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临近，当年的主角之一袁世凯也变成新闻出版界的热门话题。张社生继《绝版李鸿章》之后推出的第二部图文著作《绝版袁世凯》，就是其中的一部力作。该书采用大量来自外文报刊的图片资料、访谈记录，配以历史亲历者的日记文献和反思回忆，立体化地展现了袁世凯一部分的“绝版”真相。作为研究者，笔者阅读该书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献时，最为关注的是袁世凯留给后人的百年是非功过。
一、“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凡是1949年之后接受过政治教育的中国人，对于袁世凯的第一反应，大都是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遗留下来的政治标签。而在事实上，这样一个政治标签是不足以概括袁世凯复杂多变的政治传奇和人生迷误的。关于这一点，《绝版袁世凯》引用徐世昌的话说：“袁本想在清帝退位后，自为总统，故清帝退位诏中有‘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语。不料南京选举孙中山为总统，项城之总统且由中山推荐，此非项城之所逆料也。”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认为，“袁世凯究竟还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屠夫，他的恕道，和他的婆婆妈妈的行为，累得革命党对他失去了耐性，他自己因此也丢掉了金牌，……”
与袁世凯“婆婆妈妈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抢在他之前拿到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金牌”的职业革命家孙中山。早在回国之前，孙中山就已经把袁世凯当作政治期货，抵押给了英国伦敦的金融家：“北京周围的七个师是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创立的。因为他新近被北京政府降级，所以，这些部队对北京政府的忠诚度被大大打了折扣。虽然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并未达成任何约定，但我们坚信他们不会为满清政府卖命。……实际上也将保持中立。”
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谱》中，另有这样的介绍：英国外务部官员认为，孙中山是“理论性的与喜说大言的政治家”，要求本国银行拒绝向孙中山提供贷款。1911年11月16日，借款失败的孙中山得知上海方面已经着手组建临时议会，便通过《民立报》致电并不存在的民国政府，对于总统人选抢先发表意见说：“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
“黎君”指的是代理南方临时政府最高权力的湖北都督黎元洪。“袁”指的就是被清朝政府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11月24日，孙中山由法国马赛动身回国。12月15日抵达新加坡，当地的《海峡时报》以《孙逸仙博士将组织政府，攻击北京，绝无妥协可言》为标题，报道了孙中山“喜说大言”的个人预期：“即往上海组织临时政府。欧洲银行团允许：如孙获得独立十四省一致举为大总统，即可贷款协助中国建设。孙对北伐力主坚持，惟一妥协即皇室完全退出中国政治及北京，作普通公民。如不同意这点，即不惜流血牺牲直到攻下北京。”
12月25日，孙中山、胡汉民等人乘坐英国籍邮轮地湾夏号抵达上海。在此之前，南北双方的和谈代表已经达成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总统的秘密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公然违背南北协议，单方面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是由同盟会员占据压倒性多数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2月29日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才会于当天致电袁世凯寻求谅解：“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从1905年就追随孙中山走南闯北的胡汉民，曾经用三个字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孙中山的性格特点：“狼、大、快”。“狼”是粤语中所形容的敢于冒险，“大”是形容理想高远，“快”就是斩钉截铁不犹豫。
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即1912年2月12日，刚刚6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奉隆裕太后懿旨下诏辞位。2月13日，满心希望以租让东北为代价换取日本方面巨额军费的孙中山，在借款失败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呈，推荐袁世凯为继任总统。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以十七省共十七票的结果，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于当天给袁世凯发去贺电：“今日三点钟由参议院举公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地点定在南京。现派专使奉请我公来宁接事。民国大定，选举得人，敬贺。”
《绝版袁世凯》中还抄录有孙中山当时致袁世凯的另一份电文：“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同年8月29日，正在北京与袁世凯亲密交往的孙中山，在致黄兴电中进一步表示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由此可知，袁世凯继孙中山之后接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并不是出于孙中山心甘情愿的主动退让，更不是出于袁世凯窃国大盗的阴谋诡计，而是出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历史选择。
二、袁世凯的众望所归
《绝版袁世凯》中有这样一个小标题“想当年‘窃国大盗’是‘救世主’”，其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窃国大盗”袁世凯那么受欢迎？该书作者给出的答案是，袁世凯浑身确实有诸多好条件：
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于革命有功）。
其二，带过一支最好的军队（稳定因素的保证）。
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派（各省咨议局议员喜欢）。
其四，和清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贵指着他得到退位优厚待遇）。
其五，列强的不二人选（能保护人家在华利益）。
其六，能干（工作经验丰富）。
其七，受过不公正对待（为汉人受过）。
其八，人缘好（为他说好话的人多）。
其九，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最大公约数）。
