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在八九丰碑下的政治思考。（摘录）从公民抗命的角度看，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是人类和平改革政治体制的公民抗命运动的一个高峰。1989年运动参与人数之多、阶层动员之广和卷入政治军事领导层次之高，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在北京，和平的水准也是最好的。四次百万人游行，没有流血冲突。镇压前十天的北京，政府撤走了警察，整个城市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甚至没有犯罪。在5月19日，当中央军委调动数十万大军乘夜分十路突进北京时，仅仅三个小时就被北京市民全部堵在天安门广场之外。这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在我回顾了1989年的过程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中国人做的是最好的；尽管我们被镇压了。

也许，看看别的国家的情况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同时兼有如此广泛的动员范围和非暴力水准。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军队阻隔在首都之外，如果军队不使用暴力。今天，许多人批评中国的学生和民运的错误应当对1989年的失败负责。但是那些问题在其他国家显然比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要严重得多。

▲陈子明：想念我的狱中兄弟。（摘录）停止绝食后，我开始到楼下放风。正好有一队犯人从我身旁走过。忽然，队列中有人高喊了一声：“陈子明!”“哎!”我随声答应着，一边在人群中寻找这位可能认识我的人。尽管带队的狱警连声呵止，还是有七八个人一起向我打招呼。“老陈，你好!”“我们是因为‘六四’进来的。”“老陈，保重身体!”“我们都知道你在八中队的情况。”“我们坚决支持你!”我内心深处有一股暖流涌上来，真想过去和他们一一握手、拥抱，但不知道会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就没有进入他们的队列，只是驻足向他们招手致意，表示问候。

此后，当我下楼放风和在窗口张望的时候，常常会有人对我招手，向我喊话。“老陈，我们在美国之音听到你妻子王之虹的声音了。”“见着王姐代问好。”“老陈，恭喜你得到了三屉桌。”“看书别累着。”我虽然叫不出这些所谓“暴徒”的名字，却充分感受到了他们善良的同情心。我感到，我们之间没有沟通的障碍，我们是心心相印的好兄弟。他们的关心和爱护，对于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的斗争和点滴收获，对于他们也是一种鼓舞。

由于狱方对于我的严密看管，我无法了解这些兄弟们的详细情况。但是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是警察出身，“六四”后因为办地下刊物为八九民运说话而被判刑七年的孙立勇。有一天，我正在八中队的楼下放风，有一个高个子的人隔着栅栏招呼我：“陈老师好，我是十一中队的孙立勇。”我们在栅栏边说了一会话，具体说了点什么，我现在已经淡忘了，但孙立勇还记得，不久前曾在“自由中国”论坛的一个帖子里提及。在我们握手告别的时候，孙立勇迅速地把手心里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纸卷递给我，我随即把它放进裤兜里。回到牢房以后，我趁没人的时候打开了纸条，只见正反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两千蝇头小字，全是从外电摘录下来的资讯，特别是与我和王军涛有关的消息。

从1993年到1994年，我和孙立勇隔着铁栅栏谈过好几次话。每次他都会塞给我一个小纸卷，向我通报国内外的最新动态。他帮助我纠正了一个错误的认识。原先，我以为八九民运是从学生运动发展到市民运动，但还不能说是全民运动。因为农民似乎没有参与进来，而且在运动高潮的时候，北京市委还用高额补贴诱骗农民参加官方组织的所谓“集会”。孙立勇告诉我，不能说农民与八九民运无关，在二监的一百多名因“六四”被判刑的人中，颇有一些是京郊农民。

在我第一次保外就医期间，孙立勇的家人见到了王之虹，把一份有关孙立勇的申诉材料交给了她。我根据这份材料，写了《介绍一位政治犯难友》，发表在1995年的《北京之春》上。文章的开头写道：“现在，北京市第二监狱里仍然关押着上百名政治犯。除了任畹町等国际知名的政治犯外，还有许多不为人们所知但同样值得人们尊敬的政治犯。这里面大多数人是所谓的‘暴徒’，既包括富于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也包括年过花甲的老年人。他们多被判处很长的刑期，有的还是无期徒刑。他们需要得到国际公正舆论更进一步的关注。此外，这里还关押着几位因为要求为‘六四’平反而被判刑的地下刊物的编辑。他们们是：韩罡，二十八岁，《起跑线》主编，一九八九年七月被捕，判刑十二年；陈宴彬，二十九岁，《铁流》主编，一九九零年九月被捕，判刑十五年。张亚菲，二十八岁，《铁流》编辑，一九九零年九月被捕，判刑十一年；尚子文，三十五岁，《钟声》编辑，一九九一年四月被捕，判刑六年；孙立勇，三十三岁，《钟声》主编，一九九一年五月被捕，判刑七年。本文只能向读者介绍孙立勇一人，因为笔者与他有过直接的交往。”文章的结尾写道：“我们相信，有千千万万孙立勇这样优秀的中华儿女，实现民主的中国的目标将不会太远。在‘六四’六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呼吁海内外炎黄子孙向孙立勇这样的中国政治犯表现出更大的关心和支持。”

▲江棋生：回首，为了重新出发。（摘录）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或从它的主导色彩来说，它不是一场反贪官不反皇帝，或反皇帝不反制度的造反运动；当然更不是由于郭海峰、张智勇和周勇军曾经下跪过，因而成了什么跪着造反运动。它也不是一场旨在推翻一党专政的革命运动。它是一场挑战一党专政、要求政治变革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在声援绝食学生的工人游行队伍中，确有少数人举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像，这体现了那些人祈盼“救世主”和“清官”的情结；但是，不应由此断言：那场运动只是一场反贪官庸吏而不反皇帝的抗议运动或造反运动。同样，5月下旬出现过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被人用染料包“炮轰”的事。我们也不应据此断言，那场运动就是一场推翻极权制度的革命运动。

八九民运震撼了世界。它向全人类昭告：大陆的中国人和波兰、捷克、匈牙利和前苏联的人民，以及台湾的中国人一样，热爱自由，追求民主。他们公开站出来向政府喊话，向政府施压，要求开言禁，开报禁，并大胆行使结社自由权。迄今为止的历史资料表明，八九民运是独立于官方，并独立于党内改革派的民间自发民主运动。基于人类的普世价值，我们足以认定它的正义性和正当性，而无须基于它所提出的要求是否能为官方所接受，或它所提出的目标是否能够得以实现。

▲吾尔开希指责马力在说浑话。吾尔开希接受香港“明报”专访时表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长期支持民主运动，批评马力的言论是无耻、没有良心，他完全认同，他个人觉得马力可能在简单的环境中成长，没有经历过动荡与挫折，所以才会有如此简单的判断。

吾尔开希说，曾与另一民运人士王丹讨论马力的谈话内容，两人共同认为马力的话不值一评。但是，马力这段谈话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值得重视的。

吾尔开希还说，如果时间适合，他会愿意选择向前看、选择和解，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至于什么条件才能和解，吾尔开希强调，和解必须建立在正义的前提之上，不可以为了和解而牺牲正义，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显示，当年解放军的坦克车是开进天安门广场，当年是有学生受到枪械扫射而倒地不起，这些事实怎么可以被掩盖。

▲韩东方：时至今日天安门惨案仍在继续。（摘录）二十年后，当表面的社会稳定开始土崩瓦解，淹没在了日益高涨的劳工、民权运动的怒吼声中。共产党已经认识到，除从政府执政能力的根本进行改革、重新审视其合法性的根基之外，已别无选择了。

为此，如果要缓和公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遏制席卷全中国的群体抗议活动，中国领导人就必须要不断强调创建“和谐社会”。然而，丧失了民众的信任和忠实，根本不可能实现此类社会。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不能奢望只凭空想象、或者采取压制政策便唾手可得。他们应该在行动上落实他们所宣扬的“直接面向群众”的政策，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十年前，（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曾经亲自下令屠杀的人死了。中国的领导层和社会-经济政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就政治领域而言，仍然义无反顾地重蹈着恐怖政策的覆辙、“六四效应”仍然在继续。是到了现中共领导人作出新选择的时候了，不要再继续重蹈历史的覆辙了。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恢复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声望和合法性。

历史上的重大错误是不能一笔勾销的。但是，如果现领导人具有真正远见卓识的政见，至少应该开始挽回损失。只要没有做到这一点，十八年前北京上演的国家灾难将永远也无法愈合。

▲马少方：谁在扼杀？谁被唤醒？（摘录）每年的一月至六月，都有政府方面的电话把我难忘的记忆变成一腔愤恨！

但今年有点特别，一月以来，那从不迟到的电话，从不客气的约会，直到今天中午十二点以前，都处于迟到状态，都失约了。他们的失约，我有失落吗？

电话还是响了。

在电话响之前的晚上，我还在说：现任的权力班底，大概是不想再惹六四的麻烦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是一种判断，其实更是一种希望！

我有这样的希望，希望集权统治者遭遇了人的觉醒。

于是此刻的问题就是：集权统治者遭遇了人的觉醒吗？他们虽然想让人们把六四屠杀都忘了，他们还想着在不闻不问的时候，人们就把这屠杀忘了。我的确有些忘了，那血的夜晚，那把生命写在人的觉醒的希望的夜晚，我在场，不仅仅是眼的在场，是生命的在场，心的在场，然而，我在遗忘，是心的遗忘！

十八年前！“十八”这个数字，写得很轻松吗？在我觉得轻松不了的时候，钞票就在眼前！钞票在飘，很多捞取钞票的手，很多捞钞票时张大了的眼睛的贪婪。那里面有我的眼睛，我的贪婪！我的眼睛被发现了，被倒在天安门广场的兄弟的眼睛发现了，那是一双双流淌希望的眼睛，那是一双双在希望中被血色突然遮蔽了成绝望的眼睛！

