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是外地赴京声援绝食的一个普通学生。见证了自由和镇压，热血和残暴，也见证了年轻的心在弹雨和履带下惊醒。作为亲历北京街头民主运动的过来人，应当反思六四。王丹所言“政府有罪，学生有错。”非常客观、准确地厘清了八九民运责任。但是，对于“学生有错”，八九一代如何反思？反思了什么？这至为关键。单纯反思八九学运的话，我认为有两大公案绝对无法回避，也无法绕开。只有公开讨论六四，分清罪与错的责任，才能积累民主运作经验，为中国社会民主转型服务。这些反思不光属于八九民运的亲历者，它为更多的后继者提供经验。
两大公案。
第一．湖南三勇士。是被哪些有名有姓的北京学生领袖集体表决送往公安局的？
第二．捐款。各地和海外给学生的捐款，去向哪里？
1989年5月23日下午2时许，湖南省浏阳县小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和长途汽车司机鲁德成三人，用充满了颜料的鸡蛋成功涂抹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随后被学生纠察队拿获，最后由学生领袖郭海峰、杨朝晖等人将三人送到东城区公安分局天安门派出所。一个多月后，北京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余志坚无期徒刑，喻东岳有期徒刑20年，鲁德成有期徒刑16年。余志坚和鲁德成减期释放后，在接受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海外媒体电话采访中，都一直指认，当时在广场的学生领袖经过投票表决，他们才被学生亲自交给广场的警察逮捕。多年后，外高联主席连胜德、广场学生纠察队队长张健和北高联常委郭海峰，都在不同场合证实，是学生把三人交给警察的。当时郭海峰曾向鲁德成无意间透露，学生表决（赞同票多于反对票一张）后才决定把他们三人送交广场警察的。
因此，三勇士是被学生抓获并送交警察，这已经没有什么疑问。关键是哪些学生参与了表决？谁投赞同票、谁投反对票？参与表决的学生领袖，应该是北高联“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当日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和“营地联席会议”的核心成员。当时担任北高联“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总指挥的郑旭光，在笔者询问下，他说北高联没有表决，他本人事后在电视上才看到三人涂抹毛像的。但是被鲁德成指证的郭海峰，却是北高联常委。后来的事实证明，部分北高联核心成员，并未响应北高联撤离广场的行动，仍呆在广场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外围活动。作为当事人一方的鲁德成、余志坚和学生一方的郭海峰，都证实学生表决了，但是，以上三组织的其他学生领袖，在海外媒体采访时都称忘记或记不得是否进行过表决。如果如此轰动世界的涂毛像的大事件都不记得的话，那肯定是有学生领袖在撒谎。要弄清楚哪些学生领袖参与了表决，郭海峰、连胜德当是知情人。
三勇士遭受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其中喻东岳被折磨致疯。首先是北京学生领袖一手造成的。有人假设即使三人不被学生交给警方，迟早也会被警察抓获。这样的假设完全站不住脚。学生的过错责任是不可推卸的。历史不可假设，只能依据已经发生的事实作出判断和推理。三人被关押十多年，难道对北京学生领袖没有一点怨恨？只是不愿表露出来而已，只能自找台阶下。三勇士打落牙齿吞进肚子里，那些学运领袖难道就可以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发生？人们欣赏周锋锁、封从德、王丹等人公开向鲁德成道歉，敢于担当的勇气。
捐款应该不是一笔糊涂账，总有款项经手人。据香港学联李兰菊公开撰文回忆，香港学联在香港募捐金额总额大约在7、80万港币（合人民币700——800万），全部交给他们觉得经由“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北高联的财务部或其设在纪念碑的物资部，没有交给他们认为人员流动性太强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她并证实捐款都交给了学生组织而不是个人，其中的一个接收学生是北高联常委梁二。按照当时做法，其他捐款也不可能交给普通的广场学生。海外其他途径的捐款，以及北京市民、外地高自联捐款，部分款项都交给了广场指挥部。