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丧尽廉耻，自甘羞辱，才有可能蒙受当权派的青睐。……我们盼望中国人永远不再这么卑屈，永远不再自甘于狗的身份。而永远的挺直脊梁，站在那里，侃侃而谈。大声警告头目：“你如果坐船，可能淹死！”他如果不听，就让他淹死。假如这种举动伤害到国家，而不接受警告，就在一场选举中，把他逐下宝座。
——柏杨《读通鉴•论历史》
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以来，七年间先后五次去医院看望北大老教授季羡林。季羡林晚年享有的如此尊荣，大概正是那些做梦也要当帝王师的文化人的最高理想吧。温家宝固然要通过探望老知识分子的方式体现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但去探访什么人，却经过精心的斟酌和挑选。他是不会去探访蒋彦永、丁子霖、刘晓波和廖亦武等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那么，他们器重的是那些人呢？首先，当然是科技方面为中共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士，比如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钱学森；其次，就是在文化上为中共的统治涂脂抹粉的人士，季羡林的辈分最高、名气最大、也最积极主动地与当局合作，于是就成为不二之选。冉云飞在《季羡林为什么这样红》一文中如此分析说：“官方表面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专制独裁才是他们的新国学造神运动的内核。而这样的运动正需要季羡林这样‘爱国没商量’的‘国宝’作为旗帜，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号召作用。看看最高当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规格，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季先生在当今中国为什么这样红。”可谓一语中的。
温家宝前后“五顾季庐”，除了完成其“职务性使命”之外，当然还有他本人对季羡林的“个人感情”。每次去探望季羡林，温家宝都不是例行公事、敷衍了事，温季之间谈笑风生，十分投机，预留的时间都大大“超支”。季羡林去世之后，有记者整理出一篇题为《总理与一代大师：温家宝与季羡林之间的情缘》的报道，详细记载了温季两人的几次谈话。也正是在这些谈话中，我发现温季两人确实是“气味相投”，他们对许多话题都有共同的兴趣和一致的看法。他们之间最大的共通之处就是“伪善”，所以他们会成为一对“忘年交”。
温季如何“惺惺相惜”
温家宝第三次探望季羡林的时候，对他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我刚刚看过您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有几篇文章我读了几遍。”文章的好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温家宝喜欢季羡林的文字，当然无可厚非。但硬要说季羡林的文字“耐读”，显然是过誉了。季羡林的文字像白开水、像小学生作文，可以说浅显和朴素，但确实不耐读，我约略扫一遍便读不小去了，也真佩服总理阁下可以读好即便，可谓耐心非凡也。
当季羡林撒娇式地感叹“我这一生几起几落”的时候，温家宝接着话题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温家宝难道不知道：季羡林的“困难”是谁造成的呢？是谁将季羡林投入“牛棚”的呢？还不是你们这个党吗？当人民和国家被党用武力绑架之后，知识分子只能乖乖地为党服务、甚至遭到党的“误解”也要甘之如饴。如果将温家宝的这段话翻译过来，其实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党的奴隶，即便党虐待你，你也要将党当作愚忠一生的信仰。
在另一次会见中，季羡林与温家宝探讨了“和谐”的话题。季羡林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温家宝说：“《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季羡林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要注意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高人的素质。”这番对话，互相掉书袋，却空洞无物。
下一次见面时，温家宝又给季羡林戴上一顶高帽子，他说：“我每次来都深得教益，去年咱们谈的‘和谐’，您提出人要自身和谐，我向中央作了反映，中央全会决定里就吸收了您的意见。”季羡林的建议经过温家宝的中转，居然成了中央全会决议的一部分，作为帝王师，这是何等的荣耀！然而，我却质疑：中共连外部的社会的和谐都无法实现，哪有能力来管人自身的和谐呢？中共自己才是这个社会的病根和最不和谐的因素。温家宝和季羡林幻想在专制制度下呼吁人的道德伦理的回归，这不是当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翻版吗？
下面的这番对话更是互相吹捧——季羡林对温家宝说：“现在国家领导人不好当。治乱世易，治平世难，治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更难。”温家宝则深有感触地说：“我常记着一句话，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我们有许多值得忧虑的事，脑子一点不能放松。”常常作“先天下之忧而忧”状的温家宝，总算是找到了一个贴心人。但是，难道是国人强迫或选举温家宝们当国家领导人的吗？用一句俗话说，你们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国家主义的魔咒几时可破？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破产之后，中共祭出爱国主义的翻天印。季羡林遂充当爱国主义的典范。温家宝对他说：“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我都学习过。去年我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引用您的一段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季羡林说：“两者缺一不可。”温家宝说：“我给华侨讲时，很多人都热泪盈眶。”季羡林趁机提出一个建议：“应该列入小学教科书。”温家宝说：“好，我回去以后给教育部‘反映反映’。”如此“毛遂自荐”，不惜直接要求当权者干涉小学教材的编辑工作，这也太不符合儒家“谦谦君子”的风范了。而温家宝的“反映”不会没有效果的，果然，季羡林的一篇题为《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的文章被新增入小学语文教材。
人的母亲只有一个，将国家和政府当作母亲，是对自己的母亲的羞辱。季羡林留学德国十年，难道没有听过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名言吗——“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我走到哪里，就把德国文化带到哪里。”当所谓的“祖国”羞辱和逼迫母亲的时候，你站在哪边呢？法国作家加缪便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在祖国与母亲之间，我选择母亲。”而季羡林的选择是相反的：他声称爱母亲，其实他爱的是权力，他何曾爱和关切过天安门母亲呢？杀死这些母亲的孩子的，不正是共产党政权吗？他也曾在八九民运中领衔签名，那么多被杀害的孩子，那么多死去孩子的母亲二十年如一日的抗争，难道他全都忘记了吗？
