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蒋经国
人在没得到权力之时，是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权利的；但他一旦掌握了极权，便热衷于巩固权力、享用权力，极力剥夺别人的权利。从来没有哪个独裁者会主动交出自己的权力，也从来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蒋经国在他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他毅然决定还权于民，让人民来选择他的接班人。这艰难而伟大的一步，使蒋经国完成了从独夫民贼到历史伟人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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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考察。回国后，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
两年之后，1925年10月，16岁的蒋经国只身奔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实际上他不过是蒋介石送给斯大林的“人质”。蒋经国在苏联的12年，丧心病狂的斯大林政权正在实施种族灭绝和政治大清洗的法西斯恐怖，数千万人受尽侮辱后被国家这台“绞肉机”粉碎。蒋经国做过苦力和乞丐，在苟且中受尽磨难和迫害，最后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其间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加入了共党，甚至诋毁蒋介石，与其断绝父子关系。直到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暂时停止了剿共，27岁的蒋经国才算逃出了法西斯魔爪。回国后，蒋介石并没有计较他在苏联的忤逆与背叛。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1940年代末，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在短短3年间就令世人错愕地崩溃。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实行“训政”，政治戒严长达38年，以军法代替民法，只发展经济，严禁民众组党办报，整个台湾只有老百姓而没有公民，更谈不上什么民主权利，政治改革成为禁区，偌大台湾岛万马齐喑。
蒋介石生前将帝国政权遗传给蒋经国（行政院长）。在蒋经国晚年，台湾人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将成为新“太子”。事实上，蒋经国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了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可惜形势比人强，江南事件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1984年，《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被台湾特工跨国追杀，导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蒋经国在“威权政治”时代，仍以国民党一党专制禁锢言路来维护极权政治制度。为了通过官方媒体欺骗民众，他极其热衷于影帝般的“亲民秀”。与蒋氏父子死掐的李敖在《论定蒋经国》中说，蒋经国从1978年到1981年的4年共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一条公路竟进山21次。1980年发生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亲自前去“送温暖”。
尼采说：“以小恩小惠来给人以大欢喜，这是伟人的特权。”对中国人来说，《一件珍贵的衬衫》就是这句话的注脚。“伟人”在的时候人们总是挨饿：“伟人”死了，人们才吃上饱饭。但如今许多生理上的“成年人”仍然怀念让他们在屈辱和恐怖中忍饥挨饿，甚至差点饿死的“伟人”。这样的“伟人”只是沽名钓誉的独夫民贼而已，根本不是真正的伟人。
从政治角度来说，逢场作秀小恩小惠只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作为一个政府的首脑，只懂得到难民家中流下几滴鳄鱼眼泪，却无意去进行制度改革建设，这只能证明他只是个“守成庸主”，或者欺世盗名的政客，而非一个大政治家，更与伟人无缘。“江南命案”不仅使蒋经国连平安无事的“守成庸主”都做不成，而且成了被全世界鄙视的“独裁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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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中说：“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大家都在等那种‘冲破’的气氛。”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阻拦。游行领袖与3000多名游行者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警察用催泪弹电棍等镇压游行。冲突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事后台湾当局开始秋后算账的大规模搜捕，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判乱罪”被抓捕。经过军法审判，台湾当局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将党外运动份子全部判刑。美丽岛事件虽然被暴力镇压了，但它也使国民党遭到重创，宛如“被打了一个大洞”的泰坦尼克号，看起来不可一世，实际已经岌岌可危。这种建立在暴力恐吓之上的帝国专制早已令台湾民众彻底失望。
专制制度的最不可靠之处在于它是权治而非法治，生杀予夺皆取决于最高统治者，这使全国上下除了最高统治者之外，所有人的身家性命皆有可能被突然剥夺，上至开国元勋，下到平民百姓，概莫能外。斯大林时期的血腥暴政足以说明这一切，甚至连斯大林本人最后也难免死后的权力清算。权倾天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主席齐奥赛斯库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元首墨索里尼比起来，下场更加悲惨。
