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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绝望
一
没有几天，我们又奉命到第二生产队的地里去挖排水沟。
第二生产队位于云山场部东北，相距只有两里地。但挖排水沟的地方，是在七八里外的一座山坡下。为了省下出工收工路上的时间，我们就住在那一带1958年冬天大干水利时，“左派”精英连队留下的破窝棚里。
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大约是1960年5月15日凌晨，我们又奉命转移到云山场部东边小云山第四生产队去挖排水沟。
从“左派”精英连队的这些废窝棚直接去小云山，只有七八里地。按说，应该让我们径直去，因为我们都已衰疲不堪，还得挑着行李与工具。
但是，不，那会使几十个“右派”的劳动力浪费半天时间，而让“右派”的频繁调动占用大白天的劳动时间是从来没有过的。于是云山场部让指导员刘恩强迫我们挑着行李与工具，先到场部南面的云山水库大坝，再从几里长的大坝南端往回挑沙子修补坝顶的路面，然后利用夜晚“业余时间”，再从那儿转移到小云山去。
这就是说，让我们这帮一阵大风就能吹倒的人，身负重荷，先从东北方向朝西南走十几里地，然后再从那儿往东走十几里地，等于让我们走一个大三角的约有30里地的两个长边，而不让我们径直去这个大三角的只有七八里地的底边，而且还要利用“业余时间”。这样，这一天一夜就剩不下多少休息时间了，这比高玉宝《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还要周扒皮。
可是，在云山畜牧场领导中的王副场长、武副书记、祝大队长和朱麻子、刘恩等人看来，这却是绝妙的领导“谋略”。不管对这群奴隶的调动如何频繁，从未因此耽误过这群奴隶“为农场多作贡献”。而结果，等于无形中让这帮瘦骨嶙峋或浮肿“发胖”的人，更快地走向黄泉路。
那天凌晨，满天乌云。我们挑着沉重的行李、日用杂物和铁锹铁铲等工具，赶到了水库大坝的最南端。
刘恩对大家说：“大家使劲干！就这么一点儿活，坑坑洼洼的垫一垫，补一补，早干完早转移，早转移早休息……”
这种老套儿话，我们听过无数次了！他们每一次要我们干的活，没有一次是能够让我们“早干完早休息”的。
这一次，沙石远在大坝南面的山坡上。每挑一担沙石到坝中心，来回一趟少说也得走三四里地。我们从清晨挑到中午，从中午挑到快天黑，中午吃了自带的窝头咸菜后一刻也没歇，才终于“早干完”，挑起行李工具向小云山“早转移”。
这时，空中的乌云已越积越厚，阵阵冷风吹来，下起了小雨。冷风冷雨，溜滑泥泞的土路，大家摸着黑，饿着肚子向前撑。衣服外面是雨水，里面是汗水，全身湿了个透，可又不能歇，也不想歇。因为只有到了小云山，才有晚饭吃。直到深夜 12点左右，一个个都像泥猴似的，稀稀拉拉地抵达了小云山。总共不过十几里地，滑溜了五六个小时。
但是各班一点人数，少了两个人！
一个叫佟霭成，四十来岁的河南人。宽额头，高颧骨，细长的眼睛，短小的下巴颏，脸色灰黄，说话细声慢气。
他原是一机部子弟学校的校长。到北大荒后不久，他的妻子就和他离了婚，给他丢下几个孩子在北京。他每月只有32块钱，根本养活不了这些孩子，他极为愧疚与哀伤。在山里剖木板时，他就曾在一座空炭窑里自尽过一次，幸亏被人及时发现。这天凌晨，离开二队山坡下的那些废窝棚时，又有人发现他不见了。据说原在中央某个机械工业部搞过共青团工作的排长盛桂林，和据说原是《中国青年报》行政工作人员的他们班的副班长孙某，奉命到山坡上的林子里去寻找。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佟霭成，反而“找”回来两大挂包的野菜和山韭菜。
几天后，二队的推土机手们在那山坡上推平场地盖房子，才发现佟霭成是用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在一棵小树上，结束了他那悲惨的人生旅程。
第二位叫赵琪，也四十来岁，原是交通部的一名干部，共产党员。他那苍白而浮肿的脸上，带有几颗浅麻子。他也是在危难之时被自己的妻子所抛弃的不幸的人。
半年前，他就不能再干活了。然而班排长们说他消极混泡，反抗改造，照常逼他去“苦战”。
这天在水库大坝上，他就一直面无人色。他老耷拉着脑袋，佝偻着背，有气无力地担着一副竹簸箕。里面的沙子几乎都漏光了，他也不知道。到了坝顶上需要垫沙子的地段，他也把两只空簸箕照样往下抖一抖，转身再去“挑”。指导员刘恩和排长盛桂林骂他“装疯卖傻”，“一点儿干劲也没有”。可是我们不少人都预感，他快不行了，但是还没有想到他很快就会死去！
傍晚，我们冒着风雨向小云山转移时，路过云山场部。基建队“右派”中一位面熟的人到小卖部去买蜡烛，在路上见到了我们。他望望满天的黑云，悄悄对我说：“老戴，看来这场雨短不了，你们在路上可得小心啊！在你们这个排，没有几个人还能干活了，尤其是你、赵琪、石铁生[注]三个人的脸色最难看，身体最瘦弱，可不能倒下去啊！在这个鬼地方，想关怀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地被整倒了，有实权的人又往往没有人性！望自重！”
经他这一提醒，我认为赵淇的情况最严重。虽然他和我不在一个班，我也想向刘恩和盛桂林建议把他先留下来，等第二天雨停了再让他到小云山去。我们班的小罗-罗相成，就是刚到“五间房”“文明流放”初期，还在研究马卡连柯教育法的那位原高教部留学生司的青年干部-连忙阻止我。“难……难道你……你头上的\’真……拉拢\’、\’假……假同情\’的帽……帽子还……还少吗？”他一急，说话就更加口吃。“这……这种事，不能再……再由你出面，我我……我去想想……办法。”他转身叮嘱了赵淇班里的熟人，请他们一路上多多照看老赵。
