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马上就要到来了。关心中国政治转型的人们，似乎并没有从这个新的时间端点中看到些许乐观。这不奇怪。12月10日挪威奥斯陆颁发今届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授予了仍在狱中服刑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对海内外民间民主人士来讲，这个奖的获得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因为它不仅仅是奖给个人的，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非暴力抗争和民主运动的声援，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肯定。当然，这个奖也是对中国当政者的批评和敦促。毕竟，因言治罪不符合文明人类的基本准则，也不符合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就要担当起大国的责任，经得起国际社会和它自己的公民对它的批评。
那么，我们的当政者对此又作何反应呢？这里有三种可能：或者，从正面理解此次诺奖的积极含义，变对抗为对话，这当然最好不过，但它要求执政者的执政理念要做根本转变，此非一日之功，所以民间力量根本未作此种预期；或者，佯装不知，爱评谁评谁，爱谁去谁去，虽心里不舒服，但表面拿出一幅大度的样子，也还多少显出一点自信；或者，气急败坏，大打出手，这当然是最无能、也最糟糕的选择。糟糕的在于，哪种选择最糟糕，当政者就选择了哪种。
于是，就有了外交部发言人对所谓“干涉内政”、“鼓励中国境内犯罪”的声嘶力竭的指责；于是，就有了对各国驻奥斯陆使馆出席颁奖典礼的施压（但在压力下就范的国家仍属少数，这再一次体现了良知和文明的力量）；于是，就有了对刘霞的全面监控和软禁，不用说刘晓波不可能前去奥斯陆领奖，他的妻子也休想跨出家门（更甭说国门）一步；于是，就有了空前规模的对“敏感人士”乃至他们的家人的出境堵截，而且理由可笑到近于荒唐：据说这些人出国“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颁奖日已过，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仍未停止。就在前不久，我的前社科院同事范亚峰被公安机关拘禁近10天，现在人虽然回了家，但仍然被非法软禁，没有获得人身自由。可以预期，这种高压态势将继续一段时间，在中国民间争取人权的努力获得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同时，这种努力却可能在国内遭到进一步摧残、打压。
让人更不乐观的是，似乎2009年以来中国政治的寒流不但未曾消退，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温家宝关于政改的一系列讲话，曾经给不少人以鼓舞，但迅即被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陈年老调所消弭。党国当政集团好像铁了心要用“中国特色”来对抗普世价值。为此，权力当局对各个敏感领域的控制在强化、在加紧，连律师所也建起了党组织。维权活动、家庭教会都成了“维稳”对象，任何组织化或半组织化的民间行为都在官府的严厉打击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唱红”运动正在中国的媒体上、校园里蔓延，人们在怀疑这是否在为“红二代”鸣锣开道的同时，也在深深担忧着社会全面倒退的可能。
也许，一个并不算短的黑暗时期已经或将要降临？这种担忧并非全无根据。至少从表面看，一党体制下“经济开放、政治极权”的“中国模式”似乎取得了非凡成功，这给了当政集团中的顽固势力继续顽固下去的“理由”和“底气”。与一般现代化理论的描述相反，中国的“经验”似乎正在挑战经济增长将导致民主化加速的预期；中国的经济繁荣不但没有促进政治变革，反倒正在切断市场化和民主化之间的联系，因为恰恰是“繁荣”本身证明了现存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甚至有效性。执政当局中的顽固势力在诺奖这样的事情上高调和国际社会叫板，大概也有自命“财大气粗”的“底气”在发挥作用。
然而，关于“繁荣”和政体合法性、有效性的如此这般的观察是正确的么？我不认为如此。且不说这个所谓“繁荣”带有大量泡沫成分（疯狂扭曲的房地产和盖了又拆、拆了又盖的大楼都在创造GDP），即便我们承认中国的经济总量和30年前相比确实有了很大增长，这个增长带来的问题和增长背后所掩藏的社会罪恶仍然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的一党专制体制不同于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威权体制，后者原来就有私有产权制度基础和市场经济，中产阶级相对独立。中国则是从计划经济或强制经济的基点上开始的市场转型，所以本身就容易形成权力经济、权贵势力，邓小平只改经济、不动政体的跛足改革，恰恰为权贵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最好的制度注脚和体制保护。30年来战战兢兢发展起来的中国私人资本，也必须依附权力，至少不得罪权力，才能从中国的经济盘子中分一杯羹，所以他们也不敢轻言“独立”，有心者蛰伏，昏昏者苟且。再就是被官方收买的中国知识界，一个最没有出息、乃至堕落的社会阶层，他们似乎早已忘记了转型时代一个知识人的道义责任，而甘当犬儒，或充任官方意识形态的“打手”。以上三者的存在解释了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为何缺乏民主化动力的问题：有产阶级都成了现存政治体制的依附者或利益相关者，又何来改变这个冥顽体制的动力？
