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45期）
第五章 当前关于转型路径的主张（下）
四、渐进主义的历史与理论渊源
4.1 两个“8-9-6-4”
有两个截然不同的“8-9-6-4”，一个是黑色的，另一个是光明的，它们都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的56天，红色中国提供了一个被扼杀的民主转型案例。大规模的学生、市民抗议带来了转型的契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了，在温和派的努力下，部分开放了媒体，并寻求与反对阵营对话、协商。但部分幼稚、激进的学生主宰了天安门广场的局势，街头运动变得无法节制，同时统治集团内部温和派领导人的不谨慎也激怒了还在观望的强硬派首领。
最终，双方都本应尽可能避免的流血发生了，长安街上响起了反人类的枪声。这是发生在北京的“8-9-6-4”，中国因此错过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还有一个“8-9-6-4”：同一天，瓦文萨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赢得了根据圆桌会议协议举行的议会选举。“女士们、先生们，1989年6月4日，共产主义在波兰结束了！”一位漂亮的女演员在舞台上宣布（注1）。那是苏东共产主义阵营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骨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都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最高统治者没有下令开枪，或者下令了，但军队、警察拒绝执行，历史改变了方向。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因此迅速地实现了民主化，并立即着手建立民主制度赖以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的大本营——苏联，其转型虽然是统治精英主动推行的，但转型还没有完成，国家崩溃、分裂了。苏联崩溃后，叶利钦在俄罗斯并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将建立民主体制置于优先地位，其经济制度转型的进程要比东欧、中欧国家曲折艰难。
北京的“8-9-6-4”结束了——被诬称为“动乱”的和平请愿运动，也结束了一个时代——纯朴而活跃、勇于面对未来、强调政治改革的80年代。镇压之后，知识分子面临的外部环境和他们内在的心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治集团清洗、整肃了内部的温和派，立法废止了宪法承诺的游行示威权利，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高调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似乎只有专制才能维持稳定、才能发展经济，如果实行民主就会乱、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在一段时间内，官方不再谈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甚至经济体制改革也停滞了。不过，到了1992年，邓小平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6-4”以后的知识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思考、重新出发的。
最初的一段时间，许多人都“有—种窒息感，一下子坠入没有边际的时间深渊”，“真的好像死过—次”（注2）。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们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乐观起来，因为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符合一个广为人知的理论——民主政治必须立足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上。
在“痛定思痛”之后，许多人对于自己曾置身于其中的80年代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认为80年代是幼稚、激进、浪漫的，是思想多于学术的。他们要求自己变得理性起来，以更深的学术积累，传播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思潮，阐释“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涵义和彼此复杂的关系，而在政治上却退却了，在政府明显比80年代更没有政治改革意愿的情况下，把希望集中到了政府主动改革上，而且几乎一致主张渐进改良主义。许多人对于年复一年“稳定压倒一切”的舆论宣传不以为然，但其思考却不约而同地打上了这一论调的烙印——既渴望转型又害怕转型，一谈到转型就联想到动荡、失序，强调要“渐进”、“有序”，假定那样就不会有“阵痛”了。
另一个截然不同的“8-9-6-4”也对9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我国许多学者的看法大概是东欧、俄罗斯的人们想不到的。当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瓦解的时候，“受够了他们（共产党）”（注3）的人们沉浸在欢庆之中，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随着经济转型的迅速启动，原本在危机中的经济大幅下滑，一些西方专家甚至担心会引发激烈的抗议、动荡，导致新生、脆弱的民主体制的破产。但人们，虽然不免沮丧，忍耐了——没有发生“激进的集体抗议、漫无节制的运动、大规模的罢工以及政治暴力”，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活是相当稳定的（注4）。
改革2-4年后，一些国家的经济开始从低谷反弹，1995年至1999年绝大部分东欧国家GDP平均增长率都超越了80年代，走上了稳步增长之路（注5）。民主宪政体制巩固了，经济转型也最终获得了成功。2007年，著名的“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发表了经济学家奥拉•哈夫里立辛（Oleh Havrylyshyn）的研究报告，总结了前苏东地区转型15年后的结果：变革快速、广泛的东欧国家要比变革较慢或只进行了有限改革的独联体国家，在经济增长、制度建构、吸引外资、贫富差距、减少贫困等方面的表现都明显要好，社会所承受的痛苦、付出的代价也更少（注6）。
但是，在西伯利亚以南的中国知识界，许多学者对于苏东转型的过程和成就并不十分了解，他们的看法总体上是相当负面、灰暗的。苏联的崩溃经常被简单地归结于改革速度太快。大量的学人，无论是官方的、投机的，还是有独立立场的，匆忙地得出了结论：苏东激进、快速的转型是灾难性的；还是中国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好，政治体制改革也最好是渐进的（注7）。
对于官方而言，苏东剧变是一场噩梦，宣传媒体对东欧人民自豪的、结束专制的抗议运动讳莫如深，将那里发生的一切统称为“动荡”，认为必须避免步苏东后尘，而知识分子们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近似的结论——不能走苏东道路。
归结起来，80年代最后一年北京城的呼喊与血光，留给许多人的不是悲壮的激励，而是沉重的打击。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本来是人类自由的重大胜利，但在西伯利亚以南的中国留下的却是阴影，挫伤了人们对转型的渴望，激起的是对转型的畏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发生了断裂、转向。
4.2 “激进—保守”、“革命—改良”
从90年代上半期开始，发生了一场关于“激进与保守”的争论，这是中国知识界思想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来源。不过，触发这一讨论的不是90年代的著述，而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1988年在香港的一次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余英时在演讲中阐明了晚清以降中国思想演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就是不断激进化——从主张西方政治制度，进而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从倡导政治改良到要求政治革命，到主张共产主义社会革命，最后发展到主张文化革命。余英时的演讲最后落在对80年代下半期比“五四”反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化反思热的反思上。在80年代末大陆知识界激烈的文化反思热正当高潮的时候，也许没有多少人会耐心倾听余英时的批评。但是，在“6•4”之后特殊的心态、氛围之下，余英时的演讲在90年代初传到大陆之后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注8）。
的确，余英时所揭示的不断激进化现象，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思考国家、民族的未来，具有很高的价值。非常明显，共产党人要砸碎一切、重建世界的极端的社会革命，以及“五四”和文化反思热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偏激、全盘的否定，是必须批判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特别是1949年以后，保守主义被彻底污名化，“保守”一词被等同于“愚昧”、“落后”、“顽劣”，一切激进的东西都被冠以“进步”、“觉醒”的名义而受到膜拜，整个社会的文化缺乏精神宽容和不同思想的激荡、制约。
