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来，极左思潮与极左势力，死灰复燃，愈发猖獗。这边厢，草根毛左不明所以，挟带着政治失意与社会怨愤，叫嚣乎东西；那边厢，高校中早已退场沉寂的文革余孽，乘势冒头，作跳梁小丑状，隳突乎南北。不仅喊打喊杀，在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层面，四面出击，而且，颇有掀起某种“运动”，经由首先整肃知识界与退回到文革式政治社会状况，而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的冲动与势能。其言其行，已然造成普遍不安，一定意义上的社会恐慌，并导致了一种将中国拖进“全面内战”状态的可能性。经济下滑，资金外逃，官场懈怠，底层乏力，精英移民，知识界人人自危，新闻出版行业不知所措，就是这一不安与恐慌的晴雨表。因此，阻遏这一态势，拆解这一可能性，防止中国社会政治状态的持续恶化与全面倒退，蔚为当务之急。
一
第一，现有体制在“维稳体制”基础之上，正在一步步地，叠加上“战备体制”，而形成“维稳”向“战备”演进的体制形态。本来，百多年来的中国，历经战争、革命与各种酷烈政治运动，长久罹陷于一种异常政治状态，生死轮回，生民涂炭。只是晚近三十来年间，放弃革命、战争与运动思路，解构内政上的敌我界限，以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为重心，进而倡说和谐，着意营造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意象，这才逐步有望迎来一个常态政治状态，中国这也才迈进或者正在进入常态政治时代。托此之庇，国家与个人，大家好歹有些安全感，口袋里才刚刚有了点儿钱，温饱不愁，科教事业逐步复苏与发展，慢慢过上了好日子。
但是，最近几年，随着西方向右，中国进一步向左，不仅周边关系吃紧，大国博弈紧绷，更主要的是，国家政治中的敌我思维重新上阵，导致原来的“维稳体制”叠加上了“战备体制”。就是说，此处之“战备”，不仅旨在迎应国家间政治，防范外敌入侵，随时准备打仗。——毕竟，当今世界体系依旧是一种自助体系，浩瀚如中国这样的大国复兴与重新崛起，当然意味着世界体系与全球秩序的重组，从而，必然引发有关国家的醋意与敌意，中国不想惹事，但必需有所回应——而且，不宁唯是，更主要的是，似乎指向内政，旨在找出、标定并惩罚“敌对势力”，将不同理念、价值与意见的表达，乃至于一般纯粹基于物质利益诉求的公民维权行动，悉数当作敌对势力与敌对行动，时刻防范，随时准备“狠狠打击”，则政治形态一时间重新面临不确定性，而造成的一般大众心理感受的不安，担忧“常态政治”未曾完全落地，“异常政治”又回来了，遂顺理成章。就是说，大家担心是不是又要搞阶级斗争，搞斗批改，搞运动。甚至乎，顺此战备体制思路往下走，所谓“先军政治”，也在中国出现了苗头。由此，东亚的军备竞赛，遂成事实。实际上，国际形势紧绷与内政吃紧，从来就是互相强化，而终究难免彼此恶化。
有鉴于此，警惕中国滑向此种战备体制，防止整个国策为此战备体制所裹挟，进而，突破维稳体制，重启全面改革开放，在一、两代人的时段内，逐步和平过渡，完成中国这一波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既是历史逻辑，也是政治逻辑，从而，是当下此际，吾华夏民族亿万生灵的生存之道也。
第二，“和谐理念”逐步被“斗争哲学”所取代。“全面内战”的先兆，便是倡导了十几年的和谐理念不再，而为斗争哲学所取代。斗争哲学崇尚斗、斗、斗，在不过一代人之前刚刚摆脱“文革”之祸的我们看来，其之非为正道，令人不寒而栗。前几年大家反感以“和谐”和稀泥，瞧不上甘做维持会长，有时候亦且多所调侃。但是，与斗争哲学相比，至少，在国家政治意义上，和谐理念虽说意在回避矛盾，可既以营建全体国民和乐融融的政治意象为旨归，则其内涵了指向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故而，虽然其派生的维稳体制叫人烦心，但和谐理念本身还算让人放心。扭转此种平庸不作为局面，而锐意进取，的的确确，是刻下政制自我修复而建设常态政治之途径，也是主动顺应近代中国历史主流政治意志的强毅力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颁行后，大家深受鼓舞，一致叫好，原因在此。但是，其轨辙，其进路，不是重启斗争哲学，毋宁，正不外执政党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所接续倡说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建设法治国家也。——再说一句，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而非突转为斗争哲学，方为进取之正途。
