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四、维权的政治化与非政治化

我想这是在公民维权领域里最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也很值得去讨论。在争论中，实际上有很多概念混淆的地方，形成鸡同鸭讲，自说自话。首先要理清楚维权运动中“政治化”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概念、词语和现实不是一一对应的东西，它不是像我手里的这支“笔”，能看得到、摸得着，毫无分歧。一个概念的确切含义要看它在具体语境当中的含义，要看它是如何被人们使用的。我说的“政治化”和你说的“政治化”的语境可能不一样，我所理解的那个含义跟你不一定是一个东西，所以一定要看哪些文本里面提到了政治化，它有什么样的语境（上下文）。

大家在讨论维权是否政治化的时候，首先要区别价值判断的陈述和事实判断的陈述。很多人在文章里面说，你再避免政治化，你也避免不了，政府就把你政治化。中央领导有一次讲话里提到“维权分子”，将之与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疆独分子、藏独分子并列，当做需要警惕和打击的势力。我们要区分一种描述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从“维权客观上是（被）政治化的”，并不能够推论出“维权应该政治化”。

政治化的含义。有的人把街头化叫做政治化；有的人把搞组织、组党叫政治化；有的人把在案件之外有一些制度上的诉求，你不谈当事人的案件，去谈这个案件之外的东西，这个叫政治化；还有的人把接受采访，就叫政治化；或者说把接受外媒采访就叫政治化；有的人把高调叫政治化，低调的，不出声音的，就叫非政治化，或者去政治化。

还有的把是否承认现有法律体系的合法性当做是否政治化的标准，比如说言论自由的案件，《刑法》的105条第二款，是否符合《宪法》的35条言论自由条款，如果你在法庭上去质疑《刑法》这一条文是违宪的，那你就是政治化，如果你仅仅在条文之下，去讨论证据问题、程序问题等，那你就是非政治化的。

还有的把介入敏感案件叫政治化，介入法轮功、介入西藏的案件就是政治化了，不管你以什么形式去介入。不同的律师有不同的做法。李劲松说，中国的法律80%是好的，80%的案件是不敏感的，政府不会打压的，小区业主维权、消费者维权等。李劲松说他只做这80%的东西，另外的东西他不管。高智晟则说，维权不能挑肥捡瘦，这么多宗教迫害的案件，这么多良心犯的案件，还有一些政府以各种理由贴上敏感标签的案件，你不去做，那谁去做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理解、看法。

第一点：与律师伦理有关。虽然维权有个大的历史背景，有一个宏大的理想，但是具体维权案件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事人的利益，这是律师伦理要求的。你不能伤害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无论是因为拆迁还是信仰受迫害找到你，你作为代理人或者辩护人，首先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你不能在这个案件中，把其它的诉求当作最重要的，炒作出名啊或者借这个案子来达到自己的什么目的，这都是不行的。是否政治化首先要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前提。

当然这里面也没有那么简单。对于多数案件，比如说拆迁的案件，实际上律师和当事人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走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还是私下谈判，是否通过媒体等等，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让被拆迁者得到最大的补偿。虽然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你不能有其它目的。

有一些案件就比较复杂，比如法轮功的案件。从我介入的法轮功案件来看，无论是当事人、家属，还是他们的同修都很清楚，再厉害的律师介入也不可能改变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定下来的，而且不是法院定的。你在法庭上表现得再好、证据再过硬，你在法庭上把公诉人打得落花流水，同样改变不了结果。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找律师呢？他们就希望你在法庭上把610、公检法违法的情况讲出来，通过法庭辩护把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说出来，把《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的荒谬之处点出来。这个过程就是目的，他们根本不在乎结果。我们在石家庄王博这个案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非常清晰地梳理了相关法律，发现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法规说法轮功是邪教，但是在实践当中，法轮功发传单也好、下载光盘也好，都是按这个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来提起公诉。我们在法庭上质问，什么叫破坏法律实施，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等等，公诉人根本回答不了。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只看结果，还要看案件的社会意义，当事人也希望你这么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一提政治这个词，就好像政治是肮脏的、黑暗的、危险的，政治就是官商勾结、黑箱操作。但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它应该出于良知。搞政治就是服务公众，应该把政治这个概念变成一个好的东西。应该把被颠倒的历史关系再颠倒回来。

