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按：2010年已近年底，共识网推出学者在线栏目，并特别策划“年度关键词”在线交流活动。我们对2010年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政体改革”、“选举法修订”、“房地产调控”、“维稳”、“社会极端暴力”等，分别请关注这些领域的学者就其中的某一话题跟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11月10日共识网“学者在线”第一期如期推出。本期主题为“中国政改前沿问题”，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王老师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历史理论、历史哲学、普遍幸福主义理论、新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世界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近期在新著《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月第1版，2006年9月修订版）中提出并系统阐述关于普遍幸福主义、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基础理论。另著有长篇学术专著《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50余篇学术论文。
本文为这次交流活动的文字整理，经王占阳教授审校改定，在此向王老师致谢！
地点：共识网访谈室 时间：2010年11月10日下午15：00-18：00
王占阳教授在共识网访谈室与网友在线交流
王占阳：各位网友，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可能期待已久了。共识网策划了年度关键词学者在线交流，对于2010年共同关注的问题跟网友进行交流。今天我们有幸邀请了王占阳教授，来跟大家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王老师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我们有请王老师，跟网友交谈问题，给网友在线解答。
第一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问题
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那一天：皇埔平先生提出改革三步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他同时认为，这三种改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想请教王老师的是，社会改革谁来主导？民间的各种创造力，其实最终都会遇到政治瓶颈，民间活力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张力要怎么认识呢？
▲王占阳：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凡是经济发展到我国目前这种程度的国家，如果能有相当程度的民主基础，即能获得较为顺利的发展。民主实际是社会改革的基础，所以也是民生的基础。历史上，西方国家都是在民主发展的基础上才出现了相应的社会改革的，这种经验后来又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复制，说明它是包含某种历史规律的，这种规律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这当然并不等于说历史的顺序不应和不能有些许的调整，但我们仍然应当看到社会改革所要解决的是社会公正问题，特别是要实现真正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而这种改革所需要的主持公道的政治权力只有民主政体才能可靠提供，威权政体的可靠性和充分性则就差得多了。
二、关于政治改革与民生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八宝粥：王教授，您好！丁学良教授指出：中国当局有时候引导公众去错误解读政改，比如将民生改革、行政改革等当作政改的部分，他说应该厘清政改概念，政治改革是和权力相关的，且政治改革在短期内并不会呈现明显的物质或经济利益回报。他进而得出结论，执政党并无政改动力，你是否赞成这种说法呢？
▲王占阳：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行政体制改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政治体制改革与民生问题之密切也是毋庸置疑的。
公共财政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发展问题，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政治体制问题。公共财政事业发展越深入，它的政治体制改革性质就越强，这是因为，所谓公共财政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制性的财政。如果公共财政还只是处于在财政收支方面向民生方面倾斜的阶段，这还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但要使这种倾斜达到应有的程度，并使之得到应有的保障，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现实，那就必须使之向阳光财政、民主财政、法制财政的方向发展。在这时，我们就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了。
现代民主法治本来就起源于财税领域里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它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至今也仍然是用于解决财政收支问题的。议会必须拥有决定纳税的权力，否则就不成其为议会。议会更要有决定财政支出的权力，否则它也不成其为议会。民主法治是为公民利益服务的，而公民利益大部分就是经济利益。所以现代议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讨论决定财政收支问题的，现代政府也是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落实议会确立的年度预算法案的。可见政治体制改革与民生问题的关系必然十分密切。
民生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得到决定性的解决和保障，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通过强调它的民生功能才能赢得最广泛、最有力公众支持。就此说来，五中全会决议提出的“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实际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财政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广泛重视，也没有被纳入到某些人士心目中的宪政视野。
也许某些官方人士认为只要利用现政体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改革和民生问题的解决，这样就能尽可能地拖延和逃避政治体制改革，但历史已经并将更加有力地证明，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实际只能是一厢情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欺欺人，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等，实际就是它的最好腿脚注。民生仍将是民主的强大动力和源泉，而财政问题就是民生与民主的最大结合点。
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大河中游：王教授您好! 政府大谈经济转型，可一个五年计划过去了，收效甚微，而且经济对出口、对资源、对大投资项目、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到底出路在哪里？显然单从经济到经济的手段是没有新路可走的。只有实现民主转型才能克服现在的弊端。
▲王占阳：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出路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实现必要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所以十二五规划成败的将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取决于规划表达的良好愿望，也不是取决于缺乏合理政治体制支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手段的运用。
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laohan：公权腐败早呈蔓延之势，广大弱势百姓受尽了权力的欺压，可行政体制改革却长期停止不前，请问王教授：这是为什么啊！？
▲王占阳：原因很清楚，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实现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在行政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行政体制改革肯定是有限的和容易倒退的。所以行政体制改革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只有在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才能够达到其理想目标。
■网友吴锦宝：昨天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全文）》，您对“法治政府”乐观吗？
▲王占阳：国务院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但只靠国务院又是不可能建成法治政府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和专横。没有分权制衡谁都没有办法。政府只有在与人大、法院的分权制衡中才能受到持久有力的充分制约，因而也才能最终变成“法治政府”。
■网友流泪的幸福：我认为，没有司法独立，言论自由，权力制衡，其它改革比如分配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等，都很难推行下去，因为，没有外部压力，一旦涉及到自身部门利益，就会遇到强大的阻力。王教授的看法呢？
▲王占阳：你说的对，没有权力制衡，什么都难办。但我们也不能等到权力制衡的网络编织起来以后，再去做现在已经急需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只能是边前进、边改革，逐步达到理想的彼岸。
第二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紧迫性问题
■网友疯癫与文明：我记得共识网有一个调查，问网友对政改紧迫性的看法，90%多的网友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时不我待，应及早迈出关键步伐。王教授认可这一看法吗？ 您认为中国民众对政改的紧迫性是否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还是仅仅是媒体和知识界在鼓吹？
▲答：近几年我一直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高度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性是指一种战略紧迫性。也就是说，虽然现在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也能过得下去，但我们将会因此失去改革的历史机遇，特别是失去改革的基本条件，以至将来再想改革都不可能了。
改革的战略紧迫性是许多知识界的朋友、许多党政干部、许多有见识的网友、还有相当数量不上网的朋友都已看到的，并不是媒体忽悠出来的。历史将会证明我们的这种历史感、这种政治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现在社会上确有许多老百姓没有意识到这种紧迫性，也有不少干部并不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很紧迫，但这并不能证明目前仍不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紧迫性。这种战略紧迫性并不是每种认识水平的人们都能认识到的，但它仍然是一种客观存在。
■网友有名有份：看了大家的提问，我内心很沉重，为什么沉重呢？好像大家觉得现在政改非常具有紧迫性，非改不可了。但是，政改紧迫性成为朝野共识了吗？ 我怎么觉得老百姓压根不关心这个问题？大家关注的还是怎么挣钱，怎么谋利，请问，如何解释这种认识差异？
