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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关于王佩英的纪录片和书籍）
昭雪，以终审判决的方式
从当初写关于王佩英的第一篇文章《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到创作关于王佩英的摇滚乐《王佩英》、《为信念而死》，一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若非2011年7月下旬在香港与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谈起王佩英，我竟不知就义41年后的王佩英已于6月9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彻底昭雪，撤消了1970年、1980年的判决书，被终审判决无罪。回大陆后查阅消息发现，在6月22日的《中华工商时报》第五版，记者李锡铭发出了《张大中母亲四十年冤案终昭雪》的消息，并透露北京高院院长在院长办公室亲自把终审判决书交给王佩英之子张大中，且亲自致歉。随后，在2011年7月号的《炎黄春秋》杂志最后一页，判决书被公开发表出来。紧接着，就是傅国涌、贾康等人，如我一样激动地在网上将此消息转告公众。
王佩英与遇罗克等人，都是在1970年1月27日被一起杀害于北京的。这个活了55岁的母亲，最早被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王友琴深入研究，并于两年前公开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文章题目是《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大陆这边在2010年有了真正的“动作”，曾经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的独立制片人胡杰做摄影，《南风窗》杂志主笔郭宇宽做采访，而后王佩英的儿子张大中在2010年3月27日邀请了500余人在北京公开纪念其母，刻录DVD光碟，自印书籍，广赠社会。《炎黄春秋》2010年5月号杂志刊载郭宇宽长文《寻找王佩英》，随后《纽约时报》、《凤凰周刊》、《中国经济周刊》、《中国青年》、《往事微痕》等媒体，持续介绍王佩英。互联网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各人纷纷评论、转载，博客、微博、网刊、论坛等，皆对王佩英持续关注。2010年12月，张大中更因反思文革、继承直言精神、推动民间慈善，被《看历史》杂志等媒体推举为“国家记忆”2010年度历史行动者候选人，最终得票数仅次于建造文革博物馆的樊建川。
从2010年3月至2011年6月，15个月一晃，彻底昭雪王佩英之事进展得如此顺利，公道讨得如此有品格、有影响，确实令人振奋。中国冤假错案当然非仅此一例，由于个人境况不同，努力程度与运用方式不同，太多案件也就随风而去，直到被人们彻底遗忘，就像从未发生过一般。但像张大中这样，一方面做着企业（甚至还成为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另一方面又为其母的历史冤案不计代价地奋斗到底，着实少见。我注意到《第一财经日报》首席记者陆媛今年3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国美涅槃》一书，写的虽多是各厉害人物的商界恩怨，但涉及到张大中时，则将“张大中寻根王佩英精神”列为单独的一章，且是最后的压轴之章。张大中为母亲讨公道，已不再仅仅是以家庭本位来考虑，而是将其作为一股民族精神，传之四海，甚至成立“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又向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建川博物馆”捐资百万，就是要以其母为线索，指向文革大潮之本质，激励国人痛作反思，让那个黑暗时代不再卷土重来。
纠正过去，启示当下
将终审判决书交到张大中手中的人，是北京高级法院院长池强。我看过他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他说：“任何案件出来，如果司法不公，审判人员枉法裁判，谁都有权力去监督。我们要重视人的尊严问题，要重视公平正义的问题，要让案件审理来得明白、快捷，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原事实真相，打公正的官司，打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官司。我们要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社会要发展，就要有规矩，司法公正就是社会秩序的指向。”且不论别的案件在他管辖之下做得如何，单说王佩英这个离世41年的文革冤案，他能有这么诚恳的表态和行动，确实值得一赞。但凡在位者做得不错的，我都勇于承认。本来我对中国的司法环境很没信心，尤其是司法不独立却要做到司法公正，靠的已不是制度力量，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突破。我欣赏池强在处理王佩英一案上的表现，确有道德光芒。
