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六篇长文大多数写于我那本自传——《我的反动自述》——出版之后，各篇文章的写作动因及其论题的侧重虽各有不同，但对于“如何诠释百年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中心议题则关注始终，并以递进展开的走势在各篇间构成了一定的连贯和交响的呼应。用“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来命名这本文集，自信还算切合内容而突出要点，尽管它印上封面摆到书店里未必特别抢眼。
2011年即将到来，两岸当局都在为迎接那可庆贺的一百周年做各自的准备。媒体上最近已就此展开政治造势的热议，文化市场为制造卖点也有了相应的动作。面对此“百年中国”话题的众声喧嚣，再环顾身边的老少中青，出生于四十年代的我不由抚今追昔，纷杂的思绪中骤然有一种生命和岁月的季节感溢于情怀。正如春有春的气韵，秋有秋的风味，不同年代的人群都具有各自特殊的代征。四十年代的中国之命运曾充满希望的曙光，但后来却逐步被导向了致命的歧途。我不迟不早，正在此由希望转向危机的关头来到了人世。我说它“不迟”，是强调我至今还记得大陆未被“解放”时某些温馨的情景，即使在已进入“新社会”的最初几年，民国世代的气韵还残存于当时的日常生活，也体现在很多亲属长辈的身上。又说它“不早”，则是庆幸我不像父祖辈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在他们于土改、反右等运动中频遭冲击的日子里，我因年龄尚小，不只幸免于那一波波政治狂澜的搅扰，且有机会在祖父的花园内静心读书，赶在文革大破四旧前，及时博览了家藏的经史子集和民国年代出版的不少名著。好比是黑暗酷寒降临前一霎温煦的晚照沐浴了我的身心，让我在精神贮备上得到了足够自强的充电，以致我后来虽被打成反动分子，长期被迫劳动改造，但在我心里，却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从未真心接受那强加的改造。就我当初的年龄和水平来说，我那个“思想反动”，哪谈得上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观点和独特的思想，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过是我这类天性的人在当时的情势下很容易招惹的一种罪过，是由于我比其他人更固守一己之区区喜好，因而不可避免地与党天下主流趋势发生了不幸的踫撞。几年前，《我的反动自述》在海外出版，每当与读者谈话时被问及我那个“反动”的内涵，我常以“性情反动”的自我界定作答。
性情反动的人喜不喜欢什么，乃发自他的内心感受，而非取决于利害的权衡。他不会为表现积极，追求入党而把自己明明认为的“是”说成党所判定的“非”，把自己心悦的“好”说成党所诬蔑的“坏”。是非好坏之辨，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向来都属于良知和常理的范畴，是普通人无需置疑的做人准则。但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事情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颠倒。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一批批被揪斗、监禁，甚或杀害，就因为武力夺权的中共集团硬要把良知和常理认为的“是”和“好”横加上“封建”或“资产阶级”等一系列属于反动的罪名，从而方便地扣在需要批判和打倒的敌人头上。很多依然行其所是而流露其所好的人便在那颠倒黑白的风暴中遭到迫害，从身心受损直到枉送掉性命。而更多的人则于大势所趋下或被迫作伪，或积极表态，在互相欺瞒中卷入一场场政治运动。我颇感幸运的是，颠簸造次中基本上还算保持了我那个性情反动的本色，直到六四后举家移居到美国，在拉远的距离外回顾走过的道路，才对我硬挺着走出来的世界渐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倘若说我所秉持的性情反动是我的父母、家世和那个出生年代给予我身心发展的人格遗泽，是我个人情意结构的硬核，是我在撰述自传过程中体悟到的生命根基，那如今我进而要对百年中国的曲折历程作此一谱系叙述的尝试，便可说是从个人经验出发，带着我充沛的感性深入到国家民族命脉的系络中辨别是非曲直，去努力纠正被颠倒的价值序列了。