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激进’和‘保守’应该在紧张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注9）。
然而，大陆知识界经过这场“激进—保守”的讨论之后，在“保守”获得正名的同时，“激进”却被污名化了。像过去一样，不少人陷在简单化的、“激进—保守”的二元对峙思维中，以“激进—保守”论是非，只是这次情形反转了过来：“保守的”是正确的、现实的、好的，“激进的”则是浪漫的、灾难性的，在理论上只反激进主义、不反保守主义。
在这一批判“激进”、转向“保守”的思潮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80年代影响很大的两位学者——李泽厚、刘再复1995年在香港发表的著名的《告别革命》一书。这一“没有严格的论述论据”、“只是表述看法”（注10）的对话录，却是知识界倒向保守的重要著作。李泽厚、刘再复说，“20世纪的中国，从上到下都太激进”（注11）。“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政治民主“远不是当今中国现实所急需”。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遵循“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的逻辑顺序（注12）。不过，对话录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告别革命”，正如其标题所显示的。华人学者张灏将历史上所发生的革命区分为“小革命”（政治革命）与“大革命”（社会革命）（注13），对“小革命”持同情态度。李泽厚、刘再复并没有进行这样的区分。
“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政权的激烈行动”。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对其充分反省才是最根本的反省，21世纪不能再革命了（注14）。“我（李泽厚）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这种革命方式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注15）。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的是一个大烂摊子，是一大堆无序的混乱、破坏。“辛亥革命未必必要”,“戊戌变法可能成功”。共产党仍然是有重要效能的支柱力量，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有另外的力量、机构替代它，“可以反对它，批判它，攻击它，但我不赞成打倒它，取缔它，摧毁它”（注17）。改良也就是进化（evolution）,是相对于革命（revolution）而言的,即“不是通过突变、飞跃、革命，而是通过改良、改革、积累而取得进步”（注18）。“法制、理性、渐进、建设”（注19）。“改良比革命好”（注20）。
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录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晚清发生的“革命-改良”之争再度被激活。尽管有不少人对于彻底否定革命并不认同，但“改良优于革命”显然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我也不赞成暴力革命，因为那样的时代已然逝去。然而，问题在于李泽厚、刘再复要告别的不只是暴力革命。他们还要告别突变、飞跃，假定不经历突变、飞跃就可以实现民主。他们只主张缓慢的演化、渐进的改革，其中还包含了一个未经证实的预设，就是不仅改良优于革命，渐进的改良也优于快速、急剧的改革（东欧的快速、急剧变革，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取的）。
李泽厚自述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了“法国式”与“英国式”不同道路之分，认为后者优于前者（注21）。的确，在进入90年代之前，一些知识分子就开始反思法国革命、推崇英国道路。但是，这一思潮的兴盛却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它构成了知识界思考政治转型路径的最重要的理论来源。
学者们热烈地谈论着英国与法国历史的不同。英国道路是经验主义的，法国道路是理性主义的或者理性的狂妄自负。英国的民主宪政是通过不断改革形成的，是在历史的岁月中逐渐演化、成长起来的。它的反面教材是法国革命，是法国革命的血腥、暴力、恐怖和动荡不宁。
我对学术界关于法国革命的不少这类反思也是认同的。然而，英国道路是否可以用“渐进改革”来概括，在此必须予以辨析。
4.3英国道路的迷雾
英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是漫长的，的确有渐进和演化的特点，但其整个历程却不能以“渐进改良”、“渐进改革”概括之。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英国人革命次数之多，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英国现代政府制度的发端可以追溯到遥远的1215年，那一年，一个要求国王尊重一系列臣民权利、自由的宪法文件——著名的《大宪章》横空出世了。但《大宪章》并不是国王自觉自愿颁布的，而是暴力革命胜利的果实。贵族们披坚戴甲，发动起义，攻陷伦敦，俘虏了国王约翰，强迫他签署了一份投降协议书，也就是《大宪章》（Magna Carta），又称“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 Libertatum）。
此后半个多世纪中，为了迫使国王们承认、尊重《大宪章》，人们又数次发动起义。特别应提到的是1263年爆发的内战，孟特福侯爵（Montfort）率领骑士在新兴市镇的支持下赢得胜利。1265年，蒙特福召开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直接选举产生的骑士、市民代表参加的大议事会（National Council），这是英国现代议会制的开端。在频仍的内战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战争并不是宪章、权利的可靠保障，而需要发展出相应的机构、机制。另一方面，君主们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驯化，认识到了遵守承诺、尊重臣民意见的“好处”。英国因此走上了向议会制政府演进的道路，议会的权力逐渐由弱到强、在政治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到了17世纪，随着封建制的日落西山，欧洲大陆国家走向了绝对君主制，英国的君主也想起而效法。结果是尽人皆知的：1642年，革命爆发了，7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1688年的“光荣革命”几乎没有流血，但依然是诉诸了武力的革命。受英国议会的邀请，荷兰执政、未来的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率军从西南登陆，詹姆斯二世闻风逃跑了。“光荣革命”后，议会的最高地位得以稳固，代议制、分权、司法独立的现代政制框架全面确立，英国成了一个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
英国从此告别了革命，但政治现代化没有停止。责任内阁制、现代政党体制逐步演化了出来；经过1832年、1867年、1884年选举改革，成年男性获得了普选权。然而，这些和平的演化、改革都是在现代政制的大本大原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发生的。在大本大原的确立过程中，每一次飞跃都是以刀剑开道的。
所以，从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全部历程看，所谓英国道路是“渐进改革”、“渐进改良”显然是一种虚构、曲解。如果较准确地概括，其路径可以说是“革命、改革，再革命、再改革，直至革命不需要了，然后深化改革”（注22）。
事情是如此明显，因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盛行于中国知识界的“英国渐进改革之路”的神话是如何产生的？答案就在于，学者们回避或淡化17世纪末以前的历次暴力革命，只强调“光荣革命”以后的政治发展历程。
一个较早的例子，是历史学家钱乘旦、陈意新1987年出版、销量很大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这本书归纳了三种政治现代化模式：英国的“渐进改革之路”、法国的“人民革命之路”、德国的“民族失败之路”。作者从1215年《大宪章》的颁布一直谈到19世纪中叶后普选权的逐步实现、20世纪50年代上议院的改革，但是却只根据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选举权扩大的历程，将英国模式归结为“渐进改革之路”，强调说“英国通过三百年演变，和平长入现代社会，走了一条渐进改革的路”（注23），“光荣革命”以前的历史消失了。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像是钱乘旦、陈意新这样以偏概全，似乎并非空穴来风，而源于对西方学者的匆忙解读或简单搬用——不少西方学者也经常提到英国的民主化是渐进的（注24）。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但在西方学者那里，所谓“英国的民主化”，指的主要是19世纪亦即从1832年开始的选举权的逐步扩大过程，中国学者却将这一表述含糊笼统地解读成英国政治现代化的总体路径。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在于对这一语境中“民主”的理解。一提到民主，中国学者想到的是整个现代政制架构，西方学者指的是现代政制的一个维度。在谈到“英国渐进民主化”时，他们指的是现代政制框架基本成形之后英国在一个更小的领域政治发展的历程，而不是其整个政治制度是在没有经历暴力革命的情况下逐步改革形成的。
