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正值海内外华人共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阅《开放》杂志四月号刊载的钱文军先生大作“孙圣人是国共两党的神话”(以下简称「钱文」)，感到很不解，更感到很不爽，有些话不吐不快，特提出来与钱先生商榷，并就教于广大学者、读者。
诚如该刋「编者按」所言：「这篇在中国纲络广为流传的文章，引用史料对孙中山的革命乃至人格提出极为严厉的否定和批判，重点在孙不惜出卖国土换取日本、苏俄的支持。此文反眏当前大陆思想界的一种动向。」
笔者注意到，有关对孙中山先生「自称博士」、「出卖国土」……的指控，几年前己有袁伟时石破天惊首先提出过，惜应者寥寥。姑勿论这两位的指控是否成立？其引用之「史料」是否属实？能否说明问题？不少专家学者己发表过意见，笔者在此不赘。仅就此「大陆思想界的一种动向。」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现时，中国大陆薄熙来「唱红打黑」、「乌有之乡」毛左要复辟毛泽东文革路线、刘少奇之子刘源等人重提所谓「新民主主义」、茅于轼、辛子陵等自由派学者要求公审毛泽东，走西方民主宪政之路……左中右各派不服胡共压制，激烈交锋，尽管他们的主张针锋相对南辕北辙各不相同，但却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国需要改变！不但海内外学者论者普遍认同，就算是大陆普通黎民百姓都普遍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今天的中国极类似百年前的清末，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前夜，鉴于中共顽固地抗拒任何政治改革，蛮横地宣称「五不搞」彻底关闭社会改革的大门，「二次辛亥革命」和「茉莉花革命」的呼声日高。正在此时，海内外却突然出现一股翻炒康梁「改良主义」、否定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思潮，与中共腐朽政权不惜一切「维稳」不谋而合，互相呼应。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曾撰多文予以反驳。
百年前，满清王朝为了维持其封建政权，一面假惺惺地推行「新政」，办实业、练新兵；废科举、开学堂……另一面却顽固地拒绝任何政制改革，从「钦定宪法大纲」到「重大信条十九条」都坚持「大清皇权，万世一系」，以镇压「保路运动」来「维稳」、以成立「皇族内阁」来敷衍人民大众政制改革的要求。结果人民大众忍无可忍，直接引发辛亥革命推倒腐朽的封建王朝。百年历史轮迴，今天中共政权面临濒于破产的经济，不得不进行所谓「改革开放」，但同样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顽固地死抱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权不放。盗用全国人民辛劳创造的财富，用大大超越国防军费的天文数字「维稳费」去拼死维护他的独裁政权。他们一方面血腥镇压每年数以万计此起彼伏的群体维权运动，扼杀人民大众的民主诉求，全国大搜捕「异见分子」、扑灭「茉莉花革命」；一面又收买个别见利忘义的知识分子大唱「党主改良，告别革命」的歪论，企图蒙骗人民放弃抗争、放弃革命静候他们遥遥无期的从上而下的「改革」。
在这一方面，眼下袁伟时、李劼、钱文军、余杰、邵建等先生集体翻炒梁启超「改良主义」，「君主立宪」，否定孙中山给辛亥革命的言论，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恰恰起到中共帮凶和「第五纵队」的作用。有些言论为达目的，不惜对孙中山先生进行人身攻击，人格侮辱，实在令人惊骇、令人反感。笔者怀疑是否有些人长期被中共灌输「狼奶」，中毒太深，以毛泽东幼稚荒谬的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机械化二元论「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来研究和看待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只因「国共两党共尊」就要反对？毛泽东一生口没遮拦「语不惊人誓不休」(比如公然在外交场合对日本人说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结果助中共夺取政权；又比如说核战争「没有什么大不了」「无非死几亿人」……)以「反潮流」英雄自居，以致时时独树己见、处处与民为敌，不但自暴其短，成国际笑柄；还将国家民族拖到几近灭亡的深渊，不可不引以为戒。窃以为研究历史评论历史还是以尊重事实为重，万不可「两个凡是」，以政治观点先入为主。不知钱文军等各位先生以为如何？
粗略一看，钱先生大作虽一鸣惊人，但不少「立论」似缺乏历史常识，不值一驳。
比如钱文说因为「国共两党共尊孙中山」，所以他就要「反潮流」否定孙中山。看来钱先生拜错门神了。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和台湾方面被称为国父确实得到广大党员和民众由衷的尊敬和爱戴，名垂史册；可是在共产党和大陆方面，就远非如此了。众所周知，尽管毛泽东不得不尊孙中山先生为「民族英雄」和「革命先行者」，但出于其野心以及狂妄无知，骨子里是完全否定的。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被指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和孙中山先生的拥护者，后来又大多站在国民党的一边，在国民党里当了官，最后跟蒋介石去了台湾，成了共产党的敌人，因而，共产党虽然没有公开彻底地否定辛亥革命，但是对它的肯定也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毛泽东曾公然宣称「辛亥革命失败了。」在大陆，只保留了孙中山先生一个人的名誉，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画像对面，每逢五一、十一中共庆典，都会与马、恩、列、斯并排挂出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真是风牛马不相及！——笔者注) 作为中共政权的点缀，孙中山先生遗孀宋庆龄女士曾被邀担任一个有职无权的国家副主席，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作为点缀，「副主席」也当不成了，改任「人大副委员长」，纯属统战性质。
据高文谦先生《晚年周恩来》一书透露，文化大革命中，连「国家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女士都受到迫害，江青派红卫兵去上海抄她的家，捣毁了宋庆龄女士父母在上海的陵墓，还扬言要剪掉她留了多年的发髻。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女士1955年从上海第八女中高中毕业，三年高中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却因中共执政后随即实行的秘密高考政审，连续数年不得大学之门而入，不得己之下写信给祖母宋庆龄求助，宋回信多方开导安慰，未尾附了一句「希望你明年如愿以偿」，结果次年才被同济大学录取(1)。作为辛亥革命象征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海外华人称「国母」的宋庆龄女士以及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尚且受到如此野蛮的对待，其他辛亥老人的命运更可想而知了。可见，辛亥革命在共产党的价值观里还有多少价值？故钱文军大批「国父孙中山」，对大陆读者而言就十分滑稽可笑了，中共不但从未称过孙中山先生为「国父」，文革中连凝聚了全国人民敬意的南京中山陵也差点被红卫兵捣毁。
其实，到1949年共产党「解放」中国大陆的时候，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并不遥远，不过是三十八年而已！毛泽东诗词中有一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意思是说，比起中国五千年历史，祇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是，由于毛泽东的狂妄无知、唯我独尊，割断历史，自中共建国以后，除非为了统战的原因，辛亥革命已不再提起。这个发生在上世纪初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伟大革命，本应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它特殊的地位，可是在它发生短短三十多年后，在大陆就已经早早地被尘封了。在世界历史上，这种现象可说是绝无仅有，一个民族如果不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今天，籍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两岸四地、全世界华人都在准备隆重纪念，中共不得不宣称拨款200亿，假惺惺地「纪念」一番。可是却绝口不提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中华民国，其用心非为真正地纪念这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实现孙中山先生民主宪政的遗志，而是想借此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先生的拥护者、继承者，从辛亥革命中寻求执政的「合法性」，妄图继续维持其不得人心的一党专制。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钱文军先生还公然宣称因「国共两党共尊不能非议孙中山」，所以他「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否定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不是太可笑了吗？
比如钱文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共和制度是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暴力革命与民主共和格格不入，不存在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暴力革命倡导著者。既然民主共和制度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制度，它只能依靠改良才会真正实现。」
不知钱先生下这个断然结论之前有没有仔细研究过世界历史？恐怕是以偏概全只看到革命在东方的结果吧？确实苏俄的十月革命和他的余波曾经在苏联、东欧、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和柬埔寨等贫穷落后国家做成了前所未有的暴政和灾难，但这只能说明革命在缺乏民主基础和经济落后国家所产生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中世纪以后欧美发生了很多革命，社会制度的急剧改变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终结果都不是独裁专制，而是民主宪政。革命在西方国家往往是达到民主宪政的径。
最典型的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美国1776年的「独立革命」，两者分属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两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起点。就拿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而言，也是以议会选举的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虽然没有流血，但起码动用了军队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和发表，也是因为英国贵族武装起义，披肩带甲进攻伦敦，才强迫约翰王签署的；其后，约翰王和他的继任人屡次反扑，国家陷入内战，经过多次战乱，君主立宪才初具雏形。又比如中国人常常奉为楷模的日本明治维新，从维新改良的开始，以及其后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均发生过战争如乌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而且，明治维新并没有让日本实现民主宪政，明治维新后，日本长期处于天皇和军人共治的军国主义状态，直至二战结束，麦克阿瑟将美国民主移植日本，才完成了政制民主化。日本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功臣并非明治维新，而是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因而，笔者认为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维新根本就不应该作为今天中国效法的榜样。更不能武断地说「民主共和制度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制度，它只能依靠改良才会真正实现。」