第三点：要保持维权形式的多样性。生物学上讲生物多样性，如果所有的生物都只适合同一个环境，那一旦地球的环境变了，生物就都没了。维权也是一样，所有的人都是高智晟、郭泉，很容易一网打尽，维权就没有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只做环保、劳工维权，或者是最温和、最低调的那部分，那也不行，因为没有充分利用制度空间。这些最温和的东西当然有用，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讲，仅仅做这些东西，就没有尽力去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经济学上讲，不能够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维权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东西，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当然这也跟个人有关，你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根据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根据自己对社会形势的判断，来做选择。

第四点：关于所谓激进维权。张思之和莫少平都是我很尊敬的律师和前辈，但他们对高智晟的批评，我却不能接受。他们认为高智晟那种激进的、高调的做法，甚至绝食、抗暴，不但把自己给毁了，而且把民间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空间给毁掉了。这种判断我是不能认同的。高智晟自己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首先这种精神值得敬佩。我们没有他那么勇敢，我们更多地考虑老婆、孩子等等，但不应该指责他太过勇敢。我们不敢那样，主要是一个风险的问题，假如说组党不进监狱的话，我现在就组一个。我觉得这些走在前面的人，付出的代价更大，他们的贡献也更大。没有高智晟、胡佳，我和李和平就是最激进的，很显然激进的人对我们起到了保护作用。

高智晟、胡佳、“激进维权派”，缩小了民间活动的空间吗？我看到的现实不是这样的。高智晟被抓以后，维权律师越来越多，高智晟那个时候活跃的维权律师我都数得过来，现在恐怕都数不过来了。民间NGO、家庭教会、公民记者、互联网，没有因为刘晓波或者高智晟进监狱就不发展了，黄琦、谭作人、郭飞雄、陈光诚、严正学等等都判了刑，把我们谁给吓唬住了吗？谁因为刘晓波判11年就不敢做事了，文章不敢写了，案子不敢代理了？没发现。

我对中国近30年的历史有一个粗略的判断，大的趋势是更开放、更自由，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反复，个案上会有一些倒退，但是总体是进步的。但这种进步并不是政府赐予的，并不是某党主动地去和国际接轨，拥抱主流文明价值，并不是这样。这种进步主要应该归功于在这么多年里付出巨大代价的行动者，大致可以认为，付出的代价越大，他的贡献就越大。如果你的行为没有任何敏感性，当局都不理你，你没让它感到疼痛，那你对社会的贡献肯定没有那些人更大。社会的进步主要应该是归功于先驱者、勇敢者、持续进行战斗的公民，而不是搭便车的人。一场战斗，你不能够因为冲在最前面的人都战死了，就把胜利归功于那些幸存的人。幸存者立功受奖，旁观者坐享其成，但是对这场战争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在黎明之前倒下的人。

第五点：关于个案维权的效果。有人把维权失败或没有达到满意的结果归结为政治化，我觉得这也是成问题的。你不能说政治化导致了维权失败，你只能说某一个案件，哪些策略或行为是不合适的，导致了一个案件没得到好的结果，你不能够笼统地说不应该政治化或不应去政治化。现在的政法体系缺少制度化，缺少规律性，一个案件成功的策略未必适合另一个案件。不同的案件是不太好类比的，而且我们也不应该给某一个人贴标签，艾未未、艾晓明、冯正虎、李和平、黎雄兵、许志永、万延海、屠夫、老虎庙、刘晓波、唐荆陵，你说谁是政治化的？谁是非政治化的？贴标签没意义，你只能是说在什么案件或事件上，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是更合适的。