当然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有网友在转载王佩英被彻底终审昭雪的新闻时，直接把这说成是“母凭子贵”，张大中有钱嘛，又是北京市人大常委，又是全国工商联执委，还有什么事情办不了的呢？云云。我不特别反对这种说法，并且承认在中国要夺回尊严与自由，实力确实很关键，强大的公民个体是干成大事的基础。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事情本质，只看表象去了。须知，王佩英一案，是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一个普通女子，基于国家灾难而向最高独裁者吼出下台的喊声，而后遭受种种令人发指的折磨、迫害，直到这个人被杀掉，留下七个子女无人看护。此案不但是冤案，而且是正义被邪恶扼杀、光明被黑暗吞噬的有挑战极权意味的案件，王佩英乃是那个时代最有种、最决绝的英雄。
王佩英一案非常极端，她不像张志新那样到死还认为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在那个年代，她甚至以宣告退出中共来表达绝望，还在广场、街道等处张贴大量传单，当众高喊“打倒毛泽东”、“刘少奇万岁”。别人被公审者称为“气焰嚣张”，她被称为“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即使放在当今这个时代，你说你看到中国有那么多的灾难，你认为这是统治者失职，搞独裁，欺骗人民，然后你要求退党，你去广场、街道发传单，支持党内改革派，要专制者下台，还高喊要打倒他，你很可能就被“颠覆罪”给拿下了。这样一个如此特殊的王佩英，在就义41年之后被终审无罪，不但是对那个时代的纠正，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真正的爱国者，宁可遭受磨难和刑罚，也要讲真话，让统治者不再高高在上地沉迷于自欺欺人，而要迫使他们正视人民疾苦，痛作改革，这样灾难才会降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大中、池强在今天能把如此敏感的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已是奇迹。
还我真相，还我公道
我听过最毒的话是，有人把王佩英当成“疯子”，说她像泼妇骂街那样疯狂攻击伟大领袖，竟然还有人说她是“圣女”，简直想吐。说这话的人，没看过《我的母亲王佩英》这部纪录片，没读过《王佩英评传》这本书。在我看来，王佩英是铁了心要殉道的，不是出风头、发神经。她受过天主教熏陶，也曾为中共地下党付出一切，中共建政后她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放弃一切来当个普通人，在幼儿园带孩子，而后当清洁工。如果不是因为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因为看到当时的政府一直在拼命掩盖自己，并且内讧连连，从高层权力斗争，一直发展到全社会疯狂的阶级斗争，她就不会那么凛然地站出来。王佩英说过的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话就是：“河南是饿死了人的。”她甚至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做到了“抛家”的地步。如果她想活命，只要低一下头，兴许就能躲过一劫。但她扛住了，心一横，宁死不屈，结果就成了以死殉道的英雄人物。
转过头来说张大中。他当年拿着母亲的1000元抚恤金，辛苦创业，越做越大，是邓小平经济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先富起来了，甚至还奋斗到有了政治头衔，确有几分体制内人士的色彩。但是，又有几个人在财富上做到他这个程度的时候，还愿意去冒政治风险，一定要重新触碰敏感的文革问题？多少人富裕起来以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更别提父辈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了。又有多少人为了在人生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进而扭曲、遮掩、逃避旧事，巴不得离那些N年前的事越远越好，以求“政治正确”。但张大中不这样选择，他选择还我真相，还我公道。他为母亲平反而奔忙，绝不是从去年才开始的，换句话说，不是从他成为亿万富豪那一天开始的，而是从1970年他母亲被杀以后，他就没忘记为母亲平反而到处找这个人、找那个人。终于，1980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王佩英平反了，这就是《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
然而，那一年的平反是不彻底的，是打圆场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他要的是彻底昭雪。多少年来，他不但在奔忙着，也同时在做文革研究，据我所知，阅览无数的张大中的水平，至少称得上是研究文革的“准学者”。在当今传播手段和大众接受途径多式多样以后，来自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王佩英这个具体的人，重新走进一般民众的心里，让人们在心灵深处去同情、理解、赞赏这个人，吸收其勇气精华，反思罪恶时代的种种成因，挽救社会矛盾激化背后的汹涌危机，这何尝不是“救心”之举？一张白纸，再盖个红章，是今天之于昨天的胜利，是民族精神没被埋没和压垮的胜利，这才是1968年林昭血写遗书所说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证明中国人的脊梁纵然会在某一黑暗时刻被压断，但终有一天还是会硬朗地挺直起来，表明这个民族并非全是懦夫和奴性，更有勇士和公道。