这个事实部分解释了现存统治结构的“有效”，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合法”，更无法证明它的“未来”。理由有二：首先，既得利益成了维系现存体制运转、保证“内部人”效忠的唯一粘结剂，一旦提供财富底盘的经济增长本身出了问题，前景又将如何？中国经济的“体制外”部分，曾经借助特殊的国内、国际背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就是“两头在外”的沿海加工业和相关产业的崛起。旺盛的国际需求和廉价的中国劳力共同创造了“沿海发展战略”的奇迹。而今，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外贸市场的疲软，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已经风光不再。中国的血汗劳工现象也早已引起社会的高度警觉乃至全民声讨，再靠低劳动成本争市场，道义上就说不过去。“体制内”部分，国企（特别是具有垄断特征的央企）靠巨额财政输血和银行贷款获得了“翻身”，甚至“凶猛”起来，似乎验证了“中国特色”的优越性，但这种依托权力和垄断身份大赚其钱的“企业”究竟对中国经济发展是祸是福？恐怕还是个疑问。我们这里还没有谈到中国经济增长付出的巨大资源代价，这是一个子孙后代会和我们这一代算账的严重问题。总之，如果前此30年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那些因素正在变化，乃至消失，又凭什么断言“保8”式经济增长可以长期持续？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即便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巨大的财富分配黑洞也将吞噬这个国家的血脉和筋骨。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远远快于GDP的增长，更快于普通国民日常收入的增长，而政府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用在了哪里呢？改善民生、完善社会保障，当然也投入了一些，但有一个相当大的数额用在了政府自身的开销和巨额的“维稳”费用上！（注1）前者表明吏治的腐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成本远远高于正常水平；后者则是特殊的民怨指数，有“群体事件”，才需要“维稳”，而这样的“群体事件”已经到了一年十数万起的规模！平心而论，这些年中央政府也在“惠民”方面想了不少办法，出台不少政策，为什么老百姓还是要“闹事”？地方政府我行我素，官商勾结，社会不公、不义的事情太多了，太普遍了。这个基本现实，是任何官办媒体“莺歌燕舞”式的宣传掩饰不了的。当然，地方出现的问题，最终责任还在中南海，是这个由上到下的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社会结构孕育了当代中国所特有的各种罪恶。
那么，这个东西能够代表中国的未来么？这样一个靠贪腐、暴力和小恩小惠维持的“模式”能够长此以往地继续下去么？我不认为是这样的！除非中华民族自戕自残，除非我们这个民族要刻意改写人类文明史，颠覆当今人类共同的文明准则，否则这样的东西就不可能持久！
说到这里，本文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就近期而言，大概我们要做好迎接“黑暗”的准备，2011年，可能是一个需要“坚忍”的年份。但是，我们仍然要有“前行”的信心，也仍然会“前行”，因为从中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看，中国的变化是必然的，中国的进步也是可预期的。中国的30年改革，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民主化潜能。这个潜能体现在各个方面。前些时来我家“执行任务”的警察，我就分明体察到了他们的某种无奈。饭桌上与体制内高官共饮，你也会听到与官场完全不同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潜能也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力量。千百万普通中国公民的维权行动、无数网友在互联网上的自我表达行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NGO行动、被反复打压但又顽强生长的中国家庭教会和其他宗教复兴活动等等，都是这样的力量。这是新型的中国民主化的动力，它们正在给中国带来希望！
更何况，还有国际社会的声援。毕竟，地球已经缩小为一个村落，大家的事情均彼此相关。在这个地球村，共同的语言是民主、和平和人权，维系这个共同语言，不仅是正在争取民主和人权的人们的需要，同样也是已经获得民主和人权的人们的需要，因为只要有专制邻居在，哪怕它只占地球村的一个角落，也会给这个小村落带来不安。
最后，我想利用这篇文字寄语我们的当政者：不要讳疾忌医，把一切批评你的人都当成“敌人”，其实，他们才是共和国最好的公民。尤其不应当打压民间有组织力量的成长，因为这种打压不但法理不容，而且从当政者自身角度看，也无异于执政者自己的慢性自杀！试想：当今中国的脆性结构孕育着多么大的治理危机？你以为庞大的官僚体系和武装到牙齿的警察、“维稳”力量就可以确保“江山”无虞？错。大量“裸官”的存在早已证明这支队伍的离心离德，一旦真的出现大局失控（尽管我个人并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曾经严厉打压民间有组织力量的掌权者势必成为历史罪人，因为是他们造成了转型裂变期权力的真空和权力结构的失序。
中国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私产，中国未来的稳定、发展也只能奠基于执政者与在野反对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合作。这是民主宪政的逻辑，不是专制逻辑。对此，你们还需要学习。赶紧努力吧，现在还不算太晚！
事实上，中国人学习、践行民主，已经努力了100年。不要忘记，2011年，正是中国辛亥革命、走向共和的百年纪念！
2010年12月27日，于北京
注：
1、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字，2009年全国财政决算总支出为76299.93亿元，相当于2008年财政总支出的121.9%。其中“一般公共服务”（也就是政府行政费用）支出为9164.2亿元，为上一年的110.6%。“公共安全”（花在武警和公安身上的钱）4744.09亿元，为上一年的116.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606.68亿元，为上一年的111.8%。需要说明的是，“一般公共服务”没有涵盖所有政府类支出，比如，财政部的支出表中有一项“城乡社区事务”，其中就有一个小项“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这显然也是政府行政支出。如果把此类支出加在一起，2009年维持政府运行的数额将远超过10000亿元！这还只是账面数字，而且仅仅是财政这一块。中国各级政府实际上支配的金钱，远不止财政收入，臭名昭著的“土地财政”早已成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维稳”也不仅仅是花在公安和武警身上的钱，“奥运安保”之类中国上下齐动员的维稳“新模式”，又将耗费多少纳税人的血汗！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