▲吴仁华：《1989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作者前言。（摘录）捷克流亡诗人米兰。昆德拉曾说过：“人与强权的斗争，即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在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血腥镇压事件之后，捷克统治者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忘记这件事，而捷克独立知识分子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不要忘记这件事。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之后的情形也是这样。中共当局一再开动各种宣传机器，极力掩盖与回避六四血腥镇压的事实真相。而海内外的许多有志之士，却一直致力于“毋忘六四”的工作，尽管也有些人在配合杀人者，呼吁人们忘记这件事，忘记这一天。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事实真相至今仍然不明不白或争议不断。对于一起曾经震惊世界和改变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言，这是很不应该，也是令人颇为痛心的事情。

本人作为一个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尤其是作为一名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接受过七年专业训练的历史文献学者，有义务和责任为该事件留下一份可靠的历史记录。为此，在一九九零年三月初一个寒冷的深夜，我冒死游过海湾，穿过密布中共军警的小岛，爬过齐腰深的漫长海涂，遍体鳞伤地来到自由的彼岸。尽管自由是血淋淋的，但我依然由衷地感到庆幸，因为我终于获得了自由发言的权力和机会，以履行自己作为历史见证人和历史文献学者的神圣职责。

▲封从德：我觉得六四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悲剧，是所有的炎黄子孙都心痛的一件事情，当年全球的华人都是感同身受的，今天特别是香港每年都有几万人集会纪念，体现了港人和支联会一直的坚持和执着，所有正直和善良的人都不会忘记历史的伤口。从整个世界的一个大的宏观的历史来看，六四是20世纪肆虐了近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的一个全球的横祸，这种共产集团阵营崩溃的开始，在这一点上，六四在全球的历史上都有很重要的位置和贡献。我们每年纪念这几千位六四牺牲的烈士，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伤口，不要让历史重演。

六四是一个很集中的暴露出中共政权两个最基本的特质暴力和谎言，六四是一个典型的专制暴力行为，对手无寸铁的成千上万的学生、上百万的北京市民用坦克用20几万军队，这在人类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89年的六四之后，六四的这种现象可以说每天都在发生，象前年的太石村，现在每年几万起镇压各地群体性事件，专制机器的集团它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一知到今天，他们还是采用暴力和谎言这两手来控制权力，来剥夺中国14亿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基本人权、言论自由结社集会的权利。99年的时候，像法轮功只是很和平的去静坐去抗议竟招来这么大规模的全国的镇压，到今天光是有名有姓的死亡的人数就已经和六四屠杀的人数差不多了，两三千人。

▲廖亦武：一个人的十八天（摘录）。1989年6月4日凌晨，我与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一道，在盛产榨菜的临江山城涪陵，我的家中，用一架老掉牙的“康丽牌”录音机，同步制作了针对北京惨案的《大屠杀》配乐诗歌朗诵录音带。当时在场的还有我的第一任妻子阿霞。

后来，由于《大屠杀》的传播、戴迈河的被监控、以及组织拍摄《大屠杀》的姐妹篇《安魂》，终致东窗事发，酿成一起从犯众多的“涉外反革命宣传煽动案”。

1990年6月4日。熬过了最初的突击审讯，以及长达20多天的车轮战术，秃掉了天灵盖的我，依然被关押在歌乐山附近的重庆市公安局收审所。先后被抓捕的有近20位诗人及家属，分别关押在不同的专政机构。记得那天日影昏沉，被铁条切割的斜空滚过一声声闷雷，我挤在几十个底层毛贼中间，刚念叨一句：这么快就1周年了。一个跑巷道的劳改犯就从铁栅门外塞给我一张纸卷，拉开看，竟是住另一头的同案犯刘太亨写的：廖胡子，我饿，能不能传点吃的过来？有两只烟就更好。记不清楚传了什么食物给他，好像是小半个冷馒头。接下来监房内一阵忙乱，好像是半人高的塑料马桶漏了，一股股屎尿发酵的浓烈毒气冲得我刹那间泪流满面。

1991年6月4日凌晨，很恍惚，但肯定夹在两个死刑犯中间。由于脚镣子老是随着他们的翻身哐哐响，我一直似睡非睡。那一年安徽发水灾，全国都受影响，在重庆看守所里的我们就直接挨饿了。饭钵越变越小，最后就干脆每顿每人发两块红薯。除了南瓜和洋芋交替当菜，就没有其它菜，政府把两种东西都熬成稀粥样子，不放油，只放盐。我们闭上眼睛灌进肚子，没一会儿就全拉，洋芋是白的，拉出来就是白的，南瓜是黄的，拉出来就是黄的。因为20几人只有十几平米的空间，我们只好长期坐炕板，所以每个人的腰都粗得像经常大吃大喝的腐败分子，可稍微一站就双腿打飘。

▲高瑜：从反右到六四–89是57的儿子。（摘录）又到了六四，这是全北京人心头滴血的日子，也是亲人牺牲在北京街头的全国各地人民永远哀悼的日子。作为参与者，我们更把她看作是生命和信念的纪念日。沿着六四的血迹，我们一直在往前走，无论在监狱，还是在家。

今年，我们看见我们的身边多了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18年前，在波澜壮阔的知识界和市民的游行队伍里，我们曾共同声援过提出民主要求的天安门学生。今天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团队走在前行的路上，使我们得以看清，我们一直沿着他们的路在走。因为他们已经走了50个年头。

▲于浩成：1989“六四民运”天安门广场标语摘抄。（摘录）……以上108条标语、口号是从我的一个小笔记本上抄下来的。我家当时就住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八九民运期间，我时常到广场去观看学生游行。有时就顺手记下一些标语、口号。“六、四”过去二十多天以后，我于6月26日被关押，这小笔记本在抄家是被抄走。1991年初获释，不久被抄物品亦被发还。最近我在整理旧物时找出这个小本，重新翻阅时发现内有当时摘抄的这些标语、口号。有趣的是，在记下头几条那一页上贴有一个铅笔字写的纸条，上书：“于浩成支持学生搞动乱。”这小本的首页写有“62603”数码。估计当是6月26日捕我并查到第三号“罪证”的意思。这使我想到这些标语、口号或可作为“八九民运”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一份记录和实证。现将抄出，以此纪念“六、四”的十八周年。

▲秦耕：写给公元1989年出生的孩子。（摘录）你们生于公元1989年。那不是普通的一年。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公元1989年，中国大约有1200万个孩子降生。在你们这1200万个孩子中，我只认识其中3个，她们分别是我两个朋友和一个同事的女儿，一个生于8月，一个生于7月，另一个碰巧生于1989年6月4日。按照正常学习经历，你们像我认识的那三个孩子一样，今年在读高中三年级，6月4日之后，就是你们参加高考日子了，后半年将进入大学读书。你们这1200万个可爱的孩子，经过漫长的18年，已荣幸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公民。在我距离公元1989年17周年之远时，曾写了一篇《为公元1989年辩护》的文章，那是写给我同辈人阅读的；现在我距离公元1989年已18周年之远，我觉得应该在今年为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的你们写篇文章了。

在中国20世纪的100道年轮上，公元1989年也许是最特殊的一个年代，生于公元1989，既是你们的幸运，也是你们的不幸。说幸运，那是因为在这一年，饱经苦难、被奴役了数千年的中国人发出了争自由的怒吼，以前所未有的反专制勇气、真诚捍卫人权和人的尊严的巨大热情、决心、牺牲精神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迸发的人性光芒，照亮了那个年代的夜空，凝固为历史的一道年轮，永恒闪光，你们就在这时降生，见证历史，你们伴随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而生；说不幸，那是因为在这一年，中国留给历史的，不只是光荣与梦想，密集的枪声、压过大街的坦克、寒光闪闪的刺刀、象征原始暴力的大棒，也面目狰狞的并排进入历史、进入你们出生的年月，为你们留下恐怖的合影：迸发的眼泪与子弹、喷涌的鲜血与惊天动地的哭声、永恒的弹孔与花朵一样凋谢的年轻生命……你们在血中与火中、在枪声中与哭喊声中降生，你们降生在历史上血腥、恐怖与悲惨的一年，你们降生在历史被羞辱的那个刻度，你们降生在民族最悲伤与最黑暗的那个时刻！

你们，公元1989年的孩子，虽然欺骗是可耻的，但你们已经在欺骗中长大成人。18年了，从你们出生的那个时刻开始，你们就被刻意欺骗了，你们的眼睛被遮蔽了，你们的耳朵被堵塞了，你们已经知道的历史，是被他人化妆过的历史，你们已经知道的真相，是被他人精心剪裁过的真相，而1989年的真诚与血腥、光荣与羞耻，至今仍被囚禁在无边的黑暗中。1989，当你们在如花的唇间说出它时，它其实不只是一段被风干、脱水的时间。在你们正式成为公民的这一年，别人如何想那是别人的事，而我要将我知道的历史指给你们看——生于这一年的孩子，你们有权知道属于自己这个年代的事。因为从今年开始，你们将以公民身份，正式参与到中国未来的历史中，你们出生那年的事，也并非与你们无关。

▲浦志强：“六四”十八周年前夕：我在天安门广场被违法“传唤”（摘录）昨天是六月三日，距离一九八九年的那个血腥之夜，已经过去了十八个年头。跟往年一样，我带着全家再约上三五好友，在辖区内两位好心警察的陪同下，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事实上，从一九九零年六月三日起，每到这一天我都会回来默默还愿，以凭吊当年死于国难的先行者。至于为什么偏偏选择三号而不是捱到四号，是因为血腥屠杀始于三号晚上九时许，戒严部队午夜前便已完成了对广场的合围。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将八九惨案命名为“六四”，反倒不如“六三”准确。只不过，在警察陪同下还愿对我来说是头一回，估计也是最后一回，明年的今天我应该不会有机会再来了。

