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化，这是全中国、全世界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何时、以什么形式完成这一过程。
我们曾寄希望于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大陆的蒋经国、李登辉。很多人下工夫研究捷克、波兰、东德或罗马尼亚的民主道路，也得出了很多的研究成果。我的研究是建立在他们的成果之上的，在此先声明一下。
大陆沦陷以后，民运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六四”前和“六四”后。“六四”前民运的主流是包容了共产党的，是希望共产党自己开明、民主的；“六四”最大的贡献是让全中国、全世界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从那时起民运的主流就变成了抛弃共产党，将它排斥在民主道路合作者之外了。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将几乎所有的中国民主化途径都探讨过了。我一点一点地研看着民主同仁的成果时，心中充满了感动。同时我也看到了同仁们的缺陷：对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解不够深，没有将民主真正研究透，从根源上将民主制度和中国固有的文化结合起来。
这些缺陷在理论上的表现是：指导我们民运的理论仍然局限在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采用的自由、民主、博爱的框架里，局限在五四时代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和追求上。在实践中，则是走当年国民党推翻清政府的路子：海内海外互动，朝野互动。只是由于中共的武力太强（相对于民运人士可以组织起的武装而言），才去掉了武装起义的提法（也一直有民运人士试图走武装起义的道路，但不是主流，而且也没有哪怕一次不成功的类似于黄花岗起义的尝试）。
粗略地归纳，我们曾经寄予希望的民运途径和力量有：中共内部出现戈尔巴乔夫；体制内派斗；流亡国外的民运力量；偶然、突发事件；西方政府和社会的努力；民间力量的自发突破；国内组党；国内工人运动；各种维权力量的合力；共产主义运动自己失败；大陆军方的进步力量等。我们用了很多的精力试图从理论上批判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理论，法轮功战友还使用了独特的“发正念”的方法……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民运仍然处于下风，下下风。
有过下象棋经历的同仁都容易理解，两个人下棋，优势的一方往往并不急于将死对方，而是在保持优势的前提下拖长游戏，以便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占优势的游戏带来的乐趣。而若有一个高手给弱势的一方支招，一般都是首先让他放弃一些次要的利益，摆脱原来优势的一方对局面的控制，给出自己的思路，迫使对手考虑应对的方法，从而获得主动。
我感觉现在民运整体上就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陷入中共给我们设定的议题，随着中共的指挥棒在活动。这里面当然有“共特”的杰作，但主要还是我们自己不争气。
像当下在网上正热传的“我的爸爸是李刚”的事件，我们民运人士要分析，事件对我们民运是利是弊？“李刚案”和以前的“邓玉娇案”一样，最后的赢家都是现在统治中国大陆的那个流氓政府。这一类事件的本质是共产党操控下社会怨气“有序且安全的释放”。几千万的“同党”，每年拉出若干个执行一下“家法”，显示一下“权威”，是黑社会通常的做法。再好的黑社会也还是黑社会，不能改变其鱼肉百姓的本质。报纸上对这些事件的评论、批评都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进行的，都是以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为最终目的的。我们民运阵营中如果也有人帮腔，借题发挥，浪费“媒体关注度”这一宝贵资源，那你就不是站在民运的一面，而是站到了共产党那一面去了。
媒体的关注度是社会最宝贵的政治资源。共产党控制这项资源，用“李刚案”、“邓玉娇案”等不会动摇其统治地位的议题来消耗掉这种资源，使真正的对其统治有杀伤力的事件和议题被边缘、被忽略、被湮没。这是他们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
今年“六四”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报导，说“六四”那天大陆对黄色网站的封锁忽然失灵，我当时试了一下，果然如此。当时我就判断共产党已经沦落到维稳连这样下流的手段都用上了。但不是太肯定。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我联想到他们“六四”时的表现，试着登陆了一下色情网站，果然又可以了——可以想象共产党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是如何地不择手段，费尽心机。
取得优势的关键是要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计划。并坚定不移地推进自己的计划。不论中共如何干扰，如何虚张声势，都坚定不移地推进自己的计划。“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我们要善于创造话题，主导话题，要学习中共将主要的目的隐藏起来，间接地、迂回地将民众的兴趣往政治改革上引导。“六四”和法轮功的话题在大陆太直接，太敏感，话题也太陈旧，我们要善于发掘新意，寻找新素材。
例如烟台大学张忠顺老师因教学采用“六四”录像被判刑开除的案子，就是我们民运人士应该大力关注和“炒作”的。他的案子的好处在于他本人不是我们民运的成员，最多只能算是同情民运的体制内有良心的中间力量。像他这样的人在体制内的数量还是很大的。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对体制有不满，但又不愿或者说不敢公开和体制对抗。在良知上，他们会站在民运一边，但物质利益和其他现实的考量又使他们随波逐流，屈从于共产党的淫威而成为共产党维护其统治的帮凶，是当下共产党统治的支柱力量之一。对这样我们应该大力争取的群体，他们中的一个被共产党“误伤”，被共产党开除，正是我们应该“借题发挥”的机会。我们可以用这个例子来证明共产党已经死亡，其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已经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利用好了其作用不亚于刘晓波获奖。国内的民运人士可以从维权的角度帮助张忠顺老师，引起民众对政治迫害的关注和反抗；国外的民运人士则可以从政治的高度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以此作为国际社会认识共产党本质的标本案例。