但这有何用？人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第二天早上就传来了噩耗：赵琪死了！
夜间，在我们躺倒后，队部曾接到赵琪班里人的报告：赵琪倒在半路上的水洼地中，不能动弹了，照看他的人也帮不了他，请队里的医生跟着回来报告的人一道去抢救。但队部里的刘恩等人听之任之，也不派医生去。结果这位过早风烛残年的人，就死在风雨地里了！
二
这是我们来到北大荒后，除了水利工地爆破冻层炸死一个人和伐木中砸死几个人的不幸事件外，纯粹因为不堪忍受的残酷虐待而致死亡的开始。对此，大家议论纷纷。
关于佟霭成的死，有人分析主要是他的妻子造成的。说那是一个“苏格拉底的妻子”，是悍妇，是坏老婆。她心胸狭隘，冥顽不化，唠叨不休，动辄破口大骂，使堂堂正正老实巴交的佟霭成窘困难堪。佟霭成忍气吞声地忍让了她多少年，到头来这悍妇还要和他离婚，把孩子都扔给他，他很难想得开，只得一死了之。
可是有人不同意这样的分析，认为这种分析的逻辑是混乱的。因为佟霭成的妻子既然是悍妇，是坏老婆，这女人主动提出离婚，倒是敦厚老城的佟霭成的一大解脱。因此，佟霭成的死，主要是这女人与他离婚后，给他甩下几个孩子饥寒啼哭没人管，而北大荒的“改造”岁月又如此残酷遥遥无期，所以他才采取这种办法，了却其极端的苦痛。“这说得通。”多数人同意这后一种分析。
对于赵琪的死，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很简单也很一致，那就是：农场领导要负无可推脱的责任。
然而，农场掌权的人一切依旧，无动于衷。刘恩对于佟霭成的死，说他是“自绝于人民，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对于赵淇的死，他虽然也“惋惜”了一番，但他话锋一转，竟荒谬地指责我们“缺乏相互间的体贴照顾，发现严重情况后又抢救不力”，反而要我们“讨论讨论赵琪死的根源，吸取教训”。这真是荒唐绝顶！
在讨论中，有人隐隐约约地责怪班排长和农场领导，也有人怪赵琪本人没有自知之明-他应该赖在云山场部不要冒这个险。同时也有个别“丽唱仍添锦上花”的人，居然趁机为农场领导大唱赞歌，说什么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人如何地“关怀备至”。
这不禁使我突然想起一位先哲的话：“蛮不讲理的是冥顽，有理说不出的是傻瓜，有话不敢说的是奴隶。”《国际歌》的第一句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奴隶？！
我提出：赵琪死的根本原因，是农场领导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我们一贯采取歧视冷漠的态度。对赵淇的死，应该接受教训的是农场领导而不是我们。农场领导应该“一叶知秋”，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我们的处境，避免死亡现象的蔓延与扩大。
有关人员应该检讨并请求上级处分，而不是让我们这些人来接受什么教训……
讨论还没完全结束，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就到指导员刘恩那儿汇报去了。
第二天晚饭后，关于赵琪的死，刘恩不得不在大家面前说了一句“领导也有一定责任”；但他拒不承认农场长时期来违背了党的政策。随即他就瞪大了眼睛大声说：“有人又想乘机煽动大家对支部领导不满，对整个农场不满，这是妄想！党是正确的！农场党组织是一贯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政策的！即便我们有一定的责任，我们也只能向上级党组织做检讨，而不能在你们面前做检讨！”
三
其后一个多月，阴雨连绵。我们几乎每天都淋着雨，在稀巴烂的地里抢挖1米左右宽、50多米长的排水沟，土方量约20立方米。这是每人每天的劳动定额，必须要完成。收工回来，连烤衣服的条件都没有，许多人不得不穿着湿衣服钻进被窝，为着第二天能穿着这被体温悟干的衣服出工，暂时摆脱一下落汤鸡的痛苦。
不少人病倒了。不能带病出工的人，一律被斥之为“泡将”，有的还不让吃饭，捆罚打骂的现象亦非罕见。
一天收工后，全队集合开会批斗某班的罗应洪与马竞亮。
前者原是国家某部搞电机设备的工程师，细长的身材，体质十分纤弱；后者据说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位科长，早先也是我们军队里的一名军官，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过功。他们的出身经历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脾气，那就是“倔头犟”：领导上讲仁义，吃得饱，干活就肯卖力气；反之，就像赌了气的千里马，动不动也得尥尥蹶子。
这一阵，他俩体弱不算，确实也在闹病。马竞亮饿得没辙，偶尔捡到几根鸡骨猪骨头，烤焦了权当“锅巴”吃。刘恩、盛桂林们却说他们“破罐子破摔，丑化社会主义”。
这次批斗前，又一次剥夺了他俩的吃饭权。我在会议上公开反对这样做。我说：“越是不把大家当人待，大家越不会好好干活。就是一头牲口，吃饱了才肯拉车犁地呢，何况是人！”
