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这个东西，不好说。权力一般指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从自己的目的出发，影响他人行为的一种能力，它“本质上意味着‘能够’或‘具备’做某种事的能力或‘产生某种结果’的能力”。权力是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在一种共同活动中违反参与同样活动的其他人的意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一种能力。权力必须与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同任何事物一样，权力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社会的必需，另一方面它是社会的威胁。为了防止权力对社会的威胁，使权力为善而不作恶，必须对权力进行制衡，不然，后患无穷。权力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行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人际间的支配行为出现以来，权力就成为一种最普遍的社会现象。人际的支配行为起源于人类早期，人类早期的群体生活需要组织和指挥，食物的分配需要制度规则，群体内的纠纷需要裁决，首领应运而生。首领决定食物的分配，指挥群体的行动。这个时候人们之间的物品交换行为还没有出现，即使有物品的交换，也只是偶然的。因此，人类最早的社会行为可以说是权力现象了，但是，权力“却是动物历史上随着性爱起源的最早的现象之一。不是资本，而是权力，一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原始社会中，氏族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机关是氏族议事会，部落和部落联盟也有相应的议事会。氏族议事会，是氏族全体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议事会上，选举或撤换氏族长（处理氏族日常内部事务）和军事首领，讨论生产活动的组织安排和产品的分配，决定收容外族人或俘虏加入本氏族，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赎金或实行血族复仇等重大问题。勤劳勇敢、又有威信的人被推举出来成为氏族首领，他不脱离生产，也没有强制的权力。一旦他辜负了氏族成员的信任，可以撤换。氏族长和军事首领被撤换下台后，便同氏族同的其他成员一样，成为普通一员。最原始的民主就这样形成了。所以，民主是原始人类的发明创造，不是西方的专利。
到原始社会后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人们的劳动产品除了维持自己生活，还能有些剩余，战俘才有可能成为供人剥削、役使的对象，从而获得生存的机会。一方面，氏族首领为了唯我独尊，在亲朋好友支持下，长期霸占职权并垄断职权，逐步地侵吞了集体财富，占有了大量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这就需要增加人手来为自己干活；另一方面，其他劳动者又不愿意受他们支配。因此，这些氏族首领利用权力，强迫他们劳动，以榨取他们的劳动成果。这些氏族首领就成了最初的奴隶主，而战俘就成为最初的奴隶了。随着土地、生产资料和战俘的日益增多，这些氏族首领逐渐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使之也成为大小不等的奴隶主,他们因此拥护自己成为统治一方的最大的奴隶主，随时调遣这些小奴隶主，这样最大的奴隶主形成了最初的君主。所以，正是由于这些首领先用武力长期垄断了氏族的统治权即实行统治权力私有化后，才能强迫劳动者无条件的接受他的剥削,才能稳定地长期地将集体财产聚为己有，才能保证其子孙继承这一切，从而成为最初的君主。如果他手中没有掌握暴力工具的权力，今天抢占的一切，明天就会被别人抢去。而生产资料等资本，只不过是权力掠夺的对象而已。因此，权力是原因，利益是结果；权力是手段，利益是目的。权力私有是实现个人、家族或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根本保证。
权力又是最重要的政治概念，几乎所有的政治现象都与权力有关。离开了权力，政治就无从谈起。对于个人来讲，政治是用来维护或得到利益的一种手段。从团体（最重要的团体是国家）的角度，政治是谋取团体利益达到团体目的的一种工具。无论是通过政治手段维护个人的利益，还是达到团体的利益，都需要借助权力。“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所以，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统帅。政治上得权，经济上得利。一个国家政治的核心是政权。同生产资料所有制一样，政权所有制形式也存在私有制、公有制之分。政权为人民所有的制度就是政权公有制，政权为某一个家族或集团所有的制度就是政权私有制。
自私的思想产生权力私有的制度，权力私有的制度产生私有的政权，私有的政权产生绝对权力。因为绝对权力产生一个”大皇帝”和无数个”土皇帝”,必然迟早会导致他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产生无尽的社会灾难。立法、行政、司法权集中于同一之手，形成“万能”的绝对权力，极易产生暴政。执政者通过阻止以宪法或法律的名义来损害公众个人或其他集团权利的做法，来不断增强权力的绝对性，以彰显自己无所不能。事实上，我们还可以推论说：任何机构一旦被授予了某种权力，不论这个权力是否合理，它都有充分利用这个权力攫取更多权力和利益的自然倾向，防止自己的权力被分解分立，以凸现自身存在的绝对价值。这个趋势理论上说是无限的，直到遇上遏制的力量为止。同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能确定唯一一个平面吗？一个平面是依靠同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来支撑稳定，还是依靠相互独立的三个点来支撑稳定呢？行政、立法、司法三种国家的基本权力，处在同一领导下，能确定它的社会性质吗？根据三点稳定原理，这样的社会能保持稳定吗？这样一个单一走向的权力结构，既缺乏矛盾的多数支持，又缺乏矛盾另一方的制约，更使矛盾的双方地位不能相互转化，使得社会始终处于不平衡状态，违背了对立统一定律，违背了唯物辩证法。但是，双向走向的多维权力结构，既获得矛盾的多数支持，又存在矛盾双方的相互制衡，更能通过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实现了社会合理循环，使社会可以避免为争夺政权而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维护了社会内部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使人民的权利（即人权）得到有力的保障。
不受约束的权力，人见人爱。有权之人，大多爱耍无赖，喜欢垄断权力，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放手。政治人物的心胸狭隘，早晚会造成社会悲剧。“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去制造他人的悲剧，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把权力分解，让它们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用权力来约束权力，以消除绝对权力，消除权力集中。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不但迟早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且会导致绝对的的谎言。政权私有制（霸权）体制下，使许多人对权力趋之若骛。因为权力，你可能拥有金钱、地位、名誉、美女、香车，可能名垂青史，也可能遗臭万年；因为权力，你可能最终一无所有、孤苦伶仃、身陷牢狱、丢掉身家性命，甚至家族后代被消灭。物质决定意识，没有权的人，千方百计想掌权，掌了权的人想掌大点的权，掌了大权的人还想掌更大的权，直至掌握一个国家的政权，以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从而让子孙后代稳定地继承这些权利。为当官，不惜低三下四，行贿送礼，出卖人格。为的就是掌握权力，“一人当道，鸡犬升天”，那好处与回报将百倍千倍于当初的投入。一旦有了权，那就要充分利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以一种“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社会末日心理，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缺陷的法治和孱弱的监督，丧心病狂地为自己敛财聚富，从而造成了人民深恶痛绝而有积重难返的全局性的大腐败。权力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正确使用权力，可以利国利民，造福社会；一旦缺乏制度制约，迟早就会产生权力腐败，祸害百姓,遗患社会,被人民唾弃。在官僚们的“精心共和”下,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制度,往往金玉其外,只是忽悠民众。这些人为缺陷、腐败的制度,对于权贵们来说，往往违法成本很低,甚至网开一面,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和进步,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代价太高,往往倾家当产,以至家破人亡。几千年以来，旧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欲改造人民的思想，以让政权属于家族私有的统治代代相传，如愿以尝了吗？我们前些年“三讲”教育，这些年“先进”教育，教来教去，并且整党整风也搞了无数次，加强教育、严肃党纪不仅未能消除腐败现象，反而愈演愈烈，由此可见，导致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并不那么简单。权力腐败直接危及和破坏法律和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也直接破坏了社会的经济基础，更动摇着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权力需要监督、制约，腐败不能自我清除。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能只靠自我批评、自我监督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就像再高明的医生,能割除自身的肿瘤吗?而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政治体制，只会害己害人，祸国殃民!