非政治人物的政治案子，对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说服、教育意义更大。我们民运“精英”们难道连这一点政治智慧也没有吗？想一想共产党当年是怎么利用闻一多的案子的，学一学共产党当年是如何炒作美国大兵强奸北平女大学生沈崇的。
现在反倒是中共在这方面很成功：不管民运、法轮功和“西方反华势力”如何行动，他一概不听，全方位封杀。他一如既往地用真假参半的新闻控制舆论；一如既往地将一切正常的社会发展成果归功于“党的英明领导”；一如既往地口口声声“关注民生”，实际却贫富分化越来越大；一如既往地将执政权作为核心利益，以武力作为最终手段，在理亏或混乱时，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
比较我们民运和中共双方，我们民运的长处是道义，中共的长处是武力。道义优势的发挥要求我们将民主的理论搞清，将为什么要在中国搞民主说明白，并将这些理论和道理传递给更多的人，让尽可能多的中国普通人接受这些理论和道理。我们需要有专人对“郑青原”之流的无耻言论进行一对一的反驳，要研究传播学规律，确定具体的传播方案，并坚定不移的实施这些方案。
对比敌我双方的优势，我们民运人士最怕的是人少。只有几百个骨干，共产党就是全部暗杀掉都不是难事。事实上我们民运30年一直不能够有效地壮大自己的队伍，一直被共产党压制在几百骨干的规模，且山头林立。共产党像猫捉了老鼠不吃放在面前养着一样玩弄着这几个骨干。胡锦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抓判刘晓波，就是对民运的极大藐视：你们根本没到对我有任何实际性威胁的地步，我要顾忌你什么？
共产党最怕的是历史真相的揭露，怕民众失去对他们的支持。怕反对自己的人聚集起来，法不责众，没法武力镇压。共产党知道失去民众的支持和民众聚集起来反对自己只有一步之遥。共产党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半国人的支持了，剩下的一半只有10%左右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我在《对时局的看法》中称之为窃国权贵集团），其他90%以上则是靠谎言和临时的小恩小惠维持的。对聚集反对自己的，他们已经失去了从理念上和体制上解决冲突的能力，只有诉诸武力了。
民主化道路的正确选择是建立在对民主真正含义的理解之上的，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和理解之上的，是建立在敌我优势的正确分析之上的。民主最早给我的概念是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直到现在，共产党官方对民主的解释还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指人民有参入国事或对国事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先不谈其后面的对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之区别的瞎编，只看这里，我就感觉已经曲解和阉割了民主的含义了。真正民主的含义要到东西方的经典著作中去找，我不想陷入繁琐的考证，只给出结论：那就是，民主的基础是平等，而平等的基础是自由。自由、平等、民主是三个层次的问题，但又紧密相连，环环相扣。脱离了自由和平等谈民主，只会是虚假的民主，和我们当下的情形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并不是我们想要的。顾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下功夫写了《古希腊城邦制度》，到民主的源头上去寻找民主的真正含义。但天妒英才，顾准早夭，大陆思想界遂无人继续寻找真正的民主。
我在2004年曾经在相关题目上给出一篇半成品（指出民主的本质内涵是平等），给中共中央党校一位教授看，他提醒我共产主义理论也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其目标是：“个人的彻底解放，即建立在所有人潜能充分发挥基础之上的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
由此，我又重新阅读了马恩列斯原著，终于搞懂了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路：唯物主义假设推出人性论的基础“人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改善这种人际关系，而改善人际关系的最好途径就是为他人活着，同时尽量克制自己的私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内容具有极高的道德高度，并不低于基督教的博爱或法轮功的真善忍、做好人。因此我称过去60年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的批判是犯了方向性错误，是以己之长攻敌之长，是“此谓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也”。
我认识到，只要承认唯物主义假设和发展的历史观（源于黑格尔《历史哲学》），就一定能推论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可行。我们民运人士张口闭口“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其实和共产主义者是同一套路，同门同宗，还是人家徒子徒孙辈的。过去共产党看准了我们的底牌，高举马列旗帜，以马列正统性取代民意为其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原因就是共产党认定了我们没法子在理论上战胜他们。问题在于，既然共产主义理论和民运理论都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那么，他们产生对立的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难道仅仅是当下中国窃国权贵集团为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干着窃贼和强盗的勾当这么简单吗？