这可把站在一旁的刘恩气得咬牙喘大气。我们的班长赵超群-就是我在山上被爬犁夹伤后，用牛爬犁把我拉到住地下的那一位-这时也变得“左”了起来，马上站起来反驳我说：“你这是\’人性论\’，是右的立场！”[注]刘恩连忙对赵超群的发言表示了赞许。
四
我这样不顾一切地大声疾呼，既为了争取改善全体奴隶的命运，也为了努力挽救我自己。
这时我已到了没有拐杖就不能挪步的岌岌可危的地步。除原有的多种病痛外，又增添了关节炎与胃溃疡。过去在苏北盐（城）南战役中被冻伤的脚，在越南奠边府前线返回后方途中从马上摔下被跌伤的左胯骨，在山上拉爬犁夹伤的左小腿，都一齐酸痛难忍。双腿硬如木雕，膝盖肿胀如特大哑铃。每天下午，全身恶寒发烧，而一测体温，水银柱并不高。医生明知这是体质极度虚弱濒临死亡的征兆，可是不但不让我休息，而且也不给我打针吃药。开始抢挖田间毛渠时，我还常常在黑板报的“擂台表”上被列为“上”，有几次还超过了日掘20立方土的定额而上了“光荣榜”，后来就逐渐下降为“中”了……
我深知为人在世“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刚”。作为一个革命者，更该“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但是我怎样才能继续“刚”下去呢？
如果真正是全民族大敌当前，我会照样像过去在革命战争中那样，“余生无足恋”；如果是身陷真正的敌人的囚牢，我也会像许多先烈们那样，“热血拼将流”，不怕把敌人的牢底坐穿；如果因公致残，长卧难起，我也能“壮怀犹未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我们的党，干脆把我推上断头台，说我“无可救药”，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人民的历史将会使我“白骨复更生”！
然而现在，我的遭遇是什么呢？是在号称“自己人”的手里，既不明明白白地让我们赶快死去，又不稍稍维护我们做人的尊严；我们既不能反抗和暴动，又不堪忍受与沉默。
两年来，就个人言，我的劳动是尽力的，做人是诚实的，对于各种反常的现象，我也怀着宁可齑躯碎首的心情，说了应该说的话。结果一切一切的努力均白搭。我丝毫也看不出，我们接受如此这般的“考验”与“牺牲”，于国于民于己究竟有何益？
我真正地悲观起来了，真正地模糊了人生的视线……
五
连绵的阴雨终于告一段落，我们开始播种大豆。每天出工收工，都要在泥泞的路上和水洼地中，来回跋涉30多里路。我的一双脚，常常被陷在淤泥中不能自拔。我们还要轮流地从大豆地返回小云山，抬着装满了稀饭足有200多斤重的铝制大牛奶桶，在这“鬼门关”似的烂路上再来回跋涉一遍，把午饭抬到地里去。
然而，在地里等着吃这桶稀饭的200多人中，多数是身体状况远胜于我们的军工与青工。相对来说，他们一无精神压力与痛苦，二无太重的饥寒之忧。他们在规定的粮食定量外，都还能在队长们睁一眼闭一眼的默许下，非法而“合法”地搞点大豆和其他东西填肚子。而我们，只能一边往地里撒豆种，一边把一些破损的、半瓣的、拌了“六六粉”的生豆子往嘴里塞。尽管内中未经高温破除的胰蛋白酶毒素，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而且还要甘冒“六六粉”中毒的危险。
同时，军工与青工上工比我们晚，收工比我们早，干活比我们少而轻。而对抬饭这最重、最苦、最累的差事，队部却偏偏强加于我们这些命在旦夕之人。尽管我对这种早被墨子所痛斥过的“爱有差等”的做法十分恼怒，同时自己又力不胜负，但我还是强打起精神来应付。我想，既然刘恩们铁定了心要我们这些人来抬饭，我如果不抬，他们也会让我们当中别的人来替我干。
一天突然接到命令，新华社和文化部的人全部离开云山畜牧场。许多人认为这可离开了这片苦海，从而欢声雷动。但是，惟独我与我们社里的方约同志被留了下来。
这是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我敢于反对云山畜牧场一系列非人道的行为，就应该被继续留下来当他们的奴隶？新华社的领导就这样一味地盲目听信他们的胡说八道，让我永无脱身辩白之日？！
在这悲愤失望之余，我请即将分手的新华社难友陈亮，带封信给新华社党委。不知怎么搞的，刘恩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在全队面前冷嘲热讽地说：“有人想向原机关告状，这是梦想！党只相信自己的组织系统，任何个人的叫屈是没有用的！不管他过去有过什么威风，如何地看不起我，我现在硬是有权不让他走，叫他吃更多的苦头，看他能怎么的？！”
我又能怎么办？！我过去曾一度梦想过，这种阴曹地府般的日子不会太久长，中央很快会来纠正这里的非法所为的。可是北京的来人也好，农垦局的来人也罢，似乎都认为这里平安无事，百事顺心。回想这一切，我原有的信念似已彻底崩溃了。即便中央一旦发现了这里问题的严重性，恐怕我们很多人都已骨头打鼓了！与其再忍受煎熬，不如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自杀，不好；越过乌苏里江到苏联去，不可能；像个别人那样逃跑，不光明磊落；惟一可行的办法，主动请求党杀掉我。既然党已认为我是个“最危险的敌人”，把我交给这批法西斯分子残酷地折磨虐待，使我备受“不信之耻与犬马之辱”，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这时我实实在在地连走路都很艰难了！每走一步，全身的骨节缝都痛如锥挖针刺！
六