物以稀为贵。政权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权。因此，人人都想掌握政权，个个都想当大官。一个社会核心的矛盾就是争夺政权的矛盾。客观决定主观，物质决定意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有权力才能真正保护富贵。若要获得大利，必须先获得大权，只有掌握政权，才能长久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才能掌控他人的富贵与贫穷的度。物质诱惑决定每个人都有想夺权当官甚至当大官的意识，只是有无天时、地利、人和之方便，有、无实力之差别而矣。一般说来，掌权者会是政权私有制的肯定方面，无权者会是政权私有制的否定方面；掌小权者是掌大权者的否定方面，无权者是掌权者的否定方面。有史为镜，有世界为镜。在政权私有制社会里，遇到贤能的纨绔子弟当政可能产生短暂的盛世，遇到昏庸的纨绔子弟掌权就出现乱世甚至国家解体，政治体制弱不惊风。为什么旧中国内部纷争不断，国家时分时合呢？为什么我们历史漫长却落后呢？是因为：政治人物自私狭隘，死抱”打天下坐天下”的私念，建立的是私有的国家政权,他们相互恶性竞争，搞霸权主义，行强权政治，掌权也不过几代，政权恶性更迭，结果造成了国家和民族的悲剧。“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小军阀割据一省便称王，大军阀割据数省便想武力统一中国以称帝。谁有实力谁抢劫政权，谁打天下谁霸占政权，谁打下天下谁就垄断政权。一人成功万骨枯!秦始皇带领人民打天下秦家就上台霸占政权，刘邦领导人民打天下刘氏当家，杨坚带领人民打天下杨家作主，李渊领导人民打天下李家就垄断政权…。你方唱罢，我持枪登场。领导中国的权力成了某一个家族或某一个集团的私有权力，他们垄断着抢劫来的权力，似乎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推翻了“旧颜色”的专制，建立起“新颜色”的专制。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政权被那些有枪杆子的人抢来掠去，生灵涂炭，百姓苦啊！如果争夺政权的几方势均力敌，国家就因内战而处于分裂动乱状态，直到某一方强大并征服他们为止，如周灭后春秋战国动乱551年，魏晋南北朝动乱389年，唐末动乱53年，南宋及辽金元动乱241年，等等。华夏五千年悠悠岁月，内战了2600多年!悲哉，政权的私有!悲哉，绝对的权力!悲哉，官僚们的“共和”！悲哉，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
政治人物的心胸狭隘，持续造成了国家和民族的悲剧。为了夺得天下大权,战国七雄逐鹿；为了夺得天下大权,楚汉大战；为了夺得天下大权,杨广不惜杀兄、杀父；为了夺得天下大权,李世民杀兄、杀弟；为了夺得天下大权,三国演义；为了夺得天下大权,军阀混战···。为了维护霸权，垄断政权，焚书坑儒（怕人民聪明，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了维护霸权，垄断政权，血洗倡导戊戍变法的六君子；为了维护霸权，垄断政权，闭关锁国，防止新鲜空气进来（想搞世外桃园，因为国外有些已不是霸权体制，怕国际社会存在决定人民意识嘛）；为了维护霸权，垄断政权，愚弄教化人民···。蒋介石全然不顾民族大义，偷天换日，将天下大权化为国民党的私权，然后又将一党私权化为一己私权，垄断政权，并且为维护据为己有的政权，悍然发动内战，可恶！夫妻争权，父子争权，手足相残。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弱肉强食，成王败寇，利用武装掠夺上台，枪杆子抢政权，政治人物们恶性竞争，政权恶性更迭，经济大崩溃,社会畸形发展，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领土也被掠，以及外蒙的独立。打得赢就上，打败了就被灭亡。政权之争，不是在演讲台上，公平竞争，接受人民挑选，而是在于你死我活的持枪抢劫,双方无规矩的恶性竞争，这不就是流氓行为吗？搞政权垄断，排斥公平竞争，这样的人有基本的良知吗？凭借武力掠夺上台，并一花独放一劳永逸地坐台，领导中国的权力被他们垄断，成了他们的特权。特权者凭拥有的绝对权力自由地搞垄断，他们成了中国的“大老板”，中国成了他们的“私有企业”，这纯粹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流氓政治。他们的一花独放给中国带来春天吗？为什么不建立政权公有制让风水轮流转进行民主选举以让国家和民族免受内战之苦呢？他们后代那纨绔子弟们，由于没有经过公平竞争的锤炼，自古就少伟男，但是，天涯又何处无芳草!刘邦行，李世民也行；成吉思汗行，康熙也行；汉人行，蒙古人行，满族人也行。离开了谁，地球照样转。在霸权主义的政权私有的政治体制下，掌权者没有被弹劾而下台的压力，没有来自对手的竞选压力，想干啥就干啥，干好干坏一个样，能上不能下，想掌权多久就多久，根本不考虑年龄、能力大小，不见棺材不下来，不遵循自然规律。要知道：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本来，推动社会进步,使人民免于暴政免于贫穷免于恐惧就是执政者的基本职责，但是他们有时尽点本分,却大肆地歌功颂德;一旦干得不好就不许别人批评并斥为攻击，还要粉饰错误。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人要有廉耻之心，更不能耍无赖，谁是真正的无赖呢？礼义廉耻，人之四维，四维不张，人将不人。小人治国，小人之“国”。在他们的领导下，对任何新政权建立起决定作用的人民群众，天下兴时也苦，天下亡时则更苦！
专制是动物的传统，是动物的野蛮属性在人类的“继承”和“发展”，只不过人类专制更广泛更野蛮而已。在动物社会里,动物们解决权力纷争的主要方式是专制，比如对于猴王、狮王宝座的争夺,通过暴力来解决,不论是谁,成王败寇,胜者为王,并且,在新的强者产生之前,这宝座是私有的.它们争夺交配权也是如此，但是,作为从野蛮社会过来的人类,如果真是文明社会,能象动物那样野蛮吗?