共产党沦为窃国权贵集团只是近几年的事，其主体真正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时期尽管也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许多苦难，但和现在的性质不同。那时，他们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尽管实践是错的，但主流还是“无心之过”属于“工作中的过失”，是可以理解和可以被原谅的。因此文革后的所谓“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能够让共产党渡过危机，并取得大多数民众的谅解（当然其“三七开”和轻描淡写的做法为将来留下了一些隐患，但不是致命的，是可以靠未来的“功绩”来弥补的）。
六四以后20多年，共产党主体的信仰已经丧失了（胡锦涛上台后搞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原因在此），却依然自欺欺人地在重复着那些失去了信仰支撑的空洞理论。他们就是这样在平庸和无所作为中缓慢地、然而是彻底地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沦为窃国盗贼。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只能来自于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共产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和欧几里得几何学类似的公理化逻辑体系：即给出几个不需要证明的公理（或称为基本假设），然后运用逻辑推理，就可以得出各种推论和结论。这种公理化逻辑体系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学术的主流方法，也是今天全世界大学课堂上传授的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民国后我们在学校受到的教育科目都是这种体系的产物。这种体系的优势是只要基本假设和推理过程正确，那么就可以得出没有争议的“科学结论”。经过对马恩列斯毛原著的长期研究，我发现共产主义理论的错误不是在共产主义理论的推理过程和结论上，而是在其基本假设上。
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有两个：一个是唯物主义假设，一个是辩证法（通常表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事物和社会发展都是是运动变化、不断前进的）。于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假设，我开始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神？第二个问题是，时间是什么？因为通常有神论和唯物主义是相对的；而所谓运动、变化和发展，关键是对时间的认识。搞清了时间问题，世界是否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就有了结论了。
和唯物主义相对的是唯心主义。我发现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唯心主义是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唯心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没有对未知现象的恐惧和迷信，就不会产生人类文明；唯物主义在将人类从神的掌控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摧毁了人类文明的基石，使人类文明走向灭亡。”
唯物主义的本质是人类的狂妄，将人凌驾于万物之上。事实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种观念错了，持有这种观念必将受到自然规律或神的惩罚。
现在让我们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上来评价文艺复兴：我们看到文艺复兴的物质成就是值得称道的，但为了这使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文明，我们慢慢失去了对神或者自然的敬畏。文艺复兴使人类陷入了以自私的和纵欲为特征的、没有未来的社会，恰如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形。
中国大陆是“广义文艺复兴”后期难度最大的一件战利品，“后发优势”使它直接将文艺复兴最彻底、“最先进”的成果辩证唯物主义拿来使用了。文艺复兴“成果”的优点和缺点在中国大陆都以放大的方式表现出来：经济发达，道德沦丧。
六四学运时，我和同学交流，将共产主义运动和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等同起来，今天看来，这个结论仍然成立。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文艺复兴结下的罪恶果实。在人类文明史上，共产主义将和法西斯主义一样遗臭万年。
对神的尊崇程度是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实证的角度观察人类文明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律：社会主流对神保持尊崇而又允许对神的怀疑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极端的敬神和极端的不敬神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人类社会在敬神的问题上存在一个最佳均衡点（即主流保持对神的尊崇而又允许对神的怀疑存在），当偏离这个均衡点时，向这个均衡点回归的力量就是进步的力量，而阻碍向这个均衡点回归的，就是反动的、邪恶的力量。欧洲中世纪时，神学压倒一切，固然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文艺复兴以后，无神论泛滥，同样给人类的文明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危害：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无神论的两种极端表现形式，都是一定会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危害的。
