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立工会的万里长征

文章从20年前到南方城市深圳打工的一群山东莱阳工人说起。当年，这群山东农民工与许许多多来自中国各地的工人一道，到深圳参加建设，用镐头缔造了这座新的经济都市。他们当中一个名叫徐志辉的采石工人回忆说：“工资不算差，我们整天在通风很差的井道里作业，头上戴的安全帽只有碎了才能换新的。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吸入肺部的尘埃是有毒的。”

这些农民工后来都回到了莱阳老家。20年后，徐志辉和工友们才意识到，常年的井下作业已经摧毁他们的身体。在莱阳市四周的郊区农村，这些从深圳回来的工人正在一个个死去；当地人以为他们得了什么怪病，后来才知道他们得的是尘肺病。据徐志辉说，过去跟他一起去深圳打工的老乡中，有15人已经死了；现在轮到他也开始咳嗽，动不动就发烧、气喘，体质越来越虚弱。

2009年5月，徐志辉靠他病残的身体还剩下的一点力气，与180名昔日的工友乘车回到深圳，要求医疗和赔偿。尽管他们因职业罹病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为争取医疗和索赔的抗争却困难重重。首先，深圳地方政府说他们没有任何招工合同文书证明他们曾在深圳打工，也没有一家医院愿意替他们检查身体。直到“莱阳180好汉”在深圳市政府门前举行绝食抗议，才争得到医院做透视检查的权利。检查结果毫无疑问：他们的肺早已变成了可怕的矽肺。但因为他们过去没有签工作合同，于是雇主“合法地”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原雇主不管，深圳市政府也不想过问，期待官方工会伸出援手更是不可能，这些受害的莱阳工人怎么办呢？

文章指出，中国老百姓人人都知道，中国的官方工会是党的机器，它只维护党的利益，站在那些被认为成功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厂主和新资本家的一边，怎么可能替工人伸张正义！深圳市出于担心一群农民工“闹事”给深圳形象带来影响，想以每人发给3万元补助了事，把他们打发回家。这么一点可怜的补助金，还不够工人借钱治病欠下的债款，怎么能够解决他们的困境？

文章回顾说，徐志辉和工友们陷入了绝望与愤怒，他们没有办法，为了维护劳工的社会权益，他们最后决定与中国独立工人运动领袖韩东方联系，向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求助。

文章指出，韩东方几乎可以说是一位“没有工会的工人运动家”。但这位曾经参加“六四”天安门运动、被中国当局禁止入境的中国工运人士经过努力，成功地捍卫过许多受害工人的利益。他在“自由亚洲电台”主持的工人维权节目很有影响力，透过电台每周三次与中国维权人士及见证人对话，在中国内地也有很多听众。韩东方听了工人们的遭遇后，根据中国现存法律分析他们的处境，告诉他们应该透过什么样的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还亲自替工人找律师和出钱打官司。在2007年和2008年得到韩东方和“中国劳工通讯”支持的600例官司中，95%都胜诉了。

徐志辉和莱阳的工友们与韩东方取得联系后，韩东方建议他们改变策略，与其无望地同建筑公司纠缠，不如直接状告深圳市劳动局，正是这些地方官员听任企业老板肆无忌惮地违反劳工法。于是，在韩东方的帮助下，莱阳的工人们开始与深圳官员交涉。工人们对这些官员说：“给我们解决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就控告你们。”据“中国劳工通讯”国际总监罗斌（Robin Munro）描述，莱阳工人的“案子就像一枚炸弹，市府官员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找出工人们所缺的就业证据，并且主动提议向工人们提供赔偿。

《新观察家》杂志文章评论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独立工会的国家，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实在是不容易。自从2009年“莱阳180好汉”打赢维权战之后，中国工人维权走“集体谈判”道路几乎成了必经之途，而官方似乎也无法阻挠。后来，2010年广东本田工厂工人罢工，更显示了团结起来的年轻一代工人与厂方及当局抗争已经不害怕了。韩东方甚至认为，中国工人“开始谱写新的历史篇章了”。

尽管如此，目前中国工人的处境还是令人担忧，工作安全条件差、老板雇人不出工作合同、工人享受不到医保社保，这些情况依然存在。这也说明，为何近年中国工人维权案件增多；仅2009年，深圳市的工人维权案就增加了一倍。

不过文章指出，正因为工人维权意识提高，中国已经进入了劳工谈判的时代。就连形同虚设的官方工会也开始意识到，它也有必要关心社会“底层”了。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尤其韩东方领导的“中国劳工通讯”，为中国内地工人运动提供了榜样和动力。一名在中国的欧洲外交官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独立工会成了中国民主的大课堂。”这个现象显然令中国政府很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在欧洲的波兰，在亚洲的韩国，以及最近在阿拉伯国家，独立工会都扮演了推动国家民主化的重要角色。

中国的工人运动将会怎么样呢？会有独立的工会吗？韩东方似乎有新的看法。他说：“我们全力推动体制更加法制化。我们尽最大力量支持被关押和囚禁的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但我们选择在体制内运作，而不是对抗体制。这是现阶段唯一能为工人利益争取到突破的办法。” 他的同事、“中国劳工通讯”国际总监罗斌甚至乐观地认为，中国政府也许会对独立工会有新的想法，只要独立工会不同政权对抗。

《新观察家》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体制腐败和官员渎职，所引起的大量社会问题势必官逼民反，从而呼唤能推动体制改革的真正的独立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从事非政治化的工人运动能不能行得通，如果行得通，又能走多远，能坚持多久？