在我们正在播种大豆的那块地边，也有几座1958年冬天挖干渠时，“左派”精英连住过的已经东倒西歪的烂草棚。一天收工时，我和几位同样行走十分艰难的好友，要求就住在这些烂草棚里，免得每天来回走两三个小时活受罪。
这也被刘恩一口回绝。我对他说：“你不同意这些人都搬过来，就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好了。我保证每天天一亮，当大家从小云山出工时，我就会独自下地先干活。我不仅不会因为多干了点活而不高兴，反而会因为每天让我少走这许多路而心怀好感。如能让别人给我带来我的那份饭，我感激；如不让带，我就把豆种中肯定出不了芽的破豆子挑出来，用铁皮碗煮来充饥……”
我这可谓诉于衷，求于切，委曲求全了。大凡尚存一丝人性的人，是不会拒绝的。
然而刘恩不但不答应我的要求，反而和排长盛桂林一道讥讽侮骂我。我被激怒了！在收工时我坚决不走！他们就把同班的罗相成留下来伴着我走。小罗胆小，不敢违命，我不走他也不走。这使我十分为难：我可不能误了他晚上的那两小勺稀粥啊！我只好憋着满头大汗，跟着他往回走。
但我走一步，疼一步，实在疼得没法忍受了，突然高举起双臂，疯狂般地呼喊：“请党来枪毙我吧……党如能早日结束我的生命，我将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大笑三声……”
小罗惊呆了。他以为我真地发疯了。他连忙上来搀住我，结结巴巴地说：“老……老戴，我们快……快走吧，回家吃……吃饭吧！不然他……他们也……
也会说我……我们是\’泡……泡将\’，也会扣……扣……扣我……我们的饭……饭的……
小罗这几句可怜巴巴的话，一下使我悲恸泪下！当他离开清华园，步入高等教育部机关大院的时候，他会想到日后有此厄运么？他的那位孤寡多年、只有他这个遗腹子的老母亲，还在北京一座小院里的一间背旮旯儿小屋里，魂牵梦绕着他呢。我不能让他跟着我受累饿肚子。于是我只好跟着他走，并且还让他拽着我走，后来干脆一步一咬牙地自己走了。我想为了小罗，我也得苦撑着往回走。
等我们用了比一般难友多一倍的时间崴到小云山时，大家都早已喝罢稀汤粥，倒炕睡觉了。
第二天，排长盛桂林询问小罗我在路上说了些什么。小罗出于好心，向盛桂林说，“老戴快……快不行了，快……快……疯了”，意思是希望盛桂林向队部反映反映，多少照顾我一点，兔得再来“第二个赵琪\’或”第二个佟霭成“。盛桂林问：”何以见得？“小罗遂把我发疯般举起双臂高呼的情形向他说了一遍，望他赶快相告刘恩，是不是请医生查查我的神经功能，是不是神经系统发生了什么障碍。
事后小罗把与盛桂林谈话的经过全部告诉了我，我谢了谢他，但说：“结果肯定适得其反。”
果然，盛桂林听了小罗之说如获至宝，立即向刘恩作了汇报。刘恩随即找我去队部谈话。
他当着我的面，打开了他那32开日记本的“生死簿”，翻到了“戴煌”的号头。上面歪歪扭扭、密密麻麻，共有好几页。他向我拍拍他那个大本本，阴笑着说：“你的一切情况都在这上面-”接着就一条一条地念给我听，让我核对。他每念一条，我都摇一次头。因为绝大部分都不是事实，只有很小一部分多少有点儿影子，但也都被夸大歪曲了。“那么小罗说的这一条是不是事实？”“这一条是事实。”“那也够了！就凭这一条，也足够证明你对党的极端仇恨了！”“不！”我站起身来大声说，“我这不是仇恨党，而是仇恨身披党的外衣的一些人的官僚与专横，仇恨那些混进我们党内的毫无人性的人！”“好吧！你等着吧！！”刘恩恶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好像他真地就能很快把我推上断头台。
等到冷静下来，我也有些后悔，后悔自己不该那样冲动地举起双臂发出狂喊。斯宾诺莎说得好：“由于痛苦就把自己看得太低就是自卑。”当自己的希望一个又一个地落空时，我也应该坚定沉着，应该向那些“尚情无我”的智者学习，永远保持着清醒的良知与勇气。绝望，而且是一种近乎疯狂的绝望，则也是某种沉沦与衰颓，决不可取。我应该相信世事万物均在变化中，目前的状况绝不会永恒不变的。虽然有些事物的变化，悄悄然地不可捉摸。
20 复归平静
一
说来也十分奇怪，过了些日子，我身上的浮肿消退了，膝盖恢复了原状，胸下的“大水鼓”也没了，突然变得精干枯瘦起来，走路也不再那么刀割针挑似地难以忍受。后来懂点儿医学的难友告诉我，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而是一种很危险的迹象：一个营养极度匿乏、身体极为赢弱的人，肿了瘦，瘦了肿，待第三次肿到胸口时，就肯定没救了。
可在当时，我还庆幸这是一大好转。肉体的痛苦减轻了，心境也就平静了些，有时候还遥念苏北老家的亲人。
因肺结核病常常需要我寄钱寄药品的姐姐，在我到北大荒的第三个月就绝望地死去了。但我还有老母，还有女儿，还有读完了高中又上了盐城师范专科学校的侄儿，需要我从每月32元的生活费中，给他们多少寄点儿钱去。还有存放在新华社库房里的一箱箱书稿、素材、日记、采访本，其中不乏颇有价值的文字，需要我日后整理留给后世，我应该坚忍地活下去。
俗说“人岂乐死而忘其生”，对一些人迫不得已的绝望之念似乎可以理解。但对一个还想为革命为社会做点儿事的人来说，绝望是不可原谅的，哪怕只是一闪之念。于是我重新恢复了人生的信念，坚信千锤百炼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就此溃灭，党内健在的千百万同志会逐渐觉醒，千百万烈士的英魂也不会答应革命大业就此衰颓！ 我要坚持活下去，继续磨砺自己，寄希望于未来。
当然，在这个云山畜牧场，再也谈不上什么“积极争取”了。因为这个狭小天地，似乎是与我们理想的社会制度不相协调的世界。这儿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人道。这里的一些掌权人，将来即便受不到历史的惩罚，一旦他们自身多少恢复了一点儿人的血性，他们也会受到他们自己良心的谴责的。那痛苦，将比身外的惩罚更深痛。