这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本质决定了的，不论在实践中共产主义以什么面目出现，都改变不了它的这个本质特征。都会给人类带来实在的苦难。当下，在中国大陆，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对神的敬仰。法轮功应运而生，在过去15年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历史会对他们的功绩给出正确评价的。
我意识到神虽然无法以“科学”的标准被证明为真，但同样无法以“科学”的标准被证伪。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神是不需要证明的，不论是证明为真还是证伪。神的存在是超越理性思维的。神是我们人类生活的“必有”和“自有”之事物。神是人类文明的根。神和科学根本就是两个“物种”，各有自己的语言，又共同生活在人类社会这同一片蓝天下。
神，是我们人性的核心内涵。科学只能满足我们物质的需求，只有神才能满足我们心灵的需求。没有神，我们只是腥臭的肉体，不会有美好光辉的灵性。没有神，将无法把我们人类和其他万事万物区分开来。
时间是物质的性质，是物质的一部分。广义相对论将时间、物质和空间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了，时间和空间从那时起不再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东西，而是依存于物质存在，并且还可以和物质之间有一种我们至今没有完全解释清楚的关系：能量等于质量和光速平方的乘积。至于《易经》，我认为它是对自然（宇宙、世界）的一个模拟，我这样解释六十四卦整体的含义：将时间静止，它就代表此时此刻世上的万事万物；将事物选定，它则代表所选定事物从生到死（或从出现到消亡）的整个过程。我认为《周易》的价值在于它将时间、空间和事物（物质存在的形式）统一了起来。我们的传统文化根据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判断他一生的命运，其本质就是“时间的一个点（出生时刻）可以影响事物（他这个人）的整个存在历程（一生命运），是时间和事物之间的关系；风水和家居摆放也会影响人的命运，本质是其他事物的空间组合形式对事物的影响，是空间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理论依据都是《周易》。
所谓“世界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的观点是建立在传统物理学时空观念之上的，对于相对论物理学，这种提法是不严格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和实际世界的近似。
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老子》、《周易》、《金刚经》等经典著作。终于在2009年的6月18日，我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体悟到了一种普遍的东西，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但万事万物都和它相关，它就是神，我们中国古代叫它“道”。时间也是它，运动和变化只是它的假象，如梦幻泡影。《金刚经》是帮助人们去掉“执着心”最好的教材。理解《金刚经》的关键是放弃逻辑思维。逻辑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执着”：一句“你说的不合逻辑”就可以结束所有的“科学”争论。在佛的世界里，“不合逻辑”正是“入我门来”的门槛。
我用我新的思想观照世界，一切疑惑都消失了，一片光明澄静。我很快就得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失败了的结论。我看清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渊源，基因机制，看清了其致命缺陷，知道它已经死了。
从根源上看，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于工业革命，是那个没人性的、机械的时代的产物，满是没人性的、机械的味道。
共产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将复杂的有灵性的人当成了简单的机械化的“物件”。让机械的、冰冷的“物质人”去管理包括管理者自己在内的有思想，有感情的“灵性人”，就好像让一套电脑程序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幻想可以，真的实行是一定会出笑话的。
复杂可以指导和管理简单，但简单不可以指导和管理复杂。
当执行这“程序”的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时，那他就会变成“伪君子”，将“程序”和现实不匹配的情况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处理：共产党国家贪污腐败的根源就在这里。这是它“娘胎里”的病，而且是绝症，是治不好的。
和神同在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可以按人的特点，用人的方法对人进行符合人性的有效管理，才有可能摸索出最佳的社会管理模式。也许现代西方的民主体制还不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但我们知道他们走在正确的方向、正确的道路上，而大陆现在却是走在错误的方向、错误的道路上，是没有未来的。