去年的六月三号，由于事先公布了“还愿”的行程，北京市公安局只好以违法“传唤”来搅黄了我的这桩“私事”。为避免同样的尴尬，双方从上个月起便频繁磋商。警察奉命到家里告诉我，“上边儿”希望我别去广场了，要去也最好悄悄地去，“只要你心里有，在哪儿都能还愿不是，何必搞得满城风雨呢？”我则以“上边儿”平日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一到节骨眼儿上跑来就想抱我这佛脚，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再说它又不是我的“上边儿”，就为了让它能交差，搞得我自己不痛快，这对我不太公平。既然阻止我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再次“传唤”，而“上边儿”这回好像还没能下定决心，于是条件只能是如此达成：我不再事先公告，但必须接受警员陪同。

十八年过去了，还这么草木皆兵的“敏感”如故，缘于当事人缺乏反省和忏悔。“六四”的心结，既是我们的命门，更是和谐社会的软肋，除非消除禁忌坦诚沟通，否则谁都难以真正走出来。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参与的热情横遭窝心脚，监禁流亡“党锢”接踵而至，讨还血债和底线公道，是必须的和负责任的；对于当局而言，做了亏心事自然担心鬼叫门，一到了日子就杯弓蛇影地举措失当，这已经是本能的反应，难以自持。或许只有等到“六四”问题真正解决的那一天，历史的包袱才能最终卸下来，否则这段历史便永远都会是现实。“六四”不仅煎熬着我们，也没有放过刽子手。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前提必须是，屠夫先把自己手中的屠刀放下。

▲杨宽兴：殷红的“六?四”仍是我们沉重的现实。（摘录）


六四十五周年祭死难者遗像

时间之矢永无回返，逝者已经高贵地长眠。我无法体会六四难属的痛苦，一颗子弹、一声枪响就能击碎一个家庭的幸福。从此，人生仅仅是噩梦的延续，大片大片的血，一年一年的泪，它们承载的是怎样一种内心的伤痛？让那些冷嘲热讽的人去死吧，让马力那样的冷血动物躺到坦克下面做实验去吧——我承认，我在诅咒，我不宽恕，也不打算宽恕。正是出于对这种愤怒情绪的警惕，我以为，让那些不曾遭受六四伤害的人来讨论六四，比深深卷入八九民运，并被六?四捆绑一生的人更合适——前提是：他们首先要明确表达对死者的尊重与悼念。

然而，十八年来，对六四的言说是远远不够的，传统媒体已经做了十八年的瞎子和聋子，网络媒体也会在六?四来临前加快删贴的频率。隐形的枪口之下，我们不能过分责怪别人“犬儒”，但谁来面对六?四难属的眼泪？谁来化解六四受迫害者的痛苦？谁来诊疗这个社会的六四后遗症？

提醒我们六四尚未结束的，远不只一个汕尾事件。六四是非人性的权力恢复杀人的一个开始而已。任何政府都无法彻底避免暴力，但掌握着绝对优势的政府却必须克制肆意使用暴力的冲动；极权社会中的政府当然可以调动足够的资源对异议者进行打压和报复，但这种非理性打压一定会成为法治紊乱的起始。十八年前，邓小平让我们看到，即使在和平时期，为了维持特权利益的存在，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一切手段。

事实上，作为八九民运的一个参与者，我始终坚持认为，如果邓小平想避免杀人，他完全可以通过相对温和的手段恢复他想要的“秩序”。一方面，进入六月份，学生和北京市民的抗议热情在下降，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状况决定了中国社会尚不足以为学运提供长期有效的支撑，在当时的情况下，学生和北京市民的动员能力最多只能达到五月份的抗议规模；另一方面，在有着悠久皇权统治传统的中国，人们或多或少地看“大家长”脸色行事，当时，广场和全国高校的局势并不受哪一个组织或领袖控制，而是受制于一种集体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则是借助来源不明的信息形成的，回忆当初的情形，我相信：如果在六?四镇压前，作为“大家长”的邓小平如果能够公开露面表明镇压的态度，会使许多被错误信息困扰的人看清现实处境，即使不能迫使学生退回校园，至少可以减少开枪带来的伤亡，但邓小平始终不公开露面，他的露面，是在镇压过后会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会议上——在此之前，很多人相信邓小平病重，或者已经死了。事实上，他根本不在乎死人！对这个敢于朝平民开枪的“军事家”来说，几千人的死离他所要的“二十万颗人头”还差得很远！

▲张裕：以己及人说人权——“六四”十八周年有感。（摘录）与许多同代上下的人一样， 1989年的“六四屠杀”改变了我的生涯。虽然我当时已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但也因家庭因素有着与难以磨灭的经历，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感同身受，影响至今。这家庭因素就是先父当年的入狱与获释。

……令人遗憾和感伤的是，先父还是被释放得晚了两、三个月——他在90年夏天因看守所里流行的乙型肝炎感染，出狱后一直没法治愈，时好是坏，拖到96年初，终因“肝昏迷”引起“脑中毒”而不治而逝，成了当局“以言治罪”和“六四镇压”的又一牺牲品。

也正是基于先父因“六四镇压” 而“因言获罪”的入狱与获释，我深深体会到人权运动的必要和有效，因此从那时起先后加入了国际特赦、纽约科学院、国际笔会等国际人权组织，近年来主要参与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事务，特别关注中国的“言论自由”的问题，希望能象别人帮助曾是“狱中作家”的先父那样，我也能帮助与他类似的“因言获罪”者。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有关当局近来倒行逆施，居然将我参加这类活动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在我今年2月回国探亲到北京入境时，边境检查站不经任何程序，未办任何手续，不问不查不答不理，只以不明机构的口头决定，将我这个25年多来一直来去自由的中国公民遣返，实在荒唐透顶。更可恶的是，有关当局一直不与我本人直接打交道，也不理睬我对拒绝入境的申诉，近一年来却背着我不时骚扰和惊吓对我的近况毫不了解的家人和亲戚，完全是本末倒置乱株连。

▲刘晓波：历史真相与六四正名——六四18周年祭。（摘录）5月15日，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与记者茶叙时，以没有“刻意屠杀”为由，公开质疑六四“屠城”和坦克辗死学生。他甚至说“指覑一堆东西就说(学生)被坦克车辗过，那不如找一只猪，用坦克车辗过，看看是否会变成肉饼？”

言下之意，六四死者不是戒严部队刻意所为，而是无意之失。

18年前，戒严部队的坦克在西单六部口附近追辗学生，造成多人死伤，这是六四屠杀中最为凶残的一幕，已有多种资讯来源和现场图片为证。马力身在香港，如果想了解真相，最简单的方式是找来丁子霖女士的《寻访六四受难者》，看看“疯狂的坦克”一节，公布了那凶残一幕中的14名死伤者，5死9伤，都有姓名、年龄、单位、籍贯及受伤、致死的部位。

就我接触过的六四屠杀资料中，公开质疑坦克追辗学生这一历史事实的人，并用“一堆东西”和“一只猪”来质疑的人，马力算是拔了头筹。而他这种无视历史事实、不尊重冤死的亡灵及其亲属的胆量，也确实拔了信口雌黄的头筹。

马力否认六四“屠城”的说法，《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同样提供了多起“刻意屠杀”的例证。在此仅举一例：

死者吴国锋，当年不满21岁，系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86级学生。他死得极惨，连中了四枪，肩、肋骨和手臂都有枪伤，致命的一枪射中后脑勺。他的肚脐右下方留下7至8公分长的刺刀伤口，双手手心也有刺刀的伤痕。可以推测，吴虽连中数弹，却并没有立即死亡，士兵就用刺刀捅进了他的腹部，最后向后脑勺上开了一枪。

马力先生，这难道还不是“刻意杀人”？

在我看来，马力的质疑貌似求真精神，实则诡辩逻辑。他选择在六四18周年祭日前质疑六四屠城，既是为中央政府洗脑特区香港的政策张目，更是在敏感时期为北京政权背书。

●专业人士、学者的评论

▲香港时政评论家李怡在《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让六四烛火继续点燃》。

被禁闭在黑暗中的百合花

是亡灵之光

打开我的灵魂

看见母亲们

看见维多利亚公园

看到世界各地

为亡灵们点燃的烛火……

这是内地作家刘晓波在去年六四前夕写的一首诗的其中一段。诗的题目是《六四暗夜中的百合花》。诗人的妻子，每年六四都带一束百合花回家，去年十七周年，是十七朵百合。百合花，是献给黑夜中被残害的年轻亡灵。诗中提到维多利亚公园。尽管也提到世界各地，但世界各地在六四点燃的烛火已渐稀疏了，只有维园，相信仍会如繁星般绵密。

啊，六四，一晃十八年了。香港人的记忆稀疏了吗？港大民调显示并没有。支持平反六四与不支持的比例是55%比24%。不支持平反的比例较去年下降4%。

中国近年经济发展蓬勃，也惠及香港市民。但讲到中国政府当年对六四事件的处理，民调显示，市民认为错误者仍占63%，而认为正确者只有13%，较去年下泻5%。

不能说这是不是受马力言论刺激的民意反弹，笔者只相信这是六四的一幕一幕悲惨景象仍留在香港许多市民的脑际。

据说在人的各种味觉中，苦味较甜、酸、辣留在口腔中的感觉最久，也最让人回忆。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通常最难忘的回忆不是快乐、幸福的日子，而是悲痛与苦难。香港回归十年，电视访问一个九七年七月一日出生的孩子，问他十年最记得甚麽事，他回答是车祸、打劫，还有就是沙士，沙士医生谢婉雯，和警员梁成恩之死。这十岁的孩子当然有快乐的日子，但最让他难忘的却是苦难。

当然，这孩子没有经历过六四，没有在电视萤幕上每天流泪追看天安门广场局势的发展。他的父母大约也没有告诉他六四发生的事。若当时他追看过，相信绝不会忘记那悲惨、那苦难。

笔者童年经历过抗战、内战，当然有许多苦难的场景留在记忆中。然而，六四的景象仍是记忆中最感震撼的。比抗战、内战时期街上到处见到饿殍的情景更难忘。也因为六四，笔者改变了对中共政权的基本认知。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小说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说：「谁能控制过去，就能控制将来；而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