是非好坏的判断本植根于价值序列的构成，人们喜欢或不喜欢、认同或不认同的事物之可被喜欢或不被喜欢、值得认同或不值得认同，不只固有其客观存在的高低优劣之分，同时也与不同的人自身质地的高低优劣之分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和联系。常言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不仁不智者不惟无视于仁和智，且会在更多的情况下趋同不仁不智的事物。由此可见，越是高等的价值，越不易感受识别，越少有人直觉到它的可贵，反而是较低层次的价值常容易为更多的人赏识和接受。这样看来，由通俗或庸俗向低俗和恶俗的下降也就只差一两个台阶。我这样来描述价值序列的结构，并无一味崇“高”和专断贬“低”的用意，价值序列所显示的只是高低的等差及其排列，连带着各行其是的运动。这一差别的普遍存在与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现代观念并无对抗性的矛盾，只要它处于各安其位，各正性命的稳定状态。在传统社会中，阳春白雪不管多么曲高和寡，下里巴人不管多么粉丝众多，也不曾有人站出来煽动群众，号召他们用暴力颠倒两者的位置，更不至于给前者扣上“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帽子，给后者戴上“人民大众文艺”的桂冠。这种连不同层次的品味也被意识形态化的现象始于中共所倡导的阶级斗争，自从闹土地革命起，他们便以穷人翻身作号召，开始在中国社会的根基上打眼放炮，最终炸翻了固有的价值序列。
二
这种颠覆价值序列的方式让我想到了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对“善”与“恶”、“好”与“坏”两组道德观念追根溯源的讨论，以及对弱者的怨恨心理所作的病理分析。与古代中国的世家大族重门第修家谱的传统相类似，在古代西方社会中，谱系或谱系学（genealogy）所关注的乃是领主和贵族的血统和家世，通过确立代表谱系的家徽，可以显示合法的财产和权势。是尼采最先借用谱系学这一追根溯源的方法，对当时流行的道德观念展开颠覆性的批判，建立了革命性的价值理论。按照尼采的说法，“好”与“坏”的观念属于主人道德，盖指主人对自身的良好感觉，是他们对自己的强力意志之肯定。这种以第一人称自居的心态使主人享有了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相对而言，“坏”只是自我肯定的主人对奴仆居高临下，保持距离的俯视眼光。对主人来说，“坏”属于被排除在外的范围，是他自我肯定的光圈外无关紧要的阴影，而真正值得重视的乃是，要保持体面的身份，他必须通过充分发挥个体的生命力来维系自己的良好感觉。因此，在他的眼中只有竞争的对手，并无可恨的敌人。对手间只存在强力的较量，即使你身为统治者，也需在较量中砥砺志气，磨练人格。一旦在格斗中失败，便只有放下架子接受教训，承认对方的胜利。在这一性质的竞争中只有高低之分，并无什么对错可言。毋庸否认，尼采对主人道德的陈述在后来一直引起不同的质疑和非议，这里无暇涉及那些枝节问题。我在此对他的部分说法特作发挥，并无意求诸历史的实证，而是要藉以描摹一种不局限于阶级划分的人格状态，突出其普遍存在的，并非为某一特定阶层所独有的血性伦理价值。
与主人的自我肯定正好相反，奴仆必须通过他人来界定自己。主人的那个“好”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奴仆则渴求投机和变天。他因对主人心怀羡妒而滋生了怨恨情绪，尼采称其为ressentiment，即一种因缺乏强力而压抑自己所产生的负面反应，一种情感的消化不良症怄成的有害酸气。奴仆的贫困感不只缘于自己的贫穷，更使他难堪的是与主人相比，他深感自己太穷。主人因此而成为他打心底仇视的对象。但又由于他深知自己无力打倒主人，便只好在意念上把主人当作敌人，在一边诅咒其“邪恶”的同时，一边把自己设想成受苦受难的“好人”。这样一来，对方被说得越邪恶，他自己就相应地显得更美好了。由此可见，对比主人的重对手而无敌人，奴仆则需通过树敌以立己，且本能地怀有丑化敌人的强烈倾向。必须指出，读了尼采所描述的奴隶状态，实不必硬拿去与古希腊罗马存在过的奴隶制挂钩。就我的读者反应来说，还是更倾向从广义的和比喻性的含义上理解其中的道理。比如说，任何人一旦遭遇贫穷、无力、低贱、被剥夺、受难、病痛和丑陋等不幸，就很容易失去自我肯定的强力，以至精神上受到奴役的创伤。这样的情境人世上随处皆有，不管谁都有陷入的可能。由此而滋生的怨恨也一直都存在着，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有关的人群及其生活产生毒化的作用。但那一切只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仅在局部的和个别的范围内自生自灭。不幸在精神奴役创伤无比深重的苦难中国，随着中共掀起的阶级斗争星火燎原，愈演愈烈，日常生活性质的怨恨才被全面引爆，裂变出前所未有的破坏力量。