朋友，我们不是乡愿，不是不明白，对于政制腐朽和官场腐败，对于外敌觊觎，需要起而应对，必须有所作为，也理解一开始启用霹雳手段的必要性。但是，此与斗争哲学是两码事，更非等于斗争哲学所刻意释放的恐怖意味。毋宁，必需导向民主法治轨道，以民主法治建设解决政制腐败，慢慢地，形成中国的优良政体，进而，以一国良制完成大中华全境之民族国家建构。当下中国，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舍却民主政治建设，既无法说明权力来源，从而没法落实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也无法提供政治正义与宪法正义，从而，难以确立真正的法治，连真实的法制也难。此为现状与现实，无法掩饰，而直言陈述，还是盼望避免全面内战状态蔓延，赶紧结束愈益严重、官民皆有的不安与恐慌状态，则吾人百姓安居乐业也。
实际上，就大中华的政治文化整合而言，这几年台港情形恶化，在已然回归之际与营造可能统一之时，苦心经营之下，不仅没有强化其向心力，反而导致其离心力愈重，正说明基于敌我划分与斗争哲学的路向之失。迄而至今，居然出现了必须同时反对港独、台独的问题，实在匪夷所思。同时，无论是调适与东瀛和南海诸国的关系，还是两年来的中美互动，大凡关涉国家间政治，而与周边国家关系吃紧，需要仰仗以实力为后盾的政治智慧，也不是一个斗字所能解决的。如果说此于国家间政治得解，那么，当此斗争哲学径直引入共和国之国家政治层面，就更且不妥，已非政治退化所能解释，毋宁，实为极权政治思维的复辟，而恰恰导致文革式思维回归，造成此刻这般令人窒息而惶憷的全面内战式政治生态。
上述现象，考镜源流，东亚不期然间之进入军备竞争，欧美右转可能引发新一轮冷战，均为诱发斗争哲学的外因，并互为因果。而一旦陷入军备竞争与冷战，对于中国这一尚处转型进程之中的国族来说，其所追求的现代体制与国家建构尚未完全成型落地，则“现代中国”的涵养进程有可能因此中断，非为福也。中国近代史上，此间教训深重。1894年、1937年，日寇侵华，两度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49年后，深濡斯拉夫式蛮力极权政治色彩的犹太摩西—日尔曼式斗争哲学，参和着刻薄寡恩的法家思绪，风火相助，共同君临中国，再度打断现代中国的成长进程，直到1978年执政党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中国历史方始重归改革开放轨道，而以追求富强、民主和文明为鹄的。有鉴于此，今天中国切忌重蹈一战前德国式、二战前日本式与二战后苏俄式军备竞赛和冷战覆辙，相反，仍需“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建设”。否则，失却这一“窗口期”，现代化进程就此打断，而下一次机会何时才有，鬼知道。
第三，“公民团结”理想逐渐被“敌我关系”思路取代。和谐理念的致思进路是公民团结，并希望达成国民友爱与公民团结的结果。而敌我关系意识旨在区分敌我，强调“自家人”与“外人”，意味着将国民分类为敌我两方，而非共和国的平等一体的分享者。“赵家人”一语流行，正说明整个社会对此普遍不满，也不屑。本来，“共和国”这一理念意味着全体国民均为国家的所有者，当然的主权者，纵有利益之争与价值之别，何有敌我之分。而追根究源，之所以倒退回如此陈旧的非共和国模式意识形态，就在于当下政体缺乏国家哲学，面对转型关键时刻之重重矛盾，无理论与思想利器可用，却又因为利益所在，刻意拒斥包括古典中国文教传统积攒下来的普世文明，不得已，只好重回最为熟悉的敌人论。与此同时，大国博弈进程中的多边互动所造成的步步紧逼态势，导致意识形态冷战实际上早已开打。其实，此间苗头，起自2015年初反对普世价值，到如今，对于读书人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刻意防备、戒惧和排斥，表明了一种摧残体制内外理想主义的极左思潮有可能重归主流，则害莫大焉。正是在此情形下，不仅是社会上，而且，高校中的文革余孽及其思维方式，亦且已然蠢蠢欲动，甚至开始了针对特定教师的政治攻击。因而，重提斗争哲学与强调敌我关系，实为一体之两面，正在将中国拖入全面内战状态。