就算是美国，也曾发生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华盛顿，他领导独立战争取胜后，不少人「劝进」他当国王或当终身总统，但是他都严词拒绝了，功成身退以身作则为美国奠定了民主宪政的基础。怎么能武断地说「不存在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暴力革命倡导著者。」？
与此同理，钱文严词批评辛亥民国史专家金冲及先生说：「我不知道像金冲及老先生那样的学者怎么能说出如此话语『在一九一二年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度的时候，全世界包括西方国家，实行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只有美国和法国。』我们暂且不去争论欧洲那些君主立宪国家是否都不『实行民主立宪制度』……历史告诉我们，欧洲也是人类最早实施民主共和制度的是圣马力诺共和国，它在1263年就己经立国于共和制了；……为了吹捧孙中山怎能如此信口雌黄？难道就不在乎别人查阅历史资料？……」
错！君主立宪国当然不是民主共和国！这是政治常识。查《大英百科全书辞典》：「君主国(Monarchical state) 指以君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家。各国对君主的称谓不尽相同，有皇帝、国王、女王、沙皇、天皇等。君主终身任职，且为世袭。其地位和作用随政体而有所不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君主的权力以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范围为限，多数没有实权。共和国(Republic)是相对于君主国而言的不同国体：共和政体的基本含义就是，国家和政府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国家和政府应当为公共利益而努力，而不应当为私人利益而存在。共和政治的另一个基本含义是，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不是继承的，不是世袭的，也不是命定的，而是由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的。因而，公正而自由的选举，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共和政治的又一基本准则。」笔者理觧金冲及老先生的意思是说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不但在亚洲是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全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是我们全体中华民族共同的骄傲！(可惜今天却大大地落伍了！)钱文军却歪曲了金老先生的原意，强拿一个袖珍小国圣马力诺与之相比也未免太勉强了。
最离谱的是钱文说：「中山本非英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的一生可以说没有做成一件象样的事情，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病死。……他一生皆至民族大义于不顾，有奶便是娘。1895年趁中国甲午战败，孙中山谋划兴中会首次起义……。1900年趁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机，孙中山由日本奔香港策划惠州起义，……1907年亲赴越南获法国殖民当局协助，发动广西边境一系列起义，孙却与法国军官携手亲自开炮轰击中国军队….. 就连那个「新三民主义」，也是按照苏俄的指示逐条修改才发布出来的。……」
笔者注意到类似钱文的这些指控，伸延至孙中山「爱国」还是「卖国」？的讨论在两岸三地均有所闻，大陆和台湾学者分歧很大。就算同是大陆学者，也有很多不同意袁伟时、钱文军等的否定观点。比如杨奎松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兼谈近代中国革命党国家观念的形成与转变》一文说：
「问题是，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无论是暂时出让满洲权益，还是引入日本顾问，借助于日本援助，与爱国并不矛盾。因为，孙中山当时内心里想要去爱的那个国，既不是满清统治的大清国，也不是袁世凯后来闹帝制丑闻的那个假民国。……」杨奎松先生另一篇术著作「孙中山爱国不爱国？——兼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对此有非常独到和正确的见解，笔者认为对于曾饱受中共「爱国主义教育」洗礼和灌输的大陆学人能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和言论，真是非常了不起！佩服之至！足可令钱文军等先生甚至某些海外人士汗颜了：「对此，唯一可以做出的解释只能是，孙中山确实不爱国，因为这个国在他眼里并不是自己的国，而是满族统治下的大清国和袁世凯统治下的假民国。他想爱的，则是其计划中且日思夜想的，按照他的主张并由他的党所领导的那个“中华民国”。
其实，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文革” 后一部名为《苦恋》的电影招致禁演，据说就因为其中表现了一些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知识分子对“我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的痛苦与困惑。而这段话所以说不清 道不明，恰恰在于它不仅混淆了“祖国”与“国”的区别，而且头一个“祖国”与后一个“祖国”也远非同一个意思。这也就正如今天世界上的华侨，大都热爱自己 的祖国，但他们中有些人却未必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如果我们简单地把“祖国”和现实中的“国”混淆起来，就会因为他们的这种态度就 把他们视同为“不爱国”。这当然是不恰当的。
必须指出的是，历史上几乎任何取得了中央政府资格的党派政府，通常都会以煽动“爱国”心的办法，来作为动员民众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础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当年德国、意大利的 法西斯政府是如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也是如此。我们绝难依据是否响应某个时期政府的爱国主义号召来判断历史人物的爱国与否。因为，从对父祖之国的角度而 言，这种爱国其实未必就是真爱国。与此相反，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主欧洲各国共产党引导工人群众抵制战争，鼓吹失败主义，停战后更 宁愿割地求和；一些德国科学家二战期间帮助敌国美国制造足以摧毁自己出生国的原子弹等等，这些看起来近乎卖国的做法，其实又未必是不爱国。历史有时就是这 样复杂。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爱国”甚或是“爱国主义”的问题呢？霍布斯鲍姆的如下看法也许 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参考。他说：“爱国主义最原始、最革命性的概念，乃是以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因为这种概念来自主权人民，也就是说，国家是 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爱国主义者们“所效忠的‘父祖之国’（patrie）并不是现存或先前存在的国家，而是经由人民的政治选择所创建的‘民族’，这 些人民借由民族的创建，打破或至少是疏离了他们与旧权威的关系”。 “在这个定义下，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才会真心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即在民众的眼中，这个国 家理应与过去私利与特权的国家相区别，即应当是公益和公利的代表。换言之，理想意义上的“爱国”或“爱国主义”，首先就要确定：这个国家是否是经由 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并事实上是经由人民自己来行使治权的，代表全体国民自己利益的国家。」
笔者认为：要讨论「为了推翻本国专制独裁政权，与文明世界接轨，建立民主宪政，人民是否有权争取和接受外国援助？」的问题，亦即「主权大于人权」还是「人权大于主权」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爱国主义」？政府(尤其是根本没有经过人民授权的「政府」是否可以代表「国家」甚至「祖国」，而以「爱国主义」为招牌，要求人民爱它，服从它的野蛮统治而不得反抗？在这里，钱文军居然引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恒古未有的臭名昭著的祸国殃民大暴君毛泽东用以形容「一切反动派」的名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来套在被毛称之谓「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头上，「语出」是够「惊人」了，之不过真是匪夷所思！恐怕若毛泉下有知也会惊讶不己！不知钱先生身处大陆有没有机会看到美军闪电攻入巴格达，伊拉克人民欢呼雀跃推倒独裁者萨达姆铜像拖着它满街跑，小孩子在其头上践踏泄愤的镜头？有没有看到利比亚人民拿起武器配合北约空军向本国独裁统治者卡扎菲进攻的新闻？若看到了又作何感想？不知钱先生等有没有听说过一句世界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塞缪尔•约翰逊(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Samuel Johnson) ？这些「无赖」百年前用「爱国主义」来保护满清王朝，指责孙中山「卖国」；百年后又用「爱国主义」来保护中共专制政权，指责民运人士「勾结外国反华势力」，如出一辙，统治者用以维护其专制政权不足为怪，若是以「民主人士」或「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人用以指责革命者和革命拥护者，客观上就和专制统治者站到一边去了。
钱先生说孙中山「一生没有做成一件象样的事情」，请问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封建统治，结束中国数千年封建制度，算不算「一件象样的事情」？而要不是孙中山先生不屈不挠屡败屡战地组织发动十次起义，大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唤醒了民众，辛亥革命会平白无故实突然发生吗？若推翻满清的封建专制统冶属于「捣乱」，那么是否甘心做封建王朝的奴才顺民才算「安分守己」？你的意思是否想说今天大陆人民起来反对共产党的独裁专制又是「捣乱」？
笔者在旧作「革命不是革人命」一文中说过：「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人包括领袖人物都应该受到人民大众的监督批评，包括孙中山先生。但批评应该尊重历史，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客观给予评价。……但若总是以孙中山先生革命过程中的某些做法和言论说事，笔者认为根本就本末倒置，也不合时宜，不值一驳。大众公认，看事阅人都应该「从大处着眼」，而不应该纠缠小事不放。无论如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他的民主共和、三权分立、五权宪法政治主张，平等自由博爱的人格理想，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在今天的台湾已开始实现，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仅此两点，就足以让我们后人景仰。」「对于某些历史事件和孙中山先生的言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交由历史学家去研究，局外人不应该轻易下结论。况且八十至一百年前的客观环境，很多不是今天我们所能体察和理解，以此苛责孙先生反显无知。更重要的是，如今我们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革命和改良的十字路口上，需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理智地现实地选择正确的道路；而不是否定孙先生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故纸堆里找孙先生的失误瑕疵。若面对中共顽固拒绝民主改革的强硬立场，还以批判孙中山先生为名，行反对革命之实，就更不应该，客观上成了中共专制极权的帮凶。」