三
关于这种怨恨发生的恐怖连环爆，可从本书首篇讨论三农问题的文章说起。三农问题的成为热门话题，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它此后一直在持续恶化，迄今未从根子上得到解决。我自2001年冬开始接触这方面的材料，便从我曾经落户农村的感受出发，把联产承包制以及乡镇弊政的当前危机置于中共农村政策和农业路线的脉络中作寻根究底的考察。当时虽未有意运用上述的谱系探源方法，但就我父母两家双料地主成分的家庭背景和我在农村接触父老乡亲的经验而言，我很早就对黄世仁、周扒皮之类丑化地主形象的电影和小说怀有直觉的反感。与其说那是我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对共产党闹革命的仇视，不如说是我对革命的反现实主义虚假美学自发的本能抵制。我的“思想反动”其实始于我在表达方式和审美趣味上与中共及其庸众的尖锐对立。有关土改中的暴力和罪行，虽说都是从近年来不断公布的材料中了解到的，但早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从我身边很多可亲可敬的地主活人身上，我已感性地确认了他们与文艺宣传上那类刻板的地主形象迥然不同。对夸大性污蔑他们的宣传，我自发地保持着漠视的距离。讽刺的是，回忆我在农村落户多年的经历，我发现，反倒是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中，尤其是生产队的大小干部中，卑劣粗俗者竟然为数不少。由此也可见，中国农民，无论是富还是贫，大体上还是以淳厚勤劳者居多，乐于分他人财产和甘心寄生在人民公社化制度上的劣质农民，显然只占极少数。甚至可以说，就连那一部分少数，也多是中共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增生出来的渣滓。如果说现代农民的素质已呈现出劣化的趋势，那也只能说是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结果。因此我认为，讨论当前的三农问题，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只局限于当前造成诸多问题的语境，而应上溯到公社化以及土改的倒行逆施中检讨其根源，追究始作俑者的罪责。毛泽东路线所导致的现代化歧途也不应只从反右算起，实际上自新中国建立开展土改运动，三农就被导上歪路。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文化长期落后，到底是不是地富对贫雇农的剥削造成的？经过研究和对比，有充分的数据和事实证明，是土地资产不能转为工商资本，农村的剩余劳力无法转入非农业生产的瓶颈导致了普遍的贫穷和长期的落后，由此引发了贫富之间的冲突。这一矛盾本可通过发展现代化经济，在农村实行和平的社会改革来逐步解决，但在大革命的二十年代，中共为乘势壮大武装夺权的力量，竟盲目在南方的局部地区首先发动土地革命，结果激化了本可以缓和的冲突，导致了国共长期的互相残杀。
中共的不少领导人均出身地富家庭，包括毛泽东在内，他们这些地富子弟为什么甘愿背弃家庭，热心领导穷苦农民去搞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让我们再回到尼采的道德批判。尼采批判基督教道德，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针对着当时欧洲流行的利他主义（altruism）学说。批判利他主义，并不意味着尼采完全排斥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利他的行为和态度，他的批判立场基于他对人类正当的利己心之捍卫，他极为不满的是那些通过宣扬利他主义理论来充当教义监护的激进者所作出的高调姿态，及其偏重后果的功利主义取向。他认为这种过分抬高他人重要性的取向一旦过头，必然贬低个人的价值，阻挠个人的充分发展，促成集体主义的膨胀，最终致导致人群的劣化。兰德（Ayn Rand）有几句话可为尼采的不满和担忧作一生动的解释。她说：
应不应该给乞丐一个硬币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假若你没给出这个硬币，你是否还有权活在世上，问题是你是否要没完没了地施舍硬币给不断向你伸手的乞丐，问题是你得拿自己的生命和存在的道德目的抵押他人的需要。难道人必须成为自我牺牲的动物？每一个自尊的人都会回答“不”，而利他主义者却说“是”。
