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零六年的中国文坛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作品问世，然而临近年末的几个热门事件，却给死气沈沈的文坛增加了不少的话题。一是辽宁着名作家洪峰，因缺勤被停发工资，而在渖阳街头当众乞讨。引发了人们对延续了五十多年的专业作家供养制度的质疑。
二是诗人叶匡政发表文章称，中国文学已经死了，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热烈反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文学的现状却是越来越糟；作家和批评家的独立性丧失,缺乏社会责任感；文学作品难以获得大众的认可。
就在人们还在争论中国文学是否已经死了的时候，两千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重庆晨报』报道了德国着名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採访时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的消息。尽管顾彬后来澄清，他说的是「中国当代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是垃圾」，然而搜狐网的民意测验显示，超过85％的网民赞成「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当代作家？中国文学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请看『大纪元时报』记者鹿丰和『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沖对着名作家马建的专访，希望能帮助您瞭解当代中国文坛的真实状况。
【旁白】马建，山东青岛人。一九八七年因中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而引发了中国文坛的一场政治风波, 其作品被查封销毁，并受到批判。着有长篇小说『思惑』、『拉麵者』、『红尘』、『九条叉路』；中短篇小说集『怨碑』；文集『人生伴侣』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两千零四年法国的文学月刊『阅读』杂志第五期，选出代表本世纪的全球五十位作家，马建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作家。
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
【马建】我想在刚「解放」一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个阶段,可以说所有的作家是全军覆没,留下的只是一个名字，他们的作品他们自己也不敢承认了。我们也看到了像巴金 老舍，从「解放」那天起就没再写作品。但是他们还不断地喊：他们解放了；他们自由了，但是他们再也写不了东西。可以说中国文学一片空白。
【记者】：那有没有起码一部作品呢?
【马建】你要说是『金光大道』吗？什么『林海雪原』吗？这只是他们最典型的一种，就是共产党所说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这样的作品不可能是留芳百世的，它只是一些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宣传的是一种个人如何服从党，为了党献身的一个概念。所谓的为工农兵服务， 实际上是为了共产党服务嘛。觉得这足以可以说明在中国 在共产党这种社会，文学是没有办法生长。
他们基本上是模仿苏联那套体制， 就是先是建了一个作家协会，像是正常工作一样；然后给这些所谓的这个职业作家们一些生活条件。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批作家跟过去老舍、巴金又不一样了。他们好像是变成一种签约作家，这些作家也会给他们一个每年的工作量，好像是八万多字发在省级的文学刊物上。还会给他们一些住房啊 电话啊，评级别呀，然后一些荣誉地位。那么我觉得这种制度是非常恐怖的，这种制度导致很多作家，为了他们这些生活的利益，就放弃了一个作家写作的立场。包括我们这代-八十年代很多作家一旦加入了「作协」，你会发现他们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地消失了。我的那个『拉麵者』这篇小说主要就是描写了这么个作家，他脑子里面想了很多故事，但是他永远写不了故事。