▲王占阳：（1）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是指它相对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会稳定需要的紧迫性。对于这种紧迫性的认识和表达，首先有一个认识问题，同时也有一个利益问题。有人不是不知道这种紧迫性，但又认为这种改革对自己不利，所以才又鼓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紧迫性。这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了。但利益问题实际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认识问题，并不是真正的利益问题。我在《关于如何实现民主改革的六点意见》一文中已经讲到过这个问题，这就是“解放利益观”。
（2）老百姓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政治体制改革，这需要系统的社会调查。依靠个人的接触，各种结论都可能得出。比如给我们家装修房子的泥瓦工，就曾突然非常主动地大谈起多党制的好处，令我非常惊愕。所以说面上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还需要科学的调查，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3）无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否已经意识到中国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迫切性都已是客观现实了。因为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有至关重要的分配制度改革，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基于扩大内需的整个发展战略，不可能继续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通过真正制度性的反腐败、公平分配、司法公正等等从根本上扭转近十年来人心迅速流失的危险趋势，因而也就不可能避免因经济恶化、社会矛盾尖锐化和人心流失所导致的未来（十年以后）的重大社会危机和危险变局。这样一种认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易达到的。但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那就极有可能已经是没办法再改的时候了。也就是说，那时出现的极端严重的形势更有可能导致的是政治激变，而不再是温和的政治改革了。
■网友玉帅：政改是否真的迫在眉睫，还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戊戌变法在甲午惨败才兴起，清末新政在庚子之役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后才有动力，且说时间较近的台湾民主化转型，也是在民间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展开的。而反观今日之中国大陆，外无列强威逼，内无规模化、组织化的民众反抗，而当政者又在“积极稳妥”地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只有一批上不着天（高层）、下不着地（民众）的知识分子嚷嚷地厉害。如此情势之下，政改动力从何而来？请问王教授对此怎么看？
▲王占阳：现在大家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实际都是指它的战略紧迫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更是如此。大改革必须有大的提前量，不能等到火烧眉毛时再动手，那时可能就太晚了。火烧眉毛后，改革派很容易因为对手的顽固等原因而走向过激，演变成为革命派，以至改革彻底失败，革命也是半吊子，不可能达到理想目的。你提到的戊戌变法和晚清新政，就都是这样。从“稳坐钓鱼台”的角度看，现在政改确实仍未迫在眉睫，但从政改的战略紧迫性看，现在政改实际已经迫在眉睫了。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是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历史责任感所使然。现在即使是《环球时报》公布的调查结果也已表明：“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知识分子只是见识更多一些、紧迫感更强一些、呼声更高一些罢了，并未处于“下不着地”孤立状态。至于所谓“上不着天（高层）”，也不真实。在中国老百姓中，最能“着天”的恐怕就是知识分子了。那么，“如此情势之下，政改动力从何而来？”我认为动力己经有了，只是增长、凝聚的还不够，还需要积蓄和凝聚更大的力量，才能最终在政改中显现出来。
■网友爱新觉罗•不易：王老师，有人说中国目前的情况，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问题严重，很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历史会不会重演？有没有苏联式转型的可能？
▲王占阳：放心吧，如无意外，十年内中国大局稳定。也就是说，十年内时局是可控的，即使是出现了严重局势也是这样。但若不在这十年内抓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话，我们就会从根本上丧失继续决定性推进这种改革的历史机遇，而改革失败后，形势就会从根本上恶化，进而导出新的历史大变局。至于这种大变局具体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爆发，那就非常难以预料的了，因为那将是必然中的偶然，而偶然性是几乎不可预测的。也就是说，一旦到了那个份上，那就已经是防不胜防了；否则，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了，齐奥塞斯库也不会有事了。但中国那时不会出现苏联那种相对平稳的转型，则是可以预计的，因为这是由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素养和社会现实基础所决定的。
第三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
■姜嫄网友：王占阳教授您好：您的那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意见》，我觉得这五点意见很好，可是，改动的动力从哪里来呢？好像改革还是有基本共识的，但是推动力在哪里？依靠哪些力量呢？
▲王占阳答：历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都在社会、在民间，在于人民的要求、觉悟和行动。其次，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扮演着将社会的、民间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加以概括、凝练，进而提出相应建议的历史角色，是使社会的政改需要和要求转变为政界的改革意愿和方案的中间环节，所以知识界的政改努力和见识也很重要。最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还在于许多党政干部也具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功立业、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以及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党政干部群体内部的不公现象需要。所有这三个环节都是不可缺少的，所有这三种力量都是依靠力量。
■网友吴锦宝：王老师，谈政改有许多现实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现在似乎表现最为明显的问题表现在地方征地、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群体事件上。
▲王占阳：其实这些自焚事件、群体事件正是改革的原始动力，事件中的群众也正是不自觉的改革原动力。整体说来，普通民众都是改革的原动力，是改革的“一级火箭”。知识分子至多只是“二级火箭”。改革派领导干部则是“三级火箭”。有了这枚“三级火箭”和它的“成功发射”，才能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到来。历史是合力的产物，事在人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切莫妄自菲薄。
■网友华国心：如果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来划分，现在哪些力量是促进改革的进步力量？访民算不算？ 互联网算不算？ NGO算不算？ 还有哪些呢？
▲王占阳：历史将证明，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将发挥伟大的推动作用。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历史规律性。当我们想到印刷术之于文艺复兴，报纸之于十九世纪社会变革，广播电视之于二十世纪的大众民主之时，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这只是对于这种技术手段的政治功能的整体评价。同历史上各种传媒技术进步一样，互联网也会被落后、保守、顽固、以致反动的力量所利用。但这只是支流，不是主流。从总体上来看，互联网非常有利于中国的民主与进步。
信访制度与依法治国相互矛盾，前者在实质上是对后者的否定，而且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也认为应当取消信访制度，同时真正健全我们的司法制度，使公民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有关的法律问题。访民应当因此而消失，而不是通过“安元鼎”而神秘的消失。
NGO当然应当尽快发展。许多作者已经阐明了这种发展对于民主法治建设，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促进改革的进步力量还有很多，恕不能在此一一列举。
■网友青枫林下：王教授认为体制内是否存在开明派和保守派这样的一个区分？您认可这两个说法吗？ 如果有所谓开明派，那么，哪些人是开明派？是什么决定了他们成为开明派？
▲王占阳：这个说法大体上不错，但也不完全准确。腐败分子往往在国际视野和现代文明方面很有见识，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又是保守派。有些同志廉洁奉公，兢兢业业，但见识不够，观念保守，因而也成为了政治体制方面的保守派。所以中国保守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奇异的结合体，即这两种在腐败问题上立场、态度上截然相反的人士之间的奇异结合。
毫无疑问，体制内有大批的开明人士，他们当中既有高、中、低级党政干部和公务员，也有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大家实际都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明了，这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基本事实。
还有，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真实的，因为在中国，不仅党政机关，而且所谓群众团体（如工、青、妇）和事业单位（如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也都是体制内的。那么，这样放眼望去，所谓“开明派”，难道不是无所不在的吗？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代表人士，难道不是你一闭眼睛就能想到的吗？
■网友有名有份：王教授，官民矛盾激化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官员们还不觉醒？是他们身在其中身不由己，还是利益驱动？还是其它原因？
▲王占阳：其实官员们已经普遍地感觉到这个问题，在许多官员中都在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许多官员也都因此很想搞一些政治体制改革，以舒缓来自民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的现状是党政干部中程度不同地主张现在就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很多，沉溺于既得利益、买官卖官、仗势欺人、花天酒地、害怕政治体制改革给自己带来严重损害的人也相当多。打破这种僵局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顶层的制度设计和战略决策。所以近年来有些专家一再呼吁尽快重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我认为这个呼吁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不识东西：党内似乎还有“民主派”、“改革派”，但“改革”能否跟上人民的诉求？您在体制内工作，想听听以您的了解，党内高层人士面对改革都持怎样的态度。
▲王占阳：党内确有许多高中级干部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很有见识，思想并不保守，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网友克尼卡：请问王老师个问题：1、政治体制改革是谁在想？2、政治体制改革是谁在改？3、政治体制改革为谁改？4、政治体制改革要改什么？谢谢?