第四，共和模式淡化，党国一体形态更趋强化。实际上，是党国一体、党政一体、军政一体和经政一体，甚至有君师一体的苗头。本来，改革开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本义，其进路，就是要在维护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同时，破解党国一体与党政一体，借由党政分开而淡化党国一体。胡赵改革与胡温新政初期，基本上循此思路前行，使得国家建构的共和形态，仿佛蔚为政治大方向。可惜这几年，虽然讲得很好听，实际上党国一体的趋势有增无减，党国一
体体制愈益凸显强化。而一旦党国一体形成高压态势，彻底排斥和压抑社会成长和民间发育，实际上等于以党国方式将共和作废，向全民宣战，而这与改革开放的根本思路和基本价值背道而驰，正在将中国拖入全面内战的境地。正是在此情形下，才出现了诸如“央视姓党，请您放心”这类错位而肉麻的谀词，而产权改革、地产确权迟迟难以到位，一部物权法所能确立的不过是半拉子物权，同样原由在此。
第五，维权政治消隐，暴民政治登场。2003年开始的“胡温新政”，媒介以所谓“民权元年”嘉喻。虽说虎头蛇尾，但自此的确开启了具有现代启蒙政治意义上的民间自发维权活动，并有诸多权力与权利良性互动的范例，也是真实的。此后“奥运”在即，志在维稳，这一良性互动进程逐渐缓滞，并终究停滞，权力独大一面倒格局遂又强势回归，民间以“权力向权利的反扑”讽喻之。与“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相反，最近两三年来，尤其是最近一年来，不料想，维权政治停滞后，暴民政治却登场了，主要表现为时不时上演的草根毛左式暴力化倾向。最近发生在济南的草根毛左对大学教授的街头围攻与“大批判”，特别是它的暴力化倾向，显系背后组织化运作的结果，并获得了警方的变相容忍和体制内的快速响应。不是别的，正是后者，让人不寒而栗，怀疑是不是又回到了“反右”与“文革”爆发的前夕。——朋友，积小恶而为大恶，汇点滴以成潮流，所有的政治运动，甚至战争，不都是这么慢慢折腾，终于闹大，而终究不可收拾的吗！因此，街头围攻与大批判登场，及其暴民政治化，表明以治安对付政治、用政制反制政治的政体格局下，社会发育受阻，健全的社会理性建设与商谈性对话机制阙如，则暴民政治叠加民粹势力乘隙而入，社会生态恶化，正为“全面内战”的不祥之兆，需要赶紧刹车，以防不测也。——再说一句，对此草根毛左暴民政治，必须赶紧刹车，否则，作为转移与寄寓特定政治目的和发泄社会愤怒的暴力形式，必将蔓延开来，而不可收拾矣！
二
第一，随着经济下滑，资本外逃，经济问题的深层透露的是企业信心的下降，而其背后，则是对于既有法制的不信任。虽然有“私产入宪”，《物权法》亦且赫然在世，前不久高层还以权威机构名义下发保护私有产权的通知，但却没能唤回信心，则经济信心下滑的背后，是对既有法制的不信任，而法制之所以没有获得应有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是因为法制背后的政治体制，其政治道义信誉，并没有建立起来，未能获得确信，因此折射的是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及其道义信仰的阙如，造成社会大众对其信义不足的全面危机。换言之，对于既有政体是否能够兑现保护合法产权这一政治承诺，并诉诸强固法制，实在没什么信心。此刻极左思潮和极左理念推波助澜掀动的全面内战态势，特别是地方公权机构的暧昧态度，无疑加剧了这一疑惧与恐慌。
第二，官僚阶层普遍不作为，文官集团软抵抗，底层创造力与民间活力正在逐步丧失。各位知道，中国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依恃高层推导与底层创造力之两相配合。民间的活力，包括民营资本的创造性增长，加上官僚集团，尤其是地方官僚集团的利益驱动与政绩推导，特别是多所缓和、宽和的政治氛围，官家不再着意伤民，少扰民，给社会松绑，凡此聚合发力，造就了三十年的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但是，此时此刻，伴随着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不仅民间活力正在丧失，底层创造力隳矣，而且，官僚集团的不作为导致的改革空转，甚至借改革的名义而行反改革之实，或者，徒有名头的假改革反倒大行其道，正在使改革所积累的政治信义，以及由此培养的全民信念，逐渐流失。由此，为了应付而无事忙的所谓改革，比如刻下的司法改革与某些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其实是一场闹剧，便为一例。