在帝国体制下，黄炎培周期律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魔咒。独裁者大权在握之时，最担心的是他死后所托非人。因为独裁者掌握权力之后，就仿佛骑上了老虎。他利用强权作恶越多，越是感到骑虎难下。如果一旦他失去权力，不仅他自己可能遭到清算，他的家人也凶多吉少。所以他只能不顾一切的巩固强权，到死也没有退路。如果独裁者死了，当然只有他的儿子才最令他感到放心，因为只有儿子才不会清算老子。“你办事我放心。”可当他无子可传，或儿子无德无才难孚众望之时，他只能选一个他信得过的家奴来接班。
当年黄炎培对毛讲：“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100年前，孙中山创建中国共和，将民主进程时间表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1948年，中华民国政府迫于情势提前进行全国普选，华北的共党政权亦毫不示弱推出“黄豆选举”。民主的果实尚未发芽，很快就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从此以后，对中国人来说，选举成为昙花往事，专制主义借尸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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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潮流终于走出了历史的三峡，浩浩荡荡大势不可阻挡。当年西班牙的佛朗哥勾结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颠覆民主政权，西班牙从此笼罩在独裁者的阴霾下长达半多个世纪。1975年佛朗哥寿终正寝，西班牙人人窃喜：“西班牙史上最大的刽子手死了，用地狱的烈火烧他犹不解恨”。两年之后，以恐怖暴力维持一党专制数十年的长枪党终于被西班牙内阁取缔。次年民主宪法出台，西班牙成功实现政治转型，汇入世界主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腐败和专制从来都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子，可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早年的蒋经国曾在上海整治金融秩序、“打老虎”，他对国民党的贪腐和黑暗有着他人所不及的深刻认识，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使党内政治斗争比多党制国家党派间的斗争更加残酷血腥。到了夕阳晚年，特别是在传位于子的努力破灭之后，蒋经国终于明智地认识到，与其将权力交给国民党内的某个人，还不如还权于民，让人民自己去选择领导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政治走向的分水岭。如果说美丽岛事件敲响了专制极权的丧钟，那么江南事件就是敲进专制这只棺材的第一颗钉子。1984年12月，台湾最后两个政治犯走出了监狱；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他们走进陌生的阳光。
从李公朴闻一多到江南，采用特务暗杀手段消除思想犯几乎是蒋家的传家宝。时过境迁，“江南命案”提前结束了负责蒋家子弟政治命运，也宣告了蒋氏专制的死期。
1985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刚处理完毕，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就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一年之后，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羁鸟出笼，如久旱甘霖。那些多年来坚持不懈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自由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即后来用选票打败国民党成为台湾执政党的“民进党”。
这种“反革命”行为可吓坏了那些满脑子专制思维和权力欲望的国民党大佬，情治部门的负责人还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他忠告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后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马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蒋经国也由此而完成了由独夫强人到民族伟人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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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上个世纪，蒋介石与毛万岁在统治手段上只在伯仲之间，略有瑜亮之别。毛万岁这个农民知识分子是一个冲动的极富煽动力的革命者，擅长并热衷破坏与颠覆。同时，熟谙中国宫廷权术的毛万岁更是一位权力斗争的大内高手。他的一生就是内斗的一生，从王明陈独秀张国焘直到蒋介石，最后整死刘少奇林彪，将整个社团和国家如同儿戏一般玩弄于掌股之间。相比之下，蒋介石较少才情，他是一个相对理性的政治家和建设者，也更具有国际视野和历史责任感。他在一片乱世中指挥了事关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并依靠国际力量取得了最后胜利，特别重要的是赢得世界的尊敬。
无论是对于战争还是对于斗争，特别是内战内斗，蒋介石无疑不如毛万岁。毛总能把话说绝，把事情做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万岁和蒋介石都是帝国时代的独夫强人，都有流氓的一面。他们为了个人权力，不惜以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来维持统治。蒋介石的花园口悲剧与毛万岁的75.8悲剧何其相似；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之后长期的戒严恐怖，也与毛万岁永不落幕的“运动会”半斤八两；蒋介石用特务暗杀，毛万岁用红卫兵明杀，他俩都将中国传统的帝国铁桶政治发挥得淋漓极致。