尼采和兰德抨击的利他主义思潮未必与中共的土地革命有直接的联系，但正是挺起了类似的教义监护人高调姿态，手握了剥夺他人财产的正义旗号，早期共产党中投入农运的激进分子硬是把红色的打富济贫奉为救助劳苦大众的崇高使命。须知，在那个读书人仕进无路的时代，革命其实也是一种新兴的职业，参加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为某些无业的文化青年提供颇为理想的出路。革命固然不是请客吃饭，但不可否认，大量的革命者都是到革命队伍中谋饭碗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一时间组织起成千上万人的红军队伍，军粮、军费以及整个革命团体的总开支从何而来？瑞金的苏维埃政府又没有财政收入，到底有哪个利他主义的个人或团体曾捐献钱财资助过红军？
翻检记录当年苏区真实情况的材料，特别是曾任红军高级将领的龚楚回忆录，我才发现，原来打土豪分田地并非救济穷人的利他活动，其真实的和现实的目的是从富人家中抢到粮食和钱财，用来养活红军的队伍和草创中的苏维埃政府。而大量入伙的红军士兵，则来自本应转向非农业生产，却因经济凋敝而无处可去的农村剩余劳力。中共这支小米加步枪的武力之得以日益壮大，其强力意志的资源汲取了被升级的穷人怨恨，其人力资源主要来自未能妥善转化的农村剩余劳力。两股资源的低劣质地决定了其蠢动的盲目性和浪费性，革命于是被闹成一场燃烧怨恨的烈火，它消耗了大量的过剩人口，最终也破坏了本来已很凋敝的农村经济。红军的武装斗争还另有一至关重要的国际资源，它来自布尔什维克的苏联。正是从那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红军获取意识形态和物资上的补给，照搬回党和军队的组织形式，并不断地接受任务，按莫斯科的指令展开种种危险的行动。两种劣质的本土资源在错误的外来导向下就这样杀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其富国强兵的冲动和努力固然不容否认，但它的实现过程却败坏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也扭曲了初步引入的西方文明，造成了低下暴力对现代自由民主价值的野蛮践踏。
四
因此，你若真以为中共很民族主义，具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明确意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一文中，我从探源英伦的民族国家之形成及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出发，对民族主义的内涵和要旨稍予梳理，粗略勾画了它向四方传播的概况。从一系列无可辩驳的事实可以看出，中共集团在求取幸存的整个过程中，其所作所为不只一点也不民族主义，且有损于国家利益，拖累了民族的新生。但中共善于利用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那情绪也正好具备供其长期寄生的条件，因此中共才得以从中激发出打击敌对一方的动力，一步步壮大了自己的声势。
中国的民族主义焦虑源于国人的他者心态，一种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把自己视为他人的心态。未受西方冲击的中华帝国一直以天朝自居，你不管认为它多么落后和专制，它毕竟持有自我肯定的民族元气。及至晚清屡受列强侵凌，国力衰弱的事实终于使国人——特别是知识人——在西方文明的镜子中照出了自己很不起眼的影像。那就是国家贫弱和国民愚昧的形象，一种用外来标准自己把自己定格成“他者”的形象。中国人失去了文化自信，开始把国家的贫弱归罪于中华传统。这一他者心态的文化论述首先为中共打倒封建地主和一切旧权威的暴民导向提供了顺理成章的口实。对比日本较为成功的现代化经验，我们不难发现，在保持传统价值序列的情况下向现代社会转型，不但有益于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元气的维护，且易于有效地吸纳和融合自主引入的西方价值。不幸在中国，他者心态泛滥成灾，随着传统的价值序列在暴力革命中遭到破坏，底层的粗暴力量随即以沉渣泛起之势占据上风，涌入权力中心。