▲王占阳：知识界在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网友在想，这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好多干部在想——有的在想怎么推动，有的在想怎么防范，有的在想改完以后会怎么样。确实是大家都在想，有想积极推进的，有想消极防范和开倒车的；有在旁边遐想的，有在其中出谋划策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整个说来就是政界、知识界、老百姓都在想。
第二个问题是谁在改？应该确切地说谁在推动改革吧？第一是老百姓在推动，这是最原始的。比如，群体性事件实际就是在无意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的不满情绪也在无意中成为了改革动力。
第二是知识分子在推动。知识分子实际主要是借此说话，所以是一种中介性的力量。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因为没有知识分子，一些上层人士就难以体谅民情、体认大势和成为改革派干部；一些干部总是出没于豪华场所，哪里知道多少老百姓的疾苦和心声，理解多少思想界的见识和要求；所以知识分子也很重要。
第三是好多干部在推动。这些推的办法呢，有的是偷偷地、悄悄地说：得改了，再不改就不行了，不好办了。这种舆论在悄悄地扩散。有的跟知识分子说：你们说，我们不便说。所以知识分子就被人家当枪使了，但我们也愿意，因为我们的枪本来就是往那个方向开的。还有的在私人友情聚会场所，大家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情投意合。这些都是政界中的舆论推动。还有，有的干部给这种舆论开绿灯，提供讲台，提供场所，提供论据，甚至提供论证。我看更有一些干部是在积蓄力量，观察动向，按兵不动，等待时机。是不是有人正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政改）”，也可以观察。
为什么干部中会有这种现象？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干部的学历、素质普遍比较高，见识比较广，因而对于历史大潮也比较敏感，再加上历史责任感和正义感，自然容易倾向于改革。
再就是他们普遍感到干部升迁不公，大多数人是受害者，这更是大部分党政干部支持政改的普遍原因。前不久我就知道一件事，一个省厅级单位有10个正处级干部，忽然腾出了一个副厅级干部的位置，但最后却是其中最差的那位升上了副厅级，结果另9位都在骂。所以我们老百姓要理解到，干部当中也不是很公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追求公平，官民之间要追求公平，干部之间也要追求公平。不公平当中得益的总是少数人，受害的总是多数人。所以政改的要求实际是无处不在的，这在党政干部中也是一样的。
■网友自由旭语：渠道在哪里？四处都在暗涌，没见有智慧的大禹来疏通，反而是感觉更加堵塞。
▲王占阳：暗涌多了，大禹就来了！
第四部分 如何认识和克服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网友谭郑盖：王教授您好，很高兴能与您在这里交流，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到我提的这个问题：政改似乎已经到了政权存亡的最关键时刻了，但改革却迟迟不见前进。官方媒体近年多次强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但进去这么久了，为什么就爬不上来呢？您觉得改革的阻力有哪些？很多人说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政改，您认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哪些人？如何突他们的阻挠呢？
▲王占阳：当我们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问：阁下，您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哪种内涵的改革？我们应当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也就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阻力问题，而应在确认改革内涵的前提下讨论这个问题。
比如，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立即实行多党制，我相信绝大多数党政干部都不会同意，许多明智的社会公众也会担心由此导致的社会动荡而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但是，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这个涵义，而是指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公共财政制度，逐步扩大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的实际范围，并在制度上作出相应的改革。又比如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展开各级人大代表的真正自由平等公开的竞选；又比如在党的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出法律制度后，在行政方面能够落实依法行政，在司法方面能够实行司法独立，依法判案……，那么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相信拥护的人就能很多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大小，实际还取决于改革者的政治智慧。譬如，如果能采用“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法逐步过渡，就能化解很多阻力。又如，如果能够采用“以大官的刀削小官的把”的办法来推动改革，同时又对大官的不当利益采取一定的妥协措施，那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和化解中下层政治改革的阻力，增加改革的动力。再比如，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如果是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可能会使矛盾骤然激化，改革的阻力陡然增加，就像当年的百日维新一样。但若掌握好改革的节奏，善于利用时间因素化解或绕过改革的阻力，就有可能取得成功。特别是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大思路，这就是我们恐怕需要以大妥协换取大改革。
［★微博网友评论：无邪之剑：这需要一个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同时又有坚定信念的领导人，标准太高了。］
我们的改革不以任何人为敌，我们希望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和子孙后代都能够幸福。但我们希望有关人士能够明智地看待和对待利益，客观地观察和认识形势，理解和懂得历史大势，以明智的态度对于人民的改革要求做出应有的让步，进而最终实现自身的“安全着陆”和我们民族的普遍共赢。
特别是，历来改革都不是天上掉馅饼，没有必要的历史压力、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没有由此产生的对于改革的利弊得失的有利于改革的利益计算，改革通常是不会发生的。所以马克思说过，改革的发生，不是缘起于强者的软弱，而是缘起于弱者的强大。（大意）所以说，推动改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起来、勇敢起来和呐喊起来的时候，改革才会向我们走近，也才会成为真切的政治现实。
［★微博网友评论：梦想晶莹 转发此微博:是的！当所有人发出同样的声音，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荷尔德林的童年：权利向来都是斗争取得
寂闹：多么振奋人心啊
撮桑 转发此微博:又见箴言！
唐古草:弱者要有透明的资讯，组织的自由，才能变得强大。非常认同你所说政改先改革媒体。
自由旭语 这一条我强烈支持！！一同呐喊，发出弱者的最强音］
■主持人：听您回答，我有一个感觉：改革需要大智慧。
▲王占阳：是的，改革需要大智慧，不能小家子气。
■网友苏露锋：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只要触及到权贵的利益，或寸步难行，或异化走样，何况伤筋动骨的政改？自由民主空间的拓展，向来都是民间与当权者不断博弈的结果。没有民间力量的壮大和推动，政改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请问王教授对此有何看法？
▲王占阳：政改在破坏旧体制的意义上应该是伤筋动骨的，但对人则应是比较平和的。如果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你死我活，那就错了。改革不是你死我活，革命才是你死我活。改革是大家都活，而且力争使大家都活得好。自由民主空间的拓展既需要民间力量的壮大和推动，又需要官民改革者与被改革方的必要妥协；前者加大动力，后者减少阻力，进而形成普遍共赢的前景，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武陵山人网友：请问是否赞成清算腐败分子？
▲王占阳：中国的腐败在很大约程度上是制度性的腐败，风气性的腐败，以致是不得不为之的腐败，再加上腐败的面积已经很大，所以已经不宜用简单清算的方法解决问题。有的干部曾经当着我的面表示希望能够考虑这种背景，采取适当的妥协策略，他们也愿意妥协后支持改革。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以大妥协换取大改革的阶段。关于这个问题，将来我还会有比较充分的论述发表。
■网友冷酷的Noah：吃进去的还愿意吐出来么？
▲王占阳：如果是改革，那就并不要求全部吐出来，以便以妥协换取改革。改革派官民将能控制局面而实行这种温和的改革，长期实行一党执政体制也可以保障这种承诺的长期有效性，直至超过追溯期。但若死活不改，非要逼着这个社会重新走上革命道路的话，那就极有可能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复仇了，谁都挡不住！
第五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问题
■网友江淳：欢迎王占阳教授！关于改革有一种言论：改革已死；关于政改我认为是在忽悠，连起码的言论自由都没有。
▲王占阳：应该这么说吧，只要人民还在要求改革，那就不能说改革已经死了，至少改革还有一口气，还有可能被抢救过来。但若人民对于执政党绝望了，以至于把原来的改革要求普遍地变为了更换政权的要求了，那就意味着改革已经彻底死掉了。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还有改革的机会，但这种时机已经越来越少了。在这个意义上，拖延就意味着死亡。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要求不是忽悠，因为只有在公平公正的政治体制下人民才能普遍过上好日子，这是一种正常的历史要求和人民意愿，不是忽悠。
至于是否有官员在忽悠？我认为目前有忽悠总比没有忽悠好，至少舆论可以宽松些，这对改革比较有利。
■rawboy 回复@avalonlh:所以才会有“郑青原”同志出来正本清源：我们已经改革了，不是没有改革，我们的改革，就是不学西方那一套，也就是你想要的逐步改革的内容。这块土地的可怜之处就在于此，没有人为民族的命运想一想。他们要的都是眼前利益。
▲王占阳：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党内高层是有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好干部的，而且他们也是有力量的。只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有希望。
所以我们现在应当特别强调党政干部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承诺。要努力保持和强化这种社会政治要求和压力，而不是使之逐步淡化。
有论者说“为人民服务”过时了，我看这不对。“为人民服务”实际已是世界通行的政治语言，但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许多人一讲到“人民”就想到它是与“敌人”相对立的范畴，但这实际只是毛式理论影响太深的后遗症。在世界通行的政治语言中，“人民”主要是与“政府”、“政党”相对应的范畴。政府、政党当然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否则人民就不理他了，他们也就完蛋了。
■网友leehan1468：王教授请问：我个人对政改是没什么信心的，因为它触及了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要让那些既得利益者出让权利和利益无异天方夜谭。请问王教授你对政改有没有信心，如果能有一点改变的话突破口在哪里，最容易实现的是什么？
▲王占阳：未必是天方夜谭。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邓小平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可能使我们相当受益。只要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得到相当的恢复，再加上必要的政治智慧，那些看似你死我活的利益矛盾，实际几乎都是可以化解的。
■网友谭郑盖：关于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对待政改的态度：地方现在不乏“改革家”，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改革的举措，但现实是地方走的很远了，中央却迟迟不动，甚至以修法的形式阻挠改革。这一点，您参与的罗江县人大代表专职化试点的结局是最好的明证。更可怕的是今日官媒连连发文强调“正确的道路”，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上层成为改革的阻力之后，您觉得中国政改的希望何在？
▲王占阳：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自由从来都是人民争取来的，不是任何人恩赐的。这是毛泽东在七大上说的。我们不介意一时一事的得失，而介意历史大势和人民意志。这次五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政治信号，至少也是一个很好的尚方宝剑。我们应该相信党内的健康力量仍然是很有力量的，相信党是能够领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家都不要绝望，要相信形势比人强，相信一切最终都是由历史大势和人民的努力所决定的。我们当然也担心党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重犯尾巴主义的错误，不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只要稳妥不要积极，即事实上仍然不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我们可以相信，这种“消极稳妥”的尾巴主义并不是真正的中央精神，至少从文件上看是这样。