那么到了八十年代之后，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出现了一批作家，像刘心武这批作家；包括刚开始的王蒙；刚开始的贾平凹，这些作家一开始都不错，有很多这种冲击社会的力量。他们描写小人物的生活，描写社会对人的压抑。但是这批作家很快地就被共产党给吸收进去了，变成了一个体制里面的一些文化官员。像张贤亮基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厅级领导嘛；其他的像舒亭也是他们福建省的一个什么作协副主席，现在都是很高的领导；都是可以说永远不愁下岗的人，中产阶级以上的共产党的高级文化干部。
在这种制度下，这些作家跟五十年代有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显得更开放了；他们显得就是什么都可以写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触及到什么都可以去发表。我觉得最巧妙的一点，他们在写的时候已经知道，那些东西可以写；那些东西不可以写；或者说那些东西写了以后党会不高兴，他们在自己的笔下已经会控制了。而这点我觉得跟那个五十年代那批老作家，基本上是一脉相承。还是就是说在共产党的这个思维概念里面，不要有思想；不要有个性；不要有这个走到你内心的那种极端；不要有这种所谓的个人化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想这也是反映中国作家，由於他们进入到了这个体制里面，成为体制里的一个即得利益者，他们没有办法变成一个独立的作家，去独立的思考；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内心那种写作的自由，跟共产党的要求是没有办法合拍。或者是矛盾的；或者是对立的；或者就是融为一体的。
当时无论是胡耀邦啊，还是赵紫阳，还是邓小平，有一个阶段 在八十年代初还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个时候虽然包括我的作品也被查封，但是会不断的有些作品会突破。被查封，突破，突破，这是八十年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像『白鹿园』这样的作品，可以说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像贾平凹的作品，也算是一个典型；还有包括那个张炜的『古船』啊；也包括这个韩少功的小说啊。他们这一批作家的作品，由於他们内心当时都受到了伤害，或者插了队，或者这个改革开放以后，被这个西方的文化给冲的头昏眼花的。他们都会去触动自己的社会，触动自己的神经，写了一些作品。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我发现很多作家就溜走了，尽量的躲开现实了，写的越远越好，写到一直写到这个清代，这就开始了。那么现实社会人们触动的它的这个机会就越来越少了，而人们也慢慢的习惯於好像是，文学跟现实不要太贴近。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后，这批新作家像朱文啊，像苏童啊，毕飞宇啊，他们会比这一代的这个作家又往前走了一步，就是他们虽然不敢触及共产党的这个现实社会，但是他们会这个含沙射影，写一些过去一百年前的中国；国民党时代的中国，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可以存在下去。但这有个最大的一个弱势，或者一个缺点，就是让西方人以为这就是中国文学；这就是中国的社会；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而真正的中国的现实反而没有人去踫撞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误导，也是害了很多这个西方的读者，他们从这里面读不到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
当代文学带给世界的误解
【马建】比如说在法国去年是一个中国热，大陆请了差不多三十二个是多少个这种大陆作家，几乎是一个很庞大的作家代表团，来宣传就是社会主义有作家；共产党社会有大批的作家、文学作品他们的余华，还是他们的李锐，还得了一个法国的什么骑士勳章，好像是获了一个什么奖。但是，今年这个热很快就过去了。
中国人对中国社会的无知，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幼稚。这个幼稚表现在他们那种，以为中国就应该穿个旗袍马褂过来，跟你握手，开始喝中国茶，他们觉得这就是中国啊。中国真有意思，到中国去玩去，到了什么桂林山水，看了看，拍了照片然后一脑子幸福的回忆。这是一种外国人，这种人比例很大的。那么他们并不知道中国社会发生的事。