第六点：维权更多地跟法律制度有关，但是法律制度不是能够从社会、政治当中抽离出来的。我们在法庭上辩护，是在政治网络中的一个法庭，它不是像西方那种独立的法庭。这些年中国法律制度的推进，也是和整个政治制度的推进是分不开的。比如说法官原来是大圆帽，现在是法袍。比如说一些证据规则的修改，表面上看是一个纯法律的东西，但实际上和整个的社会转型、政治转型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介入刑事案件较多，深刻地体会到，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的话，对于解决很多冤案、促进人权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光去考虑一些大事：没有政党竞争、没有选举制度、司法不独立、新闻不自由，所以就没有活动的空间，没有进步的可能性，并不是这样。

试分析几个关于维权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例子。比如说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我曾写过文章来分析里面的策略，其中一个就是非政治化的策略。因为当时孙志刚事件在网络引起巨大的反响，中宣部已经下令不准讨论孙志刚事件，我和许志永、俞江已经准备了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为了能让这样一个行动有更大的效果，就需要传统媒体，从而需要采取非政治化的策略。我们在那个文本里完全没有提孙志刚，也没有提收容遣送制度带来的各种危害。（一开始我们有个附件，把收容遣送站的各种罪恶，打死的，打残的，全都在附件上，后来都去掉了。）文本就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技术分析，《宪法》、《立法法》、《收容遣送办法》，一个专业化的东西。（当然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并不仅仅是个别学者、个别记者的功劳，全国网民都发挥了一个集体的合力。）

比如关于特定问题的签名。甘锦华这个死刑冤案，为了救他一命，我也公开地征集签名。这种签名就要注意，不能有太敏感的人在里面，有一些很敏感的人，我的一些朋友，也支持签名，我就很为难，这个写还是不写呢，我必须考虑他们的名字在里面对这个案件会不会有伤害。

比如王天成诉周叶中抄袭案。周叶中是给中南海老头子们讲过课的，王天成是因为组党被判过刑的政治犯。在这样的案件里，就必须要非政治化，要把政治犯的因素、《著作权法》之外的因素要抛开，否则的话，《中国青年报》也不可能给你报道，民众参与讨论的机会也更少。

比如说公盟介入的毒奶粉案件。在这个过程中，毒奶粉受害者得到的赔偿是很有限的，很多人根本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其中有一个品牌，它的广告有问题，我们就去告它，后来它就跟我们私下谈判，只要不声张，它拿出100万，让我们分给那些受害者。如果你去声张，那这个钱就拿不到，我们当时做毒奶粉案件做得非常辛苦，大量的资料，无数的电话，非常辛苦，但法院不立案，看不到效果。所以为了让这些受害者真正地拿到补偿，我们就采取了低调的、非政治化的方法。

另外一起案子，可能必须政治化，或者用政治化的方式更适合。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法轮功案子，你必须接受采访，把这个意义讲出来。再比如谭作人案，一开始是涉及地震，涉及到“六四”日记什么的，后来判决书上就没提地震调查，只认定了“六四”的事情。地方当局实际上想用这样一个伎俩来吓唬律师，吓唬其他人。因为他是调查地震被抓的，所以你们这么多人关注，现在说跟地震没有关系，他是因为“六四”日记，因为跟海外反动分子勾结被抓的，你们还敢关注吗？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被他吓倒，所以浦志强、夏霖他们就说：我们让李鹏、陈希同他们来做证人。虽然未必能改变结果，但是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案件的意义更充分地阐释出来。