在西方人看来，“光荣革命”形成的虚君共和政府虽然包含了民主的成分，但由于没有建立在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之上，仍然是不民主的。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大量脱离了土地的中产阶级和劳工群体没有选举权，英国的政治生态是非常不民主的，所以还存在政治民主化的问题。但这个民主化，不是“大民主化”，而是“小民主化”，是在总体政制、宪法框架不变的前提下的民主化。与“大民主化”相比，“小民主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相对低得多，因为过去的革命造就了一个开放的政治系统，具备渐进改良的制度条件，不必改变整体制度框架就可以吸收新兴政治力量。
可以从英国政治现代化之路中得到什么教益呢？英国的宪政民主之路特别漫长是可以理解的。从中世纪到16世纪荷兰革命之前，君主制在西方思想中似乎具有天然的正确性，占据着绝对的正统地位，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对于人们是难以思议的。英国的宪政主义、代议制政体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从13世纪开始发祥的，没有蓝图、没有计划，经过多次革命，到17世纪末，才完成从君主制政府向代议制政府的转型，后来又经过渐进改革，完成向大众民主政府的转型。“光荣革命”后不久，英国的自由政府制度就成为世界的榜样、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渊源。但是，虽然人们可以学习英国的自由政府制度，却不必要也不可能复制摹仿英国的政治现代化路经。
英国的道路是与英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紧密相连的，今天的时代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精神氛围都与历史上的英国大不相同。今天，在已有样板的前提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现代民主宪政制度框架，而不必像英国一样在黑暗中经历没漫长曲折的抗争探索、逐步形成自由政治制度框架。今天的时代，平等已成为人们共信的原则，也没有理由像英国一样经过多次改革将选举权扩大到全体国民，逐步实现民主化。
英国自由政府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但其发展路经是独特的，并不具有典型性。当代民主转型研究之父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就认为，在探讨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时，英国及其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并不是恰当的案例（注25）。我并不是说英国道路没有任何可供我们吸取的地方。英国道路虽然有独特之处，但依然包含了重要的教益。无论在18世纪前革命的时代还是以后的渐进改革年代，英国的政治现代化都是社会力量、掌权者之间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这是尤其不应忘记的。
工业革命之后，人们运用集会、结社、媒体为实现普选权进行了不懈抗争。1832年选举改革之前公众情绪相当激烈，由于改革法的通过，才使英国避免了一场革命。所以，还不应忘记的是，英国是在自由政府整体框架建立之后才走上渐进改良之路的，一种开放的政治制度框架的确立为渐进改革铺平了道路、提供了表达平台。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国一些学者一个思想混乱之处就在于，在民主制度整体框架建立之前主张渐进主义，却不能以渐进的心态看待转型之后新生民主体制的幼稚、缺陷。你经常看到一些人将民国初年政坛的纷乱归结为转型太快、条件不成熟，想象着如果通过渐进改革实现转型就可以避免那些现象了（注26）。当看到台湾立法院内的纷乱时，他们同样怀疑台湾是否具备了民主的条件，甚至认为华人文化不适宜于接受民主（注27）。他们太急于为渐进主义寻找依据，以至于不能认识到，新生的民主共和政府需要一个成长或渐进改良的过程。在真正需要渐进主义心态、渐进主义已然成为可能的时候，他们抛弃了渐进主义，变成了急躁主义，并反过来以这种肤浅的、自相矛盾的解读作为主张渐进主义的论据。
不仅对于英国道路的扭曲性解读深刻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下面将看到，与英国有密切关系的保守主义，以及与保守主义有密切关系的20世纪英美自由主义，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也极其重要。
4.4 保守的自由主义
现在就来讨论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中的保守主义。这里要提出“9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概念，因为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并非始于90年代，但与80年代思想差异明显、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其基调、表述在90年代就形成了，90年代以后的论述没有新意、是不重要的。
90年代的自由主义对于民主、自由、宪政等概念的认识超越了80年代，但在精神气质上是退却、保守的。它认为自己承继、传播的是英美传统，是经验主义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但正是这一自认为找到了正宗的自由主义，为渐进主义提供了最有影响的学理论证，似乎不赞成渐进主义便不是自由主义。
重新认识、解读西方保守主义，是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主要的特征之一。熟悉政治思想史的人知道，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奠定了西方保守主义的原则。柏克推崇传统，反对发生在法国的暴力革命，反对深刻影响了法国革命的理性主义。法国革命试图根据抽象的哲学原则，破坏全部传统以重建整个社会，“改变思想、法律、道德，……改变人、事物、语言……摧毁一切，是的，一切，因为一切必须重新开始”（注28），这正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先声。柏克在法国革命发生后不久就敏锐地觉察出了这一精神气质的危险性，可以说是反对现代世界极权主义的先知。可是，长期以来，深刻影响了法国革命者的卢梭在中国备受推崇，反对法国革命的柏克却被污名化、不受重视。进入90年代后，在反激进主义思潮的激励下，以及随着对西方学术界关于柏克研究的接触的加深，中国学术界也重新认识、解读了柏克及其开创的保守主义。
一个相当有影响的观点是，保守的柏克与自由的柏克是同一个柏克，保守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分支。著名学者刘军宁写道：“柏克的英国保守主义是要维护英国传统的自由”，“没有自由的传统，就没有英国的保守主义”（注29）；“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自由的传统”（注30）；“保守主义在根本上是人类自由主义大传统的一部分。”（注31）
关于柏克的保守主义是否可以定格为自由主义的一个流派，对其详加讨论已超出本文范围（注3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包含了敏锐的洞见、永恒的智慧，但他的批判显然缺乏对法国社会状况的足够了解，也完全忽略了法国君主专制的压迫、暴虐（注33）。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柏克之被定义为思想史上的保守主义者，不是因为他否认自由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不只推崇自由的价值（他还推崇传统、宗教等），更是因为他对于变革的态度。保守主义者并不一定反对变化，保守主义的定义性特征是反对快速、剧烈的变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lich A. Hayek）就将保守主义定义为“反对急剧变革的态度”（注34）。作为保守主义的鼻祖，柏克生活在“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他立足于英国的政治传统与现状，谴责法国革命，反对突变和飞跃。他强调历史的连续性，持一种演化主义的历史观，主张渐进改革的发展路径（注35）。
他的这种观点在“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一个仍然是专制统治的国家，评判这一主张的政治价值时，却不能回避本国的现实，也不能只看到柏克对法国革命批判的合理性，还要看到更多国家的经验——绝大多数自由国家在结束专制走向自由的时候，都经历了革命、突变和飞跃。
