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题目稍微专了一点儿，我们要对方法论问题做进一步的展开。大家知道，1949年以后建立的体制，我把它叫做“党专制”，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权的制度。在我看来，这样一个体制，乃是百年来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最为成熟的形式。那么何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需要先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何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

现代专制主义这个词是有限定的，有现代专制主义，有前现代专制主义，二者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中国来讲，前现代专制主义就是延续了2000年之久的皇权专制主义，从秦始皇建立秦朝开始，一直到满清王朝最后的覆灭，这个是前现代中国的专制主义。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现代专制主义，从1912年中国建立民国以后到现在。在这段时间，中国人进行了大量民主试验，为建设一个共和国进行过可歌可泣的努力，但总的说，这个努力并不成功。我们想建设民主，但弄来弄去就变成了专制，而且往往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专制。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专制主义。那么为什么是这样？这正是我们要搞明白的问题。

现代专制主义也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有几种不同的历史表现形式。北洋政府时期，从袁世凯开始，连续换了几个总统，都是北洋强人，那是中国建立共和体制以后早期，专制和共和之间最初的演变。但那个时候毕竟带有过渡的特征，现在人们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有分歧。传统的教科书把袁说成独裁者，复辟狂，后来人们发现袁世凯在历史上也做了很多好事。不管怎么样，当时是一个开始，中国刚刚走入共和，但是帝制的很多传统还存在，而且很浓厚，是一个典型的新旧交错的时期。人们常常感叹民国初年言论的自由程度比我们现在强得多，但同样是这个时候，中国的绝大部分老百姓还不识字。这是中国现代早期的共和努力容易转变为专制的一个背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本来要实行宪政，这个大家知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权主义。但是孙中山又主张以党治国，从苏联学过来的，所以在国民党时代民国的演变当中实际上也出现过可以称之为专制主义的现象。至少在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当政的那段时间里面，它的某些成分是带有专制主义特点的。但是从整个100年来看，那段历史仍然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20来年，后来国民党到了台湾，特别是7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一个民主转型的时期。所以从整个历史演变来看，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在民国那段时间基本上是一个过渡，至少我自己这么看，比较成熟的应该是1949年以后，就是共产党建立这样一套体制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体制开始的时候,党的那批领导者主观还是想建立一套民主制度，这个不应该否定，而且他们自认为他们要建立的民主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更高明的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大家现在都明白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共产党建造了一套新的现代的专制制度。这个制度又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说其独特，是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好像很难找到跟它接近、差不多的东西，很难找到。当然，大家会说，前苏联和我们差不多。是的，从形式上看，中国的这套共产革命逻辑和体制建构就是从苏联学来的（尽管也有自己的“创造”），但毕竟我们有一个东西跟前苏联不一样，那就是中国是一个纯东方国家，中国的前现代专制传统比俄罗斯要久远得多、顽固得多，这个“前现代”的东西与“现代”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和中国人引进的共产革命逻辑之间，也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所以理解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要素。

解剖中国现代专制主义需要合适的“手术刀”

既然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想去解剖它，研究它，就要求我们自己要有一套办法，能够把这个东西梳理清楚。外科医生做手术还要有手术刀呢，你得有一套器械、工具、手段，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使用不同的家伙。对我们来说，要想去解剖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这样一个“躯体”，我们就得有合适的“手术刀”才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从哪里能够找到这把“手术刀”？我们手上是不是有比较合适的“器械”来完成这个任务？

说老实话，这件事情今天做起来，也容易也不容易。说它容易，是因为毕竟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客观的、主观的一些条件来做这件事。具备了哪些条件？我们下面再说，这个讲座的第8讲专门谈这个。说它不容易，则是指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又有十分不利的一面，这个不利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从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来看，我们缺乏相应的基础，缺乏从事原创学术的既有资源，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缺乏从事这样一种研究、分析、解剖的现成的、合适的“器械”。

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研究的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我把它理解成一个严肃的科学话题，这里面不包含任何情绪化的成分，更没有骂人的成分。现在的一些毛派人士喜欢搞这个，咱们不能搞，要很严肃地把它当做一个课题来做。但是既然是研究这样一个现代现象，我们现在缺乏有关的学术资源。西学的资源，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大家知道它是很发达的，而且中国这么多年来也从西方翻译了很多东西，像刚才一位学员送我的这本书，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虽然是左派的，那也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西方的社会科学在过去的一两百年的时间里发达得很成熟了，发展出很多的东西来，问题是这些东西对我们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适用的？我自己原来学过西学，我从硕士到博士做的论文都是关于西方哲学的，而且是现代西方哲学，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西学的这些东西在很多地方的确不错，对我们也确实有启发，但是你要想把人家那东西简单地拿过来，比如说用来分析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这样一个话题，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无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西方的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它里面有些属于一般原理性的东西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但是它的很多具体结论，要想把它直接用来分析中国问题，就派不上用场。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人家的东西产生在人家自己的语境里面，语境，Context，它是那个文化土壤、那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东西，人家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才提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把西方的社会科学直接就拿过来，不行的。说老实话，我们现在学术界有这么个问题，自由派学者也好，新左派学者也好，有时容易犯这个毛病，就是我提出个什么观点，一定得找到某个洋人的话作为根据。做根据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看你怎么去做，是否注意了这个语境上的差别。总之，简单地把西学拿过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实际上是达不到想要的目标的，因为人家的东西产生于人家自己的语境，人家是为了解决西方人自己的问题，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既然我们要研究的这样一个话题是属于我们自己独有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课题，西学的东西对我们只可以当做一种参考性资源，西学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某些基本原理方面，它的哲学在某些方法论层面的思考，对我们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脑子里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个东西我们不能把它反客为主，它对我们是一种资源、参考，但是全部照搬是不行的。