■网友丁当爸妈：请问王教授：您的路线图有一个隐含前提假设——就是共产党核心要达成政改利益算计的共识。我认为这个前提假设现在并不存在，而且从温家宝多番发话却少人呼应也看不到有任何达成共识的苗头。恐怕，你的那个路线图只是个空想而已，共产党正在丧失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
▲王占阳：共识是需要逐步达成的，现在不存在不等于将来也不存在。“共产党正在丧失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这倒是应当引起负责任的政治家高度警惕的。
■大河中游网友：民主转型谈何容易啊！但就真的难的不可迈步吗？
▲王占阳：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难到不可改的程度。如果不改革，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等等都会逐步激化，最终后果不堪设想。现行政治体制已经不可能长期维系了。按照高放教授今年上半年的估计，十年以内，它将不得不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到一定时候，想不改都不可能。一旦人心思变，那就非得变。但我们不要等到那时再变，而应该现在就变，这样才能利用好当前难得改革机遇，争得主动，进而取得较好的改革成效。
■主持人：网友“欢心记”，政改需要信心，民众和改革派也未必有，王教授对政改前途有多少信心？
▲王占阳：我认为虽然中国社会这种压力的逐渐积累有可能导致大爆炸，但更大的可能是在这种高压逐渐到来的时候，我们政治人物通过实质改革而使之得到化解。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领导人将会越来越聪明，而且中国官员的抗压性实际并不强。
■网友徘徊者：有个网友说的，中共20大以后政改才有可能开始启动，诸位不要瞎操心，做清流派没有任何意义，眼前还是要维稳，把经济乱象治理好是下一届中共头们首要事务，不然的话革命又要走到了政改的前面，那就惨了。
▲王占阳：你说的对，千万不能让革命又要走到了政改的前面！但要治理好经济乱象和维护稳定就必须有足够份量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经济乱象和社会不稳的首要根源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旧政体。如果等到20大以后再启动政改，那就太晚了！未来12年再不政改，势必腐败透顶、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人心丧尽，从此走上亡党亡国的不归路。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第六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普世价值问题
■网友恍然大悟：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普世价值理念吗？如果没有，那么是不是要和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理念并轨呢？因为，没有这些理念，就没有政改的方向。而没有方向的政改，不是造乱，就是忽悠。
中国共产党来自于共产国际，且始终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行为宗旨的。那么，当今世界产生了一个一人权、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作为世界一份子的中国，是不是也要站在世界大多数人的一边，推崇这种价值观呢？如果不是，而是反对。那么，这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最初宗旨呢？又如何向国人交代自己始终是站在大多数人利益上的呢？
GDP行为，其实是逼迫下属地方官员之良为娼、为匪、为盗的行为。作为执政党，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政改会不会又是另外一出逼良为娼、为匪、为盗的全民性悲剧呢？
官媒说，以往方向都没有错误。那么，没有方向上的错误，还能叫政改吗？没有方向上的错误，只能是改良或者叫修正。
以上几点，都仅仅只是政改的一些前提。如果没有给予这些前提以明确的答复，政改将会成为什么样？
▲王占阳：共产党有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呢？当然有！我曾有《普世价值是立党之本、建国之基、改革之源》一文专门阐述之。从理论上来说，共产党的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观。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类的普遍自由，这不是普世价值观是什么啊？如果没有普世价值观，哪能有中国共产党呢？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说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仅仅适用于欧洲，不适用于全人类，当然也不适用于中国，不是普世价值观，哪我们中国人还凑什么热闹、搞什么共产党啊？所以普世价值观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普世价值观，中国就不需要学欧洲搞什么共产党了，也用不着搞什么民国了，就像清朝那么干就行了。
你说的对，普世价值是符合人民的普遍利益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之。
官媒说以往方向都没有错？不知道你指的是哪家官媒？我们的官媒在任何时期都是说以往有方向性错误的。毛泽东的“十次路线斗争”，当年官媒炒翻了天。后来邓小平又说毛泽东晚年犯了极“左”错误，那当然也是方向性错误，官媒上也沒少说。
要说有问题，那就是有的官媒把邓小平批评的“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美化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在实质上取消了政改任务。但我不相信《求是》、《人民日报》比邓小平更权威。他们当中谁敢站出来说自己比邓小平更权威？中国官方的政改论述，在总体上至今仍然无人能够超过邓小平。不仅没超过，而且仍然严重地落后于邓小平，仍然需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仍然是超级理论权威，谁人有资格和敢于与之相比肩？所以那是官媒的错误，并不代表官方法定（宪法、党章）的正确观点。
邓小平对于21世纪的政经改革有很好的大思路，按此推进应该不会有大问题。GDP不是至上的，这在邓小平那里也是早已明确了的。但后来一些人把邓小平理论曲解了，天天就是GDP之类，这才出了大问题。
第七部分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
■网友萨科齐怪：王教授，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在反对“普世价值”，更热衷谈论“中国模式”，并引以为豪，您认为“中国模式”是个什么东西？又做何评价？政治上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呢？
▲王占阳：第一，据我所知，在北京知名学者当中，赞成普世价值的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反对普世价值的不到百分之一。
第二，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则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体制，进而建立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体制；只有在这种现代体制已经建成之时，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已经摆脱了苏联模式，建立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还远没有成功，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还有大量尖锐复杂的问题有待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公然宣称已经形成了所谓“中国模式”，其实质无异于要以这种中国模式论否定邓小平理论，阻挡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当然个别改革派学者也主张中国模式论是出于某种纯学术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并不稳妥）。邓小平曾经说过，搞现代化，第一步靠改革，第二步也要靠改革，第三步更要靠改革。现在正是走第三步的时候，正是“更要靠改革”的时候，却冒出了所谓中国模式论，而且在某些人中甚嚣尘上，岂非咄咄怪事？！这是一股历史逆流，必须加以坚决反对！
第三，在政治体制问题上，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一个模式。比如说，北欧几个小国，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小国尚且如此，大中型国家就更是这样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未来也会出现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政治模式。但这种政治模式还不是现实，还有待于通过长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创造。
■网友莓事儿透着乐：现在是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是怎么划分的？从那年开始的？
▲王占阳：从2000年开始。邓小平的“三步走”规划是：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 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从21世纪初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21世纪的发展“更要靠改革”，这是邓小平的原话。
第八部分 关于中西民主异同问题
■网友徘徊者：党媒一再强调，绝不走西方民主的老路，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那么，西方民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有哪些根本缺陷？ 有哪些数据能够说明西方民主走不通？
▲王占阳：邓小平理论是已经写进宪法和党纲的。邓小平同志主张，我们将来要建立比西方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个话有两层涵义，第一，西方现在已经建成了高度的切实的民主；第二，我们将来还要更上一层楼。这个基本判断我们要坚持。从十九世纪起，马克思、恩格斯等社会主义领袖就开始极力推进西方社会的民主化。人类二十世纪的伟大进步之一就在于首先通过实现普选创造了邓小平所说的高度的切实的民主政治。否认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西方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伟大成果，故意无视西方政治体制良好运作的客观现实，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政治态度，不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张之所在，而是一种严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错误观点。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要前进，那就必须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这其中就包括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所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种政治现实，将会深远地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首先讲究原则性，特别是讲究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
动辄强调所谓西方民主和中国民主的对立是错误的。正像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全球通用的一样，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也是全球通用的，而且这两套规则是配套成龙的。这种世界普遍性是第一位的，国别特殊性则是第二位的，尽管这并不等于国别特殊性就不重要，比如并不等于党的领导就不重要。
还有，邓小平说我国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把这种政体美化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我看问题很大，实际是从根本上取消了政治体制的基本任务。这不是真正的邓小平理论，连山寨版的邓小平理论都够不上。看不出这种未经任何论证的“新观点”有什么高明之处。我看还是邓小平理论高明。邓小平主张本世纪中叶实行大选，认为那时才是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此前都是“不够格”。这才是地道的社会主义理论！
■网友：王教授，请问：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最终是不是还是全盘西化？西方的民主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已繁荣200年（比如美国），难道我们不跟最发达的国家学习吗？
▲王占阳：我们当然应当向发达国家学习。民主法治的基本规则是全球通用的，而且它也正是在发达国家获得充分实现的。不向发达国家学习，不尊重基本的政治理论、逻辑和规律，总想南辕北辙地另搞一套，根本就行不通。我们要对自己的国家负责，首先就要承认落后，承认普遍性，不能自欺欺人。
但要将此概括为“全盘西化”，那也不妥当，而且可能导致实践中的严重偏差。世界各国的宪政民主，不仅道路各具特色，而且结果也各具特色。英国是议会制，美国是总统制，法国是二者的综合，中国究竟搬哪个？总不能将这三样都搬过来吧？仅此即可说明“全盘西化”不可行。当然还有更多的道理可以说明之。所以，作为结果，中国未来的民主绝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民主，而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普遍民主”。
■网友sixururong：王占阳先生，您好，请问您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什么？一个怎样的体制才算是一个好的体制？怎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人民的幸福感来自什么？新社会主义新在哪里?