这笔捐款数目，没有捐献方的实证，迄今是一笔糊涂账。纪念碑上曾设立了食品供应站，主要是为学生供应食品和饮水。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广场每天维持运转需要花费10万元。但是，许多外地学生没有食品、饮水和住的地方，也是事实。北京学生在广场挺几天，还可以返回学校休整；北京学运领袖在六四屠杀前夕，大多都领到一笔“逃命费”，当事人都承认。外地学生和学运领袖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这两大谜案，是考验北京学运领袖勇气、良知、诚实的底线，迟早总要有人站出来担当。把自身因为年轻和组织混乱造成的错误都推给政府，显然无法向六四死难者、湖南三君子和千千万万的学生和市民交代。虽然到今天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讨说法，但北京学运领袖不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另外，当年的学生领袖，都是自愿站出来的学生活跃分子。决策的随意性、情绪化、个人主义和执行的散乱化、低效化，再加通讯手段和资讯来源的极端贫乏，使运动过程大都处在被动应对地位。这些都是现实条件决定的。那些稳健的经过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倒没有号召力。谁激进谁就是当然的领袖，这是街头民主运动的普遍特点。弊端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只有吸引眼球的街头英雄，但没有人为群众运动的后果承担负责。八九民运也是如此。那些在长安街为广场学生抵挡枪弹的市民，或死或伤或重判或枪毙，大多数人连名字都不被外界知悉。六四屠杀之后，暴政的天空没有改色，黑云低垂。那么，街头英雄无论后期坐牢，还是不断遭受迫害。恐怖制度决定了个人命运的基调。你别无选择。
反思六四学运，必须从认错、说出真相开始。18年来，一些北京学生领袖一直高举道义大旗，寻找学运替罪羊，柴玲不幸被选中了（当局也寻找到替罪羊）。18年后的今天，他们仍然近乎偏执地坚持认为柴玲应为六四屠杀“承担道义责任”，实在匪夷所思。从道义上鞭挞柴玲，郑旭光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而是有一批“北京学运领袖”。 他们惯常使用的武器是道义大旗，真实目的果真是为了厘清六四责任？我看未必。柴玲事件不是孤立的，这事关对八九学运的整体评价。外地学生可能对天安门清场最有发言权，而不仅是现场个别头面人物的描述。迟早有一天外地学生会站出来作证。吴仁华先生新著力作《1989年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披露天安门清场死了两个大学生，粉碎了政府的弥天大谎。广场死人跟柴玲等人坚守不撤，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戒严部队杀气腾腾，步步逼近天安门广场；北高联撤离，意图避免给军队镇压制造口实。但是，按照当时广场失控的现实进行合理推理，总会有人坚守在纪念碑以命相搏，谁能保证不死人。
提前离开广场的学生领袖反倒是英雄，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柴玲等人反倒成为罪人。某些北京学运领袖扮演的“皇帝新装”的目的达到了，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揭穿。柴玲成了学运层面的六四屠杀的替罪羊。只有王丹站出来为柴玲说了公道话。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找到了替罪羊，学生也找到了替罪羊。双方的目的都惊人一致地达到了。中国民运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与专制政府意识形态总在某一点上交汇。18年了，还是如此。
判断一件事情危害的轻重，要从造成的实际结果下结论，法理上如此，道义上也应至于此。我在长安街目睹了学生和市民阻截军队，没有在广场上坚守到最后一刻。多年来，我内心很敬佩留守在纪念碑的那些英雄，尽管他们默默无闻。在我内心，他们超越了某些学生领袖。柴玲等几个学运领袖能够坚守到最后一刻撤离，其他清场前离开的学生领袖和学生，就完全没有资格从道义上谴责留守者。一些学运领袖硬要把清场流血的假想，往道义方面扯，这是别有用心的严重误导。18年了，一些学运领袖偏要假设历史，以证明自己选择撤离广场的一贯正确，永远维持学生领袖的伟光正形象。一旦这些人嗅出哪天在中国大陆从事民运不再有坐牢的危险，并有政治投机的可能，这些人摇身一变就会以“学生领袖+成功人士”的面目，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而那些死者和受伤害者却被慢慢淡忘。历史总牢记领袖的名字，群众总是沉默的大多数。以民主为诉求的社会转型，不应该如此残酷、健忘。
