流起泪来，他有点哽咽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他稍镇定了一下说：“我们把工人自治会建在广场外围的用意就是保卫学生保卫广场。你回去告诉留学生们，请他们放心，只要我XXX活着，工人自治会的旗子就不会倒！”听到这里我们几个都已热泪盈眶。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豪言壮语了。小的时候在样板戏里听到过许多，也激动过，也曾恨自己没有献身的机会。后来发现很多是骗人的，对豪言壮语麻木了甚至厌倦了。而今天却为真情和勇敢流泪了！
这位老大哥走后时间已是中午十二点半，估计到部队再次进攻可能在半夜，我们决定回校吃午饭并休息半天。午饭后，躺在学生宿舍的床上，虽然疲乏，但有些成绩感。因为回北京后这两天才真正做了一些事情，更重要的是看起来有更多事情做。然而，军事政变，菜刀等阴影总是去不掉，他们要做什么已无法用常规预料，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呢？疲乏终于战胜了忧虑，不一会就迷迷糊糊地入睡了。
“武警在六部口用催泪瓦斯了！”一声震裂神经的惊叫，我还以为发生在梦中。催泪瓦斯听起来异常恐怖，它已把我完全吓醒。在长安街六部口，催泪弹第一次在中国爆炸了，“前方”告急，后方马上自发地七八成群组成增援的小分队，以各种方式奔赴“前线”。我们每人围上湿毛巾以防催泪瓦斯，这是刚从长安街回来的同学教给我们的。平生没有尝过催泪瓦斯的气味，更不知道它的伤害力有多大，我不禁有点害怕。在校门口我们拦住了一辆小卡车，小卡车顺路把我们带到西面。然后我们跑步向长安街赶去。沿路不时有群众向我们鼓掌，我马上有一种自己是英雄的感觉，步子随之快了起来。我们跑到六部口的时候，激战刚刚结束，但还能闻到刺鼻的辣味，大概这就是催泪瓦斯的余味了。早上被困在这里的便衣大兵以及展览的武器已不见了。军车上留下了催泪瓦斯弹爆炸的痕迹。一位刚刚参加战斗的学生告诉我们，武警把大兵救走了，他们用警棍打伤了四、五个学生，催泪弹炸伤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三岁的小男孩肚子被炸破了，现在死活不明。正说着，从广场方向快速骑过一辆三轮平板车，一位脑门被打伤的学生由另一位同学扶坐在车上，鲜血从他的头顶上流到脸上流到身上。我们发疯地喊道：“在哪里打的？”“人民大会堂西面。”我们立即向那边冲去。人民大会堂西面人山人海喊声冲天，忽然人群内开一条路，三四个人飞快架出一个哇哇嚎哭的女学生，这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脑门被打破，鲜血顺着流到胸前，流到地上。我的头有点发懵，嗓子眼里像堵住了一块热乎乎的血团，眼泪不觉流了出来。这时，又有一个头部被打伤的三十多岁的妇女被抬了下来，鲜血一滴一滴流在地上。我们几个手携着手挤到最前面与戴着头盔的大兵直接对峙。我们和群众一起撕破嗓子向大兵喊道：“一二、回去！一二、回去！”学生和市民已基本上把大兵围住，离我们十几米处的几个大兵在一个军官的指挥下在人群中挥动着警棍。警棍落下，鲜红的血从三四位兄弟的头部迸流出来。愤怒的人群拾起地上的石块和砖头向大兵扔去，“一二、回去！一二、回去！”的喊声震耳欲聋。工人自治会和老大哥喊着：“冲啊！打啊！” 抬起从长安街的栏杆上拆下的大铁棍冲到前面，众怒难犯，大兵退进人民大会堂和大会堂西面的院子。
沉重的夜幕慢慢降临了，广播里重复播送着戒严指挥部的最后通牒……
大兵虽然退了，每个人都明白更大规模更残酷的镇压就要到来。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是危险的地方，因为大会堂里藏有重兵，大兵一旦冲出就会给天安门广场造成直接威胁。因此，我们几人便守在广场最外围与人民大会堂东门直接相对的地方。围在脖子上的湿毛巾已经变干，我们把毛巾集中起来铺在水泥地上，大家轮流躺在地上睡觉。等每一个人都打了个盹后，已是下午五点多了。出了过往的熙熙攘攘的人外，空旷的“阵地”上只有我们几个人守着。遥遥望去，人民大会堂不断有大兵和便衣出出进进，楼上一直有人监视着广场的情况，为什么其他同学没有意识到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呢？我们向保卫广场指挥部反映了必须固守这块“阵地”的建议，指挥部决定派三个小分队和一辆大公共汽车增援我们。