如果凭借枪杆子出政权合理合法，那么在二战中，美国凭借强大的枪杆子带领世界人民打败了法西斯，把各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世界各国人民是不是就应该饮水思源，知恩图报，自觉接受美国的绝对领导，成为它的地方政府呢?美国就因二战一锤定音，一劳永逸地统一世界、领导世界呢？侵略者们也会说他们是在打天下，“解放全人类”，枪杆子出政权，不是侵略，成王败寇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世界还成个什么世界？没有规矩，能成方圆吗？
客观决定主观，主观能动地反作用于客观。由于意识的能动作用，人可以改造客观世界，改造自然。无知是我们的敌人。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科学给人民无穷力量。读好书使人聪明，读谎话连篇的坏书使人愚蠢。愚蠢的思想产生愚蠢的行动。大官者们自私、愚昧的主观能动性对制度的建立有着巨大的决定作用。官员主观的愚昧自私导致愚民的制度和“理论”，愚民的客观环境又导致官员主观的愚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环境塑造人，愚昧的人民产生愚昧的官员，愚昧的官员建立愚昧落后的制度和理论去愚弄人民，被愚弄而变得愚昧的人民又产生愚昧的官员…。政权被无休止地抢来抢去，导致”真理”和”真相”层出不穷，旧社会的中国人民就这样长期被愚弄来忽悠去，主观能动性大大下降，如此恶性循环，这样的队伍能创造出先进的科学技术吗？我国能不大大落后吗？偶然出现发明创造，也是屈指可数，仅仅是在放松思想管制的战乱年代里的极个别人意识的能动作用使然。商鞅说：“民不贵学问”。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说：“绝圣弃知”，“常使民无知无欲”；庄子说：“天下大乱，罪在乎好知”，“任知，则民相盗”；韩非子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政治人物耍小聪明犯大糊涂，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祸患不浅。近墨者黑,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上行下效，跟谁象谁。上梁不正，下梁歪。人民愚昧，谁之过？官员愚昧，谁之祸？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读书使人渊博，辩论使人机敏。”枪杆子出的”真理”和”真相”导致人民愚昧，禁止言论自由致使人民愚钝，愚昧的人民，产生愚昧的力量。聪明的人民群众，推动社会正确前进；愚昧的人民群众，推动社会错误前进。聪明的领袖，带领人民推动社会正确前进；愚昧的领袖，带领人民推动社会错误前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因此，政府的是非曲直，人民也可以自由辩论。人民，在辩论中一点一滴地成长，在辩论中一天一天地成熟。在自由的辩论中，人民才会变得机敏。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之语：“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自由地思想是科技的源泉。人民自由的辩论，观念的碰撞，才更容易产生智慧的火花。统治者啊统治者，科学技术是智慧的结晶，不是愚昧的结晶，愚昧的思想能产生甚至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吗？充满智慧的思想环境才能塑造聪明的民族，聪明的民族才可能塑造具有发明创造精神的人。有众多智慧的人民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长此以往，功到自然成，何愁不产生先进的科学技术呢？何愁不产生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呢？何愁不能获得诺贝尔科技奖呢?何愁不领先世界呢？
不要盲目崇拜刘邦、李世民的强权，他们对各自朝代的灭亡负有更大的责任，外表的强大并不能遏制他们内部的武力斗争。在历史上，他们得为建立政权属于家族私有的政治制度负责，得为极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暴政负责，得为实施愚民的政策导致后代民心涣散、国家失去凝聚力负责，得为长期实行愚民政治使得民智不开，导致愚昧的大环境培养出思维狭隘、智力有欠活跃、既天真又神经质的接班人负责，得为自私自利的自己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导致家族后代被新专制压迫甚至消灭负责。满清王朝GNP世界第一，却是落后的GNP，统一了台湾后,更是日本的数倍，为什么仍然没有摆脱落后、挨打和国家解体的命运？北洋水师船坚炮利，亚洲第一，却依然惨败在后进的政治改革较为彻底的日本手下。可见，一个落后的政治制度这个最根本的内因，才招致清王朝这个大中国的落后挨打。马克思说的上层建筑，也并未因唐朝的盛世、明朝的发达、满清雄厚的经济基础而有所长进。经过二千多年的量变，上层建筑并没有在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质变，谁之过？
矛盾，无处不在，也无时不在。人的意识是矛盾的、复杂的、多变的。它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善恶是对立统一的，没有善就没有恶，恶之所存，善之所在。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意识的稳定是相对的，暂时的，变化是绝对的。人心难测！事物是在曲折中前进，意识是在曲折中发展。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心隔肚皮，今天行为讲德，并不意味明日行动有德。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意识中善、恶两方面的矛盾是其变化的动力。当意识的邪恶方面压倒正义方面时，邪恶就呈显性，表面于外，正义则呈隐性，隐藏于内。那么，邪恶就主导人的行为,则人就会产生邪恶的冲动。反之，当意识的正义方面压倒邪恶方面时，正义就呈显性，表面于外，邪恶则呈隐性，隐藏于内,则人就会产生正义的举动。所以，每个人的意识之中，既有正义，又有邪恶。人，一半是天使，另一半则是野兽。
人，既是善、恶的对立统一体，又是野兽、天使的对立统一体，也是公心、私心的矛盾体，更是聪明、愚昧的对立统一体。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世上没有全知全能。天下之大，非一人能治；事物之多，非一人能知。一个人的精力、智力有限，不可能事事聪明，时时聪明，所以必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以防止经常犯常识性的错误，犯低级的错误，犯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方向性错误。一人或几个人决策出现错误的概率必然远远大于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民主决策的错误，这是毋容置疑的。个人领导一切，决定一切，独断专行，从历史来看，危害社会的效率倒是高。伟人再伟大，也跟我们一样是有缺陷的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一样会被权力、财富、表象所诱惑，其拒绝诱惑的能力是有限的，任何人也不可能例外，况且，人事有代谢，人老了，更易返老还童，老眼昏花，犯老糊涂，老年痴呆。以其昏昏，何以使人昭昭？
正是由于人性的弱点,如果天下没有公理，社会没有公平、公正的规矩，政治人物们就会耍流氓，像动物那样野蛮竞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既然人人都想掌权，个个都想当官，那么如何将野心家、阴谋家们争权的矛盾对立统一起来，从而防止武装夺权，防止发生流血冲突（内战），防止推倒重来、民不聊生呢？内战，还是选举呢？
知出乎争，尽信书不如无书,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胡适说：“少谈点主义，多讲点实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既然“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可以建立多个政党公平竞争，为什么“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就不能建立多个政党比如工人党、农民党、社会党相互竞争呢？“