台湾“二二八事件”起因于一起“城管打人”引发的“群体事件”。民国36年（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一个带着儿女艰难度日的寡妇林江迈的小烟摊，被9名政府执法队员“执法”，林寡妇被“执法”得头破血流。政府毫无人道的暴政与暴行激起广泛的民愤，最终酿成了席卷台湾全岛的“二二八事件”，数万原住民和“外省人”在“官逼民反”（马英九语）中被杀害。“二二八事件”也被称为“2.28起义”，实质上它是一场民主运动，虽然招致了当局的严厉镇压和白色恐怖，但其始终影响着台湾的政治走向。侯孝贤曾以电影《童年往事》和《悲情城市》冷静地叙述了白色恐怖对台湾民众的心理割裂。
纵观人类历史，有的政治人物生前大权在握、生杀予夺、唯我独尊、穷奢极欲，死后却臭名昭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有的政治人物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人物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
蒋经国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他跨越了从帝国到国家、从强人到伟人之间“惊险的一跳”。蒋经国本来是依靠其父才走上权力顶峰的，并非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创业之君”。在20世纪蒋家还搞帝国时代的“世袭制”，蒋经国能做个“守成庸主”就不错了，离“历史伟人”相距甚远。而在蒋经国离世十几年之后，他却成了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
今年是蒋经国逝世23周年，也是台湾解禁实行民主宪政的24周年。有的时候，特别是关键时刻，一个处于关键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选择往往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蒋经国正是因他暮年的作为而将名留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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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从民国38年（1949）退据台湾开始，蒋介石以“耕者有其田”政策实现了平和赎买式的土改，农业实现自给自足。之后从“以农养工”逐渐转向加工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实现了经济腾飞。毛万岁的文革正如火如荼的1968年，台湾经济增长率达到223%，居世界首位。1975年蒋介石时代结束，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697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且贫富差距很小。次年毛万岁时代结束，当时安徽凤阳县平均每个农民的银行存款只有0.5元人民币。
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指出，蒋介石通过对精英的整合创建了一个现代中国的国家结构，毛万岁通过对草根的整合颠覆了传统中国的乡村组织，他俩都是上个世纪影响中国的革命者。与红色中国的“去公民化”教育不同，台湾延续了民国以来的公民教育体系，民间公民意识强烈。“台湾教育法”对“教育”的定义是“教育之目的以培养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养、法治观念、人文涵养、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进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
蒋经国作为专制蒋介石政权的继承者，他的一生几乎都生存于其父蒋介石的阴影下。但事实上没人相信这是一对父子——蒋纬国承认他和哥哥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骨肉（蒋纬国乃是戴季陶之子）。确实，蒋经国和蒋介石这二人，论形象、性情、教育背景、行政风格，相距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从私生活来说，蒋经国虽然俭朴廉洁，但却好色如好德，四处留情绯闻迭起，私生子的故事不绝于耳。对一个道貌岸然的大人物来说，这实在谈不上什么光彩。但他首先是一个充满责任感和心怀历史使命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道德的伪君子。房龙说：宽容是个奢侈品，只有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才能拥有它。从独裁到宽容，蒋经国实现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蒋经国曾经是长期利用情报特务系统实施高压政治的独夫，但在其晚年，他顺应国际民主化的趋势和岛内本土化潮流的压力，于1987年下决心果断地推动了国民党的转型，和废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实行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并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由此，奠定了台湾民主宪政的基础。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蒋经国也由此而完成了由独夫到伟人的跨越。
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早就撕下了政治的画皮。对政治赌徒来说，不存在什么原则和道德传统，唯一的法则就是阴谋和不择手段的权力争夺。这与中国传统的成王败寇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治本身就是不道德和不正义的事物。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这块长期由专制帝国制度统治的古老土地上，蒋经国堪称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的第一人。蒋氏父子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蒋介石以独裁者终老，而蒋经国本来极可能步其父之后尘，他却在晚年亲手埋葬了专属一家一姓的蒋氏王朝，还政权于公民，还权力（权利）于民众，还政治于正义。这对素有厚黑传统的酱缸中国来说，无疑是例外中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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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台湾也正因为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从专制转向民主，从独裁转向宪政，这绝不是蒋经国一时兴之所至心血来潮，也不是一朝一日之功，转型的基因从他青少年时期便开始孕育发酵。这种基因曾被专制之血侵蚀，也曾被暴力之刀摧残，但它最终结出了美丽的果实。无论今天的台湾民众，还是和谐世界的我们，大家都在分享着这果实的甘美。当然，对我们来说，就如同为昂山素姬欢呼，只能借他人杯中酒浇自己心中之垒块，或者说是望梅止渴。