我在英国的一个朋友，他们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这两孩子是榆林的。所以他会过来问我，榆林是个什么样子？我就跟他们讲。我要给他们讲这些孩子为什么被抛弃，「计划生育」是什么，每年多少女孩子都被扔了，都在街上，都流产了。我都一点点告诉他。甚至有些孩子女孩子都被煮了吃了。他最后哭了，他养了两个孩子很可爱，他不知道中国是这么一个背景。
所以这个东西也挺可怕的，就是西方人已经接受了这个东西，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强大，他们以为中国的文化也跟着强大，这是很可笑的。在中国恰恰是由於它这个经济快速的庞大，这个思想和人文跟不上去，恰恰是一个变态的社会。而这个变态的社会没有很强有力的文学作品，去把这个社会表现出来。而这种控制思想，不控制经济，导致人的这种变态，也是很厉害的。
专制下的畸形与荒诞
【主持人】拉麵，是中国西北民间的一种手工制作的麵条，拉麵的手艺不仅展现了民间的智慧，而且蕴涵着生活的 哲理。马建的小说『拉麵者』是一部以「六四」民主运动为背景的寓言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他描写了一系列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被无形的拉麵者拉来扯去，即没有 了自我，也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二零零三年马建的作品在被禁封十五年后，『拉麵者』终於得以在 中国大陆出版，然而作为代价或者说是妥协，大陆版的『拉麵者』近一千多处被删改，作者的名字也由马建变成了「马建刚」。 与马建荒诞幽默的写作风格不谋而合，他的作品在大陆的境遇也相当的滑稽和无奈，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黑色幽默」吧，然而马建将其称为「荒诞社会的红色幽 默」。
【旁白】 荒诞已经严肃地成为了中国人的生活，甚至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其实现实远比我的小说更荒诞。—— 马建
【马建】这个小说我名字叫『拉麵者』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像一个面团一样，可以被拉来拉去，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被拉来拉去。这个形状是什么样子，不是由他说了算，而是由那个拉麵人说了算。那么我这个「拉麵者」在小说里面并没有出现，我就是要描述这种一种无形的一双手，可以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拉的千丝万缕。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小人物的这种命运呢？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中国社会每一个小人物他们都活的不光彩，他们没有做人的一种起码的尊严，我不相信今天那些有尊严的，或者说活得很光彩的人有一天有一天他说不定也是一个最不光彩的人。赵紫阳也曾经活得很光彩；我说李鹏也活得很光彩；杨尚昆也许活得很光彩，但是有一天他们可能都不光彩。因为这么一个可怕的政治制度它不只是吃掉那些受害者，也吃掉那些制定政策的那些人的本人。
因为我跟读者经常沟通嘛，我发现读者感兴趣的往往是一个故事。他们从中国的这些文学里面读一个小说，读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他们觉得不错了。说这也不都是文学嘛，该写的都有了。但我不是这么看。我恰恰认为他们在专制国家，在一个出版不自由，或者是出版被审查的国家，它出来的作品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这些东西都具备，但是它不具备思想；不具备一个作家的道德意识，或者道德判断。读者在这里边读完了以后，也就丧失了一种道德判断，这是很危险的。
你要是翻翻那些中宣部，或者新闻出版署的文件，你都会下一跳。什么题材可以写；写什么题材不可以写，发给出版社的那些文件。基本上是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从解放那天起都不能写。那就是说这种它自己制造了一个历史，它自己又在消灭一个历史，它必然要养一大批文人，再重新给它塑造一个徦历史放在那儿，这是一个必然的。就是说，我们一边喊着「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这个口号；一边国家在号召﹑在控制人消灭历史。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的书现在在中国也出版了，那么他们会把所有的这些有点思想，有点这个「刺」的这些痕迹吧，全都给你打磨掉了；全都给打磨掉了，改得我都不敢认识。比如说我那个『亮出你的舌苔』后面不是有个天葬嘛，那么这在我在『红尘』里面也有描写。一直到这个女的到最后天葬。但是在现在中国的出版物里面，当我走到那个房间里去看那个将要天葬那女孩子的屍体的时候，他们改成那女孩开开门对着我微笑，结束了。