现代民主不是像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源于卢梭的《契约论》或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而是源于基督教神学。文艺复兴只是给出了现代民主的形式内容，民主的精神内核在《圣经》中。民主和基督教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失去了基督教精神内核的形式民主，相当于只是用于表演的武术套路，真正用于实战是一定会失败的，还不如没有这些花架子。这也是世界各地非基督教文化国家移植美国民主体制大多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民主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之上的一种符合上帝旨意的制度安排。其核心理念是坚持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承认这个前提，那么在对待国家权力的来源、对待民众基本人权的保护、对待新闻自由、媒体独立监督、司法独立等当前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上，都会给出和大陆现状不同的答案。而这，正是我和我的民运战友们从事这项没有现时利益反而冒着巨大危险的事业的唯一原因。
我们是奉神的旨意在做这件事，我们是在替天行道。
我们民运人士不但要在中国大陆实现形式上的民主，而且要实现本质上的民主。我们不但要结束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我们还要将西方的民主形式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共产党最近迫于国内外民主呼声的压力，不断地重复它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陈词滥调。不管共产党如何粉饰它的“民主理论”，都无法改变其独裁的本质。民主和自由、平等是天然的共生之物，没有信仰自由，没有体制和机制保障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一定不会有民主。当下共产党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其控制思想、权贵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不平等两个基本事实，因而其民主必然是形式的和虚假的。
民主与独裁专制是不可能共处的。但民主和基督教文化却不是不可分割的。东方的文化中同样具有基督教文化自由、平等、博爱的内涵，“道”是最高的真理，包涵了一切真善美，同样能够包涵民主这个人类社会制度文明的结晶。
共产党长期的党文化教育歪曲了历史和文化的真相，他们几十年批判封建体制，批判封建思想，可是如果你自己去读《十三经》等的传统文化原著，你会发现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平等的观念之上的。举个例子，皇帝在古代是被当成天子看待的，并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是欺骗百姓，为自己的统治寻找根据，而是他自己确实认为自己是代表了天（天道）来管理人间百姓的。皇帝的言行和治理天下的唯一标准和依据就是天道。天道虽然很难传承，但历代皇帝都是尽量去领悟、把握和使用的。有了大的自然灾害，皇帝是要检讨自己的德行，甚至要下罪己诏的。用现代管理学的说法，古代皇帝的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皇帝无德无能经常被严厉谴责甚至被换掉，依据就是天理。对比今天大陆的情形，胡锦涛无德无能而又强词夺理，睁着眼睛说瞎话，还不许质疑和反驳；功劳都是自己的，灾害是无神论假设下自然发生的，错误是下级官员执行圣旨不力造成的；只有权力，不用负责任……中国古代社会比今天合理多了。
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阴阳学说，在太极图中，阴阳互动，但没有高下尊卑的含义在内。尊卑源于孔子解释《易经》：“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一区分，让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蒙上了厚重的不平等的阴影。但好在《周易》所承载的天道内涵还由《老子》、《庄子》等道家古籍得以传承。从传承天道的角度，儒家不如道家，但从实际应用天道的角度，道家不如儒家。儒道合一即《周易》的全部内容。中国文化的根全在《周易》中。
《周易》将时间、空间和物质之间的变换关系用六十四个卦象表现出来，具有最高的理论包容力，它像《金刚经》所证的佛一样具有包容一切的能力。在《周易》中包含了我们在中国实行民主所需要的平等思想。我们要做的，只是将这些思想挖掘出来，更正片面的、功利的尊卑观念。民主的精神内核，不但可以产生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可以产生于我们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孙文提炼总结这种精神为“天下为公”四个字，可以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成果。
还有一个问题，有人会问：既然西方的民主既有精神内核，又有形式内容，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取其形式内容和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嫁接”，而不直接同时移植它原来的精神内核和形式内容呢？
我提出“嫁接”的理论，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将民主和传统文化嫁接起来，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思维有其西方文化分析性思维不能取代的功用，两种思维模式未来会互相交融，但现在还是泾渭分明。
我们保留整体性思维的理由理论上类似于保护物种。实践上，我考虑到尽管大陆的传统文化被共产党破坏六十多年，但在当下，它对比基督教文化和马列文化，仍占有极大的优势。大陆传统文化的底蕴太深厚了，六十年远远不能撼动它的主体地位。
如果我们采用日本、台湾、韩国等地的全盘西化的民主化道路，我们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日、台、韩等地本来就是大陆传统文化的外缘，他们只学了我们大陆传统文化一点皮毛，传统文化根基不深，容易改变。但大陆不同，大陆的民主化一定要和大陆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以宣传和保护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力入手，复兴源于伏羲黄帝，成长成熟于尧舜禹时代，僵化于夏商周，失传于春秋战国的天道文化。