马克思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将人类社会分为私有制社会和公有制社会，是极其错误的。奴隶主是天生的吗？地主是天生的吗？资产阶级是天生的吗？人是有差异的，有高、矮、胖、瘦之分，能力更是有大小，有人勤奋，有人懒惰，有人奢侈，有人节俭。十个指头有长有短,它们能一样长吗?政治地位的不同，劳动力的强弱不同，家庭人口多寡不同，以及受到天灾人祸等灾害的影响的程度不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贫富不均。在政权私有制社会里，不受约束的权力就是官吏们取之不尽的财富，资本剥削可以创造财富，其剥削多少可以受到权力控制，但是，无处不在的掌握权力的官吏只管剥夺财富，却没有制约，人民怎么办呢？因为掌握权力，可以剥夺他人的财富，使其一无所有;因为取得权力，自己可以从无产阶级一举成为资产阶级。没有权力，可以武装夺权，枪杆子出政权。因为掌握权力，而成为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因为依靠官吏的权力作为保护伞，潜规则社会而发家致富，成为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并且，马克思的阶级划分不能包含社会的所有人群，具有重大缺陷，比如：奴隶主与奴隶中间的人群，地主与农民中间的人群，又属于哪一个阶级呢？另外，一个人拥有多少资产，才能算无产阶级呢？既然国家庞大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那么谁又是无产阶级呢?一位重病缠身而又无钱治疗的孤寡老人,却没有权力领用国有资产创造的红利和转让以变现他拥有的国有资产中的“份额“为自己治病和维持生计,只能等待死亡,那么,这生产资料属于”公有制”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奴隶主、地主只有土地的使用权及其的继承,而所有权在皇帝手中。过去皇帝正因为是首先对政权的占有和垄断,才有对土地等财产的占有与对人民的统治。如古埃及的材料叙述一次奴隶主政权被推翻的情形：“那本来没有财产的人，变成了财产的所有者，财产的所有者变成了没有财产的人，大地似陶轮一样翻转起来”。而中国唐代的一次农民起义后，一名逃亡的旧政权官员则哀叹“扶梨黑手翻持笏，吃肉朱唇却吃齑”。马克思还宣扬共产主义社会可以物资极大丰富、按需分配、无限美好。试问：物资能极大丰富吗？譬如：水能极大丰富吗?水的总量是一个常量，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水量会越来越少；石油、煤炭、矿石只会越用越少。怎么可能极大丰富而按需分配呢？更何况，光经济“共产”，处于社会核心地位的政治却不让社会来“共产”，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吗？人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一个国家“共产”的主张经过他们多数同意了吗？将人民的财产强行全部“充公”“共产”“国有化”到“国家”，既不给人民红利，又不保证人人有工作，还不保证人民的生存权，还把你当廉价劳动力来使唤，这甚至比地主、皇帝只“共”农民的“土地”这个“财产”，让其租种土地还不如？这不像是历史的倒退吗？这与抢劫有何区别？
政权是社会的核心，管理约束社会一切，因此，政权所有制形式决定政权的性质，政权的性质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所以，按照政权所有制的形式将人类社会划分为政权公有制社会和政权私有制社会，简称为私有制社会和公有制社会，这是科学合理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或主要权力归某一个家族或某一个集团所有，被他们所垄断,那么，这是一个专门以政权私有制为基础的私有制社会，它是官僚统治的专制社会。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之间的矛盾，即官和民之间的矛盾，是这个社会的根本矛盾，这种阶级划分涵盖了社会所有人群。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或主要权力不属于某一个集团所有，而是由人民定期民主选举产生各级政府，那么，这样的社会，才是以政权公有制为基础的的公有制社会，它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
任何权力不受制约，都可能变成可怕的怪兽。公权力不受制约会产生腐败和苛政，资本不受制约，可能会残忍无道地侵害劳动力。在政权私有制社会里，掌握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的统治阶级“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决定法律、制度、文化。政治由统治者选择，产生官僚世袭的专制统治，而不是由社会来“共产”。法律只不过是这些独裁者意志的体现，而不是人民的意志的体现。权力就是法律，官员就是法律，他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这里的权力成了受“恶法”的严格保护和没有制衡的权力，资本成了受“恶法”放纵的资本。这里的资本如果依附权力可以走遍天下，没有权力的纵容他寸步难行。专制的利益诱惑，也使得官僚们没有健全法治促使“恶法“向“良法”转变的动力。这些缺乏良知的统治者，牺牲大多数人的人权，以维护自己以及亲朋好友的特权，造成了经济上的严重不公；他们有选择的立法，有选择的行政，有选择的司法，有选择的执法，通过维护腐败的制度法制化将官僚及其家族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这是产生严重的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官僚的权力比政权公有制国家的同级官员大了许多，而责任义务少了许多许多，并且其权责严重不对等。官僚成了百姓的主人，人民成了官僚的仆人，甚至奴隶。普通大众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压迫。人民既无权选举政府，也无权改革政府，更无权制定法律，来约束官员和资本的行为。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上级，各级长官独揽当地一切权力，其任期也由上级决定。官员们巩固权位并获得升迁的唯一途径是讨好上级。这种上级决定的任命制度，容易产生卖官买官、任人唯亲等腐败现象，历史上这种情况简直是数不胜数。官场近亲繁殖，社会何来公平正义？他们执政出现错误，上级包庇下级，下级维护上级，上下串通一气，官官相护；父辈包庇儿孙，儿孙维护父辈，一家人串通一气。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民众对此上诉无门，苦不堪言！他们用谎言和暴力解决社会出现的矛盾，用谎言和暴力维护政权的垄断。这些官僚们的后代虽然是极少数，极少数不等于是精英，历史已经证明：刘备的后代阿斗，皇帝的后代虽然是极少数，并受到良好教育，但是没有成为精英，更多的是孬种，只能依靠长辈们授自己以鱼的制度来安排他们出入政界、商界，并在他们主要经商领域实行高度垄断、特许经营，使其利益最大化。（比如房地产等）。而在政权公有制国家里，民主负责政权的归属，法治负责政权的实施，宪政负责对政权进行制约。社会“共产”政治，政治统治经过社会上多数人民选择。宪法和法律也集中体现了多数人民的意志，它对政治权力加以具体限制，并进行违宪审查。民众享有政治权利，政治权力的行使由人民授予，并受人民制约。立法权也掌握在人民手中，行政司法行为公开透明。资本成了受“良法”严格约束和制衡的资本，权力成了受“良法”严格约束和制衡的权力。不同权力之间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官员的权责在法律上有十分清晰的界限，他不依法定的程序办事就会犯罪，出现重大的损失就得下台为民，各种官员有任期界限的。人民既有权定期公开选举政府，又可以改革政府，更有权制定法律，来约束官员和资本的行为。政府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人人可以批评政府，人人可以起诉政府。社会人人平等，大家公平竞争，上为官，下为民。官员普遍授自己的后代以渔，让他们勇敢面对社会的竞争。
在政权私有制国家，为了争夺政权，先下手为强，子杀父、弟杀兄、父子相残、兄弟相残的事件层出不穷，充满了各种阴谋、分裂和流血政变并。时而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战乱，付出数百万甚至千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作代价，通过暴力才完成新旧政权更迭。这些缺乏良知的政治人物，他们煽动并挟持民众通过暴力推翻旧政权，抢劫执政权，穿着”皇帝的新衣”,重复着昨天的故事，继续制造社会的悲剧。胜者为王，败为寇，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甚至一些野心家们为了夺取政权，在国家遭受侵略、国土被占领的情况下，在外国分裂势力支持边疆地区独立的情况下，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认贼作父，在国外势力、侵略者的策动、支持下，打着推翻反动独裁、腐败统治的旗号，发动内战，把国家搞成一盘散沙，正中了侵略者的下怀。大敌当前，是同仇敌忾上前线抵抗侵略重要，还是推翻腐败独裁、反动统治重要呢？