还有一块是我们自己，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能否从中国既有的文化、学术资源中找到支持呢？也不行。我们中国历史很悠久，过去几千年，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这么一片文化，这个文化的确博大精深，但是用我们传统的文化，我们祖先的智慧解决不了如今面临的问题。这里有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先秦诸子，包括在过去2000当中产生的很多思想层面、制度层面的东西，总起来讲，它的主体是“过去时”，是前现代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产物。上一讲，我们已经反复讨论了这个前现代的文化遗存和现代社会在结构上很少吻合。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这样一片土地上没有、也不大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中国的现代学术，到今天为止不过100来年的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说起来有点令人悲哀，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还是处于向西方学习，从西方引进、消化知识系统的阶段。我们原创性的东西、原创性的思想太少，我的这个判断大家不同意可以讨论，我自己是这么一个感觉。

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发展自己的原创学术，它应该生发于本土问题的深刻需要，同时又能站在今天人类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已经达到的认知和思想高度，把它消化、吸收后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针对中国问题的特殊项，发展出独有的、适合于中国问题分析的概念体系，给出系统的、有说服力的解答。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原创学术。直到现在为止，这件事情还是处在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我自己写《从五四到六四》这本书，试图建构“中国批判理论”，也是抱着这么一个想法。敝人虽然不才，但是觉得这件事还得去做，还得有人去做，总是要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努力。我们要针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的东西，这套东西能够解释我们自己的问题，学术上能够站得住脚，能够禁得住历史的考验，我们也能在国际交往的场合毫无愧色地把它拿出来。

这件事情我们是应该做了，或者说，我们今天的任务，第一是看清我们的问题在哪儿；第二，看看世界上已经有的科学成果，人文的、社科的，哪些东西对我们有参考价值，我们就把它吸收过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要搞出一套原创性的东西来。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学界，尤其是年轻一代，应该有这么个气魄、抱负。

进入正题

今天我讲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我所主张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的总体化方法”，就是想努力接近刚才我说的那样一个东西，希望能够创造一套有助于说明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解剖我们考察的对象，同时在理论建构方面，又有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的这样一套理论。

大家手上都有《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这本书在方法论上有两个词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一个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一个叫“总体化”。我先向大家声明，这两个词的确都是从西方人文科学中引进的，或者说得准确点儿，都是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引进的，但是在我自己的书里，这两个词都做了某种“活用”，也就是，根据我们研究的主题的需要，根据我们学术建构的需要，对它做了一些重新解释，重新运用。

先来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个提法是从黑格尔来的。大家知道黑格尔是德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对近现代哲学有很大影响，最突出的就是他的辩证法。关于抽象上升到具体，我的书里这样引证了黑格尔的观点：


黑格尔把“抽象”规定为与“特殊”及“个别”相对立的“普遍”。“抽象”的基本特征是“为了保持它，使要丢掉具体物的其他规定。这些规定，作为规定，本来就是否定；再者，丢掉它们也同样是在进行否定”。普遍性构成特殊的东西的实体，“特殊的东西不仅包含普遍的东西，而且也通过它的规定性展示了普遍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的东西构成一个领域，特殊的东西必须穷尽这一领域。”最后，“当概念的统一把具体物提高到普遍性，而又把普遍的东西仅仅了解为被规定的普遍性时，这就正是个别性，它是作为自身相关的规定而发生的。”

在《逻辑学》中，作为认识活动的“从抽象到具体”被视为从普遍经特殊到个别的综合过程。1

 

黑格尔的语言比较晦涩，不过没关系，大家知道这一点就够了，那就是黑格尔更多地是从他的逻辑学谈事物的辩证发展过程，包括人的认知过程。这个从“普遍”到“特殊”再到“个别”的辩证法，体现了黑格尔对人类认知过程和知识呈现过程的深刻理解。然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把它用得更出神入化，并做了历史哲学上的引申的，我觉得是后来的马克思。