我的书被他们禁止了十五年都不能出版，那么有一点点突破，有一点点声音，比如说你的书是一百最后能进去二十，那也比是个零好。这是我做的妥协。为什么呢？因为我同时有别的版本出版嘛，在香港在台湾都是我的原版一个字不改，那我就不怕了。如果要是说中文的世界，只是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一个世界，那我就不敢出了，因为出了以后只是一个版本，我自己都害怕嘛，我也不会送朋友。但是你有别的版本，可以放在那里历史可以见证在一个荒诞的社会竟然能出来这么一个荒诞的版本，这不挺好嘛。完全足可以见证共产党是在消灭思想；是在消灭个性；消灭创作自由。这些个完整的版本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这种词彙的封锁；这种专制的这种各方面的这种控制，把新一代的留学生或者新一代中国青年跟中国历史是完全割断了。你给他讲这历史，他们觉得没有必要了。他说，你这些故事都太残忍，我们凭什么要知道。
我在那儿讲我的『拉麵者』的时候，因为提到问六四的时候，他们就会提问：什么是「六四」？而他们那个年龄，正是那个年代出生，他们根本一点都不知道。我想他们的父母也不告诉他们；当然共产党更不会告诉他们。举个例子，赵紫阳去世了，我要是问我妹妹的孩子，她乾脆就说赵紫阳是谁呀？十八岁的人不知道。一些爱好文学的根本也不知道高行健是谁，因为网上的封锁非常厉害，那么这个问题对於年轻一代我觉得是危害非常大。
举个例子「九一一」。「九一一」，我记得这个我在英国看到的，就是英国人那几天是不相信政治家了，他们在报纸上採访的都是一些作家，让作家出来说话，告诉我们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人类的价值观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事。出现作家开始出来说话，因为政治家大家不相信了。
但是你想一想，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些中国的名作家，什么时候替中国社会发生的事情站出来说话，更不用说他们反对政府的声音了。他们甚至没有提中国的任何一件历史事件，出来说出自己的态度，你认为这不是作家的悲哀嘛？你还认为这样的作家有思想嘛？你还会看他们的作品嘛？
我想，当一个国家的新闻出版不自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看那个报纸。当这个国家出版是被查禁的，是被审查的，我们不因该在读这个国家的书。我认为都是有毒的，特别是那些获了奖的。要读我们最好是读那些，经常被他们查封的、有问题的，他们认为是「肉中刺」的那些书，那可能是恰恰是真正的中国社会活下来的一些文学作品。
断了脉的中国文化
【马建】我觉着最厉害的是共产党是三教齐灭。因为在历史上皇帝无论他怎么灭，他也只是灭其中一个，有的灭佛；有的灭道；有的控制儒家，但是从来没有说把三个教一块灭掉。因为毕竟它把这三个教灭了之后，也就断了中国的这个脉。你让我看中国最近这个半个世纪或者五十年，我认为对中国文化已经完全切断了，我们现在再恢复是非常吃力。因为我从我的父母身上也得不到；我父母可能从我爷爷身上也得不到了；或者说我跟我们的下一代，能不能再传承中国文化也是一个问题。现在无论你说仁 义 理 智 信，在中国人身上可以说是个零。新一代的留学生或者新一代中国青年，可以说没有信仰。他们非常恨自己，只好用那种民族主义来把自己这种自卑也好，各种情绪就全部放到那里去了。要中国的民族强大；你骂共产党，说你骂了中国，这种非常可笑的这些概念，全混到他们脑子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面对中国的年轻人，没有办法对话。他们认为这个他们这一代更代表中国，就是说我们现代化的中国完全跟西方没有区别。我们讲的英语；我们的思维，我们跟西方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国家有的，甚至西方没有的，我们都有。至於政治嘛，共产党好一点，坏一点，西方不也一样吗，也是好一点，坏一点，跟我们没关系；专制不专制也没多大差别。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到文化，没有接触到思想，当然没有问题。我跟他们说过，中国很多书是被查封了，是被禁止的。我说如果你过海关的话，你带本共产党不喜欢的书会被查封的。我说，另外一个国家会嘛？他不会去对比。我说你知道吗？他说他不知道。就是说中国人对自己的社会无知；