在政权公有制国家，政府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源于人民。社会争权的矛盾由人民的选票决定，而不是通过耍流氓使用武力来决定。由于上为官下为民，双方的政治地位不会被固定，并适时转换，因此，执政一方和反对一方的矛盾不是根本对立的，而且，他们还必须坐在一起按照法定程序共同讨论决定如何治理国家。这种体制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趋向于和平、理性，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部得到了落实。在各种制度中，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政权公有制政体最能有效地驾驭和防范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内奸、分裂者，而不必诉诸阴谋，政治清洗和流血冲突。
政权公有制社会里允许人犯错误，它不相信少数人可以垄断真理，它认为人人可以发现真理。因而，任何政权公有制的追求者都必须坚持这样一条信念，任何歧见与冲突一定要用商谈、理性与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谎言、欺骗。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同时保护少数人利益，所以在实行政权公有制的国家内战少。既然政权公有，它属于全社会，那么人民就有权选举政府。政权公有意味着当权者面临选举竞争可能下台,其后代也不会受到专制的威胁。任何人有机会参与政治，王侯将相，却没有种乎！在这个社会里，政治家可能会失败，但却不会失去自由与尊严。政治变成了对任何参与者都没有生命危险的”游戏”，更不会因为参政而失去人身自由。并且，人们的的贫富差别主要决定于他们的能力大小，而不是政治地位，并且国家扶助穷人，保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在政权私有制社会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损失甚至卖国的执政者,不但不下台,而且还厚颜无耻地封锁消息和粉饰,人民常被蒙在鼓里,并且视监督、批评如洪水猛兽，从而人为地割离了矛盾双方的联系，增加了官民彼此的对立，使社会失去了自净能力，使民怨没有途径流通、发泄，表面上看来是维持了暂时的稳定，但却为长远的极端不稳定埋下伏笔，万马齐喑式的太平将会导致民怨的火山爆发—民众被迫通过暴力的战争撤换统治者。但是，战争的成本则是以无数个亿来计算的，并还要付出无数人民宝贵生命及财产损失。一个国家和民族想要崛起于世界，能经得起由于政权私有制而引起的错误决策和内战带来的巨大的折腾吗？竞选与浪费、内战，谁的代价更大？谁具有正义呢？由于他们矛盾的双方不能和平地转化，因此，这是一个多输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就不能长期稳定地发展。
在政权私有制的专制的国家里，统治者一元领导，个人独裁，权力自上而下安排，上级任命下级官员，并且在事实上排除了所有体制外的有效监督，体制内更无任何有效制衡。这样一来，官员在上级的主子面前是奴才，在下级的奴才和人民面前是主子。他们只对上级表忠心，不会对人民宣誓效忠，即使他违背对人民的承诺，也不会自觉下台。权力不受约束地主宰社会的一切事物。统治者凭借手中的绝对权力，使用自己手中的立法、行政、司法、经济等手段来强制剥夺和限制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使人民的权力比政权公有制国家少了许多，义务却多了不少，而且不时地侵犯人民的私有财产，比如强征、强拆。他们严密地控制着社会的一切，并不时地迫害人民，以维持执政的稳定，但是“好景”不长。并且，伴君如伴虎，参政如履薄冰，除了那个独裁的统治者，其他的官僚时刻生活在潜在的危险之中，因为社会没有明规则。更怕老独裁死后，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被小独裁潜规则，失去自由、尊严、财富乃至生命。这就加剧了官僚们了变态的权力欲，不断讨好上级。而参政的成功，可能是个人和家族鸡犬升天的开始。官僚们授后代以鱼，他要让子孙后代养尊处优地垄断权力和福利，即使他们不学无术。并且，他们意见不合则先下手为强，刀枪相见，拼个你死我活，把阶级敌人都消灭光了，咱就说话算话，爱干嘛干嘛，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内战打它几十年稀松平常。统治者随意残虐人民，而他及其后人也随时可能被人杀害。
政权公有制国家的稳定则是建立在公民充分享受各种自由和权利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自由包括，民众和反对派可以充分地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反对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报复。在一个典型的政权公有制制度下，执政者与反对派即矛盾的正、反两方面虽然常常对立，但双方绝不动用武力来对付对方。政权之争，是在演讲台上，公平竞争，接受人民的挑选。民主选举使野心家阴谋家失去闹独立的动力，因为他们有机会问鼎管理更大地域范围的权力。民主选举使得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均有机会上台执政，从而将他们融合在一起，紧密地团结在这个国家里。
权力具有天然的腐蚀性，一切权力都有滥用的危险。无限制的权力必然趋向腐败，而人拒绝诱惑的能力是有限的，决策必须程序化法制化。因此，任何官员都能腐化堕落。为防止腐败，在政权公有制国家里，有良知的决策者们根据三点稳定原理，对国家权力进行了分权，由平行的机关分别独立行使，各自对宪法负责，它们互不隶属、以相互牵制制衡。这对防止独裁、腐败起了重大的作用。民主政治的决策、选举等一系列的活动都必须遵守法定程序，这些规则和程序由宪法和其它法律来决定。多数人的意志要得到表现和社会承认，必须通过法定程序。政权公有制国家以良法治国，按法制程序办事，并且制定法律法规的权力仅仅掌握在议会手里。人民的私有财产更受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随便进。”而在政权私有制社会里，多数必须服从少数，法律打击多数保护少数，占社会少数的官僚故意共和出各种有利于腐败的诡谲的规矩，共和出漏洞百出缺乏正义的恶法，以持续掠夺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断扩大权贵们的权利，这恰恰违反了矛盾定律，社会随时存在分裂的风险。按照统治者意愿“共和”出来的法律基本上是“恶法”、“王法”，并且，治理权贵的法制比政权公有制国家少了许多，管治百姓的法制却多了不少。有效执行治理权贵的法制比政权公有制国家少了许多。甚至政府各个部门都可以制定法规，即使相互抵触也不会被追究责任。百姓的权力比政权公有制国家少了许多，义务却多了不少。权贵的权力比政权公有制国家多了许多，而责任义务少了不少。这些权贵们的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家族化，家族利益法规化，以这些恶法治国，怎能不祸国殃民？他们制定的凡是约束官员的法制,不是长久不出来,就是姗姗来迟,更是漏洞百出以给官吏有机可乘,甚至只是忽悠群众的摆设,凡是约束百姓的法制出台得既快又严厉,执行往往更是从重从快。并且，由于人们之间在政治地位上不平等，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最后导致人们不一样的贫富结果，这几乎逐步地体现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由于不受限制的权力，导致官僚的私欲不受限制，随着他们私欲不断地膨胀，导致权力不断地膨胀，潜规则横行。上行下效，官欲带动民欲，人民跟着学样，从而产生更多的社会罪恶。当然，专制者暴政人民，斗转星移，其后代同样受到新专制的暴政，这样的恐怖主义循环下去民族何时昌盛？