沉重的夜幕慢慢地降临了，闷热的天气并没有因为太阳降落而变得凉爽，广播里重复播送着戒严总指挥部的通知。通知大意是，今天在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设路障堵军车，持菜刀、铁棍抢夺戒严部队的武器，并殴打污辱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镇压这起反革命暴乱。市民们不要上街，不然一切后果自负……丢尽脸皮的政府已经穷凶恶极，暴虐恣雎 ，受伤害者却要自认倒楣，十足的流氓强盗逻辑。听到“最后通牒”后，成千上万的市民和学生走上街头，走向天安门广场。
下沉的夜幕像一口黑锅重重地扣在天安门广场上，不知是紧张还是因为天热，透一口气都十分卖力。矗立在广场的民主女神高举着自由的火炬与天安门国徽、毛像遥遥相对，她在向封建王权挑战。柔弱的民主女神你为何不能变成革命男神呢？广场上又恢复了半个月前的人数，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骚骚动动，吵吵嚷嚷，因为离得很远，不知那里的同学在做什么？我们几个紧紧地靠坐在一起，谁也不愿说话，静静地等待着那个可怕的时刻的到来，钢盔、警棍、催泪弹、高压水龙头、满脸满身是血的女孩，更大规模的镇压……在我脑子了转来转去，怎么也驱赶不掉。一个小伙子急匆匆地来到我们跟前，紧张而神秘地对我们说道：“今夜肯定有大镇压，你们应该赶快去找聂帅徐帅，上次就是因为学生找到他们，他们发了话，才没有镇压的。”他们真能阻止一场大灾难？我们心里没有底，但还是抱着一丝幻想，可惜通天无术，不知如何才能见到他们，只好建议小伙子将他的想法马上告诉保卫广场指挥部。已近半夜十一点了，大兵还是没有行动，增援我们的三个学生小分队也没有到来，只有一辆大公共汽车，在我们面前开来开去。车顶上站着许多学生，摇着旗子，喊着口号，也许他们就是我们的援兵。
H估计镇压可能会在深夜一点以后，因此他提议我们几个马上回学校洗个澡，稍稍休整，一点钟前赶回广场。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拥护，H是我们当中最勇敢的，他的话极具权威，况且每个人都已筋疲力尽，身上几经汗透和晾干，没有一处不难受，的确需要休整，十一点左右，我们几个便离开了广场，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次几乎可以说是从屠刀下溜走。
过了午夜十二点半，“哒哒哒”火光从大兵的枪口喷出……
我们回到北师大的时候，北师大的学生、研究生、青年教师的队伍团正举着校旗、系旗在成千上万的群众的夹道欢送下，像出征的将士一样器宇轩昂地从校门口出发向天安门广场进军，场面壮观极了。
大部队已经出发，我们这些散兵游勇须马上跟上。我快速冲了一个冷水澡，换上从美国带回来的宽松的满身都是口袋的裤子，把准备给工人自治会的钱揣进口袋，围上湿毛巾，和H一起骑上自行车向天安门赶去。离开师大的时间是十二点半。
H跟我说，广场中心是安全的，我们还应该回到广场外围靠近人民大会堂的地方。此时，我的恐惧已经消失，我对H说：“今天下午我还有点怕警棍打着我，现在我想通了，跟他们打就是了。一会我们俩得找两个大棍子准备和他们对打。催泪瓦斯也没什么，反正呛不死人，现在正好是夏天，高压水龙头也无所谓。”正说着，忽然“砰”的一声，从西长安街传来。“是枪声”，我惊叫道，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嘭嘭剧跳，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这时街上一中年妇女向我们喊道：“同学。别再去了，已经开枪了！”回去吧，子弹可不认人呀，我心里想。H嘴里说着“快！快！”脚下拼命地蹬着自行车。枪声不断从长安街传来，广场怎么样了？同学们怎么样了？心里一阵像火烫一样难过。我紧跟着H，横下一条心，继续向前赶去。