我在台湾吧有一次正月十五，我看到那些地摊上在那儿卖那些小吃的，我去找那个汤圆，没有了。其中有一个就跟我说，你到超级市场上去买一盒，你到我这来，我给你煮。就这样的人情味吧，我特别去怀念，中国社会这恰恰是应该这么一种东西，而这样东西在中国社会你现在很难找得到了。你经常可以看到的人和人之间是不信任，就共产党导致的这种人与人之间不再信任了。你要信任一个人，你肯定要倒楣的。邻居被抓走了没有人去管的，大家认为没有抓到我头上，就像那个子弹没有射到我身上，我能躲多远能躲远。这种道德意识的丧失，你不能说中国还有这种传承，这种传承要慢慢地找回来，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做到的。
我印象中很深的，就是我到埃及，我看到的一些古埃及文化，跟现在的埃及人之间是没有关系的，那么他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旅游点，一个博物馆去参观。他们的无论是这个多伟大的作品，但是跟人的心灵，跟现在活着的人的心灵没有关系，它毕竟已经是这个伊斯兰教的一个文化了，跟国际文化没有关系了。我想我们也面临同样的一个处境。而我现在回到中国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老是说我们的长城伟大，五千年文化，最后其实是一个旅游项目。我们中国人几乎没有人看京剧嘛，我们同学在一起聚会我也没见过她们穿旗袍嘛，我们跟这些文化实际上关系不大了。但是从这里面，我门如果能通过一种信仰，通过一种宗教，去不断地把这种东西再找回来，这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
【主持人】马建的多才多艺，名不虚传.他出版过诗歌，办过画展，做过设计师和摄影师。其摄影作品曾获北京影展一等奖；香港摄影艺术杂志金牌奖。然而马建又是一个命运多舛（喘）的人，追求自由的执着，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使他经常与现行体制发生冲突，成为管制和监视的物件。一九七八年他的个人画展在北京被查封；一九七九年因人体广告摄影被拘留；一九八三年作为文化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被关押。一九八四年马建被迫辞去摄影记者的职务，离开北京，开始了他近三年的流浪生涯。在回顾那段经历时，马建这样写到。。。
【旁白】在狼群中生存，你只能也披着狼皮。慢慢自己也变得粗糙和不诚实了。
在没有同情心的人海中旅行，是比登雪峰还困难的探险。
十万多公里的旅行，我惊讶中国地貌的丰富神秘，更惊讶人民被专制得麻木无知。恐怖像瘟疫一 样染遍每个心灵，每个村镇，哪里怕是边远的少数民族。 在狼群中生存，你只能也披着狼皮。慢慢自己也变得粗糙和不诚实了。——马建
【主持人】一九八六年马建结束了他近三年的流浪生涯，移居香港，并陆续完成了几部以这段流浪经历为素材的小说，如描写西藏风俗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反映改革开放后底层人们心态变化的小说『红尘』等。其中『红尘』的英译本，荣获了两千零二年，英国托马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一九九七年马建离开香港，移居欧洲,现定居英国。
文学就是见证
【旁白】如果你对你的时代视而不见﹐你不能算是一个作家﹐更不能说你是个文学家。——马建
【马建】九七回归，我最反感的就是因为五星旗插到了香港，所以我离开了香港。九七是七月一日吧，七月一日我当天就在香港搞了个地下诗歌朗诵会，我宣佈自己非法。因为他们合法了，他们在香港合法了，我理所当然就应该非法。
我为什么写作？就是我必须见证历史，必须见证我活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的。那么我想当你从一个人在监狱里关了十年出来以后，你不可能不写监狱。你玩风花雪夜，那都是假的嘛。你的心态也不一样了，你整个是一个悲情的。 我在中国时候的经历就是这样，我不能不面对八十年代的中国，这是我三十岁左右记忆最深的一个社会。我不能不描述它。那么我不强求别的作家也是这样。
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作家，他们生活很简单，到大学泡妞就可以写一本书，是吧。哪怕是脱衣服，那个叫什么木子李也可以写书；『上海宝贝』什么性开放，吸毒，也可以写书。无所谓，那都是流行小说。
但真正的严肃作品，我觉得有个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你不能误导读者，你的小说在一个道德意识上你必须诚实，你必须面对你自己的真实，如果你在这里边撒了谎，我觉着这本身就不是文学。文学必须是诚实的，而且当一个现实被你描述下来之后，它比真正的现实还重要，因为真正的现实随时有消失了，这个现实被记载了，是不动了。你能不认真对待它嘛。
