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相近但各自单打独斗的散人们，聚集到米奇尼克下榻的旅舍。以我有限的观察，本来，这回最该近距离和老米倾心交流，也即所谓最为“对路子”的战友，当属“50后”的陈子明和“70后”的许志永——他们虽然中国土生土长，但反专制的热诚、坚忍与耐性，以及偶然失手之后的不气馁，皆具米风。
无奈陈子明直到今天仍属禁忌——虽然他已经服完十七年冤刑，近期还有作品问世；许志永到会，但从头到尾都在“织围脖”——也就是现场发播 “zhiyongxu 公民社会现场报道” ——不但没功夫发言，连紧挨著坐在他左手、从他一落难就心疼加担忧的笔者，竟然没机会说句问候话。
余下的几位刚好将一间小会议室填满。按照他们那天对米奇尼克的提问，大致有这么几类：一是对苏俄、东欧素有研究，比如秦晖（奇怪更专注于该领域的太座金雁教授没到场）。他一句客套话没有，上来就问格但斯克船厂，想知道这家为波兰转型做出大贡献的革命元老究竟落入谁手，从而引申到政权和私有化的关联。
这问题太大兼太深，绝对不是80后的小翻译招架得了的。老米的解说还没到酣处，秦晖又从前捷克重型机械厂和它的中国“变身”沈阳中捷友谊机械厂的不同经历和了局，将问题引到对转型过程成本的考量——专制者一手遮天的老套看上去很奏效呀。老米能和他细细辨析的东西太多了，无奈限于时间，两边都没有充分发挥。
另一类是奋战经年，觉得抗争过程的雷同细节大家已是心有灵犀不言而喻，见一次老米不易，更愿意在宏远大背景上了解东欧战友的视角。
徐友渔想知道，既然当时给波共撑腰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怎么直到今天，实现了民主化的波兰，怎么依旧将眼下俄国的主政者视为敌人。
梁晓燕忧心“崛起的中国”杀到世界大玩“文化扩张”。她问老米，东欧知识分子是否敏感到由此可能引发的世界规则改变（这显然是中共的理想），对此难道没有忧虑？
对徐友渔所问，米奇尼克反应激烈：在他眼里，普京的俄罗斯可说是克格勃当政，在他们那里，民主派要走的路长著呢。至于晓燕说的中国软实力扩张，他虽然不无尖刻地说：北京体制、中国官员“成功掌控一切”，正让俄国当局“从羡慕到嫉妒”，但对她点出的告诫，好像根本没感觉。
另一类参会者基本是伏身草根的实践家。张大军和郭玉闪就他们近年来不曾中断的社会实践连续提问。张大军想知道在波兰，知识界和工人的诉求如何互动，还有，到了政治转型实现之后，这两大股力量会是怎样的关系。郭玉闪对“究竟什么因素使得波兰共产党竟然愿意放弃暴力、放弃专制”最感兴趣，难道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位从念硕士就不甘“酱”在书斋的民间机构领袖，还就如今时时困扰著他的“觉得最难的是反对派里边各色人等（包括组织）的合作”就教于老米。他想知道这位瓦文萨顾问在自己的经历里，如何处理各方的合作。
听到他俩的提问，我觉得，如果对“传知行”这些年来推出的一个又一个公民转型论坛、出版的一本又一本书刊（只争取到“内部交流”。最近的一本《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正放在大军的后备箱里准备发放）、派员奔赴一线参与的一个又一个案例、联络的全国上下各种出自诉求的弱势平民……已及警察没完没了地找他们“喝茶”再“喝茶”、捉放又捉放，老米若没有基本了解，是很难感受到中国新生代战士提问的紧迫和份量的。我没有举手就打断进程，告诉老米这批理想青年如何每时每刻都在做著的目标宏远的节制抗争——主席崔卫平也没有生我的气。
另外两名实践者，一是亲历香港近代化与现代化、不停地环游世界寻找中华精神归宿的小说家陈冠中。他的问题听似和缓，其实正是梁晓燕问题一个钱币的两面：波兰知识份子如何看待以极强的生命力、带著19-20世纪中国全部屈辱/反抗；骄傲/逆来顺受；勤勉/狡猾，突进到世界的中国非法合法、贫困暴富、扎根或四处流窜的源源不断的移民。可惜米奇尼克对他的提问基本没听懂。另一个是刚从假疫苗受害者一线返回的郭于华。她的问题简直像是无告的悲情诉说：在我们这个贪官酷吏横行、已然处于“审恶疲劳”的今天，你想建设公民社会么——那他盘剥谁去？执政党对民间诉求的唯一应对就是增强控制：你让一步，亲爱的党反而什么都不给了——此情此景，如何运用协商/妥协理念？
这就是与米奇尼克的见面。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那天提问如实转述，只想说，“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并非人人“变成冷血”（孟德斯鸠语），以及，这批七零八落的参会者处境的艰难。当然，就算不提“协商瓦解共产”，只说“协商部分瓦解专制”，波兰的米奇尼克之心路，也是今天沮丧疲惫的北京抗争者们乐于与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