▲王占阳：目标应当就是宪政民主，而且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那才算是一个好政体。许多人不知道，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期目标也是宪政政体。十三大确定的只是近期政改目标，不是远期政改目标。
讲到社会主义，首先就有一个定义问题。我曾用许多篇幅证明：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按照这个定义，哪里实现了普遍幸福，哪里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哪里没有实现普遍幸福，哪里就是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因为19世纪近代社会主义兴起之时，它所面对的基本现实就是普遍痛苦，而它的最终追求就是实现普遍幸福。
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因为社会主义并不能直接替任何人创造幸福，幸福实际是需要每一个人去独立自主地争取和获得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实际是创造普遍幸福的条件，普遍幸福的条件就是普遍幸福的源泉。这些条件既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等等内容性的条件，又包括具有普遍幸福主义功能的各种制度性的条件，当然也包括普遍幸福主义的政治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创造和完善普遍幸福主义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只能是宪政民主制度。但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做到这一点。现阶段我们应当努力实现一个政改计划，这就是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初步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初步建成民主政体。
什么是新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宪政民主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是宪政社会主义；就是明确地以普遍幸福为最高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因而也是最富有理性和能避免种种异化现象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早已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广泛发展、完善的客观现实，也是中国未来的历史必由之路。
第九部分 关于民主转型模式问题
■网友威廉退尔：王占阳先生，您认为，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台湾模式、韩国模式、苏联模式，这些转型模式，哪一种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最大？
▲王占阳：我不久将在《论超大型国家宪政道路的特殊性》一文中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简要地说，超大型国家的宪政道路不可能是中小型政治共同体宪政道路的翻版，中国不可能实现急剧的宪政转型。中国必须通过几次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几个台阶，才能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主持人：现在问一个微博网友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对台湾模式怎么借鉴？
▲王占阳：台湾经验的一个要点就是先推行县市级的民主改革，发展地方民主选举。其实这个经验也是欧美各国的共同经验。欧洲中世纪的自由城市不仅有自由，而且还有民主法治要素。威尼斯商人那时就是这样。所以，地方自由民主法治先行发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经验，台湾经验再次证明了这个经验是可用的。所以当年邓小平、彭真先推基层、县级民主改革，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也主张首先积极推进县级政治体制改革。
至于全局性大的改革，大陆和台湾虽然都是一个文化背景，都是中国人，但政治共同体的规模差异太大。在这样大的政治共同体中，要想一步到位地实现宪政民主是不现实的。必须经过几次大的改革，上几个大的台阶，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至少几十年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民主转型。
有人说，搞民主，一个礼拜就能搞成。要我说，如果严重缺乏充分必要条件，搞成一个礼拜后，就会被扭曲得不成样子。
当我们考虑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我们应当把它当作一个大洲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来考虑。当你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你看看欧洲就明白了：欧洲从1500年左右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变，转变到现在俄国还没有彻底民主化。五百多年了，容易吗？所以大的政治共同体和小的政治共同体是不一样的。有机会我们再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无休止符：如何避免一些组织利用上位的权力或庞大的经济实力干预基层的民主？
▲王占阳：这个问题我过去谈过，办法就是积极推进县乡级政治体制改革。
■王老师，缅甸军人集团通过他们自己主导的“路线图”，既实现政体形式从军政权向文官政府的转变，又保持了军人集团的特权。对这种转型形式，特别是宪法中规定军人占有议会1/4席位，还有在实际上军人脱下军装组成自己主导的政党利用当权优势来竞选，您认为对中国的政治转型、对中国的执政党有什么意涵？有什么启发？希望您能直面回答呵！
▲王占阳：我喜欢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样才有意思。我谈三点意见：
（1）这件事再次证明，民主竞选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大潮。我相信全国人民都能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感悟到这一点。执政党的政治文化素质高，更能领悟到这一点。
（2）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地考虑过“民主关”的问题。不是绕过民主关，而是闯过民主关。也不是闯过民主关后就伤痕累累地倒下了，而是能够更加长久地活跃于中国政坛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了。办法多得很，关键是思想要解放。思想不解放，就会束手无策，结果只能死守摊子，“稳定压倒一切”。只有思想大解放，才能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中国是超大型国家，不能模仿缅甸等中小型国家急剧转向多党制的模式。正如邓小平一再指出的，现在搞多党竞选，势必天下大乱。但中国也不能因此就不搞任何竞选，拒绝走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大道。只是中国在走这条道路时必须有自己的特殊性，这样才能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走通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首先就是我说的“选人不选党”的道路。如果连这样的改革道路也拒绝，那就只能走“治乱循环”的历史老路了。
第十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
■网友那一天：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建立政改特区，我认为这一思路是可行的，风险又小，为什么不允许地方大胆试验？
▲王占阳：我个人不倾向于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我主张在理性的制度设置的基础上，尽快地推广现阶段切实可行的政改措施。搞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再在特区里实验十年，十年后再推广“先进经验”，黄瓜菜都凉了。香港实行基本法难道是在香港的某个角落试行十年，然后再推广的吗？在人类政治文明已经有了大量积累的情况下，现在需要实验的东西并不多，大量的是运用已经成熟的逻辑、规则和经验。真正需要特殊考虑的，一是党的领导执政与民主法治关系；二是地区间的重要差异。
邓小平搞经济特区，骨子里不是搞“试验”，而是搞“桥头堡”，然后逐步推开。但市场经济可以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开，民主政治则不能用这种马拉松的方式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开，因为整部国家机器必须保持大致的统一，否则它就会走向紊乱、瘫痪和崩溃。
但我赞成经济特区增加政治改革的任务，而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特区。不仅经济特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应是这样。
■网友不识东西：王老师，民主谈来谈去，还是那些东西，话都讲滥了，但似乎还是没有进步。民主是不是早该进行技术阶段了。民主改革的“一五计划”是否该明确提出了呢？您有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案设计呢？
▲王占阳：（1）当前仍然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对于民主的具体认识还需要普及。比如我们最近讨论的人大代表专职化问题，就是一些长期推动民主进程的人士也没有关注到的重要问题。
（2）当前确实已经进入到了需要通过广泛的研究、讨论制定中国民主改革路线图和实施方案的时候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一步到位，必须经过多次重大飞跃才能达到最终目的。因此，当前我们尤其需要的是制定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从而使五中全会提出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得到应有的落实。
第十一部分 关于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关系问题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问题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同意开放党禁？
▲王占阳：关于所谓党禁问题，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组织的主观愿望问题，而是历史发展的应然性和可能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是实事求是的。小平同志论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始终都是围绕着现代化的需要展开的。沿着这个思路，现在中央文件的正式提法是“长期执政”、“完成执政兴国使命”。这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应该坚持党的领导。至于再往后的事情，那就没有新的论证了。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修改目前有利于一党制的宪法条目？
▲王占阳：我认为宪法规定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无需变动。至少可以几十年不变。但在落实这种制度时，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改组ZG为社会民主党？
▲王占阳：什么叫做“改组中共为社会民主党”？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是指改党名，那么我认为改不改无所谓，至少也是不具关键性。延安时期美国人曾经建议毛泽东改党名，毛泽东也曾认真考虑过，后来说不改了，因为改不改名我们还是这个党，你们也还是认为我们是共产党。有人把党名看得很重要，认为很敏感，其实根本就没有他们想的那么重要。就是第三国际的政党，不是也有一些不叫“共产党”吗？
现在的问题也不是在于党名，而是在于党的实质性内容。我认为，现在的首要问题就是共产党在伦理道德方面、特别是在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方面，一定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不能有让人民伤心的严重的自私自利、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再就是党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一定要体现邓小平讲的“三个面向”，要有开明性和进步性，而不是封闭保守的。三是要有政治诚信和政治能力，言必信，行必果，说得到，做得到，以为国为民的实际成绩取信于民。我看只要能做到这三条，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网友莺歌艳：我觉得我们民间的思考力还是不足，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说政改，马上把矛头对准共产党，一说有什么问题，马上找政府，这本身就是政治惰性，这种风气不改，谈政改很难。共产党是一个虚拟的主体，我们要改的目标应该更具体，具体到某一个部门，某一个领导。王教授您觉得呢？