政权公有制国家的财政，掌握在议会的手中，政府和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并且，各级官员的待遇和各种税收的增减，以及任何政策、法律、协议、税收等都是由议会代表们讨论多数决定，并晒在阳光下，这样以来，谁能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维护政府运转高成本或者侵害人民利益或者不守信用的党派和代表将会下台，克己奉公的党派和代表才会得到群众支持而上台，通过定期选举发生政权更迭，流水不易腐。各级政府的长官手中掌握的对上级、对下级都是有限权力，官员发生暴政和造成经济损失和浪费的情况就很少见，同时，这样的政府，不易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他们上为官员，则享受官员待遇，下为百姓，则享受普通待遇，民选产生官员当然就避免了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等社会腐败，所以，政府财政支出就少，全体人民的相对负担轻。而政权私有制国家的钱袋子，掌握在官员们的手中，一切开支，由官员说了算。并且，政府试图严密控制整个社会，以防范民众造自己反维持自己执政稳定为核心目的，就需要一大帮人制造很多的”真理”和”历史“来掩盖错误并树造自己各方面的“英明伟大”，必然需要比开放的政权公有制国家更多的机构来维持手中的绝对权力。由于官员大部分由官僚组成，他们授后代以鱼通过制定各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自己的后代曲线做官，实在无德无才，就依靠父辈的特权从商，在社会上招摇撞骗，投机倒把，强买强卖，欺行霸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权力不受约束、腐败和为了官僚子女就业，必然导致政府机构非正常膨胀。官僚们以个人努力最小化实现了个人及家庭福利的最大化。这种大部分由官僚后代组成的政府，当然爱犯错误，常犯错误，犯了错误很难及时改正错误，甚至还长期掩盖（父辈们的）错误，以维护他们的“光辉形象”。而各级政府的长官手中掌握的对上级是有限权力、对下级是绝对权力，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既使上层清正廉明，但是，中、下层官员发生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以及侵害民众利益甚至苛政还是很普遍。同时，由于绝对权力，对于国家的各种税收，官僚们既有征收权，又有管理权，既有处置权，又有领取权，当然就会巧立名目地侵害公众利益降低公众福利来随意地静悄悄地给政府官员增加各种收入和福利，可以说,他们享受的福利水平世界最高,在职时享受官员待遇，退下来依旧享受官员待遇，财政用于官员的支出就大，所以，政府运转的社会成本很高，人民的负担相对很重。并且，由于不受约束没有制衡的绝对权力，单单是各级官僚们在执政阶段的错误政策这个内因所造成的浪费和经济损失，又何止百亿、千亿和万亿？这又是何等的残忍和昂贵的制度啊？所以，这样的政治，既是“流氓贵族”政治，更是昂贵的金钱政治！这样的政府，它不是流氓政府谁是流氓政府呢？
病人的权利，和医生的能力和品德有关。一个企业的员工的权利，和企业领导的能力和品德有关。一个国家国民的权利，和该国领导的能力和品德有关。他们要是无才无德，你的收入就成问题，随之你掌握财富的权力就变少了。卖官买官、任人唯亲、近亲繁殖，不能保护人民的权利，只会侵害人民的权利。只有让有能力有品德的人，担当相应的职务，人民的权利，才有提高的可能，如果让护士看病，医生打针，部队卫生员当科主任，科主任打扫厕所，流氓无赖当官，人民的权利就会大大降低。一个国家政权是否真正的公有，关键体现在人民民主选举，它极大地避免了卖官买官、任人唯亲等社会腐败。民主选举实际上就是看谁的能力强，品德高，谁就获得人民群众授予的职务，并且，他们必须公开宣誓效忠于国家，违背自觉下台。这种政治形式不一定保证最优秀的人都来从事政治事业，却能最有效地防止最无能的人进入政治领域。而道德败坏者也难以在这种机制中潜伏下来。而且，社会出现矛盾是通过稳定的、通行的规则和程序经过充分的协商来解决。而不是谎言、潜规则和暴力。并且，其他政治人物他们是安全的，不会有一个独裁者来把他们投入地牢，甚至让他们莫名其妙地伤亡。人民的权利也比政权私有的专制国家多了许多，人民选举产生政府，政策由议员官员民主决策以法律的形式推出，人民对官员强烈不满通过选举就可以让他下台，人民对政府强烈不满通过选举就可以把政府推翻，根本就不需要暴力革命。
在政权公有制国家里，你可以收买议员，却不能收买议会。由于民主选举机制和舆论的监督，个别议员也难以被外国政府收买。因为民主选举的不确定性，人民会通过民主选举淘汰表现不好的议员、官员，不象政权私有的专制社会的官员具有确定性，可以长期做官，即使犯错也有上级包庇，可以异地为官。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你可以长期收买一个人，却不能长期收买数十个议员。你可以收买一个或数个议员，却不能收买几百人组成的议会。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三百个臭皮匠议员就抵100个诸葛亮。当然，这300多个来自不同阶层的臭皮匠代表组成议会进行决策出现错误的几率比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低多了，并且决策的健全性科学性远远胜过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决策，而且更不会犯低级的常识性的错误，这是毋容置疑的。民主决策，也是为了防止少数人被外国收买，避免出现卖国政策，以更好地保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在政权私有制国家里，因为政权私有产生的个人专制、终身制和上级任命下级等权力制度，具有确定性，使得卖国很容易。由于官僚们几乎一个模样，你只要收买少数官员，他们不但可以终身为你卖国，随着他们一路升迁，他们的下级也不得不与上级同流合污，因为权力是上级给的，不然就会被官场淘汰。而且，由于专制，收买行为也不易被人民发现，所以，以政权私有为核心的专制主义制度是一种容易卖国的制度，它祸国殃民。
政权公有制是一种社会平衡的机制，政权交替，左派、右派政见纷争，反政府情绪，全部的社会震荡，都被吸纳和溶解在平衡各社会阶层的政权公有的机制中。表面看起来闹哄哄的议会，意见不一的报纸社论，争论不休的电视公开辩论，熙熙攘攘的公民普选，你方唱罢我粉墨登场的党派政权更迭，正是民意获得正当发泄的、社会冲突消解于无形的正常平衡机制，它使矛盾的正、反两方面在对立中通过选举、议会、监督等形式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政权更迭中相互转化，避免了“王朝”循环，从而稳定地推动社会发展，促使社会不断发生质的飞跃。按人民意愿产生的不同党派的代表们在议会中自由辩论、争吵甚至讽刺、谩骂以致摔跤比赛，但不会出现战争。执政者出现错误给百姓带来损失、造成伤害就会自觉下台。人民的不满和愿望得以表达，暴力因素不被淤积，权力相互制衡，法治健全，政权按照程序和选民的意愿进行更迭，而不是战争,因此，这是一个多赢的社会，它始终处于良性的运转之中。
在政权公有制社会里，否定了谁打天下谁就独霸政权，不搞政治垄断,而是按照三公原则，实行人民群众投票选举产生合法的政府。最终裁处权掌握在人民的手中，每一届官员的前途和命运由人民决定，因此，他们必然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积极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以赢得人民再次信任和肯定。谁上谁下，演讲台上，公平竞争。将社会争权的矛盾对立统一于选举中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暴力来解决，这种采用人民作主、民主选举的和平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它是辩证的否定。事物的发展是通过否定来实现，如果没有对每届政权进行定期辩证的否定，就无法实现社会的发展。竞争产生压力，压力产生上进的动力。上为官，下为民，从群众中上来，回到群众中去,和平地彻底地定期地打破了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之间的阶级界线，双方在对立统一中实现了双向良性循环，从而推动社会稳定地向前进。双方定期合理有序地流动，流水不腐，腐水不流。这种没有霸权主义、没有强权政治、没有权力垄断的社会，百花竟放，百家争鸣，百舸争流。这样的社会，既避免了社会大的腐败，又避免了社会大的动荡，更避免了为争权而发生的内战，还避免了王朝的循环，经济也就不会为此推倒重来,广大的民众也就不会为此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伤亡。这种符合矛盾定律、质量互变定律、否定之否定定律的政治体制，才会促使社会良性的螺旋的发展。
