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一名杰出的领导人，不仅政治军事上功勋卓著，还以其深切感人的狱中名篇《清贫》和《可爱的中国》影响了几代中国人。1934年10月初，方志敏奉命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配合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10月下旬，先遣队到达闽浙赣苏区与红十军合编，此时，红军主力已经出发长征。这支几千人的部队的任务，是吸引和调动一部分敌人，掩护主力转移。但在后来的方志敏传记作者看来：“以一支只有几千人的先遣队，要完成这样艰巨的战略任务，这显然是要求过高了。因此可以说，先遣队从一开头就注定了它最后失败的命运。”[i]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兵败被俘，1935年8月6日，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当局下令杀害于江西南昌。在这段半年多的时间里，方志敏的斗争已经成为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痛斥国民党江西党部官员；拒绝顾祝同的劝降；乃至当面拒绝了蒋介石的劝说，但另一方面，方志敏并非真的愿意坐以待毙，而是曾经产生过越狱的念头，或争取监外就医，但由于组织集体越狱缺少外援，而监外就医的申请又未获批准，方志敏在6月底即已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将被处决，于7月初开始写作一系列政治遗言性质的《遗信》，《给党中央的信》，《给孙夫人的信》，《给鲁迅先生的信》等，并设法通过同情革命的监狱管理人员的家属送到狱外。[ii]
关于蒋介石亲自劝降一事，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方志敏》一书综合了几种回忆文字后予以确认。其中，方志敏的遗孀缪敏所著1958版《方志敏战斗的一生》中的描述被当作此事的最权威证据，缪敏书中记述蒋介石与方志敏的会面是在“ 一九三五年刚刚入秋的时节”，写作中特别突出了方志敏视死如归的精神：当蒋介石说完：“方先生，你很有才干，我希望你投效祖国做事，我还要倚重你的。”方志敏答道：“谢谢蒋先生，我的生命只有三十六岁，你快下令执行吧！”[iii]方志敏的女儿方梅在几十年后的《方志敏全传》一书中，却把蒋介石与方志敏面晤的日子，说成是1935年2月6日，在方梅对蒋方二人对话的文学化描述中，方志敏婉拒了蒋的劝降，并未出现“谢谢蒋先生，我的生命只有三十六岁，你快下令执行吧！”这样决绝的字句。[iv]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的《方志敏传》则只写到方志敏于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０日，被敌人游街示众四天后见顾祝同，写下“视死如归”四字后“拂袖而去”，根本没有提及蒋介石曾亲自劝降。
以上前后不连贯的描述令人质疑：一，方志敏是否见过蒋介石；二，蒋介石和方志敏如果见面，是在方梅所说的２月６日游街的当天上午，还是如缪敏所说的，是在方志敏被处决不久前。从常理来看，似乎缪敏的说法更接近事实，因为以蒋介石的身份，他最后出马是比较合情理的，而在方梅本人撰写的《后记》中自称《全传》一书是“文学传记”，[v] 这似乎使得“合理想象”可以被宽容。
多年以来，似乎没有人知道方志敏在用米汤写成的密信中到底写了什么，因为据说《给孙夫人的信》和《给鲁迅的信》由于送信人，看守所文书高易鹏“未能送达，只能就地销毁了。”[vi]《方志敏文集》的整理者在书后《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中也指出：《给我妻缪敏的信》，《给孙夫人的信》，《给鲁迅的信》“只见篇目，未见原文。”[vii] 同时，送信人高易鹏本人几十年后声称：“其他三人的信未送成”，又说“其他三封信因家里失火全烧掉了。”[viii]
然而，在另一处文字中，我们却看到了对这段历史的不同描述，使得相关人物变得复杂起来。作家胡风在回忆自己在左联的经历时写道：
鲁迅从内山书店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是两张或三张白纸。鲁迅把它交给了我，我猜想可能是秘密文件···我用碘酒擦了，果然出现了字迹。是被蒋介石逮捕关押在南昌的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密信，内容是要求鲁迅请孙夫人宋庆龄向蒋介石保释他出来。我给吴奚如看了，他让我送给鲁迅自己看。鲁迅看了后，沉默了好一会，说，蒋介石是什么人？这绝对做不到。只好把信销毁了。[ix]
胡风的说法姑且可以看作一个孤证，因为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其他人能证明方志敏曾主动向蒋介石请求保释，而为鲁迅所婉拒，而鲁迅的日记中也并未提及此事。假如信的原件又如胡风所说被当场销毁，那就更加死无对证。但是，党史人物传记和纪念性文字很容易刻意制造一些戏剧化的场面，而胡风的晚年回忆文风平实，对方志敏密信一事也只是一带而过，无褒无贬，应该更为可信，至少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替代性的解说。在另一篇近期的研究文字中，我们看到：看守所文书高易鹏受方志敏之托“以料理家事为由向看守所请假，于（１９３４年）7月30日取道九江，坐轮船赶赴上海”把方志敏的四批文件中的最后一批送到上海内山书店。[x]综合以上叙述可以大致推断出：高易鹏在方志敏临刑前夕一周左右把求援密信送到了上海内山书店，而非“未能送达”， 而信由鲁迅亲自销毁， 而非由送信人销毁。这封信中的内容除了鲁迅，胡风，吴奚如之外无人知晓，而这也正是“方志敏很着急，便要求高易鹏亲自去一趟上海，落实这些文稿和信件的送交情况，并再次用米汤写了几封密信，请他想办法送交宋庆龄、鲁迅和李公朴”[xi]的真实原因，如果不是为了在行刑临近时寻求尽快获释，方志敏并没有理由为文稿的事特别“着急”和催促送信人。但是，多年以后，吴奚如的回忆就发生了偏差，胡风回忆说，吴说“方志敏送出来的是给党中央的信，同时附有《可爱的中国》文稿，他把信收去了，把文稿交给我托鲁迅保管”，但胡风确定“吴的记忆有误。”[xii]