第三，最近一、两年来，面对极左思潮与极左势力的日益坐大与文革式社会政治状态的回归势头，已经造成全民人心惶惶。尤其是知识阶层，社会精英团体，包括权力精英、资本精英与知识精英，普遍感到不安和忧惧。此种情形如果再进一步加剧，可能摧毁这个社会最具活力也最具中道理性的建设性力量，同时，也就是一种大转型关键时段、各种矛盾爆发之际可得依恃的缓冲力量。其于社会撕裂之际，实际上令社会自主性——如果还有一定自主性的话——遭受重创，社会发育停滞，削弱的是中国社会最具创造力的部分。
实在不明白，中国的读书人老老实实，对国家民族满怀深情，任劳任怨，起早摸黑，为何在极左势力眼中，动不动就被视为敌对势力呢？！
第四，晚近十年，制度固化，旧体制复归。这一苗头起自奥运会世博会，只是这几年旧体制复归的步伐在高亢改革声中反而有所加速。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过去几十年来以与国际接轨为名、而行制度和解之实所积累的制度成果，有可能在强调制度竞争，而实际上是以僵化制度、固化制度和旧体制抗拒改革开放，抗衡建设优良政体的政治努力的趋势下，逐渐流失。此种态势和心路，逐渐蔓延，甚至造就出了一批“青年左派”，与中老年狰狞毛左一唱一和，实在令人担忧。
第五，帝国情结与战略透支。最近几年，曾经的帝国，包括奥斯曼故地、波斯旧址和沙俄家乡，眼看美帝日趋疲惫而倦勤，欧洲的内向和收缩，其潜在帝国倾向和帝国情结发作，或明或暗，都显露出重振帝国的野心勃勃，而蠢蠢欲动，强化了这个本已动荡的世界愈发严重的不确定性。表面看是内外交困之际地缘战略的新情况，底下实为帝国情结作祟使然。旧舞台，老唱本，新演员。置此情形下，在一些境外观察者看来，似乎随着中国复兴势头汹涌，中华帝国亦呈王者归来之势。为此，中国恰恰需要避免此一险境与陷阱，而以内政优先，在解决好内政问题之际，再图施展也。没有优良内政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垫底，在国家间政治上也不会有吸引力与发言权。
三
第一，现有政体及其高层缺乏历史感与历史理念，对于具有道义感召力的历史愿景未能以政治布局做出应有回应。一部中国近代历史，整整178年，是秦汉大变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也是十七世纪初起始于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的现代文明秩序铺展开来以还，在东方的一次最为伟大的呈现，而正在引领出一个太平洋文明时代。这是世界历史大趋势，没人能够抗拒。因此，无论是清末拟定的九年预备立宪，还是民国政制设想的“军政、训政与宪政”三步走方案，都有一定的历史观，而表诸“路线图”与“时间表”。后来共产党闹革命，追求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以及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对错另当别论，都还表明具有一定的历史感与历史观，体现了一种基于历史自觉的政治自觉。但是，此时此刻，我们除了看到“两个一百年”这种技术性表述外，看不到历史观，未曾触发历史感。各位，除非是完成现代转型、历史已然终结的国族，只需孜孜于具体公共政策层面，否则，历史观、历史感与历史愿景的阙如，是政治之大病，也是国族心智羸弱之败象，表明前景不明之际，既无心也无力，则市侩政治与平庸政治借助权力政治统辖社会，必至极权登场，而白茫茫大地也。也正因为此，上述后果和全面内战态势，遂应运而生。
第二，当下中国缺乏国家哲学，缺乏对于国家理性的拷问、提炼与政治表达，也缺乏健全启蒙了的公民理性来制约和导引国家理性。执政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可谓顺应时势与人心。但现实情形却是，由于意识形态再度逐渐收拢，底层创造力受压，僵化体制反而复归，其表现为上述文革式思维与行为方式再度登场，内里则是因为当下中国缺乏国家哲学和对于国家理性的深层次理论拷问和思想提炼，精神贫血困乏，有以然哉，所以然载。就此而言，中国文明的法政哲学、历史沉思与伦理追问，正需卧薪尝胆，以在境性成熟思考，支撑起大转型所需之心智与心性，而不当再祭敌我矛盾与斗争哲学大旗，摧残正在发育涵养，而有望蓄势待发的汉语思想，打压天下读书人的自由思考也。