留下“科学、民主、伦理”的6字遗言后，蒋介石“崩逝”，“风雨飘摇”的台湾不久即被狼狈赶出联合国。面对内外交困，蒋经国力排众议，强力发动台湾社会变革，直接推动了台湾的经济腾飞。到80年代，政治改革越来越成为一条断腿。从现实角度上来说，蒋经国和他的同志原本也可以缓慢的渐进的推进政治改革，一步一步实现民主转型，他们甚至制定出了20年左右的时间表。但从1986年起，政改的脚步明显加快了，他开始加速把台湾转型成自由民主的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台湾政局越来越有把握，另一方面他也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而他当年的同学邓小平也在进行一场“摸着石头”的改革。他深信台湾的民主示范所激荡的波涛终将越过台湾海峡，对中国改革的局势带来革命性的冲击。
《蒋经国传》的作者陶涵是前美国资深外交官，他在书中说：19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对蒋经国来说是另一个强大的刺激，迫使他加速台湾的民主化。“经国眼看台湾、中国、苏联、菲律宾及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交互冲击，逐渐相信中国的民主改革是坚守统一理想，实践两岸统一唯一的一条路。同样地，他也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陆，真正民主的改革不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蒋经国根本没有料得到他去世一年后发生在中国的一切。陶涵在书中颇为中肯的说道：“尽管国民党和党外政敌彼此不合，经国却留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的关键条件——竞争者之间要维持某种程度的风度和节制。”
蒋经国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敢想敢做，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卓识和胆略，更有为定国安民而甘冒政治风险的勇气。在开始他的政治改革之初，他已经意识到，一定会遭到党内一些势力的抵制，一定有人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担心会丢掉政权，担心会就此亡党。党内大佬沈昌焕警告蒋经国：“你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作为一党的领袖，这需要何等的胸怀和勇气！如果仅从这句话看，甚至可以说他已经完全跳出了一党一派一己之私，真正达到了“天下为公”的境界！
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还体现在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失控，民主变革的平静而理性，世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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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父子与一般的独裁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亲美背景和宗教信仰，不可否认基督教与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对对他们的影响。有人曾说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蒋经国也是“独裁无胆”，但有别于其父的是他“民主有量”。
与毛万岁是“无法无天”不同，严于律己不沾烟酒的蒋介石虽然独裁，但较少将政敌肉体消灭。当年蒋介石邀请毛周首脑奔赴重庆和谈，如要“阳谋”何其容易。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曾与蒋介石长期冲突，蒋介石仅是迫其辞职而已。吴国桢去美国后公开谴责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倒蒋，蒋也从未施以报复。冯玉祥之死与东北弃守都是一种栽赃。相比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的下场，蒋介石对“造反”的张学良也只是软禁而已。
毛万岁对知识分子毫不留情，先羞辱而后虐待，最后使其精神崩溃家破人亡。相对而言，蒋介石对“思想犯”和“良心犯”的迫害似乎要有一些罪恶感，他觉得很不光彩，因此采用暗杀的卑鄙手段。中国启蒙派和自由派大师胡适先生书生意气，亦深受蒋重用和倚重，胡适死后蒋亲撰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与毛一手制造的“胡风集团”冤狱恰成对比。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
能够完成由独夫到伟人的跨越，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蒋介石虽然比较检点，但并没有完成这种跨越，这也正显示了蒋经国的难能可贵之处。毫无疑问，他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有国际民主潮流的影响，有“江南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压力，有当时台湾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岛内民间公民运动持续不断的抗争，有他长期专制统治形成的威权高压，当然也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冲击，以及种种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