火光冲天的西单渐渐在我们视线里了。做路障的大公共汽车和昨天凌晨被截的军车烧起熊熊大火，载着头带钢盔荷枪实弹的大兵的卡车和坦克车一辆接一辆地向广场方向开去，街口上千的群众“打倒法西斯”的喊声震耳欲聋。我们俩扔下自行车，加入了西单街口东北角的人群。我们挤到最前排，和大家一起高喊“打倒法西斯”。“哒哒哒”火光从大兵的枪口喷出，有人喊道“卧倒”，我们往后跑了两步猛然扑倒在地。难道真的开枪了吗？我仍半信半疑。有些没有卧倒说：“别害怕，是橡皮子弹”，话音未落就听到尖叫“闪开，快来平板车”，接着两个中弹的小伙子被抬了下来。“他妈的，根本不是橡皮子弹”，有人骂道。两个小伙子，一个腿部受伤被自行车驮走，另外一个被击中腹部死在平板车上了。我们站在自行车边失声痛哭，H哭着说：“他死了，他死了呀！”军车还在一辆一辆地过着，群众齐声喊道： “邓小平，操你妈！邓小平，操你妈！”一边喊一边向街中逼近，“哒、哒、哒、哒……”我拉着H的手“刷”地一下卧倒，心也“刷”地一下寒到了底。“来车”，一声尖叫撕裂了我的神经，人民解放军的子弹又射中三个同胞。我们从地上爬起来，捡起石头和砖块，“打呀！打呀！”一边喊一边向军车扔去。“哒哒哒……” 又是一阵扫射，又有三四位兄弟被抬了下来。建在一家商店里的自动救护站的医生跑里跑外紧张地救护着伤员。H哭着喊着“他们死了，他们死了，我们还活着……太狠毒了，我要和他们拼命！”说着他就要往最前面冲，我使劲紧紧地抱住他，对他说“不要去送死！”然后我们两人抱头痛哭一场。“快撤”有人大喊，原来二、三十个大兵端着带刺刀的冲锋枪，正气势汹汹地向我们逼近，日本鬼子进村了,我脑子闪了一下这样的影象。群众将手中的砖石头块扔向“日寇”，转头就往回跑，“哒哒……” 几声枪响紧接着“吁吁”，两颗催泪瓦斯弹在人群中爆炸，浓浓的黄烟立刻弥漫了人群，准备好的毛巾不知什么时候丢了，我们被呛得急喘猛咳，眼泪鼻涕流了出来，我的嗓子又痛又痒又麻一时发音费力。群众和医生不顾一切地抢运尸体和抢救伤员。
五个人缓缓倒地，其他群众稍退两步马上回去收尸……
黄烟渐渐消失了，这帮“日寇”已不见了。看不到首尾的军车队停在长安街上，一阵平静。人群试探着向军车靠近。一步，没有开枪，两步，又没有开枪，三步，四步……最后我们和军车直接接触了。长长的一排军车下站满了手无寸铁的群众，苦苦哀求也愤怒叫骂。“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不能向人们开枪，你们不能杀学生呀！”“你们他妈的是人吗？杀手无寸铁的人这么有本事。你们为那几个王八操的做杀人机器，等他们完蛋了，你们这帮兔崽子都得判死刑。”不知是谁带头 ，大家用呛哑的嗓子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止不住的眼泪流到了大家的脸上。大兵毫无反应，麻木的眼睛里露出一丝愚顽的凶光。野兽根本听不懂人话。群众的怒火又喷射出来：“打倒法西斯！”“埋葬扬家军！”“打！”后面的群众扔来砖头石块。车上一个军官抽出手枪就打，离我三米远的小伙子应声身子一软仰倒在地，血和脑浆流了出来。……兄弟，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梦想成为受人热爱和尊敬的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呢？
军车带着共产党的杀人机器缓缓向天安门广场开着。近两点半，广场方向传来了机枪扫射的声音。“你们是人民的军队你们屠杀人民。”一个西方人模样的年轻人跟着军车一边走一边说，听起来也像外国人讲汉语。“你们在木樨地已经杀了一百二十一个人，我四个最好的朋友死在我怀里，你们为什么不杀我？”他拍拍胸脯：“开枪吧，开枪吧！”原来他是新疆籍学生，跟军车从木樨地一直走到这里，他身上的兰色T恤衫上一片片的血迹。“不要送死”几个人上去把他强行拉到路边。