不论方志敏如《全传》所说，在1935年2月初面见蒋介石时就已经明确拒绝了蒋的劝降，或如《战斗的一生》所说，在1935年“初秋”（按方志敏牺牲时间８月６日推算，这次见面应为７月左右）拒绝蒋介石，导致蒋下决心处决他，都不太可能在当年7月初又写密信给鲁迅托宋庆龄向蒋说情。这两件事中似乎只有一件是真实的，而考虑到正式的方志敏传记中难免的美化倾向——如前所述，三种传记之间也前后不一—面斥蒋介石很可能是一种 合理想象的结果，而方志敏很可能根本没有见过蒋介石本人，因此，他的密信也才有了存在的基础。
一旦我们把那些不必要的光环和文学想象去掉，把革命者或革命烈士回复到“人”这个原点上和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就会发现“方志敏乞降” 不仅在逻辑上完全可能，而且也不会颠覆他的革命者形象。首先，任何人都很难真正“视死如归”，方志敏也决不像过去宣传的那样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其次，先遣队的失败让方志敏至为痛心，他渴望东山再起，越狱和争取监外就医的努力就是明证，这两次努力的失败很可能促使他寻求新的出狱途径。方志敏大概也不愿意为了一个因上级的错误决策而“注定失败”的先遣队连带送掉自己三十六岁的生命。如果国民党方面以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作为释放条件，又以委任方志敏为国民党江西省主席作为诱饵，[xiii]那么这等于让方志敏彻底叛党，这种道德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自杀行为无疑是方志敏绝不能接受的。因而，他完全有可能通过密信，利用鲁迅和宋庆龄的影响力，间接地实现既不死又不降，既能保全性命又能保全节操，还能继续从事革命的目的。这种策略是符合一个既有理想而又理智健全的人的思维方式的。共产党人方志敏又何以会寄望于鲁迅不抱希望的蒋介石呢？直接阅读方志敏本人的文字，就会发现，方志敏首先是一个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在《方志敏全传》中引述的《可爱的中国》中的一段文字和全书中塑造的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方志敏形象本身就不吻合“．．．但我活着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我想，只要是中国人，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具有热爱祖国的本能。”这里很清楚地说明，在面临日本侵略的大背景下，方志敏首先是以一个“中国人”而非“共产党人”的自我认同写作《可爱的中国》，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个最根本的层面上，他并没有排斥国民党人和蒋介石，这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并无二致。自然，54岁的鲁迅看人看事的老辣眼光，大概也非36岁的方志敏所能及。怀抱略带着一点天真的理想主义，正是很多烈士的共同特点，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皆概莫能外。
总之，方志敏被捕后极有可能没有面见过蒋介石，反而间接地向蒋寻求释放。在对中共早期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理解和研究中，文学传记这种形式的不严谨，以及戏剧化的臆想和夸大会极大降低人物和事件的可信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对党史的歪曲。实事求是，回到历史的真实情境中，把他们看成活生生的人，并不会影响后人对他们的评价。
[i] 石凌鹤等，《方志敏传》，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ii] 同上，第１８７页。
[iii] 缪敏，《方志敏战斗的一生》，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年，第105-106页。
[iv] 方梅，《方志敏全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479-480页。
[v] 同上，第５１４页。
[vi]周英才，《方志敏狱中文稿来龙去脉》，《名人传记》2003年第4期。
[vii] 见《方志敏文集》，附录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４２０页。
[viii] 同上。
[ix] 胡风，《胡风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x]周英才，《方志敏狱中文稿来龙去脉》，《名人传记》2003年第4期。
[xi] 同上。
[xii]胡风，《胡风回忆录》，25页。
[xiii]见张知，《方志敏》，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年，第277页。
作者联系地址：
Guo Wu,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History Department
Allegheny College
Meadville, PA 16335
USA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里格尼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
伍国
电邮：gwu@allegheny.edu ; papertiger555@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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