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蒋经国个人主观上的诚意和努力。他的胸怀、眼光和气度，他身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所给予他的重新创造历史的勇气。因为疾病缠身，蒋经国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要向历史作出交代，给岛上留下一个和平转型的空间。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务实，蒋经国在生命最后时光的大手笔成就了一个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块饱经患难的土地。
蒋经国不仅结束了台湾的专制历史，也终结了台湾的强人政治。无论后来的台湾民主在李登辉陈水扁的黑金时代出现了多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无论人们对台湾的民主有着如何不同的考量和评价，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如今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自由社会，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所有的权力都被关进了法律的牢笼，民众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安全和权利。这里既不是富人的天堂，也不是穷人的地狱，一个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已经成型。这一切固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结果，但也决离不开蒋经国24年前的远见和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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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4日，纽约广场大酒店。一个名叫黄文雄的台湾男子一枪擦过了来美访问的蒋经国的头顶。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请蒋经国就遇刺发表感言，蒋经国说：“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被保释。但是很显然，这一意外的“4·24枪击事件”，是蒋经国一生中遭遇的最大危险之一，也令他终身难忘。多年以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喃喃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不可小视这件事对他的深深刺激。
在一次国民党内高层会议上，蒋经国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正是这段话完成了蒋经国从独夫到伟人的艰难跨越。无论他曾经怎样玩弄权力于股掌之间，无论他曾经怎样对人民实行过高压统治，但只要他能够认清历史的走向，顺应民心把握机遇，果断地带领他的党推动革新，最终与人民站到一起，那么他还是能够成为一个功在千秋荫及后代的历史伟人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蒋经国为中国人树立了一座丰碑。
蒋介石与毛万岁的命运何其相似。民国35年，参加朝野和谈的毛批判蒋：“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时过境迁，一朝毛万岁登临天下，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将中国的流氓政治传统充分发扬广大。从现实角度说，朝鲜战争对中国历史唯一的价值就是消灭了毛太子。林彪神话陨落之后，众叛亲离的毛万岁试图扶持江太后和毛远新为储君，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在中国官方的标准像中，毛万岁显得分外冷酷，令人不寒而栗；台湾官方的蒋介石标准像则流露着温柔和慈祥。值得玩味的是，毛万岁的遗嘱是“你办事我放心”，蒋介石的遗嘱也是6个字：“科学民主伦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更没有“万岁万万岁”的统治者。蒋经国曾对他的同志说：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时势造英雄，英雄同样也造时势。狗熊与英雄，庸才与雄才，强人与伟人，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狗熊之所以是狗熊，庸才之所以是庸才，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就在于他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自私自利抱残守缺，错失历史机遇，始终没有勇气跨出这一步。
纵观人类历史，至死紧攥权力的独夫罄竹难书，勇于放下权力的强人凤毛麟角，将权力不给自己的家人奴仆，而是还公权于人民的伟人几乎绝无仅有，特别是在2000年家天下传统的中国。帝国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最原始的权力体制。完全不同于毛万岁的“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蒋经国常常对他的团队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这样的话已经远远脱离了帝国的政治语境，只有一个充满理性和历史责任感的宪政主义者才能说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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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是什么阶级，无论你是哪个思想家，哪个政治家，哪个军事家，研究出如何获得权力的都不伟大，研究出如何限制权力的才是伟人。”韩寒说出的是一句常识。蒋经国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从40年“摧花辣手”的专制狠毒来说，他是封建专制的帝国时代人物，但从他最后几个月“怜香惜玉”的民主改革来说，他又是国家时代的政治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那云诡波谲的历史底片上，蒋经国如同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可谓集新旧时代之善恶美丑于一体，与其说他战胜的是别人，不如说他战胜了自己。