▲王占阳：一说改革就把矛头对准共产党，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因为你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就是革命了，而且这个革命是革不成的。在中国社会的现状中，是不会出现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的。首先是价值观就乱得一塌糊涂，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怎么可能搞出一个比较纯粹的宪政民主革命呢？所以，如果把共产党弄没了，那还真的不好办了。但这不仅是民间思考力不足，也是官方思考力不足，因为官方也没有给老百姓指出一个政改出路来。所以我曾说过，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能力问题。
■网友恍然大悟：政改的本质，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新定位问题。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还需要政改吗？如果不涉及到这一点，就不能称之为政改，而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改良。
▲王占阳：这话讲得有一定道理。政改的实质就是使共产党一党执政制与民主法治政体相结合，即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通过这种结合，一方面，共产党在民主法治政体中重新定位了，另一方面。民主法治政体也稳妥建成了。所以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你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那就必须认真地考虑共产党的政治利益，考虑它在政革中和新政体中的地位，而且要尽量地使之放心满意，而不是对这件事心不在焉，只是一门心思地强调民主法治；否则，改革就不可能被启动，即使启动了也有可能出现大问题。因清高而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这可以理解，但解决不了问题。改革要力求在整体上走出一条所有各方都能互利共赢的道路来，这样才能有前途。所有各方都不要靠欺骗，因为大家都不儍。这样开诚布公地搞互利共赢的改革，党和人民在政权体系中的地位都会重新定位。党的领导将转变为人民当家作主条件下的领导，这样它就不再是在三权之上直接发号施令的以党代政的领导，而是首先通过人大实现的新型领导；不再是为民做主的党的领导，而是真正领导、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党的领导了。同时，人民也不再是被代表了，而是切实选举自己信得过的人代表自己当家做主了，党也就成为人民赖以当家作主的条件与环节了。这样一来，党和人民的地位、关系根本转变，“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也就实现了。
■网友一土月禾：请问王教授：能解释一下多党制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的理由吗？
▲王占阳：严格说来，这不是能不能搞的问题，而是效果好不好的问题。邓小平说得对：“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 \’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所以邓小平又一再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也就是要管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之时。再往后管不管那就可以另议了。
■网友rawboy:这些逐步的改革也不会给你的，这才是问题重点。因为这些东西一放开，多党制马上就要来了。
▲王占阳：“这些东西一放开，多党制马上就要来了”，这实际是在干部中引起无谓恐慌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的根源则在于教条主义地套用苏东剧变和中小型国家剧变的历史经验于中国，缺乏基于中国条件的独立自主的理性思考。
实际上，这在中国并不是必然的，而且是完全能够避免的。关键是：
（1）超大型国家宪政转型道路的长期性客观上需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而且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这是真实的，不是忽悠人的。
（2）只要能够积极稳妥有效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使之不是严重滞后于而是至少基本上适应各方面对于改革进度的基本需要，从而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在改革中得到明显的持续改善，使人民从中看到渐进性改革确实大有希望，确实可以行得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激进情绪就会大为消解，因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也能实现。
（3）特别是通过改革逐步实行“一党执政与普遍竞选相结合”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使“一党专制”变成“一党民主”，使多党合作制也真正地活跃起来，从而切实满足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公众对于民主法治的迫切需要，尤将极大地增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极大地缓解实行多党制的国际、国内压力，进而也在比较祥和的氛围中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
（4）在上述前提下，继续实行“党指挥枪”，也是一种重要保障。特别是在政改推进的初级阶段，尤为如此。再往后发展，社会氛围愈益祥和，军队和武警的内政职责也随之在客观上日益失去了大部分用武之地，再加上党与民主愈益融合，那时这种保障的重要性才会逐步降低。
可以相信，只要有了这四条，许多官员对于“这些东西一放开，多党制马上就要来了”的担心，就是不必要的了。
真正的危险实际是两条。
一是死活不改革，想方设法不改革，尽一切可能地拖延改革，或者只是搞一点不痛不痒的改革，骗骗已经骗不了的公众，最终旧政体导致大崩溃，多党制自然随之到来。这样搞能坚持多久？比较把握地说：十年。十年以后就很难说了。因为旧政体不改，几乎必然会在十年内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与人心向背变化相结合，那就很难说产生怎样的聚变反应了。唯一可能延缓的机会是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地实行强有力的民生改革。但在重庆范围内大体上能够做到的事情能否在全国复制，复制的效果又如何，那还是一个大问题。
二是模仿苏东等地，搞激进的大变革，一下子全部放开，包括一党执政体制和党军体制也都全部放开，那当然就会立即转向多党制。
所以说，最稳妥的办法实际还是“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二、关于党的领导与普选制度相结合的选举制度问题
■网友whqhm：老师你好：你的第4条选举制度，操作起来，几乎无法实现制衡；几乎会成为又一个骗局哦。而且，它的成本很高。
▲王占阳：（1）只要能够实行真正的普选，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那就必然是一种少投入多产出的良性政治。为选举而花的钱，将会比因为缺乏选举而带来的腐败、分配不公、决策失误、挥霍浪费等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少得多。所以民主政治是经济的，而不是赔本的。
（2）一切权力制约最终都是没有权力的人对于有权力的人的制约，所以只有通过普选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权力制衡。
（3）与你说的相反，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唯有用我所说的方法，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即无骗局，无真正民主选举才会有骗局。
三、关于党权与民权的关系问题
■网友风景：王教授您好，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三结合：党的领导，人们当家做主，依法治国，其中非常难处理的一对关系式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矛盾……
▲王占阳：关于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我在《党权、民权与人大代表专职化》一文中已经有所阐释。实际上在政党政治时代，世界各国都曾面临过或正在面临着这种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无解的，而是有解的。在议会制国家（即通过议会产生政府的国家），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普选，使党进入议会，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进而获得组阁权，掌握行政权，又通过掌握的立法权立法，再通依法治国，这样贯彻党的意志，从而实现党的领导执政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在中国，我们实现这种统一，也必须遵循这种普遍的政治逻辑和路径。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么这种特殊性就在于我们在宪法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也许有人会认为，没有多党制和政党更替就不民主，但是事实上，一切政党更替最终都是人事更替。采用我说的普选方法，虽然不能实现政党更替，但能实现人事更替，而且是通过多次普遍的自由竞选所实现的人事更替，那么，这样的选举制度还能说是不民主的吗？从历史上看，不是先有多党制，后有民主制，而是先有民主制，后有多党制，这难道不也是事实吗？而这样的事实难道不是已经可以证明我们现在可以实行一种没有多党制的民主制吗？
■网友小烨：王老师您好：请问您如何看待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关系？
▲王占阳：党内民主应当和人民民主（首先是人大民主）相结合。党内民主的意义就在于为人民民主创造条件，党内民主实际也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以选举来说，在政党政治时代，实际普遍是首先实行党内选举，然后再实行党外民选。
四、关于“党的领导”与“党执政”的关系问题
■网友风景：王教授您好，您对“党的领导”这一提法有什么见解？跟官方表述有什么不同？
▲王占阳：人们往往以为“党的领导”就是党执政，但这是不确切的。在政党制度时代，任何国家都有执政党。中国1949年以前也有执政党，这就是国民党。那么，如果说党的领导就是党执政的话，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党的领导”？
在中国，“党的领导”是有其崇高的特殊含义的，这就是在政治上要领导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走历史进步之路。所以“党的领导”并不等于党执政，而是首先等于党在政治上走在历史的前列，成为社会进步的先锋队，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向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所以“党的领导”的最本质的内涵就是党的先进性及其实现。由此，1949年以前，中共没有执政的时候，就有党的领导。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也有党因犯错误而未实现党的领导的情况；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所以，坚持党的领导，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先进性，不断地领导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实现新的历史进步。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而是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党要紧紧地抓住各种权力，而不管历史是否进步，人民是否幸福，那就是彻底地亵渎了“党的领导”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也是把共产党降低为了一个贪恋权势的旧式政党。
由此可知，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实际首先就是党应当积极地行动起来，努力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党在人民的民主要求后面扮演尾巴主义的角色。
在这个前提下，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中，“党的领导”同时又有“共产党执政”的内涵，但它同时又是和党的先进性相统一的，而不是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党要死死地抓住手中的所有权力不放，即使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过当权力也不放。
应当指出，上述观点实际也是中共长期坚持的基本观点，尽管党内也一直有人在偏离这种观点。
五、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问题
■网友nianqingshihou：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江泽民同志早在2002年就有经典论述，他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请问：既然说优势，就应该有所体现，有一定的标准，那么，这种三结合的政治模式优势在哪里呢？其内在的关系有没有冲突？ 对照这一标准，我们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离这一目标还有多远？问题在哪里呢？