警示今后，勿蹈覆辙
历史总在循环着相似的苦难，多少人为了美好未来而发出震撼先声，因其受罪，却也无怨无悔，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未来也许还会如此。人类历史和国家历程，一直都是这样循环着，但有这一个个英雄的参照，就会警示今人与后人，防止再蹈历史覆辙。王佩英一案的胜利，不仅在教育着当政者、抚慰家属，也同样在教育着民众、激励冤民，而且是以最具说服力的法律诉讼方式，这是让人最服气的有效手段。由于人人立场不一，现在和以后也同样会有骂王佩英的人，王佩英不会因为在死后41年被法院终审判决无罪而停止备受攻击。我认为这很正常，就像有人看到美女不敢去承认，说这是跎屎，被玷污的其实不是美女本身，而是说这话的人，因为只有当他自己仅仅是这个认知水准并心有所想的时候，才会有如此肮脏的言辞。民众自己如何反思，是个人头脑里的活动，无论如何，都是靠自己来觉悟的，谁也强迫不了。
中国需要平反的事情实在太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香港我就见到一批五七学社的老右派，他们至今还在为1957年的事情愤愤不平，反毛者甚众，出版、演讲，盼望得到社会认同和公正评价。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尚且如此之多，至于当今民众为生存而维权受压，如圈地、拆迁等平常事，就更是多如牛毛了。如此看来，有魄力解决王佩英一案的池强等辈，任重道远，未来的法治之路更需要无数为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有志青年。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都在重复着打倒又建设、建设又打倒的历史，如此周而复始，有时甚至还呈现历史倒退的局面。就像韩寒所言，拿90年前的中国言论开放程度，来衡量今天的言论钳制状况，许多人是要被笑死的。就像王佩英一案，别看终审判决无罪，可“百度百科”已删去“王佩英”词条，《王佩英网站》被封，许多关于王佩英的文章或新闻被不断删掉，我曾上传一些《我的母亲王佩英》的图片和歌，也被一一和谐……
连法院都终审判决无罪的人，在网络世界却被一一抹去痕迹，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究其缘故，恐怕还是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有的是自我阉割，有的是被迫整容。好在经过一阵阵砍杀之后，网络尚留片甲，只要人们愿意去了解，同样能够将王佩英的形象与精神刻进他们的内心。遮，是绝对遮不住的，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任何事情都可能无远弗届的时代。
昭雪，以终审判决的方式
从当初写关于王佩英的第一篇文章《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到创作关于王佩英的摇滚乐《王佩英》、《为信念而死》，一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若非2011年7月下旬在香港与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谈起王佩英，我竟不知就义41年后的王佩英已于6月9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彻底昭雪，撤消了1970年、1980年的判决书，被终审判决无罪。回大陆后查阅消息发现，在6月22日的《中华工商时报》第五版，记者李锡铭发出了《张大中母亲四十年冤案终昭雪》的消息，并透露北京高院院长在院长办公室亲自把终审判决书交给王佩英之子张大中，且亲自致歉。随后，在2011年7月号的《炎黄春秋》杂志最后一页，判决书被公开发表出来。紧接着，就是傅国涌、贾康等人，如我一样激动地在网上将此消息转告公众。
王佩英与遇罗克等人，都是在1970年1月27日被一起杀害于北京的。这个活了55岁的母亲，最早被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王友琴深入研究，并于两年前公开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文章题目是《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大陆这边在2010年有了真正的“动作”，曾经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的独立制片人胡杰做摄影，《南风窗》杂志主笔郭宇宽做采访，而后王佩英的儿子张大中在2010年3月27日邀请了500余人在北京公开纪念其母，刻录DVD光碟，自印书籍，广赠社会。《炎黄春秋》2010年5月号杂志刊载郭宇宽长文《寻找王佩英》，随后《纽约时报》、《凤凰周刊》、《中国经济周刊》、《中国青年》、《往事微痕》等媒体，持续介绍王佩英。互联网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各人纷纷评论、转载，博客、微博、网刊、论坛等，皆对王佩英持续关注。2010年12月，张大中更因反思文革、继承直言精神、推动民间慈善，被《看历史》杂志等媒体推举为“国家记忆”2010年度历史行动者候选人，最终得票数仅次于建造文革博物馆的樊建川。
