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执导和主演的电影《让子弹飞》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华语电影，有评论将其称为“政治隐喻的狂欢”。在严密审查之下远离现实处境的中国影视界，只要出现一部稍稍能激发起人们对现实一点点联想的作品，就堪称万人空巷的杰作，这一事实本身就比《让子弹飞》中生硬拼贴的魔幻现实主义情节更加荒诞。
当张艺谋成为中共当局重用的、里芬斯塔尔式的首席御用导演、陈凯歌在权力与金钱的诱惑下亦半推半就之时，姜文则骄傲地说要“站着赚钱”——不仅要赚到钱，还要说点自己想说的话。有网友指出，以三名主演而论，葛优隐喻满清王朝，周润发隐喻国民党，姜文隐喻共产党，而整个故事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部比赛谁更残酷的革命史。
可惜的是，姜文没有读过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更没有读过李劼的《枭雄与士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致使他对暴力美学的嗜好减弱了对百年革命话语的反思。
正如李劼所说：“新世纪以来的人文灾难，不但见诸大国崛起的虚妄，同样见诸学术概念的荒谬拼抄。倘若要直面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与其说首先在于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不如说在于历史书写者如何审视历史。许多历史真相，其实一直默默地伫立在世人面前，只是由于缺乏有效的观察，人们只得在黑暗中蹒跚。”
历史的真相就是：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从来就是人头落地和血流成河。革命前，百姓苦；革命后，百姓亦苦。所以，在官方天价维稳、民间怨气冲天的当下的中国，“让子弹飞”解决不了社会不公的难题，如何在“让子弹不要飞”的前提下达成社会的和平转型、实现正义与和解才是当务之急。
由枭雄主宰的中国近代史
辛亥革命已经百年，台湾虽然实现了民主化，但中国大陆仍然未能走向共和。这一转型为何如何之难？
回顾整个二十世纪，李劼最欣赏的文化人是王国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抉择充满困惑：如果说他只是一名忠于满清王朝的遗老，那么他早该在辛亥革命时就选择殉节，何必等到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军队北伐呢？后来，我发现王国维说过一句名言：“先共和，后共产。”
李劼评论说：“这样的预言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人注意。人们沉浸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之中。这些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场比一场凶残，最后在六、七十年代终于跌入最残暴的谷底。”
有意思的是，在影片《让子弹飞》中，作为对峙双方的悍匪张麻子和土豪黄四郎，都是辛亥革命的功臣。革命者的堕落，以及革命者之间的相互杀戮，跟老百姓毫无关系——当张麻子狂呼“枪在手，跟我走”的时候，一群赤裸上身的、就像方力钧笔下那些“没面目”的人物的“人民”，却躲在阴影里，直到双方胜负已分，才蜂拥而出，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被残酷折磨致死的时候，无比苍凉地说了一句话：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他却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并不是由人民书写的，乃是由枭雄书写的。他也许能获得平反，毛像却不会轻易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而他的后代还会与毛的后代把酒言欢，“相逢一笑泯恩仇”，因为他们背后有共同的利益。
而身在庐山之外的李劼，反倒看清了庐山之真面目：在这本书中，他将那些已经进入先贤祠的领袖和伟人统统还原为枭雄。