军车又停下来了，群众忽然发现一辆小吉普车夹在中间。“是当官的”四五十个人蜂拥而上把小车围住，H也要上去，但被我紧紧抱住。群众一边用拳敲打着吉普一边大骂，“哒哒……”吉普车前面的卡车上的大兵射出了罪恶的子弹，五个人身子一软缓缓倒在地上，其它群众稍退两步，马上回去收尸。H仆倒在地上痛哭，“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我也趴在他背上哭了起来。一个小伙子快速跑过来，摇着我们俩问“师傅，师傅，伤哪儿了？要车吗？”原来看我俩趴在地上，他以为H受伤了。被他这一问，悲、伤、感、恨交集在一起，我俩哭得更厉害了。
三点半多，广场方向又传来了机枪扫射的声音，广场怎么样了？大家心急如焚，慢慢向广场方向移动。六部口一辆坦克车和一辆吉普车在燃烧。再朝东，东南海外长安街上一道警戒线横在我们面前。执行警戒的是端着带刺刀的冲锋枪的大兵和手持警棍的防暴警察，他们后面还有军车和坦克。人群试着向他们靠近，我们俩手挽着手跟在后面。忽然，前面枪声大作，我们熟练的卧倒在地并向后翻滚。防暴警察举着警棍追打着人群并施放催泪瓦斯，几个中弹的勇士被抱了下来。
“嘀……嘀……”一辆救护车从西面开来，人群鼓起掌来，含着泪看着救护车将这几位弟兄带走。不一会儿，又来了一辆想去天安门救人的救护车。车里的人摇着红十字旗子，车子慢慢靠近警戒线。大兵举起冲锋枪示意救护车退后，医生使劲摇着旗子请求通过。大兵做射击姿势，救护车无可奈何缓缓退回。有人咬着牙根喊道：“妈的，连人都不让救。以后见兵就宰呀！”正在这时，人群忽然骚动起来，有人喊：“打死他！”。原来恨极了的群众正在追打着两个失散队伍的大兵。一个大兵被抓住了，我牙根恨得痒痒的，大喊一声“打死他！”，跟着上去照着他肚子就是一拳，H接着就是一脚，大兵嘶叫一声“不是我呀！”他杀人没有？我的心马上软了，拳头随即软了，心里像一双手在撕。我能看出硬汉子H此时和我一样难过。我拉着他的手迈着沉重的步慢慢往西走，努力地说服自己，这个大兵根本就是一个刽子手。两个大兵很快就在拳打脚踢中丧命了。谁之罪！？
天色已放亮，自行车、衣物、砖头石块、汽水瓶碎玻璃凌凌乱乱地散布在长安街上，枪药及催泪瓦斯余味未消，公共汽车和军车能燃烧的部分都已烧尽，空空架子下的灰烬上升起缕缕清烟。一切都在眼前，一切又恍如隔世。这就是所谓的战场了吧！？五点刚过，机枪扫射的声音又从广场方向传来。对广场的担心又油然而生，H急促地说“快，从前三门大街去广场！”我俩迅速找到自行车，试图通过前三门大街接近天安门广场。在前三门大街和六部口胡同交口处遇上刚从广场撤出的大队学生。蓬头垢面的学生们举着旗子，互相搀扶着，泪水在脏黑的脸上冲出两道泪痕，不少学生赤着脚板，受伤的学生被同学架扶着艰难地走在队伍里。有的学生向沿街的市民叙说着解放军在广场的暴行，并向他们展示血衣、带有弹孔血迹的砖块和子弹头。我们和市民一起沿街站成两排与同学一一握手，眼泪止不住一个劲地往下流。有的市民当即脱下鞋给赤脚的学生穿上，有的跑回家里拿鞋、衣物和食品给学生，有的把伤员扶上自己的自行车。山东大学的旗子从远处慢慢移近，旗子下大概都是我们山东英勇的大汉吧。走进我才发现他们形小衰弱一大汉相去甚远。我忽然清醒过来，他们只是些未长成年的孩子。我心里更加难过了，禁不住上去抱住一个小老乡，什么也说不出，只知抽搐 。过了一会，清华大学的同学走了过来，我和H慢慢地骑着自行车跟在他们后面。学生们不时的喊出“打倒暴政”“人民必胜”等口号。刚要骑上长安街的时候，我看到四辆坦克车从广场方向全速疯狂开来。我跳下自行车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几步，全身绷得很紧好象一碰就要碎掉。并排在前面的两辆坦克车直冲学生们开去。学生们一哄而散惊叫着逃命，坦克车追压着，一个骑自行车的学生被撞出很远摔在栏杆上，坦克车还不死心又撞一次。坦克车开过，尸体一片，路口的人群发出一阵撕裂心肝的嚎啕和哀呜，我完全惊呆了。第三辆坦克上两个大兵向人群扔来四个催泪弹，当场两人被炸倒。第四辆坦克车上一大兵架机枪向人群扫射，在最前排的四五个人中弹倒下。