二
6月上旬，又一阵冷风拂拂，下起了连阴雨。
一天，刘恩叫我到云山场部派出所去。我问什么事？他不怀好意地冷笑着说：“你到那儿就知道了。”
我心想：怎么？真要把我抓起来么？可是这又不像，不然怎会让我独自前往？
我打着一把破油纸伞，赤着脚，独自滑滑溜溜地到了云山场部，进了路南一座门口挂着“八五○农场云山畜牧场派出所”牌子的两头趴红瓦房。书生模样的派出所刘所长，让我看了一份盖有河北省保定法院公章的《离婚调解书》，原来是我那妻子又在保定提出与我离婚……
前面在《家庭》一章中已说过，在1958年3月18日我被开除出党的第三天，她就要我去北京市西单区政府办理离婚登记手续。那里的办事人员不同意，这件事就被暂时搁置。当年秋天“大跃进”，“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她与新华社的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去帮助河北省保定地区徐水县大搞“共产主义”。“疯狂加吹牛”
地搞了几个月，\’损失惨重，彻底失败，县委书记被扣上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的罪名逮捕法办。我那妻子没有随新华社的大批人马“凯旋”北京，而坚决要求留在保定工作，并把我们的大女孩戴青青从新华社幼儿园接到了保定。她看到1959年冬天第一批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中没有我，就决心与我藕断丝也不连了……“你打算怎么办？”刘所长问我。“在北京就办过一次了。”我说，“尽管西单区政府不同意，新华社党委也不同意，但我至今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决不拖累任何人！”“很好！那么财产和孩子怎么办？”“我和她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的，素来就谈不上有什么财产。我的意见是：她已带走的一切东西，均归她所有；留在新华社库房里的完全是我的书稿、素材、笔记本以及只有我才能穿的衣服，就归我。至于孩子们的归属，那是早就协商好了的：大女儿青青归我，小女儿贝贝归她。由于目前我是这样的处境，青青暂时仍请她帮忙抚养。小贝贝将来是否真地送给她的姐姐、姐夫，那是她的事。”“好爽气！那就这么办吧！你把这些想法，都填在应该由你填的这张空白表上。”
我填好了表，签了字，心想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但是过了十多天，刘恩又叫我们到云山场部去。但这次不是去派出所，而是去紧挨着派出所的场部政治处组织股。我说我早已被开除了党籍，与党的组织毫无关系，组织股叫我去干什么？刘恩还是那句阴冷的话：“你到那儿就知道了！”
到了场部组织股，组织股一位脸儿瘦长、带有几分病态模样的助理员接待了我，原来还是离婚的事。据他说，新华社党委接到了保定法院征求意见的信，对这件事相当关心，特地给畜牧场党委来函，要他们转告我，要我慎重考虑这个问题，不要意气用事……“我原来的考虑就是很慎重的。”我说，“尽管为了孩子们的未来，我仍然很难过，但我决不牵连任何人，没有再重新考虑的必要。”“很好！”这位助理员说，“你很有自知之明。我看也应该这样。政治上不一致，在一起生活也不会幸福。好，你回去吧，我们负责把你的态度转告新华社党委。”“政治上不一致”？哪来的“政治上不一致”？无非是对党内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些分歧罢了！不过这样，我也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虽然这肯定会给两个孩子的心灵留下不可修复的创伤，但等到她们长大成人时，她们一定会理解酿成这个家庭悲剧的原因，她们的生身父母都是无罪的。
三
1960年7月15日，我们这个排又从小云山转回云山场部，给畜牧一队而不是畜牧二队打草。
这两个畜牧队分工不同，一队的任务是养猪，二队的任务是养牛。
这时我又患起了痢疾，还拉血，但我不能歇，因为全排只有少数几个人是前两年夏秋两季打过草的老手，其中又数我的刀法比较好，要我给全排的新手起示范作用。可是，由于我的体力今非昔比，劳动成果远不如前了。前两年，平平常常，一天也能打三四千平方米，突击时可打五六千平方米；而现在，不论怎么鼓足劲，也不过两千平方米左右。就这样，全排也没有人能赶得上我。
然而，我仍然受到了排长和副班长的刁难，说我没拿出过去的干劲，虽然他们连1500平方米也打不到。等我把他们都带会了，我要求治病，他们也不让治。云山场部卫生所的女医生宋立君给我开了病假条，他们又说没有指导员刘恩的签字不算数，仍逼着我上工。
宋立君医生闻此言，也很为我难过。宋立君医生是一位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女性。她原是部队中的一位中尉军医，随她的丈夫一道转业到云山畜牧场。开始，她就在“五间房”的五一水库工地做我们的大夫。当她得知了我过去的身世，我的妻子又已决定与我离异，而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却很达观，干起活来又那么冲，她曾几次要帮我缝洗衣服和拆洗被褥，都被我婉言辞谢。这次我们又在云山场部相见，她见我已判若两人，不禁大吃一惊。魁伟壮实的大汉成了一根细长杆儿，神色也蔫巴了，体重由196斤锐减到92斤，比原来的零头还少4斤！她明白，按照一般的医学常识，一个人的体重如果在短时间内下降了一多半，那肯定会活不成的。而我不但还活着，而且还能坚持干打草这类的重劳动，她以为那是由于原来的体质过得硬且具有相当强的意志力所致。