发现蒋介石和毛泽东身上的枭雄本色不足为奇，且能在海峡两岸的某一岸以及海内外华人中的某一派当中获得喝彩；但要刮去“国父”孙中山脸上的油彩，则既需要史识，更需要史胆，且不为将孙中山奉为共有的“神主”的两岸及华人世界的大部分同胞认同。对孙中山的反思与评判，在华人知识分子中，唯有袁伟时、王怡、李劼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李劼对孙文基本持负面评价，甚至不若李鸿章和袁世凯。他认为，久居夏威夷的广东人孙文，既没有夏威夷般的沉静，又没有广东生意人的务实。
“习惯江湖造反的孙文，缺乏宋教仁那样的现代政治意识。孙文虽然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但骨子里向往的却是洪秀全式的成功。”
在辛亥群英中，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政党政治有着最深刻理解的是宋教仁，宋教仁的遇刺和在近代史的叙述中被边缘化，表明民主政治和共和体制在中国移植之难。而从孙文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这群比谁更狠的枭雄成了历史的主人，则表明“中国人看不起书生从政的傻瓜，他们佩服争夺天下的枭雄。因为《三国演义》以及无数种演义，都是那么教诲的”。
孙文的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也就是列宁主义的道路。
李劼分析说：“孙文对列宁主义究竟认同到什么程度，恐怕连孙文本人都不曾说清楚。但孙文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要点是相类似的。一者是暴力革命，一者是打碎国家机器，建立一统天下的红色江山。”
如果说孙文是半个枭雄，那么毛泽东就是彻头彻尾的枭雄，他们都认识到，列宁主义使造反变得空前的理直气壮，并且具有极为有效的操作性，学习起来也相当方便。
“只消照搬十月革命的那套方式，组党，建军，虚构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打造一种网罗各种政治力量的方法，再成功地把底层民众煽动起来，天下便唾手可得。用后来毛泽东的总结叫做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
在电影《让子弹飞》中，弱势的张麻子战胜强势的黄四郎，反客为主，黄袍加身，也是靠这三大法宝。
“我们”与“他们”的差异是审美的差异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不断革命的历史，暴力战胜非暴力的历史，“让子弹飞”的人打败“不让子弹飞”的人的历史。或者说，左派话语将保守主义话语挤下舞台的历史。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让子弹飞》，姜文反复说的是“革命有理”四个字；从《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录》到《枭雄与士林》，李劼反复说的却是“革命无理”四个字。这两类人的差异，是宗教信仰的差异，是道德伦理的差异，是文化价值的差异，更是审美取向的差异。
“让子弹飞”的张麻子与孙中山、毛泽东一样，声称将给人民带来公平和正义，但当他们由泼皮变成皇帝之后，人民仍然是奴隶，共和国仍然是奴隶国。
这个时候，真正的师爷便要登场了，他们是妙笔生花的化妆师，是当权者的帮凶和帮闲。
一直致力于揭示中国社会的真相的作家廖亦武指出：“可怕的是，众多中国文化人由于得了他们的好处，主动参加了这场辉煌的伪造或遗忘游戏。比如张艺谋，率众导演了北京奥运，比如陈凯歌，率众制作了《建国大业》，比如莫言，极端民族主义的种子选手。”
从被周恩来称为“文化班头”的郭沫若们，再到郭沫若们的徒子徒孙王蒙、余秋雨、汪晖等人，指鹿为马、以丑为美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而站在其对立面并被革命史放逐的，是王国维、章太炎、周作人、徐志摩、陈寅恪等人。李劼认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文精神的灵魂人物当是周作人。
周作人死在被红卫兵没完没了的批斗狂热中，死在被姜文和王朔称之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这个疾病缠身的老人，只是想喝一口水，从床板上挣扎起身，一骨碌翻倒在床底下，再也没有爬起来。窗墙外，传来一声义正词严的毛氏语录，间杂着鲁迅的些许名言。
李劼感叹说：“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文学大家，最后被一个没有悲悯的时代所埋葬。那个时代崇尚仇恨，崇尚阴谋诡计，崇尚践踏他人，崇尚谁都别好好过日子。那个时代最瞧不起的，就是慈悲，就是怜悯。”