钱文中另一段令人惊骇的雄文如下：「其实『窃国大盗』这顶帽子，戴在孙中山头上远比戴在袁世凯头上更合适」。笔者个人感觉，若此言出自海外学者之口，就真是既令人震惊又难以想象了；但出自大陆人士之口，则毫不奇怪，大陆人被「毛泽东思想」「改造」了几十年，其思维方法行动方式无不打上「毛泽东思想」的烙印，如上所述，浅薄无知的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个「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反潮流英雄」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则表现为「翻案狂」，众所周知，其生前为秦始皇翻案、为曹操翻案、甚至为日本侵华翻案……毛死后，其余党继承他的遗风，出动「中央电视」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商纣王「重新定议」，指纣王是「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是「二千年来最大的寃案」，以便为正面评毛开路。近年来更陆续为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翻案」，封他们为「大改革家」，御用文人说「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目的是用所谓「改革」来痲痹人民的民主诉求。这是罔顾历史事实的谬论！大量史实证明，曾李袁三人都是死硬保皇派，不是死保主子满清专制王朝，就是妄图复辟封建帝制，根本谈不上改良，近代史首倡改良者实为康有为、梁启超。像这样轻易推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早有公论，却拿不出什么实质依据，在中共的官方宣传中比比皆是，驳不胜驳。为免篇幅太长，唯择钱文军对孙中山和袁世凯评价一二异议一番，请教钱文军先生和广大读者。有关对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笔者向读者推荐曾节明先生《曾国藩的真面目——兼论中共为何大力推崇曾国藩》、陈劲松先生《晚清与后共：惊人的相似——从央视为李鸿章「平反」说起》以及蒋悦先生《平反李鸿章引起的「卖国贼」争议》……。
笔者认为，一，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对于有些尚未证实的孤证，要通过正反两面的思考，不可妄下结论；一切要以行动言论衡量，不可妄自揣测别人的心理活动。二，现时正当中国民主化面临突破瓶颈关键时刻，否定孙中山先生三权分立五权宪法民主思想和辛亥革命，只会有利于中共专制苟延残喘，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此再举数例，比如钱文指责孙中山先生说，「辛亥之后，袁世凯致信黎元洪首倡和议，南北议和本己初步达成共识，国内和平局面己见端倪，然而老孙风尘仆仆赶回来，立即否决了宋教仁等主张的内阁制，力主总统制；接着否决了各省代表拟选其为「大元帅」，非要当正式「大总统」不可，但各省代表没有完全就范，不顾其一再主张，硬是给他的「大总统」加了个「临时」的前缀。……」不知读者看到钱先生大作的这一段话有何感觉？笔者第一感觉是这根本不像严肃的史论！比如「否决了各省代表拟选其为「大元帅」…. 」一句，既然是「拟」，就说明仍在讨论商议之中并未形成决议，充其量不同意见争论而己，那又怎么谈得上「否决」呢？故请钱文军先生公布此段史料来源出处，以便读者核对，否则难免令人怀疑是否有虚构之嫌？
事实却是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各省代表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而身在北京拥重兵的袁世凯对此很不服气，一面挟天子令诸侯，起兵「讨伐」革命；一面借革命威迫朝廷，左右逢源，虎视眈眈。为国家民族而非个人权位，孙中山承诺袁世凯：只要能说服清帝退位，并来南京就任，就将大总统之位让给他。2月12日，清末帝宣统退位，孙中山第二天即向国会递交了辞呈，14日正式辞职。紧接着国会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坚持袁到南京就职。还派出专使团北上迎袁来宁。北京忽来「兵变」，袁借口维持秩序，拒绝南下。再者，孙中山在让位袁世凯之前，就力图以实行内阁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限制袁世凯独揽大权，实现其三权分立和五权宪法的理想。辛亥革命成功后，当时的国会多数党国民党兴致勃勃准备组阁，可是，袁世凯将宋教仁暗杀了。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不但取缔国民党，连保皇党梁启超与国民党激进派章太炎合组的进步党也被取缔，禁止政党活动，各党领袖人物逃亡日本；2月，解散各省省议会；同月，内阁辞职。此后袁认为「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一如今天中共所说——笔者注)，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中国应行君主立宪(9) ，于是袁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设「将军督理军务」，由（中央）将军府分遣。要求孙中山黄兴裁撤南方革命军队；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而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袁世凯成为了真正的独裁者。钱文军却无视这些史实，推翻国人共识，主观地将『窃国大盗』这顶帽子，从袁世凯头上转戴在孙中山头上，能服人吗？即使今天中共有意想为袁世凯平反，也抹煞不了他称帝八十三天的丑恶的历史，不明何以钱先生会说「『窃国大盗』这顶帽子，戴在孙中山头上远比戴在袁世凯头上更合适」？
以上历史事实及后来发生的袁称帝已经充分表明袁根本不想走议会共和道路，他一心重走封建帝制老路，将中国社会拉向后退。史载「宋教仁案发生后，舆论哗然，6月，袁世凯先发制人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向国民党发起进攻。 事态至此，孙中山、黄兴等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讨袁」。在议会道路已被完全堵塞的情况下，请问，如果中国人不想走回头路，有何选择？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无可厚非，各省纷纷起兵护国讨袁，连主张宪政民主最力的云南蔡锷都起兵讨袁，可见代表了当时的民意，钱文对此的指摘毫无道理。正如今天，历史再次重演，中共多次明确宣布「绝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绝不搞多党制、绝不搞三权分立……」，连组织政党都不容许，谈何议会道路？钱文军李劼等改良派仍然幻想中共会政治改革，放弃权力，还政于民，未免太天真了！
此外，对于西方普遍称孙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钱文轻蔑地指责说：「孙大炮满脑子都是虚荣，一个最简单的例证就是，他从未获得过任何博士学位，却以博士自称。有辩护者说是「医生」(Dr.) 误译所至，可《孙越宣言》里左一个「博士」、右一个「博士」却是不必翻译的汉字。」孙中山先生一直在海外受英文教育，13-17岁上美国檀香山英美教会意奥兰尼学校和阿厚书院， (Iolani School, Oahu College相当于高小和初中)17-20岁上香港拔萃书院(Diocesan Home college)，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Central college相当于高中毕业)，21岁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前身) (相当于大学毕业)，26岁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 ，毕业后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华南医院（Canton Hospital ）实习，然后在澳门、香港和广州等地行医，(在香港和澳门，没有大学毕业的学历，不可能成为执业医生)(2)，众所公认，香港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香港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香港大学、拔萃书院、皇仁书院在香港教育界的地位。至于说孙中山博士名衔，英语中医生和博士都是同一个词「Doctor」，所以西方人称孙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合乎常理。孙中山先生习惯用英文写作与对外沟通，(台湾编译的《孙逸仙全集》和《国父全集》内有八成(包括《建国方略》都是从英文原稿翻译成中文的)不排除与苏俄代表越飞的会谈是以英语进行(孙与鲍罗庭全是英语沟通)，很大可能《孙越宣言》中文本是从英文转译而来。此外，民主国家或经济发达地区人际关系趋向平等，不似专制国家如中国大陆者等级森严，「博士」一词己经从学术界走到民俗社会。普通民众对各行业杰出人士尊称「博士」不足为怪，甚至有「花博士」、「茶博士」等称谓。笔者认为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最主要是看他的政治理念和主张还有他的政治实践是否顺应世界潮流、是否利国利民？而不是着眼于他的衔头。笔者看钱先生要么完全不了解香港的学校学制，要么完全不了解西方人的习惯。如果钱先生们见识过孙先生那手漂亮的英文书信(康德黎夫人在1897年6月30日的日记中对孙中山有如下记述：「 …… 那么凭这样流利的英语，他对「所见所闻」，当然就理解得既容易又深入 ……」)，就不会说出如此不敬的话来了。
再举一例，钱文说：「孙中山为实现其总统梦，堪称不择手段，首次谋划「起义」即为事成后谁任「合众国总统」与杨衢云争执不休。」倒是闻所未闻，不知「典出何处」？孙中山先生一贯主张推翻封建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中华民国。似从未说过效法美利坚成「合众国」(United State各州(省) 自治，有立法权的联邦政体)何以突然冒出一个「合众国总统」还「争执不休」？正好5月15日香港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研讨会」上来自台湾的学者廖书兰女士的讲演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起义的内容，于是请教廖女士，她说此纯属误传。请看廖女士演讲词云：「辛亥革命发生前的十次起义，几乎全是靠孙中山先生不辞劳苦在海外向华侨募得巨款，购买军火然后通过香港偷运回广州，淮备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孙先生亲自指挥并参与的1895年10月26日重阳起义) ，孙先生离港前在香港普庆坊坚道士丹顿街13号「干亨行」召集尢列、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杨衢云、谢缵泰、黄咏襄等举行干部会议。当时香港己招募「会党」约3000人，会议议定孙中山先生亲赴广州参加并指挥，将香港之人员、财政(银行存款)、及所有军械悉数移交杨衢云，由扬负责在港一切后援事务，并应杨之要求将「香港事务总管」(时称「 伯理玺天德」(President) 一职让予杨衢云。….. 初九日，各路人马均己集中粤垣，唯杨衢云来电谓港部三千人需改迟两日方能出发，孙无奈即临时决定取消起义，电阻杨衢云部勿来。然军械七箱己装泰安轮运省，若起回又怕败露。杨衢云仍派人随泰安轮入粤。此际海关扣押六百枝短枪，粤谭督加强防务，调驻长洲之营勇一千五百人回省，搜查至革命机关，当即捕去陆皓东、程耀臣、程怀、刘次、梁果等五人，并搜去旗帜、军器、军衣、铁斧等物……。」(4)
廖女士说钱文所说之「首次谋划划「起义」即为事成后谁任「合众国总统」与杨衢云争执不休。」很可能是大陆闭关锁国，疏于对外交流，钱先生简单地误解了起义前的香港准备会上孙中山推荐杨衢云接手「香港筹划事务总管」时使用了「 伯理玺天德」(President) 一词所致。