如果大家多少看过一点儿《资本论》的话，你就会知道马克思的这个大部头著作，从哲学上讲，完全就是用的这套“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资本论》三卷，不算后面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历史考察部分，正文是三卷，这三卷都是在贯彻马克思自己所理解的这套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什么叫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简单说就是，一位思想家在研究某个对象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外在的现象，那么怎样通过这个外在的事物的表象来发现它背后的东西？这是一层。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都有一个通过观察、分析事物外在现象来发现它背后的的本质的过程。但是发现了它的本质，如何去表述它？这是第二个过程。所以发现、洞察“某物”的机理和把它表述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丰富的、带有立体感的、并且能够更准确传达这个事物本来状态的东西，这是两个不同的过程。马克思自己的话是这样讲的，第一个过程叫做“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你要研究某个事物，看到大量的现象，经过头脑的加工和整理，把它清晰化、条理化，最终得出你认为正确的、逻辑上自洽的结论，这就是所谓“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第二个阶段则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什么叫“具体”？请大家注意，这里面的“具体”讲的是精神上的具体，作为一个科学成果，最后拿出来的东西，比如我的《从五四到六四》，六卷书拿出来了，或者至少我的第一卷拿出来了，它是作为一个精神成品，这个精神成品是经过作者——也就是我——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这个研究对象做了深入的研究以后，我脑子里面已经对它有了一套认识、一套结论，我要把这套认识表述出来，这个表述是精神耕耘的再现过程。这个再现肯定是把对象里面包含的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东西表达出来，而且是分层次地把它再现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个具体指的是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具体。所以马克思又讲“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故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马克思为此批评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对这个定义，我还是很认同的。

《资本论》如何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对马克思来讲，他的《资本论》就是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大家知道，资本有生产，有流通，有交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是从物品的稀缺性讲到供求关系，讲到价格决定，从中发展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一整套理论，是这样摊开来谈，它是这样一个做法。马克思的经济学叫政治经济学，不是这么来处理问题，它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的“本性”是什么。按照它的逻辑，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剥削雇佣劳动，这是资本主义市场交换的本质。那么这种剥削何以可能？又如何进行？马克思当然是从观察现实开始，又在大英博物馆查阅了大量文献，逐步得出他自己的结论。但在表述他的研究结果时，他采用了抽象法。我第一卷先不谈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情，比如说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是怎么样赚取利润的，我不谈这些东西，具体形态上的各种各样的资本都先不谈，第一卷首先得把这个事情的最一般的本质搞清楚，那就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这个关系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资本论》第一卷题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老马把所有那些非本质的、现象性的的东西通通先舍象掉，直奔最根本的东西，一针见血，单刀直入，资本无非是榨取剩余价值的价值，没有雇佣劳动，资本就无法生存，但资本却偏偏获得了对雇佣劳动的支配权。有了这个结论了，我第二卷再把原来被舍象掉的东西一一拿回来，就是关于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的循环、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两大部类产品交换当中发生的困难，等等。只要第一卷的问题解决了，本质问题搞清楚了，那么下面这些问题就可以顺水推舟推出来了。原来被舍象掉的因素重新加入进来后，资本的概念也更丰满了、更具体了，资本不但是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而且只有在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都不出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发挥这种功能，完成这种剥削。这是第二卷。到了第三卷就更具体、更进一步了，马克思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的，比如说产业资本是怎么运作的，商业资本是怎么运作的，借贷资本是怎么运作的，农业资本是怎么运作的等等，都纳入考察范围，“利润”、“利息”、“地租”等人们熟知的日常概念，也都作为“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而获得了新的规定。

总之，因为前面已经有了第一卷对“本质”的揭露，所以第二卷、第三卷对“现象”的考察就可以在一个更丰富的含义上展开了。一方面，第三卷讲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等当然要以第一卷谈的资本的一般概念为基础；另一方面，“资本”又恰恰是通过“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之类获得其外在形式。在《资本论》第三卷，“资本”这个概念已经是一种更丰富的“精神上的具体”，是前面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甚至想借助这套东西证明，为什么“利润”之类的日常概念掩盖、而不是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本质。

简单地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这么一套东西。我再强调一点，像这样一套方法在今天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当中，已经很少见了，几乎没有。无论是西方的自由派，还是西方的左派，能把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路运用到这么一种程度的，我现在还没见到。这套东西的优点是的确很深入，几乎把抽象法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但是它也有缺点，那就是假如你的前提是错的，你最后的结论就会错得更可怕，因为这套逻辑一以贯之，一错全错。这也正是马克思的问题。《资本论》从第一卷到第三卷的逻辑展开方式的确让人叹为观止，我对此深有体会；问题是马克思的前提错了，他非要证明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势不两立的，而且最后雇佣劳动一定要承担一个历史角色，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这是他的大前提，这个大前提从我们今天来看是错误的，所以导致他后来的结论出现了问题。但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事情。我想说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论，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和表述手段，的确还是有很过人的地方，体现了德国古典哲学所特有的逻辑上的深刻。

《从五四到六四》中的抽象法

刚才说的是马克思怎么用这个东西的，给大家做一点介绍，下面我想说说《从五四到六四》，这本书也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当然，因为讨论的对象不同，所以“从抽象到具体”在我这里有特殊的含义和规定，而且我认为这个规定对抓住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的核心，把这个题目做好、做深，是非常有用的。