第三，值此历史关键时刻，当下政体缺乏道义动机与基于现代中国历史意识的政治担当。此一道义动机和政治担当非他，就是以中华文明的复兴为己任，以全体十四万万中国人的福祉为福祉，而非以一党一派利益为归属。而十四万万中国人民的最大福祉，不外是在依归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意义上，追求富强、民主与文明，在此刻往下的一、两代人时段内，最终完成这一波历史大转型，而缔造一个“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现代中国。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由于历史观阙如，导致道义动机萎靡，故而，未能强毅力行，肩负起这一历史担当、道义担当和政治担当，则行百里者半九十矣。
四
这是为什么？
当然，大面儿上来说，它源于世事与时势，而辗转为今天的形势。而今天的形势，凡此不进则退与普遍担忧，正如执政党的判断，实际上表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各种矛盾汇聚，却又未能正面迎应，有以然哉。也就是说，超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长程大转型，一个秦汉以来最为浩瀚而剧烈的大转型，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一个即将水落石出的收束时刻。因此，各种矛盾积聚其实早已提示出了核心所在，而必得有所取舍，遂有“决战时刻”一说，乃顺理成章。细言之，“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与重缔意义秩序”，揆诸凡此“中国问题”的四大义项与意向，历史进程正
走到了“提炼优良政体”这一关键时刻，亟需以启动民主政治来正面迎应，而非虚与委蛇，甚或逆潮流而动。因而，同样不言自明的是，其之特别需要道义担当和政治决断，既在应对眼前困境，更在导向最终走出“历史三峡”这一历史大势，更且顺理成章。
就世界体系与全球秩序而言，战后维持了七十年的雅尔塔体系摇摇欲坠，因此，世界向何处去，同样面临拷问。大国小国，都不安。大国负担重，转型中的大国身心有待发育健全，却又无法推脱大国负担，仿佛更且不安。从内政来看，离心力进一步强化，全面内战状态初现端倪，加剧了这一不安。凡此表明，的的确确，所谓的“改革开放”，换言之，中国的大转型，到了紧要的关头，也是最后的收束杀青关头。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需要启动“新南巡”，以击退极左思潮与极左势力，化解文革式社会政治状态与全面内战之忧。
1992年春，邓公衰年力撑，浩然南巡，将中国从1989年后的三年徘徊倒退期中扭转过来，重新踏上改革开放征程。从2013年11月的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到此后的四中、五中全会，于现代立国理政诸端，无论是理念还是具体指向，多所建树。但是，如前所述，问题在于落实，如何经由制度实践，才不至于不仅不见落实，反而只见倒退，才是问题所在。而眼面前横亘在国人心头的倒退之忧，恰恰说明时势危急，确乎到了需要启动新南巡的时候了。
说“新南巡”，不是说要某个人站出来，往南溜达，毋宁，是指需要发动这一意念，表达这样的政治担当、道义担当和历史担当，从而扭转改革颓势。有人以“正在下一盘大棋”为譬，吾不知真假。但是，若果真是一盘大棋，则什么棋都比不上富强、民主与文明维度中的“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个如来佛手掌大，而需要奋起击退极左思潮与极左势力，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以最终完成中国近代这一波大转型。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而当务之急，是要摒弃内政意义上的敌我理念与斗争哲学，以改革开放的实际举措，消除关于中国可能会陷入全面内战这一普遍忧惧。
整整一年前，笔者发表“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一文，为“文革”式社会政治状态的悄然回归而预为警怵。不料，一年来的情势发展，恰恰不幸而言中，实在是意料之中而情理之外。此时此刻，撰写本文，愈发忐忑，为“全面内战”忧心忡忡，则但愿所言落空，至少，经济不至于继续下滑，而官民两造幸甚，苍生有福，在下一介良民，教书匠，不想惹事，安稳吃饭睡觉也！
2017年1月16日修订，时雾霾锁城，窗外雪花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