钱文还说：「1922年秋，得知苏俄在霸占蒙古、中东路问题上遭遇吴佩孚强烈抵制，越飞两年不得进展后，孙中山派张继带亲笔信前往北京密会越飞，表示他可以做军阀不肯做的事情，苏俄应该撇开吴佩孚的北京政府而跟他谈判。越飞在取得莫斯科同意后即以此做筹码，要挟北京政府，仍未果。即于次年1月16日赴上海同孙密谈26日达成《孙越联合宣言》，明确声明『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中东路也『维持现状』出卖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换取苏俄军事与经济支持，破坏北京政府与苏俄谈判所坚持的原则。以后苏俄就源源不断地出钱出枪出军事教官扶助孙文，使其成为『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以实现苏俄『占领中国的打算』。……」笔者在此且不与钱先生再争论前述之「爱国主义」问题，仅就钱文引用的粗糙不实史料发表个人看法如下：不知钱先生发表这样的高论前有没有仔细看过《孙越联合宣言》？笔者猜测钱先生在大陆又一次中了狼奶的毒。
根据现时台湾学者查国民党一大二十二条决议案，根本没有「联俄联共」这一条，并查出孙中山先生原话是「联俄容共」(5)。大陆学者鲁振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进一步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另据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一书说：「直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首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开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参见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两年有余。」更可笑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者没有一个「民」字，共产党竟好意思将其称为「新三民主义」！？中共是窜改历史的高手，台湾学者查证：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对外公布的「孙文越飞上海宣言」，里面有两段话被删掉了：「共产组织 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于中国，苏联不得鼓动外蒙古独立，苏联不得在外蒙古驻军，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 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孙中山博士认为，目前在中国尚不可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因为中国不存在所必需的条件。」(5)
查《孙越宣言》共四条。首条称，要共同努力促成中国的统一，而强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在当时尚不适用于中国。次条，越飞重申，苏联准备及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另行商议订立新约。第三条，关于当时中东铁路管理问题。第四条，越飞重申，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宣言全文如下：
1、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 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2、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条约及协议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
3、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4、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
今日之台湾国中中国史教科书结论如下：「在此项联合宣言中，国父的态度极为严正，首先声明共产组织与苏维埃制度均不能施行于中国。并取得俄方放弃帝俄时代在华侵略各项权益之担保，虽 未坚持苏俄在外蒙立即撤兵，然已洞烛其野心之所在，迫使越飞切实宣称俄政府无意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于中国分离，凡此均可见 国父维护国权之苦 心孤诣矣。」同一历史事件，大陆台湾有完全不同的说法，窃以为钱先生等大陆人士在妄加评论和下结论前还是「兼听则明」和「独立思考」为好。后来的历史证证明了，出卖外蒙的非孙中山先生，也非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是毛泽东的中共政府！
请看2011年5月9日新加坡《联合报》发表的《杨天石：辛亥革命胜利迅速、代价很小》一文与钱文有完全不同的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评价：「 今年辛亥百年，两岸三地学者均有辛亥革命的学术研究。其中研究辛亥革命五十多年的大陆著名近代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即将出版专著「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书中提到辛亥革命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胜利迅速、代价很小”。
杨天石前天在香港出席「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说，辛亥革命的特点之一是「胜利迅速」。在如此一个大国里结束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革命，不论如何计算都为时甚短。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来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 诞生，前后不过八十余天；若从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算起，也不过17年。
正值海内外华人共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阅《开放》杂志四月号刊载的钱文军先生大作“孙圣人是国共两党的神话”(以下简称「钱文」)，感到很不解，更感到很不爽，有些话不吐不快，特提出来与钱先生商榷，并就教于广大学者、读者。
诚如该刋「编者按」所言：「这篇在中国纲络广为流传的文章，引用史料对孙中山的革命乃至人格提出极为严厉的否定和批判，重点在孙不惜出卖国土换取日本、苏俄的支持。此文反眏当前大陆思想界的一种动向。」
笔者注意到，有关对孙中山先生「自称博士」、「出卖国土」……的指控，几年前己有袁伟时石破天惊首先提出过，惜应者寥寥。姑勿论这两位的指控是否成立？其引用之「史料」是否属实？能否说明问题？不少专家学者己发表过意见，笔者在此不赘。仅就此「大陆思想界的一种动向。」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现时，中国大陆薄熙来「唱红打黑」、「乌有之乡」毛左要复辟毛泽东文革路线、刘少奇之子刘源等人重提所谓「新民主主义」、茅于轼、辛子陵等自由派学者要求公审毛泽东，走西方民主宪政之路……左中右各派不服胡共压制，激烈交锋，尽管他们的主张针锋相对南辕北辙各不相同，但却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国需要改变！不但海内外学者论者普遍认同，就算是大陆普通黎民百姓都普遍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今天的中国极类似百年前的清末，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前夜，鉴于中共顽固地抗拒任何政治改革，蛮横地宣称「五不搞」彻底关闭社会改革的大门，「二次辛亥革命」和「茉莉花革命」的呼声日高。正在此时，海内外却突然出现一股翻炒康梁「改良主义」、否定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思潮，与中共腐朽政权不惜一切「维稳」不谋而合，互相呼应。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曾撰多文予以反驳。
百年前，满清王朝为了维持其封建政权，一面假惺惺地推行「新政」，办实业、练新兵；废科举、开学堂……另一面却顽固地拒绝任何政制改革，从「钦定宪法大纲」到「重大信条十九条」都坚持「大清皇权，万世一系」，以镇压「保路运动」来「维稳」、以成立「皇族内阁」来敷衍人民大众政制改革的要求。结果人民大众忍无可忍，直接引发辛亥革命推倒腐朽的封建王朝。百年历史轮迴，今天中共政权面临濒于破产的经济，不得不进行所谓「改革开放」，但同样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顽固地死抱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权不放。盗用全国人民辛劳创造的财富，用大大超越国防军费的天文数字「维稳费」去拼死维护他的独裁政权。他们一方面血腥镇压每年数以万计此起彼伏的群体维权运动，扼杀人民大众的民主诉求，全国大搜捕「异见分子」、扑灭「茉莉花革命」；一面又收买个别见利忘义的知识分子大唱「党主改良，告别革命」的歪论，企图蒙骗人民放弃抗争、放弃革命静候他们遥遥无期的从上而下的「改革」。
在这一方面，眼下袁伟时、李劼、钱文军、余杰、邵建等先生集体翻炒梁启超「改良主义」，「君主立宪」，否定孙中山给辛亥革命的言论，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恰恰起到中共帮凶和「第五纵队」的作用。有些言论为达目的，不惜对孙中山先生进行人身攻击，人格侮辱，实在令人惊骇、令人反感。笔者怀疑是否有些人长期被中共灌输「狼奶」，中毒太深，以毛泽东幼稚荒谬的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机械化二元论「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来研究和看待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只因「国共两党共尊」就要反对？毛泽东一生口没遮拦「语不惊人誓不休」(比如公然在外交场合对日本人说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结果助中共夺取政权；又比如说核战争「没有什么大不了」「无非死几亿人」……)以「反潮流」英雄自居，以致时时独树己见、处处与民为敌，不但自暴其短，成国际笑柄；还将国家民族拖到几近灭亡的深渊，不可不引以为戒。窃以为研究历史评论历史还是以尊重事实为重，万不可「两个凡是」，以政治观点先入为主。不知钱文军等各位先生以为如何？
粗略一看，钱先生大作虽一鸣惊人，但不少「立论」似缺乏历史常识，不值一驳。
比如钱文说因为「国共两党共尊孙中山」，所以他就要「反潮流」否定孙中山。看来钱先生拜错门神了。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和台湾方面被称为国父确实得到广大党员和民众由衷的尊敬和爱戴，名垂史册；可是在共产党和大陆方面，就远非如此了。众所周知，尽管毛泽东不得不尊孙中山先生为「民族英雄」和「革命先行者」，但出于其野心以及狂妄无知，骨子里是完全否定的。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被指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和孙中山先生的拥护者，后来又大多站在国民党的一边，在国民党里当了官，最后跟蒋介石去了台湾，成了共产党的敌人，因而，共产党虽然没有公开彻底地否定辛亥革命，但是对它的肯定也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毛泽东曾公然宣称「辛亥革命失败了。」在大陆，只保留了孙中山先生一个人的名誉，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画像对面，每逢五一、十一中共庆典，都会与马、恩、列、斯并排挂出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真是风牛马不相及！——笔者注) 作为中共政权的点缀，孙中山先生遗孀宋庆龄女士曾被邀担任一个有职无权的国家副主席，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作为点缀，「副主席」也当不成了，改任「人大副委员长」，纯属统战性质。