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大家都看到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自由派也好，新左派也好，还是今天的毛派也好，都看到社会有很多问题，但是从学理上对它进行深入的分析，却做得很不够。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甚至连基本的事实还弄不清楚，更别说用一套比较严密的逻辑体系来分析这些现象、来理解当代历史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差得太远。这也是促使我自己下功夫拿出点儿像样的东西来的一个重要动因。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方方面面，斑驳陆离，错综复杂，有些东西看起来甚至相互冲突，必须先把这些现象做一个梳理，把它蒸发为某种“抽象的规定”，也就是，从这里发现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本质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则是通过一种理论的建构，把它还原出来，再现出来，把它的逻辑展现出来。

具体来说，在《从五四到六四》这本书中，我是通过界定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讨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这一话题，三个不同的层面，我在展开分析的时候会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基本原则，先抓本质，抓一般，把本质的要素说清楚，然后一步一步地还原到事情的更加丰富、更加具体的层面上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所用的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这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下面我解释一下我说的三个层次是什么。第一个层次，我把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理解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发生的一种制度扭曲，这是我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一个基本界定。这个界定势必涉及到制度现代化是什么意思，你必须回答。在我的理解中，制度现代化对整个人类而言，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拥有某种哲学层面的人类学根据，拥有某种社会进化根据，所以首先要从这个角度上把它界定清楚，这是问题的最基础的层面。或者说，我们在研究现代专制主义这一课题的时候，首先要对社会进化问题进行本质的抽象。在社会进化的最基础的层面上来界定，什么是制度现代化的一般逻辑？这里面还有一层意思，咱们谈的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当你谈中国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谈某种“特殊”了，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作为一种方法论，要求你首先要把“一般”搞清楚，把普适性的、普遍性的东西搞清楚。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我们必须要把这样一个基础层面的东西搞得明明白白，这个事情说清楚了，无论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只要是人，是人类群体，都会遵循这个东西，无论早晚。这就是最一般的、最本质的规定。如果这个基础层面的东西敲定了，在逻辑上把它说清楚了，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无非是在“一般”的基础上去说明“特殊”。

再强调一遍，当我们把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理解成是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种制度性扭曲的时候，在逻辑上就要求你要讲清楚制度现代化的一般特征是什么？它的基本的哲学根据是什么？如果说，20世纪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可以称之为“制度扭曲”，那么什么是非扭曲？正常情况应该是什么？必须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所以《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30多万字首先就是要办这个事。这本书的头两章分别谈制度现代化的现象逻辑和本体逻辑，所谓“现象逻辑”，指具有普遍意义的、又是在现象上可观察的制度现代化各个结构要素之间的逻辑联系和组织特征，“本体逻辑”就是这些逻辑联系和组织特征为什么是“普适”的，它的哲学人类学根据，或曰人性根据在哪里。在我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中，这是第一步，本质抽象。在这个抽象中，舍象掉了一切与讨论这个主题无关的东西，也暂且舍象掉了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地理条件、不同宗教信仰等等因素对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而只关注那些对全人类来讲共同的、最本质的要素。这步做到了，第二步就好办了。

第二步在我这里是个中间层次的东西，就是把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纳入进来。这个特殊性首先指我们文化上的特殊性，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准确地讲指中国前现代的皇权制度和皇权文化，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一个特殊要素，文化发生学要素，把它引进来以后就使得我们讨论的话题更加具体、更加丰富了，而原来这个问题是被舍象掉的，在我们研究制度现代化的最一般的逻辑的时候，文化问题是被舍象掉的。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把这个话题纳入进来，因为社会进化一般层面、本质层面的东西我们已经清楚了，引入文化课题就使研究对象更加具体。中国前现代专制主义，中国的皇权制度、皇权文化究竟对我们现代转型发生了什么影响？在什么意义上发生影响？这个话题就纳入进来了。这是第二层，用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个表述，我们正在通过把文化因素还原到研究主题中而使它变得丰富起来，“具体”起来，当然，这个“具体”既呈示了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多层面性，同时又是“精神的具体”，是《从五四到六四》这本书所呈现的一种逻辑展开结构。大家可以看这本书的第一卷第3章，专门谈文化意义上“中国的特殊性”。

