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0年7月27日讯）：从通安镇开始的苏州民众反对非法拆迁、要求合理补偿的抗争已持续两个星期，目前，当地驻扎的特警、武警已超过一万人，政府也采取最大的行政动员，试图从源头上切断民众的抗议动能，可以说，当地民众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25日，通安、东渚的抗议基本停止，仅在东渚财富广场等地存在百人规模的“散步”、“乘凉”活动，现场警察向民众发放公安部门的公告、通告，未与民众发生冲突，但在抗议活动发起较晚的枫桥镇等地，每天的“散步”人群未见减少，武警采取了新的应对策略。

一位参加25日夜间白马涧商业城抗议活动的当地居民告诉记者，由于该地涉及拆迁居民人数多、居住集中，到目前为止，每天晚上仍有几千人到商业街“散步”抗议，很多居民就有关拆迁和腐败问题面对面质问武警和特警，武警和特警多无言以对，但25日夜间，警察采取了新的应对策略，就是在道路两侧拉起警戒线，并用大量警力将民众压缩到警戒线以外，这位抗议者认为，堵塞交通本来就不是民众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引起政府和外界对此事的关注，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保持交通的通畅当然也是民众所愿，所以，他们不反对警察这么做，“重要的是他们要用大量的警察来做这些事，这就牵动了他们的神经，给他们压力，而且，我觉得，24、25日两天，在高压之下，仍有这么多人敢上街，就是一种胜利。”

和枫桥镇白马涧商业街一样，狮山办事处的新升社区，目前的抗议活动也未停息，24日、25日民众继续上街，社区每家至少出去一个人，至少两三千人出动，由于警力不足，25日到场的警察只有300人左右。

针对苏州民众的抗议，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员、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先生26日接受了记者采访。

杨建利先生说：首先要向苏州民众表示敬意，在中国这样一党专制、权力无孔不入的社会中，苏州民众能够以群体的力量维护自身权利，已坚持长达两周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这次的苏州抗议事件，民众意志坚定，高度默契，注意策略，可以说是一次相当成功的非暴力抗争的尝试，抗议已迫使当地政府做出解除通安镇党政主要领导职务、暂停虎丘高新区年内所有的拆迁项目等让步，实现了阶段性的胜利，这是民众抗争的结果。

但是，杨建利先生认为，苏州地方政府仍在回避民众的主要诉求：合理补偿及查处腐败恶官。杨建利认为，虎丘高新区建设采用的是商业开发模式，绝大多数民众住宅的拆迁不涉及公共利益，这就决定了民众具有按照市场价格与开发商单独议价的权利，但在实际拆迁中，政府越权介入，以统一模式、统一合同强制民众接受不公平的拆迁条件，造成大量遗留问题，这次的民众抗争就是对政府介入拆迁的一次强烈反弹。杨建利认为，当地政府既然介入拆迁，在有关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就有责任给民众一个说法。他认为，政府官员应该出来与民众对话，而不是派武警和各种社区工作队来压制民众的意见表达，同时，杨建利认为，民众反映在拆迁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官员腐败问题，当地政府及司法部门应予彻查，还民众一个公道。

对于苏州下一步的抗争策略，杨建利认为：作为非暴力抗争的一次尝试，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体现了民众勇气与智慧的新型抗争方式，其主要着力点在于抗争的持续性，而不期望一朝一夕解决问题。目前，民众的抗争并未停止，仍在给当地政府以极大的压力，正如一位抗议者对我所说“哪怕只有五十个群众在，就要有超出几倍的警力陪群众玩”。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如果当地政府继续增加警力并加大行政工作力度，民众在更大的压力之下，要有暂时停止一线抗争的心理准备，但停止一线抗争并不意味着放弃，可以进行私下联络、网络发声等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可以再次采取上街的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

杨建利说，在与部分抗议者沟通后，他总结出了21个字的抗争策略：“警察来了我不怕，警察打我我就撤，警察走了我再来”。他认为，不怕，是因为某些非暴力抗争的手段风险可控，这次民众抗议不打标语，不搞组织，主要就是以顽强的个体抗争意志形成人群的聚集，而聚集的个体可以是参加抗议，也可以是围观、散步、乘凉，即使以当局的法律标准，围观、散步、乘凉也不违法，所以不用怕；而当风险超出个体承受力的时候，民众可以自行选择撤离，避免与现场警察肢体冲突，减少自身损失；民众的撤离没有代价，但警力的布控是有很大成本的，当外地调来的警力不得不撤走的时候，力量对比将再次发生变化，这时候主动权将再次回到民众手里。所以，内心的坚持和抗争的持续性是最重要的，也是不可战胜的。

另外，杨建利还对苏州民众提出一些建议：“诉求不升级，抗争要持续”，“暴力不能用，一用就被动”。诉求不升级是为了取得具体收效，另外，在这次抗议活动中，大多数现场警察的表现是有一定克制的，殴打民众的只是少数，所以，民众应该尽量多与警察交流，争取多数警察的理解和同情，在这次苏州民众的抗议中，除了一些零星的情况外，民众非常好地实践了非暴力的原则，这是减少民众自身损失的有效策略。

杨建利说：在与苏州民众的交流中有两点让他感到惊讶而振奋，一，这次抗争的参与者主体是二十到四十岁的人，其中八零后所占的比例很大，也极具抗争的激情；二，很多抗议者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不止一次地和我谈及“自由、民主”，这说明源自自身利益抗争的公民维权运动中孕育着民主运动的潜力。从苏州抗议民众者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也使我对于非暴力抗争的理解具体化，通过这次苏州民众的抗争行动，我们可以观察、学习，并以每个人不同的方式参与，在这个网络时代，信息是无法阻隔的，我们可以传播苏州民众的诉求和抗议，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但这些建议不应该包括鼓动民众冒险，相反，我们应该说服一些情绪激动的朋友避免采取过激行动，降低现场警察抓人的可能，同时也保护民众，使抗争可以持续性坚持。

杨建利说，现在有传言说很多通安等地的民众被抓，在大兵压境、一线规模性抗争无法展开的地区，民众可以收集这方面的准确信息传递给外界，通过舆论的力量要求当地政府放人。这也应是抗争的一部分。

对于当地政府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介入”的说法，杨建利说，民众因反非法拆迁而起，罪魁祸首是当地政府和官员，与“境外敌对势力”无关，象苏州民众抗议这么大的事件，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关注，而且，作为中国公民，我们声援苏州抗议民众甚至给他们一些稳妥的建议，只是在行使公民权利，事实上，每当发生群体性事件，中国各地政府总喜欢把责任推到“境外敌对势力”身上，而不肯在自己身上找责任，这是很可笑的，也不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应该尊重民意、尊重法治、尊重人权。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中国，而不是特权阶层掠夺财富的乐园。杨建利呼吁关心中国公民权益的朋友传播苏州抗争消息，争取媒体报道，而且在各种场合声援苏州民众的维权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