据高文谦先生《晚年周恩来》一书透露，文化大革命中，连「国家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女士都受到迫害，江青派红卫兵去上海抄她的家，捣毁了宋庆龄女士父母在上海的陵墓，还扬言要剪掉她留了多年的发髻。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女士1955年从上海第八女中高中毕业，三年高中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却因中共执政后随即实行的秘密高考政审，连续数年不得大学之门而入，不得己之下写信给祖母宋庆龄求助，宋回信多方开导安慰，未尾附了一句「希望你明年如愿以偿」，结果次年才被同济大学录取(1)。作为辛亥革命象征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海外华人称「国母」的宋庆龄女士以及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尚且受到如此野蛮的对待，其他辛亥老人的命运更可想而知了。可见，辛亥革命在共产党的价值观里还有多少价值？故钱文军大批「国父孙中山」，对大陆读者而言就十分滑稽可笑了，中共不但从未称过孙中山先生为「国父」，文革中连凝聚了全国人民敬意的南京中山陵也差点被红卫兵捣毁。
其实，到1949年共产党「解放」中国大陆的时候，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并不遥远，不过是三十八年而已！毛泽东诗词中有一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意思是说，比起中国五千年历史，祇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是，由于毛泽东的狂妄无知、唯我独尊，割断历史，自中共建国以后，除非为了统战的原因，辛亥革命已不再提起。这个发生在上世纪初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伟大革命，本应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它特殊的地位，可是在它发生短短三十多年后，在大陆就已经早早地被尘封了。在世界历史上，这种现象可说是绝无仅有，一个民族如果不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今天，籍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两岸四地、全世界华人都在准备隆重纪念，中共不得不宣称拨款200亿，假惺惺地「纪念」一番。可是却绝口不提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中华民国，其用心非为真正地纪念这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实现孙中山先生民主宪政的遗志，而是想借此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先生的拥护者、继承者，从辛亥革命中寻求执政的「合法性」，妄图继续维持其不得人心的一党专制。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钱文军先生还公然宣称因「国共两党共尊不能非议孙中山」，所以他「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否定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不是太可笑了吗？
比如钱文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共和制度是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暴力革命与民主共和格格不入，不存在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暴力革命倡导著者。既然民主共和制度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制度，它只能依靠改良才会真正实现。」
不知钱先生下这个断然结论之前有没有仔细研究过世界历史？恐怕是以偏概全只看到革命在东方的结果吧？确实苏俄的十月革命和他的余波曾经在苏联、东欧、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和柬埔寨等贫穷落后国家做成了前所未有的暴政和灾难，但这只能说明革命在缺乏民主基础和经济落后国家所产生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中世纪以后欧美发生了很多革命，社会制度的急剧改变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终结果都不是独裁专制，而是民主宪政。革命在西方国家往往是达到民主宪政的径。
最典型的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美国1776年的「独立革命」，两者分属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两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起点。就拿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而言，也是以议会选举的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虽然没有流血，但起码动用了军队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和发表，也是因为英国贵族武装起义，披肩带甲进攻伦敦，才强迫约翰王签署的；其后，约翰王和他的继任人屡次反扑，国家陷入内战，经过多次战乱，君主立宪才初具雏形。又比如中国人常常奉为楷模的日本明治维新，从维新改良的开始，以及其后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均发生过战争如乌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而且，明治维新并没有让日本实现民主宪政，明治维新后，日本长期处于天皇和军人共治的军国主义状态，直至二战结束，麦克阿瑟将美国民主移植日本，才完成了政制民主化。日本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功臣并非明治维新，而是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因而，笔者认为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维新根本就不应该作为今天中国效法的榜样。更不能武断地说「民主共和制度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制度，它只能依靠改良才会真正实现。」
就算是美国，也曾发生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华盛顿，他领导独立战争取胜后，不少人「劝进」他当国王或当终身总统，但是他都严词拒绝了，功成身退以身作则为美国奠定了民主宪政的基础。怎么能武断地说「不存在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暴力革命倡导著者。」？
与此同理，钱文严词批评辛亥民国史专家金冲及先生说：「我不知道像金冲及老先生那样的学者怎么能说出如此话语『在一九一二年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度的时候，全世界包括西方国家，实行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只有美国和法国。』我们暂且不去争论欧洲那些君主立宪国家是否都不『实行民主立宪制度』……历史告诉我们，欧洲也是人类最早实施民主共和制度的是圣马力诺共和国，它在1263年就己经立国于共和制了；……为了吹捧孙中山怎能如此信口雌黄？难道就不在乎别人查阅历史资料？……」
错！君主立宪国当然不是民主共和国！这是政治常识。查《大英百科全书辞典》：「君主国(Monarchical state) 指以君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家。各国对君主的称谓不尽相同，有皇帝、国王、女王、沙皇、天皇等。君主终身任职，且为世袭。其地位和作用随政体而有所不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君主的权力以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范围为限，多数没有实权。共和国(Republic)是相对于君主国而言的不同国体：共和政体的基本含义就是，国家和政府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国家和政府应当为公共利益而努力，而不应当为私人利益而存在。共和政治的另一个基本含义是，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不是继承的，不是世袭的，也不是命定的，而是由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的。因而，公正而自由的选举，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共和政治的又一基本准则。」笔者理觧金冲及老先生的意思是说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不但在亚洲是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全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是我们全体中华民族共同的骄傲！(可惜今天却大大地落伍了！)钱文军却歪曲了金老先生的原意，强拿一个袖珍小国圣马力诺与之相比也未免太勉强了。
最离谱的是钱文说：「中山本非英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的一生可以说没有做成一件象样的事情，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病死。……他一生皆至民族大义于不顾，有奶便是娘。1895年趁中国甲午战败，孙中山谋划兴中会首次起义……。1900年趁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机，孙中山由日本奔香港策划惠州起义，……1907年亲赴越南获法国殖民当局协助，发动广西边境一系列起义，孙却与法国军官携手亲自开炮轰击中国军队….. 就连那个「新三民主义」，也是按照苏俄的指示逐条修改才发布出来的。……」
笔者注意到类似钱文的这些指控，伸延至孙中山「爱国」还是「卖国」？的讨论在两岸三地均有所闻，大陆和台湾学者分歧很大。就算同是大陆学者，也有很多不同意袁伟时、钱文军等的否定观点。比如杨奎松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兼谈近代中国革命党国家观念的形成与转变》一文说：
「问题是，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无论是暂时出让满洲权益，还是引入日本顾问，借助于日本援助，与爱国并不矛盾。因为，孙中山当时内心里想要去爱的那个国，既不是满清统治的大清国，也不是袁世凯后来闹帝制丑闻的那个假民国。……」杨奎松先生另一篇术著作「孙中山爱国不爱国？——兼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对此有非常独到和正确的见解，笔者认为对于曾饱受中共「爱国主义教育」洗礼和灌输的大陆学人能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和言论，真是非常了不起！佩服之至！足可令钱文军等先生甚至某些海外人士汗颜了：「对此，唯一可以做出的解释只能是，孙中山确实不爱国，因为这个国在他眼里并不是自己的国，而是满族统治下的大清国和袁世凯统治下的假民国。他想爱的，则是其计划中且日思夜想的，按照他的主张并由他的党所领导的那个“中华民国”。
其实，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文革” 后一部名为《苦恋》的电影招致禁演，据说就因为其中表现了一些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知识分子对“我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的痛苦与困惑。而这段话所以说不清 道不明，恰恰在于它不仅混淆了“祖国”与“国”的区别，而且头一个“祖国”与后一个“祖国”也远非同一个意思。这也就正如今天世界上的华侨，大都热爱自己 的祖国，但他们中有些人却未必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如果我们简单地把“祖国”和现实中的“国”混淆起来，就会因为他们的这种态度就 把他们视同为“不爱国”。这当然是不恰当的。