从2010年3月至2011年6月，15个月一晃，彻底昭雪王佩英之事进展得如此顺利，公道讨得如此有品格、有影响，确实令人振奋。中国冤假错案当然非仅此一例，由于个人境况不同，努力程度与运用方式不同，太多案件也就随风而去，直到被人们彻底遗忘，就像从未发生过一般。但像张大中这样，一方面做着企业（甚至还成为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另一方面又为其母的历史冤案不计代价地奋斗到底，着实少见。我注意到《第一财经日报》首席记者陆媛今年3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国美涅槃》一书，写的虽多是各厉害人物的商界恩怨，但涉及到张大中时，则将“张大中寻根王佩英精神”列为单独的一章，且是最后的压轴之章。张大中为母亲讨公道，已不再仅仅是以家庭本位来考虑，而是将其作为一股民族精神，传之四海，甚至成立“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又向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建川博物馆”捐资百万，就是要以其母为线索，指向文革大潮之本质，激励国人痛作反思，让那个黑暗时代不再卷土重来。
纠正过去，启示当下
将终审判决书交到张大中手中的人，是北京高级法院院长池强。我看过他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他说：“任何案件出来，如果司法不公，审判人员枉法裁判，谁都有权力去监督。我们要重视人的尊严问题，要重视公平正义的问题，要让案件审理来得明白、快捷，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原事实真相，打公正的官司，打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官司。我们要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社会要发展，就要有规矩，司法公正就是社会秩序的指向。”且不论别的案件在他管辖之下做得如何，单说王佩英这个离世41年的文革冤案，他能有这么诚恳的表态和行动，确实值得一赞。但凡在位者做得不错的，我都勇于承认。本来我对中国的司法环境很没信心，尤其是司法不独立却要做到司法公正，靠的已不是制度力量，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突破。我欣赏池强在处理王佩英一案上的表现，确有道德光芒。
当然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有网友在转载王佩英被彻底终审昭雪的新闻时，直接把这说成是“母凭子贵”，张大中有钱嘛，又是北京市人大常委，又是全国工商联执委，还有什么事情办不了的呢？云云。我不特别反对这种说法，并且承认在中国要夺回尊严与自由，实力确实很关键，强大的公民个体是干成大事的基础。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事情本质，只看表象去了。须知，王佩英一案，是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一个普通女子，基于国家灾难而向最高独裁者吼出下台的喊声，而后遭受种种令人发指的折磨、迫害，直到这个人被杀掉，留下七个子女无人看护。此案不但是冤案，而且是正义被邪恶扼杀、光明被黑暗吞噬的有挑战极权意味的案件，王佩英乃是那个时代最有种、最决绝的英雄。
王佩英一案非常极端，她不像张志新那样到死还认为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在那个年代，她甚至以宣告退出中共来表达绝望，还在广场、街道等处张贴大量传单，当众高喊“打倒毛泽东”、“刘少奇万岁”。别人被公审者称为“气焰嚣张”，她被称为“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即使放在当今这个时代，你说你看到中国有那么多的灾难，你认为这是统治者失职，搞独裁，欺骗人民，然后你要求退党，你去广场、街道发传单，支持党内改革派，要专制者下台，还高喊要打倒他，你很可能就被“颠覆罪”给拿下了。这样一个如此特殊的王佩英，在就义41年之后被终审无罪，不但是对那个时代的纠正，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真正的爱国者，宁可遭受磨难和刑罚，也要讲真话，让统治者不再高高在上地沉迷于自欺欺人，而要迫使他们正视人民疾苦，痛作改革，这样灾难才会降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大中、池强在今天能把如此敏感的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已是奇迹。
还我真相，还我公道
我听过最毒的话是，有人把王佩英当成“疯子”，说她像泼妇骂街那样疯狂攻击伟大领袖，竟然还有人说她是“圣女”，简直想吐。说这话的人，没看过《我的母亲王佩英》这部纪录片，没读过《王佩英评传》这本书。在我看来，王佩英是铁了心要殉道的，不是出风头、发神经。她受过天主教熏陶，也曾为中共地下党付出一切，中共建政后她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放弃一切来当个普通人，在幼儿园带孩子，而后当清洁工。如果不是因为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因为看到当时的政府一直在拼命掩盖自己，并且内讧连连，从高层权力斗争，一直发展到全社会疯狂的阶级斗争，她就不会那么凛然地站出来。王佩英说过的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话就是：“河南是饿死了人的。”她甚至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做到了“抛家”的地步。如果她想活命，只要低一下头，兴许就能躲过一劫。但她扛住了，心一横，宁死不屈，结果就成了以死殉道的英雄人物。