与人类无数民主历程一样，台湾的民主绝不仅仅是蒋经国良心发现的恩赐和施舍，而更多的是台湾民众不屈不挠奋力抗争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是用平民自己的鲜血换来的。民主不仅是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的责任，而且也是每一个有良心的公民的责任。美丽岛事件的次年，韩国也爆发民主运动，最后以“光州惨案”黯然收场。1987年韩国民众再次走上街头举行“六月抗争”，要求全斗焕专制政府“还政于民”。在国际压力下，执政党代表卢泰愚最终宣布了“六·二七民主化宣言”。韩国赶在奥运会之前实现了脱胎换骨华丽转身，总算在坎坷之后走上民主化道路，从此韩国民众再也不会面对军人的枪口，而“光州惨案”的元凶全斗焕卢泰愚也没能逃脱法律和正义的最后审判。
毛万岁常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人政权和强人政治是上个世纪最为普遍的丑恶政体。有很多政治强人与蒋经国的历史处境是相似的：比如袁世凯，他晚年曾对外人说，儿子们都不成器，无人可继伟业，所以他不愿当皇帝，像秦王朝那样短命有什么意思呢。但他最后的几步却走向了反面。再比如邓小平，他与蒋经国是当年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他甚至先于蒋经国发起了改革，但在蒋经国选择开放党禁报禁言论自由走向民主的时候，太后却畏缩犹豫，悍然出动坦克阻止中国民主的进程。再比如全斗焕，他为了维持专制统治，监禁无数正义之士，甚至不惜动用国防军屠杀光州民众，最后落得身败名裂。再比如金正日，不仅将朝鲜变成世界最大的监狱（地狱），还将朝鲜改造成了中世纪的金氏王朝。在中国纳税人的血汗供养下，金正日花费1亿英镑为金正恩建造皇宫。肥如巨猪的金正恩太子皇恩浩荡地宣称：3年后他将让朝鲜人民领略到什么是米饭，什么是肉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伟大的政治家戈尔巴乔夫才可以与蒋经国相提并论，而比起1980年代末期苏维埃帝国的崩溃与韩国的流血嬗变来，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似乎更加成功。从1951-1988年30多年间，台湾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蒋经国留下一个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台湾，更为难得的是从未出现贫富分化。
23年前的今天——民国77年（1988年）1月13日，一代强人蒋经国在落寞中病逝于台北。是日台湾，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台湾全岛，鲜花售罄，一支难求。1月30日公祭，台湾官方盖棺定论：“其任劳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呕心沥血者垂四十载，其所树立，实来者之典型。”很多年以后，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如此评价：“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适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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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词汇中，“悲情”二字系台湾独创。1944年，台湾作家吴浊流用台湾官方文字日文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当时的台湾在日本帝国统治下已经整整半个世纪，相当于两代人。小说写了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悲情”：他在台湾被日本人当做“中国人”欺负，他在中国又被中国人当做“日本人”和“汉奸”羞辱。很多年以后，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写了一首同名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在“二二八事件”中，有3万多台湾民众遭到刚刚收复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屠杀，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蒋介石政权以政治名义杀害4000多人，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达有14万人，将近100万人受到专制当局的政治迫害。大多数遭到迫害的“匪谍”其实都是一些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或者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还有糊里糊涂被构陷的小市民。
民国81年（1992年），“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民国83年（1994年），两千万台湾人终于在正义的抗争中，从被奴役和蹂躏的老百姓成长为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民国84年（1995年），“二二八事件”平反，政府正式向公民起义中死难者家属道歉。民国86年（1997年），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成立。民国96年（2007年），台湾“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成立。民国94年（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道歉。
在后蒋经国时代，康奈尔大学博士李登辉成为一个叶利钦式的新强人，他比蒋经国走得更远，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遗余力地推行“去蒋化”、“去党化”，甚至“去中国化”。李登辉挥刀自宫，在他任期届满之后，百年老店国民党第一次沦落为在野党。陈水扁弄权自污颜面扫地，脱胎换骨的国民党得以咸鱼翻身，重新上台执政，正如蒋经国生前所言：“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