六部口胡同“嘀——嘀——”的声音不断，救护车、自行车、平板三轮车一趟趟地拉走伤员和尸体。等四辆坦克车全开过后，群众一拥而上抢下被坦克车撞扁的十一个学生的尸体。有一男一女的尸体被一位老工人用平板三轮车驮了下来。压扁的身体浑身是血，嘴被拉成三、四寸长，眼睛圆圆地睁着。围着平板车的群众嚎呜号动，哀感天地。我呆呆地站在旁边像木鸡一般，惊恐、哀痛过极而没有眼泪了。苍天呢 ，难道这是真的吗？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离开上演了灭绝人性的六部口，和学生们一同撤往学校。沿路学生们声泪俱下向市民控诉人民解放军血腥屠杀人民的暴行。义愤填膺的群众发出“罢工罢市，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吼声。沿街哭声一片，怒吼阵阵。不时又有枪声传来，许多要拼命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叫喊着向长安街冲去。
近九点，我们回到了师大。师大大门里里外外成千上万的师生和群众夹道迎接广场回来的学生，男女老少，师生、同学、朋友哭抱成一团。悲沉的哀乐在师大校园里回旋与哭泣声浑然连成一片。校园的树上挂上了白花，师生门陆续带上黑纱，大门上也挂上了哀悼烈士的挽联。主楼前张贴通知的橱窗上出现了一张号召党员公开退党的宣言。教授们在寻找自己的门徒，各系领导也在清点自己系的学生和教师。悲痛和仇恨在师生们的心里翻滚。学生们用汽水瓶做了汽油弹摆在大门口准备抵抗来军管的解放军。中午时分，师大门口来了两军车大兵，声称他们是沈阳部队四十军的，要与杀人的二十七军战斗，他们决定保卫师大。学生们考虑再三没敢接受，把他们劝走了。但同学都盼望真有一批有正义感的军人向法西斯政府宣战，把邓李扬杀了才大快人心呢！下午三时半，我们在宿舍里听到学校大门口两声催泪瓦斯弹爆炸，两声炮响。我们以为解放军进校了，几个好朋友都聚在一间宿舍里，等待着大兵的“处置”。
六月四日一夜不时的传来零星的枪声。一夜过去了，大家都感到奇怪，为什么大兵还没有进校。五日下午，学生清醒过来了，他们不再准备硬拼，相反地，决定采取“空校”的对策。汽油弹、高音喇叭、黑纱、白花、大门上的挽联统统收回，许多学生和教师清刷校园各处的大字报。同时，大批的师生撤出学校，或回家或投亲靠友，各找躲避藏身之处。在校园里，我遇到九个刚从街上回来的抱着纸箱子为伤员募捐医疗费的学生。我告诉他们，我马上回宿舍拿钱给他们，他们让我把钱带到师大自治会办公室，他们在那里等我。十分钟后，我找到设在学生宿舍的自治会办公室。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只剩下几张双层床、几张桌子以及凌乱在床上的破被褥和桌子上的几页纸张。他们已转入地下。
我已很幸运地买到了七日返美的机票，决定今天离开师大到一朋友家躲避两天。H及其他几位朋友也决定今天逃离北京。H的表弟是高自联的常委之一。身上带有棍伤的他固执地坚持留在师大。他比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危险，我们极力的劝说他与H一起逃离北京。我们脱掉他带血迹的衬衣，换上一件干净衣服，我掏出外面仅有的十美元交给他，带点洋钱叫出租也容易些，在校门口与他们匆忙告别了。“快走，快走吧。”这竟是我们话别的语言。多年的铁哥儿们，这次又有了生死之交，不知道什么厄运在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哥儿们，何时再相见？但愿不会是永别吧！？鼻子一酸，泪流了出来，模糊的双眼望着他们淹没在逃离的人海里。
我提着不算重的行李在街上快速地向朋友家的方向走着，不一会，汗湿透了衬衫，裤子裹缠在腿上。尽管我边走边四处张望，还是没有发现一辆出租车。这两天很少有人赶出车。我失望地向前走着。一辆小面包车在我面前嘎然停下，“到哪里去？”一个中年人伸出头来问我。
“安外小关。”我急忙答道。
“交十二块吧。”我高兴地掏钱给他，他忽然又问：“是逃难的学生吗？”
“是的。”我答道。也许能得到他的同情，少收点钱？我心想。