哈耶克是另一个对于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影响特别重大的西方思想家。哈耶克将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捍卫人类自由、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上。40年代，西方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前途缺乏信心，哈耶克写下了其成名作《通向奴役之路》，警告如果引入计划经济，结果将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他继承了柏克的演化主义历史观，复兴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提出了“自生秩序”（spontaneous order）、又称“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的概念，以批判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所谓“自生自发秩序”并不是离开人们行为的自然秩序，它也是人的行为的结果，但却不是人类设计、强加于社会的秩序，而是人们在交流交易中所形成的规则、从社会内部逐渐演化产生的秩序。社会的演化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其发展方向是不可预知的。与自生秩序相对立的是一种错误的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ic rationalism），它试图对社会实施整体控制、根据理性原则来设计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没有效率的，因为知识、资讯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是少数中央计划者所不可能充分收集、掌握的；也是危险的，因为会导致国家权力的扩张，并使得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注36）
哈耶克的著作在90年代被大量引进到中国，其“自生秩序”概念风行于知识、理论界。对于红色中国而言，传播哈耶克自生秩序思想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吊诡的是，这一原本为了反对计划经济、极权主义的概念，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却给思考民主转型路径带来了混乱。一些人不仔细阅读哈耶克的著作，不辩析自生秩序所适用的领域，想当然地将其拿来主张逐步演化、渐进发展的政治转型路径（注37），似乎不经历突变飞跃就可以演化、渐进出一种民主宪政制度。其实，在哈耶克那里，自生秩序并非无所不包。
哈耶克的核心关注在于自生秩序，但他还区分出了一种不同的秩序，就是“组织”（organization）。“根据事先的计划安排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秩序叫‘组织’”，哈耶克说（注38）。组织处于市场、道德、习俗等自生秩序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的包围之中，但并非不重要。“如果强调扩展或者说宏观秩序的自生性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宏观秩序中刻意的组织从来就不重要，那将导致误解”，哈耶克写道（注39）。在多种多样的组织中，政府组织无疑是最庞大、显著的。尽管政府制度的运作也需要自生秩序的补充，但即使是哈耶克，他也不会简单化地用“自生秩序”概念来说明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民主转型的目的不是为了重建整个社会，只是要建立权力受限制的自由政府制度。政府制度主要是建构的，却并不属于哈耶克所反对的建构理性。自从英国提供了代议制立宪政府范例之后，所有自由国家的宪法都是舶来品、带有理性设计的特点。基于其秩序分类学，哈耶克没有否定政府制度的建构理性，他本人就构想了一个自由宪法模式，以期弥补民主政治的缺陷、更好地实现法治（注40）。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是又一个对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有着强烈影响的人物。他是与哈耶克齐名的、20世纪反极权主义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批判了历史决定论即认为科学可以认识历史发展规律、预言人类未来的思想，以及与这一思想紧密相连的“整体或者说乌托邦社会工程”（holistic or 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而主张以符合人类认识逻辑的“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改良社会。整体或者说乌托邦工程“目的在于根据一个明确的计划或蓝图再造整个社会”，与此相对，零星社会工程师，无论他是否怀有对社会作为整体的某些理想，总是“努力作出一些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其目的”（注41）。整体工程是不科学、不理性的、反民主的。社会作为整体并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只能研究社会的某些方面、某些事实。重建整个社会的效果是难以预计的，人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制定这样的计划。改造整个社会将给许多人带来不便，人们中间势必存在激烈的分歧，革命者们会选择压制批评和不同意见，以威权方式推行改造计划。一旦走上这条路，他们此后也不能容忍对于缺点、错误的批评。最终，他们极可能会形成一个新阶级，新社会的新统治阶级、新官僚贵族，他们会掩盖这一事实，用革命的意识形态为其权力辩护、稳固自己的统治。
与整体、乌托邦工程不同，零星社会工程是科学、理性、民主的。零星工程师的心态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他知道自己的知识非常有限，人们只能从错误中学习。其方法是试错的，允许反复的试验和继续调整。它寻找和对治社会最严重、急迫的弊病，而不是追求社会最大的、终极的美善，也更容易得到人们的支持。零星工程不会导致权力的集中。其成败更容易评估，即使失败了，也不是大错，能容忍人们自由讨论。（注42）
波普的政治哲学在80年代末开始传入中国，90年代以后才流行开来。与哈耶克的经济、社会理论一样，波普这一反极权主义、捍卫自由民主的学说，对于批判49年以后中国的乌托邦工程当然是重要的，但同样吊诡的是，它也被用来反对快速的民主转型（注43）。结束专制、建立民主被望文生义地当作了整体工程，被认为应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部分缓慢推进。而在波普那里，“整体社会工程”并不泛指所有重大的变革，“整体主义”（holism）特指将社会当成整体对待、探究的方法，“整体社会工程”也就是乌托邦工程。
波普毕生都在捍卫自由民主制度，从来不曾将建立民主宪政当成整体工程。仔细阅读其著作就会发现，波普并不认为可以通过渐进改革终结专制、建立民主。在1944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他写道：“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实现合理改革的惟一途径，是以暴力推翻政府并引进民主政体架构。”（注44）只有在民主政体架构建立的前提下，理性的机构、体制改革才是可能的（注45）。
不过，波普的核心关注不是如何建立民主框架，而是在民主框架已经存在的前提之下，找到一种既可以改良社会、又不会破坏民主的方法（零星社会工程）。所以，他的自由主义缺乏一种政治发展理论（注46）。他只是附带论及了政治革命。顺便说一句，如果波普在写作时知道非暴力政治抗争的力量，以及目睹了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他就不会认为只能以暴力革命推翻专制了。
1998年被一些人界定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一年。那年底，著名学者朱学勤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宣布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了公开言说。朱学勤这样界说自由主义：“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注47）这一界说将渐进演化的变革观置于优先地位、视其为自由主义的定义性特征，似乎不持渐进、演化的变革观，就不是自由主义。
朱学勤高扬演化主义和渐进变革，显然直接源于对哈耶克和实际上并不太保守的波普的解读，而远承保守主义的开山祖师柏克。那么，他如此界说自由主义，在知识界有多大的代表性呢？我并不打算断言我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是渐进改革主义者或者退却到极点的演化主义者，但是以哈耶克、波普为代表的20世纪英美自由主义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影响的巨大，却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独立学者王立雄曾这样写道：“我知道眼下思潮对制度设计普遍反感。波普尔（K. Popper）对总体论的批判及其‘零碎工程学’基本成为大陆思想界学界共识”（注48）。虽然我并不赞成王力雄设计的没有任何经验基础、与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很不相同的“民主”方案，但是他对哈耶克、波普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的描述却是准确的。
没有疑问，哈耶克关于自生秩序的阐释、波普关于整体工程的批判，对于反思1949年以后中国的极权主义是宝贵的智识资源。但是，他们的理论中所包含的演化主义或渐进改良主义是否可以解释为自由主义特别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定义性特征，尤其是，是否可以当作解构极权、专制的路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本文前面提到，在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实行快速、急剧经济变革的国家要比变革较慢和不彻底的国家成功，这表明解构与自生秩序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选择渐进主义未必明智。本文刚才的分析还表明，自生秩序、整体工程的概念并不适用于终结专制政府、建立民主架构的政治变革，以哈耶克、波普为依据来主张渐进的民主转型路径是建立在对他们的片面解读与滥用之上。