在后人眼中是“人间四月天”的奶油小生的徐志摩，在李劼眼里则是新月派诸君中撰写政治评论的第一健将。心思单纯的徐志摩对苏俄观察之深刻，为鲁迅、胡适和陈独秀等老辣的政治人物望尘莫及。这是什么原因呢？
李劼认为，徐志摩之所以能够抵达胡适和鲁迅都无以抵达的敏锐，与其说在于其政治立场的不为苏俄革命所动，不如说在于其审美境界的为胡适和鲁迅所难以比肩。而徐志摩的多情，对爱情的至死不渝和悉心呵护，与审美的敏锐，具有同样的生命品质意义上的标高。
这种差异延续至今。为底层民众立传的作家廖亦武，被官方非法限制出境而未能出席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也从同样角度揭示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我会吹箫和朗诵，还会扯开喉咙吼些中国民间的苦调子，这些土味十足的东西，都比绝大多数出席书展的官方作家强数倍。
也许他们一见这么个野人来，就会集体退场，那没办法，我们同专制极其奴才的根本差异，是审美上的。”在此意义上，这种审美上的差异确实是不可调和的。
在星星般的弹孔中，如何流出血红的黎明？
电影《让子弹飞》将张麻子的形象塑造得过于正面，这与姜文、王朔和崔健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对毛泽东的“恋父情结”密不可分。张麻子爬上官太太的牙床，砍掉无辜的替身的头颅，都只是私德上的瑕疵。革命一旦成功，他立即可以恢复“张牧之”的大名，不是像耶稣牧者那样牧养群羊，而是像动物庄园的统治者那样君临天下。
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张牧之杀无辜者立威之举，表明他并非行侠仗义的西部牛仔，而是呼啸山林的准法西斯；张牧之统治的鹅城，就像毛泽东占领的中国一样，不仅没有走向共和，反而陷入更大的血腥与杀戮之中。
媒体人罗永浩在微博写道：“砍掉无辜替身的脑袋那一场戏也太恶劣了，还砍得那么理直气壮。整天拿艺术作品讨论思想认识固然无趣，但大家都没意识到这种纳粹倾向也是不正常的。”纳粹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炼成的。
那么，在星星般的弹孔中，如何流出血红的黎明？姜文迷恋张麻子，但张麻子终究不是仁者爱人的“张牧之”。李劼发现，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还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孔儒话语体系，更有一个与专制王朝相匹配的江湖造反传统，两者构成王朝更迭的恶性循环。
此外，还有一个与孔儒话语体系互相补充的权谋话语，过去叫法家理念，彼此交织成为一个封闭的思维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文化心理。
此结构就国民而言，是顺民和暴民的对应；就统治者而言，则是王道和霸道。张麻子通过王道与霸道的杂用，成了鹅城的统治者；而毛泽东通过王道与霸道的杂用，则成了全中国的红太阳。也许出于对中国现状的万般绝望，李劼在漆黑的近代史中搬出一个杜月笙来作为民族救星。
然而，即便“盗亦有道”，杜月笙仍然还是手上沾满鲜血的流氓。不用说杜月笙，即便将《史记?游侠列传》中的大侠一个接一个地请出场来，仍然挽救不了日渐沉沦的中国和中国文化。
能够带领中国实现真正的文艺复兴和精神变革的，是林昭和顾准。
李劼写道：“倘若说，林昭象征着自由的心灵是不可征服的，那么顾准的著述则意味着自由的思想也同样是不可扼杀的。”人们当然可以说，这两个人物太伟大了。但人们也可以说，作为这两个人物的参照族群，实在太卑微了。
在梳理顾准的知识谱系时，李劼指出，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不仅以此标画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且还藉此突破了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局限：不再受制于欧洲左翼思潮，而是直承古希腊史学家和思想家的自由精神。
但是，无论是顾准还是李劼，都未能继续往前再迈一步：其实，对今日英美民主政治影响更深远的，不是古希腊的城邦制度，而是宗教改革之后的生生不息的清教徒精神。
由于对基督信仰及其政治、经济、文化成果的忽略，使李劼在论述林昭时，对“殉道者”这一维度着墨不多，而正是这一维度，才是未来中国“在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血红的黎明”的希望所在。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