这一价值颠倒的过程分三个阶段完成。其一，通过内战的获胜，中共武力夺取政权，颠覆了上承辛亥革命的民国价值，截断了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正道。其二，通过反右，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群体踏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脚下，背弃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将辛亥、五四、抗战几代精英人物摧残殆尽，扼杀了共和国真正实现“共和”的生机。在评论李劼的文章——〈从传统到现代的悲怆变奏〉——中，我特别提到林昭的同学李雪芹谈及林昭的一幕，李雪芹所说的那段话再明显不过地显示，来自农村的女学生初入高等学府，乍一面对资产阶级情调的民国女子，其微妙的心理所联系的政治判断：她这一边私下那样艳羡，但另一边转脸便换上不以为然的面孔。毛泽东其实就是一个拔高放大贴金涂彩的李雪芹，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受难，就是林昭个案漫无边际的扩散和株连。反右后的大陆社会尽管已一片肃杀，但民国毕竟上承中华数千年文明传统，赶走国民党政府，批臭资产阶右派，并不等于就彻底消除了旧社会在新社会深远的影响。李雪芹一类人物尽可以通过入团入党在政治和权位上提升身价，却无法以他们的是非好恶扭转普通人的是非好恶，甚至连自己的是非好恶都难以踏实放心地把握。所谓“阶级斗争处处有”的那个焦点就胶结在这里：粗鄙低下者是号称当家作主了，但“外行领导内行” 的他们仍不具备自我肯定的良好感觉，仍需沿袭奴仆界定自己的方式来加固他们做主人的姿态。他们之所以在价值的确认上不惜采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的运动方式，是因为他们必须通过全面否定的方式从物质上，甚至人体上毁坏消灭了让他们感到压抑的价值，才得以肯定他们那个并不具备实质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第三个阶段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在毛泽东的一再鼓动下全面引爆。对毛本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用被动员起来的红卫兵怨愤暴力趁势打倒党内一大批使他产生李雪芹那种不适感的人物。毛所顾忌的那些老人，借用陈丹青的说法，多属于共产党人内的“民国范儿”。长期以来，面对他们独当一面的领导能力，对比他们的品位和风范，毛泽东有时候难免爽然自失，致使他一种相形见绌的困窘如芒刺在背。由此可见，价值序列的客观存在及其与主体人格的对应和联系多么形影相随而难以僭越，即使位尊如毛泽东者，戴上了党国的皇冠，仍无法祛除那个妨碍他充分肯定自己的沐猴阴影。僭越的罪过必带来自戕的灾难，毛泽东在党的九大上跃居顶峰的那一刻，即已开始了红太阳的陨落。
综上所述，中共的种种作为，实在是既不国家，也不民族的！这个集团自称以民富国强为己任，所积累的富如今已相当可观，但却更多地富到共党一族身上，所锻造的强也不可小觑，但都最大限度地集中于对内专政机器的强化，至今尚未能有效地武装起一个崛起的大国应具备的强大国防。六十来年的发展，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到的和自夸的实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仅从这一点来评价，就不符合英伦民族主义增强国民财富的经典内涵。至于要检讨中共在民族主义作为上对外的表现，对比一下同样是极权专制的苏俄在维护领土完整和卫国战争上的赫赫武功，再查一查中共与苏共合作过程中就国家利益上所作的交易，中共还有脸谈什么爱国和主权！能暂免于卖国主义罪责的起诉，就是他们很侥幸的现状了。
五
在评论胡志伟、李劼和周剑岐三位作者论著的文章中，我除了继续揭示中共在百年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道路上所导引的歧途及其恶果，更重点讨论了三位作者的论述所突出的民国价值，评述他们如何通过价值观的矫正，洗刷了中共抹黑已久的历史真相。
胡志伟是一位深具民国情怀的作者，多年以来，他勤奋致力现代史研究，编著了很多有关国共斗争史的通俗读物。直到胡志伟那些揭示历史真相的书籍陆续在海外畅销的日子，大陆民众还很少知道，抗日战争的胜利，对国民政府和中共集团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和后果。后者因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赢得胜利之后，立即面临维持战后残局的严重危机。但前者却在国军浴血奋战期间，抓机会钻空子发展壮大了兵力，进而趁势将政府的危机推向绝境，最后打赢了内战。国民政府不管为赢得抗战胜利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迁台后都只好作为打断的牙齿吞入肚子，蒋介石忙于巩固他在那里的外来政权，中华民国在大陆的那段经历，此后便成为有所忌讳的痛史而很少提说。