政权公有制得到代代人民的真心拥护，他代表正义的力量，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虽然受到世界各地独裁者的抹黑和扼杀经历过重大挫折，但是邪不压正、乌云遮不住太阳，爱好和平的人们，认识到它可以使政权和平更迭避免社会陷于内战，从而促使更多国家自觉转型。政权公有制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大大加快了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融合，使得国家和平统一成为可能，使得世界和平统一完成世界大同不再是梦想。他实现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愿望，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从而促使五湖四海的人民趋之若鹜，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政权公有的社会制度是人类进步的社会历史产物，是社会阴阳平衡的制度，是公平正义的制度，是社会普照阳光的制度。这种天才们设计、蠢才们也可以运作的政权公有制的社会官理制度体系，不管谁上台，那怕是阿斗，由于有一百多个“诸葛亮”不得不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民主决策，都不致于发生重大的偏差，不致于发生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最多干一段时间不能让多数人民满意被弹劾或者选举下台，他没有机会死皮赖脸地赖着不下台。它就像傻瓜相机，人人可以使用，照相的效率高且质量不差。民主决策保证执政者不犯常识性的错误，不犯低级的错误，不犯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方向性错误，从而避免出现社会大动荡。而政权私有的专制主义制度是野蛮的制度，是邪恶的制度，是社会遍布乌云的制度。并且，天下之大，维持专制主义制度其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更何况，如果统治者干得很差，他手握枪杆子、笔杆子死皮赖脸地赖着不下台，人民除了革命没有任何办法。这个缺乏良心的坏制度，通过“恶法”将官僚的私欲最大化，将百姓的私欲最小化。这个制度，是实现官员私欲最大化的最佳途径，它早晚会淘汰掉能人、好人。而政权公有制是将私欲一分为二的来对待，用法治将危害社会的私欲最小化，把促进社会进步的私欲最大化，人民通过“良法”遏制官员们不正当的私欲。
印尼在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之后，统治印尼达三十年多年之久的统治者不得不在抗议声中退出权位。可见，过去若干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并不能使把印尼政权私有化的独裁者具有合法性,也没有能使印尼免于动荡。而在政权公有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等虽有经济危机，却无经济崩溃，更无政治大动荡。船到江心补漏迟，中国历代王朝的动荡也表明，以追求安定的名义靠维持高速的经济发展来拖延政治改革只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给执政者及其后代带来更多的人身风险。所以，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安定的根本条件是政权公有制，而不是经济发展。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维持了持续不断的高速经济增长，却有若干国家维持了不曾中断的政权公有体制。身贵自由,国贵自由,成败在于自由不自由。没有政权公有制，就没有自由；没有政权公有制，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的公平；没有社会的公平，社会也就不能长治久安。
如果政权私有，国土、生产资料等就不可能真正公有，只是统治者私有而已。所以，统治者一个人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公有化”随意将国土、国库银子、优惠等好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不时向外国输送民族利益，举一国之物力，慷人民之慨，结与国之欢心。为了巴结讨好，打了胜仗，国土可以让给他国。且用不着象李鸿章那样讨价还价，批个条子就得，卖起国来暗箱操作效率最高。敌国是政权私有的专制国家的好处是，由于只与一个对手谈判对话，很多东西独裁者一个人私下在台面下就可以拍板算数，卖起国来很容易，比如签定《马关条约》、《XX条约》、《二十一条》、《XX协定》。如果放在政权公有的民主国家，任何协议、提案更不用说重大问题必须提交这个院说三道四地讨论多数赞成，那个院闹哄哄地表决多数同意甚至人民公决才能通过，最后元首签署才能算数，这样一来，谁能无法无天，谁能分裂国家，谁能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是学生和群众知道了，可能议员们还没讨论，他们早就已经涌到政府门前示威了，还有议会那些平时就天天骂政府的家伙们，不拍桌子才怪！在中国实行政权公有制有利于消除国内腐败，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而一个政治黑暗腐败的中国，对美、俄、日的强大和全球利益有很大好处。敌国内部腐败，是每一个强国极力追求的目标。古代周文王资助腐败无能的费仲，去扰乱纣王的朝政；金国资助宋朝的奸臣贪官，让其虐杀忠臣，历史证明了都是有莫大“投资回报”的。“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中国的腐败“反”而不死，越反越厉害，越反越兴旺，其根源是制度性的。所谓“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早晚使人绝对的腐化。”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的极权体制，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公仆”们内心深处的腐败之欲，使握有权柄的人几乎个个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权私有制的权、利缺乏监督和透明，在专制极权统治下，在一个特权集团除了它自己之外不受任何外力约束、限制和制衡的政体里，“根除腐败”很大程度上只能冀望特权阶层能够正确及时地健全法治和内部竞争上岗,而不仅是“自律”和提高“思想觉悟”之类的让世界人民贻笑大方的“弱智”的治标之策。
权力不是贪婪的，掌握权力的人是贪婪的。资本不是贪婪的，掌握资本的人才是贪婪的。私欲是社会万恶之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统治者是人民群众的榜样，上行下效，官员的私欲带动民间的私欲，将统治者私欲最大化的政权私有制当然是社会万恶之源。因为小人物对他人有危害的私欲是小隐患，即使缺乏制度制约，也只是危害社会少数个体，但统治集团的私欲是社会的大隐患，对社会的危害大，一旦缺乏社会制度制约，转化为行动，使社会朝着满足一己私利的方向发展，危害极大，会祸国殃民。当然，时位之移人，小人物变成统治者的时候也一样能置民众于水火。大人物一人腐败，导致众人贫困。大人物一人愚昧，导致万民遭殃。为什么不以民族大义为重，跳出历史的怪圈，建立政权公有制,以彻底制约政治人物们的私欲，让人民民主选举使他们和平地上台、下台呢?谁上谁下，人民当家作主。谁优谁劣，人民心中自有杆秤。谁是谁非，人民群众心眼明亮。国家因此避免为争夺执政的权利而发生内战，人民也不会被阴谋家、野心家们拉去当炮灰，投个票就行了。人们与其说是需要好的官员，还不如说是产生好官的制度。因为,再好的官员,他的生命也是有限的,而好制度的生命可以是无限的。好的制度,能够流行世界,流芳千古，万人敬仰，人民趋之若鹜；而坏的制度,只会臭名远洋,被人们抛弃，惹不起躲得起,人民会想尽一切办法离开他，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会使社会道德沦丧，逼“良”为“娼”，使劣币驱逐良币，使好人无法做好事，以至于使人变成心胸狭隘、自私、缺乏良心、无耻的人，甚至坏人。好制度体现了决策者们的良知，坏制度体现了决策者们的邪恶。制度的真正作用在于把权贵之人作恶和不作为的机会，减少到最低。制度的主要作用不在于约束人民，而在于约束权贵,让他们循规道矩，遏制他们贪污腐化，防止他们为官不仁，防止他们为富不仁，防止他们胡作非为，防止他们狼狈为奸，防止他们出卖国家民族利益，防止他们武装夺权，以致民不聊生，家破人亡。
人为缺陷的社会制度迟早会导致官员不受约束地行使权力,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原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领导可以借肃反和群众运动造成千百万人无辜受难而不受法律制裁，这，难道不比总统偷情的罪过大吗？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国家对党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改革社会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外国社会制度能通过不断趋善的改革去解决一些问题，我们的社会制度反而不能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因为他们国家的任何议案，必须全部提交国会这个大集体经过一段时间充分讨论多数同意通过形成法案才会生效，而领袖无权单独决定。毛泽东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权力制度问题，依旧独断专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和大跃进等等重大错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世界政治文明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与世界对抗，只有自取灭亡。