这还不够，还有个第三层面，就是现实层面，就是我们大家每天都在跟它打交道，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社会，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党专制社会。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中国人怎样从西方引进一种激进的传统，激进的理论，从前苏联引进这样一套党国制度形态，并且在中国扎了根儿。这个东西，在前边两个层面并没有触及，因为它涉及的恰恰是20世纪中国制度扭曲最核心的要素，但又是最现象化、最外在化的要素，我们必须在处理完本质抽象的任务之后，才能进入这个话题。同时，这又是一个“精神具体”的再丰富，因为在这里，三个层面的规定已经叠加在一起，研究对象—也就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内含得到了充分的、完整的展现。这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样一套制度的时候，我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现象，比如个人独裁，毛泽东独裁，邓的专断，发生了六四等等这样一些事情，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在我们这里已经进一步深化了，有了立体感和历史纵深感。我们已经可以理解到，这样一些现象并不是凭空而来的。首先，中国今天的党专制传统和我们过去的皇权专制传统之间是有历史关系的。而且，在我们的逻辑结构中，完全可以把这种联系说清楚。其次，更深刻的问题是，我们的历史当事人，比如共产党的早期创始者乃至“新中国”的第一代创业者，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要复辟封建王朝，相反，他们要建设一个强大国家，建设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和更先进的“民主”。为什么结果恰恰相反？这正是中国现代史的诡异之处，吊诡之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批判要说清楚的，正是何以第二层面的文化上的东西和第三层面的制度上的东西的交合，完成了对基础层面，也就是社会进化和制度现代化普适性东西的背离，或者扭曲？这样的“交合”和“扭曲”何以可能？何以成为中国现代史的某种“宿命”？《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第5、6两章，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党专制逻辑的28个命题，其实就是想回答这些问题，至少先给出一个逻辑性的回答，因为更具体的回答，需要后边5卷的详细展开。

总之，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三层次层层递进、既有本质抽象又有现实还原的理论视野后，作为现实层面呈示给我们的这样一套东西，已经变得异常丰富，我们对它已经有了一个相当丰富、非常立体化的认识。你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以后，通过这样一部书把它表述出来，把它作为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那些看了这本书的读者也能够理解，哇，事情原来是这么丰富！历史并非简单地非黑即白，也不是单一因素就可以解释。应该历史地去看待历史本身，在不同层面的历史互动和“交合”中去考察它，理解它，我们才能对过去、当下和未来有一个更准确的把握。假如这本书全写完以后，能够给读者提供这样的思考空间，那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我就已经非常知足了！

关于“总体化”

今天的话题是比较抽象了一点儿，我看大家还是很感兴趣，很关注，我很感激大家，因为这个话题听起来也不是那么轻松。中国的原创学术，还很少，确实有待于我们去创造，去努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从零做起。另外，我也的确感到人生苦短，要做的事太多，但是看来这辈子怎么也做不完，我今天为什么穿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呢？衣服越黑就显得头发越白，头发白就说明老之将至（笑），这辈子能做的事情太有限了，很快就会过去，怎么办呢？学术文化的东西是需要传承的，需要一代一代的人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而且一代比一代强。今天在座的年轻人不少，我希望不管是谁，能够有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把它深入下去，在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创学术方面建构我们的传统，搞出我们自己的风格来。这个读书班以后可以搞得更活泼一些，逐渐形成一种风气，认真研究问题的风气，甚至形成一支队伍，能够有一批年轻人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推进，那我们的活动的意义就大了。我确实很希望达成这么一个结果。

现在我们继续，谈谈“总体化”这个概念。刚才我说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三个层面层层递进，这样有助于揭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主题，拓宽这个课题的立体性和丰富性。在《从五四到六四》这本书中，关于三个层面的统一，我还用了一个词，就是“总体化”。这个词也是洋人创造的，特别是在西方左翼思想传统中，这个词经常有人用，比如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物之一的卢卡奇就用这个词，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思想家有时也用这个词，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也用这个词，而且还用的很多。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论文就是关于萨特，但不是萨特早期的《存在与虚无》，早期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而是萨特晚期的一本很著名的书，《辩证理性批判》。这个书现在是有中文译本的，上下两卷，很厚。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中文版，法文又不懂，所以只能读英文版，1000多页从头看到尾。大家知道萨特又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他的哲学表述可不象他的小说，很晦涩，句子非常长，有时一页从头到尾就两个句子，从句套从句的表述，但是读起来觉得很过瘾，所以我当时读这本书还是下了功夫，做了很详细的读书笔记，现在还保存着。

在《辩证理论批判》中，总体化是一个重要概念，萨特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个人的辩证法”到“集团的辩证法”的复杂演变。萨特也是一个思想大家，他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有他很独到的地方。简单地说，萨特试图用他这套关于个人的存在主义分析填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分析，特别是对个人的分析极其不足，这是一个重大缺陷，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苏联会出现斯大林主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横行无忌，这是萨特要解释的问题，所以萨特不光是一个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对80年代一般大学生来说，萨特最主要的影响是体现在他的人道主义观念上，其实，作为思想家的萨特，我倒是更看重他晚年的这本书。辩证法、反辩证法、构成的辩证法、被构成的辩证法等等，萨特创造了一系列概念，“总体化”就是要说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要说明这个东西，所以我在读他的书的时候，对总体化概念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大概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我在构思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这个主题时，会比较自然地把这样一个概念做某种改造、引申，用于分析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