但对摘取了桃子的中共来说，却正逢胜利者编写历史的大好年月，在政府统一颁发的历史课本上，从未参加一场大会战的中共至今仍被颂扬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包括我这样“思想反动”的人物，移居美国多年，对于谁打了抗战谁基本上没打的史实，也与几乎所有的大陆民众一样因缺乏了解而稀里胡涂。这的确是一个可悲的反讽，在大量的海外大陆移民中，不管是反共的还是不反共的，我发现，由于长期接受学校的党化教育，每论及有关国共两党的历史问题，常显得是非混淆而观念模糊，仍囿于党史所灌输的说法。近年来，我的写作内容之所以转向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在很大的程度上即出于排解此类困惑的求知冲动。我本是中文系出身，兴趣和专长多限于文学研究和批评，近年来转向现代史方面的阅读和写作，就是要以个人在党化教育历史观上的突破来带动更多读者的突破。对我这样一个常在网络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来说，提高价值识别的水平，构建正确的历史观，自然要比埋头学院的学术研究更刺激，更富挑战，也更贴近一个走向晚年的生命在知性上的熔炼。在我阅读补课的大量书籍中，就有胡志伟正面书写国军抗战功绩和揭穿中共党史谎言的几本读物。
华夏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一史的文明，自古以来，史书的编写和传阅始终发挥着政治伦理的警戒作用。每一代新朝都有责任为前朝修史，不管那个灭亡的前朝有过多大的罪过，修史者都须严守古今一致的褒贬原则：对于君主的贤明昏聩和臣属的忠义奸佞，俱应秉笔直书，持论公允。这里面仍然是对手与对手较量的关系，胜归胜，败归败，即使由胜者书写双方较量的历史，也绝不容许颠倒是非，信口雌黄，把脏水全泼向失去话语权的一方。中共最缺德，也最无史德的一点就是违背了这一严正的修史传统，长期以来，全靠他们那一整套歪曲事实的党史来维持其“伟光正”的形象。胡志伟则以私修国史为己任的勇气与中共的伪史针锋相对，穷追不舍，必欲揭一个底朝天而后快。他采取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做法，以列传的方式为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重订褒贬，恢复了古代“以真伪论人品”，而“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品评标准，重建了被篡改的价值序列。如今，随着中共伪史工程的日渐剥落，现政权寒碜的过去已越来越多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果说胡志伟最初发表他那些编著的年月，晓得中共没打抗战的国人还十分之少，而自五年前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纪念至今，中共的抗战空白史便越来越露出贫乏的箱底，其衣不蔽体的窘态已无所逃于天下。今日，凡看过几部新编抗战电视剧的大陆观众，都对那事情略知其一二，尽管官方还在吃力地维持既定的说法。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终被剥去，连现行历史课本的编者似乎都不好意思再完全沿用以前那些已骗不过人的假话，在叙述抗战史的课文内容上因无所适从而只好含糊其辞，一笔带过，致使课堂上老师可讲的现代史内容被删减得越来越少。最近出了个有名的历史老师袁腾飞，针对那内容贫乏的课本，他挺起南史氏无畏的胸膛，把揭穿中共伪史的课堂演讲搬上网络，已通过视频传遍了国内外的网友。
与胡志伟继承传统史学，以编排“忠义谱”和“罪惟录”的方式重构价值序列的取向不同，李劼以雄健的铺排创建了他鉴赏文化精英的精神光谱。对于晚清和五四已降的文化人，通行的论述多按思想史或文学史之类的设限分别罗列他们的文本，泛论所表现的思想，然后根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给出个干巴巴的评定。李劼的精神光谱撇开此类学科分割，拓展出一片融合的视野，从唯文本读解转向了人物品鉴，突显出不同人物在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所呈现的人文异彩。光彩的亮度与人文环境的自由度总是呈正比的，通过人物之间的对比，李劼让我们明显地看到，被称为旧社会的民国年代之所以群星璀璨，才俊辈出，是当时那远较新社会自由的环境养育和包容人才的结果，同时也与那个正在转向现代的过渡期去古未远有一定的关系，在很多西化的知识分子身上，或多或少还留存着传统文人刚毅的风骨和儒雅的气度。那是一个旧有的价值序列正在吸纳新的价值，并开放出文化嫁接之花的年代，文化人的精彩就精彩在那个推陈出新的天真阶段。