▲答：这种三结合的体制目前还是我们的理想，不是我们的现实。主要的缺环就在于民主和法治太薄弱。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太少，还需要不断地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实现三者结合确有很大的困难，其焦点在于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的统一，也就是党权与民权的统一。但这并不是没有出路的。我在《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意见》、《党权、民权与人大代表专职化》等文中已经指出了解决这种难题的某些关键性的方法。实现这种统一是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内在要求。我们不能在党权和民权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只能着力寻求二者的有机统一。否则，两权的对立和对抗，最终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悲惨后果。
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和改革实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种统一，尽管这还是非常非常初步的，甚至在某种上还是不很情愿的统一。所以我们的社会中既有党的领导，又有民主自由因素和法治因素，也有三者之间的某种协调一致。但是，真正实现三者统一的最大关键还是在于实现党的领导与普选竞争制的有机统一。只有在这种统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理顺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全面实现三者的根本统一。就此来说，我们现在距离实现这种统一，实际还有很大的差距。
六、关于政改目标与政改道路的一致性问题
■网友哈哈君：王教授：我是一个搞道路工程设计的。目前正在着手的一个道路工程项目，由于规划变更的原因，为了照顾已有的规划与现状，新项目的线型变得特别扭曲难看。我的问题是，王教授，你的那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意见》所设计的中国政改路线图，是不是跟我当前正在进行的这个道路项目一样，人为的扭曲痕迹太重。以至实现起来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呢？
补充，我的意思是，如果为了达到目的地，必要的绕行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绕得太厉害，会不会将目标本身也给绕没了？
▲王占阳：放心，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但是，我们也都应当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也都是一种我们必须考虑到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国家，我们所有的改革方案都必须以承认这一现实、主张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执政为前提，否则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中国还要革命吗？我看还是告别革命比较好。条条大路通罗马，每条大路都有自己的特殊风景。那就让我们欣赏这不同的风景，穿过不同的地带，达到我们心目中的罗马城吧！
第十二部分 关于言论自由问题
■网友guxiangdeyun：王教授您好，我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在司法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党内民主，媒体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您认为最迫切需要进行的是什么？ 共识网有个调查，网友对“推进以媒体开办自由、取消言论管制为导向的改革”和“逐级推进司法独立取向的司法体制改革”呼声最高，您的看法呢？
▲王占阳：我认为最迫切需要的是媒体改革。这当然不是说要一步到位地放开，而是说要贯彻落实邓小平当年给朱厚泽的指示：要宽松一些。这是最起码的改革，也是最急需的改革。
我认为网友呼吁扩大媒体自由度的要求是人民的呼声，是正义的呼声，是历史的方向，也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主张相一致的。改革之所以要从言论自由开始，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改革的原始动力，并能以舆论监督的力量暂时地弥补民主法制制约不足的缺憾，防止各种社会不公现象恶性发展，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乱，使民间的力量通过改革的渠道得到和平的理性的释放。
■网友青枫林下：王占阳先生对国内目前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言论自由权利的现状怎么看？ 温家宝总理说，言论自由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但就现在而言，废除报禁的障碍在哪里？
▲王占阳：言论自由的现状大家有目共睹，既有进步，又有缺憾。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大普及，所谓报禁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已经被突破。现在上网的人比看报纸的人多的多，所谓报禁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大幅度下降。邓小平多次讲过我们要搞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对内开放也包括逐步推进媒体开放。近三十年来，虽然没有放开民间办报，但媒体言论自由的尺度已经大幅度地放开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我国社会主义自由化的重要成果，理应予以充分肯定。媒体的进一步放开实际首先还是在于言论自由尺度的继续放开。至于民间参与传统媒体的创办，这在互联网已经铺天盖地的今天，也已不应再是什么敏感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在媒体继续开放方面，应当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以满足人民的新期待和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网友whqhm：老师你好：如何保障新闻的真正自由？
▲王占阳：归根到底，言论自由的保障来自于社会力量给予的保障。当这种保障上升为政治法律制度时，就会实现进一步的保障。所以，保障言论自由首先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实践言论自由的愿望、勇气和意志。我们不能把保障言论自由的首要环节放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因为这种政治法律制度本身就是需要我们去创造的。
■【主持人】：微博上有网友问：请问王教授，前段时间求是上发表了一篇争议很大的文章，文章里提到《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联想到前段时间，十数名老人写联名信呼吁言论自由；再联想到您个人以前的文章《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您怎么看言论自由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王占阳：应当说，那篇文章对于苏联经验的总结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决定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这在社会舆论问题上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舆论，而不是少数人的舆论控制决定社会舆论。特别是在资讯如此发达、民智如此开化的今天，而且是在社会舆论的基本走势上，就更是这样。如果认为少数人的舆论控制就能决定舆论大势、进而决定国运兴衰，那就是彻底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是典型的唯意志论。邓小平就不相信这一套。他反复强调的就是通过改善人民生活而赢得民心、赢得舆论、赢得前途。所以那篇文章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是与党的理论、党的指导思想是相对立的，大家对此提出批评意见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等于说到根上了吧。
［★独孤求败 转发此微博: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网友真相的未来：王教授您好，我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对待历史的。您知道，无论是北京日报，还是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中，都会提到，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和光辉历程，以及现有地位的正统来历。
但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的那样，共产党有功绩，也有错误，甚至可称得上罪行的错误，但我们怎么对待它的历史呢？搞清算当然行不通，但是，没有真相，哪来的和解？ 希望能得到您的回答。
▲王占阳：党史中的真相，我也知道很多，而且可能比一般人知道的更多一些，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共产党现在是否应该执政的关键。政党是可以变化的，美国历史上的那个支持奴隶制的政党现在不也还是很活跃吗？共产党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都是正确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大目标是正确的，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正确的。问题确实不少，有些问题还特别严重，甚至是触目惊心，但我认为一切的关键并不在于历史，而是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当前的大局之下继续领导中国走共同富裕和自由民主之路。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党的现实表现。只要这一条站得住、过得硬，其他历史上的不愉快的事情，人民都是可以原谅的。
苏联当年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历史真相被揭露后，历史被否定；它的现实进步也距离人民的希望差距太大，现实又被否定；历史和现实都被否定，这就形成了人民对于整个党的否定。所以并不是单纯的历史真相和历史否定导致了整个党的垮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历史真相，而在于现实的进步。八九风波时邓小平就已讲过这个道理。有改革开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才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础。我们一定要理解到人民是更加关注于现实问题的解决的。如果不是致力于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以至于现实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又在已经很难掩盖历史真相的网络条件下笨拙地掩盖历史真相，那就只能适得其反，导致与苏联同类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否定，进而导致整个大厦的彻底坍塌。
第十三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统一问题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联邦制？
▲王占阳：单一制与联邦制问题都是可以研究的。中共从“二大”到“七大”，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是主张搞联邦制的。直到1949年才转向搞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不仅如此，如果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彻底落实，实际也是联邦制。我们是因为有党的集中领导体制，所以才成为单一制。联邦制对于国家统一的影响首先取决于是何种类型的联邦制，美国是地域联邦制，苏联是民族联邦制，地域联邦制一般对于国家统一没有多少影响。真正危险的是民族联邦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因此解体的。所以中国不搞联邦制应该特指的是不搞民族联邦制。我们要保证未来民主改革中的国家统一，还要做一项前提性的工作，这就是逐步淡化，以致最终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的原理和民族联邦制是相通的，其中都包含了导致国家分裂的种子。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还是有时间创造这个前提的。至于将来究竟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这可以研究。我们还可以思想解放一些，考虑实行介于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的某种中间形态。因为中国有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又缺乏地方自治的传统，所以搞完全的地域联邦制，恐怕也不太现实。
第十四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维权、维稳和军队问题
■网友艾末未：这么多提问的，都很少提到民间力量对政改的影响，我想知道，民间的维权活动对政改的影响有多大？ 维权活动的下一步会走向哪里？会不会朝街头化和组织化的方向发展？
