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力挺政治体制改革,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引发公众舆论一片欢腾。刘晓波获诺氏和平奖,再次引发公众舆论一片欢腾。这些欢腾显示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足以鼓舞人心。然而,欢腾中似有过头之处,比如称颂温家宝为「人民的英雄」即为过誉,对刘晓波获奖激动得向王军涛哭诉「中国有希望了!民主有希望了!我们回国有望了!」即为奢望。「过」与「奢」皆超过应有的理性认知,是不足为凭的虚幻感觉。
民间力量尚缺妥协的实际方案
刘晓波获奖无疑在中国升起一面改良政治体制的旗帜,这面旗帜上书写着「温和派」关于民主要「碎步前进」的主张,这一主张恰恰适应「和解派」的需要:在「碎步前进」中敦促执政当局与民间力量达成共赢式的「宪政民主」决议,在和解者看来,这是社会转型中成本低、代价小的便捷之路。「和解派」是一个庞大的集体,不仅有「中国和解智库」在运作,有热衷和解的学者在奔波,一些学者还设计了和解提纲、和解方案在宣扬,这些活动均以大批归附于和解主张的群众为社会基础。这是一股庞大的力量,人数颇多,不可轻视。刘晓波得奖后,「和解派」异常兴奋。「中国和解智库」海外负责人冯崇义教授认为刘氏得奖「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人以和平手段追求宪政目标的巨大奖赏」,宣布「世人对刘晓波得诺奖和温总理谈政改的热议,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民主力量对专制力量的绝对优势」,有了这一「绝对优势」,「中华民族展现『和解的智慧』,刻不容缓」,对官民和解怀有充分乐观的期盼。其实,早在去年刘晓波被捕次日,就有徐友渔、杜光等五十二人联名上书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回忆六十年前通过政治协商机制求同存异的美好时光,要求「重新回到政治协商的思路上去」,官民达成政治上的和解。这项建议的不足之处在于,民间没有招引当权者愿意与民间妥协的实际方案,所谓「民主力量对专制力量的绝对优势」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自我扩张。既然「绝对优势」是空幻的,五十二人上书也就无力引起官方兴趣,得不到官方丝毫响应。
朝野和解论的关键性缺陷
人类的盲目视觉引致的判断往往差以毫厘,失之千里。和解派关于民主力量对专制力量已取得「绝对优势」的感觉就是例证。继之,判断「『既得利益集团』政治上虚幻的安全感和保护网都在消失而随时化为烟云」是又一例证。不说中国GDP总值已居全球第二位,不说党政经关键岗位均在太子党与团派手中,仅说去年维稳财政支出即达五千一百四十亿元,而当年军费支出为五千三百二十一亿元,教育支出则仅为一千九百八十一亿元。目前全国有二千万公安干警,一百万武警,去年仅用于公安支出即达四千七百二十亿元。所谓统治者的安全感和保护网「随时化为烟云」不就是自己欺哄自己吗?建立在这种判断基础上的推论:「中国的未来,必须由理性温和力量的主导来实现变革,必须全力争取理性温和力量的胜利」,即政治和解的胜利,也就成为虚夸不实之词。
通过朝野和解实现宪政民主,这样的社会转型的文明性引导人们倾心于此,但对中共来说,「实现宪政民主」意味着对其自身及其生存环境──专制政体实施脱胎换骨的改造,专制党必须转变为宪政民主党,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压迫和相应的内力背离,中共是不可能自愿做这种转变的。这是朝野和解论的关键性缺陷。它必须向公众表明,如何迫使中共坐到谈判桌前,俯首悔过,让出自己的根本利益。没有这种条件,朝野和解论始终是一种美好的却是一厢情愿的幻觉,只能起迷乱人的视野的作用。
中共维护专制体制的高度自觉性
中共当权派对维护自己的专制体制有着高度的自觉性。他们明确宣布,中共实施的政治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超越这一底线。就连那篇指责「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不过是一纸空言,上面载明「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这类具体变动也未见诸实践,直到三十年后的今日还是空洞的许诺。倒是邓小平当时谆谆指导的「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邓选二卷341页),铭记在中共当权派心中,念念不忘。今年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郑青原文章《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猜度此文反映政治局观点),就点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抛弃而是要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才是中共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可移易的灵魂。这样的政改,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例如规范党的各种行为准则,议定党内各种反腐措施,推行先党内后党外的民主进程,试行党代表常任制等等,都必然围绕「坚持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这个总的纲领转,就是说,必然围绕坚持专制制度而不是削弱专制制度转。
人们对中共口中的政治改革迷恋不已,不能识别它的局限性,考其缘由,盖因民间力量薄弱,只好寄希望于统治者,盼望与统治者和平协议,达成「宪政民主」共识,顺利完成社会转型。然而,中共的政改无不是为了加强和完善一党专制制度,即使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也不例外,而民间追求的政改则是以宪政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建立为总标的。中共的政改与民间的政改,是不同的语言体系与不同的价值指针,两者具有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不应混淆。如果把中共实施的政改误认为也在追求宪政民主,因而盲目吹捧,以为官民可以达成和解协议,迅速推动社会实现宪政的民主化,实在是认错了门、找错了人,对中共的专制本性存在幻觉。丢掉幻想,充实自身实力,想办法揪着中共逐步让出专制特权,才是正途。
── 原载 《动向》杂志2010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