从这个角度看，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既没有严肃对待其西方智识资源，也没有严肃对待中国还没有终结专制的现实。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否定它在传播自由民主价值方面的显著贡献，但其在建构理论、公开言说时存在的轻率和盲目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西方自由主义谱系看，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虽然自称是英美自由主义，却不是恰当解读的哈耶克、波普等人的20世纪英美自由主义，更加不是17、18世纪主张革命的约翰•洛克、撰写《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美国宪法的詹姆斯•麦迪逊等人的英美自由主义。回顾西方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曾与王权主义、保守主义相对立，积极要求改变现状，是激进的。随着社会主义、极权主义的兴起，它反对人为设计、改造整个社会，只赞成渐进的改良和演化，变成保守的。
这种保守的精神气质，在已经拥有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些地方并不需要大变革，可是在仍然面临着解构极权、专制艰巨任务的地方却是不适宜的，因为那里需要大变革。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不分时间、场域地拥抱了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中这种保守的精神气质，使自己变成了一只跛脚鸭。
顺便还说一句，柏克开创的西方保守主义对于当下中国特别有价值的是其对于传统、宗教的态度，而不是其渐进主义。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得益于重新认识了保守主义，相应地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态度也开始变得理性一些，但是今天依然有不少人没有从“五四”到80年代末以来激烈的反传统情节中摆脱出来，不愿意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生命与自由的价值，未能认识到仁义廉耻等传统道德对于自由社会的重要性。换言之，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对西方保守主义的吸收侧重于其政治方面，而政治保守主义则恰恰是最不适合当今中国现实的。
本文第三章说过，渐进主义者的一个重要考虑是策略，认为只有提出较低的要求统治集团才有可能接受，才是现实的。从这个角度看，渐进主义是一种无奈主义。但是，事情并不止于此。自由知识分子的学理论证使使渐进主义获得了理论上的正当性，成为一种被人深信的、自觉自愿的政治发展观。这是因为自由主义比官方意识形态更有吸引力，它的解释更容易赢得信任。
然而，上面的分析表明，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对于渐进主义的学理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并且它其实是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发登场的保守主义。自由的渴望与保守的精神纠结在一起，是当今中国知识界的基本特质。
在一个需要大变革的时代，如果保守是思想的基调，大变革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保守主义并不一定反对变化，但其精神气质却绝对不是积极进取的。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必须有一种积极、大胆的政治发展观。这种积极、大胆的精神，可以在当代发生的、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中找到，也可以在英美革命时期的近代共和主义、古典政治自由主义中找到（注49）。以民主转型而言，中国知识界从柏克的保守主义、哈耶克的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中去寻找资源，是投错了门。哈耶克、波普都没有建构一种政治发展理论,尽管他们的学说与民主转型的大变革并不矛盾。
上面阐释了90年代以来渐进主义的历史、学术背景，分析了其历史、理论依据。分析表明，渐进主义者们对于苏联东欧的急剧转型所下的负面结论是匆忙的、站不住脚的；以遥远的英国道路、当代的哈耶克等英美自由主义者为依据，是基于对英国道路、哈耶克等人的片面或者说扭曲性解读。简言之，盛行于当下中国知识界的渐进主义实际上是从错误的依据得出的错误的结论。下面将讨论渐进主义的政治后果，以结束对渐进主义的集中批判。
五、渐进主义的政治后果
渐进主义的不良政治后果是多方面的，这里着重从民主转型发生的角度讨论。渐进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观，也是一种心态、一种思维方式。前面说过，渐进主义者们，除极个别例外，普遍回避要求开放党禁等民主转型的关键性变革，因为他们认为统治精英们不可能同意。在他们看来，只有提出低限度的、不涉及现制度根本原则的要求，才是现实的。然而，一个并不难明白的道理是，如果不提出民主转型所需要的关键性变革，那么民主转型就更加不可能发生。你连要求都没有提出来，他为什么要改？醉心于与民主转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小改小革，不要求尽快开放党禁、不要求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这正是渐进主义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后果之一。
在专制制度已经散失了正当性、不再被人们所认同的情况下，由于这种无原则的退让，渐进主义大大缓解了专制政府的政治压力，消解了对于民主的呼声。当然，可以理解，发出要求开放党禁等重大变革的声音是不容易也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多一些像贺卫方、张博树、顾晓军那样的学者（注50），风险也就降低了，言说空间就会扩大，一种要求转型的舆论压力就会形成。而渐进主义妨碍了这种舆论压力的形成。
民主转型的发生并不能靠要求的可怜、卑躬屈膝而换来，几乎没有例外——盟军占领下的德国、日本除外——是社会与掌权者之间博弈角力的结果。渐进主义将希望寄托在依靠政府单方面的点滴改革上，因而，它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人们消极、被动地等待。多少年来，许多人就是在等待、盼望中度过的，等待盼望着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出现。当一届领导人让人失望的时候，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下一届领导人身上，不知道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希望。人们太在意领导人的姿态，哪怕仅仅是语言上一点含糊其辞的新提法，也会被过度猜测解读；太在意政府的任何“开明”之举，哪怕是显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伪改革，也会受到过度的赞许、吹捧，沉浸在与民主转型的想象的联系之中。
渐进主义不仅为统治精英玩弄语言游戏和进行种种规避、对抗民主转型的伪改革提供了接受、容忍空间，也为他们进行这类伪改革拖延时间或干脆不进行任何调整、停滞不前以及给体制内学者为此进行辩护提供了理论依据。你经常听到一些领导人说“民主需要一个过程，应当循序渐进”。这就是他们对不进行改革所作出的解释。
过去30年明明是拒绝真正的民主改革的历史，却被俞可平、周天勇、徐湘林（注51）们说成是中国一直在进行“渐进政治体制改革”；过去30年——就政治制度而言——明明是知错不改的历史，却被保守到几近病态的萧功秦美化为“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注52）。渐进主义在中国已然成为知识分子的鸦片，许多学者一方面借此表达了对与民主的向往、不受良心谴责，另一方面又迎合了政府、获得了免受打压乃至跻身学界显贵的机会。
不过，这一集装箱鸦片对那些被动吸烟者影响更大——渐进主义还有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它一再渲染开放党禁、全国大选不仅在目前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会导致动荡混乱，有意无意与统治集团“稳定压倒一切”的宣传交相呼应，使人们对民主转型没有信心、处于想象的恐惧之中。以渐进主义反对尽快开放党禁、举行全国自由选举而言，它是反自由化、反民主化的，但渐进主义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种反民主转型的主张。它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萎靡人的意志、精神，使人没有面对大变革的决心和勇气，都变成“现实的”、“策略的”、不积极争取未来的封闭的个体。一个民族的心态史也就是其政治史。我写这篇论文，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人们的心灵能变得积极、开放、刚强、勇敢起来。
为了有助于评判当下中国保守、畏缩的渐进主义能走多远，这里要介绍两个也声称奉行渐进主义、站在十字路口的国家。它们一个离我们不远，另一个是文明古国。首先要介绍的是前苏联联盟共和邦土库曼斯坦。