▲王占阳：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最重要的是应当加强党和政府对于维权工作的领导、组织、支持和协调，使党和政府维权工作的领导者、主要组织者和主要协调者，形成官方维权工作与民间维权活动的积极向上的协调机制，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稳定。
具体做法，比如可以考虑将“维稳办”转变为“维权办”。维稳办比较容易给人以官民对立的印象，形象不太好。邓小平曾经嘱咐我们，千万不要把党和人民的关系弄到相互对立的地步去。这个指示非常重要。把维稳办变为维权办，可以更好地体现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宗旨，更积极地处理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并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维权办不是第二个信访办公室，它不搞信访，而走依法治国的道路。也就是说，它首先是给受害方提供某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在这个基础上，在辅以其他必要的手段解决问题。这个办法是否可行，建议大家研究。
最根本的维权实际还是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因为以权力过度集中为病根的苏联政治体制，实际就是导致大量侵权现象、侵权事件的总病根。所以说，从深切关系人民利益的高度看，我们也必须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同意改组军队为国防军并交由包括联合国、大陆、台湾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临时指挥？
▲王占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是国防军。不仅如此，即使在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国防军。在一定的意义上，所谓军队国家化不应该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事实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已经大幅度地转变为国防军了。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党与军队的关系不是一个焦点问题，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来没有什么益处，只能模糊改革的方向，徒增改革的阻力。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成立紧急委员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该委员会对于国土分裂活动有核请动武的权力？
▲王占阳：不赞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拥有这个权力，不能再将这种权力授予其他任何特殊组织。搞所谓紧急状态委员会，就有可能违背人民意志，制造政治恐怖。
■网友leocn90：我的问题很简单，请王教授帮我分析下中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专政”是什么意思。非常感谢。PS：能介绍下这个词如何写到宪法中的就更好了。
▲王占阳：（1）早在1949年9月，这个词就写进了《共同纲领》，这是当年新政协的决定，当时不叫“无产阶级专政”，叫“人民民主专政”。文革后，邓小平再次恢复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这实际是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先声。
（2）这个“专政”最初是指阶级专政。但到邓小平理论阶段，它的日常主要含义已经变成了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这在《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中表现的非常鲜明。
第十五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对外关系和两岸关系问题
■武陵山人网友：请问是否同意改组军队为国防军并交由包括联合国、大陆、台湾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临时指挥？
▲王占阳：除我们派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外，中国军队怎么能够交给联合国指挥呢？这是断然不能的！至于两岸军队的关系问题，则应视两岸关系的发展，再予进一步的观察和考量。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由联合国在选举期主持并监督选举？
▲王占阳：不赞成联合国主持和监督中国的选举。因为中国不是“失败国家”。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国民党民进党等台港澳政党以及海外华人政党组织来大陆建立组织并参加选举？
▲王占阳：邓小平说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但是将来能谈出啥结果来，我也不知道。
■网友大河中游：共产党能否学学国民党主动政改，能不能来一次100年的社会大和解，国共两党和平竞争，我以为这是一条可行且捷径的路！！！
▲王占阳：国民党说不定哪天又成为在野党了，靠不住。一切还得靠自己。
第十六部分 时政评论
■网友爱新觉罗•不易：王老师，让我们谈谈八十年代吧。纵观中共建政60多年，八十年代似乎是其给人印象最好最为深刻的一个时期，那时候面对改革的主观与客观环境，与现在有何不同呢？
▲王占阳：我就是“八十年代新一辈”，对八十年代很有感情。简要地说，八十年代的改革是社会各方普遍共赢的改革，是不断给人们以新的激动和期待的改革，是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主导的改革。据我所知，这与邓小平在幕后的主导有很大的关系。邓小平那时就一再指出，关键不在于GDP，而在于改善人民生活；强调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再就是，当时主政的大多数还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老干部，他们为民服务的精神比较强，他们作为理想主义的一代仍然在感染着我们的社会，因而官场上的腐败堕落问题也远不像现在这样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心情自然是比较舒畅的。同时，市场经济的弊端还没有显现出来，这也是导致乐观情绪的一种重要因素。
了解了这一切，自然也就知道了现在与那时的区别究竟有多大。
■网友胡公公：请问王老师您对最近的“我爸是李刚”的事件怎么看？
▲王占阳：这件事是对否认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论的根本否定，尽管它本身还不是全面的否定。这种否定是从政治体制改革与解决干部特权问题的关系展开的。
干部特权并非现在才有，孩子无意中跟着父母享受某些特权也并非现在才有，而是早在“文革”前就有了。但那时基本上还是很朴实的，特别是对于孩子的个人心理很少有影响。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革命传统教育，不是特权影响。
说到“我爸是李刚”，我就立刻想到，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曾有一个同学在寝室里神气活现地说：“我爸是营长！”。其实在我们学校里他爸官最小，但他不知道，我们大家也都不知道。当时不时兴这种炫耀，一进学校就是浓厚的革命传统教育，诸如请老红军讲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等等，所以“我爸是营长”很另类，令我印象特别深。但从今天的观点看，这实际只是一个孩子对于自己父亲的一种崇拜和荣耀感，是一种正常心态。那时是“文革”前夕，他爸肯定也是打过仗的，是闹革命的，不是欺负人的，所以“我爸是营长”不含有任何仗势欺人的心理和威胁意味。但“我爸是李刚”的潜台词就已经是“我爸能收拾你”了，这是非常跋扈的！那么，从“我爸是营长”到“我爸是李刚”，这说明了什么？这首先说明：在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长期侵蚀之下，干部特权已经非常严重地发展了；革命党不仅没有转变为正规的执政党，而且更日益严重地蜕化变质了，以至孩子们也变得越来越不像话了。老革命们给孩子的教育与李刚们给孩子的教育显然是截然相反的。干部特权已经如此深入骨髓，由此可见一斑。
再就是邓小平当年提出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干部特权问题，所以这更说明，即使是相对于这个目标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也已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了。严重滞后于什么？在这里就是严重滞后于特权发展蔓延的速度，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和进度远远满足不了控制和消除干部特权的迫切需要。现在网上“我爸是李刚”的造句已经达到了40多万条，可见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了！都到了这个份上了，却还在那里否认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让人怎么想？是不是非要等到这种苏联政体使得党和国家彻底蜕化变质、革命先烈的热血彻底白流、人民群众走向彻底绝望之时才能叫做“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啊？！简直是莫名其妙！
■网友生在红旗下：王先生，请问：您怎么看伟大领袖薄书记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农民上楼、大学生“上山下乡”运动？毛主义是否有重夺政治话语权的可能？
▲王占阳：我在1993年就出版了一部50多万字的《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人总是认为毛泽东思想都是跟改革开放相对立的，作为专业研究者，我不认可这种观点。我认为毛泽东的好多观点，特别是1949年建国以前的许多观点，实际是很适合改革开放的需要的。
至于重庆薄熙来同志主持的工作有声有色，引人瞩目，但是我的研究不够，不能发表完整的见解。我认为打黑是没有问题的，全国人民都支持打黑。唱红，唱唱“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它实行了民主好处多”等等，也挺好。至于“社员都是向阳花”之类，我觉得那不是“红歌”，是“灰歌”，那就不宜唱了。除“红歌”外，我觉得唱唱“蓝歌”也挺好，比如《蓝色的多瑙河》之类，陈老总也很喜欢的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之类，也都非常健康，应当推广普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如农民上楼、大学生上山下乡等等我都不大了解。但中国迫切需要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和现代文明理念的有能力的领导人，则应是毋庸置疑的、
■主持人：现在问一个微博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广州的亚运会前两天推出一个非常尴尬的举措，地铁免费，免费是好的事情，但是最后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政府紧接着马上就采取的措施，取消了这个免费，就改成了补贴。我的问题是，您认为现在体制内的政府人员，他们自身对改革是怎么看的？
▲王占阳：其实发达国家也有很多免费的地方。我们是该免费的地方没免费，不该免费的地方却免费了。北京地铁实际上是半免费，也没有全免费。有些地方是需要经济调节的，经济调节的作用好一些。广州市政府也是好心，就是走得猛了点，变成了全免费了，这就出问题了。这里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政府在这些问题上欠缺世界性的视野、理论的功力、逻辑的推敲，政府的决策往往只是少数人的决策。
■主持人：这位网友想要表达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政策没有经过调研就出台了。可能本意是好的，但最后产生的效果却不一定好。
▲王占阳：其实这样一种大范围的政策是需要一点调研以至于小范围的试验的。我们不应说任何地方实行免费乘车都会挤成这个样子。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时候，它的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有轨电车，而且凡是旅游者都可以乘坐红色的免费有轨电车，我们也坐过。当地人也可以说我是旅游的，没有人管他，但这种车并没有被挤爆，还是挺宽松的。可见在那种社会环境中搞这种免费车是可以的。但在中国的环境中，因为我们的收入差别太大，低收入群体太大，有的人是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毛是一毛，他当然就要挤这个车了。这跟人家福利社会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福利社会行得通的免费车，在我们的社会中就行不通，这是很自然的。
■主持人：今天王教授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非常宝贵，我相信很多网友都对您今天的回答应该会很满意。我们很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我们想最后请您跟共识网说几句话。
▲王占阳：共识网现在成为了中国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和公众事业的主流网站，这是共识网非常重要的成就，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境界确实是非常不容易。我对你们过去的成功表示衷心的敬意。对于你们未来的成功寄予高度的期待。
■主持人：感谢王教授，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欢迎大家就这个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