“对不起，我们不敢带，到处都有当兵的。”
“师傅帮帮忙吧。”我乞求道。
“不行，我们是郊县进城办事的，不敢惹事呀！”
我目送着小面包车一溜烟开走了，感到一阵冷寂。没有办法，继续用步量吧。
“大哥，到哪里去？”一位农民样子的中年人骑着平板三轮车向我喊道，听口音是安徽人。
“去安外小关。”我答道。
“上车吧，六块钱。”
我躺在平板车上看着蓝蓝的天空，平板车摇摇晃晃地带着我往前走。转头看了看这进京辛苦挣钱的安徽人，我想起了离开学校前在一位教授家里得知的事情。到W教授家与他告别的时候，他正在和一位在某医院工作的亲戚通电话。他亲戚说医院住着一个在长安街受伤的大兵，验血时发现他血液里有兴奋剂。在不说实话便停止医疗的威胁下，这个大兵供出实情。他们在执行任务前注射了兴奋剂，而且上级向他们保证执行这次任务的每一个士兵都能够解决城市户口问题。既可怜又可恨的大兵完全成了杀人机器。平价化肥、城市户口，中国人真苦呀，而丧尽天良的政府利用老百姓的苦难去逼他们犯罪。
“师傅，到哪儿去？”这一声打断了我的思绪，一个五十多岁的师傅停在路边向我们喊着，身边站着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一看便知是广场上滚出来的。
“去小关。”我答道。
“能不能把这两个南京大学的学生带到火车站？”老师傅问。
“二十块，一人十块。”蹬车人随口说道。两个学生为难地摇摇头。
“他们学生每钱，你还要那么高？”老师傅略有气愤地说。
“两人十五块”蹬车人降了点价。两个学生还是摇摇头。
“十块钱怎么样？”蹬车人又降了点价。
“我们一分钱也没有。”一学生可怜巴巴地说，这时已围过来七、八个人。
“你他妈的心黑了，他们再不走就要被抓了，你还勒钱？想发国难财怎么着！？”一个小伙子气愤的骂道。我跳下车，掏出十块钱对蹬车人说：“给你十块钱，快把他俩送到北京站。”“一分钱也不能给他，他不能见死不救呀。”人群七嘴八舌地喊着。
“好，好，不收钱，我去送。”蹬车人心软了。两个大学生坐上他的车走了。
“你也是逃难的吗？”有人问我。我说是的并告诉他们我要去的地方。
“我住在小关，我带你过去吧。”一小伙子说，我抱着行李坐上了他的自行车，他说：“告诉你的同学，我们欢迎他们来这里躲藏，来多少我们都能藏得下。”我心里热呼呼的，眼睛有点湿润，不知用什么语言表达感激之情。
六月七日上午，北京国际机场里嘈杂哄乱，挤挤攘攘一派逃亡景象。中国民航美国航班行李登记处前乱七八糟地排了不知是两队还是三队。每人都拥着、背着、扛着大大小小的行李随着拥挤不堪的队伍慢慢往前移动。与往常不同，队伍里还夹着许多洋人，他们也一改绅士风度，跟着一起拥挤叫嚷。海关工作人员漫不经心地敷衍干着活，也没有看到值班的武警，很多旅客更是毫无顾忌地大谈这两天的所见所闻，我绷得紧紧的心弦稍稍放松了一些。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北京这几天的经历。简直像一场噩梦呀！更确切地讲像看了一部电影，一部充满残暴镜头的电影。与往常看电影不同的是，我在电影里扮演了一个角色。飞机起飞了，洋人为逃出中国庆幸地鼓掌狂叫。望着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的大地，我不禁自问：就这样走了吗？我脑子里又浮现出好友H，工自联的执行委员，满脸是血的女孩，中弹缓缓倒下的同胞，被坦克车压扁的同学……眼泪又一次像涌泉一样流了出来。我掏出藏在口袋里的黑纱带在左臂上，耳边响起了这次在北京刚刚学会的，崔健的既悲壮又凄惨的歌“最后一枪”：
一颗流弹打中了我的胸膛，刹那间往事涌在我心上，只有眼泪没有悲伤。如果这是最后的一枪，我愿接受这莫大的荣光，哦，最后一枪。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讲。不知道有多少，有多少欢乐还没享。不知道有多少，有多少人和我一样，不知道有多少，有多少个最后一枪，支撑在温暖的大地上，朝露夕阳花木自芬芳，哦，只有一句话，留在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