“客体”的总体化与“主体”的总体化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这里说的总体化跟刚才介绍的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当中用的总体化，在所指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萨特的总体化指的是个人到集团的辩证法，他试图从这样一个过程的解剖中理解历史发展背后的东西，或者用萨特本人的话说，叫做历史的可理解性，这是他通过总体化概念试图达到的目标。我现在只是把他的词用过来了，但是我赋予了它全新的含义。总体化在我这儿的意思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所涉及的三个不同层面的统一把握，那就是，基础层面，制度现代化的一般逻辑，中间层面，中国前现代文化传统对现代中国转型的影响，现实层面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制度，这三个层面之间，我把它界定为一种总体化的关系，即三个层面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种动态的统一。我试图用总体化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三层面的立体结构。这是我想达到的一个目标。总体化的概念如果从来源上讲，我是受到了萨特的启发，但总体化在我这儿不是个西学概念，不是法国人的概念，完全是为了服务于中国问题研究的需要，把它加以重新解释、界定。

更准确地说，在《从五四到六四》这本书里，总体化还有个进一步的区分，就是所谓客体的总体化和主体的总体化。客体指我们研究的对象，客体的总体化当然就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总体化。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作为一个客体现象，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乃是从初始状态，经过一幕幕历史的演变之后，发展成今天的样子，这是一个总体化的过程。作为客体意义上的总体化，它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它在结构上是一个多重性的存在，既有基础层面，又有中间层面，又有现实层面，几个层面之间有着巨大的张力。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作为客体的演变，它的特点就在于它是由中间层面（中国前现代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层面（中共党专制的体制）这两个东西的构合背离、乃至扭曲了基础层面制度现代化的普遍要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扭曲？这正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研究模型所要揭示的。无论如何，在客观意义上，这样一个东西是存在的，它是三个不同结构层面的统一，这就是我所说的结构多重性。其次，作为客体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今天的样子，也不是以后永远是这个样子。它有一个生发、发展、成熟，最后走向死亡的过程。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总体化多层面的分析，就是试图揭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作为客体的生发、发展、成熟、死亡的过程。当然，只说它是个过程还不够，还有个第三点，那就是我们每时每刻所看到的总体化，又是前此一系列过程发展到当下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这个总体化发展到今天的横断面。今天，2008年，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的一个横断面，中国正在“维稳”，还要办奥运装饰门面。1989年六四的时候也是一个横断面，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横断面，每一个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都有自己的横断面，在这个意义上，总体化既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同时也不断地把自己呈现为某种结果。因此这是一个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是历史演变进程中各个不同端点、不同横断面之间的统一。作为研究客体，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把握，我想我们对这样一个对象的研究就会比较深入了。我们私下聊天谈到现在很多的现象，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些观点的结论显然有问题，但是究竟问题在哪儿？我们能否、以及如何通过一种清晰的逻辑方式说明它的问题所在？这些是我们要做的工作。我们往往觉得在这种事情上会遇到困难，为什么会遇到困难？其实就是对客体的分析要有一个站得住脚的框架，有了这么个框架，客体本身的演化也好，变化也好，它的某个横断面也好，我们在解剖它的时候就有了比较有力的武器，或者工具。总之，作为客体的总体化，一方面指的是研究对象自身结构存在意义上的多重性，同时又是指对象本身的发展过程，最后它又是作为过程的某种结果，在某一个时空断面上的体现。因此作为客体的总体化，实际上是上述几层因素的统一。我的表述可能很抽象，但是大家具体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感到这个东西对你是有用的。

这是作为客体的总体化的意思，还有一层是作为主体的总体化。主体是谁？就是我，我们大家，就是从事研究的人。现代专制主义是我研究的对象，它是客体。我作为研究现代专制主义的人，我就是研究主体。我如何进行研究？就有个研究方法、研究范式问题，因此，所谓研究主体的总体化，其实就是研究范式的总体化。研究主体在把握研究对象的时候，应该采用这样一种总体化思考和总体化展开的方式。这个总体化思考和总体化展开就是刚才我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我们首先要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观察，加上我们自己的体验，经过认真研究以后，把它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也就是，有助于揭示对象的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意味着，我脑子里已经对研究对象有了一个本质的洞察。这个过程有点儿象大蒜剥皮，蒜皮被一层层剥去，最后露出大蒜本身的真面貌。然后把研究的结果通过“精神再现”的方法，按照逻辑的展开，把它一步步还原为“具体”，也就是，再把剥去的蒜皮一片一片地捡回来，还原回来，安插在合适的位置上，最后呈现给读者一个里外透明、完整清晰的“大蒜”。这就是你的作品，你的一本书，你的一篇文章等等。它现在已经是作为研究主体的你，你的思维的总体化的某种呈现，通过精神再现，把你要研究的问题呈现出来，也把你的结论呈现出来，交给读者。你的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应该是一个逻辑的、逐渐展开的方式，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就是缺乏训练，东西出来一看就是不够水准。我们今天很多学者都犯这个毛病，容易出这个问题，在展示他的学术成果、论证他的研究结论的时候，往往缺乏合理的逻辑展开的方式。这个是不行的。我们和西方国家已经达到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还有差距，很大的一条是这个方面有差距，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学术还缺乏原创性的一个原因。我们研究某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搞清楚了是一层，即便你脑子里觉得搞清楚了，能不能通过一种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展开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又是一层。所以研究主体把握对象的方式以及呈现这个对象的方式，这就是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化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作为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的总体化这两个东西就统一起来了。我很希望我的《从五四到六四》这本书写完时，能够至少接近刚才我说的这样一个标准。