必须指出的是，历史上几乎任何取得了中央政府资格的党派政府，通常都会以煽动“爱国”心的办法，来作为动员民众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础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当年德国、意大利的 法西斯政府是如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也是如此。我们绝难依据是否响应某个时期政府的爱国主义号召来判断历史人物的爱国与否。因为，从对父祖之国的角度而 言，这种爱国其实未必就是真爱国。与此相反，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主欧洲各国共产党引导工人群众抵制战争，鼓吹失败主义，停战后更 宁愿割地求和；一些德国科学家二战期间帮助敌国美国制造足以摧毁自己出生国的原子弹等等，这些看起来近乎卖国的做法，其实又未必是不爱国。历史有时就是这 样复杂。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爱国”甚或是“爱国主义”的问题呢？霍布斯鲍姆的如下看法也许 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参考。他说：“爱国主义最原始、最革命性的概念，乃是以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因为这种概念来自主权人民，也就是说，国家是 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爱国主义者们“所效忠的‘父祖之国’（patrie）并不是现存或先前存在的国家，而是经由人民的政治选择所创建的‘民族’，这 些人民借由民族的创建，打破或至少是疏离了他们与旧权威的关系”。 “在这个定义下，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才会真心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即在民众的眼中，这个国 家理应与过去私利与特权的国家相区别，即应当是公益和公利的代表。换言之，理想意义上的“爱国”或“爱国主义”，首先就要确定：这个国家是否是经由 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并事实上是经由人民自己来行使治权的，代表全体国民自己利益的国家。」
笔者认为：要讨论「为了推翻本国专制独裁政权，与文明世界接轨，建立民主宪政，人民是否有权争取和接受外国援助？」的问题，亦即「主权大于人权」还是「人权大于主权」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爱国主义」？政府(尤其是根本没有经过人民授权的「政府」是否可以代表「国家」甚至「祖国」，而以「爱国主义」为招牌，要求人民爱它，服从它的野蛮统治而不得反抗？在这里，钱文军居然引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恒古未有的臭名昭著的祸国殃民大暴君毛泽东用以形容「一切反动派」的名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来套在被毛称之谓「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头上，「语出」是够「惊人」了，之不过真是匪夷所思！恐怕若毛泉下有知也会惊讶不己！不知钱先生身处大陆有没有机会看到美军闪电攻入巴格达，伊拉克人民欢呼雀跃推倒独裁者萨达姆铜像拖着它满街跑，小孩子在其头上践踏泄愤的镜头？有没有看到利比亚人民拿起武器配合北约空军向本国独裁统治者卡扎菲进攻的新闻？若看到了又作何感想？不知钱先生等有没有听说过一句世界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塞缪尔•约翰逊(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Samuel Johnson) ？这些「无赖」百年前用「爱国主义」来保护满清王朝，指责孙中山「卖国」；百年后又用「爱国主义」来保护中共专制政权，指责民运人士「勾结外国反华势力」，如出一辙，统治者用以维护其专制政权不足为怪，若是以「民主人士」或「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人用以指责革命者和革命拥护者，客观上就和专制统治者站到一边去了。
钱先生说孙中山「一生没有做成一件象样的事情」，请问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封建统治，结束中国数千年封建制度，算不算「一件象样的事情」？而要不是孙中山先生不屈不挠屡败屡战地组织发动十次起义，大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唤醒了民众，辛亥革命会平白无故实突然发生吗？若推翻满清的封建专制统冶属于「捣乱」，那么是否甘心做封建王朝的奴才顺民才算「安分守己」？你的意思是否想说今天大陆人民起来反对共产党的独裁专制又是「捣乱」？
笔者在旧作「革命不是革人命」一文中说过：「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人包括领袖人物都应该受到人民大众的监督批评，包括孙中山先生。但批评应该尊重历史，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客观给予评价。……但若总是以孙中山先生革命过程中的某些做法和言论说事，笔者认为根本就本末倒置，也不合时宜，不值一驳。大众公认，看事阅人都应该「从大处着眼」，而不应该纠缠小事不放。无论如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他的民主共和、三权分立、五权宪法政治主张，平等自由博爱的人格理想，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在今天的台湾已开始实现，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仅此两点，就足以让我们后人景仰。」「对于某些历史事件和孙中山先生的言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交由历史学家去研究，局外人不应该轻易下结论。况且八十至一百年前的客观环境，很多不是今天我们所能体察和理解，以此苛责孙先生反显无知。更重要的是，如今我们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革命和改良的十字路口上，需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理智地现实地选择正确的道路；而不是否定孙先生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故纸堆里找孙先生的失误瑕疵。若面对中共顽固拒绝民主改革的强硬立场，还以批判孙中山先生为名，行反对革命之实，就更不应该，客观上成了中共专制极权的帮凶。」
钱文中另一段令人惊骇的雄文如下：「其实『窃国大盗』这顶帽子，戴在孙中山头上远比戴在袁世凯头上更合适」。笔者个人感觉，若此言出自海外学者之口，就真是既令人震惊又难以想象了；但出自大陆人士之口，则毫不奇怪，大陆人被「毛泽东思想」「改造」了几十年，其思维方法行动方式无不打上「毛泽东思想」的烙印，如上所述，浅薄无知的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个「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反潮流英雄」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则表现为「翻案狂」，众所周知，其生前为秦始皇翻案、为曹操翻案、甚至为日本侵华翻案……毛死后，其余党继承他的遗风，出动「中央电视」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商纣王「重新定议」，指纣王是「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是「二千年来最大的寃案」，以便为正面评毛开路。近年来更陆续为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翻案」，封他们为「大改革家」，御用文人说「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目的是用所谓「改革」来痲痹人民的民主诉求。这是罔顾历史事实的谬论！大量史实证明，曾李袁三人都是死硬保皇派，不是死保主子满清专制王朝，就是妄图复辟封建帝制，根本谈不上改良，近代史首倡改良者实为康有为、梁启超。像这样轻易推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早有公论，却拿不出什么实质依据，在中共的官方宣传中比比皆是，驳不胜驳。为免篇幅太长，唯择钱文军对孙中山和袁世凯评价一二异议一番，请教钱文军先生和广大读者。有关对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笔者向读者推荐曾节明先生《曾国藩的真面目——兼论中共为何大力推崇曾国藩》、陈劲松先生《晚清与后共：惊人的相似——从央视为李鸿章「平反」说起》以及蒋悦先生《平反李鸿章引起的「卖国贼」争议》……。
笔者认为，一，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对于有些尚未证实的孤证，要通过正反两面的思考，不可妄下结论；一切要以行动言论衡量，不可妄自揣测别人的心理活动。二，现时正当中国民主化面临突破瓶颈关键时刻，否定孙中山先生三权分立五权宪法民主思想和辛亥革命，只会有利于中共专制苟延残喘，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此再举数例，比如钱文指责孙中山先生说，「辛亥之后，袁世凯致信黎元洪首倡和议，南北议和本己初步达成共识，国内和平局面己见端倪，然而老孙风尘仆仆赶回来，立即否决了宋教仁等主张的内阁制，力主总统制；接着否决了各省代表拟选其为「大元帅」，非要当正式「大总统」不可，但各省代表没有完全就范，不顾其一再主张，硬是给他的「大总统」加了个「临时」的前缀。……」不知读者看到钱先生大作的这一段话有何感觉？笔者第一感觉是这根本不像严肃的史论！比如「否决了各省代表拟选其为「大元帅」…. 」一句，既然是「拟」，就说明仍在讨论商议之中并未形成决议，充其量不同意见争论而己，那又怎么谈得上「否决」呢？故请钱文军先生公布此段史料来源出处，以便读者核对，否则难免令人怀疑是否有虚构之嫌？
事实却是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各省代表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而身在北京拥重兵的袁世凯对此很不服气，一面挟天子令诸侯，起兵「讨伐」革命；一面借革命威迫朝廷，左右逢源，虎视眈眈。为国家民族而非个人权位，孙中山承诺袁世凯：只要能说服清帝退位，并来南京就任，就将大总统之位让给他。2月12日，清末帝宣统退位，孙中山第二天即向国会递交了辞呈，14日正式辞职。紧接着国会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坚持袁到南京就职。还派出专使团北上迎袁来宁。北京忽来「兵变」，袁借口维持秩序，拒绝南下。再者，孙中山在让位袁世凯之前，就力图以实行内阁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限制袁世凯独揽大权，实现其三权分立和五权宪法的理想。辛亥革命成功后，当时的国会多数党国民党兴致勃勃准备组阁，可是，袁世凯将宋教仁暗杀了。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不但取缔国民党，连保皇党梁启超与国民党激进派章太炎合组的进步党也被取缔，禁止政党活动，各党领袖人物逃亡日本；2月，解散各省省议会；同月，内阁辞职。此后袁认为「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一如今天中共所说——笔者注)，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中国应行君主立宪(9) ，于是袁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设「将军督理军务」，由（中央）将军府分遣。要求孙中山黄兴裁撤南方革命军队；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而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袁世凯成为了真正的独裁者。钱文军却无视这些史实，推翻国人共识，主观地将『窃国大盗』这顶帽子，从袁世凯头上转戴在孙中山头上，能服人吗？即使今天中共有意想为袁世凯平反，也抹煞不了他称帝八十三天的丑恶的历史，不明何以钱先生会说「『窃国大盗』这顶帽子，戴在孙中山头上远比戴在袁世凯头上更合适」？
以上历史事实及后来发生的袁称帝已经充分表明袁根本不想走议会共和道路，他一心重走封建帝制老路，将中国社会拉向后退。史载「宋教仁案发生后，舆论哗然，6月，袁世凯先发制人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向国民党发起进攻。 事态至此，孙中山、黄兴等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讨袁」。在议会道路已被完全堵塞的情况下，请问，如果中国人不想走回头路，有何选择？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无可厚非，各省纷纷起兵护国讨袁，连主张宪政民主最力的云南蔡锷都起兵讨袁，可见代表了当时的民意，钱文对此的指摘毫无道理。正如今天，历史再次重演，中共多次明确宣布「绝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绝不搞多党制、绝不搞三权分立……」，连组织政党都不容许，谈何议会道路？钱文军李劼等改良派仍然幻想中共会政治改革，放弃权力，还政于民，未免太天真了！