不过她更明白，既然体重已下降了一半还要多，原来的体质即便再佳，毅力再超常，若再不予以抢救，也不会支撑多久了。所以她主动给我开了转院证，再三叮嘱我尽快凭证去场部供销组领取外出粮票，争取去密山医院检查治疗。“千万别再耽误了！”她把我送出她的诊室时再一次叮咛着。可是，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得知此事，立刻向指导员刘恩汇报予以阻挠。
我去找刘恩，问他为什么不准我去治病。他冷冷地说了四个字：“去就去吧！”
这下我满以为治病有望，立即去场部供销组领粮票。万没想到，他们竟半两粮票也不给。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刘恩已有话，必须有他的文字批准。我随即转身又找到了刘恩，刘恩竟又要我去找供销组。就这样，他们推来推去地踢皮球，我终于没去成。
过去在党内生活了十几年直到“反右”，我从未见到如此阴险冷酷的人。可是在云山畜牧场，竟和这种人天天相见！宋立君医生也毫无办法，只能报以几声长叹，以示对我的同情与抚慰。
像宋立君这样好的医生还有一位，名叫苏宝珠，他是南京人，中等身材，20来岁，肤色白皙，有点络腮胡子，长相很英俊。他毕业于一个军医学校，对我们这些落难者的遭遇颇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同情心。在第三生产队的“三间房”时，一天夜晚，宋立君医生临时回云山场部的家中去了，“五间房”的一位“老右”得了上吐下泻的急症。苏宝珠医生闻讯，从“三间房”打着手电，手里拿根打草驱蛇的小木棍，走过了“三间房”到“五间房”之间的二里多地的沼泽地，给那位“老右”服了急救药，使其恢复了平静。这在“老右”们中间广为传颂，第三生产队队部的墙报也不得不予以赞扬。
只可惜，像这样富有良知和为人厚道的干才，在云山畜牧场的干部群中并不占多数。
不久，我的背部也被晒烂了。前两年打草，我的全身被晒得油光黑亮，神态爽朗。而现在，由于抵抗力的大幅度下降，再也经不起日光紫外线的强辐射和一群群大中小牛虹“祖孙三辈”的叮咬。裸露的双肩和脊背先起泡蜕皮，继而就烂得血肉斑斑，伤口边缘露出了黄油。每天清晨起床，薄薄的被单都粘在脊背上剥不下来，有时不得不请他人一片片地洒上水，慢慢地把被单揭下来。那痛苦，只有身遭此难的人才深知其味。
四
这时，我们每天的口粮定量只有七两带皮的原粮了，到了见吃如命的地步，人人饿得不是浮肿就是皮包骨。
着名电影演员李景波不但饿得皮包骨，门牙也几乎都掉光了。一天，他和军医李定国一起上山扛柳条，在半途中歇脚时，他对李定国说：“小李，想当初我在（新局长到来之前）中扮演牛科长时吃的那只猪蹄膀，要是留到现在吃那该多好啊！ 当时是一只真的红烧猪蹄膀，只当道具用，装样子啃了几下就丢掉了，现在想来真可惜、真可惜！”说着说着不禁流下了口水。
出收工也拄着拐杖的学者风度的谢和赓，有一次拜托李定国从云山场部给他抢购回来一斤小人酥，高兴得像个小孩似地连声说：“感谢李医官，感谢李医官！”他过去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在白崇禧等人身边当过多年的秘书，称军医为“医官”已经说惯了口。
1958年中秋节发月饼，漫画家丁聪一次就吃了五块月饼，当时对人说“饱的难受比饿的难受还厉害”。可是后来大家就再也没有机会体验一下这种“饱的难受”
的滋味了，因为后来的中秋节再也没有月饼可吃了。大伙儿只能对着圆月在心眼儿里哼哼：“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照着我们\’右派犯\’，更是愁上又加愁！”
经廖承志提名，原《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被调往刚刚成立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英语。临离开北大荒时，他到虎林县城洗澡堂去洗澡，里里外外的衣服刚脱得一丝不挂，就引起澡堂内所有的洗澡客与服务人员的一致注目。他觉得好生奇怪：“大家都一样，有什么好看的？”他也只好跟着睽睽众目往自己身上瞅了瞅，这才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全身上下不仅有着一层厚厚的黑灰，而且瘦骨嶙峋，胸前皮下的两排肋骨根根可数，如果不比死人多口气，则完全成了一具木乃伊。几个月不洗澡，到了这时他才看到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怪不得澡堂子里的人们把他当成了“西洋景”。
到了这地步，大家还不能喊饿。当着农场领导和队长、指导员们的面，如果饥肠辘辘，大伙只能相互间心领神会地悄悄说：“\’常委们\’（肠胃们）粮草不足，又猛提意见了！”
有一次，这被一位队长听到了，他忙问：“这是什么意思？”好些人只得面面相觑，以沉默待之。一位名叫高建的难友饭量特大，饿得实在难以忍受，这时就拿起他那黑不溜秋的空饭盒用小铝勺儿敲得丁当响。这位队长这才明白“常委们闹意见”是什么意思，然而只当没听见。