总体化区分为客体的总体化和主体的总体化，已如上述。对我这本书来讲，还有一个区分，也可以顺便一提，就是所谓抽象的总体化和具体的总体化。抽象的总体化就是确定你要探讨的问题的基本逻辑构造，先把它构造出来，这叫做抽象的总体化，或总体化在抽象意义上的展开。实际上我的书的第一卷就干这个事，几十万字没干别的，就是把这个抽象的逻辑构造说清楚。后面还有5卷，讨论具体的历史过程，那个过程就是具体的总体化，或者叫总体化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展开。第一卷中所有已经出现的命题都将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讨论和丰富。虽然到目前为止，后面5卷还没动笔写，但是我脑子里的思路是很清楚的，后面的5卷要干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第一卷完成了，书的一半任务也就完成了。当然，后面那一半有它的难度，想写好也并不容易。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是关于总体化的概念，我自己赋予它这样一些含义，并且试图在我的书里面做这种应用、展开，也算是借这个场合跟大家做个汇报，交流一下。对在座的年轻人也许有点儿用。

本讲小结

最后我做个总结。关于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的思考，今天主要谈了两个概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以及总体化，它们都来自西学，但做了相当大的改造，用来分析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这个方法，也就是三层次并列、层层递进的总体化研究方法，我个人觉得对于研究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来讲是合适的，至少它有这么几个特征，我给大家简单地做一个分析：

首先，这样一个方法，体现了量身定做的原则。不是标准件，不是搁哪儿都能用，这么一套逻辑系统是专门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这个课题量身定做的，它肯定是针对我们自己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别的地方找不着。真要做个比较的话，全世界和中国最接近的、能够做个比较的，只有俄罗斯一家——前苏联，前苏联过去也有专制制度，也有专制传统，也相对落后，共产党也是干了70年，中国很多东西还是从那儿学的，所以确实有很多地方是接近的，但是也仅此而已。往深了说其实有很多不同，比如俄罗斯的专制传统和中国相比还是短了很多，也不过就几百年的事，它基本上还是一个欧洲文化的变种，和我们中国这样一种更纯正的东方文化不同。我们光皇权制度就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我们在前现代专制文化传统的积累上比俄罗斯要深厚许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传统的、君君臣臣那套东西还会那么有市场。毛泽东搞了一套家长制的极权主义，又搞了一套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后者是苏联所没有的。列宁没来得及，列宁掌握政权没几年，他老先生就去世了。斯大林没那个想法，他那段的特点是党内搞特权，清洗了一部分人也收买了一部分人，这是斯大林的办法。所以斯大林不像毛，毛掌握政权以后的确在想，我的政权不能蜕变，共产党不能变质，又怕别人夺权，怎么办？就反反复复整肃，搞群众运动，大家互相整，弄得人人自危。这是中国的特点，苏联没有。但是毛的整肃过程又渗透了大量中国前现代的东西，秦皇汉武的统治术毛都熟悉，法家、儒家的套路毛也都熟悉，还有梁山泊之类的山寨造反文化。这又是中国特殊的，别说其他地方没有，苏联也没有。要理解这些问题，把哈耶克请来没用的，把罗尔斯找来没用的，把华伦斯坦找来也是没有用的，他们都没有这个体验。这个问题要想说清楚，还得咱们自己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1989年，别的地方全变了，多米诺骨牌全倒了，唯独中国没倒，按说中国是走在前头的，我们4月份就开始动作，要求为胡耀邦正名，要求反腐败、新闻自由，坚持到6月3号，坦克一上街，完了。但是在苏联东欧呢？89年的5月份，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电视直播，反对派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也出席了会议，成了代表，整个苏联一片欢欣鼓舞，7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中国当时在干什么？我们这里正在戒严呢！学生正绝食呢！6月4号咱们这儿开枪，恰好是同一天，波兰圆桌会议开始了，共产党和团结工会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开始谈判了！东欧最保守、最落后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又如何呢？最后也变了。我们本来是最早折腾起来的，但是结果反倒最惨。为什么会这样？要解释这个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问题的确有它非常独特的一面。谁也没想到六四以后这个制度挺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自己还摸索出一些新的道道儿来，虽说“和谐社会”并不“和谐”，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在撑着。那么要解释这些问题，没新鲜的，只能搞出一套自己的东西来，才能解释它，并且最终在实践意义上解决它。除了中国人自己能做，别人做不了，也没这个义务。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两类人，一类是行动者，就是要有改变的行动，我说的改变不是拿枪拿炮，搞暴力革命，和平转型也需要行动者，总是要有做事的。还有一批人是思想者，得研究这个问题，得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洞察这些问题，包括对历史的反思，也包括对未来的设计，那你的民族以后的行为才是自觉的，所以这两部分人都需要。量身定做，根据中国的情况拿出自己原创性的方法理论、概念系统，这就是我说的中国批判理论总体化方法的第一个特征。

