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上出现这些问题，当然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有关；而且，也与中国当今领导人的无知、目光短浅，尤其是缺乏高水平的智囊、缺乏真实全面的信息，有很大的关系.领导人的无知并不可怕，我们不能要求领导人事事都懂。胡锦涛这样一种“文革”中的理工科大学生党员、政治辅导员的学养背景，基本决定了他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的框架，我们也没有听说他像中共其他一些领导人那样爱读书，对西方世界和现代潮流有较深的瞭解。要求胡锦涛能从长远的、宏观的角度去瞭解这个世界、瞭解这个世界之中的中国，确实比较难.

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有很好的幕僚，有很充分的信息来源，就能够弥补他的不足，减少决策失误.不幸的是，胡总书记恰恰又缺乏这些。他的幕僚，他得到的信息使他受到严重误导。

多年来形成的外交界官僚体系中的成员，他们在写向上报送的“内参”的时候，都懂得如何投其所好，揣摩上意，提供领导人喜欢读到的材料，领导人往往得不到更真实、更全面的信息。胡锦涛更比江泽民还不如：江泽民从上海来，本人视野比较开阔，由於性格的原因，身边有一批各种各样的幕僚、准幕僚，以及一批学者、记者朋友，像刘吉、周瑞金、龚心翰……等等，这些人的社会接触面比较广泛；而胡锦涛的身边都只是官僚而已，没有多少像样的学者。他请了一些学者去给政治局“上课”，但是那些课都是他喜欢听的内容，讲课的学者都紧张得要命，讲什么也都要上报送审。政治局成员需要听这些东西吗？他们更需要得到智囊们深入尖锐的剖析、得到全面详尽的信息，来对国内外重大事务作出判断、作出决策。

各种内参是中共决策者最重要的消息来源。

而中国的舆论在当局严密控制下，日益走向片面，夸大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批评、攻击，营造出好像“因为中国强大了，造成西方惊恐不安、都要来围堵、对付中国”的假相。我们在这里天天接触西方媒体，看得很清楚：西方民主社会，就是个多元的社会，就是个互相扯皮的社会。中国的外交可以由最高领导人说了算，但西方的外交很难由最高领导人说了算——受到各种利益集团、国会、反对党、舆论和司法机构等等各种牵制，西方国家，各种声音都多得很。

就拿《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或者CNN来看，他们在报导美国的时候，多半是批评为主；报导中国，除了在人权问题上主要是批评之外，对中国其它许多方面，像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变化，都是讚赏有加。而中国的媒体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夸大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声音，使本来就对西方一知半解又抱有戒心的中国领导人，更加容易产生误判。导致今天的中国外交陷入这么一种被动局面。

中国现在实际上处在空前有利的国际大环境。发展经济是各国的主题，而中国近年来取得骄人的成绩，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中国没有善加利用自己的力量，自说自话地认为“西方不亮东方亮”，自己可以突破“西方联手围堵”——其实西方对中国哪里有什么“联手围堵”？西方除非是危险迫在眉睫，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才有可能捐弃其前嫌，形成战略“统一战线”；而平时，别说国际上是“各吹各的号”，在国内都是“各唱各的调”。西方国家都争相与中国做生意赚钱，尽管他们内部有各种压力组织，像人权机构、劳工社团，要求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对中国施加压力，但西方佔上风的声音都是要与中国加强合作、共同发展。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心中不爽，但是也拗不过时代潮流，仍然要与中国建立夥伴关系——更别说美国经济出现这么大的麻烦，更有求於中国排忧解难呢！

中国维护和推动这样的环境，才是使中国持续发展、国力增强的保障。但是中国外交上出现这么多障碍，陷於这样一个困局，完全是人为的、完全是自作自受。但眼下不仅没有人问责，未来还可能调门越来越高。不深切反省，中国必将陷入“越强调核心利益，就越损害核心利益”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