此外，对于西方普遍称孙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钱文轻蔑地指责说：「孙大炮满脑子都是虚荣，一个最简单的例证就是，他从未获得过任何博士学位，却以博士自称。有辩护者说是「医生」(Dr.) 误译所至，可《孙越宣言》里左一个「博士」、右一个「博士」却是不必翻译的汉字。」孙中山先生一直在海外受英文教育，13-17岁上美国檀香山英美教会意奥兰尼学校和阿厚书院， (Iolani School, Oahu College相当于高小和初中)17-20岁上香港拔萃书院(Diocesan Home college)，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Central college相当于高中毕业)，21岁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前身) (相当于大学毕业)，26岁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 ，毕业后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华南医院（Canton Hospital ）实习，然后在澳门、香港和广州等地行医，(在香港和澳门，没有大学毕业的学历，不可能成为执业医生)(2)，众所公认，香港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香港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香港大学、拔萃书院、皇仁书院在香港教育界的地位。至于说孙中山博士名衔，英语中医生和博士都是同一个词「Doctor」，所以西方人称孙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合乎常理。孙中山先生习惯用英文写作与对外沟通，(台湾编译的《孙逸仙全集》和《国父全集》内有八成(包括《建国方略》都是从英文原稿翻译成中文的)不排除与苏俄代表越飞的会谈是以英语进行(孙与鲍罗庭全是英语沟通)，很大可能《孙越宣言》中文本是从英文转译而来。此外，民主国家或经济发达地区人际关系趋向平等，不似专制国家如中国大陆者等级森严，「博士」一词己经从学术界走到民俗社会。普通民众对各行业杰出人士尊称「博士」不足为怪，甚至有「花博士」、「茶博士」等称谓。笔者认为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最主要是看他的政治理念和主张还有他的政治实践是否顺应世界潮流、是否利国利民？而不是着眼于他的衔头。笔者看钱先生要么完全不了解香港的学校学制，要么完全不了解西方人的习惯。如果钱先生们见识过孙先生那手漂亮的英文书信(康德黎夫人在1897年6月30日的日记中对孙中山有如下记述：「 …… 那么凭这样流利的英语，他对「所见所闻」，当然就理解得既容易又深入 ……」)，就不会说出如此不敬的话来了。
再举一例，钱文说：「孙中山为实现其总统梦，堪称不择手段，首次谋划「起义」即为事成后谁任「合众国总统」与杨衢云争执不休。」倒是闻所未闻，不知「典出何处」？孙中山先生一贯主张推翻封建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中华民国。似从未说过效法美利坚成「合众国」(United State各州(省) 自治，有立法权的联邦政体)何以突然冒出一个「合众国总统」还「争执不休」？正好5月15日香港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研讨会」上来自台湾的学者廖书兰女士的讲演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起义的内容，于是请教廖女士，她说此纯属误传。请看廖女士演讲词云：「辛亥革命发生前的十次起义，几乎全是靠孙中山先生不辞劳苦在海外向华侨募得巨款，购买军火然后通过香港偷运回广州，淮备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孙先生亲自指挥并参与的1895年10月26日重阳起义) ，孙先生离港前在香港普庆坊坚道士丹顿街13号「干亨行」召集尢列、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杨衢云、谢缵泰、黄咏襄等举行干部会议。当时香港己招募「会党」约3000人，会议议定孙中山先生亲赴广州参加并指挥，将香港之人员、财政(银行存款)、及所有军械悉数移交杨衢云，由扬负责在港一切后援事务，并应杨之要求将「香港事务总管」(时称「 伯理玺天德」(President) 一职让予杨衢云。….. 初九日，各路人马均己集中粤垣，唯杨衢云来电谓港部三千人需改迟两日方能出发，孙无奈即临时决定取消起义，电阻杨衢云部勿来。然军械七箱己装泰安轮运省，若起回又怕败露。杨衢云仍派人随泰安轮入粤。此际海关扣押六百枝短枪，粤谭督加强防务，调驻长洲之营勇一千五百人回省，搜查至革命机关，当即捕去陆皓东、程耀臣、程怀、刘次、梁果等五人，并搜去旗帜、军器、军衣、铁斧等物……。」(4)
廖女士说钱文所说之「首次谋划划「起义」即为事成后谁任「合众国总统」与杨衢云争执不休。」很可能是大陆闭关锁国，疏于对外交流，钱先生简单地误解了起义前的香港准备会上孙中山推荐杨衢云接手「香港筹划事务总管」时使用了「 伯理玺天德」(President) 一词所致。
钱文还说：「1922年秋，得知苏俄在霸占蒙古、中东路问题上遭遇吴佩孚强烈抵制，越飞两年不得进展后，孙中山派张继带亲笔信前往北京密会越飞，表示他可以做军阀不肯做的事情，苏俄应该撇开吴佩孚的北京政府而跟他谈判。越飞在取得莫斯科同意后即以此做筹码，要挟北京政府，仍未果。即于次年1月16日赴上海同孙密谈26日达成《孙越联合宣言》，明确声明『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中东路也『维持现状』出卖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换取苏俄军事与经济支持，破坏北京政府与苏俄谈判所坚持的原则。以后苏俄就源源不断地出钱出枪出军事教官扶助孙文，使其成为『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以实现苏俄『占领中国的打算』。……」笔者在此且不与钱先生再争论前述之「爱国主义」问题，仅就钱文引用的粗糙不实史料发表个人看法如下：不知钱先生发表这样的高论前有没有仔细看过《孙越联合宣言》？笔者猜测钱先生在大陆又一次中了狼奶的毒。
根据现时台湾学者查国民党一大二十二条决议案，根本没有「联俄联共」这一条，并查出孙中山先生原话是「联俄容共」(5)。大陆学者鲁振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进一步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另据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一书说：「直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首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开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参见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两年有余。」更可笑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者没有一个「民」字，共产党竟好意思将其称为「新三民主义」！？中共是窜改历史的高手，台湾学者查证：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对外公布的「孙文越飞上海宣言」，里面有两段话被删掉了：「共产组织 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于中国，苏联不得鼓动外蒙古独立，苏联不得在外蒙古驻军，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 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孙中山博士认为，目前在中国尚不可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因为中国不存在所必需的条件。」(5)
查《孙越宣言》共四条。首条称，要共同努力促成中国的统一，而强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在当时尚不适用于中国。次条，越飞重申，苏联准备及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另行商议订立新约。第三条，关于当时中东铁路管理问题。第四条，越飞重申，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宣言全文如下：
1、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 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2、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条约及协议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
3、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4、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
今日之台湾国中中国史教科书结论如下：「在此项联合宣言中，国父的态度极为严正，首先声明共产组织与苏维埃制度均不能施行于中国。并取得俄方放弃帝俄时代在华侵略各项权益之担保，虽 未坚持苏俄在外蒙立即撤兵，然已洞烛其野心之所在，迫使越飞切实宣称俄政府无意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于中国分离，凡此均可见 国父维护国权之苦 心孤诣矣。」同一历史事件，大陆台湾有完全不同的说法，窃以为钱先生等大陆人士在妄加评论和下结论前还是「兼听则明」和「独立思考」为好。后来的历史证证明了，出卖外蒙的非孙中山先生，也非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是毛泽东的中共政府！
请看2011年5月9日新加坡《联合报》发表的《杨天石：辛亥革命胜利迅速、代价很小》一文与钱文有完全不同的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评价：「 今年辛亥百年，两岸三地学者均有辛亥革命的学术研究。其中研究辛亥革命五十多年的大陆著名近代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即将出版专著「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书中提到辛亥革命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胜利迅速、代价很小”。
杨天石前天在香港出席「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说，辛亥革命的特点之一是「胜利迅速」。在如此一个大国里结束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革命，不论如何计算都为时甚短。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来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 诞生，前后不过八十余天；若从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算起，也不过17年。
第二在「代价很小」部分，寻求独立的各省中，只有湖北牺牲人数较多，其他省均未发生大规模战斗，几乎没有伤亡，不少 地方都是三、四天，甚至一、两天就光复。杨天石说，蒋介石担任「敢死队长」攻打杭州巡抚衙门，只用了四十多分钟就获胜了。又如江苏，革命党人象征性地用竹 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顶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江苏就光复了。
杨天石说，辛亥革命何以「胜利迅速、代价很小」？一方面是满清政府已经腐朽不堪，人心丧尽；另一方面是革命党人深谋远虑，用「先成一圆满之段落」的指导思想和权宜之策解决了南北对峙问题。
这两个方面看似简单易明的原因背后，实则包含了学界对于辛亥革命两个久存争议的话题，即辛亥革命有无必要？辛亥革命是否为一次妥协和不彻底的「半吊子」革命？