这个方法的第二个特征，也是四个字，叫做前提批判。前提批判本来是哲学思维的一个一般性要求，哲学思维的特点就在于，它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抱着盲目相信的态度，都会抱着一个理智的怀疑态度，凡是学过哲学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来讲，这个理智的怀疑态度就更加重要了，因为我们是在分析我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样一个社会，不管是我这个年龄的，还是比较年轻的，大家都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在这样一个社会制度语境里面成长的，或者用一句比较损的话，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读研，你学到的、接受的东西都是党有意识灌输给你的东西。尽管有些东西你不爱听，听了讨厌，但多多少少你还是受影响。这个情况下你就有个问题了，你要想研究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就需要先在自己脑子里面想一想，哪些东西、哪些知识可以用？哪些东西其实是在阻碍你的思维，给你设置障碍？你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胜任这个任务？所以前提批判非常重要。对于我们从小就接触的这套意识形态，要抱着一个前提批判的态度，使它从前反思状态变成反思状态。此外，对于我们现在读的一些其他的书，包括一些西学，自由主义的或者其他的，恐怕也要有一个前提批判的态度，这个前提批判指的是，你别认为这些东西就一定对我们是适合的，要有一个比较、鉴别、梳理的过程，所以前提批判同样很重要。

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研究方法的第三个特点还是四个字：高度综合。意思就是，这项研究不是从某一个单独的学科入手，比如说政治学，经济学，或者社会学，从某一个角度入手去钻研。有没有这样分析的呢？有，因为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专，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这是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一般趋向。但这个趋向有个缺点，就是当你把学科分得越来越细的时候，就很难再看到整体。问题是我们现在研究的对象本身是个整体，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总体化结构，三个层面，而且每一个层面都可以从结构上再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政治结构，一个是经济结构，一个是社会整合结构。无论我们是在制度现代化的基础层面上来研究问题，阐释社会进化的一般逻辑，还是着眼于前现代的文化传统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影响，我们都是从这三个子结构的并存及其相互关系来展开讨论。这一点，大家从《五四到六四》那本书的目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至于现实层面，我们对现代党专制体制的分析也是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整合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的，你仔细看我那28个命题，就可以悟出这一点。总之，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需要的是多种学科、多种知识的交叉和综合。既然研究对象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那研究主体就要求具备这样综合性的视野。具备了综合性的知识结构，你才有能力去把握这个题目，才有能力驾驭这个题目。

说到这儿，这个研究的难度就出来了。任何一个具体的研究者，知识都是有限的，什么都懂的人没有，事情只能是尽力而为。但高质量地完成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这个课题，又的确对知识面、知识结构有相当高的要求，对各种不同知识之间的联系要有一种洞察力，洞察它们各自可能发挥的作用，能够发挥的功能，这就叫高度综合。当然，专门的研究也需要，比如有些人可能更侧重经济学的研究，专门研究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经济学，专门研究权贵资本怎么在我们的社会体系里变成今天的样子，这个题目做好了，我认为是可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惜还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的经济学家们有谁拿出这样的东西来。我们今后还需要专门研究政治学的，专制主义政治学，专门研究专制主义的知识社会学，等等，我们需要这方面的专家，能够在某一个领域里有独到的见解，做出更加深入的分析。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即便是做这种分析，也要求你在知识结构上首先要有一定的综合性，你对这个问题的全盘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这个前提之下再深入到某一个领域里面去。假如今后真的有这样一批后起之秀来继续这方面的研究，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我很希望我们读书班今后能产生这样的人。

最后，第四点，这个方法之所以适合分析中国问题，还在于总体化的把握方式强调大逻辑、大视野，而不是拘泥于一些具体的问题。至少就《从五四到六四》这本书来说，我给我自己提出的要求就是这样的要求，就是不过多地去深入某些历史细节，做材料性的积累、考证。这些工作在这本书里也有，但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作为经验论证的必要环节的时候，这些东西才会存在。总的讲，总体化的研究更多的是一个大历史的研究，大逻辑的研究，是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的研究，所以它应该具有比较宽阔的视野。当然，这种类型的研究，它的后面应该有大量的具体研究作为跟进、补充，这样才能形成比较优良的知识构成和学术传统。实际上，中国之大，中国的问题之多，问题之丰富，问题之复杂，的确不是一本书两本书、或者八本书十本书能够解决的。这里面有大量的事情要做。首先要有一个大的、宏观的历史视野，宏观的历史逻辑，大的逻辑框架要有，在这个前提之下逐渐地深入进去，进行一系列的具体研究。我认为大概的发展脉络应该是这样。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抽象的总体化，然后再进入具体总体化，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上，各个不同的学科门类上，各个不同的知识领域里都能开拓和挖掘出更多的东西，从而形成我们自己的、既有分析又有综合的批判学术传统。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能够形成，应该是当代中国原创学术的一个不小的成就。

（讲座时间：2008年9月13日；根据录音整理、修订）

注释：
1、见拙著《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香港晨钟书局2008年版，页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