这时候，对大家来说，养生之道所谓的什么“皇帝的早餐，大臣的午餐”已完全成了梦想，而成年不变的现实，只有“叫化子的晚餐”。每天天黑收工回来排队打稀饭或馇子粥、高粱粥，都是先大勺后小勺、再一匙羹半匙羹地分，一星一粒粮都当作宝贝，直到把一大锅稀汤都分光。
早餐，有些生产队是二两五的高梁糊，午餐是二两五的“双蒸馍”。那“双蒸馍”松如豆腐渣，都得用双手接，其珍贵神圣如同接圣旨，就怕掉下一星半点的碎渣渣。
晚上一下了工，许多人在回住地分食那份“叫化子的晚餐”之前，尽可能先奔向四处找野菜，挖芦根，掏鼠窝，抽烟的人则去找野薄荷叶或柞树叶，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着。
一天大休，“七间房”基建大队的绝大多数人，都到云山场部基建队库房提取存放在那儿的杂物，同时也想碰碰运气，看看在场部能不能买到“进口\’货。
他们一到云山，听说场部大食堂在“处理”头天吃剩的大馇子粥，虽然已有点馊酸味儿了，但每碗也要半斤粮票五角钱。而且每人每排一次队只能限购两小碗。就这样，人们也一窝蜂似地立刻排起了长蛇阵。
原《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鲁一中尉，人们爱叫他“鲁小个子”的，接连排了四次队，买到了八碗粥。他坐在靠窗口的一张木桌旁，呼啦呼啦地一会儿就扒拉下肚六碗粥，还有两碗实在扒不下去了，他就直着个细脖儿，挺着个小圆肚子，把一对大而无神的眼珠儿瞪得滴溜儿圆，直愣愣地盯着这两碗有待开发的“宝藏”，一句话也不说。
原国防科委的一位精通英文的中尉军官杨崇道，也买了两碗大馇子粥，端到了鲁一中尉坐着的那张木板长条桌上，只见鲁一中尉面前放着六只空碗，还挺着个肚儿望着那剩下的两碗粥愣神，遂问鲁一中尉：“怎么？你已吃饱了吗？”
鲁一不搭腔，没神的大眼珠儿仍死死地瞪着那两碗馇子粥。
原铁道兵司令部的文化教员陈勇少尉在一旁对杨崇道说：“鲁一来得早，买了八碗粥，一口气吃下去六碗，剩下的两碗吃不掉了。”“吃不掉给我！”杨崇道忙说。
一听此言，鲁一立即伸出两只细瘦的小胳膊，把这两碗粥往自己的面前一搂说；“撑死也比饿死强！”说完就吐里吐噜地吃了起来，直到把这两碗粥又吃了个底朝天。
比起鲁一中尉来，还是陈勇少尉有妙法：他排了五次队，抢购了十碗粥。他一口气灌下去七碗，另三碗实在没法再灌了，他就不像鲁一中尉那样“消极地”干坐在那儿侍机再战，而是“积极地”到食堂外面的广场上兜圈儿走走路、跑跑步，接着又到食堂后面的打麦场上，把一个压麦子的小石滚儿扛在肩头上跑步，使劲地创造“吃机”。他一觉得自己的“皮口袋”里有了一点儿空隙，就赶忙回到食堂的那张桌旁吃一碗，直到把第十碗粥“扫荡”得一干二净。
在回“七间房”基建大队的路上，忽然有人说，场部大食堂为什么会“剩下”
那许多大馇子粥？为什么又馊酸得那么出奇？因为食堂工作人员看到抢着买的人太多，大有厚利可图，就把前几天所有已经倒进猪食缸的剩饭都又捞了回来，掺在新剩下的大馇子粥里卖给“老右”这帮饿鬼的……
忽闻此说，鲁一“鲁小个子”恶心得哇地一声，从胃里翻了出来几大口吐在地上。但他又摆出了刚才在场部大食堂里的那架势，直愣愣地盯着地上的这滩已经半消化了的乳状大馇糊儿不走。不管怎么说，他总觉得白白地扔掉这已进过“皮口袋”的宝物太可惜，于是一狠心，连忙弯下腰来，把这摊宝物撮起来往嘴里糊。
一个多月后，这些“老右”从“七间房”到云山场部砌房子。一天收工后，军医李定国去云山水库大坝南边850农场五分场四队想买点儿吃的，只买到一瓶豆瓣酱。他想拿回去冲汤喝也是好的。
这时天已大黑，又刮起了北风，越过四队庄围壕沟的小独木桥已很难找到了。他想小河已结冰，就想侥幸地踩着薄冰轻轻走过。结果走到小沟中间只听“咔嚓”一声，他掉进了冰窟窿。幸好小沟对岸的一棵大树的树枝儿伸在沟中间，他拽着这根树枝爬上了岸。
谁知上岸不久，身上湿透了的棉袄棉裤就全部冻成了竹筒状，寸步难挪。从小沟一边到云山水库大坝南端只有一里多地，他就一寸一寸地挪了两个多小时。当他在大坝顶上顶着寒风一寸寸挪步的时候，冻得他上牙下牙直打战，全身冷得直筛糠，实在难以支持住。
这时，他的耳边顿即响起他们队里指导员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训斥他们的话：“谁说受不了？我告诉你们，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那么就此开小差么？
他连想也不敢想，因为“苛政猛于虎”，就是跑到了北京，回到了老家，也许比在北大荒更遭罪……
他终于挪过了大坝，回到了云山畜牧场场部，但已是后半夜了。等他脱掉了全身的湿衣服，换上了干衣服，冲了一大碗豆瓣酱的汤喝下去时，大伙儿已快起床吃饭出工了，“受不了也得受……”
以上就是我们这群人当时“见吃如命”的点点缩影。我们就在这种状态下豁出命地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
五
一天，云山全场的打草人员，集中到云山场部西边一个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大突击”。上午和下午，我两次都上了场部的“地头光荣榜”，仍然是全排的冠军。场部的陈副场长，跟在我后面瞧了好半天。他十分赞赏我的刀法和坚忍精神。工地休息时，他轻轻地抚摩着我背上的皮伤溃烂处，用一种爱惜的口气责备我说：“你这是怎么搞的？同志呵，没有好的身体，怎能坚持工作呵！今天一收工，你一定先去卫生所请医生治一治。”