温家宝还谈到了季羡林送给他的一篇文章《泰山颂》。温家宝说：“写得很好。文章感人，而且有气势。您大概从小就对泰山很喜欢？”季羡林说：“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温家宝说：“对，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民族颂。”季羡林说：“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稍稍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泰山哪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根本就是帝王精神的寄托。泰山自古就是帝王的禁脔，历代帝王都喜欢通过泰山封禅的活动来巩固皇权和增强“天子”的神秘感。所以，季羡林要么是对中国的历史常识极度无知，要么就是故意以此来谄媚当权者，将当权者当作帝王顶礼膜拜，这种“士之无耻”比无知更可怕。
这一次探望正好是在四川地震之后不久。温家宝对季羡林说：“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季羡林立即表示同意：“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灾难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也能锻炼一个民族的意志。”这不是受虐狂吗？既然季羡林认为灾难对自己是有益的，就应当感谢“文革”，感谢“牛棚”，大声疾呼再来一次！又何必在《牛棚杂忆》中发出种种抱怨呢？既然温家宝认为灾难可以让我们这个民族“愈挫愈奋”，那么视察灾区的时候，又何必挤出几滴眼泪来呢？你们在这里轻松地谈论灾难的“正面效应”，我却相信，那些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们，绝对不会同意的这样的观点。多难从来不会兴邦，但极权主义政权会利用各种灾难来巩固自身之统治，就如同斯大林当年利用纳粹的入侵，提升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与独裁的程度一样。
温季合作的爱国“二人转”可休矣。季羡林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正值纳粹兴起、希特勒上台，我怀疑他是不是中了法西斯的毒素。否则，他怎么会在《忆往述怀》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对此，冉云飞尖锐地批评说：“‘爱国没商量’——这样的‘爱国论’与‘伟光正’在无视逻辑、撒谎的知识谱系、群氓心理上形成了强大的同构。官方不树立季先生为‘国宝’，他还树立谁呢？”季羡林当年曾经与胡适共事，难道胡适的自由民主思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胡适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句话与季羡林的“爱国没商量”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民国时代生活过的老辈学者中，季羡林本是平庸之辈，唯一的优势就是活得比较久罢了。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终于等来了一顶辞也辞不掉的“国学大师”的帽子，简称为“国师”。
人格分裂的伪君子
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官方最热衷于打造道德完人。季羡林乐于被温家宝当作圣人、乐于被共产党塑造成圣人。温家宝与季羡林的合作，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一次，温家宝特意带了一件小礼物送给季羡林：那是一幅水晶玻璃画，上面有激光“刻印”的温家宝和季羡林在一起的画像。温家宝说：“这上面还刻了一句您最喜欢的话：真情。您常讲做人要真情、真实、真切。”季羡林说：“对，‘三真’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可是，诚如《圣经》所说，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也没有，遑论圣人了。季羡林刚刚去世，他的儿子季承便在《我的父亲季羡林》一书中写出了“一个人生失败者的父亲”以及“一个人生失败者的丈夫”的真相。季羡林表明上很清高，其实“他好名，给他一百顶帽子他都戴上”。另一方面，季羡林对家人极端冷漠甚至冷酷，从未没有爱过妻子，也没有爱过儿子、女儿。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将自己当作“悲剧人物”，并且坚信“这都是别人造成的，只有他一个人为家庭而牺牲，他的命运最悲惨，他的生活最值得同情”。季羡林喜欢养猫，似乎对猫颇有爱心，但他除了带猫出去散步，给猫喂点牛肉、猪肝之外，根本不管其他。那时，他的母亲和妻子年龄都很大了，还不得不在照料他之外，为他照料那些猫。在这种畸形的爱的背后，是何等的自私和无情啊！大师至死也没有参透死亡，他“希望活到‘茶’寿，更希望永远活下去”，然而大师的夫人却早有“死了干净”的想法。所以，有人说，季羡林是“有国无家”，可是，没有家，哪来的国？一个爱家的人，在公共领域中，不一定就是个好人，比如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就很顾家、很爱妻儿；但是，一个连家都不爱的人，他所声称的“爱国”根本就是肥皂泡一样的谎言——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又如何爱那些组成国家的、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同胞呢？
儒家文化再加上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必然盛产人格分裂的伪君子。钱钟书是如此，季羡林是如此，余秋雨亦是如此。季羡林在私人生活中真面目，已经呈现出冰山之一角。而温家宝在私人生活中呈现为什么形象，寻常人等虽然无法亲眼目睹，但基本上可以想象出来。季承给家庭中的父亲打六十分，我则给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季羡林打三十分。温家宝的得分大致也差不多吧。温家宝对季羡林说：“真理和科学要求真实。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最近，我看您讲良知、良能。我认为，这是知和行的统一观，也是人的品德和能力的统一，这个思想很深刻。”季羡林立即顺着杆子往上爬：“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温家宝立刻谦虚地说：“我们做的不够，还要多努力，把工作做好。您也要把身体保重得更好，多看些年。”温家宝将季羡林当作说真话的人，季羡林也真的认为自己是说真话的人，这本身就是和谐中国最大的谎言。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刘晓波，是谭作人，是陈光诚，是师涛……可是，他们都在哪里呢？他们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可见，共产党如此地仇恨和害怕真话，因为共产党的统治是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的。
如此对话，真是将肉麻当有趣到了极点。而将其整理出来发表的记者，当然不会这样认为，也许还有许多读者真得读得津津有味，甚至“临表涕零”。这才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哀。这个柏杨所说的“大酱缸”，何时才能被打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