在精神光谱上曾放异彩的文化人中，早死的或出走的一群可谓死得适时或走得幸运，不幸的最是活下来留在新社会跟党走的爱国学人，他们为建设新中国留下来不走，或从国外赶回来服务，到后来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因此在李劼谱写的光谱上，1949便成为生死攸关的阴阳交界，在人物的际遇上划下了明暗对比的一条界线。曾经发光彩的人物此后都逐渐黯然失色，甚至有不少人为争取“进步”而甘愿改变颜色，像珍珠蜕变成鱼目。而特别可悲的是，自四十、五十年代已降长在红旗下的人群中，好像立秋后长出的嫩苗，再也没成长出可与老一辈文化人比肩的俊杰。普希金曾慨叹有才干的人生活在俄罗斯十分可怕，但即使在那样可怕的沙皇时代，仍有大诗人普希金辉映文坛，流布佳话，并活出了一系列俄罗斯大师。两相比照，对一个既没养育出新一代文化精英，又扼杀了大量旧一代文化精英的新中国，你又该如何想象和形容它的可怕！
六
具有台湾背景和美国经验的周剑岐在他的博客文集中展现了更为深远的视野，在本书尝试谱系叙述的每一步骤中，几乎都从他的论述得到相关的启迪。他所勾绘的民国世代远非时下那种情趣性的民国怀旧，与李劼的文化失乐园情怀或胡志伟过于黑白分明的翻案取向都有所不同。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民国论述所作的透视并不静止于那一段过去，而是穿过它向它连接的传统延伸下去，探测了从历史深层流通到后来的东西，包括从先秦的民德归厚到江湖的血性义烈，直到辛亥、北伐、抗战的刚毅不悔……历时与共时交织在一起，从而显现出一个并不仅仅等于国民党政府的民国世界，一个从传统正在自发地长入现代的发育阶段，一个古今、新旧、中西和城乡相混杂的兼容年代。基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过程的了解，以及他从中洞察到的民主制度形成过程中诡异的辩证关系，他的论述中对中国自由主义论坛空谈理论的泛文倾向多有中肯的批评。他建议热衷转述西方经典文本的人士应从英法两国从帝制到共和经历的混乱和斗争中认清民主制度形成过程的曲折和吊诡，提醒读者要读懂资产阶级如何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而争斗出自由文明的果实。就周剑岐本人多年来的阅读和思考来说，正是带着他自己独特的中国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感悟到某些可资对照的人物和事件，他然后再回顾所瞩目民国世代，才逐渐聚焦到一些具有潜在因素的方面，在地方豪强、富商、乡绅和所谓的民族资本家等长期以来被否定的阶层及其被忽视的作为中，他试图探求出可能引申到当前的发展线索。
因此，周剑岐的民国论述和对中共现代化歧途路线的批判就远超出那种仅作为反共姿态的泛蓝诉求或逢共必反的情绪性言论，他一再试探和苦心点拨，就是要把他论述的长镜头推进到被一度中断的文化—政治—经济生命力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可能还魂新生的穴位上。在“阅读周剑岐”这篇长文中，我之所以称他为“血性思者”，就是要突出，一方面他的文化触角连接着民国的血脉，另一方面，他熟读西方典籍的头脑内另有一套识辨价值序列的方法论框架。他放在网上的博客文章之所以让某些读者读起来甚感吃力，是因为他试图阐述的传统更偏重于那些活在人和事中的东西，更着力于激活古今相通的文化血脉，与读者通常读惯了的快餐文本的确有悬殊的差异。至于周剑岐文中费力传达的西方观念，如果把它们引入中文语境的过程比成草木的移植，周笔下的文字大都像那种根上满带湿土的植株，可谓为原汁原味活过来的转换作出了非常扎实的准备，但对读者来说，麻烦的却是，你得先挖下自己的树坑，需连根带土栽进去，才能整体地领会它的枝枝叶叶。而主要靠中译本接受西方学说的读者，长期以来，已经习惯接受插在瓶中的花枝，只有一目了然，鲜艳夺目的东西，看起来才觉得顺眼。自然，面对周那种疙里疙瘩的文字，就觉得不易吃透了。这里实在是梗阻着一种难以穿透的“隔”，我的表述只能充当勉为其难的中介。
对周剑岐来说，投向过去年代的凝视从来都不是流失到过去的，他一直在多维的扫描中摸索着一种三级跳跃的角度，要从过去反照到现在，进而折射到将来。现在大量的批评言论都对当前的全面腐败大加挞伐，举目所见，无非黑吃黑的黑老鼠遍地横行。周剑岐向无义愤填膺的冲动，却别有心思审视否定之否定的现象，比如仔细观察一下黑老鼠是否长出了褪色的灰皮，甚或几根依稀可见的白毛。在他看来，平庸也许正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命里注定的基调，中共的平庸恶不但至今还那么恶，新一代资产阶级的平庸性似乎也在所难免。很难指望正义的理想呼唤会呼唤来令人满意的现实，未来的可能性也许就在那两种平庸的摩擦中相克相生，去负负得正了。问题在于当今的论坛要以什么样的话语带领方向，为价值序列上可能出现的变量注入积极的因素。类似的问题，我在“阅读周剑岐”的文章中均有所涉及。总的来说，周剑岐的论述一向敏于觉察和勤于捕捉健动的因素，国内外反共厌共的人士常好谈论中共何时崩溃的问题，与他们不同，周更为担忧的问题是崩溃后如何善后和重建的棘手现实。因此他特别建议我们要思考关注，从现在直到那个不知将会以何种方式崩溃的时候，更值得发现和促成的健动因素究竟是什么？