但是，作为通过谈判妥协而不是暴力革命当选大总统的袁世凯，其合法性从一开始就遭到来自同盟会及国民党方面的不断挑战。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身亡后，以孙中山、陈其美、李烈钧为首的另一派热衷于暴力革命的国民党人，主动挑起“二次革命”，从而招来袁世凯的铁腕镇压。对内强横的袁世凯，面对并不十分强大的近邻日本，却表现出欺软怕硬的另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就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在公信力及合法性方面呈现出逐步递减的大趋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于同年8月23日向德国宣战。宣战后的日本军队并没有前往欧洲战场，而是联合英军抢占了德军统治下的山东青岛及其周边的整个胶东半岛。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总长陆徵祥等人，被迫与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等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中的“十二条”，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因此遭到最为致命的摧毁败坏。
三、众叛亲离的帝制闹剧
作为一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电视人，张社生对于当年的图片资料及新闻报道，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敏锐与执着。但是，由于人文知识的相对欠缺，他在文字叙述中留下了许多不应该出现的低级错误。在该书《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查‘革命’二字，老祖宗的字典里没有，据说是东洋货。但是‘革命’二字一经传入，立刻成了咱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我纳闷了，不是都说咱们是浸泡在儒教文化中的‘化民’？曾几何时，‘中庸’二字被走极端的‘革命’二字换掉了？”
事实上，“革命”二字并不是东洋货，而是中国传统儒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据说是传自周文王的《周易•革卦•彖传》中，就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经典表述。在西汉礼学家戴圣编选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另有孔子关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一段话，其中的“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意思就是假如专制君主不能像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那样，运用儒家礼教处理公私事务、维持社会秩序，就会被当作改朝换代的革命对象给推翻打倒。中国历史上从商汤王、周武王的改朝换代，陈胜、吴广“王候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起义，一直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一党训政，所遵循的都是正统儒教文化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说是公天下、救天下、打天下、治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汤武革命的老路子。
正是由于人文常识的严重匮乏，张社生替袁世凯辩护说：“试想，如果20世纪最初几年，‘群体’没有立宪的思潮，袁世凯不会贸然去充当那个‘立宪派领袖’。如果1911年，大半个中国的‘群体’都不想试试共和，他也不会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如果1915年秋，‘群体’没有厌倦了共和的吵吵闹闹，想‘老主子’了，袁大总统也不会去打造那把龙椅，‘洪宪’一回。说得明白点儿，民初的那些事儿和任何个人都没多大关系，全在那时的社会。后人看这段历史，别忙着贴标签。”
作者反对给历史人物贴标签是正确的；但是，像这样把个人责任完全转嫁给“群体”以及“那时的社会”的思维逻辑，所败露的恰恰是他自己顾此失彼、自相矛盾的价值混乱。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所宣读的誓词是：“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此志愿，率履勿渝。”作者在该书第236页中，抄录有袁世凯与朱尔典的谈话，其中谈到的依然是袁世凯的责任意识：“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还有文武各官，都说不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到了今天，全国都赞成了，我只有顺从民意。我现在是百分责任，自担八十分，而各部门将在一起共担二十分，按理而论，各部应担八十分。”
自以为承担着整个国家八十分责任的袁世凯，无论是此前充当“立宪派领袖”，还是充当拥护共和的临时大总统，都表现得理直气壮、理所当然。对于假造民意的帝制闹剧，他表现出的却是做贼心虚、言不由衷的患得患失、左顾右盼。尽管如此，他依然幻想着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情况下，通过假造民意、自欺欺人的帝制骗局，重新树立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合法权威。但是，在已经初步实现宪政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里，梁启超仅仅以一篇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揭穿了袁世凯违背宪法、背信弃义、盗窃国家、化公为私的真实面目。蔡锷在云南振臂一呼，便引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袁世凯连同他的洪宪王朝，很快在众叛亲离中烟消云散……
1916年6月6日，被迫取消帝制的袁世凯在总统任上因病去世。据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报道，临死之前的袁世凯向多年密友徐世昌坦白承认，自己于有意无意之中所犯下的一份历史罪错：“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局。我没有立志当皇帝。那些在我身边的人说人民渴望一个君主并且让我担当君主。我相信了，这才被误导了。”按照端木赐香《重读晚清六十年》一书给出的解释，袁世凯之所以会被误导，“坏就坏在老袁心里有‘贼’，这‘贼’就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中国小农特有的皇帝梦”。换言之，袁世凯称帝失败以至于众叛亲离的第一责任人，并不是张社生所谓的“群体”以及“那时的社会”，而是在已经初步实现宪政民主制度的中华民国里，公然开启历史倒车的袁世凯自己。
（张社生著《绝版袁世凯》，文汇出版社，201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