我不想依据柴玲情绪极为不稳定、场面混乱的事实，为她辩护。柴玲坚守在纪念碑最后一刻的瘦弱身影，证明了一切。这就足够了。
打压柴玲等人，还有其他目的。
其一，部分学生领袖（留在大陆和流亡海外者，包括个别黑手）为争夺海外的六四资源。
事实证明，一些学运领袖在海外很快完成了原始积累。而有些人跟风，竟然说“个人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没错，他们是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他们的原始积累，莫不打着“六四英雄”的王牌在西方社会轻易地获得。因此，这些“六四贵族”当然有义务回馈中国民运，帮助陷在困境的战友。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柴玲是消失在海外民运的视线里。
其二，掩饰部分北京学运领袖不便公开言说的心理。5月23日前，北高联号召广场学生撤离广场。同时也意味着北高联失去了在学生（特别是外地大学生）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而更为激进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迅速崛起为新的“权力核心”。北高联自愿站在核心之外。事后证明清场并没有发生集体屠杀，所以，某些北高联领袖为他们当初错判民运形势寻找心理补偿和借口。因此，柴玲“别人流血，我活着”的录音，成为名正言顺、正气凛然的打压武器。 “公报私仇”泄私愤是他们的目的之一。事后追认自己为英雄，最终目的是在西方国家彰显自己的英雄形象，以在海外获得更多的利益资源，是目的之二。一箭数雕。这都是六四后几年他们才学会采用的压制策略。
他们当初没有想到，在他们撤离之后，“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盘踞的纪念碑，居然成为政府、戒严部队、外地学生和北京市民，乃至全国、全球最为关注的焦点。四君子绝食，更让天安门广场吸引住理性的目光。他们都没有想到，在四君子成功斡旋下，留守的3、4000学生成功撤离了广场。
通缉的21个学生，那是中共定的名单，不全是学生认可的领袖，哪怕是振臂一呼被几个学生拥戴的领袖。王丹承认：谁有胆量站出来谁就是学生领袖。严格讲，北高联常委并不是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18年来，把中共定的“学生领袖”当作被普遍认可的领袖，这是最大的误区。再者扳着手指头算算，今天，21人中有几个还站出来为中国民运鼓与呼？大浪淘沙，21个标兵名副其实的，屈指可数。固然，北京前期的游行、绝食都是北京学生发起的，为各地高自联成立、绝食、游行起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但是，北京学生 “垄断”六四资源，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最后坚守在天安门绝食现场、纪念碑的学生中，北京学生有多少？多方证据显示，主要是外地学生。六四后各地学生领袖都有坐牢的。秦城监狱是监狱，外地的监狱也是监狱。监狱没有等级，坐牢也没什么好炫耀的。回头来看，既然你是自愿当群众领袖的，坐牢几乎是必然的下场，但不是就该坐牢，罪在当局。不能依靠 “领袖”头衔，永远坐享其成。应该消除封闭圈子和狭隘地域的中共式思维意识。八九民运属于学生，也属于工人、市民和社会各个阶层；属于北京，也属于全国各地、香港和台湾以及海外。
屠杀罪责在政府，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学生组织本身的排外和混乱，消解和拒斥了许多社会良性支持力量。这是很大的遗憾。
我们需要宽容，需要分清罪与错的界限，更需要说出真相的勇气。但是，宽容不是和稀泥，丧失底线，不是将个人情感与社会公义混同。把学生自己的过错全部推向政府，这既不能服众，也不合事实，更是把自己与政府等同。对于真相，说与不说，当事人都已经公开表示谅解学生。但是，为了让八九一代走得更远、更踏实，获得更多民间社会认同和忠诚度。认错，说出真相，意义就截然不同。
反思六四，这些方面不应被遗漏。我的全部目的就在这里。
2007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