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那一年，我在美国遇到一个捷克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的发展很好奇，问了我不少问题，两人相谈甚欢，半天谈话下来我提了一个不情之请，能否代我向他们的前总统哈维尔先生致敬。他一听我是哈维尔的粉丝，眼睛都大了：他和老哈是朋友耶，这太容易了，他还可以代我向哈维尔要一本签名书。但事情过了就过了，这个人并没有做到他说的。我激动过后偶尔想起此事，就以东欧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知识分子差不多宽慰自己：我们多是轻诺寡信之徒啊。
但在国内，很多人都知道我对老哈其实保持有距离，我没有谈过他。谈他也只是把他当作口实批评知识界的懒惰思想，动辄给我们哈哈哈，即开口闭口都是哈维尔、哈耶克、哈贝马……
现在老哈走了，我的心里除了伤感，仍有一种排遣不了的羞耻的愤怒。我想到了余杰，想到了自己，以及其他多年来受到侮辱和损害的朋友；尤其余杰，这个让人想起来就觉得坚毅温暖的兄弟，去年底被残酷羞辱毒打，……想起这些非人的生活，我就无语。这是什么“中国模式”啊……
这两天重读余杰的文章“昆德拉与哈维尔”，仍感动、感叹他说：“对知识分子必须严格再严格。没有具体实施整人和打人的行为，并不能够成为知识分子逃避自身罪责时有力的辩护。”余杰的文字多如战士般单纯、信徒般执着。哎，他忘了他批评的对象会说自己不是知识分子，他忘了搭便车的人不会接受他单方面的指控和审判，后者在自我心理和生存调适方面的能力有着阿Q般的智慧。
也读了徐友渔、李慎之的文章，那些文章当年就读过了。徐友渔说，哈维尔的出现或许使人难堪。是的，就像《窃听风暴》电影，给我一个震撼的细节是剧作家的朋友自杀，我也多次问自己，为什么不自杀……李慎之说，对最高的存在的谦卑永远是哈维尔哲学的一部分，也应当是每个人的哲学的一部分。是的，但我们中国人在此一点上活得多么差强人意啊。但我仍不太同意李慎之等人说的哈维尔的价值：“有用”，对余杰、徐友渔、李慎之等人把昆德拉与哈维尔对立以彰显哈维尔的行动意义，我也仍多少持保留意见。二者是有差别，但差别不在逍遥与拯救，不在旁观与战斗，而在人性的宽度、人生的自我成全，用哈维尔的话，是“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一个人，才在最需要的时候是“有用”的。
看待哈维尔和东欧知识分子有多个维度。在一些朋友看来，东欧的革命成功跟他们有关，这诚然是一个鼓舞自己的想法，但我们很多战士般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憧憬下夭折了。不客气地说，一些社会事件或运动仍如古人所谓“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我们仍多是“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多是“见利而忘义，临事而惜身”。用哈维尔自己的话说：“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可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为自己寻找方位────在某种意识形态、团体组织或社会中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
在另一人看来，在东欧的转型中，哈维尔们只起了一个很小的作用，就像今天几代中国自由派人士的作用一样，他们是英雄豪杰，是仁人志士，但他们跟我们一样，并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大家都是孤独的、普通的，大家都是有弱点的、可以反省的。因此，像哈维尔看齐，行动当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像他那样不断地“审视自己，并且检验我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态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黑暗的时代多少点亮自己。
遗憾的是，在我看来，不少人跟我们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隔膜的。他们关心现实，却有着理性的不足和精神的疲软。他们的困局，是一种观念与现实错位后的必然结局。他们的观点不是来自现实，他们的现实多来自观念。这一点，对我们的同行哈维尔来说，是一个极其残酷的讽刺，甚至是否定。我们多以寻找真理和战斗的激情拥抱了虚无。在中国，我们甚至多以生活的名义拥抱了中国发展的“红利”，用前人的话，这个“红利”滴有“血和肮脏的东西”。
哈维尔们给我们提供了“后极权主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示范。但在中国，我多次说，得用我们自己的存在感去提撕道理和方法，如此才能冒犯、挑战并打动人们的存在经验。1989年之后，尤其邓南巡之后，中国不再是“后极权主义”的时代，而是进入了“权抢钱私有化，钱买权官家化”的新形态中，将国家资本主义全部重构，演变成暴力产业和谎言产业。民众、人性、精英、权贵……都在这些产业的绞杀中堕落、遇难，除了移民，大家几乎无一幸免于这种败落，“官家”也难以例外，“官人”们也难以幸免。这个新社会有其更无耻、残酷的政治动员方式和控制方式，有其更具欺骗的繁荣成就。余杰、胡佳、高智晟、郭飞雄、陈光诚、谭作人、乌坎事件……等个人和众多的“群众性事件”一再提醒我们，这不是个案，这不是偶然，这是全体。我们后来才把它称之为“次法西斯社会”，或称为“经济文革”，我们在其中深受其害，但我们却很少表达侮辱和损害，并把这种人性的沦落跟至高的存在相联系。
用不着我们来谈中国的污染，生态、心态和世态的污染无远弗届。用哈维尔的话，“世界堕落到我自己堕落的程度”，中国污染到我自己污染的程度。因此，从污染和堕落中起步，重建我们跟汉语世界、文明世界的联系，重建我们跟哈维尔的联系，是我们今天悼念哈维尔的题中之义。
重温哈维尔的言论，可以看到这个优秀的思想家如何抵达了我们当代生存的本质：“我都已经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体制，把它作为一个人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并保持它的运行……没有谁是它纯粹的牺牲者，因为我们一起创造了它。”“真正的坚定不移仅仅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观点。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持久的总体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这种信仰是作为一种灵魂的状态，作为一种‘存在’而不是对来自外部某种东西盲目地认同。”“但是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它将来也不会得胜。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纵历史的人才会安于得胜的观念。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刻，得胜的只是一个真正的希望。”……有些人说，哈维尔的剧作如何如何，他的思想表达如何有些晦涩，但我们不要忘了，正是这些深邃的思考成全了哈维尔，有了这些思想，才有了被我们称之为“有用”的哈维尔。
无论如何，经验并表达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仍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受惠于崔卫平等人的努力，我们中国人知道了哈维尔这个名字。老哈也确实对中国抱有深切的同情。胡平说，“近20 年来，对中国自由派人士思想与精神影响最大的同时代外国人莫过于哈维尔。”“在当今世上有重大影响力的外国人中，没有谁比哈维尔更长期更深切地关心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我很认同胡平的判断，也由衷地希望我们都能活出跟他一样的人生。
再见老哈，您已经不朽！我们还在努力，方生方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