当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结成的中国官商利益联盟，以“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制造出一个暴力恐怖笼罩的喝血社会时，今日之台湾已经实现了中国当局口口声声宣称的“和谐社会”：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没有城乡差距，没有贫富差距；没有富得挥金如土，也没有穷得沦为房奴蚁族；没有屈辱的上访，也没有暴力强拆下的悲情自焚。
无论是从人口、面积、地形甚至是轮廓来看，台湾与山西何其相似，只是台湾没有煤这种“黑金”。这两年山西以“等地震”和“毒疫苗”闻名。山西是中部最富的省份，悍马多如虱子，“亿元官”多如阴毛。上月洪洞警察王建勋被灭门，留下的家产就达3亿多。就在台湾将追回陈水扁藏匿在瑞士银行的黑金并将其判刑时，31亿资产的山西首富李新明成功出逃，他被誉为“第二组织部长”。靠着带血的黑金，山西当然富得流脓，但台湾比山西富10倍。台湾与山西的GDP比例是10︰1.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友好关系”，山西人却享受不到哪个国家的“免签证”待遇；虽然遭遇外交封堵，但台湾人依然拥有100多个国家的免签证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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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前的台湾有太多“悲情”和恐怖的话，那么如今的台湾则多有“愿景”和福祉。今日之台湾已不是某个家族或者某个社团的台湾，而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台湾，被誉为“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布什语）。如今，“裸体运行”的权力已经被关入法律的牢笼，郑智化所抨击的“贪官污吏一手遮天”已成往事，一个曾经做过总统的人因为贪腐，刚刚被法律判处11年有期徒刑。
2006年，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做了79年自慰式的喉舌之后关门大吉，中正机场更名为桃园机场，遍及全岛的蒋介石塑像被悉数拆除，蒋氏家族亦逐渐淡出台湾政坛，也没有形成在中国臭名昭著的“红二代”和“太子党”。蒋经国之长孙蒋友柏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信息管理系，与胞弟蒋友常创立橙果设计公司，年营业额超亿。2007年，外形俊朗的蒋友柏直言“我家人曾经迫害台湾人民”，对蒋氏父子的专制统治提出毫不避讳地批判与反省。早在半个世纪前，蒋介石就曾公开检讨：“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
30年前，“解放台湾”已成往事，一部台湾电影风靡中国，这就是《汪洋中的一条船》，这部“彩色电影”可谓是台湾历程的真实写照。与30公里宽的琼州海峡相比，台湾海峡要宽得多，130公里的浩淼汪洋足以使台湾这叶孤舟成为帝国眼中的化外之地，特别是在技术水平极为原始的中国古代。中国在秦始皇时代就进入海南岛，但直到朱元璋时代还没有进入台湾。当亚洲大陆的中国人已经进入火器时代时，困于小岛的台湾人几乎还处于原始的石器时代。
台湾进入世界主流是从欧洲人的全球征服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大明帝国为了清剿倭寇，曾一度进入澎湖和台湾北部沿海。当时的台湾被中国称为流求（再早之前叫夷洲），大约有10万左右的原始土著生活在岛上的从林中。他们被中国人称为“生番”或“猎头族”，骁勇好斗，以猎鹿为生，属于太平洋地区的波利尼西亚人种。
哥伦布之后的17世纪，荷兰人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后尘，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陆续征服了太平洋地区。所谓的征服，不过是在沿海设立城堡式的商业据点。17世纪初，荷兰人打败葡萄牙人后在台湾南部建立据点，称福摩萨（葡萄牙语意为美丽之岛）。时值中国大明帝国末期，人们这才将“生番”的台湾与“熟番”琉球国（今冲绳）区分开。可以说，荷兰人是台湾最早的开发者。在荷兰人开发台湾38年后，与倭寇和南明政权有着复杂历史渊源的郑氏海盗集团在琉球海域崛起，他们与荷兰“红夷”展开对台湾的争夺。在中国被女真鞑靼征服之时，台湾亦落入郑氏集团之手，荷兰人退回吕宋（菲律宾）。
如果说吴三桂的倒戈背叛帮助了鞑靼征服的话，那么郑氏集团部领施琅的背叛则直接导致大清帝国对台湾的征服。施琅征服台湾后，清廷的一些官员以大学士李光地为首，甚至建议将台湾送还给荷兰商人，以防止汉人据岛反清。康熙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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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300年前的台湾除过10多万山地土著部落外，来自闽粤的华人移民也不过10多万人。在维稳政策下，台湾设府，由福建省节制；台湾由郑氏封地变成了施氏家族的私人封地；清廷严禁大陆向台移民。康雍乾时代，帝国人口几乎翻了两番，迫于闽粤地区人多地少的压力，移民偷渡屡禁不止。100年后，台湾新增移民已经接近100万，来自福建的漳州人和泉州人成为移民主体，和任何喜欢内斗的中国人一样，他们之间也经常爆发大规模家族械斗。这种械斗最终引发了漳州人林爽文的起义，数十万人参与其中，台湾地方政府几近颠覆。为了平复这场席卷台湾全岛的族群仇杀，清廷几乎动用了帝国一多半军队跨海镇压。
在“家天下”的帝国语境中，只有皇权和百姓构成的“天下”，而无人权的世界，因此也不存在国家、主权和领土等概念。在风云际会的19世纪，大清帝国对领土的轻率也正在于此，因为它还不是一个“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台湾始终被天朝认为是“生番化外，未便穷治”的鸡肋之地。这种轻视懈怠自然引发了日本的长期觊觎。