七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多少是有些天意之所在，六十年来，民国价值不但在那里得到延续和发展，而且以它的民主新貌向大陆民众提供了可对比参照的样板。就这一点来看，那一块隔海分治的岛屿不但是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部分。中共“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策之一再受阻而拖至今日仍遥遥无期，不能说不是天意为这一个“百年中国”转向下一个“百年中国”留下的伏笔。现在，想象中渡海登陆该岛的解放军仍处于“狼来了”的状态，极具戏剧性的一个现象是，想象了六十年之久，如今率先上岸者却置换成前来观光的大陆游客。等十三亿中国人中一定数量的人口都轮番参观了那个威权退场后的国度，在他们的观感中，哪一边的价值更好，就对比得更加分明，像李劼精神光谱上的景象一样，会令人不禁发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慨叹了。
我当初撰写这篇论台湾文化谱系的文章，虽仅出于应景学术会议，现在收入本书，再联系上述集中剖析中共导引歧途的各篇文章，对比之下，该文有关台湾由威权转向民主历程中可感叹的人物和事件就愈益突显出民国正根的示范价值。“民国”不仅不是国民党一党专利的政体，也从没有被规定为任何一个政党可以专政的国体。中华民国的宪法从总纲即规定国体“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明确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尽管漫长的戡乱威权期在台湾制造过深为世人诟病的白色恐怖，但毕竟有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价值恒定在那里，民国的正根还是为台湾人民和民进党最终争取到民主权利打下了基础，起码为后来向宪政的转变提供了依据。再转过来看一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的条文，它把国体规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紧跟着就以警示的口气宣示：“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一篇庄严的国家宪法，怎么一开篇即露出外交部那个很凶的发言人蛮横的口气！请注意，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与共和国的宪法是相表里的，党章上开头即界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可见，宪法上所谓的“工人阶级”，不过是共产党的代称，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为一党专政发明的一个漂亮说法。中共这个歪苗从根子上就拒绝“民有民治民享”，也正是从此一根基出发，与国民党分道扬镳，越走越远。直到今天为止，经济上的改革已改到这步田地，政改上还是没有一寸一分的退让。
如此炙手可热的经济繁荣会不会单行道地长久好下去？腐败，民怨，乱象，一大堆由于政改滞后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会恶化到什么地步？台湾的民主成果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撬动大陆的板块？随着选票民主的热潮在台湾越涨越高，蓝绿两方在争议中可求的共识还有多少？在两岸经济交往日趋热络的形势下，对于那边并未撤除的导弹，这边的国防到底有多大的迎战实力？兩岸如今都在在迎接百年大慶，不知兩岸的政要和民衆究竟在如何思考上述的严峻問題？谁在一天天好起来？谁在一天天烂下去？这个被叨念了六十来年，在两岸之间互相推搡而至今还不确定的问题，在下一个一百年将呈现出何种确定的走势？
2010年岁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