在独立前，土库曼斯坦共产党领导人抵制了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改革，虽然举行了“共和国”总统直接选举，但不过是苏联传统风格的“选举”，而不是有多个候选人的竞争性选举。在从苏联解体中获得独立后，土库曼斯坦统治精英们也声称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他们说，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所启动的变革“导致或加剧了经济困境、政治冲突、社会不稳、族群紧张，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战争”，所以土库曼斯坦应该遵循一种“慢速的、演化式的改革路径”，从而最终实现民主而又避免这些混乱不幸（注53）。“稳定高于一切”，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们说（注54）（像中国领导人）。共产党在土库曼斯坦被更名为“民主党”，但是今天这个国家仍然是从苏联的崩溃中独立的国家中改变最少的，在“自由之家”的评估中，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比中国的排名还靠后。其经济体制仍然类似于苏联时期的计划体制，政治制度是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独裁体制。媒体充斥着对总统尼亚佐夫的赞扬，这位“土库曼的领袖”，以全民“公决”延长任期，或以90%甚至接近100%的得票率“当选连任”。在谈到政党问题时，尼亚佐夫说，不应该引进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政党“应该是自然成长的”（注55）（有点像周舵的观点（注56）。在时间的河流中，土库曼斯坦以渐进的名义停滞了。
现在让我们把眼光转向中东，那里有一批国家声称在走渐进改革之路，埃及——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其中最著名的。在80年代，刚上台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表示要逐步实行民主，推行过相当显著的政治自由化：释放政治犯，允许媒体批评政府官员；在1987年的议会选举中，反对党赢得20%的席位；非政府组织增加了数千个。然而，此后不久，风向变了，“去自由化”（deliberalization）发生了:重新开始控制，操控扭曲选举，打压反对党，关闭报纸，监禁人权活动者，破坏民间组织，等等。人民的自由被缩小，穆巴拉克的自由扩大了。（注57）穆巴拉克每次都以90%以上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执政党总是能“赢得”80%甚至95％以上的议会席位。与埃及相似，中东还有一些国家，例如约旦、科威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注58），在过去20多年中也经历过自由化，然后出现倒退、停滞。渐进主义在这个地区已成为停滞不前的代名词。
这些国家所实行的是“策略性的自由化”，目的在于缓解压力延续威权统治，而不是民主化。它们在政治学上被称为“自由化的独裁统治”（liberalized autocracy）或“独霸性选举威权政体”（hegemonic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注59）。对此，本文后面在讨论中国当前政体的类型归属时还会涉及，这里要说的是，以当下知识界的渐进主义回避开放党禁等重大变革、不要求自由化或只要求有限的自由化而言，它要进展到霸权式选举威权政体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政治转型在中国得以启动，以渐进主义中强烈的威权控制特质，前景也很可能是独霸性选举威权政体而不是自由民主政体。独霸性选举威权政体很可能会倒退或长期停滞不动，因为小步幅的开放更容易被取消或止步不前，亦即不向任何方向转型（注60）。（本文上面关于埃及的文字写于若干个月前，当即将提交发表的时候，埃及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2010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在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中倒台。我觉得没有必要对这段文字进行修改，因为正好可以提供一个关于埃及的较完整的故事：
埃及在经历了中国知识界的渐进主义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渐进改革后，陷入长期停滞，不向任何方向转型，最终不得不经历一场革命而启动转型。不管你是否相信，几个月前写作时我曾想到，在埃及和其他一些类似的国家，要真正启动民主转型仍然需要一场非暴力革命。）
现在对知识界盛行的渐进主义的精神气质作一总结。90年代以来，在经历了1989年的沉重打击之后，知识分子们重新出发，继续在艰难的环境下热情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一方面，知识界一直对于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不满，为政治改革的迟迟不能启动而焦虑，另一方面，许多人对民主转型的发生机理认识不清，而且对民主转型的心态是矛盾的。他们的一个核心考虑是策略，试图以低限度的要求说服或者说诱使统治精英开始政治改革，为此回避开放言禁党禁等重大问题，幻想着只要小的改革开始了会进一步引起大的改革。同时，他们又对民主转型的大变革忧心忡忡，担心会出现大的动荡、冲突，反对尽快开放党禁、全国大选。
正是这种自以为“现实”、“策略”和不自觉的自相矛盾，使得他们关于政治转型的总体主张与民主转型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具有反民主转型的特质。可以说，以回避开放党禁、全国选举等整体性变革而言，当代中国知识界盛行的其实是一种伪渐进主义。这种渐进主义（或许个别像张博树那样的学者的主张除外），由于所提要求的退让、不得要领，与民主转型之间实际上只有想象的联系；它试图通过回避、无限期延迟民主转型所要求的关键性变革而实现民主转型，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了。
过去20余年来，统治集团一直在反对“和平演变”也就是民主转型，知识界主张缓慢、渐进的改革，回避、反对尽快进行整体性的大变革，实际上与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有暗合之处、异曲同工之妙。不妨说，过去20年来，许多人，尽管也许是不经意的或者完全是善意的，却的确与官方之间有一个“共谋”，共同营造了一种反民主转型的舆论、精神氛围。这无疑是非常严厉、尖锐的指责，所以，在此重申一遍，我丝毫无意否定过去20年来知识界传播自由民主等价值所作出的显著贡献以及开拓言说空间的艰难，但知识界，特别是自由主义者，必须检点自己的言论，必须善于自我批判，因为知识精英对于中国未来负有特殊的责任。
还要看到，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自称是经验主义的，却并没有认真研究经验、严肃对待经验。学者们虚构了“英国渐进改革道路”的神话，假定“如果不发生辛亥革命，是有可能通过渐进改革成功实现民主宪政的”，以虚构、假定为“经验”来论证渐进主义。由于资讯的封锁，也由于学者们自身的原因，长期以来知识界对于发生在当代的、与中国“改革开放”差不多同时拉开序幕（注62）的第三波民主化，却并没有给予充分了解、研究。渐进主义就是在这样不严肃对待经验、不认真研究经验、沉湎于空想的状态下产生和传播的，其主张者们实际上没有提出过一个恰当的案例来作为经验依据。
在一个需要大变革的时代，保守主义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取得了主导地位。历来的民主派都要求快速民主化，但是当代中国的民主派却反了过来。渐进主义通常是拒绝改革的独裁者的借口，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却高举起来了这一旗帜。他们一方面渴望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又在真诚地呼吁政改应该“慢慢来”。本文在此断言，渐进主义是一个浪漫而有毒的玫瑰梦（注63），尽管无数的人声称它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最现实、最优越的路径。
本文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当今中国作为一个兼具极权主义色彩的威权主义国家，在民主转型发生之前不可能有具有实际意义的制度、机制改革（注64），当民主转型发生的时候，变革将很可能是快速的，像绝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一样。
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对于民主转型而言，精英人物的选择、战略至关重要。如果精英人物们的主导精神是保守的、强调威权控制的渐进主义，即使出现转型的契机，变革的机会也可能会散失；转型即便开启了也可能会出现反复、然后或许陷入长期停滞，像一些中东国家那样，不向任何方向转型。当然，不向任何方向转型还不是渐进主义可能会导致的惟一后果，对此，本文后面还会在适当地方进一步讨论。
至此，本文已基本完成对于渐进主义的批判。渐进主义的影响如此之深，本文的批评或许不少人不容易接受。“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但是，一种有利于民主转型的精神、舆论氛围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认为，无论是为了启动还是完成民主转型，思维方式都需要从“渐进改革”转变成“民主转型”。下面将提出一种不同于当下渐进主义的转型战略，为了便于理解，我称其为“大转型理论”。我将主要探讨变革的内容和顺序，同时也兼顾动力机制、转型模式等重大问题。
读者将会看到，那种以为只有小步幅、缓慢的改革才能平稳、有序地实现转型的假定是不成立的。在政治改革已经开始、政治控制松动的情况下，如果改革步伐太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分裂、解体之虑的国家，是尤其危险的。慢的未必是稳的，快的未必会乱，情况更可能正好相反。只有奉行一种有着强烈时间意识、及时进行重大变革、先后顺序得当的战略，才能比较平稳、顺利地实现民主转型。
（未完待续）
注释
1、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Cambridge in Association with Penguin Books, 1990, p45).