历史由当代掌权者去任意诠释，因此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由控制现在的人去操控，目的是要继续操控现在与将来。六四已过去十八年，年轻人已不大知道当年发生甚麽事，再加上当代掌权者的操控，六四的真相会不会被逐渐湮没，或迳由马力之流去诠释？

然而，至少现在，香港曾见识过当年景象的人还占大多数。至少还有You Tube，我们可以重温当年所有的新闻报道。至少香港市民中，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不甘心真相被湮没，不愿意任凭当权者让六四淡化，或让马力之流去扭曲。於是，我们在六四的晚上，也就是后天，仍要点燃我们手上的烛火。

▲香港知名报人林行止在《信报》专栏发表文章《抛弃政治包袱主动平反六四》（摘要）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风波”，至今已十八个年头了，在仍有表达意见自由的海外华侨小区，特别是感同身受的香港和澳门特区，每年此际都有大规模的悼念和要求平反六四的群众活动，年复一年，参与者的悲愤情绪并未随岁月流逝而淡化！
非常明显，北京政府并无为六四平反的丝毫迹象，民建联主席马力的“轻佻之言”，很可能是内部会议的结论；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别说维园烛光晚会被视为“政治表演”，外国即使是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伙伴美国的谴责，北京亦当耳边风。六四后，北京“经济没有底线”的策略非常成功，……当年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反贪污、反官倒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似乎已被抛诸脑后；除了“天安门母亲”和极少数“不识好歹”的民主斗士，一般内地同胞的六四意识已慢慢淡化，不像部分港人锲而不舍并有站起来走出去的勇气。

在六四问题上，笔者过去曾希望北京政府能做点实事，以文明开放的态度对待在囚及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同时建立健全的三反（反腐败、反贪污、反官倒）机制，间接回应八九民运的诉求。这些年来，内地经济高速发展令北京政府对其施行的政策─包括不为六四平反─信心大增，虽然与六四有关的领导人早已不在其位，但经济与股市齐飞，一片歌舞升平，当年令世人血脉贲张的血腥镇压，当然不提为妙。

可是，除了看中中国市场的商界人士，世人对“六四风波”——其实是对任何血腥屠杀─不会忘却，国际间对中国的敌意，亦因此不会消除，为此北京在国际上必须处处提防，步步为营，不敢从容开放，是中国成为文明大国的心魔和实际障碍。

以台湾的经验，在国民党一党独大时期，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开始的大屠杀，无声无息，因为在高压统治下，人民公开不敢怒不敢言；但国民党的威权稍为动摇，纪念“二二八事件”便成为全民运动，亦是导致国民党失去政权的主要因素。历史会否在内地重演，有关当局也许应深入研究；拆除“六四风波”这个定时炸弹的最佳方法，莫如北京趁奥运举行在即、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中主动提出！

北京政府应汲取教训，不是响应香港平反六四的诉求，而是为了中共的长治久安，主动为六四平反，是敢于面对现实有远见的表现。

▲香港评论家黄毓民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基于良心 未敢忘记》。文章写道，距离“六四”十八周年还有数天的时间，而在刚刚过去的周日香港大约有一千五百人冒著风雨走上街头悼念“六四”惨案的死难者。

有些人会说，虽然今年下著大雨，但是狂风暴雨还是压不到人们纪念“六四”的信念，就算是悬挂起黄色暴雨警告，还是有一千五百人参加“爱国民主大游行”，人数稍稍胜于去年，有些人认为这是与民建联主席马力先前为“六四”杀人者平反的那一番言论有关。而这次已经是香港支联会第十八年举办“爱国民主大游行”，今年仍然有一千五百人参与，可见香港人还是无法忘记十八年前在神州大地发生的那一场巨变，当年有许多无辜的中国人，特别是学生，是死于暴力血腥镇压底下。另外，也有许多人估计参与接下来在维园举行的烛光晚之人数会比去年的多，就算是当天再下雨，影响也会不大。

香港人是很奇怪的，有时候你会感到他们很冷淡，但是有时候又非常热情，理由很简单的，就是看看是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譬如说在零三年的“七一”也有五十万人走上街头。而对于“六四”的真相，虽然有些人会去扭曲，但有些人是不会去忘记的。好像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当年他曾经在报章刊登广告谴责血腥镇压，但是现在贵为行政会议召集人的他就表示，历史总会对“六四事件”作评价，人们应该要向前看，而大家对于如此这般的言论已经是耳熟能详，不过，梁振英又是否敢走出来去否认他当初曾经刊登广告谴责血腥屠城呢？

现今，马力以为已经是十八年了，大家的记忆会淡忘了，现在的中学生当时还未出生，因此现在的老师最好是不要去谈这件事情，要谈的时候，也不要说是“屠杀”、“屠城”、“血流成河”，还要十分科学地跟你去分辨“什么是屠城”、“什么是屠杀”、“怎样才算是血流成河”、“坦克车要怎样才可以把人压成肉饼”等等的谬论。不过，总之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心里也很明白、很清楚，这盘帐今天不去算，明天不去，十年之后还是要去算，始终一天要去计算。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也事隔数十年，国民党还不是要背负这包袱数十年，就算直到今天国民党已经下台，每年的“二二八”国民党还是要承担这个历史责任。相同的道理，共产党对于“六四”惨案还是一定要承担责任，即使是上一代人所做的事情，这一代共产党的人同样要承担这个责任、背负这个包袱。

一切都不论，杀人总是最大的罪恶。鲁迅说：“默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即使你如何去扭曲，又或是会有些人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又会出来为杀人者去平反，但是毕竟杀了就是杀了人，历史铁案已经有了结论，无论你怎样去费尽心机去为那个政权去涂脂抹粉，但是对于十八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发生的那一场爱国民主运动被当权者血腥镇压告终，这是一个十分清楚的历史事实，任何人都不可以把它扭曲，所以马力之流只会心劳日拙。

即使今年参与游行的只有数百人，甚至在接下来的烛光纪念晚会也只有一万数千人参与，也不表示“六四”惨案没有发生，也不表示共产党不须要为“六四”惨案承担责任。“历史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评价”这句话说得一点也没错，而这个评价老早就已经有了，不过历史还没有给死难者以及其家属一个公道。因此，最值得敬佩的是丁子霖教授，她多年一直进行调查的工作，搜集了许多“六四”死难者的名单出版成书，而且还继续去寻找历史的真相。如果一个当权者真正是以民为本，他应该非常尊重丁子霖教授，应该对她从事的“天安门母亲运动”给与一个正面的评价，甚至是应该去协助她们搜集资料，还给她们一个公道。

▲中国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发表文章《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摘录）

耐心比激情更加可贵。在这场漫长的历史角力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匹夫之勇、不是口舌之强，我们需要的是坚韧、记忆和承担。只有那些脚踏实地地流泪播种的人，才有欢欢喜喜地出去收割的未来。这是一场考验耐心的战斗，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斗——我们必须正视中共政权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强大、更加长寿的事实。在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为全球提供了数量最大的廉价劳工，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廉价产品生产地。源源不断的外资流入中国，中国的经济因而呈现出一副畸形繁荣的景象。中共政权的腐败比八九年前夕加剧了千百倍，却并没有让中共的统治走向崩溃。扭曲的市场经济、严酷的政治控制与窘迫的公共空间，共同构成了“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奇观。忙着挣钱的中国人，大部分都对十八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不感兴趣，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改变这一事实，不是靠几声“打倒中共”的吆喝便可以实现的，更不能企图发起一场以暴易暴的革命。中国的历史变革需要一种崭新的历史逻辑。

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民间本来积累了巨大的道义资源。中国不像台湾那样存在着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族群对立，不像匈牙利和捷克那样比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外国军队所占领，也不像南非那样因为肤色而差异制定出种族隔离制度。因此，这种道义资源更为纯粹，也更有普遍性，更能获得最大多数人群的认同。但是，十八年之后再回头检视，我们却不无遗憾地发现：当年死难者用生命和鲜血所换来的道义资源，已经像沙漏中的沙子一样全部流失了。那么，这一道义资源为何会如此迅速地丧失掉了呢？

对此，我们理应深切地反省，“天安门前一代”、“天安门一代”和“天安门后一代”都应当反省，没有谁有资格置身事外。完全把责任归咎于中共特务的破坏和西方世界的“见利忘义”，无助于改变我们当下的处境，而只能让我们越来越像怨妇一样自言自语，越来越像蜗牛一样缩回自己的硬壳之中。我们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但为什么没有能够做地更好？再换一个角度来追问：究竟有没有人比我们做得更好？

在以耐心和勇气寻求公义方面，有三位女性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在纪念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的日子里，我特意写下她们的名字和她们的故事，在向她们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期望有更多的朋友与她们风雨同行。

▲中国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王怡发表文章《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纪念“六四”屠杀18周年》。（摘录）最近几年，我总要在课堂上给学生们看六四的纪录和图片。有一个报道说，有人拿着王维林站在坦克前的照片，给大学生们看，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了。有人回答，是行为艺术吧。前天，我给学生们讲到六四，才想起他们大多数是18岁，他们中的一大半都出生在屠杀之后。18年后，他们已经18岁了。18年后，我的第一个孩子也出生了。我每年接触这些学生，我很清楚“六四”对他们而言仍旧是一场苦难。就算对“六四”一无所知，这种一无所知也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继续被“六四”主宰的一种方式。但我却越来越不了解，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个人精神史？他们的荷尔蒙，和那一场18年前的屠杀和18年后的谎言，又有着怎样的牵连？

六月，仍旧是这个共和国最残忍的月份。“六四”不是历史，“六四”也不仅仅是一件国家罪行。“六四”是一场持续至今的全民族的精神创伤。今天，六四构成了统治的一部分，构成了怨恨的一部分，也构成了怯弱的一部分。两年前，我被一所大学申请调动。在所有手续中，有一个学校出具证明我“没有参加过六四，没有练过法轮功”的文件。我也的确这两样都没沾边。但当我拿着这张纸，我的屈辱就和18年前一样强烈。不同的是我已成年，不能再将怨恨单单发向一个大人的世界。可世俗的念头还是使我犹豫了，反正我又没有说谎，反正这个证明又不是我要求出的。我把它塞到文件里面，假装忘了它的存在。就像当年我痛恨的父母、老师和政府一样，假装忘了孩子们的鲜血。