他的这种话语和举动，使我很感动。没想到他原来是这样一位好人，而往常，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位粗矮壮实、带着半脸青伤的工农干部，是个很少言笑、对下面十分严厉的人。虽然他一贯主张让我们吃饱睡好，但我们认为这也只不过是想让我们像键牛壮马似地多干活，而并非出于对人的关怀体贴之情。经过这一天的接触，我才忽然发现，他在严厉的外表下，也有一颗富有同情和善良的心，与刘恩、朱麻子、武副书记、王副场长和祝大队长之流不是一路人。
1962年春天，我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收购门市部卖旧书，竟意外地见到这位陈副场长正坐在商场门前的台阶上歇脚。其时他已被调到辽宁省彰武县畜牧场当场长，是来北京办事的。他很想给他的妻子买双牛皮鞋，但在北京举目无亲，既没有购货本，也没有购货券[注].我当即满足了他的要求，一报其在北大荒的那种非人的境遇中，对我的一次以人相待之情。
当然这是后话，现在再回到打草“大突击”的那一天……
那天收工很晚，我没有立即到场部卫生所去治伤。第二天，宋立君医生给我边打针边嗔怪我说：“32岁的人了，简直还像个不知好歹的孩子！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才来看？！”
我很想对她说：“你让我去密山医院治病，都有人阻拦不让去。我们这种人在这种境况下，是能够有病就治的么？”但我没有说出口，怕她听了也很难过。她给我开了休息两天的假条子，但我只歇了一天，就又被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奉指导员刘恩之命，强迫着上工去了。
这当然使我十分愤慨。在愤慨中，人们越来越常常谈论的一个新名词“半修正主义”，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开头，我也觉得这名词儿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指的赫鲁晓夫们。
早听说，在1959年9月下旬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之后，在我们内部，尤其在文化艺术界，就开始批判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人的遭遇》了。
当时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发现，我们的报纸再也不登《真理报》或《消息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了。有关苏联的消息也登得越来越少，版面和标题也越来越不醒目了。
同时，还不时披露一些赫鲁晓夫与我们的观点不相一致的谈话，比如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回答印度的一家周刊记者问时，赫鲁晓夫说：匈牙利事件与西藏事件不同，匈牙利事件的内因是主要的，匈牙利过去的领导集团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而我们的党中央一直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外因是主要的。
又一次，西方的一位记者问赫鲁晓夫对《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有何看法。这个记者自认为，这篇社论所谈的问题，与苏联的观点有分歧。赫鲁晓夫说，他还没看到这篇社论，不过他确信苏中之间不会有分歧。我认为这显然在托辞掩饰。
这一切表明，中苏之间不仅已经有了裂痕，而且已经相当严重并趋于表面化了。
那么这两个最伟大的兄弟国家之间为什么会有分歧，我深感不解。相比之下，我对赫鲁晓夫其人的某些方面，还有着某种程度的欣赏。虽然，自从他提出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我对他的出兵匈牙利和把莫洛托夫、朱可夫等同志先后挤出苏共中央等做法不以为然，而且还认为他反复无常，对斯大林的揭露批判怀有某种个人情绪。他抬出了列宁，也许有朝一日又说列宁不一定对。但对他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作为，还是颇为赞同的。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比较开明，灵活，善于接近群众，敢于揭露国家生活中的缺点错误乃至罪恶，强调发展农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宇宙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较快。对老百姓常常喜笑颜开，还能与改造好了的小偷一起照相。他对（不仅仅为了面包）这本书虽然也很有意见，但对这本书的作者杜金采夫，仍然采取了同志式的友好态度，等等。
所以，不管他有过多少不能被赞同的做法和说法，但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大权，巩固了领导地位并取得了很高的威望之后，他还能相当地讲民主，讲仁慈，讲良心。相比之下，我们的个别领导人似乎有所逊色。不然，云山畜牧场的许多不人道的作为，就纯属极个别、极偶然的了。
很不幸，我的这些想法和谈论，很快又被传进了指导员刘恩的耳朵眼儿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