2、刘再复的一段表述体现了许多人在“6-4”之后的心境：“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我有—种窒息感，一下子坠入没有边际的时间深渊，这种体验真是‘刻骨铭心’”。“经历了一次大沉重之后，反而轻松了。我真的好像死过—次，开始了第二人生。”（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5版）
3、“这些年来我已经受够了他们”，一位波兰老人在1989年6月4日的议会选举中，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划掉了选票上所有共产党候选人的名字。参见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 p28。
4、Bela Greskovits,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Eastern European and Latin American Transformations Compared, p69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5、参见Jan Fidrmuc，“Economic reform, democracy and growth during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9 (2003) 583–604）。中欧、东南欧、波罗的海国家（本文统称“东欧国家”）1995-1999年的平均GDP增长率为：波兰5.78，匈牙利3.23，保加利亚1.96 ，捷克1.34 ，斯洛伐克5.02 ，罗马尼亚0.74，阿尔巴尼亚6.14，克罗地亚4.28 ，马其顿1.4，斯洛文尼亚4.2，爱沙尼亚4.48，拉脱维亚3.22，立陶宛3.24 。经济转型初期，GDP下滑非常之大，相当一段时间后GDP才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但GDP增长率1995年后就开始纷纷超越1980年代。
6、参见Oleh Havrylyshyn： “Fifteen Year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Rapid Reformers Outperformed Gradualists. The Cato Institut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Development Policy Analysis. No v e m b e r 9 , 2 0 0 7 , n o . 4（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pub_id=8781）。快速经济改革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改革起点很高然后平稳推进的国家：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休克疗法流产的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吉尔吉斯坦、俄罗斯。渐进改革国家：罗马尼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卡扎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只进行了非常有限改革的国家：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当时在经济转型上存在两种战略主张，一是快速的，二是渐进的。大爆炸战略主张者们认为，变革的迟缓会导致严重的寻租行为，产生对变革的抵制甚至使变革逆转。他们认为组织、制度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但应在经济自由化之后实现。渐进主义者们担认为步子太快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代价、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痛苦。他们主张在自由化、私有化之前应先建立组织、制度，以保证得到最大效应。
后来的历史证明大爆炸主张们的担忧和判断是正确的。独联体国家的改革速度普遍要慢一些，经济自由化程度也明显不及东欧国家。其中，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体制仍然非常类似于过去的计划经济。
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贫富差距悬殊，少数寡头控制了庞大的财富。（长期以来，国内知识界以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是快速、激进的，但世界上并不准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流产了，改革速度放慢，改革也并不彻底，只实行了中等程度的经济自由化。）
7、持这种观点的作品数不胜数，这里只列举两篇有真知灼见、十分难得的反驳文章供读者参考：吴敬琏《中国采取了“渐进改革”战略吗?》（《经济学动态》, 1994年第9期）；孙来祥《对一种“社会共识”的质疑》（《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1期）。
8、关于余英时演讲引发的讨论，徐友渔有一篇综述《关于激进与保守之争》（《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1期）。余英时的演讲和相关讨论文章，在大陆有一个汇编本：《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
9、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第1-29页。
10、这是李泽厚、刘再复本人对《告别革命》的评价。见《告别革命》第5版前言（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4年，第５版）。
11、同上书，第6页。
12、同上书，第22页。
13、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第42-56页。
14、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4页。
15、同上书，第60页。
16、同上书，289页。
17、同上书，300页。
18、同上书，302页。
19、 同上书，294页。
20、同上书，289页。
21、同上书，60页。
22、参见王天成《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1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0120）
23、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25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24、中文译著如巴林顿•摩尔著、拓夫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1至29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英文原著如Arend Lijphart： 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 plur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Netherlands，pp.96-9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 ess, 1976）。
25、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1970): 337-363。
26、例如，萧功秦总是强调“试错”、“渐进”、“演化”，但在谈到民初政党政治的时侯，却不再是这种态度（参见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66-68、234-238页）。他似乎不懂得民主政治也是需要成长的，而既然是民主政治的成长，也就必须先有民主。任何国家政党政治都是在民主架构下发达起来的。每一个新的民主政体诞生后，都存在一个政党制度化——也就是政党获得稳定性、有效性、价值——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萧功秦以急躁的眼光看待民初的政党政治，反过来又以此为依据来批判他所说的清末立宪、辛亥革命的激进主义，从而论证当代中国应该实行渐进主义、现在不宜进行重大的政治变革，似乎只有这样将来中国就会出现一个不再需要成长、巩固、制度化的民主政治。
27、例如，潘维就持这种观点。参加潘维《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
28、Louis I. Bredvold and Ralph G. Ross（Ｅｄ．）：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 a Selection from His Speeches and Writings ，ｐ161（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29、刘军宁《保守主义》，第8页（中国社会学出版社1998年）。
30、同上书，第195页。
31、同上书，第251页。
32、关于刘军宁将保守主义定格为自由主义，蒋庆有一篇很有启发意义的批评性文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阅读：“柏克是保守主义的柏克而非自由主义的柏克 ——评刘军宁《保守主义》一书对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严重误解”（原载《原道》第六辑，1999年）。
33、参见A.J.Greve为1910年版的柏克代表作《法国革命反思录》所写的导言。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J. M. Dent & Sons Ltd,1910）。
34、哈耶克说，“严格说来，保守主义是一种正统的，或许是必要的，无疑是广泛传播的反对急剧变革的态度。”“法国革命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保守主义在欧洲政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在欧洲）的对立面是自由主义。”Friedlich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p397(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35、参见Louis I. Bredvold and Ralph G. Ross（Ｅｄ．）：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 a Selection from His Speeches and Writings，pp.156-208；John Mac Cunn: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urke，pp.68-84(Edward Arnold, 1913)；刘军宁《保守主义》，第161-206页（中国社会学出版社，1998年）。
顺便说一句，刘军宁是西方保守主义的重要阐释者，但他本人似乎并不持渐进政治改革的观点。参见刘军宁《渐进改革之后——从改革到改制》（http://174.133.64.220/hero/liujn/25_1.shtml）
36、参见GARETH WILLIAMS：“ HAYEK’S CRITIQUE OF CONSTRUCTIVISM: A LIBERTARIAN APP.RAISAL”（http://www.libertarian.co.uk/lapubs/econn/econn085.pdf）；Madsen Pirie：“ WHY F A HAYEK IS A CONSERVATIVE”（Adam Smith Institute，1987. http://adamsmith.org/files/HayekConservative.pdf）。
37、较早的，例如，李泽厚在《告别革命》中，至少两次提到哈耶克、波普作为其渐进改良主义的论据。请参见该书293页、303页。这方面的论述相当多，很难一一整理。近些年较“系统”的论述，例如，邹建锋《中国渐进改革分析的四个维度》（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3-10-21。http://is.gd/dtGGp)；
叶长茂《自生秩序视角下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学术探索》2009年第3期）。
38、参见F. A. Hayek: “on Kinds of Order in Society” (New Individualist Review, Vol.3, No.2,1960. 网上阅读: http://is.gd/dtGC0)。在这篇发表于1960年的重要论文中，哈耶克说明了自生秩序的主要领域：“这种自生秩序，我们发现不仅存在于诸如语言、法律……等制度、习惯的运作中——它们表现出一种明显是缓慢演化结果的永久性结构，也发现在市场的种种关系中，那些关系必须不断地自生自新，有助于它们不断重建的各种条件一直是演化形成的。”所以，根据哈耶克，语言、法律、市场是自生秩序的主要领域。但法律指的是民事法、刑事法，而不包括政治制度，因为人类有史以来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永久性的结构。哈耶克认为，组织虽然是建构的，但其运作也需要自生秩序的补充。
关于自生秩序与组织的区别与关系，哈耶克后来又做了进一步阐释，请参见Law ,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3, pp.45-54(Routledge, 1973)。
39、F. A.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p37, in W. W. Baitley, III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riedrich August Hayek(Routledge,1988).