后来，我的调动因为安全部门的干预没有成功。我心里非常庆幸，当我内心软弱，甘心接受一种屈辱的时候，警察竟然帮了我。这件事也叫我知道，我所怨恨的里面，明明包括了自己。我以自己是无辜的少年，看见长辈们背叛自己的良知和理想而绝望。除我之外，长胡子的人“连一个义人也没有”。从此18年的怨恨和重担，甚至一刻也没有真正在我里面消停过。然而其实我是谁呢，我并不是一个与屠杀无关的人。那个夜晚北京开枪的时候，我的确不在现场。但当那一纸证明递给我的时候，我却回到了现场。我瞧不起的人，我和他们一模一样。

在我里面若没有自由，每一刻我都可能活在当年的屠杀现场。我就是那临阵脱逃的人，就是那卖友和撒谎的人。就如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两千年前基督被钉死的那一刻有份。我碰巧只有16岁，我有什么自夸的呢。因为先知以西结的时代，诗人艾略特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时代，其实是同一个时代。也都是同一个荒原，同样的布满了骸骨。《传道书》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痛恨的是人行出来的种种恶行，但上帝痛恨的，永远都是人心里的恶，人心里对善的亏欠。

▲香港时事评论员林保华发表文章《六四大地震》。“天人感应”可以不信，但也不由你不信。12月26日毛泽东忌辰，地球上发生过多次大地震。6月3日，则是云南省普洱市发生大地震。根据报导来看，这不是普通的地震，而有以下几个“巧合”：

一，地震发生在六四前夕的6月3日凌晨；而震级竟是6.4级。

二，新华社报导受灾人数18万人，而今年正是六四18周年。

三，地震地点在云南省普洱市。普洱市原名思茅市，今年4月8日改名为普洱市。4月8日是什么日子？18年前的这个日子，被逼下台而心情忧郁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出席政治局会议时心脏病发作，一个星期后的4月15日逝世，引发八九学运，最终中共以六四大屠杀来结束这场民主运动。

四，中国股市近来成为“疯牛”，但是另外一个被炒疯的商品是普洱茶。根据报导，不过两三年时间，普洱茶的原料毛茶，已由三、四十元人民币一公斤，炒到两、三百元人民币一公斤，那些所谓陈年普洱，动不动以万元人民币至数十万元人民币来计算了。凡事“物极必反”，因此普洱市的地震，是否意味着股市也会出现大地震？它的影响又会如何？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到了，一切报效。这四点巧合，是否意味着报效的时机来到了？18年，婴儿也成钉了，可以说是一个世代。六四的祸首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死的死，下台的下台，现在胡锦涛、温家宝掌权，该出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否则也会被这些元凶拖下水。

18年没有白过。中国的贪官污吏比过去更加腐败千百倍，说明六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因此同样，维权运动也在全国蓬勃展开。那已经不同于六四简单的“反官倒”，而且只在几个大城市有影响，现在已经遍及全国，包括政治、经济、金融、军队、宗教、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以及广泛的农村地区。这说明已经在全国各个角落埋下大地震的震源，这不是可以学邓小平用“停止争论”而把包袱再留给后人去背了。

▲专栏作家林和立发表文章《我们没有忘记：被屠杀的还有真理与国运》。（摘录）其实中共有不少高干或明或暗都曾主张某程度的平反“六四”。所以香港大小左王不要以为在“六四屠城”问题上表现得愈僵化，左过左家村便一定可取悦北大人。

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在镇压1989年爱国民主学生运动时是解放军的秘书长兼邓小平的军师，在屠城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平暴后虽然老邓声称解放军是祖国“最可爱的人”，救了共产党一命，但老杨就军队首次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杀戒一直耿耿于怀。他1998年离世前曾向家人您的浏览器可能不支持显示此图像。表示希望中央重新评价“暴乱”，并妥善赔偿死难者。去年我在北京的好友，一位东欧外交人员更亲耳听到一名部长官员在饭桌跟老外谈天说地时，主动提出“中共非平反「六四」不可”。此高干明言今天中国虽然财大气粗，赢得不少像东盟、非洲以及南美国家的拥护，但“六四”问题一天不解，中共很难真的获得主流国家，包括世界舆论的认同。

那么胡温对“六四”的态度又如何？胡锦涛在1989年是“封疆大吏”西藏书记，主导当年三月拉萨戒严兼平暴；而且正因为他“党性”，被老邓在四年后“隔代钦点”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按理这名跟江泽民同是“六四”最大政治得益者不可能有半点“逆反心”。但此“滴水不漏”的新人却在2005年拍板正式庆祝胡耀邦九十岁冥寿；此举虽是“局部平反”，而且小胡借故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纪念仪式，但大胡毕竟是“六四”学生运动灵魂人物，小胡没有接受??家宝提出的“纪念胡耀邦，那么紫阳怎么样”的观点，也多少看到连这位在西藏“平乱绝不手软”的第四代准核心也有另类的“六四情结”。

当然，正如北京对香港普选问题一样，中共对于不折不扣平反“六四”这烫手山芋唯一政策是“拖得就拖”。不敢面对真理、面对历史是共产党人的“原罪”。中共从来不肯认错或认衰，怕输不起而且怕得要死。建国不久虽然百废待兴，但毛泽东意气风发，在史大林误导下要摸“美帝”的屁股，挥军援朝，结果赔了儿子又折兵。人民志愿军血流漂杵，换来的是今天反骨的“亲爱领导金正日同志”的超级无赖政权；但到现在北京还不敢公布六十多年前错误参与韩战的史料。

同样，有关大跃进、反右运动、三年飢荒、文革十年、林彪事件以及唐山大地震、“四五天安门事件”，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等等，都是惊天动地，鬼哭狼嚎的世界大事，但中共无论是左、中、右派系掌权，没有一个领导敢说半句真话，遑论承担责任。今年是老毛与老邓发动“反右”六十周年，胡温新政唯一做到的是打压要求彻底平反与赔偿右派死难者的知识分子。面对无情的历史长河，任何稍有良知的国人都会叹息，真箇情何以堪！

但时间似乎对北京有利。中共一天掌权，一天不可能公开封存党史馆与保密局的史料或档案；而且这些都是“国家机密”，稍微知情的人都不敢公开一鳞半爪。年代一久，当事人或过世或老人痴呆，历史有可能湮没。而且历史可以改写，档案史料可以窜改、修补、造、丑化或美化。最要命的是十年如一日的愚党与愚民教育。

我在香港与外地接触过不少大陆大学生。“六四”屠城？他们只有两、三岁，有些品学兼优的拔尖生竟然对我说：“听说好像有过什么「六四事件」，但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六四屠城是老邓、老杨与王震等“老人党”精心炮制的血腥阴谋。我还记得一过了五月北京便风云色变，六月一、二号虽然市民自发地堵塞首都主要街道不让解放军坦克与装甲车进城，但这两晚有为数不少混进城里的军人配合秘密警察制造事端，挑起与民众的冲突，并制造“暴民烧车、残杀军警”事件，提供当局肆意蹂躏民意民权的借口。记得在六月二号凌晨路过《北京饭店》时碰到时为《文汇报》记者的程翔，他说“情势不妙”。

▲署名齐戈的作者发表文章《学生的鲜血 你休想洗干净》。文章写道，明天是“六四”大屠杀十八年的纪念日，每年这个时候，眼前就会浮现中国最黑暗的一幕：密集的枪声，坦克的轰鸣，殷红的鲜血，无数的生命……。对于这次大屠杀，我始终沉默，虽然这是我们内心巨大的伤痛，但我并不愿去触动它；因为血和泪、痛苦和愤怒，会象鞭子一样抽打着每一个人的灵魂，让你难以承受。也许正是沉默，六四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时光流逝，阴影依旧。沉默并不意味着忘却，当那个巨大的伤痛，至今还流淌着鲜血，谁能够把它忘掉呢？但有人不是这样，他们希望忘却，甚至企图把这场屠杀的血迹清洗干净。最近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竟然无耻地说，“六四”不是屠城，说军队不是“刻意杀人”。成千上万的军队，划破夜空的子弹，那么多的鲜血，那么多的亡灵，不是杀人是什么？不是屠城是什么？还不够吗？难道还要在北京把“扬州十日”重演一次？马力，把你见过的杀人告诉我，把你见过的屠城告诉我！这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当然不是一阵犬吠就可以化于无形。也好，几声狗叫，把我从麻木中唤醒。谢谢你把我吵醒了，我也无需沉默下去。既然他们胆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屠杀，那我们也无所畏惧，应该表达出我们的谴责。无情地谴责是我们的权利，我不想成为马力那样的帮凶；如果我成为帮凶，在屠杀中惨死的无辜者——为了他从未犯下的罪行而遭受最恐怖杀害，他们的幽灵将会在夜晚时分纠缠着我。

整整十八年，善良的中国人以沉默对待这次屠杀。因为我们至今不知道该向谁说出大屠杀的真相，应该向谁痛斥那些肆无忌惮犯罪的人？可是他们为了忘却，为了淡化，至今还无耻地掩盖，把请愿污蔑为动乱，把屠杀说成是风波。即使是在屠杀中惨死的无辜者，他们是学生，他们是平民，一顶动暴乱的帽子，使他们的亡灵无法安宁。惨烈地走了，悄悄地埋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安息在何方。他们的母亲，心里在淌血，眼里流着泪；而血只能悄悄地淌，泪只能暗暗地流。孩子被人杀害了，无处伸冤，就连死者家属一起悼念，相互关照的权利都要被剥夺。这是哪家的道理？这是哪家的王法？天理何在？公道何在？而这一切，无不是为了掩盖。因为这些屠杀中惨死的无辜者，正是这场大屠杀最大的真相！墨写的谎言岂能掩盖血写的事实？愚蠢地掩盖就能洗刷屠杀百姓的耻辱？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对青年学生使出如此残暴的手段，就是把自己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正如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先生所言：“大规模的坦克上街，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为什么人们那么强调‘六四’？这是很自然的。‘六四’这样的事情，慈僖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唯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么干，这不是耻辱吗？”