而在体制里面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叫反腐文学,又是一个新的文学品种。跟它们什么美女作家,写什么性开放的小说是互相对称的。它看起来是在这个揭露社会,与这个社会好像是达成一种这个舆论监督或者什么，起到一点这种替百姓说话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实际上我读了几部，包括他们已经拍的电视剧，它最后的结尾，还是说党很伟大。有党这么伟大的党，最后把那些坏人给清除出去了。
但是在中国人已经完全麻木了，当他们看到这些贪官被清除出党的时候，他们反而拍手称快；反而很高兴，你看还是党英明，只是地方上的一些小坏人在捣乱。我觉着这种误导也挺可怕的。因为真正的共产党的恶没有人去碰撞它，真正的制度上的腐败没有人去触及到这个问题，这反而是比较危险的。
作家的社会责任
【旁白】写作是内心最真实的呈现，换句话说，作家是时代的心灵报警器，而作品就是时代的产物。——马建
【马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西方虽然有很多流行文学，但是它终极对这个作家的这个群体是尊敬的。因为作家是唯一批评这个社会的。它脱离於政治之外。作家基本上是一个评价道德的一种工具。就是当他在塑造一个人物，在写小说的时候，他背后毕竟有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就是对人的同情和怜悯。而西方人在阅读小说的时候，这点恰恰是很重要的。他首先信任你，信任这个作家，其次才会读你的书。如果他觉得你不诚实，他不会读你的书的。
那么中国的作家恰恰就缺这一点，他们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作家，但是当他们面对中国的社会，他们从来没发出过声音。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态度，我不是说非要有一个政治态度，你没有一个做人的态度，基本上是消失的。这样的作家，怎么能会跟西方的作家比呢。
在中国很多作家现在不写作了，他们只要有了钱以后他们活得很好。我的一个朋友说有的作家以前是很苦的那种诗人，也反叛社会，现在有了钱以后，吃一个槟榔，一张口就旁边专门有个仆人给他放到嘴里。就是说这个社会吧，那种物质就可以把人给分化了，因为它不允许你思想。
一个作家你必须对你的社会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个责任不是说你要去改变这个社会，但是你要批评这个社会。
那么这在西方的作家里面，你们随便看看报纸这是经常出现的事情，或者说这是作家的职业。因为你不能要求一个牙医写文章批评社会吧；你不能要求一个政治家说话，往往人们不相信。那么作家就是写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他的职业道德，他必须有他的态度，而这一点中国作家恰恰没有做到；而这一点恰恰是作家作为它的这个职业道德是最重要的。我恰恰强调一个作家除了你的文学性之外，你的这种批判意识；你的道德关怀，始终在你的文学里面，因为这是文学的灵魂。
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作家、诗人，你从屈原开始，一直你可以到曹雪芹；一直到鲁迅，你都可以看下来，一直是反叛体制的；一直是作为一个政治的一个反对者出现的。或者说当时是反封建，也好或者反某一个皇帝也好，他始终是一种对抗的力量。你们看看杜甫的诗，你就可以读出来了，它整个就是一个唐代的老百姓的历史。你看看曹雪芹的『红楼梦』，无论是每个人物的命运，还是整个的社会的背景，他都可以用文学的方向去表现出来。文学怎么可能能够脱离社会呢？我认为文学就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你可以去画画嘛，可以搞其他的工作。
在一个政府的体制的要求下去写，我认为毕竟是不会是个流芳百世的作品。而中国的文学传统跟这样的文学传统是格格不入的。所谓的中国文学传统，实际上是一个反传统的传统。但是现在的文学恰恰是混在一个专制里面的一个传统，要想说我们要接上中国文学的传统，我们只能脱离这个传统。在这个传统之外。
自由之门需要冲撞
【旁白】在极权社会，作家是唯一能用笔说实话的人，不是非要捍卫什么，而是对生存环境表达人起码的要求，对社会的不文明表达看法。——马建
【马建】 毛泽东时代像林昭，她可以直接就被枪决了嘛。那么死的人太多了，基本上是死。那么到了八十年代邓小平时代，你可以进监狱。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它是另一种方法了，就是可以开除公职。进监狱的比例比，九十年代比八十年代要少一些了，但是它会对那些特别不出名的作家，会非常狠。