40、参见Friedlich A. Hayek: Law ,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3, pp.105-127(Routledge, 1973)
41、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II.（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11, No. 43 (Aug., 1944), pp.119-137）。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1944年分3次发表在“Economica”上，1957年出版成书。参见该书中文版第51－52页（杜汝楫、邱仁宗译，1987年）。在该书中，“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被译成“渐进社会工程”。
42、参见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第50－73页；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II.（in Economica, 1944）;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p.138-148 of Vol. I, and pp.135-134 of Vol. II (Routledge, 1944);John Gray: The Liberalism of Karl Popp.er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II, No. 3, Summer, 1976).
43、以波普对“整体工程”的批判、“零星社会工程”、 “试错论”来论证经济和政治上的渐进改革的人相当多，例如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93页、303页；徐湘林《“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国渐进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天津社会科学》，2002 年第3期）；邹建锋《中国渐进改革分析的四个维度》（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3-10-21）；陈德贶《卡尔•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理论及当代启示》（《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8期）；萧功秦《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时代周刊访谈录，2009年1月），等等。
“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在许多人那里被译成“渐进社会工程”。这是一个并不贴切的翻译。“零星社会工程”不一定是渐进工程。当零星工程师有一个对于社会的远大理想的时候，他从事的是渐进工程。如果他只是要完成一个单项的改革，其工程就可能不是渐进的，不一定需要分解成更小的零星工程，尽管如果错了还可以继续调整。
44、Karl 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I, p111.
45、同上书，p110。
46、参见John Gray: The Liberalism of Karl Popper.
47、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48、王力雄《递进民主：中国第三条道路》，引言（台湾大块文化，2006年）。顺便说一句，王力雄设计了一种与现代自由民主很不相同的、他称为“递进民主”的制度模式。那种模式是怪异的、没有任何经验验证过的。我认为是行不通的、不可能带来自由民主的。
49、17、18世纪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坚信人们有诉诸武力推翻暴政、改变政府的权力。著名的如约翰•洛克、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帕特里克•亨利等。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们都自称是“爱国者”（patriot）。今天，在这个热兵器的时代，暴力革命的方式已经不可行了，但人民以集体行动铲除暴政的权利依然存在。古典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中那种为了自由而敢于奋斗的激情和勇气，永远是人们摆脱奴役获得自由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50、贺卫方、张博树、顾晓军是近年来少见的几个公开要求走向多党制、解除结社组党限制、允许反对党出现的人。关于张博树的观点，前面已经介绍过。2006年3月，贺卫方在被称为“新西山会议”的研讨会上，谈到了多党制，并批评共产党没有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一段时间内产生了强烈反响（参见《贺卫方在“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所谓“新西山会议”）座谈会上的发言》：http://is.gd/dtGcv）。作家顾晓军2010年5月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呼吁培养反对党，也备受瞩目（参见顾晓军《反对党、反对派是遏制腐败的苦口良药》：http://is.gd/dtGxy）。所有的自由分子都对一党专制不满，但绝大多数只含糊笼统地谈论民主，回避直接明确涉及多党制、党禁问题，因而缺乏力量。
51、俞可平的相关论述前面已介绍过。关于周天勇的论述，请参见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攻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7年）。徐湘林的论述，请参见《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国渐进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 期）。
52、参见萧功秦《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时代周刊访谈录，2009年1月）
53、参见Michael Ochs：“Turkmenistan: the quest for stability and control”, in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Conflict, Cleavage,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Democrat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pp.312-3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54、同上，p313。
55、同上，p323。
56、周舵认为应该从议会内部发源，像英美一样，而不是建立街头政党。请参见本文前面关于周舵转型方案的介绍和相应注释。
57、参见Jason Brownlee：“The Decline of Pluralism in Mubarak\’s Egypt”（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6-14）。
58、参见Daniel Brumberg：“The Trap of Liberalized Aut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56-68）；Amr Hamzawy ：“Gradualism of Reform and Traditional Politics”（http://is.gd/dvj3M）。
59、参见Daniel Brumberg：“The Trap of Liberalized Aut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Larry Diamond: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2 April 2002)。
60、参见Daniel Brumberg：“The Trap of Liberalized Aut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61、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西方文献在提到某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时，也会说是“渐进”（gradual）的。例如，巴西、西班牙的转型。它们的转型是从政治自由化即开放言禁党禁等开始的。西班牙的转型只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我国许多知识精英的渐进主义回避开放言禁党禁、全国选举等关键性变革，所以，我称其为“伪渐进主义”。本文并不反对分阶段、有合理时间安排的真渐进主义，而只反对伪渐进主义。本文后面将谈到，西班牙的转型在顺序、节奏的安排上，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2、拉开第三波民主化序幕的是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花革命。红色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在华国锋上台不久就开始了，而不是像官方为了抹杀某些事实所宣传的那样始于1978年的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63、参见王天成《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年，http://is.gd/fndNP）。
64、我无意不加分辨地否定学者和活动分子们推动政府进行种种局部、细节改革特别是法制改革的意义，例如过去已经实现了的将“无罪推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刑事诉讼法、建立行政听证制度、取消收容遣送、制定信息公开条列等等。但是，非常明显，总体上看，中国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不启动总体性的政治变革向民主转型，便不太可能继续在局部改革上实现重大的、有实际意义的突破。同时，还必须看到，在政治不民主的大前提之下，所有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推动实现了的局部改革，其实际效果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学者、活动分子们当然还可以继续在各自的领域争取新的变革，这种努力并非毫无意义，例如，即使达不到预期目的，也可以教育政府，同时，还是公民社会集聚力量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学者、活动分子们过去许多争取局部改良的努力是宝贵的、值得赞赏的，但是，并不能以争取局部、细节的改革代替或延迟争取民主转型的整体性变革，不能假定局部、细节的渐进改革会最终导致民主转型的大变革，而且，今天必须警惕各种以拖延时间、规避民主转型为目的的伪改革。如果许多人都把争取民主转型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民主转型离我们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