当然是耻辱，尤其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令人切齿的恶行。你纵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说法，杀人就是杀人！屠城就是屠城！手上沾满了学生的鲜血，你休想洗得干净！即使邓小平，也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将留下这个巨大的耻辱。

▲政论作家杜光发表文章《从“六四”看邓小平的两面性——纪念“六四”惨案十八周年》。（摘录）十八年前，广大学生和民众所提出的诉求，主要集中为两点：反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这是全国人民当时最关切的两大问题，也是使执政党面临困境的两大难题。有了如此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群众民主运动的支持，政府与人民齐心合力，清除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这两大难题就都不难解决。当局既可摆脱困境，也可得到人民大众的信任和拥护；中华民族更有可能在清除腐败、改革政治体制的基础上，顺利发展。可惜，短视的执政者却见不及此。他们目光短浅，只担心眼前的既得利益和已有的特权地位会受到损害，竟然动用坦克机枪，血洗长街，把热爱祖国的青年学生和劳动者淹没在血泊之中，并且用谎言掩盖事实真相，欺骗全世界。

十八年来，善良的人们一直期待着执政当局能公布“六四”真相，恢复民主运动的本来面目，为死难者昭雪；同时，总结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为什么一场反腐败和要求深化改革的群众运动会遭到血腥屠杀？为什么十八年来腐败日益严重？为什么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至今岿然不动？执政党应该怎样面对民主革命和群众运动？等等。可是，年年要求，年年被拒；年年期待，年年失望。人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与执政当局的冷漠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民间的反思和总结却连年不断。十八年来，虽然有关当局严令禁止纪念和讨论“六四”问题，不许报刊发表文章，不许召开纪念会、研讨会，但民间却突破禁令，通过纪念性的文章和活动，作出强烈的批判和抗议。

▲作家安田发表文章《不要让“六四”成为“二二八”》（摘录）“六四”十八周年，我却发现自己离“六四”越来越远。至少，离“六四”的那些纪念活动越来越远。从完成《天安门情人》那天起，我就打算对自己的“六四”情节做个了断，但是却不，反而因此引来了一些社会力量的注意，当然也避免不了有一些交易，但全部被我拒绝了。说实话，有些条件还是很有诱惑性的。安田一介凡夫俗子，自然也不免动心。但是只要想到89年自己的那腔热血，想到那些普普通通的同学们的满腔激情，想到那些被这些学生感动的普通北京市民的热情，安田就不得不为自己设定一个底线：决不为了利益而利用“六四”。

之所以用这句话作为起子，写这篇纪念“六四”的文章，是因为在知道了越来越多的内幕以后，有感而发。在中共屠夫依然不敢面对“六四”，依然压制国人言论的今天，显然不是检讨“六四”内幕的时候。不过，安田相信，“六四”翻案不可避免。中共当局所希望的，只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他们希望的，就是时间可以冲淡血痕，越积越厚的历史尘埃可以治愈这块伤疤。也许，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平反”了右派、“平反”了“文革”、“平反”了他们一系列的狗咬狗事件。不过他们忘记了一点：所有的这些“平反”都是在他们掌握权力的时候主动进行的。但是，如果时间流逝的最终的结果，是中共的权力基础越来越薄弱，到他们不得不“平反”的时候，会是什么结果？这方面，台湾的二二八，就是血的教训。

毫无疑问，二二八是独裁政府倒行逆施的一次暴行。在这一点上，和“六四”非常相像。与“六四”一样，二二八成了国民政府和台湾居民之间的一道鸿沟。而当初国民政府所作的，和今日中共也没有多大区别：发展经济，淡化伤痕。基本上来说，国民政府的作为是相当成功的。一直到二二八事件过去45年，台湾成了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经济体，1992年，国民政府才开始放松对于悼念“二二八”事件的管制，有序引导民众的情绪。其后，直到1995年，才由当时的国民党籍总统代表国家为“二二八”事件向全体国民道歉，平反“二二八”。

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六四”。悼念“六四”的民众，无论海内外，他们的要求似乎都很简单：平反“六四”，对死难群众进行国家赔偿。可以想见，在威权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除了极少数的政治野心家，台湾人民心中对于“二二八”的期望，也不过如此。而国民政府所做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道歉、赔偿、建立纪念馆等等，也是符合人民的期待的。应该说，从1996年以后，“二二八”就应该正式成为历史名词了，因为一个满足了绝大多数的公众愿望的结局已经达成。现实社会对它的反应应该是理性的悼念、研讨而已。

其实，在如何对待历史悲剧上，古今中外，有无数的先例可循。而最为著名的，无过于二战以后，德国民选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的下跪，赢得了“勃兰特跪下去，德国人站起来”的美名。安田相信，今天中共官员们对于“六四”最终平反所希望的、1995年国民政府处理“二二八”时所以为的会达成的，无过于勃兰特下跪这样的结局：以时间减缓伤痛，以平反为历史悲剧画上完美的句点。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李剑虹发表文章《幽禁在历史阴影里的六四“暴徒”们——“六四”十八周年祭》（摘录）18年前那个枪林弹雨的屠杀之夜，子弹刺耳的尖啸打破了古都北京的宁静，坦克车轰鸣着碾过一个个年轻鲜活的生命……腥风血雨过后，刽子手们擦干手上的血迹，反无耻地污蔑无辜者为“暴徒”！展开一场疯狂的“秋后算帐”。在红色恐怖的大逮捕、大清算和开足马力的谎言机器进行全民洗脑之后，刽子手们又再次动用恐怖暴力机器和特务手段，强制人民遗忘，试图剪除一代人的广场记忆。然而，“天安门母亲”等亲历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正使得真相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年年六四，遂成为刽子手们惊惧不安、坐卧不宁的“敏感期”——他们恨不得能从日历里删除这个月份！将一年更改为11个月。

“六四”的直接受害者，除了在那个血腥的屠杀之夜不幸遇难和致残的人士，还有一批是当时侥幸逃离了屠杀现场，却在“秋后算帐”和举报中，被刽子手们指为“暴徒”而“从重从快”判刑，死在刑场上或长期在监狱里承受折磨，如当时有媒体报道：1989年6月1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放火犯”林昭荣、陈坚、王汉武、祖建军、王连喜、张文奎、“抢劫犯”罗红军、“流氓犯”班会杰等八人，在北京市“反革命暴乱”期间，焚烧军车、抢劫军用物资、殴打残害解放军战士，均判处死刑。6月22日，驳回上诉枪决。据当年北京政法大学教师、和学生一起最后一批撤离天安门的亲历者、后流亡海外的吴仁华先生最新出版的纪实作品《1989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披露，已知至少有22人在不公正审判后被“立即执行”死刑。另有数以百计的人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十年以上长期徒刑。

这批所谓的六四“暴徒”，成为了“反革命暴乱”的替罪羊。而由于种种原因，18年来，这个可能多达数千人的六四“暴徒”群体，极少受到外界关注，在我有限的视野所及，只见到浦志强、赵昕和海外的孙立勇先生等寥寥数人为他们撰文呼吁过。在漫长的18年中，他们和他们的亲人几乎是在孤苦无援的境地，默默承受了历史强加于他们的无尽的苦难。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律师刘路发表文章《献给“六四”的成人礼——解决“六四”问题的法律思考》。（摘录）十八年来，“六四”成了一种禁忌，从反面证明了中共政权的心虚气短。比如，“六四”后的几届领导人都对六四讳莫如深，在外交场合和回应新闻记者采访的时候，总是强调要向前看，要维护稳定。没有一个人理直气壮地强调镇压是合法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认定“六四”镇压在道义上的非法性，是一种朝野共识，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提出反驳的理由。

那么既然如此，“六四”问题怎么就不能解决呢？

“六四”性质太恶劣，后果太严重了。一个国家出动武装部队，开着坦克对上百万和平请愿的人民进行大规模镇压，造成至少2千人死亡，这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这是76年“四五”运动期间连“四人帮”都没有干出来的事情。执政党决策层担心，一旦公开平反“六四”，不但当年参与决策的领导人要被清算，甚至党的执政地位也会被动摇。一旦政权易手，特权集团的利益将化为乌有，国内政局可能陷于纷乱，国家和平发展的前途就毁于一旦了。因此，对“六四”只能实行鸵鸟政策，采取两个字的办法：一曰拖，二曰瞒。拖到何时算何时，能瞒多久瞒多久。

我们不能不承认，执政党的考虑是有其现实性的，但却是一种短见。作为大国领导人，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令人遗憾的。试问，这么严重的历史事件能够长久拖下去、瞒下去么？拖得越久，瞒得越深，仇恨不能消解，最后的总爆发不是越剧烈么？

笔者认为，任何思维都有盲点，执政当局的隐忧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是并不正确。以邓小平之睿智，当年也只敢说“保证二十年稳定”，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是暴力压制民心能够维持的最长时间。难道当朝衮衮诸公比邓小平更聪明？更有远见？现在，离邓小平所说的二十年还剩下两年时间，正是启动“六四”问题和平解决的最后时机。“六四”后去职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也说，“‘六四’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要好，没出麻烦的时候解决比出了麻烦以后解决要好”。

现在的中国，一方面，平反六四的权威障碍邓小平已经去世，另一六四元凶李鹏，掌权时就臭名昭著，目前也已经离休五年。另一方面，经济高增长还能维持，社会稳定还能保持，民间权利意识普遍觉醒，开启政治改革为海内外所期待，所以，中共现政权已经有了解决历史欠账的好时机。如果不在目前局势尚有利的情况下主动着手解决“六四”问题，丧失了这个最后的机会，我们这个民族恐怕将万劫不复。

