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的中共，有两大内部危机难以应付，一是如何加大“维稳”力度，维持政局顺利渡过建党九十年“盛世大庆”，另一是如何在社会压力和内部博弈力量之下为二○一二年召开的十八大配备中央决策核心领导班子而不出乱子。这两大事端都很棘手，一旦应付不好就是两场灾难.

二○一一年：危机可能变灾难

建党九十年，武力夺取政权六十二年，歌功颂德，以假象美化执政史，势必不敢对频频爆发的民变过於强硬。基於维稳压力增大只能指鹿为马，既哄又骗，骗得一人是一人，骗得一天是一天，维持一时是一时，一旦多地同时爆发民变并难以控制时，每一起突发群体事件就等於点燃一根导火索，成为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自胡温上台以后就已经出现“脑死亡”徵兆（温克坚语）的中共势必面临内存不支、系统崩盘.

在民众眼里，当今的中共各级贪腐官员和军警如同两大“困兽”，无药可救，一旦不满足他们的兽欲，或者他们内部利益分配不均，分赃不匀，内部的分裂便不可避免，尤其是后者，即军警方面一旦腐败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或者利益刺激之下，使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等於释放了他们的兽性，他们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地吞噬民众及其利益，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甚至动辄会付出“流血”代价.从历史上看，暴力出道，又以暴力分赃，暴力维持，最后结果必然是死於暴力，就像历代专制王朝被更替的下场一样，其规律是依靠暴力推翻前朝上台的新执政集团，往往比前一个暴力集团更加暴力，镇压手段更加残忍──中国未来也要提防这样潜在的暴力推翻集团得逞。

智囊析中共遇“三大难题”

中共党内并非没有看到“不腐败亡党、腐败亡国”这一点，只是苦於毫无办法。据说前中共智囊团、中央研究室高官滕文生等人曾牵头组织、主持撰写过一个分析报告，其主要内容：一是指中共面临的权力贪腐问题，特权阶级胡作非为，从上到下的制度性腐败，谁也解决不了，中共自身没有能力解决就只能死，不是找死，就是等死；二是指中国当前较严重的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严重两极分化，由“官二代”、“富二代”对付“穷二代”，社会严重不公，中共解决不了任其继续拉大，结果难免社会动荡，可能因此失去政权；三是指社会上确实也没有一支共产党的替代力量存在，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宗教力量等组成民间社会如同一盘散沙，力量聚合不起来，各自为政，难成气候。根据这三点，中国确实应当有一个反对党，让反对党力量来稀释社会的压力，不至於让中国变成危险的炸药包。问题是，这个反对力量是从哪里产生呢？如果由已持有巨大政治、经济、社会庞大资源的中共内部或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分裂出来一个反对党，或反对力量，中国未来的震荡可能会因此减少很多，问题是谁来主导，能指望中共自我裂变或推翻自己吗？

当然，中共高层如同密室毫不透明，外人很难知道其确切的操作和决策情况，或许中共现任高层决策者没有担当，滕文生们或党内开放力量的意见被束之高阁，中共的难题依然没有丝毫解决的可能。依照胡温政权目前的维持方案，“三十年如一日”（胡锦涛一九八二年进入中委，连头带尾已有三十个年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改革或有心改变，所以改变的是社会，是民众，而不变的是他们。

十八大后“两太上皇”垂帘听政

中央为权，地方为钱，由中央权力垄断政府和地方卖地政府主导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是真正健康力量的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不敢政治改革，只提行政改革，担心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会失去执政权，而行政改革也不过是皮毛，其本意就是继续维持一党专政，继续高压维稳，让权贵利益集团吃完最后一顿“晚餐”──至少在中共十八之前保持表面稳定的现状。

十八大是中共核心班子换届，权力斗争必然加剧，除习近平、李克强之外，现有政治局常委都将退出决策核心，但是退出后的胡锦涛和前任江泽民，将使中共面临两个“太上皇”并存的局面，若两人都能“垂帘听政”，新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将更加无所适从并导致冲突和混乱加剧，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怪现象，是“三千年未遇之变局”，社会上的任何“给力”（胡锦涛语），对於胡温及接班人来说都是“不给力”，如此“困兽”既“困”别人，最后也“困”了自己。

按照滕文生等研究者所言，中国需要一个反对党、反对派的力量确实是当务之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是国际社会首次向中国民间“给力”，支持中国人以普世价值为自己的价值观，走和平演变之路。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危机就是缺失普世价值，而建立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这样符合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并不是颠覆这个政权，只是建立真正保障民治、民有、民享的现代化社会，使社会各基层都能享受到政治改革、经济开放的成果，使平民和精英都能在一个相对平衡和公平、平等的条件下博弈，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幸福而有尊严、有信心，从而避免再次走上政权暴力更替“翻烙饼”的老路。

中国的未来，就像百年中华民国在台湾走向民主化一样，才是正途──今天的台湾，就是明天的大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註：滕文生原是邓小平、陈云名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1989年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7年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后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1997年中共十五大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