转过头来说张大中。他当年拿着母亲的1000元抚恤金，辛苦创业，越做越大，是邓小平经济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先富起来了，甚至还奋斗到有了政治头衔，确有几分体制内人士的色彩。但是，又有几个人在财富上做到他这个程度的时候，还愿意去冒政治风险，一定要重新触碰敏感的文革问题？多少人富裕起来以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更别提父辈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了。又有多少人为了在人生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进而扭曲、遮掩、逃避旧事，巴不得离那些N年前的事越远越好，以求“政治正确”。但张大中不这样选择，他选择还我真相，还我公道。他为母亲平反而奔忙，绝不是从去年才开始的，换句话说，不是从他成为亿万富豪那一天开始的，而是从1970年他母亲被杀以后，他就没忘记为母亲平反而到处找这个人、找那个人。终于，1980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王佩英平反了，这就是《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
然而，那一年的平反是不彻底的，是打圆场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他要的是彻底昭雪。多少年来，他不但在奔忙着，也同时在做文革研究，据我所知，阅览无数的张大中的水平，至少称得上是研究文革的“准学者”。在当今传播手段和大众接受途径多式多样以后，来自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王佩英这个具体的人，重新走进一般民众的心里，让人们在心灵深处去同情、理解、赞赏这个人，吸收其勇气精华，反思罪恶时代的种种成因，挽救社会矛盾激化背后的汹涌危机，这何尝不是“救心”之举？一张白纸，再盖个红章，是今天之于昨天的胜利，是民族精神没被埋没和压垮的胜利，这才是1968年林昭血写遗书所说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证明中国人的脊梁纵然会在某一黑暗时刻被压断，但终有一天还是会硬朗地挺直起来，表明这个民族并非全是懦夫和奴性，更有勇士和公道。
警示今后，勿蹈覆辙
历史总在循环着相似的苦难，多少人为了美好未来而发出震撼先声，因其受罪，却也无怨无悔，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未来也许还会如此。人类历史和国家历程，一直都是这样循环着，但有这一个个英雄的参照，就会警示今人与后人，防止再蹈历史覆辙。王佩英一案的胜利，不仅在教育着当政者、抚慰家属，也同样在教育着民众、激励冤民，而且是以最具说服力的法律诉讼方式，这是让人最服气的有效手段。由于人人立场不一，现在和以后也同样会有骂王佩英的人，王佩英不会因为在死后41年被法院终审判决无罪而停止备受攻击。我认为这很正常，就像有人看到美女不敢去承认，说这是跎屎，被玷污的其实不是美女本身，而是说这话的人，因为只有当他自己仅仅是这个认知水准并心有所想的时候，才会有如此肮脏的言辞。民众自己如何反思，是个人头脑里的活动，无论如何，都是靠自己来觉悟的，谁也强迫不了。
中国需要平反的事情实在太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香港我就见到一批五七学社的老右派，他们至今还在为1957年的事情愤愤不平，反毛者甚众，出版、演讲，盼望得到社会认同和公正评价。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尚且如此之多，至于当今民众为生存而维权受压，如圈地、拆迁等平常事，就更是多如牛毛了。如此看来，有魄力解决王佩英一案的池强等辈，任重道远，未来的法治之路更需要无数为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有志青年。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都在重复着打倒又建设、建设又打倒的历史，如此周而复始，有时甚至还呈现历史倒退的局面。就像韩寒所言，拿90年前的中国言论开放程度，来衡量今天的言论钳制状况，许多人是要被笑死的。就像王佩英一案，别看终审判决无罪，可“百度百科”已删去“王佩英”词条，《王佩英网站》被封，许多关于王佩英的文章或新闻被不断删掉，我曾上传一些《我的母亲王佩英》的图片和歌，也被一一和谐……
连法院都终审判决无罪的人，在网络世界却被一一抹去痕迹，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究其缘故，恐怕还是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有的是自我阉割，有的是被迫整容。好在经过一阵阵砍杀之后，网络尚留片甲，只要人们愿意去了解，同样能够将王佩英的形象与精神刻进他们的内心。遮，是绝对遮不住的，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任何事情都可能无远弗届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