其实，如果执政党主动解决“六四”问题，非但不会导致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反而会带来官民双赢的局面，既对得起死者和历史，也对得起子孙和未来。只要找到一个支点，和平解决“六四”问题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支点就是：司法。也就是说，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完全可以解决“六四”问题。

首先，做出“六四”镇压的决策并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89学生运动由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先生去世引发，学生的口号是反官倒，要民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支持改革开放。并不存在什么反对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预谋和策划。后来对“六四”学生领袖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审判证据，也能证明这一点。可以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和平请愿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那么，对这样一个要求实行民主法制、反对腐败专制的和平请愿有什么法律依据进行镇压呢？

历史的烟尘散去，真相渐渐显露。对学生请愿作出动乱定性的四？二六社论，实际上是李锡铭、陈希同蛊惑、欺骗邓小平做出的错误决策，而戒严、镇压则与李鹏、姚依林等人继续欺骗邓小平有绝对关系。而且，他们对邓到死都隐瞒坦克上街碾压学生、开枪滥杀无辜学生的消息。因此，这几个北京市和中央的领导人无疑应该对“六四”悲剧承担罪责，而不应该让整个党和政府给他们背包袱。根据当时或现有的法律，对他们进行审判没有任何技术性障碍。可惜的是，前任领导人只敢对陈希同的贪腐问题进行审判，而对他“六四”期间谎报军情祸国殃民的更严重犯罪却不敢处理，岂不令人悲叹！

其次，除了审判当年的责任人之外，现政府还要向全国人民赔礼道歉，还要对“六四”受难者进行国家赔偿，对“六四”期间的被捕判刑的学生领袖、知识分子和市民进行司法甄别。不是说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是有法必依，有错必纠么？我国的司法制度不是也有重审程序么？在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的前提下，对每一个具体的个案进行重审甄别，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完全可以做到。

●国际媒体纷纷报道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美国之音：中国人谈六四：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18年以来，6月初一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敏感时期。虽然中国政府对“六四”话题保持沉默，但是对于关注“六四”的人士来说，18年前的今天是一个永远应该纪念的日子。

六月四号的北京天安门广场照常开放，让游客参观游览。而对于18年前广场上发生震惊中外的 \” 六四 \” 事件，中国官方媒体在这一天只字未提。然而对不少人来说，这一天是一个永远的纪念日，纪念18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一切。

1989年六月三号的夜晚，中国军队受命出动坦克，驱逐在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其他民众，镇压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六月四号 。

回顾往事，事发当时正在外地出差的一位姓张的市民表示，在武力镇压的消息传出之后，他四周人们的心情是激动难忍的。

“六四那一天的早晨，我从河南往回走 ，在火车上听到这消息，全车厢就沸腾，人民群众非常愤怒。”

这位市民还表示，其实所谓的“89 六四”是中国现代政治改革的一个良好机会，但是当时的领导没有抓住这个历史的机遇，却采用了暴力的应对方式。

“我认为那是一个分水岭。那件事18年了。89年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本来中国社会可以走向一个民主政治改革的道路，也可能现在会超过俄罗斯或者说其它的一些民主国家的进程。但是中国没有选择这种民主制。”

在“89 六四 ”的前夕，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群众提出的一个呼吁是推进改革进程、铲除腐败现像，而近几年，中国官员与干部的腐败现像却是前腐后继的蔓延，官商勾结，权钱交换，生活堕落，腐败深化的案件连续不断。

中国金融中心上海查出了市委书记陈良宇涉嫌30多亿社保基金的商业贿赂案。另外，贪腐高官落马的有：原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原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原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原四川副省长李达昌，原北京副市长刘志华，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还有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等。

曾经担任江西省一个地方单位党委书记的罗先生认为，中国 在“89”期间错过了当时学生喊出的反贪反腐败的机遇，否则中国今天的成就不光是那些经济增长而已。他认为，在18年之后的今天，他觉得腐败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还更加严重。

罗先生说：“应该说，从当时情况看，学生出发点还是对的。一个是对国家负责，要求铲除腐败。”“从现在来看，这个腐败的问题不是好了，而是越来越严重了，问题越来越大了。老百姓现在对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大家都不愿意去谈。”

▲6月4日中国时报社论：后“六四”的年代。社论指出，十八年前的今天，北京天安门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六四事件”，当时的残暴混乱，对于经历过的人，是永远抵减不去的伤痛记忆。

但如今的中国大陆，政治冷漠，经济当道，万民齐冲打死不退的情节，大概只会出现在股市。漫长的十八年过去了，年轻人对“六四”的认识有限，关切更少；年纪略大的人，则陷在自己的汲汲营营中，学会了务实，学会了把自己顾好。

这些年来，除了香港之外，全球纪念“六四”的活动逐渐退烧，大家都各自有了新的关注目标，何况中国大陆的庞大商机，也让人很容易忽略曾有的血腥镇压。中共不必为“六四”涂脂抹粉，世界就已经急著体谅，急著遗忘。

“六四”，以及“六四”的那些民运老兵们，不死，只是逐渐凋零。然而，中国大陆却在新时代，以新的方式，正推演著新一页的变化。

除了近年来日益增加的维权事件，上周在厦门，靠著手机简讯和网路的号召，两万人上街示威游行，还一度和警方发生冲撞。为的不是政治上的争民主要自由，而是为了环保反对陈由豪的ＰＸ厂。这是第一次为了环保议题，有这么多人走上街头。

中共可以用经济成长来安抚民主改革的呼声，在未来似乎会更好的美丽期待中，中共政权可以继续维持统治正当性，但无可置疑地，中国大陆已经展开了巨大深沉的社会变化，并且将对中共当局形成愈来愈困难的挑战。“六四”虽然已远，但新时代的声音，将会更加响亮。

▲自由亚洲电台：北京和香港的六四事件18周年纪念日。报道说，周一是六四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十八周年，北京天安门在大批公安、武警戒备下整日平静。罹难者家属组织“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十八年来首次成功抵达木墀地，拜祭她身故的儿子。而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交代六四真相。

周日晚上，即六四镇压十八周年前夕，丁子霖抵达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木墀地，拜祭她死去的儿子蒋连捷。蒋连捷是在十八年前六月三日深夜十一时多，在木墀地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而该处亦是最多学生被杀的地点。今年，丁子霖的行动未有受到当局阻挠。

在过往十七年，丁子霖每年都尝试在六月三日前往路祭，但都被公安阻止。而周日晚上，她连同另一名六四死难者亲属徐珏前往木墀地拜祭，在场监视的公安，并没有阻止她们的拜祭行动。

丁子霖在周一，接受香港传媒访问时，指她自己虽然完成了十八年来的心愿，但她觉得仍然未能为她儿子讨回公道。她希望当局释放仍然在囚的参与民运人士。

六月四日下的天安门广场，每早例行的升旗仪式照常举行，虽然穿上制服巡视的公安和武警仍见显著增加，但相信便衣执法人员已遍布广场内外，加强保安。

而每年都会在六四前夕试图去天安门广场而被阻止的维权律师浦志强，周日亦罕有地在公安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散步，并接受外国传媒访问。

虽然在公安陪同下，浦志强可以漫步天安门广场，但仍一度被天安门广场当值的公安阻挡去路，并对他进行笔录。扰嚷一番后才让他继续在天安门活动。

浦志强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六四作为历史事件，由于官方不愿让人民公开讨论，已经成为人民和政府相当沉重的袍袱。他认为，当局应该让人民自由讨论六四。他说：六四本来是历史事件，不过由于官方的压制，现在变成了不只是我自己的袍袱，也是人民的袍袱、政府的袍袱，这样背著对谁都没有好处。政府应该尽快让人民，自由地讨论六四。

而美国国务院周六发表声明，再度要求中国当局在奥运前调查六四事件，以及停止迫害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展现尊重自由民主的正面形象。美国政府由三年前开始，每年都会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调查六四事件。

另一方面，民运人士魏京生，在周日前往东京，准备入境出席六四纪念活动时，被日本边防人员以无持有有效签证为理由，禁止入境。但据外电引述消息人士表示，魏京生的签证并无问题，只是日本政府高层下令禁止魏京生入境。

香港六四烛光晚会

在香港，除了周一晚在维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外，十名四五行动成员早上在西区警署出发，游行到中联办,要求平反六四。他们拉起黑色横额及用黑色花圈，表达对当年死者的哀悼.。

而百多名支联会成员和市民，在周日举行民主长跑，由中环立法会跑到中联办，全长十八公里，象徵十八周年。一批港大学生，亦在香港大学太古桥，重扫在桥上的六四纪念标语。

而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周日在出席民主长跑时强调，支联会并无刻意催谷参与集会人数。因为香港人对六四的是非黑白仍然清晰的看法，才会令他们对马力的言论有很大反应。如果香港人已经淡忘六四，马力的言论不会刺激港人的参与热情。

▲中央社华盛顿四日法新电：六四18周年 美议长向天安门亡灵致敬。报道说，美国众院议长裴洛西在北京六四事件届满十八周年的今天，向当年在天安门广场遇害的“英灵”致敬。

在裴洛西挺身而出之前，美国政府一日向中国发出了不寻常的坦率警告，指中国恶劣的人权纪录以及不愿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态度，可能会对其主办奥运造成打击。

裴洛西发表声明说：“今天我们要向天安门广场的英灵致敬，他们十八年前对抗了当时的强权，要求享有全体人类都有权享受的自由。”

她说：“我们犹记，当时中国学生、工人和公民如何和平游行，如何仿照我们的自由女神像而竖立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以及如何引述我们建国先贤的教诲。我们犹记天安门英雄们的勇气，而我们也要再次确认，我们致力捍卫他们所梦想的自由民主原则。”