还有唐吉田、刘巍的这个事情。北京司法局早就想收拾唐吉田、刘巍，它可以找很多借口，找来找去找了个法轮功案子做借口，说在这个案件里面，律师退庭抗议，所以是扰乱法庭秩序，所以要吊销你的律师证。这就是想让别的律师害怕，不敢声援他们。在听证会那天也是，很多访民去声援，警察就说，“跟法轮功有关的，你们赶紧走”。这样的案件，你就不能够仅仅局限在司法局的行政处罚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能站得住脚，你就必须要谈唐吉田、刘巍为什么被吊销律师证，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介入人权案件，因为推动北京律协直选，举报北京司法局长的敲诈勒索，所以司法局对他进行报复。不能仅仅局限在这个案件里面谈专业问题，还要谈唐吉田、刘巍之外其他的维权律师受打压的情况，整个的维权律师群体被判刑、被劳教、被吊销执照等等，这样才能让这个案件有更多的关注，才有可能对当事人有好处。虽然当事人也不指望结果有所改变，但是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个意义阐释出来。还有邓玉娇案。如果仅仅去谈正当防卫的法律问题，或是否有精神病，那邓玉娇肯定完了。必须有网络上的呼吁，没有网络的推动，邓玉娇的命运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没有一个统一的、不变的标准，维权应该政治化还是不应该政治化，要根据不同的案件、不同的情况，要根据案件的性质，根据当事人家属的意愿来判断；要考虑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说律师愿意承受多少风险，比如说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应该更高调还是更低调，比如说媒体对这个案件关注的程度，公众能够接受的程度，比如说对手的实力等等。有的案子两个代理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的案子，前期用非政治化策略，以免打草惊蛇，后期用政治化策略，集中优势兵力，加强舆论攻势。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能够在每一个案件都找到最合适的策略，实际上我也有失误的时候，比如说2008年“3•14”之后，我和李苏滨发起了一个声明，二十几个律师参与。我们说，愿意为被捕的藏民提供法律援助，结果呢，这个事情就被司法局严重关注，旧账新帐一起算，导致我的律师证被吊销。有人批评说，你应该先介入一个西藏的案件，然后再发这个东西，谈汉族律师介入西藏案件对于法治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反过来看，这个声明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二十几个律师有这样一个声明，是有特定的历史意义的，和仅仅有个案援助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接受媒体采访，有的案件就不应该接受媒体采访，有的案件就应该多多接受媒体采访，还有的案件你要看情况。一般来说，只要国内媒体能报道的，没有封杀的，首先要考虑国内媒体，不要把新闻首先给国外媒体。国外媒体也要有个选择，如果你需要国外媒体来关注你这个案件，一般来说，有权威的、大的媒体，BBC、《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五、维权的发展前景

我介入维权运动以来，有些经验和感悟，也看到了维权运动发展壮大，也经历了其中的艰难险阻。可以说维权运动开创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新局面，它也将会成为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

维权既是改革又是革命，有一个学者阿希（Timothy Garden Ash），创造了一个新词叫“refolution”，既是改革又是革命。关于革命，我比较认同王天成的看法，他说国内的学者，包括非常有名的自由派学者，他们提出渐进改革、渐进民主，碎步前进，循序渐进等等，他说这些东西是很误导人的。如果自由派都不敢提革命，都不敢提彻底的政体变革、民主革命的话，那共产党就不可能真正地朝着你所希望的那个方向走，你的诉求根本对他没有任何压力，他根本就不会在乎你。你提碎步前进，他碎步50年、100年也是碎步前进。所以一定要明确地、清晰地提出来建立宪政，建立多党制，必须提出政体革命这样的东西。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关注中国问题的人，必须明确地提出这一点。至于具体的路径，那恐怕也不是我们能够设计和预测的，在讨论和实践中总会形成基本共识、摸索到切实可行的方法。

我们要盘活现在所有的制度资源，现有制度框架允许我们做的各种事情我们都应该去尝试，各种制度工具（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都把它充分地利用好，这样才能去逐渐地积累民间的力量。我相信官民力量的对比，会逐渐朝着有利于民间的方面发展。通过个案维权，通过公民行动，通过个案一点点的积累，总有一个历史时刻，民间的实力让官方不得不坐下来谈判。

在一个极权体制下，我们有时候很难分清受害者和施害者，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形成了这个制度的全貌，这个体制的运转依赖我们每一个人的默许。每一个人的选择在这个节点上也就会对整个制度的运转形成影响。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转型阶段，我们面临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转型，这恐怕也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处在一个苦难和罪恶之中，我们必须去行动，必须去记录，必须去抗争——这些抗争与其说为了一个自由、民主的理想，为了我们的后代免于恐惧、免于野蛮，不如说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自我救赎。

2010年5月1日于北京

6月3日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