有学者认为清末推行的新政有成效，社会也呈现出一片朝气，因此不一定要进行革命，君主立宪的道路也能走得通。杨天石 则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清末的新政确有很多积极之处，如练新军，修订法律，奖励投资，废科举办学堂等，但是清政府坚决维护君主专制制度， 拒绝对其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这样，革命就十分必要了。
杨天石说，武昌起义爆发，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还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仍不忘要保证江山永远属于爱新觉罗家族。杨天石说，1911年12月，孙中山到香港，胡汉民劝他留在广州，练兵北伐，但被孙拒绝。孙中山清楚「打到北京才能建立共和的坚实基础」，但现实状况是缺乏必 要的经费。不少人以孙中山让位袁世凯，袁氏迅速复辟帝制责难辛亥革命，但杨天石认为，利用已经掌握军政大权的袁世凯逼迫清朝皇帝退位恰恰是孙的策略。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革命党人对皇室采取「优待政策」，继续让「末代皇帝」等人居住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杨天石认为，这些无伤大局、看似妥协的做法，目的恰在于减少革命的阻力和付出的代价，减小对社会的大破坏。辛亥革命没有经过全国大规模战争，便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确立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制度。杨天石认为，从这个意义上，孙中山是大智者，是最终的胜利者。」笔者认为这才是今天海内外华人对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共识。著名学者刘再复说：「我也支持“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思路，但我对孙中山总是充满特殊的敬意，这也许更多的是道德感情，而不是历史分析。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政治强人，就缺乏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李泽厚说：「孙中山永远值得人们敬仰，恐怕还不在于他的革命行为本身，而在于他的革命人格。在20世纪，恐怕很少革命家特别是那些享受“成功”果实的革命家可以和他相比。他从事革命自始至终很少想到个人的利益，一辈子也只当了临时大总统、军政府的“大元帅”，多少钱财（华侨捐款）经由他手，到头来，他还是两袖清风，什么也不给自己或亲人留下。」
蒋志如《随想二十世纪上半叶之中国政治领导人》比较了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四个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有深刻影响的人，认为四人中只有孙中山一人接受过正规的系统的西方教育，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宪政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日本尚未现代化、更未民主化) ，但是却恰恰唯独孙中山未能成为「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反而是几个土产领袖登了顶。蒋文说：「对于这种壮志未酬的结局，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孙中山对西方理解过于深刻，对于中国的把握却有充满“浪漫主义”。」 看来在存在数千年深厚封建传统的古老中国大地，在西方现代文明尚未真正传入中国社会的上世纪初，即使孙中山先生革命理想再伟大崇高、西方文明再好，也难以在中国立足生根；反而是深瘖帝王之术的袁蒋毛三人能「得天下」，之不过到了「坐天下」之时，这种个人素质的差异就不可避免地显露无遗了，其中以学识教养最差，对西方文明最抗拒的土包子毛泽东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和灾难最深重。
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己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多数国家民族己走上了民主宪政的道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纲无远弗届，中国人普遍对民主宪政有了认识，进而产生了强烈的追求，在中共的高压下，提出了要「政治改革」、要「民主」、要「普选」、甚至公诉毛泽东的诉求，人们已不再轻易相信毛泽东这类对现代文明和民主宪政毫无认识，只会玩弄权术的土包子了，而盼望像百年前孙中山先生一样对现代文明和民主宪政有深刻体认的人带领国家民族真正走上现代化民主化的坦途，融入世界的民主潮流。笔者相信实现全民族百年梦想之日己经为期不远了。
最后，因与之有相同的看法，请允许笔者引用陈劲松先生《晚清与后共……》的一段话结束本文：「眼下，在中国御用知识界，流行一种说法：如果不是孙中山闹革命，满清通过“洋务运动”，将缓慢走向“君主立宪”，进而实现中国不流血的变革，早已迎来共和与民主。此论意在责备孙中山等人及其革命，“搞乱了中国”。同时暗示，任由共产党统治下去，只要经济发达了，民主自然而来。此论不管是出于理想主义还是一厢情愿，也算是“一家之言”吧！然而，革命之产生，每每源于旧势力的顽固。当权者如果不主动加快变革步伐，革命必然重演，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旧势力的覆亡，也将是整个社会裂变动荡的成本。」
注：
(1) 焦国标《黑五类忆旧》节第8期「高考歧视」
(2) 叶彦帮「孙逸仙博士一词引发的联想」2005-11-25
(3) 辛灏年《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
(4) 廖书兰《黄花岗外》
(5) 陈锡其《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
写于2011年5月18-26日，修改于2011年7月18日，香港
杨天石说，辛亥革命何以「胜利迅速、代价很小」？一方面是满清政府已经腐朽不堪，人心丧尽；另一方面是革命党人深谋远虑，用「先成一圆满之段落」的指导思想和权宜之策解决了南北对峙问题。
这两个方面看似简单易明的原因背后，实则包含了学界对于辛亥革命两个久存争议的话题，即辛亥革命有无必要？辛亥革命是否为一次妥协和不彻底的「半吊子」革命？
有学者认为清末推行的新政有成效，社会也呈现出一片朝气，因此不一定要进行革命，君主立宪的道路也能走得通。杨天石 则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清末的新政确有很多积极之处，如练新军，修订法律，奖励投资，废科举办学堂等，但是清政府坚决维护君主专制制度， 拒绝对其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这样，革命就十分必要了。
杨天石说，武昌起义爆发，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还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仍不忘要保证江山永远属于爱新觉罗家族。杨天石说，1911年12月，孙中山到香港，胡汉民劝他留在广州，练兵北伐，但被孙拒绝。孙中山清楚「打到北京才能建立共和的坚实基础」，但现实状况是缺乏必 要的经费。不少人以孙中山让位袁世凯，袁氏迅速复辟帝制责难辛亥革命，但杨天石认为，利用已经掌握军政大权的袁世凯逼迫清朝皇帝退位恰恰是孙的策略。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革命党人对皇室采取「优待政策」，继续让「末代皇帝」等人居住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杨天石认为，这些无伤大局、看似妥协的做法，目的恰在于减少革命的阻力和付出的代价，减小对社会的大破坏。辛亥革命没有经过全国大规模战争，便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确立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制度。杨天石认为，从这个意义上，孙中山是大智者，是最终的胜利者。」笔者认为这才是今天海内外华人对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共识。著名学者刘再复说：「我也支持“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思路，但我对孙中山总是充满特殊的敬意，这也许更多的是道德感情，而不是历史分析。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政治强人，就缺乏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李泽厚说：「孙中山永远值得人们敬仰，恐怕还不在于他的革命行为本身，而在于他的革命人格。在20世纪，恐怕很少革命家特别是那些享受“成功”果实的革命家可以和他相比。他从事革命自始至终很少想到个人的利益，一辈子也只当了临时大总统、军政府的“大元帅”，多少钱财（华侨捐款）经由他手，到头来，他还是两袖清风，什么也不给自己或亲人留下。」
蒋志如《随想二十世纪上半叶之中国政治领导人》比较了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四个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有深刻影响的人，认为四人中只有孙中山一人接受过正规的系统的西方教育，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宪政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日本尚未现代化、更未民主化) ，但是却恰恰唯独孙中山未能成为「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反而是几个土产领袖登了顶。蒋文说：「对于这种壮志未酬的结局，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孙中山对西方理解过于深刻，对于中国的把握却有充满“浪漫主义”。」 看来在存在数千年深厚封建传统的古老中国大地，在西方现代文明尚未真正传入中国社会的上世纪初，即使孙中山先生革命理想再伟大崇高、西方文明再好，也难以在中国立足生根；反而是深瘖帝王之术的袁蒋毛三人能「得天下」，之不过到了「坐天下」之时，这种个人素质的差异就不可避免地显露无遗了，其中以学识教养最差，对西方文明最抗拒的土包子毛泽东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和灾难最深重。
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己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多数国家民族己走上了民主宪政的道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纲无远弗届，中国人普遍对民主宪政有了认识，进而产生了强烈的追求，在中共的高压下，提出了要「政治改革」、要「民主」、要「普选」、甚至公诉毛泽东的诉求，人们已不再轻易相信毛泽东这类对现代文明和民主宪政毫无认识，只会玩弄权术的土包子了，而盼望像百年前孙中山先生一样对现代文明和民主宪政有深刻体认的人带领国家民族真正走上现代化民主化的坦途，融入世界的民主潮流。笔者相信实现全民族百年梦想之日己经为期不远了。
最后，因与之有相同的看法，请允许笔者引用陈劲松先生《晚清与后共……》的一段话结束本文：「眼下，在中国御用知识界，流行一种说法：如果不是孙中山闹革命，满清通过“洋务运动”，将缓慢走向“君主立宪”，进而实现中国不流血的变革，早已迎来共和与民主。此论意在责备孙中山等人及其革命，“搞乱了中国”。同时暗示，任由共产党统治下去，只要经济发达了，民主自然而来。此论不管是出于理想主义还是一厢情愿，也算是“一家之言”吧！然而，革命之产生，每每源于旧势力的顽固。当权者如果不主动加快变革步伐，革命必然重演，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旧势力的覆亡，也将是整个社会裂变动荡的成本。」
注：
(1) 焦国标《黑五类忆旧》节第8期「高考歧视」
(2) 叶彦帮「孙逸仙博士一词引发的联想」2005-11-25
(3) 辛灏年《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
(4) 廖书兰《黄花岗外》
(5) 陈锡其《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
写于2011年5月18-26日，修改于2011年7月18日，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