裴洛西警告，中国的人权状况依然恶劣，并说，中国当局正运用复杂的新技术来压制不同的意见。

▲香港明报报道：美促中国交代六四 “百姓仍蒙鼓里”。在六四事件18周年前夕，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18年已经过去，国际社会和中国老百姓仍不知道到底当时有多少人被开进广场的中国军队和坦克打死或打伤，2008北京奥运明年举行，中国应该释放天安门事件的囚犯、停止骚扰受害者家属。

美国国务院声明说，到今天为止，许多中国老百姓和国际社会仍然不知道，1989年有数千名中国民众被逮捕，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处徒刑。估计到现在还有100到200人仍因涉及天安门事件被关在监牢。声明指中国政府应给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一个完整交代。

声明说，2008年奥运渐近，国际社会会更仔细地检视中国，中国必须开始重新检讨天安门事件、释放天安门囚犯，同时停止骚扰天安门事件受害者的家属，并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权，这样才有助中国改善其国际形象。

▲大纪元：eBay惊现六四军功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去了18年，已经被很多年轻的朋友们逐渐的淡忘了。但是在美国主流拍卖网站eBay上，今年竟然出现了一只从六四“戒严部队”流出的军功表，真可以说是“六四十八年，全世界都没忘”。
　　
据生活周记报导，登入eBay网站，只要打入“8964, PLA, Tiananmen, 1989”这几个关键字，就会赫然跳出一只手表照片，点击进入，竟然真的跑出了一只有解放军人头的手表！下方写着（戒严部队）“89.6.平息暴乱纪念”，手表的背面还有“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的字样。
　　
中国大陆全民向钱看，最近股票疯涨连创新高，这会不会是当年哪个“戒严部队”战士，不甘落于人后，加入商品经济大潮，变卖军功表筹措股本呢？记者给卖主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却意外听到了一个动人心弦的长篇故事。

卖主是一位来自香港，现居多伦多的卢医生。1989年的时候他还在学校，天天看着电视，为北京的同龄学生流泪，却又什么都不能做。卢医生说，他现在一间浸信会教堂志愿作接待家庭，今年年初的时候来了一位郑先生，郑先生只有一条腿，没有接送都不能去作礼拜，没多久郑先生就受洗作了教友。
　　
郑先生过去是河南54军的上尉连长，1989年的时候，他们那个军只挑了一些精锐部队到北京，上面先说是救洪水，然后说有暴徒、要“平乱”。他带 的兵好几天窝在地铁下面，有吃有喝但是不许出去，6月3日晚上10点，他们出街和入城部队内外夹击阻挡军队的北京市民，是最早抵达广场的部队之一。
　　
据郑上尉回忆，各地部队口音不同，穿的制服也不尽相同，天色又黑，在火光下头上没有钢盔的就打，凌晨学生撤了以后广场被围起来，没走的都打掉了，他看到的最后一幕就是早上直升机来搬尸体。
　　
五年后他在一次演习车祸断了腿，部队给了500块钱请他退役，他老家穷没法照顾，就沿路乞讨打小工，终于从香港去了加拿大。他说年轻时什么也不 懂，上面叫打就打，现在良心无比悔恨，在一次祈祷会时痛哭流涕。这只军功表只有第一批打到广场的部队才有，他要变卖将部分所得帮助当年的受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
　　
……

报导说，最近香港民建联的马力先生宣称，六四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过一个人!? 当年，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先生也说“天安门没死一个人”，“全北京只死了23人!”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 有人就算是看到血肉模糊的尸块，还要说是坦克车不小心踩死猪！这下可好，“戒严部队”出来说话了，不知道这只六四军功表的重现江湖，会不会让落跑内地的马力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
　　
eBay网站可以说是无奇不有，半年前John Kennedy总统在达拉斯遇刺时，凶手射击的窗户被天价三百万美元拍出，美国独立宣言的副本也卖了几十万。这只“六四军功表”能够卖出多少钱，全世界都在看。中国人的民主运动比起美国的重大历史证物的身价几何，恐怕只能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了。
　　
报导续说，尸块会腐烂，眼泪会流干，天安门母亲会老去，只要“六四军功表”存在人间一天，中共军队屠城的历史事实就永远不能抹去。记者认为博物馆应该是它的最好去处，不知道未来得标的买家舍不舍得将它捐出来？
　　
为了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18周年，这项网拍起价$8,964.18元，将在6月10日结束，对中国现代民主发展史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去看看。

▲美国之音报道，预定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纪念6/4事件活动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在东京成田机场被拒绝入境。日方表示拒绝魏京生入境是因为他没有签证。魏京生反驳日方说法，认为这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

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本月2日从美国乘机抵达日本成田国际机场被拒绝入境，理由是没有入境签证。目前魏京生住在成田机场附近的饭店。

日本入国管理局成田机场分局入国审查官桧垣星期一接受采访时表明，拒绝魏京生入境的理由是他不具备签证，他说：“拒绝魏京生入境完全没有政治背景，他没有签证，同时申请过境临时签证的理由是出席会议，按照常规这种情况需要办理普通的签证。”

设在美国的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萍接受记者越洋电话采访时指责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存心不让魏京生访日。她表示，为了此次访日，魏京生事前向日本驻美大使馆申请签证，但是办理过程中日方多次以技术性细节为由提出各种要求，临到出发前也没有获准。为此魏京生打算申请可以逗留72小时的过境临时签证。

投宿在机场附近饭店的魏京生星期一接受记者电话采访，他表示此次访日的目的是为了参加纪念6/4事件的活动，并且看望朋友。他认为被拒绝入境的真正理由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魏京生说：“因为这次是来参加纪念6/4事件的活动，中国政府不会高兴。”

魏京生1978年因参加中国民主运动“北京之春”被逮捕入狱。1997年以治病名义前往美国。他此行预定出席的纪念6/4活动，3日在东京举行。

魏京生认为6/4事件一定会得到重新评价，他说：“6/4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中国一定会变化，到那时人们会重新评价6/4。”

成田入国管理分局表示，魏京生目前在日只能是临时逗留，而且行动范围不能超越投宿的饭店，航空公司会安排他返程。魏京生则表示他还不能断定何时离开日本，由于随身携带的治疗糖尿病药物因为没有冰箱而失效，因此向日方提出接受治疗的要求，目前尚未得到答复。

▲英国广播公司：纪念六四马英九吁中国加速民主开放。报道说，在六四事件18周年之际，将代表台湾国民党参选总统的马英九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文章，要求中国政府加速民主开放，以启动两岸对话的契机。

马英九以前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发表以《自由民主 两岸对话基础》为题的文章。

他在文章开首表示：“今天（6月4日）是六四事件18周年，中共政权以武力血腥镇压了学生的民主运动，让它多年来试图建立的改革开放形象毁于一旦。”

马英九在文章中表示希望中国当局在主办2008年奥运前能加速民主开放，再启海峡两岸的对话契机。

他在文中强调“自由民主必须是两岸共同语言”的概念。

马英九在文章还批评中国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让代表台湾民意的机构处处受挫，是中国政权反民主本质的鲜明表现。

他又批评中国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国际空间的议题上非常敌视，造成对台湾人民情感的伤害。

不过他也写到：“我们不但不畏惧与大陆接触交流，反而支持扩大交流，因为如此不仅有利于台湾经济，也有利于大陆的民主发展，可以创造新的\’双赢\’.”

另外，台湾中央社引述马英九说，在未来在安全问题达成和平协议之前，他将要求中国当局撤除布署在东南沿海的导弹，因为台湾不愿意在导弹的威胁下进行和平谈判。

▲美国之音报道：六四十八周年后似乎在台湾被遗忘。报道指出，台湾平静渡过了六四这一天。政治人物表示对台湾的冷漠感到痛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马英九呼吁北京加速民主开放。

六四天安门民运被血腥事件1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台湾非常平静，没有看到媒体报道有什么集会游行或纪念活动。

对此，台湾立法院台联党团领袖曾灿灯表示， 台湾人民与媒体竟然都已将18年前的惨案忘得一干二净，使他相当痛心。他呼吁中国象台湾对待228事件那样，对六四事件立即开放历史档案，并向全球道歉。同时，台联曾灿灯还不忘批评“有人、还有政党严重向中国倾斜”，对这个欠缺民主素养的政权心存梦想。

▲中央社报道：营救六四人 港黄雀行动总指挥露面。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营救被中共通缉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最近首度公开露面。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营救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黄雀行动”的总指挥陈达钲近日在美国接受电视专访，披露当年行动的若干秘辛。他说，六四事件已过了18年，回想起来，坚信所做一切没错，也相信总有一天，六四会获得平反。

中央社消息，“黄雀行动”从1989年6月中旬开始，持续约半年之久，总共营救出133名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包括严家其、陈一咨、苏晓康等，都是经过黄雀行动营救而逃离中国大陆。黄雀行动1991年6月首次曝光，今年5月陈达钲首次在纽约公开亮相。

陈达钲是香港唯胜企业有限公司、义德洋行有限公司和华美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在13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6，被称为“六哥”，与他共同参与黄雀行动、在第1线行动的弟弟陈达钳被称为老七。

陈达钲表示，1989年六四民运在香港引起很大回响，人们甚至从中国政府在运动初期表现出来的容忍看到希望，孰料后来事情演变为中共开枪镇压，使他非常不理解。他说，六四之后他激动得昏了过去，进了医院。为了表现心中的愤怒，他把7岁的儿子剔了个光头。

陈达钲表示，黄雀行动持续了近半年，直到1989年底，在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时出事，两位工作人员在广东中了圈套被捕才暂停。之后，陈达钲为了救出两位工作人员，亲赴北京与中国公安部高层商谈，达成妥协，中方答应对他既往不咎，来去自由、不附带任何条件、释放两位工作人员，于是黄雀行动自此画下句点。

陈达钲回想起来仍无怨无悔，认为凡是有条件的中国人都会做这件事。他说，六四事件深具历史意义，并坚信当年所做并无错误，也希望六四事件终有平反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