如果采用简单的移植西方民主内核和形式的办法，一定会有害于宝贵的天道文化的传承，并带来基督教文化和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长期磨合，事实上拖延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甚至可能因为磨合迟迟没有结果，长期解决不了民主精神内核问题，而陷入社会动乱或拉美式民主化陷阱，最终导致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失败。
挖掘和复兴中国天道文化，并不排斥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由于民主化的实行，将给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信仰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主体为天道信仰、附以基督教、佛教、法轮功、伊斯兰教的信仰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复兴将值得期待。
恪守天道，采纳民主方式，才是当下中国应该走的正确道路。
五四时期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抛弃传统文化，是走了弯路，错路的。其直接后果就是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和共匪横行。正确的道路是发扬传统中敬天、众生平等的观念，在此基础上推行西方的民主形式，实现中华文明自己的伟大复兴。实际上，我们却由于民族救亡的压力而走上了抛弃传统文化精华（以鲁迅的“传统文化吃人”为代表）的道路，致使道德沦丧比晚清更甚，终于逼迫中国在过去一个甲子中走上了类似于法西斯独裁的共产主义独裁专制之路。
由于对民主的真正含义认识不清，错把民主形式当成了民主本身，忽略了民主精神内核的建设，破坏甚至抛弃了民主的精神内核，才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失败又导致了独裁专制的抬头，先是袁世凯，然后是蒋介石、毛泽东……。
最后，我们可以给出今天我们大陆民主化的正确路径了：回归传统，在“道”和“天理”的指导下树立自由、平等的观念，完成民主精神内核的建设；然后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民主的大厦。
大陆民主的成败不在于谁掌权，而在于自由和平等观念的确立，在于正义和良知（“道”的表现）得到弘扬和恪守。当前民运最大的困难不是共产党的残暴镇压，而是民众“道”的迷失，道德沦丧，对自由和平等的自我压抑，正义和良知的缺失。
不客气地说，当下大陆，共产党将政权拱手让给我们，我们也是如接到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困难重重。现实而高效的途径就是复兴宗教：用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法轮功、伊斯兰教等形式，尽快解决13亿民众的信仰问题，让他们重新建立起道德观念，听从正义和良知的呼唤，促进自由和平等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然后才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中国人民自己的美好社会的实现。
具体而言，我希望数量庞大的准民运成员不要把精力放在组党、维权、抗议和传播民主理念上：你向一位同事宣传民主，会被他当成搞政治而产生抵触心理；但你如果是一位热情的宗教人士，向他宣讲教义，却很可能会得到认同。13亿大陆人，都是道德沦丧的受害者，真正的宗教，一定具有能够吸引和拯救信徒的能力。
大陆民运将来的主战场不在审判民运人士的法庭上，而在教堂或寺庙里。只有真正有信仰的人具有了民主理念，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纯净的民运，才可以将民运和功利的党派之争区别开来，民运也才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才会给人民带来希望。
一个有信仰的、品德高尚的民运同仁，抵得过一百个、一千个功利之徒；一个个有信仰的、品德高尚的民运同仁，就是一支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足以让共匪害怕。
民运没有一成不变得模式，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一定不能盲目模仿。我们要牢记我们大陆的现实：民众伦理道德素质低下，民主、自由观念淡薄，共产党邪恶、凶残、狡诈。任何幻想都对我们的事业有害，任何轻敌都对我们的事业有害，任何无知和功利都对我们的事业有害。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采用黑社会手段对待异议人士的政府；是一个平时口口声声坚持很高的道德标准，调动大量人力、消耗巨额资金筑起的对所有的黄色网站的封锁，但为了转移民众对类似“六四”事件的关注可以临时放开的政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动不动就声称要打所谓“超限战”的政府……对他们的任何怜悯和幻想都会成为我们失败的原因。
我们的对手已经不是60年前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出现的共产党了，而是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但为了窃取执政地位而冒称信仰共产主义的窃国盗贼集团。我们不需要再去批驳共产主义理论了，因为现在所谓的共产党自己已经不信仰那个理论了。共产主义理论不是我们批倒的，是它自己寿终正寝，自己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的。我们现在的策略是直接攻击共产主义的基础和核心……无神论，清除无神论的流毒，在埋葬共产主义的同时，建设我们未来美好的社会。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要统一思想，找准方向，互相配合，扎实工作。
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开阔思路，持之以恒，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让我们敲响共产党专制独裁灭亡的丧钟，吹响向专制独裁进攻的号角，去迎接庆祝民主化运动胜利的欢乐锣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