比如他们最近把新疆的一个作家给判了十年，他写了一首长诗叫什么『野鸽子』。判十年很厉害的。因为它里边描述那个野鸽子回到了那个被圈养的鸽子那里去，发现这不是真正的命运，跟它们对话，那么最后也被人给抓到里面，最后它宁可死在里面。那么也是什么颠覆国家罪呀，搞不清楚，最后给判了十年。西藏那个女作家，唯色。乾脆就把她的书给查封了，然后採取这种撤职，要求她去写那种建西藏公路什么的。它这种惩罚就不像以前那么恐怖了。
也就是说，作家们应该可以再开放一点，你不能说都能够让共产党打开这个这个墙，对吧。这个墙，如果大家都不去撞它，永远是个死的。我是这么看，就是说这个极端要靠你作家自己去突破，你突破一点，它就要让一点。
我不是说鼓励大家都要去进监狱。你看我举个例子像那个捷克，他们当时反叛捷克共产党的时候他们有地下杂志；有人在那看着门，他们在里面真的印杂志。他们会把很多海外的这些流亡作家，像昆德拉的作品，悄悄地印了以后就在国内发行。
作为思想界来讲，作家也应该起这个作用。因为作家就是靠思想活着的，你何必不创造一个思想更自由的一个天地呢，你不突破谁来突破啊。我们海外的当然尽量突破，因为我们完全自由。国内作家一突破，有的进监狱，有的给抓，但是如果大家都做，做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它也就不太容易再抓了。
那么这样的处境，我想作家应该自己做出选择。你或者成为这个体制里面的一分子，妥协写他们不必查禁的没有什么思想的那些作品；或者你要完成你个人的历史使命，想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哪怕发表不了，也要去触动你自己内心的那个极端。也就是说，只有达到了你内心的那种极端的自由，你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如果你自己遮着、掩着、盖着，我不认为你的作品在读者那里能产生什么共鸣。在中国我认为，除非是一种反抗这种专制的这种写作方式，或者这种控制思想的这种要求，否则的话我不认为文学会有什么出路。
【主持人】两千零六年十一月十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说，要建设「和谐文化」。中共总理温家宝也到会发表讲话说，「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现实」;「提倡公平正义，为每个人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边「和谐」和「讲真话」的话音未落，那边限制真话的不和谐之声，就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出。
两千零七年一月十一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邬书林宣佈，禁止八本有关中国大陆当代及现代的历史书籍出版发行，并对出版社及相关人员予以处罚。着名作家章诒和，描写梨园名伶传奇人生的小说『伶人往事』，在出版期间，为配合出版社通过新闻出版总署的审查,曾主动删除了三万多字,但最终也难逃一劫。
「禁书」是专制社会的特有现象，只要极权制度存在，言论和出版自由就只能是美好的愿望。非常不幸的是，中国大陆作家所面临的是世界上最极权的政府，以及最专制的统治。然而自由之门需要冲撞，不在沈默中爆发，就会在沈默中死亡。
禁令颁佈后,其作品屡遭删禁的章诒和女士不再沈默，率先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并状告新闻出版总署，要求撤销对其作品的封杀，但被北京市高等法院拒绝受理。章诒和呼籲中国作家，要具担当精神，勇於站起来维护自身权益。大陆网民及海内外各界纷纷加入声援章诒和女士的行列，一场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公民维权运动正在进行。
时代需要作家，人民需要作家。中国大陆的作家们，请勇敢地承担起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和责任，真实地记录历史，反映民生，揭露黑暗,见证未来,做一个无愧於时代和人民的作家。
【旁白】不管多艰难，我都要一路走下去，路可以丈量你的生命，你走得越远，活得越长。——马建
【职员表】
总策划：杨光
记者: 鹿丰
剪辑：谢宗延
摄影：林沖 谢宗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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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应祖扬
资料：关慧
旁白：王学军
脚本： 林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