19世纪末期，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帝国取得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的胜利，琉球和台湾相继都成为日本帝国的新拓疆土，随之开始了日本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其间，台湾人甚至加入“皇军”，参加了“大东亚圣战”，如著名的“高砂义勇军”。很多年之后，高金素梅多次赴日，要求去除靖国神社里的台湾人祖灵，而李登辉的长兄李登钦同样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1945年，日本帝国在战争中崩溃。中国重新收回了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日本化台湾。与兵火涂炭了半个世纪的大陆相比，50年和平环境下的高速发展使台湾的现代文明程度足以令人咋舌。在日本的惨淡经营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各方面来说，台湾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有些方面甚至超过日本本土。在整个台湾，儿童都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因此文盲率极低。无论城乡，几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这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景象在1940年代的农业中国几乎像天方夜谭一般不可思议。据说，一些大陆来的接收大兵竟然偷偷摘下台湾人的灯泡，然后拿回去粘在墙上，但灯泡却不亮，令这些“乡巴佬”好不郁闷。
如今再回头去看，“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导致事态失控，实际上暴露了台湾与大陆之间巨大的文化疏离与心理鸿沟。在这次事件以后的数十年中，退据台湾的蒋氏政权一边强力实行去日本化，一边大肆推进中国化，推广国语（大陆北方口音的普通话），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和中国历史教育，不惜以恐怖和暴力镇压台湾的独立主义和分离主义。
民国41年（1952年）开始，蒋介石把“保卫中国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政府工作重点。1960年代，在毛万岁发动清除传统文化毁灭文物的“文化大革命”时，蒋介石反其道而行之，亲自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建博物馆图书馆，使台湾的中国化达到高潮。更为难得的是，台湾深厚的教育根基使数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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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认为，台湾的崛起靠的是蒋介石从大陆运去的巨量黄金。其实早在蒋介石经营台湾之前，台湾就已经是中国最为富庶文明的地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蒋介石只是延续了这种繁荣和文明而已。与蒋介石的黄金相比，更具价值的是，强大的美国提供给了台湾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和开放的全球化市场，台湾正是依靠国际经济这个汪洋大海而成长为一条“小龙”。在这一点上，台湾经济与日本经济走过了相似的道路。同样，中国30年来的巨变，归根到底也得益于优势互补的国际贸易。相反，在毛万岁的30年，穷兵黩武的中国被遗弃在世界之外，沦为亚细亚的孤儿，只能螺丝壳里做道场，穷困潦倒自作自受。今日之朝鲜就是当初之中国。
台湾曾是中国最为原始落后的地区，但近代以来第一个50年，台湾先是在日本时期实现崛起，从而后来者居上；接下来的第二个50年，又在蒋氏父子经营下实现腾飞，成为中国人眼里的天堂。现在的台湾正进入第三个50年，享受现代文明的台湾终于行走在民主自由和法治的道路上。
与大多数历史案例一样，台湾的民主转型同样发生在物质富裕之后。当下中国在暴富的道路上正一路狂奔。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权利意识和民主诉求已经开始酝酿，并呈现出蔓延之势。但真正出现星火燎原的民主浪潮尚需多些时日。在没有实现普遍的富裕之前，只会发生革命，而不会出现民主。民主从来都是一件富人的奢侈品，它的前提是民众的启蒙。而革命只是民主的临时替代品，它是穷人的玩具，几个自命不凡的精英强人领着一群乌合之众的群氓就揭竿而起——“粪土当年万户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与台湾的美丽岛时代和韩国的光州时代相比，今日之中国是一个没有强人的平庸时代，也是一个勉强脱离温饱的后帝国时代，距离文明开放的现代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幸的是，天要亮的时候往往也是最黑暗的时候，平庸时代也是罪恶最为泛滥的时代，甚至连罪恶也变得十分平庸。在政治禁锢与暴力恐怖下，很多人的思想还停留在2000多年前，或者寡廉鲜耻作威作福如秦始皇，或者得过且过自怨自艾如孟姜女，或者彻底绝望盼望翻身如陈胜吴广，疯狂的革命者多，理性的民主者少，更多人处于集体无意识。对我们来说，启蒙时代还没有来临，迷茫而焦虑的人们正在追赶黎明前的最后一班列车。世界就在前面，而我们不想让这个世界将我们遗忘。
回看历史，常常看到一副鬼脸。如同龟兔赛跑的寓言，虽然我们曾经是一个不可一世的早熟帝国，但却睡过了头，醒来以后的世界已经不属于我们，我们沦为一群流着口水看客。如果回味昨天丰盛的晚餐不能果腹，那么就应当从现在开始关心手里的食物。帝国已成为往事，民主才是人类的共同未来。或许这就是现代的终点，而我们将是最后一个到达者。我们在咬着牙奔跑，每迈出一步，就离野蛮愚昧远一步；每迈出一步，就离文明现代近一步。
民主是一条由无数先进文明的国家胼手砥足披荆斩棘赴汤蹈火开拓出的道路。近代以来，这条道路已经更加坚实和宽广，我们只是踏着先行者的足迹前进而已，他们甚至就在你的身边鼓励，就在前面挥舞着鲜花等待。无论怎样艰难和坎坷，没有人能怀疑中国到不了终点，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别人能做到的，中国同样可以做到，更何况这只是一种追赶。
在半个世纪前，中国的理想是“超英赶美”；半个世纪后，中国已经从经济上实行了这个理想。但在政治上，这将永远成为中国的理想。在这条理想道路上，“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虽然迟迟没有动身，但至少有了方向，找到了道路。尽管自负者希望“100年不动摇”，尽管自私者希望“不折腾”，但没有谁可以阻止中国的出发，因为人们的目光早已经“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