阳光已经撒满大地，谁能挡住太阳？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要与时俱进，顺势而为。适应环境求生存，改造自己求发展。船到江心补漏迟，莫待明朝悔今朝。为了垄断政权，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去螳臂挡车，自取灭亡，让整个民族遭殃，是非常自私、非常愚昧的。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世界普遍客观联系，不要企图孤立于世界，那是徒劳的。不要自以为是，四面树敌，孤芳自赏，抱守残缺。众人皆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世界人民都愚昧，唯我中华民族聪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的加深必将带来世界观、价值观的趋同化。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意识的形态是主观的，其内容是客观的。正确的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错误的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扭曲反映。国际社会的存在决定处在国际社会的人们的意识，当然也决定中国人的意识。扭曲的宣传只能影响人们的意识，但是它决定不了人们的意识。实践出真知，比较知优劣。各国人民的思维是有差异的，但科学的认识是相似的。事物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真理是没有西方、东方之分，客观真理只有一个。抬头看天外，退出牛角尖，不要忘记人民的适应能力，不要把自己装在套子里，时不我待，尽快进行政治改革，建立科学的政治体制，不要耽误中华民族的前程!
日尔曼民族在被美、苏人为分裂成两个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的艰难情况下，深知:民族统一利益高于各自手中的政权，谁霸占政权就是霸权主义，况且霸权只能一时，绝不可能长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必须还权与民，谁上谁下，人民选举，从而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并整装出发。德国统一，俄罗斯高兴吗？德国统一，美国乐意吗？德国统一，内因才是根本。再看看欧盟吧，其货币已经统一，《欧洲宪法》正在人民酝酿之中。由此可见，欧洲会民主统一,亚洲也会民主统一,万物归一，人类也终将会民主统一成一个国家而完成世界大同。虽然会遭到独裁者们的阻扰，致使世界统一的道路曲折,但是政治文明势不可挡。因为,只有世界民主统一,人类才不会有战争,才能真正长久和平,才能将用于国防的开支全部用于人民的福祉。
解铃还须系铃人。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完成祖国民主统一。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政权垄断事小，民族统一事大，中华民族的大好前程不能耽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国家能够统一吗？有了这些，国家立刻就统一了。”言必行，行必果。言而无信，百事皆虚。官者无信,人民不幸。人无信不立,地位显示人格。政治人物既要有好的良心,更要有远见卓识,才可能建立好的制度。在野时武装争民主，执政时就要搞民主，不要时位之移人,不要自食其言，让全世界笑谈!真金不怕火炼，有本事的人怕什么？怕竞争，怕下岗，不敢接受人民挑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毛泽东帮人民解决吃饭穿衣，是人民的“大救星”，那么多人崇拜他，如果实行民主选举，人民肯定会选他，而不会选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他也只有下来为民一边凉快去。面对遭受几千年政治灾难的中华儿女，面对世界政权公有制的浩荡潮流，君子坦荡荡，何须霸王硬上弓？！真经一幅字，假经万卷书，不要画虎不成反类犬。爱因斯坦说过：“在真理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不要把自己装在套子里，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俄罗斯联邦*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它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断送了国家，直接出卖了民族利益”。普京曾多次指出:“我们在近70年的时间里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经济意识的理想化扭曲了最基础的财产关系，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忘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良心，但要想回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脑袋。”俄罗斯人民的选择是最好的回答。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国民党为维护政权的垄断而发动内战的悲剧历历在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霸权主义式的政治体制，不符合唯物辩证法，迟早祸国殃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人们最崇拜的是一个良好而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人们最向往的是一个文明而强大的国家。否则，劣币驱逐良币,良“禽”只能择木而“栖”，富人与高学历的人就会逐步移居到对内文明的国家，而该国内部只会越来越贫穷落后！骗得了一时,骗得了一世吗?骗得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骗得了整个世界吗?你可以在一个时期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期欺骗某些人，但是你不能在所有的时期欺骗所有的人。存在决定意识，说一套干一套,地球人不是不知道!
海上升明月，百年待此时。成功始于觉醒，行动出于智慧。有智者，事竟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总有值得中国学习的老师。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山之石，也可攻玉。在国际上，我们要努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可以批评世界，世界同样可以批评中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则改之，无者加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近朱者赤，近强者强。科学没有国界，真理没有国界。幸福的国家是相似的，不幸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于“各人”，不能因为有些学生“学而不诚、学而不全”造成一些错误，就去怪罪和否定“老师”。金无足赤，不能求全责备。世人不可欺，优劣自分明。
人类之所以主宰万物，就是因为人类比万物聪明。一个民族要想崛起，甚至主宰世界，他的思想必须领先于世界，他的制度必须受世界人民代代敬仰，使人们趋之若鹜。相反，一个常犯错误犯了错误不承认错误很难及时改正错误的制度，把谬论当思想，劣币驱逐良币，社会严重不公，梦想崛起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人，特别是统治者，具有主观能动性，是大千世界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大官者们愚昧自私致使制度落后,落后的制度导致人民的愚昧，愚昧的人民导致科学、技术的落后。统治者愚昧自私导致政权私有，私有的政权导致专制，专制导致内战不断，内战不断导致落后,落后最后招致挨打。大官们心胸狭隘、自私、缺乏良知,官欲带动民欲，群众跟着学样，从而加剧了社会的悲剧。
所以，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政权私有制是缺乏良知的不平衡的危害社会的制度，它,既是导致中华民族落后和灾难的根源，又是社会万恶的根源，而建立和维护政权私有制的政治人物，是这一切的总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